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第一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袄”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闺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显示灵魂的深刻。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这种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吞噬人的灵魂，如《阿

Q正传》最后的描写。但作者最终的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他的小说里，就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总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的小说中人物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且看《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叉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术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再一类“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者活活地吃掉；在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孤寂，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可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祝福》，还是《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20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像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

《祝福》里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但“我”的回乡，却不再存有《故乡》中主人公那样的寻梦的奢望；

“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变，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流浪）者，但小说却出乎意料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一个深刻的揭示。

鲁迅的作品还对生存困境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反抗。这是鲁迅作品在鞭打着人的灵魂时，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

鲁迅的小说在叙述者的选择上很是煞费苦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也是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

（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也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

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出发，人们对鲁迅的《阿Q正传》又有了如下发现：在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人物（阿Q）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冷然观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视点逐渐集中于阿Q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Q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Q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一声“救命”的呐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融人），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 “主观抒情性”的特征的。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也体现出他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深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活物”，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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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鲁迅小说的解读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鲁迅小说的解读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

在当前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小说出现最为频繁，这也从侧面上验证了鲁迅小说在新时期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之际，中学语文对鲁迅作品的教学，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科学解读。

一、遵循原则，重视鲁迅小说的文学性

真正的课堂，真正的文学文本，教师需要做的是根据文学的属性，尽量通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去理解文本的主旨，从而正确把握作者、编者的意图。过去对鲁迅作品，很多教师在解读过程中，总是按照统一标准来阐述，过于拔高道德要求，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抑制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忽略了学生独特的个人理解，从而使学生产生一种思维惰性。

因而，教师在解读文学作品文本时，需要遵循文学作品的一般规律。笔者认为，要让学生正确理解鲁迅小说，教师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文学角度，二是学生的认知水平。只有这样，教师对鲁迅小说的作品解读才会有效，学生的理解才有可能更加深入。

二、提倡思辨，开放鲁迅小说的多解性

诚然，当前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存在一定偏见。鲁迅作品为何难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学生所处环境与鲁迅时代脱节，对动荡年代缺乏最真切的感受，从而造成思想理解的隔阂。毕竟无论从艺术性，还是从思想性来说，鲁迅作品都是无人可及的。因此，要想让鲁迅作品真正变得易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如身临其境，进入鲁迅那个时代。当然，这就对教师的启发引导、科学解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对鲁迅小说，对那个特定年代的思想产物，要鼓励学生采用多元方式对文本进行思辨，允许学生畅所欲言，发表白己独特的见解。这正如章熊所说：“阅读教学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承认它的‘多解性’。”

三、创新思维，解读鲁迅小说的差异性

理解作者，往往不能囿于一篇文章，毕竟作者所描述的对象，是立体的、多元的，作者不可能在同一篇文章或者同一部作品中完整地透彻地阐述他的思想。因而过分地局限于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作品，分析其思想性、写作技巧，往往容易以偏概全。因此，在解读作家作品时，最好的方法是要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阅读，即整体性比较解读，在相互对照中去深刻理解作品内容。比如学习鲁迅，就必须了解鲁迅的“散点透视”的写作笔法，通盘考虑鲁迅不同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各自特色的人物形象，在相互对照中去理解、去品味其中所包蕴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某种程度上讲，学生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同样他们对鲁迅小说进行创造性理解时也会形成个体差异。而这种个体差异却是他们自身理解鲁迅、走进鲁迅小说的基础。当然，要进行创造性阅读，除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外，更重要的还需有怀疑精神，要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去思考，从而通过讨论去辩证分析，形成自己对鲁迅小说独特的理解。

新课标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这就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在品读鲁迅小说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观点。只有在倡导个性化阅读的基础上，充分挖掘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才能真正让鲁迅小说在现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第三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化小说教学研究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化小说”教学研究

“小说”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版块，但据笔者的调查，这一文体的实际教学效果却并不太理想。尤其是小说文体中较为特殊的“诗化小说”的教学，甚至可以说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或认知的误区。因此，针对这种现状，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成为了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关键所在。

一、何谓“诗化小说”

“诗化小说”是小说文体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它兼有诗、散文与小说的特征，可以看作是对既有文体观念的一种冲决与突破。一般而言，“诗化小说”具有以下几个共性。1.小说重意境、氛围的营造，抒情性强，而轻情节与人物。2.小说结构较为松散，常随生活的流动而浑然成篇，无刻意雕琢之痕迹。3.小说的语言极凝练、简省，且富有诗意。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源起大致可以从废名算起，其笔下的《竹林的故事》就充满了田园诗般的优美、静穆与感伤，在这篇以“意境”见长的小说里，作者揉合他了对故土的回忆、对美的爱怜、对善的同情，对命运的哀伤与无奈，读来清丽哀婉。废名之后，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孙犁的《荷花淀》，铁凝的《哦，香雪》，何立伟的《白色鸟》等都称得上是“诗化小说”中的名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诗化小说”的讲授显然不能按照传统小说的路径进行。传统小说通常由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构成，注重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塑造，讲究情节的跌宕起伏，以故事性见长。而“诗化小说”走的是淡化人物、淡化故事的路子，它更为关注的是小说语言的诗性及意境与氛围的营造，力图达到一种整体性的抒情效果。由于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所以在当下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因为某些教师的把握不当，对此类文体的讲述出现了一些偏差及问题。

二、“诗化小说”教学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笔者的调查和了解，“诗化小说”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尤其是农村、乡镇中学）大都依然走着传统、老旧的路子。下面我以两个教学实例为例进行说明。其一，《边城》的教学设计。某乡村中学教师在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中提出了三个要求：1.理顺小说的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2.勾画出环境描写的句子，挖掘人物心理。3.分析探讨文章的文化内涵，深入理解小说的主题思想。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该教师把主要精力都花在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分析上，而对《边城》中浓郁的民情风俗、独特的语言艺术则是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如此一来，小说中极具湘西边地风情的艺术氛围被大大地冲淡、弱化了，而沈从文先生试图通过这种氛围来营造的那个桃花源般的理想世界，来讴歌的那种“健康、优美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都因为教学重点的偏移导致了学生对其一知半解。事实上，教学《边城》这样经典的“诗化小说”，必须将人物的分析与理解放置在小说的氛围和意境中去把握。翠翠的纯真，祖父的善良，天宝、傩送兄弟的骨肉深情，湘西边地每一缕让人感到温暖的人性之光，实际上都来源于这片未被城市文明污染的纯净土地。一旦脱离了湘西大地的依托，单纯地去讨论人物及性格，人物的立体性，小说整体的抒情气氛也就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所以，施教者至少应该明白，沈从文先生刻意赞美的其实不仅仅是翠翠、祖父等几个具体的人，而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博大仁爱的灵魂，他们才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人性之善的守护者。同样，通过对湘西边地淳朴、优美的人文环境的书写，教师也必须让学生明白，作者的用意不仅仅是出于对家乡一往情深的赞美，更是他用以抵抗城市文明病的一块盾牌，同时还寄托着他对城市文明逼迫下乡村文明日益凋敝的忧虑与哀伤。与《边城》类似的还有《白色鸟》，此文在人教版、苏教版、鲁教版等中学语文课本里均有收入。下面，笔者谈一个关于这篇课文的教学案例。（以下为课堂节录）：

师：同学们，这篇文章的体裁是？生：小说。师：那我们学小说需要学习什么？生：学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吧。师：对，可是小说有它自己的特点，知道吗？生：三大要素。师：能详细点吗？生：有故事情节、环境描写、故事的人物。师：知道有哪些人？生：两个小伙伴。师：知道是什么事情吗？生：开斗争会了。师：开斗争会是怎么回事？生：就是打仗。（众笑）师：啊？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啊。生：老师，我知道，文革时期开斗争会就是把人拿来斗争。师：那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啊？生：批斗好人。师：对了，就是批判阶级斗争。

不难看出，在本篇课文的教学中，教师按照的是传统小说的教学模式来进行的。偏重对人物、事件的分析，并把文章主题概括为“对阶级斗争的”批判。严格来说，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导。首先，整篇小说虽然刻划了一黑一白两个儿童，但实际上除了彼此间天真童稚的对话，并没有传统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作者的着力点显然也并非要在本篇小说中构筑一个精彩的故事。其次，文末虽然提到了“斗争会”，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但从小说整体来看，时代只是整篇小说的一道布景。这道布景的目的不是将小说的主题推向阶级斗争，恰恰是为了反证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仍然有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童真，有人性中的纯然与温暖。所以，在此堂课程的教学中，作者用力最勤、用意最深的对美好自然环境的描绘，对美好环境中快乐、自由人性的赞美反而被忽略和遗忘了。这不得不说是非常失败的，而这种失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此类小说文体知识的匮乏。

三、“诗化小说”的教学策略及建议

根据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解决。

一、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将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学语文教学之所以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把“诗化小说”当成传统小说来进行讲授，关键原因就是中学语文教师，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语文教师专业知识欠缺，理论功底薄弱所造成的。以笔者所在的贵州地区为例，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中学语文教师大多是中专或大专毕业，专业素养和城市中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的教师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由于地处偏远，此类教师接受教育培训，提升理论素养的的机会又十分有限，因此，用陈旧的理论知识教学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化现象。针对此问题，我认为各级教育部门，尤其是县乡教育主管部门应不定期地对教师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利用各种机会（例如寒暑假的“国培”、“送教下乡”）将教师送出去接受新鲜知识，提高他们自身的专?I素养。此外，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购买一些对教学有帮助的研究性书籍（譬如关于“诗化小说”的研究著作），或聘请名师、专家定期到学校开展相关的专业知识讲座，将理论学习常态化，或不定期举行教师教学比赛等等。总之，要想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必须让其进行不间断的充电学习，并将各种培训机制化、常态化。

第二、抓住文本特点，确定合理的教学方案。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虽然选取了相当篇目的“诗化小说”，但对此类小说并没有专门指出其特点，也没有给予任何相关的提示。基于此，一些理论素养稍微欠缺，对此类文体不太了解的教师就只能按照传统保守的小说教学模式进行操作。事实上，“诗化小说”并不注重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塑造与编排，反而在小说语言与意境方面用力最勤。像《白色鸟》《受戒》《边城》，都是语言与意境皆美的典范之作。如果教师在确定教学方案时能抓住小说语言、意境、氛围等要素来诠释小说，就更贴近它的艺术特征，学生的理解自然也会更到位。

第三，加强学生课外阅读指导，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学生，如果学生的阅读面广，语文素养较高，教学起来自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布置些课外阅读作业，如废名、铁凝、汪曾祺、沈从文等名家的小说，并给予适当的阅读提示。指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小说语言的表达、结构的安排、意境的营造等要素，并思考这些作品与传统小说存在哪些差异。通过课外的阅读准备，学生虽然不可能完全了解此类小说的奥妙，但至少会形成一些感性的认识，察觉到“诗化小说”的某些独异性，而这对于课堂教学必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总之，“诗化小说”的教学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确是一个难点问题，教师难以把握，学生也难以理解。要想切实的解决教与学的问题，还需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既要提高教学者的理论素养，也要注重培养教学对象的语文素养，最终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四篇：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的温情解读

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作品的温情解读

摘 要 中学鲁迅作品教学和解读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点，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教师的陈旧解读，学生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程度不容乐观。要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就应该从温情和关爱的角度入手，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走进鲁迅、理解鲁迅。

关键词 鲁迅 鲁迅作品 中学语文教学 温情 文本解读

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谈及中国文学，必然会提到鲁迅。但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鲁迅却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一直存在，学校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足以说明鲁迅作品教学的现状并不乐观。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网络，有关鲁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鲁迅作品该不该被选入教材，鲁迅思想是否适应当今社会，鲁迅作品到底该如何教学等。鲁迅作品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他主张“新文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作品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文学呈现。但是存在各种争论也是历史的必然，原因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作品的权威性解读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二是教师对鲁迅作品的教学过于依赖权威，对学生产生负面导向。第一个原因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人们把鲁迅“革命家”方面的特质放大了，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那样一种“复杂的历史光影投射下，鲁迅形象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1]，这个问题要彻底根除不大可能，但却可以让其逐渐淡化，这任务就落在了教师身上。大多数学生接触鲁迅、初读鲁迅作品是从中学课本和课堂开始的。只有教师对鲁迅作品进行适当的解读，对鲁迅进行准确的定位，学生对鲁迅的态度才会有所改变。归根结底，只有从教学方面入手，才能更好地解决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争论。

1949年以后，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都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几乎每一套、每一本教科书都会选入鲁迅作品。教材的编者对鲁迅作品的体裁选择很丰富，包括杂文、小说、散文等。与其他作家相比，鲁迅作品的选入量是最多的。虽然有些教育专家和学者在不断呼吁减少鲁迅作品的选入量，但从现实状况来看，这种量上的变化并不明显。现行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以及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共选入鲁迅作品12篇，初中9篇，高中3篇。可以看出，在数量上，鲁迅作品占绝对优势。其实，关于鲁迅作品数量问题的讨论只是表象，要对鲁迅及其作品有清晰、准确的认识还是应该从内容着眼，从教学入手。教学中，教师应该摒弃那些所谓的经典解读，将鲁迅去政治化，还原本真的鲁迅，“努力地去寻找鲁迅的生命和学生的生命之间的契合点”[2]，这样的契合点很多，其中最有效、最可能敲开学生心灵的则是关爱与温情。

本文将根据学段，将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分为三段，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结合学生的心理发展，对这三段鲁迅作品进行分析，并讨论如何对鲁迅作品进行关爱与温情的文本解读。

一、初识鲁迅

根据学生年龄和教材的选材内容，可将七、八年级划归到这一阶段。这阶段的初中生，年龄在12到14周岁。根据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识发展理论，这阶段的学生正处于形式运算阶段前期，心理发展并不成熟，但已经有了自己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也对认识世界、接触新事物充满渴望，同时很容易接受、否定新事物。在这阶段，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在学生心中播下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爱的种子，让学生的爱心与鲁迅的爱心产生共鸣，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地亲近鲁迅，被鲁迅所吸引，为以后更加深入地学习鲁迅打下基础。切忌对学生的理解提出过高要求，只要学生能说出鲁迅作品中的关爱和温情就可以了。这也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的总体目标。这一阶段，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风筝》、《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雪》，这些文章涉及鲁迅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求学经历。讲解这些作品，应更多地关注鲁迅在幼年时期的童真、童趣，以及对家人、朋友的爱。结合这一阶段学生的审美水平、理解和接受能力，将鲁迅定位成一位充满爱心，可爱、机灵、单纯的形象。

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例，这篇文章选自《朝花夕拾》。鲁迅在《朝花夕拾》序言中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3]这部散文集中的文章都是鲁迅以温情的笔调对自己小时候生活的记录，可以说《朝花夕拾》是鲁迅作品中最温暖的文字，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无疑是温暖中的温暖。这篇文章中，鲁迅用生动、细腻的笔调，站在一位天真可爱的孩子的角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闲静、生趣盎然的世界，而这些温情正是老师要传递给学生最重要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些老师给自己的教学目标生硬地加上“认识封建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束缚”，这里暂不讨论这样的解读是不是符合鲁迅先生的本意，单就这阶段的教学而言，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大错特错的。当学生以轻松愉悦的心情感受了如此温情的文字和意境之后，如果老师非要给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批判的思想，势必会打击学生的心灵，让他们对鲁迅产生排斥，久而久之则会产生厌烦情绪。

二、走进鲁迅

这一阶段包括九年级和高中一年级，学生的年龄大致分布在15到17周岁之间，这是从青年期向成人期的过渡时期。“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还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时期，是心理矛盾错综复杂、个体心理发展中易发多发心理问题的时期。”[4]学生开始尝试着以自己认同的方式来思考人生、阅读社会、认识世界。这阶段教师的教学重点还是应从温情入手，继续培养学生对鲁迅的好感，再在适当的时候对作品进行关于人情和人性的引导，让学生意识到鲁迅作品中不光有美好的生活和意境，而且有更丰富的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教师不应将这些意义直接告诉学生，而应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掘，至于发掘的程度，则因人能力而异，不可做统一要求。这也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对于课程目标的要求，“在阅读中，体味大自然和人生的多姿多彩，激发珍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培养探索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感性”。这一时期选入教材的文章有《故乡》、《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孔乙己》、《记念刘和珍君》。

例如，讲解《故乡》时，要让学生领略到江南水乡细腻的情致以及鲁迅少年时生活的乐趣和多彩，也要有效地引导学生，通过闰土对鲁迅态度的改变，感受鲁迅故乡中人情冷暖的变化。此外，也可以从文中摘出精彩的段落，供学生仿写，以体会鲁迅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故乡》中鲁迅描写闰土“瓜田刺猹”的场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5]。这短短几句话，就将当时的环境、闰土敏捷的动作、猹的狡猾一一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而通过仿写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鲁迅作为文学大师，其文字功底的深厚，以提升鲁迅在他们心中的魅力。

又如，讲到《孔乙己》中孔乙己教店小二写“茴”的四种写法时，传统的教学模式必然提到封建科举制度对孔乙己的毒害。这样的解读过于政治化，对涉世未深的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理解上难免有困难，从而使学生形成鲁迅作品艰涩难懂的印象。其实“茴”的四种写法在当时确实存在，店小二之所以不愿意学习，不是针对知识，而是针对教他的人――孔乙己。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是文中受人尊敬的丁举人教店小二写字，店小二的反应会是怎样？学生一定会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店小二会受宠若惊地虚心学习。最后，将店小二的两种态度对比，学生就可以轻松地领悟到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揭露人们对孔乙己即弱者的欺辱，人性之中的冷漠。这样的结论对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

三、理解鲁迅

这一阶段主要包括高中二、三年级。学生年龄分布在18岁左右，接近成人或已经成人。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多，学生心理已经成熟，开始反思和留意自己的内心世界，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再满足于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要求深入了解，并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一时期教师要引导学生，让其认识到鲁迅不再是一个自己小时候的伙伴，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引导者和行动上的矫正者。教学中，应该用温情导入，再逐步升华，让学生深刻理解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一点对应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准则，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增强为民族振兴而努力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课程目标。这一阶段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祝福》、《拿来主义》。

以《祝福》为例，传统教学模式是直接分析祥林嫂是怎样被“三座大山”、“四条绳子”压迫致死的。这样的讲解不仅将文章拆分得支离破碎、毫无情节连贯性可言，也让学生觉得这是一个和他们的生活、生命、时代不相关联的故事，很难激发阅读和学习的兴趣。其实教师可以抛弃固有模式，首先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找到祥林嫂真正“不幸”之处在哪里，进而激发学生心中对弱者的同情和关爱，以提升阅读兴趣。接下来再抛出第二个问题：周围的人对祥林嫂的不幸是何反应？答案是众人把祥林嫂的遭遇当做消遣，并没有同情她。当学生明白到了这些，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祥林嫂的死，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造成的。

王富仁先生曾说：“鲁迅作品恰恰是最好懂的，因为鲁迅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2]但是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反，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作品解读的引导者――教师并没有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有时候甚至起反作用。作为教师，应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循序渐进地用温情引导学生，让学生认识鲁迅、走进鲁迅、理解鲁迅。

参考文献

[1] 陶月梅.亲近鲁迅（第一册）[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2] 钱理群.和中学老师谈谈鲁迅作品教学[J].鲁迅研究月刊，2012（1）.[3]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 王建燕.正视初中学生心理 施行正确教育教学[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5）.[5] 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 王 颖】

第五篇：中学语文教材鲁迅作品选目分析

刘丹

（广州鲁迅纪念馆，广东广州 510110）

近年来，每当新学期伊始，或有新版中学语文教材出版，总会有关于鲁迅作品选目的爆炸性新闻和热烈讨论，题目和焦点总是充斥着吸引眼球且有摧毁性的“大撤退”、“过时”、“滚出”等字眼，这些争论的论据似乎很充足，其一，鲁迅作品的重点篇目比如《阿Q正传》被删了；其二，鲁迅作品的总体数量在减少。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于鲁迅作品的敏感与关注？鲁迅作品真的面临“过时”危机，要“大撤退”了吗？本文就这个问题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依据，梳理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选目，总结其变化规律并尝试分析原因，以期还原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巾发展更替的全过程，为近年来对鲁迅作品的讨论提供一些借鉴。

一、梳理与回顾

作为白话文创作的典范，早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作品就开始被选人当时的诸多国文类课本。目前所知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是20年代初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初中国文选读》，其中收录了《**》《故乡》《鸭的喜剧》《社戏》《兔和猫》和《论雷峰塔的倒掉>6篇作品。之后的近20年中，在已出版的73种国文课本中，有近50余种收录有鲁迅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叶绍钧等主编，1923-1924年初版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其中选人《鱼的悲哀》《鸭的喜剧》《故乡》《孔乙己》4篇作品；傅东华主编，1933～1935年初版的《复兴初级巾学同文教科书》，收录《秋夜》《风筝》《马上日记》《鸭的喜剧》《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维新与守』日》6篇作品；夏丐尊、叶绍钧合编，1935～1938年初版的《国文百八课》，收录《秋夜》《风筝》《孔乙己》《鸭的喜剧》4篇作品.进入40年代，在曰前所见的通行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的22套国文教科书巾，有20套都选人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统一编写中小学教材，供全国中学使用。1951年，在解放区语文课本基础上修订出版的第一套初级、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在全同正式使用，共选人鲁迅作品9篇；1956年，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新编的中学文学、汉语课本增至14篇；1958年，人教社重编综合性语文课本，1959、1960年均有修订，鲁迅作品篇日增至20篇；1964年新编的十二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回落至15篇。从所选篇目来说，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选目基本奠定了解放后至今这半个多世纪中学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具体选日见表1）。

文革期间人教社被迫解散，已编辑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被全国各地自行编写的五花八门语文课本取代。1978年，新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学教材在全国使用，这是人教版第五套全国通用的中学教材，对文革语文教材的混乱局面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其巾选人18篇鲁迅作品，大多是对文革前选目的恢复；1982年，在第五套教材基础上，新增高中五六册教材，改编为全日制六年制中学语义教材，选人鲁迅作品22篇；1987年进行修订改编，这是人教版第七套全国通用的中学教材；1991年，九年义务教育教材开始在全国通行，选人鲁迅作品17篇；1993年，重新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正式向全国陆续印供，高中语文课本也在1997年出版，共收入鲁迅作品15篇，这是人教版第九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2001年和2004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和高中课程标准试验教材开始试行至今，收入鲁迅作品12篇，这是第十套中学语文教材（具体选目见表2）。

这十套教材，代表了中国语文教学60年的发展历程，其先后选录的34篇鲁迅作品，奠定了鲁迅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成为跟随大多数人终生的“鲁迅记忆”。

二、规律及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分析鲁迅作品在这十套语文课本巾的发展规律，我们做了下面的统计表和折线图： 根据图表，我们先总而沦之。从总的篇数来讲，鲁迅作品呈现先增后减的过程。从第一套到第四套，基本呈上升趋势，篇目数量与解放前基本持平，说明这一时期的鲁迅作品在新的政权体制下得到认可，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稳固。文革之后的第五套教材至21世纪初的第十套教材，总体呈递减的趋势。从最高峰22篇，到12篇。

总篇目减少，就给了“撤退论”以依据和谈资，但如果分而论之，情况又是如何呢？

先说散文，鲁迅的散文大多是对过往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回忆。温馨静然的追忆中闪烁着童真、浸润着温情，亲切和谐的感悟中深含着对人生的执着探寻。文辞深切，意蕴深远，既是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学语文教学巾的重要范本。在折线图中，鲁迅散文的篇数在波折巾呈上升趋势。从第一套语文教材到第四套教材，从3篇减至1篇；第五套教材增加到5篇，并一直保持至今。这么看来，鲁迅的散文作品近些年来是在更替中实现增长，并没有被删减，更谈不上“撤退”。

再看小说，鲁迅的小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并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传统。在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动力驱使下，鲁迅成为中国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镜子，完成了对社会及国民性弱点的整体揭示。敏锐地感知，深刻地解剖，开放性地创新，使鲁迅小说形成了忧愤深广、气象万千的品格。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小说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选择范围，从第一套教材至今，小说选目的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5篇左右，是保持在一定的篇目上的小幅度更替，也不存在大幅删减的情况。

最后，来看杂文。鲁迅的杂文创作贯穿其一生，既反映了许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也记录了鲁迅个人的精神历程。鲁迅杂文中体现的抗争精神、独立人格、决然态度、犀利文风，最能显示鲁迅风格。正如郁达夫所说“鲁迅的杂文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杂文的文体精神在鲁迅笔下被发挥到了极致。从图表中可以看出，鲁迅人选杂文的数量波动是比较大的。从第一套到第四套呈递增趋势，最多时达到12篇，之后便急转直下，第十套新课标课本中，杂文篇目被删减至3篇，是名副其实的“大撤退”，这也直接影响了鲁迅作品的总数，造成了鲁迅作品在语文课本中“大撤退”“过时”等假象。

分析到这里，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选目的更替过程已经非常清楚了，那么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为何鲁迅的散文作品什么会越来越受重视而杂文却在经历了“大撤退”之后在语文课本中所剩无几？《阿Q正传》这样的经典为什么也会退出课本？语文教材的这种选择有没有其合理性？理解这些问题都要和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从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改革的开展、鲁迅作品研究的深入等方面寻找答案。

从作为蓝本的解放区语文教材开始到文革结束前，中学语文教材始终打着意识形态的大旗，在具体作品的教学上，政治化倾向严重，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及随后掀起的“大跃进”狂潮中，语文教材进一步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服务。鲁迅杂文由于其文体特点被大量选人中学语文课本，《“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政论性很强的杂文也均是此时第一次被选人语文课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鲁迅的散文与小说作品几乎被忽视，选目数量达到历史最低。

文革十年间，人教社没有出版统一的教材，在当时极左的思想路线下，鲁迅杂文更是成为教科书在其文学品类中的唯一选择，充当“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作品被重新认识，得到了复苏和发展，杂文的选择则相应得到了限制。《雪》《风筝》《范爱农》《阿长和（山海经）》《孔乙己》等优秀作品先后被选人课本，阐述以科学的文化继承观来对待文化遗产的杂文《拿来主义》也第一次进入语文课本，表明语文教材在面对鲁迅作品选择时态度的转变。在作品的解读方面也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开始注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从文化启蒙角度重新审视鲁迅作品。

进入90年代，随着时代的迅猛发展，文化日趋多元，中学语文界掀起了一场中学语文教育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语文教学多年来的积弊被一一声讨，“人”被推到了制高点。钱理群在探讨教育的目的时说：“我觉得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中学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学生第一次被摆在了教育主体位置，激发学生兴趣，保留学生个性特点，尊重学生的年龄特点，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内心感受成为教育最为关注的课题。洛扎诺夫在《自己的角落》中谈到教育时说：“我们不应当注重教什么，还应懂得不教什么。习得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保持什么才是最重要。哪里的个性没有得到保存，受到压抑或被忽视，哪里的教育就完全无法实施。”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的教育理念已然成为新世纪课程教材改革中的主题思想。

与此同时，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选文标准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情趣，文章更多地从政治性转到文学性的追求上。罗素在谈到教育时表示“教育应当培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鉴赏能力”，教育本身是文化的、审美的，心灵的。5i童庆炳也认为“教材应该选那些风流蕴藉的作品。„„‘风流’就是有诗意，‘蕴藉’是指蕴含的内涵丰富深厚。这种新的选文标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以此标准，语文教材对鲁迅作品选目作出大的调整在所难免，也理所当然。那些被认为是“骂人”的政论性文章，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均退出了中学语文课本；一些小说作品比如《阿Q正传》等则考虑到中学生的接受水平、作品篇幅等原因作出了调整；而散文作品则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

“无论哪个语文教材版本，鲁迅至今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鲁迅是近百年来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了解最深的思想者，也是最具有独立思考和艺术个性的伟大作家，鲁迅已经积淀为现代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所以让中学生接触了解一点鲁迅，是非常必要的，教材编写必须重视鲁迅。但重视不等于选文越多越好„„”目前，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仍然稳定地维持在15篇左右，而且选人作品更加注重语文教学规律的需要，考虑中学生的接受能力，达到了更加科学、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