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克纳与莫言
福克纳与莫言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近十年来兴起的作家群中,莫言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他之所以引起评论家的广泛注意,不仅在于他创作的小说的数量,而且还在于他所追求的十分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小说的构思,其哲学上的含意,以及意象的运造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异而独立于世。我认为,莫言的艺术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的经验,而且还得益于他善于借鉴与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中国意境与外来思想启蒙的结合,使他创造出了一个个独异的艺术环境与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人们也许会感到诧异,将出生在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荒凉村庄四壁污秽的草屋土炕上的、以放牛割草为生、当过县棉油厂临时工的莫言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中道衰微的庄园主后裔相提并论。其实,艺术就是这样,人类的灵性是相通的,对周围世界的艺术理解与阐释,是会有许多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的灵性,正是人类进行艺术与文化交流的基础。“艺术毫无疑问都是人的创造,而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又毫无疑问都要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感受,这些对中西文学都是一样的,是大家都有的共性的东西。”〔1〕
莫言说,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2〕
二
在发表了《沙多里斯》(Satoris, 1929)之后,福克纳发现“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通过将现实升华为想像,我将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最充分地发挥我仅有的那点才能。我打开了别人的金矿,这样,我得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天地。”〔3〕福克纳对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杰弗生镇的执着与兴趣给莫言以极大的启迪。他从福克纳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要“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4〕
如果说杰弗生镇是福克纳一系列小说的背景的话,如果说福克纳是当地情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莫言将他的艺术想像力执着地孕育在高密的红高粱地、玉米地、河堤、野草甸子和桥洞里。他将在高粱野地里演进的故事,像福克纳一样,赋与了一种非凡的传奇色彩。他所描述的带有些野性的家族与地区的神话却拥有与众不同的美感与诗学的内涵。对于福克纳来说,祖宗的罪愆影响了后代的命运;而对于莫言来说,祖宗的放浪形骸与潇洒是后代引以为骄傲的资本。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上代的命运影响着、感应着后代的人生。
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的,福克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对社区——过去的与现在的——的力量的赞赏,以规范人类的道德生活;就在于他对于在南方传统社会中种族和阶级的精确的描述;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民间风格和浪漫观点以适应20世纪小说的需要。〔5〕福克纳小说艺术虽然很显然是属于现代派的,他虽然是“现代经典作家”,但其基础是口头文学,“他充分吸收了从打猎篝火前、乡村小店前听到来的龙门阵里的口头文学传统”。〔6〕他从一个狭隘的地区出发,却创作了令人惊讶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许多文艺批评家把他归属于所谓“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福克纳之所以能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据布鲁克斯认为,则是因为他的艺术具一种“泛涵性”。基于这种泛涵性的解释,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福克纳采用的口头文学的传统——一种无意识的原始主义——却如此完美地为他的艺术服务,如此完美地表述了关于时间、记忆、人性等现代观念的细微之处。这就
是为什么福克纳能得以超越文学的地区主义、超越狭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手笔。
我认为,正是福克纳艺术中的“泛涵性”与莫言艺术中的“泛涵性”走到了一个共同的交点上,使我们得以进行文学的与艺术上的比较研究。马尔科姆·勃莱特贝利指出,福克纳与D.H.劳伦斯一样,“既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又植根于折衷的世界主义。”〔7〕莫言的成就正在于他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在研究莫言的小说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一位多么“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他描写的是最原始的人性的欲望与感情,在他的故事里,无论是酒、红高粱、玉米、铁砧子、性,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莫言赋与了这种原始的欲望与神秘的故事以多么中国式的美感。莫言相当钟情于“哲学上的深思”,人们在这些原始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下不难发现一个深邃的莫言的飘散着红高粱馥馨的“精神的家园”。
三
在《秋水》〔8〕中,莫言塑造了作为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我爷爷的形象。他“黑,魁梧”,“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我奶奶),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他是个“剽悍的男子汉,在阳光里眯起那两只鹰隼样的黑眼,下巴落在双手里,身体弯曲成饿鹰状,端的一个穷途英雄。”在这“匪种寇族迁来,设庄立屯”的一方世界,横生出“鬼雨神风,星星点点如磷火闪烁”。作家运用扩展的、怪诞的手法,来营造一种我父亲诞生前的可怖的自然氛围。“正说着话,听到四野里响起一阵怪声,隆隆如滚雷”,“四处水声喧哗,像疯马群,如野狗帮,似马非马,似水非水,远了,近了,稀了,密了,变化无穷。我爷爷从草棚里望出去,见月光中亮出满山野鸟,白得有些耀眼”,“月下不见树叶,恍惚间觉得树上挂满了异果”,“细看才知树上也全是大鸟。”就在这样怪异的环境中,杀人逃犯的妻子——我奶奶经历着临盆的痛苦和煎熬。
我奶奶几近绝望,认为活不下去了。可穷途英雄我爷爷却说:“咱人也杀了,火也放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当初就说,能在一起过一天,死了也情愿,咱在一起过了多少个一天啦?水大没不了山,树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中国式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应付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故事很简单。在水涨水落之中,在希望与失望之中,我奶奶在与临盆的痛苦搏斗。然而,就在这大水莽荡草洼之中酿成了一场仇杀。紫衣女人开枪打死了与她有杀父之仇的黑衣人。而黑衣人之所以将紫衣女人的父亲老七杀死,是因为他伤害了白衣盲女。我想,《秋水》所刻划的是一种意境,正如R.W.B.路易斯在评论《福克纳在旧世界》中所说的,这种意境是努力从某种死亡境地回归到某种生命状态,从隐退和瘫痪的各种黑暗洞穴返回生命活力之源泉。〔9〕紫衣女人接生了一个杀人逃犯的后代,同时又杀死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早年曾经杀死了紫衣女人的父亲,而紫衣女人的父亲一定也伤害过白衣盲女的一个亲属。人间的仇杀就是这么一环紧扣一环,在莽野之中具有几乎是一种宿命的力量。故事以一个寓言式的民间歌谣作结束:
白老鸹吃紫蟋蟀。蓝燕子吃绿蚂蚱。
黄__吃红蜻蜓。
绿蚂蚱吃白老鸹。紫蟋蟀吃蓝燕子。
红蜻蜓吃黄__。
这寓言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莫言笔下的“英雄”有的有性缺陷,其故事的传奇色彩每每与性的缺陷联系在一起。作家所描述的性缺陷左右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这里,人们几乎可以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注释,即由于性的缺陷的存在,男性英雄因为要证明自己的男性本色而变得更加疯狂而放浪,更具
有一种悲壮英雄的特色。例如,《白棉花》中的《父亲在民夫连里》〔10〕的“我父亲”。“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在民夫连运送六万斤小米子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冰河,没有桥,只能光身子下去探河。于是,“我父亲”脱得一丝不挂,踏进河水。“往前走,水渐渐淹至大腿根,他的狰狞鸡头缩得如一只蚕蛹,那个过分发达的独蛋儿歪歪地贴在盆腔上,丝丝缕缕扯不断的钝痛,这地方是父亲身上的要害,他遵照爷爷的意旨加倍地尊重它宝贵它,不敢有一点点损伤。……后来它老人家整个儿淹没在河水中了,父亲用一只手捂着它,但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恐惧与痛苦由此产生。” 作家用这一独特的角度描写了这样一个自我夺权的英雄“英明又混帐的领导”,他动辄就威胁割耳朵或剥裤子骟蛋子,既表述他原始的野性的一面,又表述他临危不惧、自我牺牲的侠义的一面(你们都是两个蛋,我只有一个蛋,你们冻坏一个还有一个,我冻坏了就没有了)。在莫言的叙事艺术中,他成功地颠倒了时间的顺序,让故事在意识的流动中展开。我觉得其中有明显的福克纳的影响。人们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发现福克纳将故事的出场时间颠倒,小说按一个个片断前后错乱地演进。让-保罗·萨特认为,福克纳对现在的概念,“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划定界线或有明确位置的点。他的现在在实质上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个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像贼一样来临——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11〕福克纳像多斯·帕索斯一样,将故事演化在意识之中,演化在片断之中,让读者最终去编缀故事之网。我在阅读《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12〕(一篇写得十分美丽的小说)时,感受到作家这种现代主义的努力。莫言所叙述的世界,和福克纳的一样,犹如“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边出现,而左边是点点闪烁、颤动的光。只有当它们被仔细看去的时候它们才变树,变人,变车子。”〔13〕每一瞥,每一瞬间是一缕光,一种色彩,一丝记忆,一种印象,具有超现实的力量。
著名民歌演唱家吕乐子“骡子”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把自己的那玩意儿割掉了”。作家并不急于解释为什么,却把读者带回20年前的古老的吕家祠堂。发生在童年时代的事件仅仅是一个个片断:“骡子”疯狂追求“小蟹子”。“在下课铃响前二十分钟,他就烦躁不安起来,烦躁不安通过你扭屁股、摇脖子、头皮上流汗等一系列的行为和现象表现出来。”“骡子”去解开拴绵羊的麻缰绳,为的是找借口去和“蟹子”约会。然而,故事又回到现在,“小蟹子”和她丈夫“鹭鸶”闹离婚。然后,故事又拉回过去。“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发现„蟹子‟的胸脯上鼓起了两个鸡蛋那般大的瘤子。我们当中连弱智的„老婆‟都知道那俩东西不是瘤子而是两个好宝贝。从此之后,„蟹子‟的胸脯上便印满了男孩的眼光。”时间又跳跃到“当它们像八磅的铅球那般大时„鹭鸶‟这兔崽子每晚都摸着它们睡觉。”接着,故事又回到“昨天这时候,你和羊已经尾随在„蟹子‟背后,羊吃草,你唱民歌。”“小蟹子”住进了精神病院,“胖得很厉害,一张大脸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时小了许多。”有一天晚上,“骡子”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大雨哗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儿”。他看到雨中卧着一个长发凌乱的女人。他伸手去拉她时,她突然用十分尖利的指爪,把他裤裆里那个“把柄”紧紧地抓住。“他光着屁股跑回家,站在门口他哆嗦着,衣服已被剥光”,“眼前的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人竟然有点像那个在雨中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消失的女人。”
这个长发凌乱的女人是谁?是刘书记那个30岁刚出头的老婆吗?是“小蟹子”吗?作家用现代派的手法,表述了一个充满神秘和荒谬的表明人的异化的故事。
萨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福克纳和许多其他的作家都选择了这种特殊的荒谬性呢?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状态中找寻原因。”〔14〕因为社会转型期的形态具有诸多的荒谬性,莫言敏锐地感觉到这种社会形态的荒谬性,从而找到了一种适合时代的、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风格。
莫言在小说叙述文体中非常注意色彩的运用,人们可以看到印象主义的痕迹。请读下面一段: 你的绵羊出现在被野豌豆花装扮得美丽无比的墨水河大堤上时,西边的太阳流出苍老的金黄色来,河水自然也被金黄感染,生成幽深的玫瑰红,青蛙因为鸣叫而鼓起的两个汽泡在两腮后多么像两个淡紫色的小气球。〔15〕
这简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的图画。作家不惜各种色彩的运用,“苍老的金黄色”“金黄”“幽深的玫瑰红”“淡紫色”,令人目不暇接。再请读一段:
那些四个棱的狗蛋子草好奇地望着他,开着紫色花朵的水芡和擎着咖啡色头颅的香附草贪婪地嗅着他满身的煤烟味儿。河上飘逸着水草的清香和鲢鱼的微腥,他的鼻翅扇动着,肺叶像活泼的斑鸠在展翅飞翔。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16〕
这种生动的、富有色彩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人们也可以在福克纳的文体中找到:
小巷两边都是建筑物的背部——没有上漆的房子,晾衣绳上晾的颜色鲜亮刺眼的衣服更多了,有一座谷仓后墙塌了,在茂盛的果根间静静地朽烂着,那些果树久未修剪,四周的杂草使它喘不过气来,开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花,给阳光一照,给蜂群的营营声一烘托,显得挺热闹。〔17〕
在莫言的小说中,人们还可以发现魔幻和神秘感的影响。他的神秘的图景与形象,表面上显得十分荒诞,每每是印象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如:
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里。她张着胳膊,像一只通红的大蝴蝶扑进火堆里。她也许根本不像蝴蝶顶多像一只老母鸡扑进火堆里。……一会儿,我们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18〕
“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接着闻到的是“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
再如:
民兵连长正吆喝着,就听到那株成了精的大柳树上咯吱吱一阵响,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从树上跌下来。
我们的魂儿都要吓掉了,因为红灯笼照出的光明里出现了一具没有头的女尸。也许由于没有了头,她的脖子显得特别长。她身上赤裸裸一丝不挂,一副非常流氓的样子。〔19〕
在莫言的小说里,眼泪成了绿色的,“脖子上的血管像绿虫子一样蠕动着。”〔20〕“绳子像蚯蚓一样扭动着,一会儿扭成麻花,一会儿卷成螺旋圈”。〔21〕“支部书记一下子化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流出了透明的液体。”〔22〕
莫言试图将中国式的神话与魔幻描写进他的小说里,以增加其生动性。请看:
他最后想了个好法子:开炉取丹时,让一个正来例假的女人站在炉边,狐狸精怕女人血,就不敢来盗仙丹了。说他出丹那天,“大金牙”的娘站在炉边,一开炉门,果然白气冲起,差点没把屋盖掀跑。他的脸在白气中隐现着,赤红赤红,宛若一块炉中钢。〔23〕
作家在这段描写里,把“身穿黑西服,脖缠红领带,嘴叼洋烟卷,鼻架变色镜,斜挎黑皮包,左手戴一块黑色电子表,右手戴一块黄色电子表”的时代英雄的愚昧与荒唐,通过魔幻手法勾勒得入木三分。
我觉得,莫言从福克纳那里获得了象征主义的启迪和灵感。我无意在此如布鲁克斯所批评的那样,去咬文嚼字,贩卖象征这个名词。但布鲁克斯也承认,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学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24〕现在,文艺批评家都认为,枪在《熊》里的象征意义,它贯穿整个故事,是统一全局的主题。艾克第一次遇到老熊时,把枪扔了,这是神圣的行动;第二次他扔掉枪,冒生命危险去救熊口下的孤单无援的小狗,这是博爱的行动。R.W.B.路易斯认为,这是故事主要的象征性倾向。〔25〕我认为,红萝卜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26〕里,像《熊》中的枪一样,具有一种象征的力量。莫言塑造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骨瘦如柴的黑小孩形象。生产队分配这个“放个屁都怕震倒”的小孩去为公社水利工程砸石子。他有一切自然之子的伟大。“他用脚指头把一个个六个尖或是八个尖的蒺藜撕下来,用脚掌去捻。他的脚像骡马的硬蹄一样,蒺藜尖一根根断了,蒺藜一个个碎了”。虽然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后娘没有给他任何的爱,但在自然之中,他总是可以找到欢乐和愉悦,找到灵魂的慰藉。“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黑孩寡言木讷,别人还以为他是哑巴。但“他四五岁时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可是后来,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寻想着什么。”然而,黑孩身上似乎有一种超自然的魔法。小铁匠喝令他把滚热的钻子捡回来。他“一点一点弯下腰去,伸手把钻子抓起来。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小铁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黄烟,眼像风瘫病人一样歪斜着叫:„扔、扔掉!‟他的嗓子变了调,像猫叫一样,„扔掉呀,你这个小混蛋!‟”
黑孩有一个美丽的梦。他看到在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美丽的童稚的梦很快就被恶的现实击破了。当黑孩的手就要捉住小萝卜时,小铁匠猛地窜起来,一把将那萝卜抢过来,那只独眼充着血:“狗日的!公狗!母狗!你也配吃萝卜?……”
黑孩总是想着那个萝卜,金色的,透明。
一次,发了疯的小铁匠难受死了,要黑孩去拔个萝卜来救救他。黑孩就如被一种神话驱使,行一膝步,拔两个萝卜。他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梦,梦中那透着液体的红萝卜了。于是,他就从事破坏,拔,举,看,扔,还没有长成的萝卜一半给拔了出来,萝卜地一片通红,好像遍地是火苗子。整篇作品充满了一种失望的悲剧情绪。红萝卜成了卑微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和欢乐,具有一种神话的力量。
对在生活中缺乏爱的黑孩来说,它犹如一个飘渺的美丽的传说。红萝卜成了一个象征,它揭示了美丽的幻想与严酷、专横现实的矛盾,生活是多么无可奈何,荒凉得如同盐碱地。如果说《熊》中的枪象征权力,象征“价值的超越”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就象征生命的梦,这美好的生命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黑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四
和福克纳一样,莫言的作品,从《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到《白棉花》,从《红高粱家族》到《酒国》,由于运用乡土素材而获益甚多,这使他“有可能坚持表现他心目中的关于极其古老、基本上不变的人的困境的永恒真理。运用他的乡土素材,他发现他能守在家乡同时又能处理带普遍意义的问题。”〔27〕
中国文艺批评家曾经注意到莫言的现代主义的努力,但并不是非常自觉地、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阅读《透明的红萝卜》使我们得到一种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艺术经验。这篇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明显地与我们平时习见的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在性质上和形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28〕这是1986年的评论。《透明的红萝卜》新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与我们习见的艺术形象有不同?不同在何处?如果我们把莫言的创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学背景上来考察,如果我们考虑到并研究了莫言所受的福克纳和其他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我们便会非常自然地、非常恰当地看出莫言艺术实践的路子,使我们懂得为什么他小说中的人物变了形,在这些变了形的人物中产生了超道德的英雄行为,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孤独感。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莫言的创作完全处于福克纳的阴影之下,不,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正如以上分析的,福克纳对莫言有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化境”,是自然而然地融化在莫言的艺术里。他们之间的共通,一部分在于影响与借鉴,一部分则是由于艺术与灵感的吻合。我认为,后一种则是更为重要的。
有的批评家注意到莫言在营造意象中的自觉追求。但意象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吗?仅仅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吗?中国的古典文学中,特别是词中,充满了意象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意象的极致。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外国文学中没有意象。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就是一例。虽然小说的意象与诗歌的意象有不同之处,但其诗学上的含义是相同的,就是说,小说与诗一样,都必须具有诗学上的蕴含。我觉得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已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了,他很明显地吸收了、消解了外国意象主义的营养,而将它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一冲突上,他表现了独特的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表现了他独特的哲学的思考。这既不纯粹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他融中外之精华,坚实地踩在自己的基石上,走自己的路。
如上分析,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尝试了现代主义手法。这是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中令人鼓舞的努力和成就。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会不会使中国小说成为西方现代派的尾巴呢?我认为是不会的。有出息的艺术家植根于自己中国土地的丰富营养,汲取外来文学的精华(包括现代派的精华),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艺术来。正如莫言自己说的,“现在我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他又说:“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恨就无法发达、蓬松。”因此,他给自己树立了四条原则:“
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
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
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
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29〕
莫言是清醒的,这确实是他不死的保障。
第二篇:莫言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
莫言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
[ 摘 要] 莫言与威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都是世界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与福克纳的作品和马尔克斯的小说有许多相同点又有各自的风格, 本文从几个方面探讨莫言、福克纳、马尔克斯之间的渊源。[ 关键词]莫言;福克纳;马尔克斯;生活;创作
自19世纪80年代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以来,数十年来获得了无数荣誉,他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作品:《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等,其中《生死疲劳》,《蛙》更是以其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也使莫言受到了世界文学界的肯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莫言的作品充满着“怀乡”与“怨乡”的复杂情感,因此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又因为其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中又有着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正是因为特点使人不觉想到同样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而本文就是从几个方面探讨莫言与福克纳,马尔克斯之间的渊源。
一.生活经历的相似
说起他们的联系最大的莫过于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诺奖评委会就表示莫言使人想到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融合,这句话肯定了莫言与他们之间的关联,而莫言本人也认为自己的创作收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
曾有人说作家的,必然是复杂的一生。这句话适用于莫言,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生于1897年9月25日,出身名门望族,全名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支配这个家族想象力的是福克纳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纳老上校。他既是种植园主,又是军人、作家、政治家。他还是经营铁路的企业家,他修的铁路是当地唯一的铁路。但是威廉·福克纳的父亲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不肖子孙,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却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而福克纳为他的母亲自豪,她意志坚定,自尊心强。屡屡失败的父亲与坚强自尊的母亲势不两立。在童年,母亲经常强迫他在“软弱”和“坚强”中做出选择,让他从小就体验到深深的分裂和痛苦。威廉·福克纳比同龄人长得矮小,整个童年都在希望自己能长得高大些。福克纳深深佩服自己的祖父,他从小就励志要当一个像他祖父一样的作家。曾祖的荣耀与父亲的落寞构成的巨大反差,家庭的分裂加上身体上的劣势,促使他对想象力从喜欢发展到依赖,想象的能力也促进了福克纳文学道路上的成功。
福克纳对于莫言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影响,莫言是一个从小被歧视的孤苦孩子。莫言的写作风格很独特,那是因为莫言是个孤独中长大的孩子。由于种种原因莫言从出生就受到歧视。他小学被辍学在家,虽然没有让他失去读书的兴趣,却给他的性格带来了很大的改变,转变了他的文学风格。比辍学更加令他孤独的是他的家庭条件,因为家庭贫困,再加上他是家里最不讨喜的孩子,这使他不但要忍饥挨饿还要忍受父亲的毒打。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刺激。后来他回忆的时候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是我成为作家的最主要动机吧!这些经历使莫言对人生有着天然的悲壮思索, 而动荡多变的时代又让作家在现实世界中倍感精神失落, 于是他用汪洋恣肆的语言, 惊世骇俗的审美视角, 蔑视一切的叛逆精神, 描绘了一幅单纯原始、古朴狂放的农村生活的立体画面。童年生活的不幸使莫言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在不幸福的同时深刻思考自己的人生,深刻认识了生养自己的土地,正是因为这样莫言的许多作品之中才有那他既爱又恨的山东高密——那片神奇的土地。
而莫言对马尔克斯的偏爱也不是纯属偶然的, 二人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共同经历, 是莫言对马尔克斯喜爱、理解并与之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新闻记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一说1928年,但据近年考证,应为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省一个依山傍海的小城镇阿拉卡塔卡。父亲是个电报报务员兼顺势疗法医生(相当于我国的中医)。据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父亲是非婚生子,因不愿袭用其父本姓马丁内斯,而改用其母姓加西亚。所以,这位电报报务员的儿子,今日的大作家也就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而不是以马丁内斯·马尔克斯名扬天下了。他自小在外祖父家中长大。外祖父曾经当过上校军官,性格善良、倔强,思想比较激进;外祖母博古通今,善讲神话传说及鬼怪故事,这对作家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13岁时,他迁居首都波哥大,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入国立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并加入自由党。1948年,哥伦比亚发生内战,保守党与自由党互相残杀,全国大乱,他只得中途辍学。不久,他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从事文学创作。1954起,任该报驻欧洲记者。在这短时间马尔克斯深深感到了言论的不自由和国家的懦弱,这使他对人生有着深刻的认识。也更加体会到了那种无法言语的孤独感。而在莫言生活的中国当时也是言论及不自由的时代,这也是管谟业(莫言)之所以起笔名为莫言的原因。童年时代的孤独使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他喜欢吧自己的想法说给一切生命听,包括他放的牛,身边的树等等。他的这个习惯让他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莫言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他长大了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他:“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他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话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开始作家生涯时,便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言论的不自由和精神上的接近使莫言与马尔克斯更加接近。
这三人的共同点还有他们都是处于弱势文化群体的。福克纳身材矮小,从物理条件上说他是属于弱势群体的,而在当时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说发展速度很快但是美国南北差异还是很大的,南方的种植园经济仍然有很大残留,南方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北方较慢,文化发展也是不能与之同步,南方许多的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尤其像福克纳一样的贵族难免会有一种末路感,所以福克纳的所表现的文化也是属于弱势文化。而福克纳在1949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弱势文化的第一次闪光。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哥伦比亚的文化影响力其实也并不大,但是马尔克斯仍旧以他卓越的艺术才能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不能不说是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的包围的一次成功的突破。
在世界文化主潮流中,中国也是处于弱势的,世界文化界对中国的文化关注也十分少,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也以难以忽视的速度迅速发展着而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证明了中国的文化崛起,说明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进步也终于为世界所肯定。
这三个人的成就是弱势文化的三次闪光,身处弱势文化的氛围里也是他们三人在精神上的共同点之一吧!
二.创作上的精神交流
在新时期青年作家中,莫言是属于受外来影响比较大的作家之一。而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如他自己所说是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可以这样论定:如果没有福克纳与马尔克斯,莫言现在将另是一番模样。马尔克斯的小说同福克纳的作品极为神似, 从主题与题材、创作技巧、深层意识上福克纳对马尔克斯创作都有着极大的影响。而马尔克斯与莫言虽然身处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中, 但源于共同的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感悟却使二人的创作有了众多的相通之处。这些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共同点使他们三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艺术蜕变曾有多要影响。一是这两位作家在艺术上鲜明的反传统特点作为一种范例,为莫言大胆的艺术探求提供了一种心理依托;二是在艺术观念方面的启迪,使莫言确立了独特的悲剧意识,张扬了主观表现意识,形成了强烈的乡土意识。
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福克纳创作的题材、主题、构思的独创性以及他的特殊的艺术风格使他在瞬息万变的西方文**流中, 犹如一块屹立不动的孤独的礁石, 傲视激流的冲撞。他对马尔克斯和莫言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 中声称,“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模仿福克纳, 而在于捣毁。我太讨厌他的影响”。以此表明他不愿意受别人影响的支配, 但从他创作的作品来看, 许多创作技巧上都可以找到福克纳的影子。莫言也曾经说过他和马尔克斯搏斗了二十年。对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前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我无所谓,但现在我会不高兴。因为我就是中国的莫言。”莫言的话里透露出一个作家最为看中的品格:独一性和自我性。但是莫言受到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影响是他自己也没有否认的,只是在受影响的同时要努力挖掘出自己的风格。这正是大作家和一般的模仿者之间的区别。
他们的创作不再是沿袭传统而是具有浓郁的反传统意识,从他们的创作中可以看出,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中在时间的运用上都是深得其法的。
读过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会发现,《喧哗与骚动》最显著的写作特点就是它的结构方式的非同寻常,它所采用的,不是传统的叙事文学作品所惯用的时间的正常延续和空间的有机连缀结构,而是一种反传统的结构方式—时间的无序和空间的紊乱。在作品中, 连续的、一维的时间被打破、被肢解, 全都零零碎碎地划为现在、化成了一幅幅静止的、冷漠的、共时性的空间画面。这种时空的变异、错乱, 与读者的传统的审美习惯相悖, 导致了欣赏者的理智困惑。在顺时、顺位的传统审美心理的制约下,《喧哗与骚动》所呈现的错乱颠倒的时空形态, 使读者不可能像阅读传统叙事文学作品那样一开始就能跟随作品的节奏,很顺得地进人审美意识的参与活动中去,而是长久地被它的写作方法的奇特所困扰。然而, 正是这种反传统的变异时空结构, 逼迫那些有毅力、有耐心的读者不仅仅是阅读,而要在阅读的基础上“自己重新建立起时间的秩序。”只有经历了这一艰苦的整理过程, 才能达到审美情感与艺术对象之间的完美契合。正因为参与了再创作的能动性劳动, 所以其所获得的印象才能够非同寻常地鲜明、深刻,而不仅仅是传统小说那样由作家硬摊派给读者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读者亲自经历后所得到的。这就是变异时空结构的美学价值所在。
而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使用了时间观, 但他的时间表达却与福克纳不同,他使用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时间观,魔幻时间,这种时间既不同于物理时间,又区别于心理时间。它是印第安人的时间观, 其本质是一种循环时间, 它的形成与自然界季节性周期变化有关, 如日月星辰的变化, 四季的更迭, 草木的枯荣, 鸟兽羽毛的更换等, 即使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也摆脱不了自然现象的控制。而印第安人的价值观正是建立在这种时间观上, 时代、帝王的更换是时间的循环, 重复的生死是生命的轮回、灵魂的转世, 即使死亡也只是循环的一个阶段, 死亡跟着生命, 而生命又跟着死亡,死死生生, 生生死死, 往复循环。在马尔克斯的《没有给他写信的上校》、《逝去时间的大海》、《家长的没落》等小说中都有对这种魔幻时间的描绘。《百年孤独》则是他运用魔幻时间所达到的颠峰,小说的全部故事就是在一百年的大轮回中叙述的,小说要表达的孤独的主题正是通过百年岁月这一漫长时间的循环终于使一个家族从地球上消失,这种用魔幻时间来表现一个家族的孤独,人的孤独和社会的孤独,是何其的独特和高明!在孤独中求生,在孤独中死去,魔幻时间的妙用,创造了小说的一种怪诞、奇特的艺术效果。
而莫言的小说的叙述方式极为灵活,它打破时空,任意挥洒。《红高粱》的叙述人与他讲述的事件存在着时间的距离;按逻辑推断, 叙述人“我”是无法看到“我奶奶”和“我十四岁父亲”的生活,但是“我”却如同一个穿越时空的精灵,不但清晰地目见了祖辈、父辈的音容举止,而且窥见了祖辈、父辈所思所爱。小说中的叙述人往往以一个临时的时间作为叙述的“现在”,并由此描述“过去”与“未来”,而这一时间的坐标又不断在变换,于是就出现了“过去的过去”、“过去的将来”等等异常的时态,都显示了莫言并不逊色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时间运用方法。
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都具有浓重的乡土意识和悲剧意识。在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之中我们很明显能看到福克纳的小说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可以说马尔克斯的小说采取了福克纳的形式,以乡村小镇马孔多为背景;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描写了康普生家族的兴衰史,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是描述了布恩地亚家族的命运,两位作家的两部作品堪称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莫言的许多作品中山东高密都是他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高密不仅是莫言的故乡也是小说中人物的家。这就使小说中人物与作者之间有个灵魂的联系,也是莫言和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另一个共同点,福克纳描写美国南方的大家族衰落历史,马尔克斯描写的哥伦比亚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莫言的山东高密的故事,这三个人写的都是自己的故乡,都是家的故事。都具有浓重的乡土色彩。他们所书写的一个个故事都充满着悲剧的色彩。无论是《喧哗与骚动》的康普生家族里的绝望地抱住南方所谓的旧传统不放长子昆丁,还是风流成性妹妹凯蒂、亦或是冷酷贪婪的次子杰生,他们的人生都是悲剧的人生。而《百年孤独》里的布恩迪亚一家几代更是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莫言的《蛙》里的姑姑从迎接生命者到剥夺生命者再到还原生命者, 姑姑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还是落入了悲剧的结局。
在语言,创作手法等很多方面这三位作家还有很多神似之处,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除了这些相同点之外,我们也能清晰的看见这三位作家所各自具有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把福克纳看做一个起点的话,把莫言看做终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尔克斯不断地在精神深处接受福克纳的启示,与福克纳进行创作对话。但他又始终立足本民族而保持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从不因为崇拜福克纳而改变自己的创作个性。他以福克纳刺激自己,充实自己,通过强烈的生命体验来显示生活的真理和生命的真理,从而达到保持高尚的人格,守护圣洁的理想,创造出人类杰出的艺术品。而莫言更是坦诚的说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师承,马尔克斯也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也有师承。马尔克斯从卡夫卡和福克纳那里吸取了许多灵感。但是他一直在努力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两座炽热的高峰。莫言说:“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很容易被迫融化。但是这两位风格化的作家,就像鸦片一样,一旦吸到之后,很容易上瘾。他们会产生极大的磁性,吸引你去模仿。这就像是《百年孤独》中,吉普赛人带到马贡多的磁铁一样,会吸走许多东西。”正是因为这样莫言不断探索自己的艺术个性,努力探求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这也是莫言取得今日成就的原因。再后来,莫言的写作更有意识地规避马尔克斯的影响。他有意识地规避《百年孤独》中曾经出现过的情节。这个过程很拘束也很痛苦,但到了写《生死疲劳》时,他才觉得自己彻底地放开了。2008 年,莫言开始写《蛙》。在这部作品,莫言往后退了一步,返回了在写《红高粱家族》之前的现实主义笔触,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故事,认认真真地写人性,写一个具有乡村气息的故事。这样的写法,莫言终于放松了,“看这部作品,应该没有人说它像马尔克斯了。”这期间经历了二十年。用二十多年摆脱一个作家对自己的影响,对于莫言这样一个作家而言,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但是这二十年是值得的,因为莫言不但吸收了他可以从福克纳、马尔克斯身上吸收的东西,更加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染使他的小说虽说有着人浓郁的魔幻色彩,但是深深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依然是中国味道的小说。而且他能够用东方式的写作来处理中国的魔幻现实,莫言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终于成为“中国的莫言”。参考文献
[ 1]莫言.《莫言全集》
[ 2]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 3]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 4] 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 C]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1980, 1481 [ 5] 李晓辉, 李艳梅.《游走于两个世界间的作家——马尔克斯与莫言创作的类同比较》
[ 6] 丛新强.《人,在历史与伦理的漩涡中———论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 7] 穆肃.《莫言:我和马尔克斯搏斗二十年》 [ 8] 王晓煌.《喧哗与骚动》写作特点分析 [ 9] 艾昧.《百年孤独》与马尔克斯
第三篇: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
探析莫言与福克纳创作动因
摘要:莫言与福克纳这对跨越时空的小说大家在文学准备期,同样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育了他们对文学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同样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增加了知识储备;同样借助创作改变现状从而实现人生抱负的内在动因,促使他们走向渐趋成功的文学之途。
关键词:莫言;福克纳;创作动因;比较分析
一个人何以成为作家是一个迄今为止在文学的创作发生学上尚无法给予满意答复的问题,也是文学史和作家传记研究力图解答的问题。我们愿意承认除了内在的天赋异禀,一个作家的生成与诸多外部因素相关,尤其是与作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相关。在对莫言和福克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两位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受着不同文化传统熏陶的作家在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尤其是在对他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生活经历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一、民间故事的滋养
莫言和福克纳在少年时代都深受民间口头文学的陶冶。莫言回忆说:“就像诸多作家都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一样,就像诸多作家都从老祖母讲述的故事里汲取了最初的文学灵感一样,我也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祖母,我也从我的祖母的故事里汲取了文学的营养。但我更可以骄傲的是,我除了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祖母之外,还有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还有一个比爷爷更会讲故事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哥哥,除了我的爷爷奶奶大爷爷之外,村里凡是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是满肚子的故事。”〔1〕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使莫言从小就浸染在一个非常浓厚的口头文学氛围里。他奶奶非常爱讲鬼怪和妖精的故事,而他爷爷更是讲故事的好手。爷爷虽然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却有满肚子的野史学问。他的故事,从三皇五帝讲到满清民国,盗贼、妓女、侠客无所不包,而且无论名人轶事或是神狐鬼怪,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此外,由于莫言上完小学五年級就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在劳动的过程中和劳动的间隙里,也听到村里人讲的许多故事。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培养了他的文学敏感性,培育了他的审美取向(他的创作在雅俗之间总是往俗的一头靠近),也激发了他的想象力。诚如他自己所说:“我虽然没有文化,但通过聆听,这种用耳朵的阅读,为日后的写作做好了准备。我想,我在用耳朵阅读的20多年里,培养起了我与大自然的亲密联系,培养起了我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更重要的是培养起了我的想象力和保持不懈的童心。”〔2〕
无独有偶,与中国农村相近,福克纳时代的美国南方也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有着讲故事的传统。美国东南边疆本来有“荒诞故事”传统,讲述一些荒诞不经但是幽默生动的人物故事,而黑人们则爱讲一些神秘的鬼怪故事和动物故事,这些故事跟莫言所听到的狐仙鬼怪、名人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福克纳不曾有过关于自己如何得益于听故事的谈话,但他从小就爱听故事,而且条件得天独厚。“他也常去他家黑人老保姆的棚子里听关于动物、鬼怪,特别是奴隶、黑人和他祖先们的故事。法院门前的广场更是他听故事的好地方。在那里他经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老人们讲关于内战、印第安人和打猎的传说。”〔3〕这些故事不仅培养了他的想象力,激发了他的文学灵感,也影响了他的叙事风格——我们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很容易感受到南方荒诞故事的气息。
二、文学阅读的陶冶
除了浸染在民间故事这种口头文学之中,莫言和福克纳都非常爱好阅读文学书籍,受到书面文学的熏陶。莫言自幼喜欢读书,但是在贫困的乡村书籍非常有限。幸好他的大哥管谟贤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念过书,家里有一些文学书刊。莫言把大哥留在家里的初中、高中的课本、小说杂志、甚至是大哥的作文本,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时候甚至读书忘了吃饭,忘了出工。据莫言回忆,《海岛女民兵》、《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是他最早读过的几部小说。〔4〕但是家里的书满足不了他如饥似渴的读书欲望,他就四处借书来读。莫言回忆说“几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牧牛羊的顽童时,就开始了阅读生涯。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书籍是十分罕见的奢侈品。在我们高密东北乡那十几个村子里,谁家有本什么样的书我基本上都知道。为了得到阅读这些书的权利,我经常去给有书的人家干活。我们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套带插图的《封神演义》,为了阅读这套书,我给石匠家里拉磨磨面,磨一上午面,可以阅读这套书两个小时,而且必须在他家的磨道里读。我读书时,石匠的女儿就站在我的背后监督着我,时间一到,马上收走。如果我想继续阅读,那就要继续拉磨„„。总之,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把我们周围那十几个村子里的书都读完了。”〔5〕
同样,福克纳也很早就开始了文学阅读。他的母亲受过大学教育,又出身世家,在福克纳小的时候就指定一些文学作品要他读。这样,福克纳“10岁时就开始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康拉德,”〔6〕“14岁时开始读《白鲸》,随后读了《唐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卡拉马佐夫兄弟》。”〔7〕福克纳有一个玩伴艾斯黛尔也喜欢读书,他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这也进一步激发了福克纳的读书兴趣。大约因为阅读提高了他的眼界,他很快对于学校幼稚的读本不感兴趣而从五年级开始逃学了,后来到了11年级干脆辍学。虽然不上学了,读书却丝毫没有放松。辍学后,他的朋友兼导师菲尔“从耶鲁买来许多书籍,骄傲地向福克纳显示现代派文学运动的知识,跟他大谈叶芝、庞德、艾略特和乔伊斯的作品。”〔8〕在菲尔的指导下,福克纳开始了广泛的阅读,他的眼界和知识面迅速拓宽,对社会、对南方的认识也日趋深刻。而他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研读“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当时和随后几年的诗作,而且对他一生的小说创作也有难以估量的意义”。〔9〕此外,成年之后他在任密西西比大学邮电所所长职务期间,也大量涉猎了由他的好朋友斯通精心挑选寄给他的各类书籍。这里面“既有柏拉图的世界名著,也有菲茨吉拉德的最新作品,范围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甚至还有生理学。”〔10〕福克纳回忆年青时喜爱的书有:《旧约》,小说家狄更斯、康拉德、塞万提斯、福楼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麦尔维尔等人的作品,诗人莎士比亚、马洛、坎贝恩、琼生、赫里克、堂恩、济慈、雪莱以及郝斯曼等人的著作。〔11〕
当然,莫言和福克纳的阅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莫言把“周围那十几个村子里的书都读完了”,他读的只是文艺作品,而文学书籍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不外乎两类: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现当代小说如《海岛女民兵》、《林海雪原》、《吕梁英雄传》等。前一类手法传统,后一类的文学价值不高,因而所能提供的艺术营养也就很有限。这样,除了有限的文学书籍,莫言从来没有机会涉猎其他各类书籍。因此,莫言的阅读只是起到了培养他的文学兴趣、刺激文学想象力的作用。而福克纳不仅大量阅读了艺术性很高的西方世界的文学经典,而且广泛涉猎了文艺作品之外的文学理论、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的著作,故而他的阅读不仅培养了他对语言的敏感性及艺术感受力,而且拓宽了他的视野,扩充了他的知识储备,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作品心理刻画之真实可信是离不开他的心理学素养的,而他创作中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大胆的艺术实验、诗化倾向以及对《圣经》和经典作品的影射和引用则分别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麦尔维尔和劳伦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赫里克和济慈以及基督教的《圣经》有着吸收、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反观莫言的创作,知识性很缺乏,心理描写也很失真,就是被人广为称道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其心理描写也缺乏可信性,这与作家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不无关系。
三、创作欲望的萌发
从文学阅读到文学创作,是许多作家走过的共同道路。在创作的驱动因素上,莫言与福克纳又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希望通过写作来实现他们的人生愿望。对于莫言来说,首先,写作是通向丰衣足食的桥梁,改变生存境况的途径。莫言少时生活极端贫困,经常吃不饱肚子。那个时候他们村有一个因为是右派而被开除学籍回乡务农的大学生。这位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能吃三顿肥肉馅的饺子。莫言回忆说,听了大学生的话他从此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12〕这种当作家的愿望在他成年之后变得更加强烈。1976年莫言当了兵,在部队虽然衣食无忧,但是他提干无望,考大学又不符合条件,服役期一满,就得回乡继续当农民,过缺衣少食的生活。此时,只有成为作家,才有可能改变命运。所以他发奋写作,一度因为过于操劳,“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伤害,才20几岁的人,头发就开始大把大把的脱落。”〔13〕幸好,他后来终于因为发表了作品,得以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摆脱了困境,改变了人生轨迹。其次,对于爱情的向往也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莫言的创作欲。莫言小时候邻村一个石匠家里有一个很好看的女儿,莫言说:“我15岁时,石匠的女儿已经长成了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她扎着一条垂到臀部的大辫子,生着两只毛茸茸的眼睛,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我感到她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我跟在她的身后,用自己的赤脚去踩她留在河滩上的脚印,仿佛有一股电流从我的脚直达我的脑袋,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我鼓足了勇气,在一个黄昏时刻,对她说我爱她,并且希望她能嫁给我做妻子,她吃了一惊,然后便哈哈大笑。她说:‘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痴心不改,又托了一个大嫂去她家提亲。她让大嫂带话给我,说我只要能写出一本像她家那套《封神演义》一样的书她就嫁给我。”〔14〕姑娘的话自然是为了刁难他,但这句话对于莫言立志当作家的作用却不可低估。事实上,莫言后来作品中很多纯情的女孩子都有这个石匠女儿的影子,比如《白棉花》中的方碧玉就是漂亮,纯情,又显得高不可攀。莫言自己也说:“我曾经说是因为想过上一天三次吃饺子那样的幸福日子才发奋写作,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朦胧的姑娘。”〔15〕由此可见,对于获得富足的物质生活和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愿望对于莫言作家愿望的萌发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同样,福克纳也是希望通过写作来获得个人愿望的满足。不过,他不是要满足物质愿望,而是要满足心理需求。福克纳在兄弟四个中个子最矮小,跟其他男孩子相比,显得不够男子汉气;他的气质又有些女性的倾向,与言语和行动都比较粗鲁的父亲志趣不相投合,感情上跟母亲靠近,常被视为“妈妈的儿子”。对此,他有一种很强的自卑心理。因此,他很希望做一件既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又令人羡慕、崇敬的事情,来补偿自己先天的不足,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这件事就是当作家。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上校(Colonel William Clark)是个闻名遐尔的作家,其小说《孟菲斯的白玫瑰》(The White Rose of Memphis),连印了35版。假如他能像曾祖父那样成为一名作家,必然能使父亲显得相形见绌,同时也可让其他的人对自己刮目相看。所以他很小就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福克纳上三年级时就告诉老师他要当作家,“像我曾祖父那样”。〔16〕爱情的力量也促使他想成为一名作家。福克纳家有一户姓奥尔德姆的邻居,有贵族血统。“这家人有一个小姑娘叫艾斯黛尔。小姑娘聪明、优雅,又长得十分漂亮,福克纳十分喜欢她。而她跟福克纳也情趣相投,两人一直是很好的玩伴,互相约定长大后要结为夫妻。”〔17〕两人都是文学爱好者,福克纳很自然地希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所表现,以取悦心爱的人儿。他为艾斯黛尔写了大量的诗,装订成册送给她。他们成年之后,艾斯黛尔奉父母之命嫁给了门当户对、前景看好的科内尔•富兰克林。这对福克纳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也使他当作家的愿望更加强烈。在他看来,艾斯黛尔嫁给别人是对他的背叛,他要通过写作而成名成家,把她赢回来。有趣的是,他成名之后,还真地如愿以偿,娶回了初恋情人。而他的很多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比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都是艾斯黛尔的化
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像贝雅特丽齐对于但丁一样,艾斯黛尔始终是福克纳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就像蚕吃够了桑叶,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吐丝结茧一样,莫言和福克纳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尝试。1978年,莫言开始创作小说,但是莫言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军队的繁忙工作使他只能抽空偷偷地写作。而且莫言没有得到什么人的指导,全凭自己摸索,开始的写作是相当幼稚的,基本上是对政治化的、流行的革命小说的模仿之作。同时,对“文革”还心有余悸的大哥管谟贤还总给他泼冷水,告诫莫言:“世上道路千万条,就是不能走文学这一条。”〔18〕莫言寄出的作品也不见发表,“小说一篇篇寄出,收到的却是雪片般飞回来的油印退稿信。”〔19〕这使他几乎丧失了继续创作的勇气和信心。幸好天道酬勤,1981年,他的习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的《莲池》上发表了,当时在《花山》当编辑的铁凝也编发了他的第一篇散文,使他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此后的两三年间,他发表了《丑兵》、《雪花、雪花》、《我的羊》、《售棉大路》等数篇小说。然而“这些小说除了《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同年第7期转载之外,其他几篇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莫言的创作之路是否能走下去还是一个问题。
莫言命运的转机终于来了。1984年7月,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慧眼识珠,破格录取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且全力栽培他。在这里,他于1985年在大型刊物《中国作家》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小说发表之前,就得到徐怀中的赞扬;发表之时又配发了徐怀中和莫言的同学们关于作品的座谈纪要《有追求才有特色》,积极肯定莫言的新追求。结果,《透明的红萝卜》在全国一炮打响。从此,莫言进入稳步创作时期,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作家生涯之路。
与莫言相似,福克纳的成功也是来之不易。他从开始创作到获得成功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他于1919年8月6日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第一首诗作《牧神之下午》(L`Apres-Midi d`un Faune)。1919年9月,福克纳以退伍军人身份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发表了“一个短篇、12首诗、五幅画和一些书评”。〔21〕1924年诗集《大理石牧神》出版。无论在校期间,还是退学之后,他始终积极给密西西比大学的校刊投稿,据统计“到1925年,密大的三家报刊发表了他的40篇作品——有画、有诗、有评论,也有散文和短篇小说”。〔22〕直到《喧哗与骚动》发表,福克纳才获得评论界的认可,确立了小说家的地位。对于福克纳来说,创作之路并不难走,而成功的收获则来得十分艰难。如果说,莫言的成功离不开孙犁的鼓励和徐怀中的赏识和提携,那么福克纳的成功也离不开两个人的扶持与鼓励。第一是他的朋友兼良师、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菲尔•斯通。他不仅帮福克纳修改稿子,还帮助他获得发表作品的机会,他的第一部诗集《大理石牧神》就是在斯通的推荐下由四海出版社出版的。斯通还热心地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已经在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一批作家如康拉德•艾肯、罗伯特•弗罗斯特、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等人,使他能从同行那里获得启迪。菲尔的帮助和指导对福克纳的成长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第二是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是安德森使福克纳逐渐产生了写小说的兴趣,从而把创作从诗歌转到了小说,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而这部小说的出版,也是靠安德森的推荐。更为重要的是,安德森指点他确立了创作路向。据福克纳回忆,安德森告诉他:“作为一个作家,首要的是自己是什么,自己生来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你是一个乡村孩子,你所熟悉的就是密西西比州里你的生活开始的那一小块地方。但那就足够了。”〔23〕福克纳听进了安德森的忠告,开始把目光转向以家乡为中心的南方,营造出一片“邮票大的故土”——约克纳帕塔法。也正是这种转向,保证了福克纳后来的成功。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文学环境下,大致相同的文学营养、创作动因和创作经历使莫言和福克纳各自走向了小说创作,从而获得成功,步入知名作家之路。■
参考文献:
[1][2][5][12][14][15]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05、108-109、36-37、47、38、38.[3][9][10][2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9、12-13、12-13、24.[4][13][18][19][20]贺立华,杨守森.怪才莫言.花山文艺,1992.8、14、13、14、14.[6][21]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6、21.[7][17]Frederick R Karl.William Faulkner:American Writer.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0.89、99.[8][22]潘小松.福克纳——美国南方文学巨匠.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10、18.[11]见福克纳谈创作.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68-69.[16]David Dowling.William Faulkn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9.10.
[作者简介]温伟(1962-),男,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
第四篇: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浅析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
[摘 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福克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远而持久,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便是莫言。本文运用比较文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从写作环境、布局方法、女性意识等几个方面对福克纳和莫言的主要作品进行具体分析,试图说明福克纳对莫言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福克纳,莫言,意识流,多视角,女性意识
一
莫言,山东高密人,从1980年代中期起,他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在中国的文坛上,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问学”的代表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创作方法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其创作明显受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莫言在读完《喧哗与骚动》的序言之后说:“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我立刻感到受了巨大的鼓舞,跳起来,在房子里转圈,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即也去创造一块属于我自己的新天地。” 他立刻明白了其实他所生长的高密东北乡也是他的一笔财富,他要写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他要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并做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主宰这里的一切。
莫言说:“我与这个美国老头(指福克纳)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我还用见到他的书就买这种方式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
二
提到福克纳,就不得不提他的约克纳帕塔法。约克纳帕塔法是福克纳根据自己所热爱和眷恋的故乡,为他的许多小说所虚构出来的一个县城,包括杰弗生镇连同周围的乡野。福克纳独创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把对美国南方历史的反思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是美国南方的历史缩影,而且是全人类发展的一种象征,具有深厚的美国南方性质,也是作者故乡的体现,都包含了浓重的美国梦思想。
在“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纳写贵族世家,例如沙里多斯家族,康普生家族和麦
卡斯琳家族。其中《喧哗与骚动》的故事便发生在杰弗生镇上的康普生家,写了康普生家后代四人的命运:长子昆丁始终被一种没落感追随着,敏感而又孱弱,把妹妹的贞操与门第的荣誉甚至自己生与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最终选择自尽。女儿凯蒂从“南方淑女”的规约下冲出来,走过了头,成了一个轻佻放荡的女子。次子杰生成为一个实力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有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与虐待狂。而小子班吉则是一个先天性的白痴。曾经的繁华只是昙花一现,瞬间便湮没在了纷繁复杂的社会之中。福克纳还写贫穷白人和“新南方”的发迹者,《喧哗与骚动》中的杰生便是后者的代表。
而回顾莫言的主要作品《蛙》、《酒国》、《枯河》、《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檀香刑》等等,这些书名,这些大地的意象,这些强悍的生命之力的征象,它们共同组成了莫言的故乡,一个辽阔的无边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其中《檀香刑》便是莫言潜心五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在这部小说中,莫言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其间穿插多种地方标志性意象,例如“猫腔”便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种,唱腔诡谲,唱词激昂,充满着力量和鼓动性。凤头部和豹尾部的每一章开头都引用一段猫腔唱词,地方色彩浓郁,滑稽而朴实,更加重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故乡地位,用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活龙活现地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由此我们似乎能看到约克纳帕塔法和高密东北乡的相似之处,同为一个博大的环境,为作者孕育了诸多代表性的作品;同为作者灵魂的寄托之处,感染着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处细节;却只是前者为虚构,后者为莫言土生土长的故乡。直到如今,莫言还是时常回到山东高密,下到田间,感受那里的一草一木,寻找自己写作的灵感和素材。
三
作为英美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可以称得上是其颠峰之作,是一部在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典型的意识流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填补了20世纪意识流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空白。在表现技巧上,福克纳大胆地采用了多角度叙述、意识流和“神话模式”等手法来展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意识活动。《喧哗与骚动》共分4个部分,详尽地叙述了4天中发生的事情。其中第一、三、四部分的时间分别是1928年4月7日、6日和8日3天;而第二部分则叙述了1910年6月2日昆丁在自杀前的意识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时间顺序,不按时间顺序来交代故事,而是跨越时空界限,将各种生活片段拼凑在一起。而这四部分又分别由4个人进行叙述,将自己感受最深的部分突显出来,将多视角叙述的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喧哗与骚动》还是福克纳运用“自由联想”意识流手法的代表作,在班吉的部分其意识流手法更为突出。例如班吉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思绪立马牵扯到有关坐马车的一段回忆,他看到牲口棚,脑子里又出现圣诞节前与凯蒂去送信,来到牲口棚附近的情景。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喧哗与骚动》的译者李文俊先生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表现意识流,除了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段能更接近真实之外,还有助于刻画特殊的人物形象。
莫言曾经说过:“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的。”他的《红高粱》和《檀香刑》都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却也赋予了这个小小的地方以深刻的象征和寓意。《红高粱》和《檀香刑》均写了外国侵略者带给东北乡的灾难,前者以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寓意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节、生生不息的战斗力和火一般的热情与激情,而后者则通过夸大而残忍的描写,刻画统治者的残暴荒诞行为带给百姓的灾难。在结构上,莫言的《檀香刑》采用传统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形式,却也不乏新颖之处。在凤头部,他分别写了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在豹尾部,他又分别写了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而在猪肚部,他则采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用直白的叙述描写一段传奇。整部《檀香刑》采用了多方位、多视角的布局手法,将情节穿插在其中,单看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不完整的,可是当把所有人的内容组合起来便可以发现,莫言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呈现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
四
福克纳所生活的南方社会当时正处于社会发展转折的十字路口,而美国南方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封闭落后。在这样以男权为中心的背景下,女性不可避免地备受压抑和痛苦,女性从内心深处爆发出一种打破桎梏束缚的叛逆精神。《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与她女儿小昆丁都是叛逆者的典型代表。凯蒂是《喧哗与骚动》的核心人物,全书虽然没有任何一节取自凯蒂的视角,但是四个主人公的叙述却完全没有逃离凯蒂这个主题。凯蒂漂亮、热情,富有同情心,是人性的美好体现。但是,在众人眼中,凯蒂轻佻放荡,行为不检,但是她的叛逆、她的悲剧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像母亲一样,小昆丁的叛逆行径也与“南方淑女”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是她敢于离开这个冷漠而残酷的家,追求自己的希望。其实福克纳是在赋予她们力量,这是对女性的同情,更是肯定。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还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地位卑微的黑女佣迪尔西,福克纳说过:“迪尔西是我自己最喜爱的人物之一,因为她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她比我自己勇敢得多,也豪爽得多。”
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女性意识也表现得极为突出。莫言自己曾说过,《蛙》中的主人公“姑姑”是他身边的亲属,他生活中的确有一个从医50年的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姑姑是被当做圣母一样看待的人,她接生的婴儿有数千个。当然,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姑姑也为那些“违规”怀孕的孕妇做过很多引产手术。而莫言刻画“姑姑”这个形象,是既有爱也有恨的,当计划生育高峰袭来时,姑姑宣称:“党指向哪儿,我就冲向哪儿。”她坚守革命,没有原则,没有思想,甚至是野蛮地执行任务,“喝毒药不压瓶,上吊给根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她做了很多荒唐之事,但是她的人性之中并不缺乏同情和爱,她为母牛接生时充满温情,当搜捕到王胆那一刻时,她伸出了手,迎接了这个新生命。她说,“没有出锅门,就是一块肉,出了锅门,就是一个生命。”这时的她,不再是对生命的“政治控制”,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深深的敬畏,她遵守了自己职业操守的底线。莫言是赋予了姑姑以救赎机会的,他不愿让这样的一个女人被冠以“恶人”的罪名,他的内心是希求这个人物温柔而充满爱心的。
在《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了孙眉娘这一女性形象,一反往常的矜持、娇贵,而赋予了她强烈的反抗意识:她虽红杏出墙,遭人鄙夷,但却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反对传统封建礼教,却成了一个自由自在、充满原始气息的实实在在的真人。在当时的社会,所有的女性都被“三从四德”所束缚,但是莫言却不乐得让每一个女性都失去生命最原始的尊严和张力,他看重女性,更敬重女性,强烈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例如《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菊子等,都让莫言的作品丰富生动起来。
五
莫言的创作深受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世界级大师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吸引了众多海外读者。莫言曾满怀信心地说:“中国文学离不开世界。”
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莫言的作品表现了人类相通的领域,表现了人类在精神上、物质上的向往和追求。他在借鉴外国文学时对“化境”的追求,既表现了中国人的气派,也是他的作品对外国读者有难以抗拒的魅力之源。
著名学者刘再复曾经给予莫言这样的评价: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
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 参考文献 ]
[ 1 ] 李兆国.“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与福克纳的文学创作特征 [J],山东文学,2009.(02)[ 2 ] 刘学刚.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N],重庆晚报,2011(031)
[ 3 ] 仝志敏、杨大亮.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N],上海电力学院学报,2004(020)
[ 4 ] 许睿.浅谈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的创作特点 [J],商情,2010(021)[ 5 ] 姜智芹 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 [J],当代文坛,2005(05)
[ 6 ] 刘再复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
[ 7 ]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M],上海译文出版社,李文俊译,2007.07
[ 8 ] 莫言.檀香刑 [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4 [ 9 ] 莫言.蛙 [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2
第五篇:莫言
当我接到通知说要协同王老师,海波来跟大家谈谈莫言的时候,我无比的惶恐,以前一直倾向于古典文学,前不久才改主意考现当代文学,所以一直在恶补,因为莫言的书我读的不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出来大家更为积极有思想的探讨。
首先我们再来重温一遍颁奖词吧: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年轻时代的个人经历。
中国的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中国籍作家获得该殊荣。过去的这么多年,中国作家何止上万,我们认为的、政府认为的有影响的好作家也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是莫言独中头彩?要知道,早在十几年前,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被各批评家大批特批呢。好吧,我也就认认真真读过这两部作品,先拿这两部来说吧。
作品内容不再一一赘述,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与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不一样,我们经历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已经六十多年,‚眼睛看不到的就是没有的‛这一观念几乎已经深入人心,而这恰恰是莫言不同人之处,他的最准确的学历是小学毕业,然后自己通过学习的。他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30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了。
我一直坚信作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生活造就的,莫言狂野无羁的文学才能得益于‚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生活底层的磨练与梦想成就了他。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中国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土地,但土地、农民、母亲这种近乎三位一体的纽带感没有比《丰乳肥臀》体现得更为深邃。上官鲁氏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母亲。她向上天祈祷把所有灾难和病痛都降临到她一人身上,别折磨她的孩子。莫言用最压力的增加砝码方式,来测试这个母亲被践踏的身体以及扩展的灵魂,每次读到母亲的微笑和下体的臭虫都让人痛哭。这是只有莫言才能写出的母亲,这是那些粗鄙的自诩净畅宁们无法理解的写作,他们看到的是亵渎,而不是敬意,看到的是抄,而不是语境转换。
由于莫言获奖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们也来谈谈。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往往打破时间顺序和空间界限,出现了一连串的倒插笔,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都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来描写,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魔幻,从生前到死后,常常重叠在一起,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作品中出场的人物仿佛是梦中人,他们来之蹊跷,去之迷离,作品中常常出现死人复活,鬼魂与世人对话。在语言表达方面,大量使用本民族的方言俗语,乃至不见书面记载的粗犷的土语,因而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他自1980 年代中以一 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 ‚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
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不管承认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了其著作的高水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接纳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也必须走出国门;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走向世界。
当然,只有一个莫言还不够,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同时,没有哪个作家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我以为获奖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身份——作家,共同珍爱文学,共同的使命担当。……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也是考量自己的内心与生活、人生与时代有多大距离的过程。‛获得鲁奖如此,茅奖是如此,诺奖也应如此。每个作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写作能不能对得起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我的一个朋友在莫言获奖后写了一首诗,我来分享给大家:诺奖报播炸雷起,《丰乳肥臀》手捧时。九州终得圆诺梦,莫言名声震环宇。思维独特树文旗,华夏文明凝翠璧。问鼎诺奖总堪喜,多言祝福少微词。
说完了莫言,我也想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借助贤林讲坛谈一下文学和阅读。曾无数人哀叹文学的无用,这样的哀叹总让我很无语,在大学的学习不仅仅是专业课上成为一个现代化建设的工具,我们也可以去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就要多涉猎各种书籍从而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通过读书有所思,所悟,然后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即使你的思想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即使你的文章为此引来非议,也不要去在意,现在的社会至少不会因为文字而招致杀生之祸,文字狱的时代已经过去啦。当然也不要老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问题,动不动就是说要让别人喜欢,要把文字写到让大众看了心里舒服,如果是这样,在我看来,文字,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文字,则成为了消遣的东西。如果看到一些有违道德的行为,我们熟视无睹,甚至没有任何感触,我们不能够写文字给予它们应有的批判,那么这种现象将会在我们的生活里泛滥。如果那样的话,文字将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文学,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出卖的,即使思想可以出卖,灵魂绝对不可以,文学的意义,无论在何时,都有着引导作用,指引着一个时代的方向。
文学,除了从几本销量羞涩的刊物里衍生几部无关痛痒的影视作品,她还能有什么用呢?她就是一个青年后慢慢行走着的人,不要指望她对当下的生活有什么直接了当的影响--尤其是面对一个急吼吼的没有耐心的年代,她永远也影响不了股市,房价和白菜,她就那么慢慢地走着,不,她甚至不走,她就在原地站着,她像一棵树,一棵慢慢的生长,慢慢的向下扎根的银杏树,因这慢,我们得以饱满和从容,因这慢,我们得以丰饶和深沉,因这慢,我们得以柔韧和悲悯……
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我们很多人都深爱着那棵树,同时也是被那棵树深爱着的孩子,只要有了这种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这棵树下--我有归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比踏实和幸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