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第一篇：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的处女作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文学的发展的新时代。

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小说深刻而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的吃人历史；而“格式的特别”则是指小说形式的现代化。“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对《狂人日记》非常精准的评价。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是一篇日记体小说。这篇小说由十三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构成，按狂人的心理意识活动来组织小说，打破了以情节为主、注重故事完整性的传统小说结构方式。

与传统第三人称小说侧重叙述外在事件不同，这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即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着重表现了“狂人”的内心状态，叙述带有主人公的感情意识，读者因此更容易站在“狂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作者择取“狂人”这一陌生的视角来表达重大的思想主题，具体描写“狂人”的种种病状，他的疯言疯语、偏执、妄想等等。这就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结果造成陌生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读鲁迅的小说，你就会发现鲁迅在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方面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自觉意识。茅盾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的文学创作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诸多流派，比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首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故乡》首开“乡土小说”之风，《故事新编》则引发了“借古讽今”型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这与他在“陌生化”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应当说，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狂人日记》形式的“陌生化”程度是最高的。《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是独创吗？

《狂人日记》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于1834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狂人波普里辛，原是个专司为上司削鹅毛笔的小职员。他不仅社会地位低微，而且精神境界低下，因为单恋上司的女儿而遭到上司及同事的轻蔑。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高贵”的小姐恋爱，癞蛤蟆居然想吃天鹅肉!受到刺激的波普里辛愤而发狂，幻想自己成了将军，甚至以西班牙国王自居，结果被关进疯人院。果戈理以此对热衷于官衔、权势和金钱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迸发出不平之鸣：“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恰巧非是个九等文官不可?” 抄袭还是借鉴？

对于鲁、果二人的这两部同名小说，文学研究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抄袭，有人认为是借鉴。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两部小说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狂人日记》源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鲁迅这样评价自己的《狂人日记》，“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ag01)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自己认为这篇小说源于果戈理，但艺术成就却超越了果戈理。

所谓“抄袭”的证据

题目相同，篇名均为《狂人日记》； 题材相同，内容均为“狂人”的故事； 形式相同，都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此“狂人”非彼“狂人” 果氏笔下的“狂人”，是一个俄国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形象，是一个被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剥夺了爱情自由的人，是一个意识到个人自由权利重要性的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一个觉醒者、启蒙者和斗士的形象。他意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进而启蒙人们走出到人性被戕害的蒙昧状态。他不但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而且自觉自愿地与礼教维护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二者的精神内涵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具有本质的不同。“狂人”眼中的“吃人”现象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历史事实

鲁迅也非常重视野史和笔记之类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资料，并于其中发现了历史中被人忽略的“吃人”史实。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 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礼教吃人”的哲学文化溯源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十三节长短不一的日记，形象刻画了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形象。然而，它并不是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这部小说诞生后，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文字已经是作品本身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奇观。自此以后，“封建礼教吃人”的观念深深地铭记于中国人的心灵记忆中。

通常，人们只把“吃人”理解成对封建礼教本质的一种文学性概括，指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伤害。对于这个独特的文学意象，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哲学与文化背景。其实，“吃人”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并非始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从清代的思想界开始的。

这一文学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礼教“杀人”到“吃人”的悄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戴震、章太炎为这个文学意象的生成作出了充分的哲学文化论述，最后则由鲁迅将它铭记在国人的文学记忆中。戴震对程朱理学的反思

满清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念，并由此衍生出“治统原于道统”、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皇帝集代表治统的“君”与代表道统的“师”于一身，彻底破坏了儒学体系中道统与治统分立并抗衡的构架设计。

儒生对“作君作师”的皇帝来说，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帝王师”，而是事实上的“天子门生”。因此，这进一步强化了上对立下的绝对权威。在上者的任何意见都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上对下的任何责罚，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下对上的任何反抗，不但违法，而且违理。

面对这种局面，雍乾年间的考据学家、思想家戴震认为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杀人”的帮凶，“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在戴震看来，程颐、朱熹等道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那么，“以理杀人”中的“理”不过是个人意见，并非公理。戴震认为，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教条，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正常情感和虚无飘缈的所谓天理对立起来，否定人的欲求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因为“天理”所具有的模糊性，掌握话语权的人随时可以把个人意愿图解为所谓的“天理”，并以此来压制其他人的正当欲求。

戴震愤怒地指出“理”已经蜕变压迫弱者的借口，“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 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从表面上看，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似乎专对程朱理学而发，但更多还是针对满清的极权统治。不过，由于戴震身处极权统治最为严苛的雍正、乾隆时代，只能通过抨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来曲折地影射现实。

戴震身后，其音训考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不过由于他在《孟子字义疏正》中阐发的义理观念太过于离经叛道，因而备受攻击。一直到清末，才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三人中，尤以章太炎最为推重戴震，他对戴震的评价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

在《释戴》一文中，章太炎结合明清的政治史，对戴震批评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

“明太祖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训。盖昔韩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于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顾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言，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邀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业脞，终于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

“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已，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已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清宪帝亦利用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会遭平世，无桑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滋繁，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列之以业棘，令士民摇手触禁。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

在戴震思想的影响下，东京时期的章太炎对宋明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学“乱于魏晋，至宋明益荡”。同时，在《思乡原》中，把朱熹视为扰乱儒学原典精神的乡原。戴震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经过章太炎的再次阐释和发扬，已经转化为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事实上，东京时期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转化和利用戴震的思想。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在宣传女权主义时，便把封建传统对女子及一切弱者的迫害归结为“空理杀人”，而且沿袭了戴震的论述方式，“夫所谓是非者，强者所定之是非也，强者之对于弱者，凡权力所能制者，制以权力，权力所不能制者，制以道德。权力制人于有形，道德制人于无形。使无量之人屈服于空理之下，莫敢抗己。强者何其智，弱者何其愚，此真所谓空理杀人矣”。

当时的留日学生，之所以对封建礼教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戴震思想的阐发与宣传有很大关系。

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自然是了解的。不过，他在“文学复古”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观察和总结，又超越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所谓“以理杀人”，戴震是针对程朱理学有感而发；而章太炎将这思想用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上。

鲁迅则通过深入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述：“吃人”。统治者以“理”为借口“杀人”，其目的还在于慑服那些反抗者，只有用“刀”与“理”的双重手段，才能牢固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才能让他们伏伏帖帖地供养服侍自己。因此，“杀人”不过是手段，而“吃人”才是目的。

在统治者那里，“杀人”与“吃人”是合一的。对此，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曾加以详细论述：“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因此，“吃人”不但涵盖了“以理杀人”的所有内容，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指向。

统治者所吃的“玉食”，自然是被统治者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因此，“吃人”的第一重含义是对“被吃者”肉体的吞噬。

由于强迫统治者贡献“玉食”容易招致反抗，就要用“理”来说服、麻痹被统治者，同时以“理”为借口杀掉那些反抗者；故而，“吃人”的第二重含义是吞噬“被吃者”的灵魂。因此，“吃人”不但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描述，而且还隐含了对统治手段的指认。因此，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看，“吃人”是对“以理杀人”的超越和飞跃。

鲁迅作品退出中小学教材的理由

通过对《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一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中包涵了深刻的历史哲学内容，充盈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独特观察和心灵体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是晦涩的、艰深的。没有相当充分的哲学文化修养，自然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形象内涵。在已经相当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强烈愤怒的情感方式。

因此，鲁迅的作品并适于用作中、小学的教材。然而，不读鲁迅作品或者无法读懂鲁迅作品，的确很难称其为具有现代中国人的资格！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阅读与欣赏鲁迅作品。谁来“救救孩子”？

对真人的渴望，激发狂人在篇末发出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

不过，我们要问，谁来“救救孩子”？是“狂人”吗？可能吧？不过，“狂人”说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那么，“狂人”对自身的启蒙者资格是持怀疑态度的。往往被阅读者忽略的省略号，其实蕴含着鲁迅对自身、对新文化启蒙者深深的质疑：我们有启蒙者的资格吗？因此，鲁迅对国民性展开强烈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

“救救孩子” 既是对未来的召唤，同时也是渴望自己被拯救的吁求！被人忽略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鲁迅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几年，耳闻目睹有些革命者被说成疯子：如章太炎是章疯子，谭嗣同是疯子，孙中山是孙大炮。但疯话与真理统一。《狂人日记》是对这种现象的反驳和讽刺，“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了”。这里存在着反抗的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一样会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疯子其实是文化意识的反抗者，被不觉醒的大众视为疯。反抗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承担，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

鲁迅用文言撰写小序的目的即在于此。“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这则小序使小说的意旨更加恍惚迷离，其中也蕴含了鲁迅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怀疑：我们会不会又一次被人视为“疯人疯语”呢？目前，一些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言论与主张又一次验证了鲁迅的怀疑。推荐书目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第二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第三篇：鲁迅的立人主义和《狂人日记》的创作

鲁迅的“立人主义”和《狂人日记》的创作

【摘 要】：《狂人日记》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创作出来的，这篇小说中的狂人又是谁，他代表了什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狂人其实就是他一直倡导可以超出庸众的“超人”，是革命者和先驱者的代表，是一个敢于揭露事实的与社会抗争的战士。

【关键字】：鲁迅 “立人主义” 《狂人日记》 早起思想悖论

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深受日本当时风行的尼采的超人学说的影响，他称尼采是“个人主义的之雄桀”。在当时也有很多人去学习尼采，像郭沫若、郁达夫、矛盾等人，但是只有鲁迅从尼采的影响中走出，才有了后来的“立人”学说。而这个学说也是自始至终贯穿着鲁迅的创作历程。而《狂人日记》的创作说明了鲁迅的创作走向了成熟。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占具很重要的文学地位。

一、《狂人日记》的创作

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有这么一个人他不高大，也不甚健康，客居在北平的一个古旧的会馆里，每天过着幽隐的生活，抄抄古书，佛经，整理碑拓，似乎人间的日子已化作他冷静的喘息，墙外的枪声归于无形，有的只是一种久远的禅意。然而有一天，这个沉默已久的人突然爆发了，振臂高呼“救救孩子„„”。五四运动期间，钱玄同多次到访鲁迅先生家，希望他可以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当时一阵狂气被掀起，翻看那一时期的《新青年》无一字不狂，所以鲁迅的《狂人日记》或许并不是那么耀眼，但是这却不可说不是鲁迅的成熟之作。正所谓“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有这样的效果，在沉寂多年之后鲁迅的创作手法变得相当成熟。

在绍兴会馆中那沉默的六年其实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据李欧梵阐释，鲁迅在这段时间里并未成功地“麻醉”了自己的灵魂，他实际上是抓住了这段精神压抑的时间，从不断积累的文化资源中建立某种可资参考的框架，在其中寄托他生存的意义。他不选择儒家经典中关于一般哲学思想问题的“大学”来研究，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小学”，说明他不愿意卷入那种教诲人的哲学体系。总之，鲁迅这一时期独自进行的思索，提供了后来文学创作的温床。

所以在拥有了这么多文化储备下创作的《狂人日记》定能成为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这篇《狂人日记》在中国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在《狂人日记》的结尾的那句“救救孩子„„”这是时代的惊醒，让那些浑噩的人走出混沌。

查过历史资料的都应该知道这个“狂人”是有创作原型的，但这篇《狂人日记》绝对不是对一个疯子的描写，否则那就全无意义了，也不会有什么文学价值，经不起推敲。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狂人虽然具有迫害狂的精神特征，诸如“今天全没有月光，我知道不妙”，“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想害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等等，但作品的深层意蕴却是有意识地指向几千年的历史和当时社会上的“吃人”现象。从古代“易子而食”，到“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从“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到徐锡林（即徐锡霖）被炒食心肝。作品内容虽然带有狂人的非逻辑心理特征，但始终围绕着“吃人”，围绕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生的有史可查和无史记载的形形色色的吃人现象，其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狂人日记》在表达其主题时，也鲜明的表现出鲁迅的立人主义思想。从鲁迅之前写的文章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国民民性中的“看客”心态最为深恶痛绝，这其实也是影响鲁迅“弃医从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这种对庸众痛恨的心理，才使鲁迅感知到医好人的身体并不是主要的，要使人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才是最重要的。

二、鲁迅的立人主义

鲁迅先生的“立人主义”是什么？所谓“立人”主义，就是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明灵，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要求人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得解放。

鲁迅将“立人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这是在总结了清末中国人学西方失败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鲁迅的“立人主义思想”早在他留学日本时就可以从他写的《文化偏执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得到体现。并且随 着鲁迅社会阅历的日渐丰富，使他对这种思想有了更成熟的认识，而且他的这种思想也贯穿了他日后全部的文化活动。

1907年鲁迅曾写过一篇文章《文化偏至论》，谈到立人的话题，他明确提出了“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尊个性而张精神。”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最重要的就是立人，人是一个个体，鲁迅非常重视这个个体。只要有无数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体，那么，这个社会、这个民族、这个时代就是相当好的，就是有希望的。你可以说这就是鲁迅的政治乌托邦。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思想核心。

其实用最后一句“尊个性而张精神”就能概括鲁迅的精神。他指出，“立人”的根本办法在于“尊个性，张精神”。就像施蒂纳所说：“人必发扬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凡一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或像叔本华所说：“主我扬己尊天才”；像契开迦尔所说：“惟发挥个性为至高道德”。在鲁迅当时看来，“立人”最根本的问题是将人们从“观念世界的执持”下，即从传统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支配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不受外在的意志与势力的左右。在鲁迅看来，“人既发扬踔厉矣，邦国亦以兴起。”

三、《狂人日记》中的“超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个觉醒的叛逆者形象，这才是鲁迅真正想要刻画的狂人形象。他让狂人穿上患有“迫害症”的精神病的外衣，以利于刻画狂人思想性格的本质特征，以狂人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和思维紊乱的逻辑方式，打破时空界限，对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做独特而深刻的思考。

狂人的形象意义在于：通过狂人“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端”，揭露封建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吃人”的社会，拉开了彻底反封建主义思想的序幕，提出了革命思想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在二十年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就是说他曾经做过打破传统和违反陈规的活动，说明他发狂之前是个革命者，并曾用一个革命者的眼光观察事物。所以在他发狂之后，他就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疯子，一个就是一个革命者。在发狂之后他也把别人要吃他 的原因归结为他之前踢了陈年流水簿子一脚。从他是一个狂人的角度说，他的想法很糊涂，他只懂得别人要吃他，包括给他治病的大哥。从他是一个革命者来说，他又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的先驱者，是对未来又预见的十分清醒和勇敢的人物。鲁迅先生的立人主义是创作《狂人日记》的指导思想，而狂人这一形象的觉醒就是鲁迅提出的“个的自觉”。个的自觉，还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这种主体性，以近代科学方法为前提，拒绝既成的思想和对未来的乐观预测。在小说里表现为绝望与寂寞，被当成客观对象来看待。

《随感录三十八》中所说：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有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而其中的“他们”就是如狂人那样的人。他们有超出民众的才能与自觉性。

尾声，也是结论

鲁迅的立人主义“尊个性”是重点，而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无疑就是个个性张扬的人。立人主义思想就是《狂人日记》创作的指导思想，如果没有“张个性”的思想那创作出来的狂人的形象就经不起推敲，也就不会是小说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王瑶 《鲁迅作品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永泉 《从周树人到鲁迅》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程振兴 《鲁迅在呐喊中彷徨》 中国发展出版社 文学小鱼儿的博客 浅析鲁迅“立人”思想

第四篇：简析鲁迅小说的启蒙特点——以《阿Q正传》为例

摘要:本文以《阿Q正传》为例进行分析，点明了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 重点阐述了鲁迅小说的启蒙特点。就像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改造国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创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①“不幸的人们”，指贫苦农民、贫民、下层知识分子、劳动妇女等广大群众的病苦”，既是物质的“病苦”，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病苦”：国民劣根性、封建思想等。通过“揭出病苦”，使人们惊醒起来进行“疗救”：改造国民性，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进行有效的抗争。鲁迅说“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既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2

《阿Q正传》是体现鲁迅创作思想的代表作。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哀怜他不幸的生活遭遇，恼怒他有着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而不起来抗争。它的深刻性在于它把对阿Q这一经典形象的塑造同辛亥革命这个中国的历史大变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便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变动，便不会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动。

阿Q自欺欺人、自我安慰。其特点是用从幻想中求得胜利、从精神上战胜对方的方法来消除耻辱，取得安慰。阿Q虽然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来解脱被人揪住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的难堪的局面，虽然在赌赢的一堆洋钱被抢走后用自打耳光而以为是打别人的耳光的“转败为胜”的办法来“战胜”对方，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实际上处处是一个失败者。这便是“精神胜利法”。

阿Q爱面子、讳疾忌医，不敢正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多也觉得“大失体统”。他很自尊，可偏偏头上有几个癞疮疤，因而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阿Q既自尊自大而又最能自轻自贱，这两种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奇怪地统一着。正如王富仁所说：“但这二重人格又有其统一性，又有相互联结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他的自我意识的缺乏、个性意识的缺乏。”○3

阿Q还欺善怕恶、欺弱怕强。他遭到失败后往往不敢向真正的敌手做斗争，比如被赵太爷打了耳光，他不敢抗议，换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他也不敢抗争。却转而向弱小者去报复。他的调笑小尼姑、与王胡以及小D的打架，都是他欺弱怕强的典型表现。

阿Q形象是具有深广的典型意义的。他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4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只属于落后农民，它是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因此阿Q形象对中国人都有针砭意义，它惊醒国人起来改造这落后麻木的国民劣根性。《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写道：“阿Q是一个人，同时又是所有人。”○5

阿Q主义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病态，鲁迅对它的解剖意在批判整个旧社会，小说的谴责对象广泛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几十年来，阿Q精神已经成为一切自欺欺人、因循守旧的腐朽思想的通用名词，人们常常用它来讽刺敌人和批评群众中的落后现象。今天，阿Q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能鞭策我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进行坚决斗争。

参考文献：

1：参见鲁迅《呐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第二版，序言 ○

2：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党秀臣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 ○

3参见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8○

月第1版，第138页

4：参见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三版，第15页。○

5：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郭志刚、孙中田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二版，第54页。○

第五篇：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以《狂人日记》为例（范文模版）

班级：AP09013 姓名：梁智园 学号:AP0901317 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以《狂人日记》为例

摘要：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其中第三类的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尤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为代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狂人”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 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 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关键词：知识分子、反封建、启蒙者、狂人、悲剧色彩

一、引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殿堂闪光的人物画廊里, 知识分子形象以其独有的光辉吸引了众多读者的视线。他们融汇于中国摆脱落后的生存状态、追随世界先进潮流的现代化梦想，以知识者特有的追求与失落、抗争和妥协、精英使命感与生存荒谬感的交织, 构成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同于普通民众, 也不同于以权威而“牧民”的统治者, 知识分子是一个既独立于前两者又与其有着紧密联系的阶层(包括批判型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型知识分子), 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布道者、守望者、创造者。他们以自觉意识参与和推动文化进步，又以求索的姿态从精神生存的深刻层面立命。他们以一个超越与永恒的意义, 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不会满意现实的阶级(鲁迅语)。然而,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背景的国度里, 知识分子的步履又是何其艰难、沉重！本文仅以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为例，分析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二、启蒙者自我文化定位和认同（文化命运）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在中国新文坛上是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出现的。但长期以来，对“狂人”这个形象的认识，研究者却有很多分歧。有的人认为他不是什么“狂人”，而是一位反封建的战士，所谓“狂人”是反动统治阶级对他的污蔑；有的人认为他并不是反封建的战士，而是一个普通的“狂人”，他的反封建思想是作者的思想在他身上的“寄寓”；有的人又认为他既是一个发狂的“狂人”形象，又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形象。还有其他的说法，但是众说纷纭，究竟作者所写的“狂人”是怎么样的一个艺术形象呢？

1、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

“狂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启蒙者形象。他破除几千年官、商和大众帮闲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位, 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怀疑性和否定性。他以打破“人肉宴席”的勇气, 怒斥满纸“仁义道德”掩盖下吃 人的现实, 与旧思想、旧道德彻底决裂。作为“生存、温饱、发展”的“人国”班级：AP09013 姓名：梁智园 学号:AP0901317 理想的先驱者和启蒙者，“狂人”继承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忧愤深广的文化人格, 又有蔑视一切陋习、勇往直前的超人气质。在“疯子”这一独特视角的象征叙述中, 鲁迅放弃肖像等外部描绘, 完全凭“狂人”的言行和思想来刻划人物。正因其狂, 他大声嘲笑“老头子”医生的迂腐, 与年轻人争论“吃人”的有无, 批评作为封建文化代表的“大哥”, 他甚至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父母, 从母亲哭死去妹妹的做作中听出虚伪, 撕破了封建伦常温情脉脉的面纱, 揭示出自由生命意识被吞噬的真相。在“狂人”偏执的世界中，“吃人”的罪恶感和“被吃”的恐惧感，在与现实经验世界奇特的重叠组合中, 以疯子思维的不合理反衬出现实的荒谬。可以说，“狂人”以其历史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深刻的虚无感和痛苦而清醒的罪人意识, 完成了五四初期奋发扬厉又苍凉绝望的中国式启蒙者的角色定位。

2、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象征形象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看过的外国作品构思而成的。这是个非常态的人，在他身上具有“疯”与“不疯”的两面性如果你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他却能够从嘴里喊出救救孩子的伟大呼声，并且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如果说他“不疯”可是他又确实是一个非正常人，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其实，“狂人”并非来自生活，而是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处境的象征性表达。之所以采用“狂人”这一词来定义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愚昧的群众眼里和一个真疯子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试图进行启蒙的话。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以理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象征形象。

3、一个既有信念、理想，又具有个性特征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真实形象

鲁迅是把“狂人”作为“精神界之战士”来写的。而他当时对“精神界之战士”的理解，注重在思想，尤重在思想上的启蒙，因而就未免以思想代替了行动，以理念代替了具体的生活细节和故事情节的描写。而将思想与理念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既是它艺术力量的薄弱处，也是它艺术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些人引用恩格斯关于典型化问题那段话来贬低以至于否认狂人形象的典型性，那是因为他还未看出这一形象的艺术特点。

毋庸置疑的是，鲁迅在他早期，是把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的。他的开篇创造了“狂人”这个“迫害狂”的形象，是倾注了他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心血的，是将他作为理想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来塑造，以实现其启蒙任务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给读者的感觉是一个清醒的反封建战士，“狂”，只是表现形式或反语。

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既有信念、理想，又有行动，特别是心理活动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迫害狂”的典型，“精神界之战士”的典型。因而只承认作品有反封建的意义和作用，而否认狂人形象的典型意义，只把他看成传达作者思想的一个媒介或外壳，那是不完全的，是没有认识和把握这个形象的全部特征和作者在创造这个形象上的匠心和独特的手法的缘故。班级：AP09013 姓名：梁智园 学号:AP0901317 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创造，也正因为如此，才被称为是“划时代的作品，标志了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的新纪元，也宣告了中国的现实文学的发轫。”它的影响是巨大的，是深深激动了青年人的心的。

三、个性张扬与群体意识的冲突（精神境遇）

作为启蒙者，“狂人”狂飙突进的精神气质必然使其产生与大众的隔阂。话语的虚幻性和现实的残酷以及民众的不觉悟, 构成了“狂人”在个性张扬和群体意识冲突中的悲剧色彩。

1、“狂人”只能作为“异端”的状态存在

“狂人”这一称呼, 本身就显示了大众对知识者的不信任态度, 即启蒙只能作为“异端”的状态存在。正如面对狂人“从来如此, 便对么”的质问, 那个年轻人答道：“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这不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 而是在启蒙过程中, 启蒙者本身思想的深化——对启蒙本身的怀疑。正如“狂人”无奈地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 现在明白, 难见真的人！”在启蒙者和民众的对立中, 在民众的眼中, 启蒙的救世理想, 只不过是一场刺激的表演和娱乐, 是一场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玩笑”。对“狂人”的布道, 大众只是报以“看”和“笑”。正如鲁迅描写道：“大门外立着一伙人，„„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 有的是看不出面貌, 似乎是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 抿着嘴笑”。这种启蒙者的悲剧色彩, 在倪焕之（叶圣陶《倪焕之》）、蒋纯祖（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乃至当代的林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婷（谌容《人到中年》）等知识分子形象中都有所展示。

2、“狂人”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

《狂人日记》是日记体小说，全部都是“狂人”神经质的精神妄想。表面看好象很荒诞，不过是一些梦呓式独白，但是这种梦呓暗示着对封建文化的深刻否定。“狂人”是一个迫害狂，他对世界的核心感觉是恐惧：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都在迫害他，都要吃他。走在街上，所有的人都要害他，都要吃他，他大哥也要吃他，医生给他看病，也是看肥瘦，也要吃他，最后发现，自己也是曾经吃过人的。总之，“狂人”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作品中有一段很经典的话：“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样狂人惊心动魄地揭开了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吃人”本质。

显然，小说中“狂人”所感受的肉体上的“吃人”恐惧指向的是精神、文化的领域，是精神上的吃人，即封建文化对人的摧残。它是通过肉体吃人来象征的。鲁迅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得人的资格。中国历史只是两个时代的循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吃人的筵席。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成因时说：“偶阅《通鉴》，乃知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由《狂人日记》始，“吃”与“被吃”成为鲁迅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模式。班级：AP09013 姓名：梁智园 学号:AP0901317

四、总结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其中第三类的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尤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为代表，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狂人”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 表现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 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五、参考文献

1、《诗化哲学》[M ]，刘小枫。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2、《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张盛如、康锦屏。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3、《鲁迅作品论集》，王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修订本，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5、《鲁迅小说探微》，宋建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2.6、《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林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9.7、《鲁迅小说全编》，鲁迅。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6.8、《思想巨人鲁迅》，邵纯。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3.9、《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