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精品】

第一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精品】

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胆地创新表现手法，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和独到的思想深度，“描写一个年老垂死的世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南方 旧体制腐朽没落的根源，无情地批判了压抑和摧残人性的清教主义、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表现了身处历史变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机。

在福克纳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势力，主宰着整个南方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尔 文主义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派别，它一方面要求对社会进行 激烈改革，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运生前决定 的教义，压制人的欲望，谴责任何形式的娱乐和享受。“加尔文化了的耶和华”，具有 一种严厉而毫不宽容的特质，是《旧约》中那个不断惩罚的“部落之神”。美国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厉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恶”，生活 成了人们“自己把自己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福克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宗教保守势力横行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传统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个 在宗教原则上绝无还价可讲的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个人从小孩到大人 都必须准备好一段《圣经》摘录，并流利地背诵。不然的话，就别想吃早饭”[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属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亲属于浸礼教资料

(Baptists)，这两个派别的教徒组成了美国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纳的小说《小 镇》里，查尔斯·莫利森回顾杰弗逊镇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镇是由雅利安 浸礼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创立的”[5]。福克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创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这样“一个南方农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长大，我不知不觉地将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这与我究竟对它相信多少毫无关系”[6]。尽管福克纳的创作思 想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的特征，尽管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与影射，但他 从未把宣扬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几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对压抑人性的清教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福克纳心目中的上帝是 宽容而仁慈的，他对加尔文主义清教的上帝充满了愤懑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发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恶与不幸。

《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稣受难的星期(passion week)为时间背景的。小说中班吉(Benjy)部分的时间背景是4月7日圣礼拜六，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岁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里便有着十 分明显的影射性。班吉是一个白痴，枉有33岁的年龄而只有3岁儿童的智力，甚至不会 说话，只能“毫无意义”地“喧哗”。(小说书名《喧哗与骚动》出自莎士比亚悲剧《 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语：“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都没有任何 意义。”[7])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班吉的姐姐凯蒂(Caddy)漂亮、热情而富有同情心，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爱护班吉的人。班吉和凯蒂生长资料

在一个既没有母爱也缺乏父 爱的家庭里，从小受到清教式的严厉教育，在没有爱的生活中，他们更加渴望着理解与 关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赖着凯蒂，而凯蒂则试图在异性的爱抚中得到慰藉，结果却 走过了头。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影射着耶稣，尽管他是一个白痴却有着耶稣般的超自然力，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然而这种耶稣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凯蒂于走投无路的逆 境之中，凯蒂还是堕落了，最后竟成为纳粹军官的情妇。这里影射的含义是十分直白的 ：耶稣竟像白痴一样的无奈，只会“毫无意义”地“喧哗”。影射对主题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福克纳借助“耶稣”的无奈，来揭示代表着南方旧传统体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为衬托，这一主题远不会揭示的这样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纳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稣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个反对战 争、倡导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稣一样有着12个追随者(门徒)，而出卖他的人(犹大)也正好得到30枚银币。同耶稣一样，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两个盗贼(强盗)在星期五 一起被处死，死时也正好33岁。这个班长形象，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敌对双方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一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和平。福克纳刻画 这样一个人物被处死，是对战争与社会腐败的抨击。他在谈到《寓言》时曾经说过：“ 如果耶稣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临的话，他就会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8]这 就一语道破了《寓言》的创作思想，说明它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对整个西 方世界的腐败和对教会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讽刺与批判。从《寓言》的创作手法上 我们不难看出，资料

由于福克纳以宗教典故进行隐喻与影射，让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与命运同 耶稣和基督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战争虐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 把宗教伪善的面具撕剥得荡然无存，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广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现力和批判性变得更为深刻与辛辣。

加尔文主义在美国南方曾有着不可一世的强大势力，这种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在南方蔓 延和发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神学的角度支持了南方的奴隶制和种族 主义。加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勾结、相互支持，许多最极端、最残忍的种族主义者，往往正是最狂热的清教徒。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取材于他11 岁时发生在南方的一桩种族惨案。1908年9月8日，一个名叫勒尔斯·伯顿的黑人因杀死 一名白人妇女，而被一群清教徒冲进监狱杀害，并在被割掉耳朵、挖出睾丸后用绳子栓 着尸体的脖子游行，然后被一丝不挂地吊在了法院门口的大树上示众。在美国南方，宗 教竟然高于了法律。福克纳正是怀着对清教支持下的种族暴行的极大义愤，创作了他的 《八月之光》。小说中乔(Joe)是福克纳笔下命运最为悲惨的人物。在他出生前父亲就 被他的外祖父怀疑有黑人的血统而枪杀了。当他的母亲因难产而生命垂危时，他的外祖 父再次执行“上帝的旨意”，不准找医生相救，结果使他的母亲死于难产。乔一出生就 成为孤儿，永远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和家庭的温暖。乔被送进孤儿院后，他的外祖父汉斯 也悄然来到孤儿院当看门人，然而，丧心病狂的汉斯并非是来照管外孙，而是来进一步 执行“上帝的旨意”，不使乔这个“魔鬼的作物”[9]，逃脱惩罚。汉斯在孩子们中间 散布乔是“黑鬼”，使乔从小就备受歧视。乔5岁时被人领养，养父资料

在领养他时说：“ 尽你所能干活，那会防止你捣蛋。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人的两个恶习就是懒惰和胡思乱 想，两个美德就是工作和敬畏上帝”[10]。当乔背诵不出来那些长老会的教义时，养父 就使足力气有条不紊地抽打他。如果还背不出来，就继续抽打，并不让他吃饭，直到最 后昏倒在地。为了突出宗教对人的残忍性，福克纳在小说中描写养父的“眼睛”和“声 音”都“并非不和蔼”[11]。福克纳以此表明并非养父残忍，而是他所信奉的清教使他 变成这个样子。福克纳正是通过这些小说的情节，向读者表明加尔文主义清教是如何支 持和帮助了种族主义在美国南方的肆虐暴行。

资料

第二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李予军

(北京城市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内容摘要：

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小说艺术手法实验的现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断变化的小说创作技巧之下，掩盖的是他一直关注的重大社会变革主题。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剖析了其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内涵和他本人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展示了他企图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愿望，却始终未能逾越这条鸿沟。

关键词： 福克纳；创作；手法；主题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福克纳文集》的出版，成为美国文学界认识与理解福克纳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界对福克纳的高度评价，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们的注意。而在其时，他的作品并不受读者们的注意，甚至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殊荣纯属“胡乱安放”的荣誉，但是这毫不影响他终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国以及西方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一些地区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福克纳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现象。就是现代美国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声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从福克纳的魔影下摆脱出来”。

一

福克纳一生的创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国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是“意识流”小说技巧大师，又能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的伟大实验者。人们对福克纳的解读、研究大多着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无疑问，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写作手法的实验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辞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说形式、艺术技巧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福克纳从来没有为探索而探索，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坚信形式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作品，而只能是从内部“长”出来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情节决定其风格”，“„„是主题，是故事造成其风格„„”。所以无论福克纳使用哪一种艺术手法创作，都是为了服务于他所选择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思想，都是为了更自然、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现他本人的创作思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那里始终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断创新的外在形式，但这决不是说不重要。相反，他的艺术手法实际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形象。这表明，福克纳在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寻找他要表现的东西——创作主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福克纳创作思想的动机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福克纳一生创作丰厚，决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贯通，情节相接，构成一套《人间喜剧》式的“体系”，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各阶层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他自己虚构的“世系”中，他如同“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先辈们血脉里涌动的激情在现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们完全淹没在各种怀疑主义和相对论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现为悲剧，那些曾经摄人心魄的悲剧爱情和传奇已无法说明现代人所面临的严峻状况和精神危机。正是他创作的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独特创作思想和鲜明的创作主题；也正是从他的主要作品中，我们能够把握其创作命脉和思想的本质，而达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环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现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时间局限的共性，即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在于写“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人的灵魂”。虽然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为人有灵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在他那里很难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结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为经验的“客观对应物”和保存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存在状态，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客观地不受情绪影响地观察自己另外一个真正的自我。几乎从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分明预见到了他的时代人类价值的混乱和丧失。这种感受性，与他能够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艺术自信心一道，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哗与骚动》中，自然主义占居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书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讲述。他生下来就是白痴，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应的流动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凯蒂如果不是白痴的话，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环境扭曲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无法使他们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若不象昆丁那样在绝望中挣扎，便会和杰生一样堕落为痛苦不堪的实利主义者，或者成为班吉那样没有思维的可怜的白痴。昆丁是所有人当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终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虽然生活在哈佛大学校园，但思想感情却深受南方旧传统的影响，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化身，表现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的心情。评论者们把他喻为作者本人，而福克纳自己也说过，他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轮流讲述，而由于福克纳加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它实际上也发展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社会的故事。这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是一张用回忆精心构织的密网，它没有指向什么，却又意味着一切。作为福克纳另一个自我，他将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时，针对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仇恨南方时，他回答说“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比那个复员的飞行员（《士兵的报酬》）更远地脱离自身和现实。福克纳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表现了他对南方的热爱和对人类愚昧的绝望。他对罪恶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种叛逆性和加尔文教的良知感，却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种种情结。同昆丁一样，他也是两眼望着过去，为传统的沦

丧而痛心疾首。它象征着人类乌托邦的破灭，象征着过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没落与腐败。

在《八月之光》中，作为象征，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显联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讽喻，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一个被僵死的宗教和经济剥去了人性的现代人，他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被黑人社会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独，经受了黑暗和苦难。这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描写罪恶的寓言，而这种罪恶既可以发生在新教教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个缩影。作者在这里想传递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而《押沙龙、押沙龙》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对萨特本 的态度寓意更为明显。托马斯·萨特本是一个像那些由自身的弱点毁掉了旧南方的人复仇的工具。然而当他无法生出一个同一种族而且清白无辜的子嗣时，他想建立起同一种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昆丁对他耿耿于怀，因为他从他的失败中看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南方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在《我弥留之际》里，本德伦一家“奥德修记”式的旅程虽然是为了埋葬死者，却各另有所获，特别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时内就找到了新欢。福克纳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谐和具有反义的事物表明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现代人的命运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场滑稽的玩笑。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一反昔日“充满甜蜜柔情与阳光”的田园情调，而成为危机四伏、人欲横流的现代荒原。人们孤独、恐慌、绝望、荒诞，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再现了南方社会转型下的世态炎凉和因此造成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裂变、痛苦和苦闷。旧南方的逝去与新南方的混乱，在福克纳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颤。幻想的萦绕和现实的无情使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剧变。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朴的浪漫情调，理想主义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纳始终摆脱不了对南方的那种近乎着魔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他一再将笔触伸向最能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灵魂深出发生的撞击，企望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呓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来昭示现实，反映现实，以求得对过去眷恋的暂时松弛。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主义，却大量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逐渐脱离了本世纪初现实主义主流，向着梦幻世界探索着，越过一个又一个巅峰，终于在他匠心独运、处心积虑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在这同时，福克纳追求象征主义和纯艺术手法和哲学深度方面都已进入了新领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实际上远远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他通过零乱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南方贵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个蓄奴制度的失败和与之并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心冲突；他们不愿成为下等人，但不能违反南方传统的道德准则，否则 将要背叛家庭、白人社会和文化遗产，他们在历史的阴影下成长，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寻求自我；20世纪社会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质朴、善良、忠诚、勇敢等品质；对人的个性以及按个人意愿生活的权利的强调和对现代社会侵犯了人的尊严，扼杀了人的价值的谴责；与社会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简单纯朴、非知识型的人不受社会法规的约束。他们的喜怒哀乐里没有勉强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帮助“社会人”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如能超越法规就可以达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这样，尽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残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这些主题的展示，使之文学创作越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而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福克纳将作品中的人物赋予时代性，刻画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尽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这些具体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投身生活的错误，但感情上却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的共鸣，也充分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特别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不克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隐痛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对南方及其过去的困惑，无疑这是时常困绕着他而终究摆脱不了的南方情结，欲爱不能，欲罢不忍。

四

福克纳在塑造众多的现代社会理想破灭的具体人物的同时，却无法将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现于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说福克纳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虽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即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却掩盖了他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即对旧南方先人们罪恶的历史的痛恨，他企图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批评和否定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以便使他所钟爱的南方永远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痛苦矛盾的心理却为反映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选择，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找一条跨越心理鸿沟的途径，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一个奇迹。这种探索导致了他的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在同类作家之上，而在艺术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上也走在了同类作家的前列，成为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兼有广度、深度、历史感、乡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浓的现代派作家，他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更写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性受到扭曲的问题。

福克纳自身充满的矛盾以及要表现的内容也为他选择适合表现的艺术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这种帮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这种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识流手法。“意识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变为文字流淌出来并且通过模糊事实和行动揭示自身。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诸如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而是深切地感到旧传统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语言，无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无法描绘他眼中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意识流追求的总体审美意境对于读者来说是空前的挑战。读者很难一下就能把握住诸如《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的总体意象，作品在心理时间无限自由的表现取代了传统小说中作为推理依据的情节结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入“梦境”或“幻想”进行思维，取代叙事小说的有目的的思维。然而正是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人们分明感觉到了作者的思想，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和看到了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意识流”这样一个恰到好处地使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在“杂乱”中而不是在“顺序”中得以表现，人们又怎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和内心的矛盾呢？实际上无论从福克纳采用的艺术手法还是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福克纳所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着一层象征性的伪装，显现了由于肉体的生命力同非肉体的自然力量发生冲突产生的愤怒、困惑和无助，揭示了创作者自身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沟通。这就是从亨利·亚当斯到托·斯·艾略特以来美国严肃文学家所写的中心主题，而福克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冲突，而不仅仅是议论一番。

参考文献：

1．R.汉弗斯：《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3．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作者简介：李予军，男，教授，北京城市学院语言学部，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第三篇：繁荣小说创作 建设文化兴化

繁荣小说创作 建设文化兴化

———兴化市创建“中国小说之乡”情况汇报

兴化市人民政府

古城兴化，历史悠久，以“兴盛教化”得名。自古以来，文风昌盛，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祥地、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近年来，随着“文化兴化”建设加快推进，小说创作更加蔚然成风，全市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氛围十分浓郁。

一、小说创作源远流长，创建基础坚实深厚

兴化历史上就有著述传统。兴化人崇尚文化，热爱写作。当代的“兴化文学现象”继承了这一深厚的著述传统，千古文脉，影响至今。

1、中国长篇小说的发祥地

元末明初兴化人施耐庵根据民间艺人的加工，结合自身经历和感受，著成古典名著《水浒传》。这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施耐庵因此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其门人罗贯中又创作了《三国演义》。另一位兴化人——“状元宰相”李春芳，号“华阳洞天主人”，有为吴承恩校改《西游记》一说（署“华阳洞天主人校”）。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三部与兴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

2、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明清时期兴化涌现出一批小说创作者。除了上面提及的，还有陆西星著《封神演义》（《辞海》里有“《封神演义》一说陆西星作”的记述。）陆西星为明代道士，工诗文，擅书画，颇具名望。明未清初的著名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李清，著有《梼杌闲评》（《明珠缘》）等。有“东方黑格尔”之称的刘熙载，其创作的《艺概》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

从明代至清初，兴化一县之内，出了这么多有成就的小说作家和理论家，因而兴化被称作明清小说的重要基地。

3、当代小说创作人才济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了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如毕飞宇、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罗国明、梅国云、刘仁前、姜广平、一草等。这些从兴化走出去的作家，如今都在外地工作。其中，毕飞宇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说《玉米》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2011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围的178部作品大名单中，兴化籍作家的作品就占了4部，分别是毕飞宇的《推拿》、朱辉的《天知道》、梅国云的《第39天》和顾坚的《青果》。最终，毕飞宇凭借长篇小说《推拿》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目前活跃在兴化文坛的本土作家，更是灿若星辰，老作家如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吴岳华等，中年作家如薛宏金、张学诗、金倜、钱国怀等，青年作家如王锐、开屏、季力等，这样一支老中青结合的文学创作队伍，在全国县级市中是极为少见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在全国文坛影响可能还不够大，但这份坚守的精神和热爱写作的情怀，却成就了兴化文学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的土壤。

当代兴化小说创作就来自两大合力，一是在外地的兴化籍作家，一是目前仍生活在兴化的作家，这两股合力里外呼应，共同掀起了兴化小说创作的高潮，推动了兴化文学的发展。兴化籍作家中现有中国作协会员11名，江苏省作协会员23名。

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明清小说创作重要基地、“兴化文学现象”，构成了兴化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坚实基础。

二、创建工作特色鲜明，各项措施切实有效近年来，兴化市委、市政府把建设 “富庶兴化、生态兴化、文化兴化、和谐兴化、幸福兴化”作为全市人民奋斗的总目标，把创建“中国小说之乡”作为建设“文化兴化”、打造特色品牌的重要内容，作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兴化”影响

力的重要载体。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中国小说之乡”创建。充分发挥文学艺术在讴歌崭新时代、塑造美好心灵、激发创业精神、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其特有的方式彰显兴化精神的独特魅力。

1、设立专门奖项，激励小说创作

一是设立施耐庵文学奖。为进一步推动兴化文学繁荣与发展，放大“兴化文学现象”，打造“中国小说之乡”，推动中国长篇叙事文学的发展，提高兴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兴化市人民政府设立了面向海内外汉语原创的“施耐庵文学奖”，并制定了《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办法》。成功举办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活动，经过由全国著名专家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几轮提名、评选，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宁肯的《天•藏》4部作品荣获施耐庵文学奖。另有兴化本土作家钱国怀的《南瓜花》和顾坚的《青果》获特别奖。

二是设立政府文艺奖。为鼓励广大本土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兴化市委、市政府建立文艺精品扶持奖励制度，完善申报、立项、考核机制，设立政府文艺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对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三是设立“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为加快推进“文化兴化”建设，兴化市委、市政府决定，设立“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奖励在文化建设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精英人才。毕飞宇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市委、市政府即为其召开庆功会，颁发“文化兴化建设突出贡献奖”，并奖励人民币10万元。

2、成立专门机构，服务小说创作

一是成立地方文化研究会。为更好地挖掘整理兴化地方文化，由市文广新局牵头成立兴化地方文化研究会。重点围绕当代发展问题、历史文化专题、兴化名人现象、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突出明清文化、当代文学、里下河地域文化等文化现象，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

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是成立文学院与文学沙龙。兴化市作协于2004年创办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兴化市楚风文学院，并与上海《少年文艺》联合开办小作家培训班，学员以小学生为主，聘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上课。培训班至今已举办了近二十期，培训学员两千余人次，先后有近三百名学员在各类报刊发表习作或在各类比赛中获奖。

2006年底，创建楚风文学沙龙，营造浓郁氛围，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活动平台。几年来，楚风文学沙龙已先后组织了“里下河文学现象”研讨会、“小说创作”研讨会、“让文学作品走出兴化”研讨会和“兴化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等文学创作研讨活动数十次。

三是成立各类文学社团。目前全市经过注册登记的文学团体有8个，乡镇、校园自办文学社等30多个。在政府的扶持引导和文学社团的努力下，兴化文学活动开展经常化、制度化。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每年组织重大文学活动6次以上，中小型文学活动50次以上，各文学社团经常自发组织文学活动，吸收、培养未成年文学爱好者数万人。

3、建立专门平台，丰富创建载体 一是建立“兴化文学馆”。2009年9月，在市博物馆建立“兴化文学馆”，展示兴化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文学馆面积虽不大，但在全国县级市中还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题写馆名，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副主席黄蓓佳为文学馆揭幕。

二是建立“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兴化文学现象”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加强与江苏作协的联系、沟通与合作，双方共同商定，在我市乌巾荡风景区建立“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2009年11月举行授牌仪式，省作协领导王臻中、范小青出席。

三是建立文学网站。2005年，创办中国乡土文学网（论坛），目前注册会员15000多人，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兴化文学对

外展示交流的重要窗口。兴化作协还利用乡土文学论坛开展征文活动，先后举办了“走进春天”、“情系故土”、“绿水青山”三次征文比赛，得到了全国各地作者的支持和参与，同时也提高了兴化文学的知名度。

四是建立兴化文学作品专柜。市新华书店的兴化籍作家作品专柜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深得文学界和出版界的肯定，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今年我们又顺应广大农村读者的要求及有识之士的建议，着手在全市614个村级农家书屋中再辟兴化籍作家作品专柜。

4、组织专项活动，营造创建氛围

一是召开“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2009年11月，我市与江苏作协联合召开“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王臻中、范小青、赵本夫、黄蓓佳、丁帆、张王飞、汪政、彭学明、吴义勤、蔡翔，以及《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文艺报》、《文学报》等文学报刊负责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探讨了兴化文学现象的成因、现状和未来，重点研讨了兴化籍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

二是召开《水浒》专题研讨会。2005年9月和2007年10月，我市与中国水浒学会共同合作，分别举办了全国性的“《水浒》探源——施耐庵故里行研讨会”和“水浒文化暨明清小说研讨会”。中国水浒学会以及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三是召开兴化籍作家作品系列研讨会。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研讨会2006年6月在兴化举行，来自江苏和上海、北京等地20多位作家、评论家，对这部充满浓郁地域风情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2010年10月，刘仁前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80后女作家王锐的长篇小说《别让阳光照到我》、《我爱吸血鬼》研讨会，王兰中短篇小说集《其实你救不了我》研讨会，周飞长篇小说《沧浪之城》研讨会，沈海波小小说集《鹤斋趣谈录》研讨会等都陆续举办。此外，还有“王干与里下河文学研讨会”、刘春龙《乡村捕钓散记》研讨会、冯晓华《常青藤》研讨会等。

这些研讨会都得到了江苏作协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虽规模不等，但都体现了兴化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关注。

四是组织兴化籍作家签名售书。2005年10月，毕飞宇来兴化举行长篇小说《平原》发行仪式，毕飞宇介绍了《平原》的创作情况和体会。顾坚分别于2008年、2010年在兴化新华书店签售《元红》、《青果》，并与广大文学爱好者分享创作体会和经验。2011年6月，为配合“文化遗产日”活动，邀请兴化数十位本土作家在四牌楼广场签名售书，交流创作经验。

五是开展对外文学交流。邀请中国作协、“鲁迅文学奖”作家团来兴采风，和本地文学爱好者交流。约请毕飞宇等兴化籍作家回兴化举办读者见面会，与广大文学爱好者零距离接触，畅谈写作心得、人生感悟。有计划地组织本地作家到外地、邀请外地作家来兴化，开展采风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并适时邀请文学大家来兴指导，开拓兴化文学爱者的眼界，促进兴化文学繁荣发展。

六是举办“小作家培训班”。重视文学后备队伍建设，培养中小学生的文学素养。依托小作家培训班，多次邀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如梅子涵、朱效文、任哥舒、谢倩霓等来兴化开办文学讲座，激发中小学生写作兴趣，提升写作水平。2007年以来，兴化市作协与上海《少年文艺》联合举办了五届“兴中杯”全市中小学生作文大赛，以期推进全市的作文教学，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成就未来的文学事业。

三、着力巩固既得成果，再创兴化文学辉煌

已有的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只能归功于那些为兴化文学繁荣贡献作品的作家。我们深知，兴化创建“中国小说之乡”的基础还很薄弱，所做的工作远远不够，但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1、与中国小说学会合作开展小说创作研究

借助于中国小说学会的学术资源，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小说创作研究，推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与评论的发展。同时，引入

中外小说创作的新观念新方法，指导兴化小说创作，为小说研究与批评提供创新平台，使兴化不断焕发小说创作的活力。

2、建立作家度假村与兴化籍小说家工作室

在乌巾荡风景区，以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为依托，建立作家度假村（或写作中心）。同时，为了鼓励兴化籍作家多出精品力作，在创作中多以兴化为背景，或者加入更多的兴化元素，让文学宣传兴化，让世界了解兴化。市政府决定在板桥竹石园、金东门历史街区等风景优美、环境安静的地方建立兴化籍小说家工作室，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便利条件。现在，毕飞宇工作室已在筹建当中。

3、成立施耐庵文学院

兴化有浓厚的文学氛围。为了更好地培养作家，繁荣文艺创作，打造小说精品，加强文学研究，服务于施耐庵文学奖评选的日常工作，根据专家学者的建议，将成立施耐庵文学院。

4、建立施耐庵文学奖基金会

在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选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为健全评选机制，提高奖项的公信力、美誉度，使之常态化、制度化，拟建立施耐庵文学奖基金会。

5、设立“重点扶持工程项目”

每年确定2至3部选题有价值、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作为“重点扶持工程项目”，为作者创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包括帮助联系作者想要深入了解的部门单位、提供相关图书资料等，并给予5000至10000元的资金扶持。

6、努力促成兴化籍作家作品改编

采取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文化产业招商、与影视集团联姻等多种形式，促成更多的兴化籍作家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扩大社会效益，增强对外影响力。目前，由杨亚洲执导的毕飞宇作品《哺乳期的女人》，已经进入筹备拍摄阶段。

7、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

聘请省内外知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与兴化籍作家（侧重于本土作家）结对挂钩，进行“一对一帮扶”，让兴化籍作家更

多地了解创作动态，掌握写作技巧，拓宽视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

8、定期举办文学专题讲座

邀请国内知名小说家、理论家定期来兴举办专题讲座，帮助本地作者更好、更多地了解当今文坛的最新信息以及当下创作的关键问题。

9、选派年轻作家进修深造

每年有计划地从有潜质的年轻作家中选派1至2名到高校或文学院进修。

10、资助作者出版优秀作品

对文学品质较高的长篇小说，因为市场问题等不能顺利出版的，在文化事业建设费中给予出版资助。

兴化有着良好的文学氛围和文化生态，兴化的小说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国内县级市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从事小说创作的兴化籍作家在国内享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本地作者积极参与，广大群众热爱文学，在兴化的文化事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要对文学的地域化与地域的文学化进行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发掘和拓展，使之更具有示范性和代表性。同时，我们将长期致力于“中国小说之乡”建设，为放大“兴化文学”效应、加快建设文化兴化、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

探析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

摘要：莫言与福克纳这对跨越时空的小说大家在文学准备期，同样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育了他们对文学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同样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加了知识储备；同样借助创作改变现状从而实现人生抱负的内在动因，促使他们走向渐趋成功的文学之途。

关键词：莫言；福克纳；创作动因；比较分析

一个人何以成为作家是一个迄今为止在文学的创作发生学上尚无法给予满意答复的问题，也是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研究力图解答的问题。我们愿意承认除了内在的天赋异禀，一个作家的生成与诸多外部因素相关，尤其是与作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相关。在对莫言和福克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两位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受着不同文化传统熏陶的作家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尤其是在对他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生活经历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一、民间故事的滋养

莫言和福克纳在少年时代都深受民间口头文学的陶冶。莫言回忆说：“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但我更可以骄傲的是，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1〕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使莫言从小就浸染在一个非常浓厚的口头文学氛围里。他奶奶非常爱讲鬼怪和妖精的故事，而他爷爷更是讲故事的好手。爷爷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却有满肚子的野史学问。他的故事，从三皇五帝讲到满清民国，盗贼、妓女、侠客无所不包，而且无论名人轶事或是神狐鬼怪，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此外，由于莫言上完小学五年級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在劳动的过程中和劳动的间隙里，也听到村里人讲的许多故事。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养了他的文学敏感性，培育了他的审美取向（他的创作在雅俗之间总是往俗的一头靠近），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诚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想，我在用耳朵阅读的20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２〕

无独有偶，与中国农村相近，福克纳时代的美国南方也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有着讲故事的传统。美国东南边疆本来有“荒诞故事”传统，讲述一些荒诞不经但是幽默生动的人物故事，而黑人们则爱讲一些神秘的鬼怪故事和动物故事，这些故事跟莫言所听到的狐仙鬼怪、名人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福克纳不曾有过关于自己如何得益于听故事的谈话，但他从小就爱听故事，而且条件得天独厚。“他也常去他家黑人老保姆的棚子里听关于动物、鬼怪，特别是奴隶、黑人和他祖先们的故事。法院门前的广场更是他听故事的好地方。在那里他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老人们讲关于内战、印第安人和打猎的传说。”〔３〕这些故事不仅培养了他的想象力，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也影响了他的叙事风格——我们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很容易感受到南方荒诞故事的气息。

二、文学阅读的陶冶

除了浸染在民间故事这种口头文学之中，莫言和福克纳都非常爱好阅读文学书籍，受到书面文学的熏陶。莫言自幼喜欢读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书籍非常有限。幸好他的大哥管谟贤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过书，家里有一些文学书刊。莫言把大哥留在家里的初中、高中的课本、小说杂志、甚至是大哥的作文本，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时候甚至读书忘了吃饭，忘了出工。据莫言回忆，《海岛女民兵》、《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是他最早读过的几部小说。〔４〕但是家里的书满足不了他如饥似渴的读书欲望，他就四处借书来读。莫言回忆说“几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顽童时，就开始了阅读生涯。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书籍是十分罕见的奢侈品。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十几个村子里，谁家有本什么样的书我基本上都知道。为了得到阅读这些书的权利，我经常去给有书的人家干活。我们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道里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我的背后监督着我，时间一到，马上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总之，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把我们周围那十几个村子里的书都读完了。”〔５〕

同样，福克纳也很早就开始了文学阅读。他的母亲受过大学教育，又出身世家，在福克纳小的时候就指定一些文学作品要他读。这样，福克纳“10岁时就开始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康拉德，”〔６〕“14岁时开始读《白鲸》，随后读了《唐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７〕福克纳有一个玩伴艾斯黛尔也喜欢读书，他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这也进一步激发了福克纳的读书兴趣。大约因为阅读提高了他的眼界，他很快对于学校幼稚的读本不感兴趣而从五年级开始逃学了，后来到了11年级干脆辍学。虽然不上学了，读书却丝毫没有放松。辍学后，他的朋友兼导师菲尔“从耶鲁买来许多书籍，骄傲地向福克纳显示现代派文学运动的知识，跟他大谈叶芝、庞德、艾略特和乔伊斯的作品。”〔８〕在菲尔的指导下，福克纳开始了广泛的阅读，他的眼界和知识面迅速拓宽，对社会、对南方的认识也日趋深刻。而他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研读“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当时和随后几年的诗作，而且对他一生的小说创作也有难以估量的意义”。〔９〕此外，成年之后他在任密西西比大学邮电所所长职务期间，也大量涉猎了由他的好朋友斯通精心挑选寄给他的各类书籍。这里面“既有柏拉图的世界名著，也有菲茨吉拉德的最新作品，范围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甚至还有生理学。”〔1０〕福克纳回忆年青时喜爱的书有：《旧约》，小说家狄更斯、康拉德、塞万提斯、福楼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麦尔维尔等人的作品，诗人莎士比亚、马洛、坎贝恩、琼生、赫里克、堂恩、济慈、雪莱以及郝斯曼等人的著作。〔1１〕

当然，莫言和福克纳的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莫言把“周围那十几个村子里的书都读完了”，他读的只是文艺作品，而文学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外乎两类：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现当代小说如《海岛女民兵》、《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等。前一类手法传统，后一类的文学价值不高，因而所能提供的艺术营养也就很有限。这样，除了有限的文学书籍，莫言从来没有机会涉猎其他各类书籍。因此，莫言的阅读只是起到了培养他的文学兴趣、刺激文学想象力的作用。而福克纳不仅大量阅读了艺术性很高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经典，而且广泛涉猎了文艺作品之外的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著作，故而他的阅读不仅培养了他对语言的敏感性及艺术感受力，而且拓宽了他的视野，扩充了他的知识储备，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心理刻画之真实可信是离不开他的心理学素养的，而他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大胆的艺术实验、诗化倾向以及对《圣经》和经典作品的影射和引用则分别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麦尔维尔和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赫里克和济慈以及基督教的《圣经》有着吸收、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反观莫言的创作，知识性很缺乏，心理描写也很失真，就是被人广为称道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其心理描写也缺乏可信性，这与作家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不无关系。

三、创作欲望的萌发

从文学阅读到文学创作，是许多作家走过的共同道路。在创作的驱动因素上，莫言与福克纳又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希望通过写作来实现他们的人生愿望。对于莫言来说，首先，写作是通向丰衣足食的桥梁，改变生存境况的途径。莫言少时生活极端贫困，经常吃不饱肚子。那个时候他们村有一个因为是右派而被开除学籍回乡务农的大学生。这位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能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莫言回忆说，听了大学生的话他从此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1２〕这种当作家的愿望在他成年之后变得更加强烈。1976年莫言当了兵，在部队虽然衣食无忧，但是他提干无望，考大学又不符合条件，服役期一满，就得回乡继续当农民，过缺衣少食的生活。此时，只有成为作家，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所以他发奋写作，一度因为过于操劳，“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才20几岁的人，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1３〕幸好，他后来终于因为发表了作品，得以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摆脱了困境，改变了人生轨迹。其次，对于爱情的向往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莫言的创作欲。莫言小时候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个很好看的女儿，莫言说：“我15岁时，石匠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着一条垂到臀部的大辫子，生着两只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赤脚去踩她留在河滩上的脚印，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脚直达我的脑袋，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气，在一个黄昏时刻，对她说我爱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给我做妻子，她吃了一惊，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说：‘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痴心不改，又托了一个大嫂去她家提亲。她让大嫂带话给我，说我只要能写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义》一样的书她就嫁给我。”〔1４〕姑娘的话自然是为了刁难他，但这句话对于莫言立志当作家的作用却不可低估。事实上，莫言后来作品中很多纯情的女孩子都有这个石匠女儿的影子，比如《白棉花》中的方碧玉就是漂亮，纯情，又显得高不可攀。莫言自己也说：“我曾经说是因为想过上一天三次吃饺子那样的幸福日子才发奋写作，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朦胧的姑娘。”〔1５〕由此可见，对于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愿望对于莫言作家愿望的萌发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同样，福克纳也是希望通过写作来获得个人愿望的满足。不过，他不是要满足物质愿望，而是要满足心理需求。福克纳在兄弟四个中个子最矮小，跟其他男孩子相比，显得不够男子汉气；他的气质又有些女性的倾向，与言语和行动都比较粗鲁的父亲志趣不相投合，感情上跟母亲靠近，常被视为“妈妈的儿子”。对此，他有一种很强的自卑心理。因此，他很希望做一件既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又令人羡慕、崇敬的事情，来补偿自己先天的不足，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这件事就是当作家。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上校（Colonel William Clark）是个闻名遐尔的作家，其小说《孟菲斯的白玫瑰》（The White Rose of Memphis），连印了35版。假如他能像曾祖父那样成为一名作家，必然能使父亲显得相形见绌，同时也可让其他的人对自己刮目相看。所以他很小就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福克纳上三年级时就告诉老师他要当作家，“像我曾祖父那样”。〔1６〕爱情的力量也促使他想成为一名作家。福克纳家有一户姓奥尔德姆的邻居，有贵族血统。“这家人有一个小姑娘叫艾斯黛尔。小姑娘聪明、优雅，又长得十分漂亮，福克纳十分喜欢她。而她跟福克纳也情趣相投，两人一直是很好的玩伴，互相约定长大后要结为夫妻。”〔1７〕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福克纳很自然地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表现，以取悦心爱的人儿。他为艾斯黛尔写了大量的诗，装订成册送给她。他们成年之后，艾斯黛尔奉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前景看好的科内尔•富兰克林。这对福克纳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也使他当作家的愿望更加强烈。在他看来，艾斯黛尔嫁给别人是对他的背叛，他要通过写作而成名成家，把她赢回来。有趣的是，他成名之后，还真地如愿以偿，娶回了初恋情人。而他的很多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都是艾斯黛尔的化

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像贝雅特丽齐对于但丁一样，艾斯黛尔始终是福克纳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就像蚕吃够了桑叶，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吐丝结茧一样，莫言和福克纳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尝试。1978年，莫言开始创作小说，但是莫言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军队的繁忙工作使他只能抽空偷偷地写作。而且莫言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指导，全凭自己摸索，开始的写作是相当幼稚的，基本上是对政治化的、流行的革命小说的模仿之作。同时，对“文革”还心有余悸的大哥管谟贤还总给他泼冷水，告诫莫言：“世上道路千万条，就是不能走文学这一条。”〔1８〕莫言寄出的作品也不见发表，“小说一篇篇寄出，收到的却是雪片般飞回来的油印退稿信。”〔1９〕这使他几乎丧失了继续创作的勇气和信心。幸好天道酬勤，1981年，他的习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的《莲池》上发表了，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也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使他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此后的两三年间，他发表了《丑兵》、《雪花、雪花》、《我的羊》、《售棉大路》等数篇小说。然而“这些小说除了《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同年第7期转载之外，其他几篇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２０〕莫言的创作之路是否能走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莫言命运的转机终于来了。1984年7月，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慧眼识珠，破格录取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且全力栽培他。在这里，他于1985年在大型刊物《中国作家》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小说发表之前，就得到徐怀中的赞扬；发表之时又配发了徐怀中和莫言的同学们关于作品的座谈纪要《有追求才有特色》，积极肯定莫言的新追求。结果，《透明的红萝卜》在全国一炮打响。从此，莫言进入稳步创作时期，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作家生涯之路。

与莫言相似，福克纳的成功也是来之不易。他从开始创作到获得成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他于1919年8月6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第一首诗作《牧神之下午》（L`Apres-Midi d`un Faune）。1919年9月，福克纳以退伍军人身份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发表了“一个短篇、12首诗、五幅画和一些书评”。〔２1〕1924年诗集《大理石牧神》出版。无论在校期间，还是退学之后，他始终积极给密西西比大学的校刊投稿，据统计“到1925年，密大的三家报刊发表了他的40篇作品——有画、有诗、有评论，也有散文和短篇小说”。〔２２〕直到《喧哗与骚动》发表，福克纳才获得评论界的认可，确立了小说家的地位。对于福克纳来说，创作之路并不难走，而成功的收获则来得十分艰难。如果说，莫言的成功离不开孙犁的鼓励和徐怀中的赏识和提携，那么福克纳的成功也离不开两个人的扶持与鼓励。第一是他的朋友兼良师、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菲尔•斯通。他不仅帮福克纳修改稿子，还帮助他获得发表作品的机会，他的第一部诗集《大理石牧神》就是在斯通的推荐下由四海出版社出版的。斯通还热心地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已经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一批作家如康拉德•艾肯、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等人，使他能从同行那里获得启迪。菲尔的帮助和指导对福克纳的成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第二是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是安德森使福克纳逐渐产生了写小说的兴趣，从而把创作从诗歌转到了小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而这部小说的出版，也是靠安德森的推荐。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指点他确立了创作路向。据福克纳回忆，安德森告诉他：“作为一个作家，首要的是自己是什么，自己生来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你是一个乡村孩子，你所熟悉的就是密西西比州里你的生活开始的那一小块地方。但那就足够了。”〔２３〕福克纳听进了安德森的忠告，开始把目光转向以家乡为中心的南方，营造出一片“邮票大的故土”——约克纳帕塔法。也正是这种转向，保证了福克纳后来的成功。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环境下，大致相同的文学营养、创作动因和创作经历使莫言和福克纳各自走向了小说创作，从而获得成功，步入知名作家之路。■

参考文献：

［１］［２］［５］［１２］［１４］［１５］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９、３６－３７、４７、３８、３８.［３］［９］［１０］［２３］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１９９７.９、１２－１３、１２－１３、２４.［４］［１３］［１８］［１９］［２０］贺立华，杨守森.怪才莫言.花山文艺，１９９２.８、１４、１３、１４、１４.［６］［２１］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２１.［７］［１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 Ｋａｒｌ.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ｌｌａｎｔｉｎ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０.８９、９９.［８］［２２］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长春：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０、１８.［１１］见福克纳谈创作.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８－６９.［１６］Ｄａｖｉｄ Ｄｏｗｌ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１０．

［作者简介］温伟（１９６２－），男，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第五篇：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主讲：何希凡

教学目的及指导思想：

1、引导学生结合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理解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爱国主义情感。

2、通过对作家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比较分析，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感悟与理解，训练学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作品和学生心理实际，引导学生用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原则评判文学作品、探讨文学现象。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郁达夫经历、性格与其创作的关系

要点：

1、极富才情。7岁发蒙，9岁即能赋诗。2、3岁丧父，家道中落，对其人生产生影响。

3、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善旧体诗词——影响其文风。

4、熟悉西方文学，自述创作前阅读上1000部外国小说。

5、敏感、多情、坦诚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结：自身“风采不扬”；留学生活中弱国子民的体验。

“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达夫：《致王映霞》

“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1936.1

二、怎样理解《沉沦》的结尾及其中蕴涵的爱国主义情感

观点引述：

“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国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苏雪林《郁达夫论》1934年9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西滢《闲话》1926年《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样理解小说的结尾（是否显得“滑稽”或“不和谐”）？

教师提示：

1、小说文本内在的一致和统一：比如第2节，第7节等内容直接和结尾相呼应；结尾并不突兀。

2、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苦闷和国家民族的贫弱紧密相关：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自卑——性的压抑与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

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民族的贫穷落后）交织在一起——个人悲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3、结合创作背景理解：

“这两篇东西里（指《沉沦》和《南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郁达夫《沉沦·自序》）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确实有受歧视、受压迫的事实。

三、怎样理解小说中的性描写

1、教材的相关论述（P71-72）。

2、判断艺术与色情的一些原则：

①表现目的——是否为人物性格、主旨服务，是否游离于主题。

②表现手段——是否“艺术地”表现，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创作心态——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发展。反对赏玩式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性描写；可以接受的创作态度：批判的态度，歌颂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劳伦斯的作品），调侃反讽（如王小波作品），抒怀泄愤（如《沉沦》）等等。

四、《迟桂花》与《沉沦》的比较

1、艺术构思之比较

迟桂花构思精巧：事件线索——翁则生的婚事，情感线索——“我”对翁莲的情感变化；两线由小说中心意象“迟桂花”交织在一起。

《沉沦》的结构较随意，有过于散漫之弊。

“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达夫：《忏余独白》）

小结：《沉沦》感情悲切、真挚但同时也缺乏谨严的艺术构思；而《迟桂花》则构思缜密，结构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较

《沉沦》：主人公怀着人生幸福的幻梦，有着强烈的苦痛和泛滥的情感；表现了作者处于青春期的人生诉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胆，人与人感情热烈、如胶似漆。

《迟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渐趋平寂；表现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种人生诉求——希望人性自然优美，人与人的关系和平恬淡、轻松自如。

3、人物与环境关系之比较

在《沉沦》中，自然环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内心与社会文化环境冲突激烈。在《迟桂花》里，自然净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现人性的美好，人际关系的和谐。

五、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2、作家自我形象的写照。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时始尽，/啊啊，贫困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郁达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复杂立体的形象，但忧郁、软弱、孤独、自卑是其总特征。

“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富有正义感又缺乏奋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卑琐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 ——袁凯声：《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当的普泛意义：“生之苦闷”的表达，能引起处于生存竞争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共鸣。

六、郁达夫小说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忧郁的美学特征。

2、崇尚自然，表现自然。

成因之一： 故乡山川风物的陶冶，传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他对于自然美的强烈感受力和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卢梭等外国作家的影响。

“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郁达夫：《小说论》。

独特之景象与细腻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构成了郁氏小说独特的情味和情调。

3、故事性减弱，情绪性加强。

故事≠情节；淡化故事、强化情节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标志之一。

阅读书目：

《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选集。《郁达夫名作欣赏》，温儒敏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主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