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第一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第二篇：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联系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作品会发现其进行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本文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沈从文的一些偶然经历对其创作小说的必然影响。研究其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不仅可以了解其步入文坛的复杂心路历程，还可以把握其创作小说的独特性。

关键词：沈从文 小说创作 偶然 必然

沈从文在《水云》一文中这样说道：“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95笔者从此看出其进行小说创作的初衷有偶然性因素，进而研究其小说创作，发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却对其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本文将从“个人经历”和“他人影响”两个大的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一、个人经历（1）幼年时期

沈从文在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私塾，但他的作品却不是正统的模样。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接受私塾的正统教育，从小就讨厌读书，经常逃学。他“常常把书篮寄放到一个土地堂的土地菩萨身后，托她保管，却洒脚洒手跑到十里八里远的乡场上去看牛马牲口交易，看摆渡和打铁，看打鱼榨油和其他种种玩意儿”[1]404。他因为逃学被迫换了四个私塾，但是即使老师用鞭子打得再重，他还是会找机会逃学。他觉得私塾里的书本太过于陈旧，外面广阔而新鲜的世界才是他所喜爱的。他认为“从生活中学到的永远比从旧书本子学的，既有趣味又切实有用得多。” [1]404

幼年时候不懂事的逃学顽童生活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事，只是沈从文身上的一个偶然事件，但他逃学期间见识到的生活这本“大书”却对他的小说创作造成了必然性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的逃学，从另一角度看，可说是他“正想尽办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2]388这种自我教育的方式不仅让他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的知识；还鼓舞了他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去北京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这些幼年时期的偶然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为了他后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偶然性的经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历必然影响了沈从文在那个时期显得十分独特的小说创作。

沈从文幼时逃课也不全是关注市井生活，他也有小孩子玩儿的天性。他会和同街比邻的坏小子一起，脱光身子从悬崖高出向河水中跃去，在河水中泡上一下午，有时候会碰上六月例行的行雨。在这个时候，他“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3]184

沈从文一面看雨一面温习过去的经验只是他的习惯，是一种偶然，但在他十五岁以后，他的生活同一条辰河产生了联系，他在那条河流边住了约五年的日子。从汤汤流水上，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 [3]185沈从文在这条河边扩大了想象力，思考了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很多事。没想到这种偶然的思考习惯却对他后来的创作造成了深刻而必然的影响。他后来虽然是离开那条河了，但是他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他最满意的文章也常是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甚至在他所写的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也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这样写道：“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3]183

（2）少年时期

少年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一段近乎流浪的岁月，15岁高小毕业后辍学当兵，剿过匪，扎过营，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甚至滥杀无辜的场景。但这些生命中的偶然性事件，却深深地体现在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这样写道：”对于农民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不隐讳这点感情。” [4]后来部队被神兵突袭全军覆没，他被遣散回家，做了统领官陈渠珍的书记。这段时间的创作沈从文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5]

沈从文虽说自己的这些经历写进小说只是一种偶然，一种消遣，实则不然。这些流浪的岁月中的经历都是他后来“文学创作的根基”。“他的家乡是湖南，好奇进取，遇见转机就转，是有地方的特性。任清而善适应环境，所以不悲观，多感而不钟情，所以不颓废，行己而‘不耻’，不学而有术，这都是个性的特异，硬练就一副结实的人格。”[6]205毕树棠对沈从文的评价正可以看出其小说创作的成功不是偶然，不是一蹴而至，而是“作者久写小说，文笔独特，习惯成自然，有simplicity之美，非偶然所能至者。”[6]207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沈从文的这段岁月：“这一段流浪的岁月，对沈从文后来的写作生活，非常重要，不但因为他可以从此获得不少见识和刺激性的经验，而且，最重要的是，使他增加了对历史感和事实的认识。”[7]因此，沈从文偶然的流浪生活也是影响他后来小说创作的必然性因素。

二、他人影响

沈从文的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贵人相助”，这些人，有的给他启蒙，有的让他迅速成长，有的给他精神上的支持，有的给他物质上的帮助。

因为逃课的原因，小学私塾的学习对沈从文的影响不大。但沈从文为当兵之后去芷江投亲，亲戚中娘舅和姨夫二人常在一起吟诗唱和，他代为抄写，于是学会了作旧体诗和临小楷帖。姨夫还是熊希龄的胞弟，因此他在熊府有机会读到许多林（纾）译小说，其中狄更斯的作品对他后来从事创作产生了久远影响。小说《顾问官》就是受狄更斯的影响而创作的，沈从文体会到“面前这个社会许多部分都正在发霉腐烂，许多事情都极不合理，远比狄根司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英国社会还野蛮恶劣”[1]411。当时一位胖大头军法官和一个在高级军僚中极不受尊敬，但在本地商人中称“智多星”的顾问官，是沈从文作品的忠实读者，殊不知沈从文在《顾问官》中讽刺的就是他们本身。生活中这些人陪司令老师长坐在官厅里玩牌的偶然事件和偶然读过的狄更斯的作品却影响了沈从文这个时期小说创作的内容和风格。

后来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时，替陈渠珍保管大量古书和文物，也便涉猎，获得了很多知识。在书记处的同事中，沈从文年纪特别小，但是幻想却特别多。《聊斋志异》、《镜花缘》、《奇门遁甲》等书都扩大了他幻想的范围。沈从文在《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这样说道：“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外国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2]374在他进行创作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者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1]419到自己能独立动手写短篇时，最大的注意力，就是“求明白作品给读者的综合效果，文字风格、作品组织结构，和思想表现三者综合形成的效果。”[1]420

受“五四”余波的影响，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去往了北京。刚到北京的时候身上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什么也没有，想要投靠的亲戚又不接纳他，他穷极无路就给素不相识的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因此还专门跑到他住的简陋地下室去看他，事后还写了一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鼓励他。初到北京时，沈从文的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他“并不迷信宗教，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的篇章”[2]372。从偶然获得的这两本书的反复阅读中，他学到了写小说的要诀：《圣经》教会了他如何抒情，《史记》教会了他如何叙事。这些方法对其后来的小说创作有着必然的影响。沈从文后来在《习作选集代序》中公开感谢郁达夫，徐志摩，胡适之等人，并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种种帮助和鼓励，这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8]

这些看似平常的偶然事件和不经意出现的人物及其作品，实际上都一步一步在将沈从文引向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在不同的层面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目的，创作的内容，以及创作的手法都有必然的影响。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偶然经历却能在冥冥之中造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并且成为其小说创作的必然因素。在沈从文去往北京这个转变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但在转变之后，他“仿佛一条猛兽穿林越谷，登上一座山峰，回头一望，好一片世界也！”[6]207

沈从文人生经历的复杂性导致其身边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增加，而这些偶然性事件冥冥之中将其引向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影响了其小说创作的独创性。研究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偶然和必然，不仅可以了解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背景，还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创作或者分析他人创作时思维的发散和创新。但是沈从文又是一个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接受的文学创作方面的方法技巧还很少，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进行创作，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者方法套路，仅仅是用他的笔写他想写的故事，其创作的偶然性在这个时期很突出。慢慢走上文学的道路之后，他也开始渐渐掌握文学创作的脉络，创作成为了一种谋生的工具，或者增加了其他的功能。这个时候，创作小说的必然性因素突出，于是后期的创作没有初期那种明显的独创性，而是“进入了人民队伍里”，成为他过去深深希望的‘公民’之一员，“踏踏实实，大步向共同目标走去”。[1]423因此在其创作后期，创作小说的偶然和必然体现并不明显，这也是笔者研究该问题的一个疏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探究其后期小说为何缺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沈从文创作小说的偶然与必然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2（散文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5，404，411，419－420，423．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6（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88，374，372．

［3］沈从文．抽象的抒情［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83-185．

［4］沈从文．边城 题记［A］．学生阅读经典 凤凰于飞[M]．上海：文滙出版社，200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17(文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6］毕树棠．从文自传[A]．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5-207

［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卷9（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第三篇：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从《边城》看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内容摘要:

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的作品通过描写都市的腐化堕落腐朽的生活和乡村恬静美好的生活美好善良的人性,突出表现出沈从文对美好纯净的人性的爱与追求,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他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写作提纲：

一：沈从文简介

二：《边城》简介

三：《边城》简析

四：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1）语言特色

（2）对人性美的追求

一．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集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

二.《边城》简介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沈从文的艺术创作成就。进述的是一个哀婉而凄美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 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为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三：《边城》简析

小说《边城》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发生在湘西小村的凄美爱情故事，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宁静自如的边城生活，通过描写翠翠和爷爷相依为命，以及掌水码头团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和翠翠之间的感情纠葛，表现了边城人民心地善良，性情淳朴，执着追求的美好品质。

小说《边城》中的语言艺术成就斐然。作品以恬静平淡的风格，小品散文的笔调，描绘了一个属于作者的“湘西世界”。同时吸取了湘西地方方言，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虽然语言朴实简单，但是却富有诗意，营造出一种温馨恬淡的氛围，文中处处体现出淡淡温情。

（1）“翠翠太娇了·······我这人就是这么一个打算，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哎，这两句话恰是古人为我说的啊。”

(2)“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又教育，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从从容容地在水边玩了。”

在写爷爷的语言时，引用了具有乡土风味的俗语，运用民间语言表达思想感情，使爷爷的形象更加生动形象，贴近生活。描写翠翠的形象时，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翠翠的形象比作一只小兽物和小鹿，生动形象得勾勒出翠翠的形象，如小鹿般天真可爱率真自然,“随时准备逃入深山”。从翠翠的形象入手，自然地将我们带入具有野性的湘西乡村世界。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的是地方。”沈从文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使用十分平常朴素的语言，使文笔清新秀丽，读他的文章就会想象到清新秀丽的山水田园诗，同时笼罩着层层暖意。

小说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美的追求，在当时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沈从文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又不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同流合污的道路，执着于从文化出发，着眼于人性。从侧面表现对黑暗势力的反抗。《边城》中，作者让善良的人生活在一个美丽古朴的小村落，感受自然的熏染，展现出一种最原始古朴的人性美，接近于世外桃源的生活状态。在这里，人们是作为一个有生命有自主权利的个体而存在，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一样，自由中又充满野性。寄寓了沈从文对自由淳朴，善良美丽的人性美的追求。《边城》中的翠翠单纯善良，美丽淳朴，同时又有自己的主见，敢于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充满野性美，是作者心目中人性美的化身。

聪明而又矜持的翠翠爱上了二老傩送，于是“在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而二老傩送也爱上了翠翠，不要“碾坊”要“渡船”，翠翠与傩送的感情是真挚而没有一丝杂质的，没有经过世俗的侵染。当傩送因为大哥天保的意外死亡出走后，翠翠依然忠贞不二，痴痴的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天就回来”。《边城》这部小说充满了作者浪漫唯美的梦想世界，是一部描绘人性美的赞歌，相对于说它是一部小说，不如说这是一首描绘湘西美好风景的二十四首长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作者一味描写自己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反映了作者对于现实的回避，不愿意直视现实生活，带有一点懦弱消极的思想。

（三）沈从文小说创作特色

（1）语言特色

沈从文的小说往往以浪漫主义思想为中心，语言质朴优美，虽然没有华丽辞藻修饰，但是营造出一种清新质朴的语言风格，奠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加上多种修辞手法和环境描写的衬托，容易将人引入纯净美好的湘西生活场景，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与熟悉感，这种语言风格使沈从文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体现了他自己对于文学独特的审美观。

例如《边城》中第二段，“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复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槽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了，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文中描写自然背景的语言朴实自然，全篇只有“静静地”“清澈透明”“慢慢的”这三个形容词，但是却真切的展现了湘西的自然风情画卷。对于描绘湘西这个古朴自然没有任何污染的小村庄，简单朴实的语言再合适不过了。

（2）对人性美的追求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分为两类，一种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地本质，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丢失。通过二者的鲜明对比，突出表现了作者对纯净美好的人性美的爱与尊重。展现乡村特有的风韵和神采。他认为“美在生命”，虽然处在虚伪，自私，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和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建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揭示，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

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的小说趋于浪漫主义，他希望小说能够有诗一样的语言，短小精悍，同时将他心中所想的美好纯净的人性美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

————《边城》这部小说充分寄托了沈从文的“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远离“边城”作于“都市”的梦。

从另一方面，面对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环境，因为找不到一个理想中的生活环境，沈从文感到万分痛苦，选择在文字中建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和懦弱，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篇：沈从文小说读后感

总有那么些人感动我——《沈从文小说选》读后感

（一）过岭者

本来是本着寻找沈从文小说里的景物描写的目的去阅读《沈从文小说选》的，仔细看了看，只能说《过岭者》不是沈从文擅长景物描写的有力证明，简单的背景交代在整个文本里只占据了很少的篇幅。但是，在目的之外，我却被过岭者内敛的情感所征服。

通讯员所从事的职业类似于情报员，为了传递情报需要穿梭于各种环境里，恶劣险峻的环境使得这份各种危险重重，面对的不仅仅是敌人的搜缴打压，还有面对自然环境里的各种险象环生，然而本篇文章并没有致力于这方面的描写，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这些通讯员的心理层面，淡化了凶险的因素，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从侧面展示了这些通讯员的落寞、孤寂，暗示战争给寻常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便，正常的生活无法得到保证，疲于奔命，生活无处安放。对安宁，对安定，对情感的渴望只能厚厚地积压在内心，连说都没有人倾听，生活的全部就是遇见同是通讯员的他们，然后以男人的姿态互相取笑、彼此八卦一下，心里对温暖、对情感的需求永远打败不了高昂的头颅，我们不会坐下来温一壶酒点一盏长灯，只能在这样间断的对话之后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在可以本该与妻子儿女相谈甚欢的时候翻山越岭，翻过一座山岭，迎来又一座山岭，永远的落寞下去。

（二）贵生

如果要用一句话矫情的话概括贵生，我想，应该是：美并且悲哀，因着悲哀，更美了。一个年富力强，遇事肯动手，平时又不胡为乱来的年轻人，是杂货铺老板选女婿的最高标准了，不求荣华，不求富贵，只要善良，本分，就是可以托付女儿终生的人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因着羞涩和犹豫，错失了自己心爱的姑娘。

每次干完农活，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去桥头的杂货铺坐一坐，不管需不需要买东西，杂货铺更像是周边人聚会的场所，闲来聊聊天，寻个乐子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杂货铺有女金凤初长成，散发着少女的气息，大家总有意无意的说起金凤的婚事，猜测老板会将女儿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贵生这个近乎流浪汉的小伙子经常被不同的人使唤去帮忙，落得一点口粮而已。贵生与杂货铺的零星接触，使得老板对这个善良又厚实的小伙子十分满意。贵生与金凤的接触倒是不多，不过是几句话的交谈而已。外人都在传杂货铺老板看上了贵生，这一传言使得贵生内心暗藏的情愫扶风生长起来了，日子变得甜蜜起来。

长久的自卑心理使得贵生沉浸在这个喜悦的传言里，将这种喜悦自己品尝，犹豫着不去证实。

终于，贵生觉着自己该用行动迎接这一份喜悦了，于是，就去找一个在城里给别人帮工的亲戚，说，我要成亲了！亲戚倾其所有，给贵生买了许多结婚用的家什，喝了酒，回来的路上却意外听说金凤将要嫁给别人做小妾，而这个“别人”就是自己常年为其打工的老爷。贵生觉得没劲了。

贵生被众人吆喝着去老爷家喝酒，酒席散后，半夜里，贵生与自己的茅草屋一起被烧了个精光。莫名的大火，意料中的悲剧。

我想起了一句话，我们总是错过，错过后还是错过。

贵生与金凤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沈从文没有说明，他们之间甚至连暗送秋波的眼神交汇都还没有就已经被分开以致天人两隔。除了贵生在传言前的喜悦，我们看不见他们对彼此的心意，没有表白，没有缠绵，没有思念，连暗恋、暧昧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证据，我甚至要怀疑，他们这叫爱情吗？他们之间有感情吗？没有一字一句的解释，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错过了，错过了开始，错过了婚姻，错过了以后的一切可能，只能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阴阳相隔，各自颠沛流离。我们可以怪谁呢？怪命运？怪贵生的犹豫？怪金凤的不挣扎？还是其他？

因为他们没有开始，所以就没有结束。我们只能这样给自己个解释。

第五篇：浅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浅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摘 要：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重点介绍其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借以深入对鲁迅的认识。

关键词：鲁迅 小说 蒙昧 人道主义思想

一、人道主义先驱——鲁迅先生

人道主义是探讨和研究人的问题，也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种伦理思想。人道主义最初产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反对封建教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进步文化运动。他开始于十四世纪初的意大利，以后传播到德国、荷兰、法国、英国。人道主义者提出人的世俗权利同虚伪的宗教禁欲主义对立，提出理性认识同所谓的神学对立。他们着名的口号是：“我是人，一切属于人的东西我都能掌握。”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曾经大力提倡和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一开始，人道主义就成了一面鲜明的旗帜；跟着，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文学，“人的文学”等等主张和口号就被认真地提到议事日程上。从此，人道主义这一思想，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还是在个别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始终是一个值得加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现象或课题。鲁迅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先生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个伟大的叛逆者和启蒙主义者；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知识分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曾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不仅如此，鲁迅还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二、人道主义思想在鲁迅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1918年5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创作小说《狂人日记》，显示了其文学革命的实绩，初步奠定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基础。小说《狂人日记》以饱蘸愤怒感情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非人生活”图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吃人”现象，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他期望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吃人者”的理想社会，一个“真的人”的社会。他发出“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声，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以人道主义为本来表现这种不幸的人生社会问题。首先，对社会“吃人”的看法，基本上认为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吃人者，惟有“我”和狼子村的的“大恶人”等是被吃的。吃人者既有“赵贵翁”“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门占了妻子的”；既有“那个女人”“狼子村的佃户”又有那庸医“老头子”“大哥”以及“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个不相识的人”等，他们的“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小说的艺术描写显示出作者主要是以对“人”是行“人道”还是施“兽道”为标准，来观察、认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统治的社会是“灭人欲”“毁人性”的，不仅统治阶级成了吃人者，就是被统治阶级里的一些人也因不“人道”的礼教毒化而成了吃人者的帮手。凡是吃人者，大都是背离人道而走兽道鬼道；凡被吃者，大都深蒙“非人生活”的苦难。作者对前者一律加以痛斥，对后者统统予以关切。《狂人日记》着重以这种笼统的人道观点，描写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将“人”划为“被吃者”和“吃人者”两层。这既表现了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性，又表现出阶级关系模糊的局限性，正是人道主义固有的两面性的具体反映。其次，《狂人日记》对家庭“吃人”的看法，同样以“人道”为准绳，分为“吃人者”和“被吃者”。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大哥”是吃人者，具有民主要求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则是被吃者。家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是吃人社会的缩影。小说以家族为轴心，构成一张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欲吃狂人这类少数人的罗网。这张罗网，是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以人道主义观点洞察五四前夕中国黑暗****的封建社会所结织的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崇拜、灵学、一夫多妻等的蛮人文化的罗网。《狂人日记》所创造的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中国社会”的典型，而造成这种“吃人”的社会现实，根系在背人道而行兽道的蛮人文化。狂人针对作为家族代表、吃人礼教的维护者的“大哥”，对他吃人罪行的揭露，显示了以“人道”反“吃人之道”的巨大思想威力。狂人对大哥的假慈悲的虚伪性、何先生笑里藏刀的阴险性、“今天天气很好”者含含糊糊的卑鄙性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对罩着伪善外衣的“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也揭露得淋漓尽致，可见这种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进步性。

同样在鲁迅的其他一些小说中也体现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如在《阿Q正传》中，鲁迅正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不仅没有“人”的地位，没有“人”的尊严，甚至“生存”和“温饱”的基本****都被剥夺了，最后连生命也被剥夺了的“人物”形象，有力地抨击了那个“不把人当人”的封建社会，为被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甚至生命，还得不到丝毫同情的阿Q这样的人提出了热切的申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正是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明天》《祝福》《离婚》《伤逝》被称作是鲁迅先生描写旧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几个系列篇。在这些小说中，鲁迅先生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从不同侧面作了深刻的揭露，对被压迫、被侮辱，甚至被“吃掉的”劳动妇女寄予深切的同情。鲁迅先生坚决反对残害妇女的“贞节”、“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道德观念，并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他还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要求人类都享受正当的幸福，应该有爱情，这些论点都表明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人力车夫的伟大人格，其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当时通行的对人力车夫的痛苦生活仅仅表示一点同情的人道主义。鲁迅对那些善良正直而又命运多舛，穷困潦倒，不得不去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如吕纬甫者（《在酒楼上》），或是逆来顺受，不得不“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如魏连殳者（《孤独者》）等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给予了热切的关注。

祥林嫂悲惨地死去时，“天地圣众”在“歆享了牲醴和香烟”之后，正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我”在参加了“孤独者”魏连殳的大殓后出来时，耳朵里似乎听到了“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两种情调完全不同的描写，本质上同样是对旧社会反人道的有力控诉。在《伤逝》中，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为争取人格独立、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勇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子君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涓生个人主义的思想实质分别给予恰如其分的批判。这也表明了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

三、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鲁迅的人道主义具有时代特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因为古老的中国在长期的内忧外患侵袭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深重的苦难迫使人们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这种为变革现实的悲惨处境而斗争的愿望，自然而然反映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来。所以鲁迅对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给予了无限的同情，而且把剥削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视为不共戴天之敌。在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十九世纪古典文学中那样既憎恶上层社会的****又惋惜它的没落，既同情贫苦人民的不幸又不愿他们反抗的的矛盾情绪。他之憎恶本阶级，是“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如果我们从具体历史条件来看鲁迅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它所赋予的战斗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是，又有着他自己的特点。鲁迅的人道主义一开始就同这种抽象的“爱”、爱一切人乃至爱仇敌的思想有明显的差别。在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宣传过阶级调和论和无条件的和平。恰恰相反，他有“热烈的爱”，也有“热烈的恨”，这种正义的爱与憎在他的胸中形成嫉恶如仇的怒火。他想把旧社会一切丑恶的、有害的东西彻底烧毁，因此他对阻碍这一切行动的敌人展开了坚韧的斗争。鲁迅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他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参考文献：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编辑部编.鲁迅研究（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罗慧生.鲁迅与许寿裳[M].杭州：人民出版社，198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齐一.鲁迅思想探索[M].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李希凡.《呐喊》《彷徨》的思想艺术[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袁良骏.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M].北京出版社，1980.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郑州：汤南人民出版社，1994.（牟玉珍 贵州省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 56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