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第一篇：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主讲：何希凡

教学目的及指导思想：

1、引导学生结合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理解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爱国主义情感。

2、通过对作家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比较分析，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感悟与理解，训练学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作品和学生心理实际，引导学生用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原则评判文学作品、探讨文学现象。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郁达夫经历、性格与其创作的关系

要点：

1、极富才情。7岁发蒙，9岁即能赋诗。2、3岁丧父，家道中落，对其人生产生影响。

3、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善旧体诗词——影响其文风。

4、熟悉西方文学，自述创作前阅读上1000部外国小说。

5、敏感、多情、坦诚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结：自身“风采不扬”；留学生活中弱国子民的体验。

“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达夫：《致王映霞》

“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1936.1

二、怎样理解《沉沦》的结尾及其中蕴涵的爱国主义情感

观点引述：

“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国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苏雪林《郁达夫论》1934年9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西滢《闲话》1926年《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样理解小说的结尾（是否显得“滑稽”或“不和谐”）？

教师提示：

1、小说文本内在的一致和统一：比如第2节，第7节等内容直接和结尾相呼应；结尾并不突兀。

2、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苦闷和国家民族的贫弱紧密相关：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自卑——性的压抑与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

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民族的贫穷落后）交织在一起——个人悲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3、结合创作背景理解：

“这两篇东西里（指《沉沦》和《南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郁达夫《沉沦·自序》）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确实有受歧视、受压迫的事实。

三、怎样理解小说中的性描写

1、教材的相关论述（P71-72）。

2、判断艺术与色情的一些原则：

①表现目的——是否为人物性格、主旨服务，是否游离于主题。

②表现手段——是否“艺术地”表现，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创作心态——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发展。反对赏玩式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性描写；可以接受的创作态度：批判的态度，歌颂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劳伦斯的作品），调侃反讽（如王小波作品），抒怀泄愤（如《沉沦》）等等。

四、《迟桂花》与《沉沦》的比较

1、艺术构思之比较

迟桂花构思精巧：事件线索——翁则生的婚事，情感线索——“我”对翁莲的情感变化；两线由小说中心意象“迟桂花”交织在一起。

《沉沦》的结构较随意，有过于散漫之弊。

“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达夫：《忏余独白》）

小结：《沉沦》感情悲切、真挚但同时也缺乏谨严的艺术构思；而《迟桂花》则构思缜密，结构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较

《沉沦》：主人公怀着人生幸福的幻梦，有着强烈的苦痛和泛滥的情感；表现了作者处于青春期的人生诉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胆，人与人感情热烈、如胶似漆。

《迟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渐趋平寂；表现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种人生诉求——希望人性自然优美，人与人的关系和平恬淡、轻松自如。

3、人物与环境关系之比较

在《沉沦》中，自然环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内心与社会文化环境冲突激烈。在《迟桂花》里，自然净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现人性的美好，人际关系的和谐。

五、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2、作家自我形象的写照。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时始尽，/啊啊，贫困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郁达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复杂立体的形象，但忧郁、软弱、孤独、自卑是其总特征。

“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富有正义感又缺乏奋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卑琐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 ——袁凯声：《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当的普泛意义：“生之苦闷”的表达，能引起处于生存竞争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共鸣。

六、郁达夫小说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忧郁的美学特征。

2、崇尚自然，表现自然。

成因之一： 故乡山川风物的陶冶，传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他对于自然美的强烈感受力和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卢梭等外国作家的影响。

“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郁达夫：《小说论》。

独特之景象与细腻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构成了郁氏小说独特的情味和情调。

3、故事性减弱，情绪性加强。

故事≠情节；淡化故事、强化情节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标志之一。

阅读书目：

《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选集。《郁达夫名作欣赏》，温儒敏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主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

第二篇：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人间真情的呼唤

——郁达夫小说《迟桂花》解读

摘 要：《迟桂花》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与前期作品不同的思想情感。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小说设置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分析和解读，可以看出，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作者在人生困境中对人间亲情和友情的真切呼唤。

关键词：现代文学；郁达夫；迟桂花；思想；解读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坛的著名作家，他开创了自叙传式的抒情体小说，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沉沦》为代表的前期小说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的形象，敢于毫无遮掩的暴露自我，“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1]但30年代以后，进入中年的郁达夫，其小说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迟桂花》就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之一，作者一改大胆的暴露，零余者形象的写法，在淳朴静美的境界中荡涤自己内心的躁动，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虽然《迟桂花》发表后的影响并没有《沉沦》等作品那样大，但却“是小说家融合心灵的体验、诗意的感悟和自由的想象而写成的一部抒情小说杰作。”[2]其所具有的思想意蕴更为深厚，在艺术表现上也更为成熟。要想把握小说丰厚的内在意蕴，就必须结合作品对主要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作品内在的叙事结构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我们自然就能感受到其内在的真意。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对于小说而言，作者通常是不会站出来直接言说的，思想情感的表现比较隐蔽。在小说中，作者的观点是通过小说的叙述者或小说中的人物来传达的。换句话说，小说的叙述者或人物就是起到传达作者观点的功能的。同时，小说作为一种叙事作品是有情节的，自然也就内含着一个叙事结构或称话语结构。不同的叙事结构隐含着不同的意义，其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一样。因此，对于一篇小说而言，我们只要能不为表面的精彩所迷惑，撇开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把握住核心的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并找出它们所共同指向的所在，作者所要真正表达的思想情感也就一目了然了。

作为一部短篇小说，《迟桂花》的篇幅并不长，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三个：“我”，一个来自“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的作家；翁则生，居住在杭州翁家山的“我”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翁莲，因夫死而在娘家寡居的翁则生的妹妹。整篇小说就是围绕这三个人物的活动展开的，这三个人物在故事中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与翁则生，翁莲与翁则生，“我”与翁莲三组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关系隐含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并共同指向小说的核心意义。当然，由于小说采取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人物之一的“我”，因此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与翁则生之间的关系，这是小说最先引出的关系，也是结构全篇的基本关系，显然他们是同学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翁则生在偶然得知“我”的音讯后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感谢“我”以前对他的关心，并热忱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我”在收到信后也很爽快的接受了邀请并前往。两人相见时，“平时总是很沉静”的翁则生是“就同猴子似的跳回来”的，见面后又有说不完的话，等等。可见两人虽然有十几年未见面了，但相互之间的感情没有变，还是非常真挚而深厚。这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深深友情关系。翁莲与翁则生则是兄妹关系。对这一关系，小说虽然着墨并不多，但翁则生对妹妹翁莲的关怀与疼爱却是溢于言表的，这从翁则生在信里叙述翁莲之事时流露出的怜爱与心疼，以及随后为照顾翁莲的心境，怕她见自己准备婚礼而触景伤心，托付 “我”陪她出去散心等方面，都能明显看出。因此，这一关系让我们看到的是亲人之间那相互关怀的浓浓的亲情关系。而我与翁莲之间的关系则是小说叙述的重点，是一组有发展变化的关系。一开始，总“似乎要起性欲冲动”的“我”在与翁莲同游五云山时，受了情欲的诱惑，不由自主地对翁莲“发育的太完全”的成熟女性身体“簇生异想”，“贪鄙起来”，产生了非分之想，两人之间实际形成了一种情欲关系。然而，翁莲却是心无杂念，纤尘不染。在“我捏住了她的手又默默对她注视了一分钟，但她的眼里脸上却丝毫也没有羞惧兴奋的痕迹出现，她的微笑，还依旧同平时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的笑容一样”时，“我”深感羞愧了。翁莲的率真和自然，让“我”打消了邪念，“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我”在得到了翁莲的原谅后，两人最终结拜成了兄妹。至此，“我”与翁莲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低俗的情欲关系转变成了纯真的兄妹关系，一种亲如一家的亲情关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三组关系的最终指向都是亲情和友情，特别是“我”与翁莲关系的变化，这种指向最为明显。亲情和友情是人人都想拥有的人类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显然这也是作者郁达夫在本篇所要展现并渴望拥有的。

小说的故事情节也较为简单，讲述了“我”应老同学翁则生的邀请赴杭州翁家山参加其婚礼的故事。故事的原型依然是那种古老的男人与女人的故事模式，叙述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从显性层面看，小说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讲述了“我”离开上海去杭州的翁家山参加婚礼再回来的过程。从基本叙事结构来讲，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叙事，按上海——翁家山——上海的地点变换来叙述的。人物活动的地点只有两个：上海（略写）和翁家山（详写），一个是繁华喧闹，“煤烟灰土很深的 ”大都市，一个是宁静祥和，淳朴美丽的乡间。表面上看，“我”离开上海去翁家山是为了参加老同学的婚礼，但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小说对婚礼的场面描述并不多，更多的是描绘了翁家山宁静美好的自然山水，以及“我”与翁莲同游五云山的难忘旅程。可见，“我”离开上海去翁家山，参加婚礼只是个由头，真正原因是因为那里有让人心灵纯洁的美丽大自然，更因为那里有“我”在上海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友情和亲情。那里的男人（翁则生）给了“我”诚挚的友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那里的女人（翁莲）洗去了“我”这个欲望都市男人的邪念，让“我”得到了纯真的亲情。因此，这次出行实际上是“我”心灵的一次出走→获得→回归的过程，是一次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的过程。小说的叙事隐含的是一种追寻结构，翁家山之旅就是一次心灵的追寻之旅，追寻的是“我”在上海感到匮乏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最终，追寻获得了成功，“我”走出了私欲，获得了真情，回归了真我。翁家山才是“我”心灵的桃园圣地。小说这一叙事结构的安排，很明显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内在的心灵追求。这一叙事结构与作者所设定的人物关系共同作用，清楚地向我们昭示了作者郁达夫对人间真情的呼唤。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在这篇小说里为何如此强烈地渴求亲情和友情？郁达夫生活在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身染肺病，回国后长期失业、流浪，受制于专制婚姻。社会的冷遇、故国的贫弱种种人生的不幸汇集一身，这使郁达夫的生活和精神一直处于一种困顿状态，形成了其多愁善感、嫉恶如仇、自卑自贱又有些神经质等极其复杂的个性特征。正因如此，郁达夫前期创造了大量的零余者的形象，这“ 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3]郁达夫一直希望突破这种精神困境，但却并未成功。在创作《迟桂花》这一时期，他又叠经“创造社”的变故，大革命的失败，虽曾参加“左联”，却正过着隐居生活，思想上的苦闷，内心的寂寞与孤独可想而知。在这种状态下，郁达夫自然极为渴望有亲情、友情的伴随，过上一种宁静安谧的生活，以慰藉那颗疲惫的心。《迟桂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诞生的。而郁达夫此时对“天外的使者”——王映霞的大胆而执着的追求，应该说也是这种心境的流露。当然，在《迟桂花》里作者也确实流露出了某些隐逸思想和名士心理，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在“革命已深入的三十年代，这种逃避斗争的‘名士’意识，则显得特别灰暗落后”。[4]这种不顾实际，以政治眼光来看待一切的做法，未免对作家有些苛求了。况且，小说主要还是表达作者渴望得到亲情和友情的心情，这也没什么错。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郁达夫在那样的状况下却并没有沉沦，而是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热切呼唤，这难道不也是对那黑暗现实的一种反抗吗？

第三篇：王蒙小说创作

试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1)王蒙的小说：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存在夸大政治斗争作用的不正常气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权势，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阴暗心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动变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恋爱的季节》《事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b)1)艺术特色：

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的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独自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荒诞小说 朱慎独“沐浴学”《沐浴学发凡》

讽刺那些国内为研究而研究的风气，批判国民性中盲目拉拢权威，将正常的生活家易变性，将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语言上为了显示意识活动的特点，作者放弃了对语言的完美对称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语言单位之间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断裂，悖反，有些小说界见了相声的话语方式，语言俏皮夸张，调笑成分很强，杂文语体，文言句式，民歌民谣常出现于作品中，语言密度相当大，往往由一个话题引起，语意相关或相近的词语在文章中不断出现追求表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语言风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现象是，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说创作 对王蒙的介绍

1958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王蒙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像别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会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创作处于常新的状态，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蒙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主要作品：《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系列作品。

关于意识流：所谓的“意识流”，是指19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自由。这种“意识流”文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识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又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3.王蒙反思小说的创作特色：

⑴ 对“伤痕”文学的超越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灵现实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

⑶ 宽容的历史态度，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⑷ 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⑸ 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第四篇：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的犀利尖刻，沈从文的诗情画意，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坛中闪发着异样的光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九十年代后沈从文被列为仅次于鲁迅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风格南辕北辙，艺术主张差异很大，但他们在改造和重建中国国民性精神上殊途同归。鲁迅的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沈从文小说则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活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正如苏雪林所说，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尽管他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改造国民性，但在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风格上又有着迥然的不同。

一、鲁迅专注人性丑的批判，沈从文专注人性美的挖掘。

俄罗斯画家列宾说：“光秃秃的线条也可以跃然纸上，只要放得是地方。”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独特优美的自然景象，犹如一幅幅清理脱俗的风景画，简直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同时，又给读者留下广阔的空间，扩大作品的弹性和拓深人物的审美品位，读者可以自己的经历，知识构成，审美倾向自由填充，这样，作品的生命力又得到了无限的延伸。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由于他从小就喜欢上绘画，他对美有着独特的感悟和发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一个个都是美和力的结合体，天真、纯洁、善良、勇敢、热情、坚韧、执著„„“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逊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简短的比喻，一个完美的龙朱的整体形象跃然纸上。《三三》的三三，《长河》中的夭夭——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人性美。甚至妓女都有一种脱俗的美——爱岗敬业。比如《柏子》的妓女形象。《边城》里描写翠翠听歌的情景：“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习。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一切皆象是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迷迷胡胡的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荐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溪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翠翠，梦里的歌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在对溪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一个美的化身——翠翠，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浓的人性美、人性美，善良、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著，就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回味无穷。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鲁迅的小说，是以一种医生的眼光看待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性，病态的人情。他热嘲冷讽，只是为了揭露病苦，引起疗治的注意。因此，在他的笔下，犀利、刻薄、无情、反思、质疑、批判„„利剑般直射国民的劣根性，想彻底摧毁中国人民身上的牢笼，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病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任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试图重铸国民性，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中华民族危机。他批判的笔尖深深地刺进社会各阶层，深深地关注和揭露着病态社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华老栓、闰土、单四嫂、祥林嫂、阿Q是农民的代表，他们承受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腐蚀，最后自己也被自己腐蚀了。特别是阿Q，鲁迅的批判笔墨最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被社会迫害至狂又不知醒悟，而陶醉在自创的精神胜利法里忘了还乡路。他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隶，沉醉在没有根据的自尊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挨了洋鬼子的哭丧棒后很快就忘记一切并且“有些高兴了”；为了平衡被欺负的压抑竟然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中得到满足；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遭到赵老太爷的欺负：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

揭露知识分子精神的苦闷，冷峻地解剖了他们陷入社会的无人之阵里，一次次的突围，一次次的失败，更加暴露了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在酒楼上》写出辛亥革命独战多年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苍蝇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无辜消磨着生命；《伤逝》揭露出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抗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了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在《药》，夏瑜被杀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群众“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启蒙者竟然被被启蒙者吃了，其批判是何等的深刻！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即使那些“吃人”的群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甚至启蒙本身。

二、鲁迅的语言犀利深沉，透露出一种迫切的紧张与沉思；沈从文的语言明净纯真，轻快中蕴藏着对人性人性深层次的思索和揭露。

“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物和思维的。”高尔基这句话告诉我们，语言是通向文学的桥梁和纽带，是读者进入作家精神世界和体验文学美感的必经渠道，因此，理解语言是理解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鲁迅小说的语言，犀利、深沉、简练，和沈从文明净、纯真、轻快相比，多了几分辛酸。正如沈雁冰读《呐喊》后的感受：“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在酒楼上》：“窗外只有渍痕班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孔乙己》：“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第二年的端午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简洁凝练的语言背后，透露出令人窒息的压抑，苍白萧条的场景，把死亡渲染得更加残酷与凄凉，把死亡与苍白的社会联系起来，具有极强的批判力量，有一种威压，逼迫读者直面现实，反思自己和社会。

沈从文的小说，其实就是一首散文诗，语言明净纯朴，诗感浓郁，从中迸射出来的一连串色彩斑斓的意象，就像一连串坠地有声的珍珠，不但给人视觉上的享受，还给人听觉，甚至触觉上的美感。牧歌式的抒情笔调，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陶醉在湘西明净和谐的山水中，沉浸在古朴的民族风情里，流连在还没有受到都市腐蚀的自然人性的美之中。富有诗意的语言，把湘西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刻画得淋漓尽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边城》中介绍翠翠名字、性格及她生长的环境时，其实就是一首诗——“为了住处两山多篁竹，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为这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作“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翠翠不须修饰的自然、健康的美，翠翠天生就是自然的儿女，纯洁、善良、天真、美丽，“皮肤变得黑黑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一个天使般纯洁的女孩瞬间闪现在读者面前，这不是美的化身？这不是人情人性的精华？《柏子》开篇这样写到：“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岸。”这样简单一句话则更为简洁明了地将读者引入沈从文式的湘西水乡风情中，垫定了整篇文章自然质朴的基调。在《长河》的《人与地》中：

坐在橘子堆上或树桠间的主人，必快快乐乐的回答，话说得肯定而明白，“我这橘子不卖。”

“真不卖？我出钱！”

“大总统来出钱也不卖。”

“嘿，宝贝，希罕你的„„”

“就是不希罕才不卖！”

古人说“入境问俗”，若知道“不卖”和“不许吃”是两回事，那你听说不卖以后，尽管就手摘来吃好了，橘子园主人不会干涉的。

„„

“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个？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

短短的几句对话，轻轻松松地把一个世外桃源似的湘细农村勾画得淋漓尽致，这里没有狡诈，没有欺骗、没有斗，更没有大都市的喧哗、紧张、忙繁和唯利是图。透过这段文字，读者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农村自然朴质的美和没有被社会扭曲的纯净的人心。

第五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小说创作

国统区小说创作 茅盾：《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走上岗位》、《锻炼》等小说 张天翼：《速写三篇》包括《华威先生》(1938、2发表于长沙)、《谭九先生的工作》、《“新生”》

（1938、11）、《金鸭帝国》（1942、1）

沙汀：《防空——在勘察加的一角》（后改名为《防空》）写于四川

《在其香居茶馆里》1940、12

“长篇三记”：（《淘金记》(1941年秋)、《困兽记》、《还乡记》）

《磁力》、《奇异的旅程》（即《闯关》）

《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为《一个秋天晚上》

短篇小说集：《呼啸》、《播种者》、《医生》

艾芜:《丰饶的原野》》（由三个系列性的中篇《春天》、《落花时节》和《山中历险记》组成，写于成都）、《秋收》、《纺车复活的时候》

《山野》和《故乡》，以及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短篇小说《石青嫂子》。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青春的祝福》、《求爱》、《在铁链中》、《财主的女儿 们》、《卸煤台下》、《何绍德被捕了》、《王兴发夫妇》、《老的和小的》、《英雄的舞蹈》、《谷》、《旅途》、《人权》

沈从文：《长河》； 冯至：《伍子胥》；

萧红：《呼兰河传》《旷野的呼喊》、《朦胧的期待》、《孩子的演讲》、《马伯乐》； 汪曾祺：京派回忆性小说《老鲁》、《鸡鸭名家》；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大地的海》、《螺狮谷》、《风陵渡》 王西彦：追寻三部曲（长篇《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老舍：《四世同堂》（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组成）巴金：《憩园》及《寒夜》、《第四病室》、《火》三部曲

王西彦：《古屋》短篇集《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还乡》等，“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等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 郁如：《遥远的爱》 黄谷柳:《虾球传》 穗青:《脱缰的马》

汪曾祺:《邂逅集》(包括《复仇》、《老鲁》、《鸡鸭名家》、《戴车匠》等)骆宾基：《幼年》（又名《混沌——姜步畏家史》、《乡亲——康天则》、《红玻璃的故事》

解放区

赵树理代表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罗汉钱》；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孙犁：《荷花淀》、《芦花荡》、《麦收》《荷花淀》（散文、小说合集）、《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白洋淀纪事》（散文、小说合集）等和中篇小说《村歌》，康濯的代表作是《灾难的明天》和《我的两家房东》，孔厥的代表作是《受苦人》和《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刘白羽的代表作主要有短篇集《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红旗》和中篇小说《火光在前》 邵子南的《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篇小说《在医院中》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延安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松江省珠河县元宝区 马加的中篇小说《江山村十日》

欧阳山的《高干大》 柳青的《种谷记》 草明的中篇《原动力》 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

沦陷区

张爱玲：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电影剧本《多少恨》、《太太万岁》，以及学术专著《红楼梦魇》等。代表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二炉香》、《自己的文章》、《公寓生活记趣》等。上海 钱钟书：著有小说《围城》《人.兽.鬼》（包括《上帝的梦》《猫》《灵感》与《纪念》）

师陀：《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记》、《结婚》、《马兰》

苏青：《结婚十年》

梅娘：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张恨水：《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讽刺小说和《水浒新传》、《秦淮世家》、《丹凤街》

徐訏：《鬼恋》、《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长篇小说《风萧萧》等。孤岛上海

无名氏：《露西亚之恋》、《龙窟》、《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

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