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样例5]

第一篇：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

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

鲁迅的亲情观及其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

2013-11-12 11:59:16 归档在 文学评论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

内容摘要：反对旧伦理与重视家庭亲情，在鲁迅思想与小说创作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明天》与《弟兄》两篇鲁迅小说被忽略或误读，是因其亲情主题与五大阐释框架不合。《明天》的主要作用或艺术效果是引起人们对失子之痛的同情。鲁迅对亲情的出色描写与其个人的直接生命体验相关。鲁迅的反对旧伦常，主要是反对长者与幼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抑。他并不反对出于天性的亲子之爱，相反还赞美它。鲁迅强调“幼者本位的道德”有其特定语境。从历史长河看并将其置于当下语境中反思，应看到“长者本位”和“幼者本位”观念各自产生的合理性以及各自的偏颇。如今我们面临的语境更类似于康德与亚当·斯密的年代，而与鲁迅写《呐喊》、《彷徨》时所处的“五四”前后相反。感恩心理研究是近年中外人格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在众多青少年缺乏感恩心理的当下中国，也许是关注矛盾另一方面的时候了。

关键词：鲁迅小说 反叛意识亲情描写 现实语境

反对旧道德，反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体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家族血缘关系、突出“忠孝节义”的价值观，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征。1918年，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后不久，鲁迅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和第6卷第6号先后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檄文，成为反抗旧道德、旧伦理的先锋战士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如众所周知，鲁迅本人在生活中，对母亲、对弟弟又以“孝悌”而闻名，后来对儿子又宠爱备至，并有“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1]的诗句，是个极重亲情的人。对于鲁迅抨击“孝悌”而又履行“孝悌”，学者们一般是以“历史的中间物”以及“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予以解释，或者对此无视并回避。笔者认为，鲁迅这些看似矛盾对立的言行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这些在其小说创作中也有突出表现，对此有必要予以具体分析。

一、《明天》与《弟兄》：不易纳入五大阐释框架的鲁迅小说 虽然在《呐喊》各篇尚未出齐、集子尚未出版时胡适就说鲁迅的小说“差不多没有不好的”，[2] 虽然茅盾也说过“《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3] 但《呐喊》及《彷徨》各篇在后来的文学史著和研究论著中受到的重视、得到的评价并不一样，甚至差异悬殊。中学和大学教材对鲁迅作品篇目的选择，与特定时代环境有关，是出于不同考虑、采用不同解读角度所致。比如，1949年以后，《阿Q正传》、《药》和《**》等篇受重视，是因它能印证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是没有发动群众、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取得真正胜利的观点；《一件小事》及《社戏》成为稳居不同时期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是因里面劳动人民的形象是正面的；而《孔乙己》、《祝福》和《故乡》可以证明旧社会制度的黑暗。除了上述篇目，大学教材也重视《狂人日记》《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因为它们探讨了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出路问题；重视《肥皂》与《高老夫子》，因为它们揭露了假道学的伪善，反封建的启蒙色彩也很明显。近些年来，大学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从思想革命、从鲁迅思想的深刻复杂性角度对以往被重视的名篇重新诠释，《离婚》也因而屡被提及。《长明灯》、《示众》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除了其思想文化的深度，也与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关。

相对而言，1949年以后，上述篇目之外的其他篇目就受到了冷落。其中有艺术上的原因，比如《兔和猫》《鸭的喜剧》文体上比较散文化，且更像是儿童文学；[4]《头发的故事》像是议论类的杂文。但主要是因有些篇目不太好纳入“揭露旧礼教、旧制度的罪恶”、“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探索中国反封建革命的道路”、“揭示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和“追寻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这五大主干阐释框架。比如《呐喊》中的《明天》和《彷徨》中的《弟兄》。

查阅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教材或著作可以发现，《明天》这篇小说享有的地位不高。大陆方面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中，从最早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5]到近年的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6] 以及1980年代的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7] 都是对之几乎只字未提；港台及海外方面，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9] 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10] 周锦《中国新文学史》、[11]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12] 同样不曾提及。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到了这篇小说，但只是从写法角度指出它的开头法“大抵采取外国文学的长处”。[13] 内容解读方面，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解释是“对旧社会又投下了沉重的一击”，[14] 比较笼统。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笼统地将其概括为“对吃人的旧社会的一次强烈控诉”。[15]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林本）注意到作品侧重写“单四嫂子的孤寡及其失子的惨痛”，对“人与人的冷漠关系进行了挖掘和批判”，但它又将这些归根为“封建统治”，[16] 与前述史著同样显出时代的局限。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者们更加关注个体生命体验。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郭本）在简述了单四嫂子的悲苦命运后指出，作品“提出了对于这样一个守节妇女来说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即孤独和空虚。但编者将小宝的死亡归罪于“社会的冷漠”，[17] 有些牵强。另外，笔者认为，在宝儿死后单四嫂子是否继续“守节”，文本本身其实并未给我们任何肯定的暗示。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也认为单四嫂子“更大的痛苦是她的孤独与空虚”。[18]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黄本）观点与郭、钱本类似。与《明天》相比，《弟兄》更是受到冷落。绝大部分文学史著里不见其踪影。简单提到它的，除了郭本和黄本在谈及鲁迅小说的技巧时分别指出其“表现重心则是揭示主人公的潜意识心理动机”[19] 和风格“深沉蕴藉”，[20] 只有林本涉及其内容。但它把主人公归纳为四铭和高尔础一类：

《弟兄》中的张沛君，就其生活的年代来说，可能比以上几个人晚一点，但就其精神面貌来说，却是和四铭、高尔础类似的伪善者。[21]

这种解释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弟兄》的主题就是亲情，是弟兄之情，是对传统的“悌”观念的反思与对个人内心世界的自省。同样，《明天》的内涵虽然比较丰富（比如它确实表现了主人公的孤独感，也间接涉及旧制度下妇女的命运问题），但它极力渲染的，也是亲情——是失子之痛，是母子之情。正因这一内容与阐释鲁迅小说最权威的五大框架不合，也由于人们印象中鲁迅反旧礼教、反传统伦理的斗士形象与“重亲情”的人格形象有反差，才导致了长期以来鲁迅这两篇作品的被忽视或漠视。

二、《明天》与《弟兄》的亲情内涵

《明天》情节非常简单，故事时长只有两天三夜： 第一夜：宝儿病重，单四嫂子为其求签、许愿、吃单方无效，期待明天好转。

第二天：早晨，宝儿不见好转，单四嫂子去看中医何小仙。回家路上遇蓝皮阿五借机揩油。午后，宝儿病亡，邻居们帮其办孩子的后事，晚上各自回家。

第二夜：单四嫂子面对孩子尸体幻想，通宵未眠。第三天：早晨，棺材到了。下午，邻居帮忙将孩子下葬。第三夜：单四嫂子独对空房，感到空虚孤独难耐，幻想孩子活着时的天伦之乐。期待梦里见到宝儿。

单四嫂子的命运和《祝福》里的祥林嫂有些类似。但是，在《明天》里，所谓的“四大绳索”都未直接现身：“政权”或者象征“政权”的符号影子不见；单四嫂子孤身一人，丈夫已死，没有公婆，以及族长之类，也未见舆论对她有什么压力，所以“族权”、“夫权”不在场；她曾求神签许愿，也许勉强可以往“神权”联系一下，但她并没有祥林嫂必须捐门槛以及不被准许碰福礼的精神负担，没受到精神歧视。宝儿死后单四嫂子是否改嫁小说没有交代，但文本中也没有她不得改嫁的明示或暗示。改嫁或像祥林嫂一样进城打工的可能并非不存在。所以，有些论著根据其他文本或既定研究框架对主人公未来命运的预测或断言是不合乎作品实际的。笔者认为，作品的真正主题就是写一个母亲的失子之痛。旧社会、旧制度下有寡妇失子之痛，新社会、新制度下这种悲剧也未必不会出现；旧社会有丈夫死后不被准许再嫁的女人，新社会也有丈夫死后自己选择不再婚的女人。所以，这篇作品至今读来仍能使人共鸣，并不因封建宗法制的消失而显得隔膜。

说《明天》表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不算错，但与《孔乙己》、《阿Q正传》和《祝福》等篇相比，这篇小说里单四嫂子的邻居们并没有拿她的痛苦取乐。相反，邻居们对她或多或少给予了帮助：对门的王九妈见到单四嫂子抱孩子看病回来主动上前问询，宝儿咽气之后她又主持了丧葬过程，包括“替单四嫂子借了两块洋钱，给帮忙的人备饭”，以及安排抬棺材的人选等。埋了宝儿之后，她又帮单四嫂子煮饭。咸亨掌柜帮着买来棺材，又“替单四嫂子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作者没有写大家不闻不问，冷眼看单四嫂子自己买棺材、自己抱孩子去埋。使单四嫂子不免于孤独和空虚的，是大家对她心疼和思念自己儿子的心理不能同情、不能理解：来帮忙的人不少，但老拱阿五之流是来凑热闹，甚至别有所图——阿五一看没便宜可占，下葬时整天未到；王九妈虽然一直积极热心，但不能体谅单四嫂子的痛苦，看到单四嫂子不肯死心塌地盖上棺材，她就“等得不耐烦”，甚至还“气愤愤的”。因为对王九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安慰孩子母亲，而是完成程序！《明天》的主要作用或艺术效果，正是引起人们对失子之痛的同情。

这篇小说全文大约3419字，其中有超过一半的篇幅（2129字）是写单四嫂子为儿子的病焦虑、奔波以及儿子死后她的强烈思念。可以说，亲情描写占了这篇作品的最大比重，也给人印象最深。这篇作品最精彩之处，是对单四嫂子的心理描写。比如它写第一天夜里单四嫂子对宝儿病情未来的推测或愿望，很合乎照护患病亲人者的心理。作品将“心理时间”与物理时间对比，写单四嫂子等候天明“却不像别人这样容易，觉得非常之慢，宝儿的一呼吸，几乎长过一年”，反映出她的极端焦虑。作者又从人物感觉角度入手，写第二天单四嫂子抱孩子看病回来，“休息了一会，衣服渐渐的冰着肌肤，才知道自己出了一身汗”，显示出她当时的焦灼和全神贯注。写宝儿死后单四嫂子“眼睛张得很大，看看四面的情形，觉得奇怪：所有的都是不会有的事。他心里计算：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如果没有失去亲人的类似体验，是写不这么细腻的。特别是写面对空屋子的女主人公感觉“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他，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他，叫他喘气不得”，描写新奇而又合乎情理，独创性地揭示了人物的真实心理感受。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曾批评中国旧派小说只会叙述不懂描写，[22] 其实新文学初期许多新派小说也犯有类似毛病。鲁迅这种细腻逼真而又新颖独特的艺术描写，显示了作者很高的艺术起点。也许《明天》在思想的深刻复杂性上不及《阿Q正传》与《祝福》等名篇，但它的艺术感染力、情感冲击力，却在鲁迅小说中居于前列！这与它对母子亲情的出色描写有直接关系。

在《明天》之前，《药》写到了华大妈对儿子小栓以及夏母对儿子夏瑜的思念；《明天》之后，《祝福》写到祥林嫂对儿子阿毛的思念，《在酒楼上》写到吕纬甫母亲对夭折幼子的思念，《孤独者》写到魏连殳与老祖母相依为命的浓厚亲情。只是，《药》、《祝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还有其他更重要、更丰富的内涵，亲情成分在其中并不占主体。而在《明天》里，如果去掉这些亲情成分，小说便不能成篇，或者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说，《明天》是对《祝福》中居于插叙地位的女主人公丧子悲剧的正面描写或大力渲染。我们还可设想，《药》中的两位母亲和《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之母也曾有过单四嫂子类似的心理感受、心理过程，只是在那些作品中作者不曾展开正面描写而已。至于祥林嫂，她的哀痛、她对儿子的思念，较之单四嫂子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她反复叙说以及最后的疯癫即是证明。可见，母爱与亲情内涵也融合或暗含于上述作品中。至于弟兄之间的伦理亲情，除了《弟兄》一篇正面表现，《在酒楼上》中也有，虽然后者表现得较淡，且处于被自我嘲讽的地位。新文学中以写亲情而闻名、而传世的作品不乏其例，最著名的是朱自清的《背影》。当代则有季羡林的《赋得永久的悔》、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一般读者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印象更深刻，而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往往被忽略。这主要是因鲁迅被定位为反封建斗士，对鲁迅作品的一切阐释均以此为基调。“俯首甘为孺子牛”里的“孺子”一般被解释为转义的“人民大众”，其实对这一词语作狭义理解也未尝不可：鲁迅对儿子的疼爱人所共知，并有《答客诮》为证。鲁迅又是公认的孝子。他与朱安的婚事固然由于母亲的压力，但个性极强的他能接受这种压力、这种安排，恰恰说明他对母亲感情之深。他向往兄弟怡怡、永不分离的弟兄关系，若非突生变故，他会尽力维持大家庭的生活。这一切都说明亲情在鲁迅心目中的位置。这些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表现。由于他从事创作的主旨是改造国民性、指出病苦，所以亲情内容一般不在其小说中占有主导地位，但这不排除它会成为作品的副主题或次主题，不妨碍它在个别作品如《明天》和《弟兄》中成为正主题。

鲁迅能把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失子之痛写得如此真切、如此细腻、如此感人，能写出《孤独者》和《弟兄》这样内容独特的小说，应该与其个人的直接生命体验有关。鲁迅弟子孙伏园指出：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与《孤独者》的魏连殳，都没有一定的模特儿，也未必是作者自己，但其中所说的事情有几件却是有事实的背景，而且是作者亲历的。如纬甫讲给小兄弟迁葬，那是民国八年的事，小说里说小兄弟是三岁上死掉的，事实则生于清光绪癸巳，戊戌年卒，所以享年六岁。他的病据后来推想大概是急性肺炎吧！假如经西医治疗或者也还可救，可是那时基督教医院还未开设，中医有什么办法呢。老太太一直都忘不了他，当时找写真的叶雨香凭空的画了一个小像，裱成立幅，以后三十六七年间都挂在她的房内，……。[23]

母亲将夭折四子的画像挂在自己卧室三十六七年之久，可见思念之深、内心之痛。孝子鲁迅颇能体察母亲心情，他对母亲的心理感同身受。比如，在出外求学与母亲分别时，他知道“母亲没有办法”；发现母亲哭了，觉得是“情理中的事”——除了对学洋务前景的不安，还因“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24] 《呐喊·自序》对这一情景的描述，显示出他们母子之间各自的矛盾心理，从而也衬托出其母子感情之深：母亲不愿离开儿子，但为儿子前途还是由其自便；儿子虽“顾不得这些事”了，但内心深处其实是牵挂着母亲和弟弟的。在《戛剑生杂记》中他写游子别绪：“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25] 《孤独者》所写魏连殳与非血缘的老祖母的感情，也以鲁迅自己与祖母的关系为底本：鲁迅与继祖母蒋氏感情很好，他幼时经常听蒋氏给他讲故事。继祖母病逝时鲁迅回乡亲自为其办理丧事，情景与《孤独者》所写魏连殳奔丧情景近似。所以孙伏园说“这本是小说，大家觉得描写得好，但同时也是事实”。[26] 至于《弟兄》一篇，孙伏园和周作人本人都认为里面所写生疹子的靖甫就是周作人本人。那么沛君的原型就是鲁迅自己。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是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之后。据现有资料看，周作人一方是分道扬镳是主动者，而鲁迅本人对于兄弟情义的失去一直很痛惜。有理由推想，《弟兄》是作者对以往兄弟怡怡情景的怀念，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自我解剖：他发现自己潜意识中也有自私的成分。从心理学上说，这样就减弱了对背叛者的怨恨，从而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我解脱。说《弟兄》的主题是揭露主人公张沛君的伪善，不合作品实际：作者岂能将自己置于四铭和高尔础之列？

关于鲁迅的看重亲情、重视作品表现亲情主题，从他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对蹇先艾《水葬》的选择及解读亦可得到证明。1980年，蹇先艾在为《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写《后记》时曾提到当年这一事例。在阶级斗争话语尚未彻底退出时代舞台的语境中，蹇先艾表白自己写《水葬》的目的“本来打算通过农村中一个暗无天日的事件来控诉地主政权的残酷罪行”，自觉写主人公骆毛的反抗情绪“还写得很不够”，但想不到鲁迅偏选中这一篇，因为鲁迅认为它写出了“在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蹇先艾指出：

这是因为鲁迅平常深深体会到母爱是一种不可抵制的力量，恰好他看一个作者描写了这方面，他又是最肯培养文艺青年的，当然要鼓励（也是鞭策）两句。[27]

确实，正因鲁迅本人对亲情和母爱有深切体会，他才会在一篇作者表白主题是“阶级对立”的小说里，特别强调突出其“母爱”内涵。

三、反叛意识与亲情意识在鲁迅小说中的内在统一

这样，反对旧道德、旧伦理，曾在一系列散文、杂文和小说作品中对封建“孝悌”观念进行过猛烈抨击和辛辣嘲讽的鲁迅形象，与对母孝、对弟悌、重亲情的鲁迅形象，似乎明显矛盾。那么，怎么来理解这种矛盾？或者说，这种矛盾的对立在鲁迅思想意识中是否有其统一性呢？

我们先来看鲁迅反“旧伦常”具体反的是哪些方面、哪些内容，是在哪种意义上对之否定反叛的。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之进行了正面论述，概括起来是：第一，他反对“旧伦常”、“旧见解”中长辈对晚辈的绝对权力，反对“旧伦常”、“旧见解”中父母将子女视为个人财产、试图永久占有的观念，认为子女或晚辈在人格与权力上与长辈是平等的，“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28] 第二，反对长者本位，主张幼者本位；第三，反对把抚养后代视为“施恩”，主张对子女给予不计利害、不图回报的“爱”，给予其“天性的爱”、“无我的爱”。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他对历史上被视为典范的孝子传说予以解构，也是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传统的孝悌观念对子女过于苛刻甚至残酷，违反人的天性、不近人情，最终走向反面，造成子女与长辈客观利益上的对立，成为戕害人性、压抑人性，使人望而生畏的东西。而且，这种所谓孝道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来谁也不实行”。[29] 但不论在哪篇文章中，鲁迅都没有否定过亲子之爱、兄弟之爱。在以反旧道德为主体的上述两篇文章中，作者也是呼吁这种天性的爱。他自己对长辈特别是对母亲的爱，对兄弟的情，皆发自天性，而不是为了符合教条或社会惯例，不是由于社会外在的要求。

《明天》里单四嫂子对宝儿的爱，《祝福》里祥林嫂对阿毛的爱，《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母亲对夭折儿子的爱，以及《药》中华大妈对华小栓的爱、夏母对夏瑜的爱，都是天性之爱，完全合乎鲁迅心目中真正的亲子之爱，因为这几篇作品里母亲对儿子的爱不是为了“养儿防老”：夭折的孩子根本无法回报父母，相反还可能因治病而让父母破费钱财，亡故又惹父母伤心；但这几篇作品里面的母亲没有一个骂儿子是“索债的冤家”，她们只是一遍遍回忆儿子活着时的幸福时光，试图在梦里或阴曹与儿子相会！

《孤独者》里魏连殳对老祖母的爱，应该是有报恩的成分在内。魏连殳一方面“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方面“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祖母死后，他痛哭失声，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长嚎，并且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祖母。除了报恩，还有对一切孤独者的大悲悯在里头：他将祖母的一生浓缩在眼前，又联系世间更多其他的孤独者，不禁悲从中来。

鲁迅批判旧伦理中关于“孝”的观念，是因它实际上把父母的生育和抚养子女看做“施恩”或“放债”。这种布施或“放债”要求子女必须回报，必须“还债”，其方式是对父母无条件服从。这种伦理要求子女为长辈的快乐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心理学研究证明：

如果施惠者强迫受惠者去感恩，那么受惠者将有更少的感恩体验；当外部对受惠者回报恩惠的期望增加时，受惠者的感恩体验会进一步减少，而负债感会增加。这个发现对互惠理论也有一定的启示：施惠者把互惠标准定得越明显，受惠者就越少地感恩；施惠者越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互惠，受惠者越不可能感到感激。[30]

所以，在谈及亲子关系时，鲁迅否定观念的“恩”，却赞同天性的“爱”。《明天》、《祝福》、《药》以及《在酒楼上》写了母亲对儿子的天性的爱，《孤独者》则间接涉及了孙子对祖母天性的爱，或曰自发的感恩报恩心理。《在酒楼上》中吕纬甫认真去做自己理性上认为无聊的事，也是出于对母亲天性的爱与感恩。感恩心理不同于负债感，它是正面的、健康的心理状态。

在亲子关系方面鲁迅强调“幼者本位的道德”有其特定的语境，就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长者本位”被推向极端，导致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巴金的《家》所揭示的老年人对青年人的压抑，以及许多并非出于内心真诚的爱而只为博取名声或利益的所谓孝子孝行。就鲁迅本人来说，如一些学者所言，他一方面深爱他的母亲，另一方面又感到来自母亲的压力，特别是在个人的婚姻方面，母亲的包办更是其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因而，鲁迅笔下“会出现有关‘感激’好坏的奇谈怪论”，认为对母亲的感激、对母亲的报恩尽孝限制了自己某些方面的自由意志。[31] 但是，不论从历史长河来考查，还是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反思，我们都应看到“长者本位”与“幼者本位”这一伦理道德问题的两个方面各自产生的合理性及各自的偏颇。对于自己亲生幼子的爱，这个连一般动物都会有，这可以说有本能的成分在里面，正所谓“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但“尊老”却可能是人类所独有。据说有些动物也有报恩行为，但最懂得感恩、报恩的，无疑是文明的人类。“尊老”观念中报恩的成分应该占主导，对于社会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它也是维系社会、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不能说“尊老”和对父母的报恩就不是人的天性，但相对于对子女的爱，对长辈的爱更要诉诸个人的良心，因为一般来说老年人特别是病弱的老年人确实是晚辈的负担：他们有的已失去了劳动能力，他们对子女的义务已经完成，从个人利益来说，有些子女已经不需要他们了，而子女被看做未来。因此，“孝”伦理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当然也带有某种强制性。对于对父母确实心存感激、有意报恩的子女来说，尽孝与尊老也是出于天性的爱，而对于没有这种心理和愿望的子女来说，尽孝与尊老就变成了强制性的东西，而对于没有对父母天性的爱而又要标榜孝道以博取名声或利益的子女来说，“孝行”就成了一种虚伪的东西。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就是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只生不养，没有尽到做父母的义务，子女对之因而也没有感情。鲁迅所说“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32] 以及据传孔融所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33] 应该是指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如果说父母对子女有恩，那么主要是因为“养”而不是“生”。因此，那些非血缘的亲子之爱甚至比血缘之爱更能感人。魏连殳与老祖母之间的亲子之爱，正由于两人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共同经历。孔融所言如果用于辛辛苦苦抚养儿女的父母，就确实是过于冷漠了。在西方，康德的义务论伦理观影响很大。在康德看来，只有当意志由义务感决定，没有或不管任何爱好的时候，一个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34] 亚当·斯密的观点与之类似：

自然女神，为了最为贤明的目的，使父母对子女的温柔慈祥，在多数人类身上，甚至也许是在所有人类身上，成为一种比子女对父母的孝心更为强烈的情感。人类的延续与繁衍完全依赖前一种情感，而不依赖后一种情感。……自然女神使前一种情感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它通常是不需要被鼓舞的，而是需要被节制的。道学家们很少致力于教诲我们，要如何对我们自己的子女，放纵我们的溺爱，放纵我们的过分眷恋，……反而经常教诲我们要如何压抑那样的溺爱、眷恋与偏袒。相反，他们劝勉我们要敬爱孝顺自己的父母，而且要在他们年老时，适当地报答他们在我们的青幼年时期给予我们的亲切呵护。十诫中，有命令我们孝敬父母的戒条，却没有提到我们必须爱我们的孩子。[35]

这说明了“长者本位”伦理观产生的历史合理性。可以想象，儒家伦理那么强调“孝”，恰恰是因现实中“不孝”的太多，需要社会强化宣传推广这一伦理原则。要社会成员都做到“孝”不易，所以除了制定一系列的“礼”来从外部予以框范，还大树特树“孝”的典型。后来出现“举孝廉父别居”的虚假道德模范，其意味也不都是负面的。对父母孝顺的情感“至少在那些假装这种情感的人看来是值得赞扬的，而假装本身就是这种看法的一项证明。”[36]

只是宋明理学出现以后，“长者本位”在内的封建伦理原则被推向极端，到“五四”时期它成了社会文化进步的直接障碍，成了启蒙思想家批判的重要标靶。鲁迅的亲子伦理观正是在这一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幼者本位”。而骨子里他最看重的是天性的爱、发自内心的爱。由于特定语境，鲁迅小说写长者（特别是母亲）对幼者爱的笔墨较多，但也并非没有涉及晚辈对长辈的爱，例如吕纬甫对母亲、魏连殳对祖母。生活中鲁迅自己对父母、祖父母的孝顺，是其作品所表达观念的重要补充。魏连殳“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鲁迅本人的行为与之不无类似之处。但不论长辈对晚辈的爱，还是晚辈对长辈的爱，鲁迅都主张基于平等，发自内心，出乎天性，而不可强制。

如今，时过境迁，我们面临的语境更类似于康德与亚当·斯密的年代，而不同于鲁迅写《呐喊》、《彷徨》时所处的“五四”前后。鲁迅抨击和解构子女要对父母“感恩”的观念，而如今，感恩心理研究是中外人格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在“独生子女”问题逐步成为重要社会问题、众多青少年缺乏感恩心理的当下中国，也许是关注矛盾另一方面的时候了。在学术领域，有学者连《祝福》中阿毛的“听话”也当做负面的东西，他死后手上紧紧捏着的那只小篮也被当做束缚其成长的“枷锁”的象征，这一观点与目前真正的现实语境形成的强烈反差，确实耐人寻味。注释：

[1] 鲁迅《答客诮》，《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3年《申报》50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3] 雁冰（茅盾）《读〈呐喊〉》，《文学》周报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4] 因此，1949年以前的国文课本因重视适应儿童情趣，也曾选入过这两篇。

[5] 开明书店1951年初版。

[6]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7] 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

[8] 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

[9]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10] 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

[11] 台北逸群图书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二年（1983年）版。

[12] 台北正中书局民国六十八年（1979年）版。

[13]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14]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15] 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16]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

[17]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8]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19] 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第146页。

[20] 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新一版·上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21] 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第76页。

[22]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1922年7月10日。

[23] 孙伏园《〈呐喊〉索隐》，《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作者写于1948年，孙惠南整理发表）。

[2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416页。[25] 鲁迅《戛剑生杂记》，《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7页。

[26] 孙伏园《〈呐喊〉索隐》。

[27] 蹇先艾《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28]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29] 鲁迅《〈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页。

[30] 胡瑜、孙灯勇《感恩：人格研究的新专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1] 参见汪卫东《“梦魇”中的姊妹篇：〈在酒楼上〉与〈孤独者〉》，《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6期。

[32]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33] 范晔《后汉书·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34]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

[35]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36]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69页。您可能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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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第三篇：浅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浅论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摘 要：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重点介绍其小说的人道主义思想，借以深入对鲁迅的认识。

关键词：鲁迅 小说 蒙昧 人道主义思想

一、人道主义先驱——鲁迅先生

人道主义是探讨和研究人的问题，也就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种伦理思想。人道主义最初产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反对封建教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进步文化运动。他开始于十四世纪初的意大利，以后传播到德国、荷兰、法国、英国。人道主义者提出人的世俗权利同虚伪的宗教禁欲主义对立，提出理性认识同所谓的神学对立。他们着名的口号是：“我是人，一切属于人的东西我都能掌握。”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曾经大力提倡和宣传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中，一开始，人道主义就成了一面鲜明的旗帜；跟着，以人道主义为内容的文学，“人的文学”等等主张和口号就被认真地提到议事日程上。从此，人道主义这一思想，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还是在个别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始终是一个值得加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现象或课题。鲁迅先生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先生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个伟大的叛逆者和启蒙主义者；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知识分子—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的思想和着作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毛泽东曾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不仅如此，鲁迅还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二、人道主义思想在鲁迅小说中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1918年5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创作小说《狂人日记》，显示了其文学革命的实绩，初步奠定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基础。小说《狂人日记》以饱蘸愤怒感情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非人生活”图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吃人”现象，抨击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他期望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吃人者”的理想社会，一个“真的人”的社会。他发出“救救孩子”的热切呼声，这是人道主义的呼声。《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以人道主义为本来表现这种不幸的人生社会问题。首先，对社会“吃人”的看法，基本上认为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吃人者，惟有“我”和狼子村的的“大恶人”等是被吃的。吃人者既有“赵贵翁”“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门占了妻子的”；既有“那个女人”“狼子村的佃户”又有那庸医“老头子”“大哥”以及“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个不相识的人”等，他们的“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小说的艺术描写显示出作者主要是以对“人”是行“人道”还是施“兽道”为标准，来观察、认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所统治的社会是“灭人欲”“毁人性”的，不仅统治阶级成了吃人者，就是被统治阶级里的一些人也因不“人道”的礼教毒化而成了吃人者的帮手。凡是吃人者，大都是背离人道而走兽道鬼道；凡被吃者，大都深蒙“非人生活”的苦难。作者对前者一律加以痛斥，对后者统统予以关切。《狂人日记》着重以这种笼统的人道观点，描写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将“人”划为“被吃者”和“吃人者”两层。这既表现了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性，又表现出阶级关系模糊的局限性，正是人道主义固有的两面性的具体反映。其次，《狂人日记》对家庭“吃人”的看法，同样以“人道”为准绳，分为“吃人者”和“被吃者”。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大哥”是吃人者，具有民主要求的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则是被吃者。家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是吃人社会的缩影。小说以家族为轴心，构成一张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欲吃狂人这类少数人的罗网。这张罗网，是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以人道主义观点洞察五四前夕中国黑暗****的封建社会所结织的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崇拜、灵学、一夫多妻等的蛮人文化的罗网。《狂人日记》所创造的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环境正是这种“中国社会”的典型，而造成这种“吃人”的社会现实，根系在背人道而行兽道的蛮人文化。狂人针对作为家族代表、吃人礼教的维护者的“大哥”，对他吃人罪行的揭露，显示了以“人道”反“吃人之道”的巨大思想威力。狂人对大哥的假慈悲的虚伪性、何先生笑里藏刀的阴险性、“今天天气很好”者含含糊糊的卑鄙性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对罩着伪善外衣的“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也揭露得淋漓尽致，可见这种人道主义在五四时期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进步性。

同样在鲁迅的其他一些小说中也体现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如在《阿Q正传》中，鲁迅正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不仅没有“人”的地位，没有“人”的尊严，甚至“生存”和“温饱”的基本****都被剥夺了，最后连生命也被剥夺了的“人物”形象，有力地抨击了那个“不把人当人”的封建社会，为被剥夺了“人”的一切权利甚至生命，还得不到丝毫同情的阿Q这样的人提出了热切的申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正是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明天》《祝福》《离婚》《伤逝》被称作是鲁迅先生描写旧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几个系列篇。在这些小说中，鲁迅先生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从不同侧面作了深刻的揭露，对被压迫、被侮辱，甚至被“吃掉的”劳动妇女寄予深切的同情。鲁迅先生坚决反对残害妇女的“贞节”、“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道德观念，并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他还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要求人类都享受正当的幸福，应该有爱情，这些论点都表明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人力车夫的伟大人格，其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当时通行的对人力车夫的痛苦生活仅仅表示一点同情的人道主义。鲁迅对那些善良正直而又命运多舛，穷困潦倒，不得不去干自己所不愿干的事情如吕纬甫者（《在酒楼上》），或是逆来顺受，不得不“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如魏连殳者（《孤独者》）等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给予了热切的关注。

祥林嫂悲惨地死去时，“天地圣众”在“歆享了牲醴和香烟”之后，正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我”在参加了“孤独者”魏连殳的大殓后出来时，耳朵里似乎听到了“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两种情调完全不同的描写，本质上同样是对旧社会反人道的有力控诉。在《伤逝》中，鲁迅对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为争取人格独立、婚姻自由而斗争的勇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子君认识的局限性和对涓生个人主义的思想实质分别给予恰如其分的批判。这也表明了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

三、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鲁迅的人道主义具有时代特征，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因为古老的中国在长期的内忧外患侵袭之下，广大人民群众已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深重的苦难迫使人们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这种为变革现实的悲惨处境而斗争的愿望，自然而然反映到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来。所以鲁迅对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给予了无限的同情，而且把剥削人压迫人的反动统治者及其帮凶视为不共戴天之敌。在鲁迅的作品中，没有十九世纪古典文学中那样既憎恶上层社会的****又惋惜它的没落，既同情贫苦人民的不幸又不愿他们反抗的的矛盾情绪。他之憎恶本阶级，是“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如果我们从具体历史条件来看鲁迅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它所赋予的战斗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他前期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也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是，又有着他自己的特点。鲁迅的人道主义一开始就同这种抽象的“爱”、爱一切人乃至爱仇敌的思想有明显的差别。在他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宣传过阶级调和论和无条件的和平。恰恰相反，他有“热烈的爱”，也有“热烈的恨”，这种正义的爱与憎在他的胸中形成嫉恶如仇的怒火。他想把旧社会一切丑恶的、有害的东西彻底烧毁，因此他对阻碍这一切行动的敌人展开了坚韧的斗争。鲁迅的言论和行动充分表明他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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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试论鲁迅与张爱玲小说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的异同

论文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艺术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先锋结合;鲁迅用一生绝望的抗争影响着每一代人，张爱玲在世俗生活中寻找永恒的意味，影响力有时代特点。论文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国民劣根性 凡人软弱性 冷静 传统 现代 影响力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发展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 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而张爱玲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她却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阳台上，去窥破都市家庭内部挣扎着的女性们的人生。从她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现代社会女人们生存的艰难与灵魂深处的怅惘、悲凉与无奈。于是她要做女性们的心理医生，用她慈悲却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对病人，亲切又冷静的娓娓而谈，揭露她们自身软弱、自甘堕落造成的病态，但又安慰她们活着就必然麻烦，她用启示的办法引导女人们理解、宽容、慈悲，从烦恼中危机中寻求人生永恒的意味。她用这种方式呼唤着、渴望着女性挣脱心灵沉重的负荷，拥有自尊优美的生活。

应该说，他们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样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治疗方法，挖掘着中国男男女女的病根，他们的相似点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鲁迅有过痛苦的家庭生活经历，少年时小康家庭没落让他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中年时兄弟反目让他体会了亲情带来的残酷打击。这些经历，让他看透了所谓礼仪之国人心的势利与险恶，个体之间灵魂的隔膜与自身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的透彻研究，他决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国人的种种病态，促其自省，从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他强调‘“人”，“国民”，才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体，要改造社会必须着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须从精神与个性上“立人”，而改造国民精神，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推文艺，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艺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纵观鲁迅全部的小说创作，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题材，而纵笔所至又几乎囊括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最终以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一张张典型的中国面孔与灵魂，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疾患和由它带来的灾难。[!--empirenews.page--] 张爱玲也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落的封建家庭，缺少无私的亲情关怀。从成长经历里，她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形，人性的自私、空虚，生存的艰难。她愿以文学作品探询这人生的麻烦，并从中找到“永恒的意味”。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天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作为一个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软弱的女性们。生存本身是艰难的，理想的爱人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表面或和谐或圆满或华丽的背后，是“那种不明不白，狠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苍白、渺小，女人们更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怖与荒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女性的未来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她深沉的叹息，体会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导我们思考女性如何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栓桔，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1][2][3]下一页 不能否认二人的理想与追求存在博大与狭小的区别。鲁迅将最终的目的定在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立上，张爱玲则要给周围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生活的启示。但是，警醒“睡在铁屋子中的人”也好，怅惘周旋于无爱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伟大的寻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人不再麻痹的一剂良药，提醒着中国的男男女女正视眼前恐怖的生活状态，寻求一条新生之路。

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 张家瑛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即使是《故事新编》这样的历史小说，他也让每一个历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与表现站立在我们面前，成为千千万万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员。鲁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的文艺创作时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鲁迅的创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隐晦的方式，将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来，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着的一个优患又痛苦的鲁迅的灵魂。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参与着每一场对灵魂的审问与对病体的剖析。《孤独者》、《在酒楼上》可以看到鲁迅灵魂深处的矛盾体在对话;《伤逝》中涓生的软弱、自私、绝望何尝不是来自鲁迅内心的叹息;《铸剑》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闪烁的正是鲁迅那颗高贵的反抗一切的心灵光辉。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镜子，那么有说服力地照见了历史的虚空，照见了社会的污浊，照见了国人的病变。[!--empirenews.page--]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历史、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艺术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发展。上一页[1][2][3]下一页

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学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创作方法。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 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故乡》中闰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都很逼真传神。但是，他在分析人物灵魂与揭示社会病态时，又常常采取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手一法，将表层平静生活，表面伦理道德背后的恶浊不堪细腻深刻地展示给人们。《狂人日记》《长明灯》《在酒楼上》等是象征主义成功运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补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被鲁迅合理地接纳和吸收。鲁迅自己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张爱玲的小说读起来总是令我们回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塑造人物上的美。她擅长营造一个个讲故事的环境，讲述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生存的无奈。她也喜欢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红楼梦》的手法描写人。但是，她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将现代心理分析法、电影手法等融汇进小说创作中，达到了中西古今的完善转化与结合。《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生母早逝，潜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法转移或升华，因而对曾倾慕生母的老师言子夜产生了病态的爱恋，并对其女儿产生嫉恨进而实行报复。《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也不厌其烦地刻画主人公伶振保性本能冲动中“本我”与“自我”的对峙和交战，“超我”对“本我”的防范和压抑，及“本我”对“超我”的反扑和颠覆的全过程。最能代表她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塑造人物、刻画两性心理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程度的还得推《金锁记》，小说对畸形人生和变态人性的表现和批判令人触目惊。[!--empirenews.page--] 鲁迅的成功，正在于他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起来，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张爱玲也以中西结合、俗与雅并存获得了声誉，影响了之后大批的创作者。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承者，又使自己的作品与世界文学融为一炉，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进步。

四、鲁迅:历史使命感使他没有仅仅普眼于个人的成功与作品的畅销，而是用尽一生孤独的叛逆、绝望的抗争。张爱玲:急于成功并渴望被世人接受，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踏实与一刹那让人心明眼亮的“永恒的意味” 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区别，于是一个成为经典的伟人作品，一个成为经典的阅读作品。其实经典可以分为很多种。有的是以思想的深刻，气势的宏伟，视野的广博成为评论家交口赞誉的对象，并深刻影响着后人。有的则靠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吸引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张爱玲的作品显然属于后者。也许张爱玲的份量终难与鲁迅相提并论，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优秀的小说家，以不同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价值与其文学的永恒魅力。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二人还有很多相似的思路与创作体现。例如他们都特别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人物来自生活原型，又采用了不同的生活原型进人小说后的改造法。他们都强调了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鲁迅说过，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势，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张爱玲说“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通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再比如写人物，鲁迅特别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物心理的方法，认为他“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间者”张爱玲的优秀作品都着力于分析人物灵魂深处的挣扎、矛盾、软弱、失落。伶振保、七巧都是典型例子。

鲁迅以自己一生的奋斗与抗争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的成就张爱玲是难以企及的。即使在小说创作领域，也不好将二人相提并论。但是，透过以上的分析，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小说家某些方面的共识与取得成就的原因，这也许是研究它的价值所在吧。

第五篇：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早期小说创作：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的处女作

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文学的发展的新时代。

这篇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所谓“表现的深切”是指小说深刻而有力地揭示了旧社会的吃人历史；而“格式的特别”则是指小说形式的现代化。“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对《狂人日记》非常精准的评价。这部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格式的特别”

《狂人日记》是一篇日记体小说。这篇小说由十三则不标年月的日记构成，按狂人的心理意识活动来组织小说，打破了以情节为主、注重故事完整性的传统小说结构方式。

与传统第三人称小说侧重叙述外在事件不同，这篇作品以第一人称即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着重表现了“狂人”的内心状态，叙述带有主人公的感情意识，读者因此更容易站在“狂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作者择取“狂人”这一陌生的视角来表达重大的思想主题，具体描写“狂人”的种种病状，他的疯言疯语、偏执、妄想等等。这就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结果造成陌生感，“形成某种语义变化”。读鲁迅的小说，你就会发现鲁迅在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方面具有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自觉意识。茅盾说过：“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鲁迅的文学创作开启了现代文学的诸多流派，比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首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故乡》首开“乡土小说”之风，《故事新编》则引发了“借古讽今”型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这与他在“陌生化”的自觉意识是分不开的。应当说，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狂人日记》形式的“陌生化”程度是最高的。《狂人日记》的艺术形式是独创吗？

《狂人日记》在艺术形式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于1834年，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小说中的狂人波普里辛，原是个专司为上司削鹅毛笔的小职员。他不仅社会地位低微，而且精神境界低下，因为单恋上司的女儿而遭到上司及同事的轻蔑。他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与“高贵”的小姐恋爱，癞蛤蟆居然想吃天鹅肉!受到刺激的波普里辛愤而发狂，幻想自己成了将军，甚至以西班牙国王自居，结果被关进疯人院。果戈理以此对热衷于官衔、权势和金钱的黑暗社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迸发出不平之鸣：“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为什么恰巧非是个九等文官不可?” 抄袭还是借鉴？

对于鲁、果二人的这两部同名小说，文学研究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抄袭，有人认为是借鉴。那么到底孰是孰非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两部小说有着很高的相似度。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狂人日记》源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鲁迅这样评价自己的《狂人日记》，“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ag01)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自己认为这篇小说源于果戈理，但艺术成就却超越了果戈理。

所谓“抄袭”的证据

题目相同，篇名均为《狂人日记》； 题材相同，内容均为“狂人”的故事； 形式相同，都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此“狂人”非彼“狂人” 果氏笔下的“狂人”，是一个俄国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的形象，是一个被等级制度和门阀观念剥夺了爱情自由的人，是一个意识到个人自由权利重要性的人。

鲁迅笔下的“狂人”，则是一个觉醒者、启蒙者和斗士的形象。他意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并进而启蒙人们走出到人性被戕害的蒙昧状态。他不但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喊，而且自觉自愿地与礼教维护者进行坚决的斗争。二者的精神内涵与所承载的文化观念具有本质的不同。“狂人”眼中的“吃人”现象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⑺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叫人害怕。“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

“吃人”的历史事实

鲁迅也非常重视野史和笔记之类被长期忽略的历史资料，并于其中发现了历史中被人忽略的“吃人”史实。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回忆说：“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 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

“礼教吃人”的哲学文化溯源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以十三节长短不一的日记，形象刻画了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形象。然而，它并不是关于一个精神病人的“纪实文学”，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出传统文化的“吃人”本性。这部小说诞生后，关于这部短篇小说的评论文字已经是作品本身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奇观。自此以后，“封建礼教吃人”的观念深深地铭记于中国人的心灵记忆中。

通常，人们只把“吃人”理解成对封建礼教本质的一种文学性概括，指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和伤害。对于这个独特的文学意象，很少有人去追溯它的哲学与文化背景。其实，“吃人”作为一个文化主题，并非始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从清代的思想界开始的。

这一文学意象经历了一个由礼教“杀人”到“吃人”的悄然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戴震、章太炎为这个文学意象的生成作出了充分的哲学文化论述，最后则由鲁迅将它铭记在国人的文学记忆中。戴震对程朱理学的反思

满清统治者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念，并由此衍生出“治统原于道统”、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皇帝集代表治统的“君”与代表道统的“师”于一身，彻底破坏了儒学体系中道统与治统分立并抗衡的构架设计。

儒生对“作君作师”的皇帝来说，已经不再是理论上的“帝王师”，而是事实上的“天子门生”。因此，这进一步强化了上对立下的绝对权威。在上者的任何意见都有道义上的合理性，上对下的任何责罚，不但合法，而且合理；下对上的任何反抗，不但违法，而且违理。

面对这种局面，雍乾年间的考据学家、思想家戴震认为程朱理学已经成为“杀人”的帮凶，“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在戴震看来，程颐、朱熹等道学家所谓的“理”，不过是“以己之意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那么，“以理杀人”中的“理”不过是个人意见，并非公理。戴震认为，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教条，实际上就是把人的正常情感和虚无飘缈的所谓天理对立起来，否定人的欲求所具有的合理性。正因为“天理”所具有的模糊性，掌握话语权的人随时可以把个人意愿图解为所谓的“天理”，并以此来压制其他人的正当欲求。

戴震愤怒地指出“理”已经蜕变压迫弱者的借口，“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 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从表面上看，戴震所言“以理杀人”，似乎专对程朱理学而发，但更多还是针对满清的极权统治。不过，由于戴震身处极权统治最为严苛的雍正、乾隆时代，只能通过抨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来曲折地影射现实。

戴震身后，其音训考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不过由于他在《孟子字义疏正》中阐发的义理观念太过于离经叛道，因而备受攻击。一直到清末，才在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在三人中，尤以章太炎最为推重戴震，他对戴震的评价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

在《释戴》一文中，章太炎结合明清的政治史，对戴震批评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思想做出了高度评价。

“明太祖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训。盖昔韩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于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顾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言，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邀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业脞，终于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

“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已，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已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清宪帝亦利用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会遭平世，无桑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滋繁，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列之以业棘，令士民摇手触禁。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

在戴震思想的影响下，东京时期的章太炎对宋明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学“乱于魏晋，至宋明益荡”。同时，在《思乡原》中，把朱熹视为扰乱儒学原典精神的乡原。戴震对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经过章太炎的再次阐释和发扬，已经转化为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事实上，东京时期的革命党人已经开始转化和利用戴震的思想。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在宣传女权主义时，便把封建传统对女子及一切弱者的迫害归结为“空理杀人”，而且沿袭了戴震的论述方式，“夫所谓是非者，强者所定之是非也，强者之对于弱者，凡权力所能制者，制以权力，权力所不能制者，制以道德。权力制人于有形，道德制人于无形。使无量之人屈服于空理之下，莫敢抗己。强者何其智，弱者何其愚，此真所谓空理杀人矣”。

当时的留日学生，之所以对封建礼教有强烈的反感情绪，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戴震思想的阐发与宣传有很大关系。

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自然是了解的。不过，他在“文学复古”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的历史现象观察和总结，又超越性地发展了这一思想。所谓“以理杀人”，戴震是针对程朱理学有感而发；而章太炎将这思想用于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上。

鲁迅则通过深入的思考，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描述：“吃人”。统治者以“理”为借口“杀人”，其目的还在于慑服那些反抗者，只有用“刀”与“理”的双重手段，才能牢固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才能让他们伏伏帖帖地供养服侍自己。因此，“杀人”不过是手段，而“吃人”才是目的。

在统治者那里，“杀人”与“吃人”是合一的。对此，鲁迅在《春末闲谈》中曾加以详细论述：“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因此，“吃人”不但涵盖了“以理杀人”的所有内容，而且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指向。

统治者所吃的“玉食”，自然是被统治者用自己的体力劳动换来的，因此，“吃人”的第一重含义是对“被吃者”肉体的吞噬。

由于强迫统治者贡献“玉食”容易招致反抗，就要用“理”来说服、麻痹被统治者，同时以“理”为借口杀掉那些反抗者；故而，“吃人”的第二重含义是吞噬“被吃者”的灵魂。因此，“吃人”不但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描述，而且还隐含了对统治手段的指认。因此，从社会学与文化学的角度看，“吃人”是对“以理杀人”的超越和飞跃。

鲁迅作品退出中小学教材的理由

通过对《狂人日记》中“吃人”这一意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作品中包涵了深刻的历史哲学内容，充盈着他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独特观察和心灵体验。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鲁迅作品无疑是晦涩的、艰深的。没有相当充分的哲学文化修养，自然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独特的语言方式、形象内涵。在已经相当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语境中，也就很难理解鲁迅那种强烈愤怒的情感方式。

因此，鲁迅的作品并适于用作中、小学的教材。然而，不读鲁迅作品或者无法读懂鲁迅作品，的确很难称其为具有现代中国人的资格！因此，在大学教育中，应当进一步引导大学生阅读与欣赏鲁迅作品。谁来“救救孩子”？

对真人的渴望，激发狂人在篇末发出最后的呼喊：救救孩子„„

不过，我们要问，谁来“救救孩子”？是“狂人”吗？可能吧？不过，“狂人”说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那么，“狂人”对自身的启蒙者资格是持怀疑态度的。往往被阅读者忽略的省略号，其实蕴含着鲁迅对自身、对新文化启蒙者深深的质疑：我们有启蒙者的资格吗？因此，鲁迅对国民性展开强烈批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

“救救孩子” 既是对未来的召唤，同时也是渴望自己被拯救的吁求！被人忽略的“小序”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鲁迅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几年，耳闻目睹有些革命者被说成疯子：如章太炎是章疯子，谭嗣同是疯子，孙中山是孙大炮。但疯话与真理统一。《狂人日记》是对这种现象的反驳和讽刺，“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了”。这里存在着反抗的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一样会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疯子其实是文化意识的反抗者，被不觉醒的大众视为疯。反抗悖论——疯子的反抗不被大众接受承担，要有效果必须成为正常人，然而一旦成为正常人，反抗消失了，成为吃人机器的零件。

鲁迅用文言撰写小序的目的即在于此。“狂人”病愈后，“，赴某地候补矣”。这则小序使小说的意旨更加恍惚迷离，其中也蕴含了鲁迅对当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怀疑：我们会不会又一次被人视为“疯人疯语”呢？目前，一些全面否定新文化运动意义的言论与主张又一次验证了鲁迅的怀疑。推荐书目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李欧梵著、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王士菁：《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注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