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特点

第一篇：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特点

注重心理分析——新感觉派小说的特点

新感觉派是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坛的一种现代主义流派,突出特点是强调主观感受，注重心理分析。其作品主要描写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人的空虚和异化,以及都市的消费性和商业性所导致的拜金主义的盛行, 并突出描写了夜总会、酒吧、舞会、跑马厅等畸形环境中人的病态行为和畸形心理;善于描写人物情绪的流动、人物内心的主观感受, 并善于把客观生活加以情绪化、意象化。这些创作都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和特征。在我国把这种流派称作“心理分析小说派”，或现代派。我国当时的新感觉派作家主要有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戴望舒等。刘呐鸥、穆时英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早期新感觉派的影响。

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立了极大的功劳。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

新感觉派十分注重心理分析。他们提倡作家要“纯客观”地挖掘与表现人物的潜意识、隐意识活动，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相比之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则高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施蛰存的病态小说，题材更为广阔，内容也更为丰富。他不仅以上海为主要场景反映大都市的病态生活，而且还对上海市郊小城镇的生活作了形象的扫描。最初的新感觉派小说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作创作的关键。到30年代初期，他们又接受新心理主义的影响，创作了一批以表现心理分析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如穆时英的《南北极》、《白金的女体塑像》等小说都是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但真正把心理分析推上一个新的高度的还是施蛰存。他的《梅雨之夕》、《春阳》、《药羹》等小说代表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最高水平。

施蛰存是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中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大家。他运用精神分析学说对人物进行心理刻画, 开掘人物的潜意识, 多写主人公忧郁症、神经衰弱症患者的妄想、惊悸、幻觉等特点。例如《魔道》中的主人公的幻觉恐惧和多疑, 石秀主人公欣赏杀人时鲜血淋漓的变态的愉悦, 作者将人物的变态心理刻画到了极致。另一方面, 他还热衷于表现双重人格, 突出以性冲动为主要内容的潜意识在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作用。《石秀》中石秀的内心充满了友谊与情欲的冲突。这些都与施氏接受弗洛伊德学说中主张人的本我都包含着与性的冲动。

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则塑造了一个神化了的形象。那位如僧侣一样清癯的医师碰到了一个“谜”样的女病人，苍白的皮肤，纤细的手脚，流线样金属雕刻般的身形，冷静像是没感觉似的眼睛，带有过度性欲亢进的蛊惑性的声音„„身经百战清心寡欲的医师意外的动摇了，开药方子时候偶尔瞧见人家歪在桌角旁边，上好网袜里露出的一对脆弱纤细的脚踝，顿时荡漾的流液都要从心房里喷出来，“流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细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了起来”。行文中带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印记, 文中的谢医生在面对白金的女体时, 本能的欲望和清醒的意识之间不停地斗争。面对着女病人白桦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 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 在呼吸着的微风里颤着。谢医生差一点喘不过气来, 他听见自己的心脏要跳到喉咙外面来似的震荡着, 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他在医生与三十八岁独身男子、节欲者与性觉醒者之间掀起了强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理智暂时地战胜了欲望, 谢医生恢复了常态。

严家炎认为西方意识流小说最重要的特质,在于作者有意去写人物的主观意识尤其是下意识活动,热衷于表现各种潜在的意识、反理性的变态意识、性心理、一刹那间的想入非非之类。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是意识流小说的重要技巧之一, 它反映了人的意识和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 意识流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叙事手法, 在新感觉派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感觉派作家们大都是在都市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利己的价值观念对上海上流社会影响极大, 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和盲目的开放性, 造成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因此他们都对都市生活做了大量独特的反映, 从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的角度, 表现了都市有闲阶级的空虚没落和病态生活。穆时英作品中的意识流描写是十分精彩的, 他笔下的人物常触景生情, 展开川流不息的自由联想, 大段的内心独白。施蛰存的心里分析小说对于人物的潜意识描写非常出色, 其作品对人物的内心冲突作比较深刻的描述。《梅雨之夕》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捕捉了一个孤独寂寞的已婚男人无奈在一位美丽少女面前的朦胧微妙的情感, 这位男主人公通过想象和幻想变相宣泄其欲望。作者在回环往复的心理描写中, 展现了都市人内心的失落。此外, 新感觉派作家为了表现疯狂没落的都市生活节奏, 还将日本的新感觉主义, 现代派的印象主义融为一体, 创造出一种感觉化的叙事模式, 突出带有主观感情的瞬间感觉印象, 追求主观的真实。总的来说，注重派一。

第二篇：第三节新感觉派小说

第三节新感觉派小说

与京派对立并曾发生论争的,有上海的新感觉派,这是一个活动于20代末期至30年代前半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30年代新感觉派是在以横光利

一、片冈铁兵等为代表的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又被称为“都会主义小说”从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至同年年底该刊被查禁,是新感觉派小说的萌芽期。自1930年9月施蛰存、刘呐鸥等创办《新文艺》至1932年,是它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刘呐鸥以感觉主义方法创作的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8篇小说已结集为《都市风景线》出版;施蛰存放弃早期抒情小说的写法开始自觉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来分析人物心理;穆时英则与刘呐鸥、施蛰存取得了联系,为他后来进入这个流派准备了条件。1932年5月由施蜇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现代》创刊,为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发表阵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已经形成,并开始步人成熟期。1935年初施蛰存因故辞去《现代》编辑一职,标志着这一流派的解体。

30年代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是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此外还有黑婴、徐霞村、叶灵凤等。

施蛰存（1905-2003），是新感觉派小说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生于杭州,幼年随父母去苏州,8岁时随家迁居松江。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大革命失败后回松江担任中学教员。1928年以后参加过《无轨列车》、《新文艺》的编辑。1932年应邀担任《现代》杂志编辑。抗战爆发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执教。1952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至今。

施蛰存小说创作开始于20年代中期。最初的试作,大都收在《江干集》、《娟子姑娘》和《追》等集中,艺术上比较幼稚。作者认为“我正式的第一个短篇集“是《上元灯》。其中的10篇作品,大多以成年人怀旧的感情来回顾少年时期的生活,抒发人生的慨叹,感情纯洁,有诗的意味。除《渔人何长庆》外,其余9篇都用第一人称,或真切地写出了少男少女纯洁的初恋((上元灯》),或以出人意料的事件、人物反映社会世态的某些侧面(《栗芋》、《闵行秋日纪事》)。只有《周夫人》、《宏智法师底出家》两篇,带上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预示了他后来创作的变化方向。从总体上看,《上元灯》以忆旧方式状写人生面影,善于烘托气氛,带着淡淡的哀愁,具有较为浓郁的抒情气味。

真正自觉地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创作的小说,主要是《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三本集子中的作品。受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施尼茨勒(又译显尼志勒)的影响,他曾热心译介施尼茨勒,经他翻译出版的施尼茨勒小说有《倍尔达·迦兰夫人》、《田比亚特丽思》、《爱尔赛小姐》、《中尉哥斯脱尔》、《薄命的戴丽莎》。施蛰存“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施蛰存心理小说中的二重人格描写、变态性心理解剖、小说人物内心意识流动等艺术,显然都来自施尼茨勒。他使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去开掘人物的潜意识和隐意识领域,表现人物的变态心理和梦幻心理,引出了本我(性本能)与超我(道德)尖锐冲突的主题。《将军底头》一篇“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主人公唐代将军花惊定奉命征讨吐蕃,途中遇一美女,遂成为其情欲对象,但军纪、道德压抑着他的情欲,他带着这一矛盾挥刀上了战场,后在战斗中被杀了头,还策马回到他心爱的姑娘身旁。小说重点展现的是情欲与道德的冲突,带有一定的神怪、魔幻色彩。收在《将军底头》集中的其他3篇也均以精神分析法来写历史人物。能更充分地体现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特点,也有较强的社会意义的,是收在《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中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鼓吹存理灭欲的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戕害着国人的天性。因此,当施蛰存围绕着性爱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取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剖析国人的本我和超我的矛盾时,这些作品就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反封建,以至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意义。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作品有描写城镇中青年女性性苦闷的《春阳》和《雾》。《春阳》中的婵阿姨年轻时为了钱财同丈夫的牌位拜堂,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但对情欲的渴望仍然留在她心底。作品从她某天来到上海银行取钱写起,写了她在春天暖阳的照耀下萌发的对一个年轻银行职员的爱欲冲动,表现了人性无法压抑的思想,对封建道德摧残人性、对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异化人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雾》写28岁的神父女儿素贞偶

然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令她颇为中意的青年绅土,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竟“好像受到意外的袭击”,内心里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小说通过对素贞的心理分析,说明封建等级观念、守旧思想流布甚广,已经深入骨髓。

1936年施蛰存出版最后一本小说集《小珍集》,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较前开阔。他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描写上海附近区域里发生的各种怪现象,表现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倾向,这时他中止了对施尼茨勒作品的译介。

施蛰存的小说属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具有较多新感觉主义特征的则是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

刘呐鸥（1905-1940），原名刘灿波,台湾台南人。1920年入日本青山学院，经中学部和高等学部，于1926年毕业。毕业后即插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结束学业后即滞留上海。1928年开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和未成集的《赤道下》等少量小说。刘呐鸥是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开山作家。他利用自己日文、法文较好的基础,介绍过给日本新感觉派较大影响的法国都市主义作家保尔·穆杭,翻译过收有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

一、片冈铁兵作品的《色情文化》。收入《都市风景线》中的8篇小说也是较早运用感觉主义写出的作品。如书名所示,这些小说是描写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现代“风景”的。它们采用与现代都市生活快速节奏相适应的跳跃手法(电影蒙太奇手法)、意识流手法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男女放纵、刺激的色情生活,写出了大都市的病态和糜烂。《游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礼仪和卫生》等都是以男女两性关系为题材,从都市街头到家庭生活全面展示了现代都市里逢场作戏式的情欲泛滥,说明现代都市人的人性已被金钱所异化,人已堕落为毫无理性的行尸走肉。刘呐鸥曾自我评介:呐鸥先生是一位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他把这……现代生活,下着锐利的解剖刀。有一两篇也触及到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兴阶级的远大前途(如《流》)。但刘呐鸥在暴露都市的病态和烂糜时,却也不无欣赏,流露出病态的情调。

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幼年随银行家的父亲来到上海,后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小说集有《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穆时英第一个小说集《南北极》并没有新感觉派的特征。集中的5篇小说,大多以闯荡江湖的流浪汉为主人公,写出贫富悬殊、阶级压迫和自发反抗等内容,宣泄出一种破坏一切、占有一切的流氓无产者的情绪。1932年前后,穆时英的创作开始转向，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的方法状写上海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纸醉金选的生活。小说集《公墓》和《白金的女体塑像》集中反映出穆时英小说的新感觉派特征。他醉心于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表现爱情与死亡的主题。刊登在《现代》创刊号上的《公墓》以流畅、细腻的散文笔调抒写了一个凄凉感伤的爱情故事,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小说写“我”和鹃阳玲同来公墓上坟，祭奠各自的亡母。互通情愫之后,“我”暗暗地爱上了这个患有肺病的姑娘。后因故她南去港,“我”转学北平。等“我”公开向她表白爱情时,她已经长眠在亡母墓旁。小说结尾,“我”又来到公墓,“可是我迟了"。全文缱绻缠绵,哀情脉脉;把爱情和坟墓(死亡)联结为一体,则表现了作者对爱情的现代主义的理解。不过,穆时英的这类纯情、干净的作品并不多,他写得较多的是“十里洋场”上海畸形的“风景”,这里充满着“战栗和肉的沉醉”。《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将五个人物聚集到周末的夜总会,展示了他们的不同命运:金子大王胡均益破产,大学生郑萍失恋,市政府一等书记缪宗旦失业,交际花黄黛茜颜色衰老,研究《哈姆雷特》版本的学者季洁自我迷失。他们带着极大的苦恼涌进夜总会,在疯狂的音乐中跳舞取乐,寻找刺激。最后,胡均益开枪自杀,其余人为他送葬。《上海的孤步舞》则进一步揭露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质“: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而以感觉主义、印象主义和意识流的方法描写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风景:黑社会的暗杀、后母与儿子的乱伦、富豪的嫖娼、工人的惨死、舞厅里男女的调情…展示了都市的没落疯狂的状态。在描写人物的疯狂、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时,作者往往还能写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悲哀;这个特点也就是他说的“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黑牡丹》里那个外号叫做“黑牡丹”的舞女为了逃避遭奸淫的恶运跳车奔逃,得到别墅主人的救护,终于成为他的妻子,但她对自己以往的舞女身份始终讳莫如深、不敢公开。就是那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在寻欢作乐中,哪个没有内心的精神伤痕?在欢乐的假面具下写出人物内心的悲哀,这是穆时英的深沉处。穆时英在《公墓》和《白金的女体塑像》这两个主要的具有新感觉派特征的小说集中,对畸形都市风景的描绘和其间流露出来的不无欣赏的心态造成了“海派文学”或“洋场文学”的风气。穆时英也因此获得“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新感觉派与法国都市主义文学的影响下发展来的。刘呐鸥等人曾大量介绍了横光利

一、片冈铁兵、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介绍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的文艺。他们还推出法国都市主义作家保尔·穆杭。保尔·穆杭小说以新的技巧表现人们普通的价值理念的毁灭及对于及时享乐的沉湎。“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夜开》,《夜闭》等),我们带着一种世界大战以后的贪婪而无法满足的肉感,找到了他所描画的这个时代所固有的这种逃避的需要,和一种教师风的术语——靠了这种术语,他把那些最接近,最稔熟或是最辽远的异国情调的东西,描摹得像一组组的又强烈又非现实的图像一般。”因为他的这些特点,“我们立刻就可以断定他会作为我们的时代底一个最典型的短篇小说家而存留着。”刘呐鸥等人创作的“都市文学则注意现代都市里繁华、富丽、妖魅、淫荡、沉湎享乐、变化、复杂的生活。”

日本新感觉派经历了从提倡感觉主主义到提倡新心理主义两个阶段。其中刘呐鸥、穆时英较多地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施蛰存较多地受到了后者的影响。但作为一个流派,他们的创作又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色与倾向。

从题材上来看,新感觉派小说表现半殖民地大都市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并侧重展现都市生活的畸形与病态，从而提供了另一类型的都市文学。与茅盾、楼适夷等作家创作的站在先进阶级的立场,从政治经济角度理性地描写灯红酒绿的都市黄昏的都市文学不同,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家喜欢感性地描写富于现代都市气息和特征的人物:从舞女、水手、投机商、银行职员到少爷、姨太太等;作家给这些人物活动安排的处所则是影戏院、赛马场、夜总会、舞会、酒馆等畸形繁荣的都市环境。在描写处在这种畸形环境中的人物时,又突出了他们病态的行为和畸形的心理:卖淫、乱伦、暗杀和性放纵心理、没落疯狂心理、二重分裂人格等。而对于那本身就象征着繁华和堕落、联结着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舞女,新感觉派尤擅长描写,并由此造成了“海派文学”的甜俗之气。新感觉派作家所创造的这种类型的都市文学,对30年代都

市文学的崛起作出了一些贡献,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提供了半殖民地都市的真实画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对人性的戕害。

在艺术表现上,引进多种现代派手法,在小结构结、形式、方法、技巧等方面有创新。新感觉派“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并把主体感觉投诸客体,使感觉外化,创造出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新现实”(如写天上的白云“流着光闪闪的汗珠”等)。有时,还进行感觉的复合,因此“通感”现象在新感觉派小说里每每出现。如“钟的走声是黑色的”,“她的眸子里还遗留着乳香”,“我听得见自己的心的沉重的太息”,等等。新感觉派还借鉴西方意识流手法来结构作品。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没有贯穿的情节和人物,场景组切迅速,具有跳跃性。《街景》一篇时空颠倒,形式上亦有创新之处。

在人物刻画上,新感觉派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注重开掘和表现潜意识和变态心理。在该派小说作者中,对人的“精神内涵”的开掘以施蛰存最为深入。整本《梅雨之夕》集子均运用了这种心理分析方法;收在《善女人行品》中的《春阳》描写婵阿姨内心的隐秘活动,表现了她从情欲的苏醒、爱情的渴望到颓废的失望这一完整的心理流程,写得细膩入微,较有深度。

新感觉派小说是30年代海派文学中一个较有成就的流派。它不但促进了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而且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法。但是,它存在着的某些弊病也不可忽视。首先是对二重人格的描写,虽有一些成功之作,但有些作品在刻画人物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弗洛伊德学说出发,教条主义地把人物弗洛伊德主义化,甚至于古人也难幸免。如施蛰存取材于《水浒》而作的《石秀》,就几乎把《水浒》中的英雄写成了一个现代色情狂和性变态者。其次,刘呐鸥、穆时英的一些作品在暴露大都市资产阶级男女的荒淫、堕落时，同时流露出对这种腐朽生语方式的留恋、欣赏，表现出作家主体精神的某种颓废。穆时英的《Pierrot》)通过主人公潘鹤龄的曲折经历所宣扬的人类不可信论，也正是作者悲观主义思想的投射。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悲观主义倾向对中国新感觉派作家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留下了印记。

第三篇：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 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

⑴从写作手法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

与京派相比，新感觉派的艺术手法更接近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新感觉派强调主观感受。并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15岁赴海外求学，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同时，新感觉派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其作有南北极》、《公墓》等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此外，描写手法新颖也是新感觉派艺术手法之一。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如《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等

⑵写作内容

京派作家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他们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风俗美，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等构成了庞大的“乡村中国”的身影。在京派小说中，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是一个主要内容。在京派作家看来，现代文明的都市道德虚伪，人性异化，压抑束缚着自然生命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回归自然的企图中以梦幻般的心态描绘着一幅幅自在自足的乡土图景。沈从文的《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通过对原始态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契约分工和政治状态的生活相对立隔膜的述说，表现出作者对“乡下人”自然、热情、勇敢、诚实等高贵性格的讴歌。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家们的一种共同的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小说中的真正主角，其具体化意象有：流线型的汽车、服装、广告、咖啡厅、摩天大楼、霓虹灯、电影院等，而最核心的意象就是“舞厅”。新感觉派的名篇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上海的狐步舞》中都有舞厅的场景，其中暗含着的内在景观就是充满了商业化和娱乐气息的消费文化，还有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生活习惯、节奏、态度和情趣，着重暴露了资产阶级男女放纵、刺激的色情生活，写出了大都市的病态和糜烂。如刘呐鸥《残留》和《风景》中，表现出了都市生活给人造成的极度压抑，现代机械的压力竟然迫使人们逃离了城市。穆时英《公墓》描写都市的爱情生活，表现爱情与死亡的主题；《上海的狐步舞》则进一步揭露了上海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的本质，施蛰存《梅雨之夕》、《春阳》等，更擅长描写现代人在都市中的孤独感和疏离感，这种倾向最终发展为他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艺术成就的比较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京派是很有特色同时又是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疏离政治，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在追寻人文理想、承接文学传统、融合艺术新机、开拓小说新文体等方面为现代小说走向成熟提供多样的发展途径。但是不能否认，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与时代文艺主潮脱节，影响了其剖析人性的深度。尽管如此，从人性角度寻求重造民族品德的门径，严肃探讨了人生，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

新感觉派受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特别是电影的熏陶，所以具有鲜明的文学先锋意识，其小说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是真正观照现代大都市的文学。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具有真正的大都市的气息。他们最瞩目的成绩在于，不仅注重对都市外在景观的炫奇式的描绘，而且也注重对都市的感受和体验的描写，并且将这种外在景观和内在体验同时落实到了小说的形式层面上，获得了把体验到的内在的都市内容和外在的文本形式相对应的诗学途径。但是其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些作品在暴露大都市资产阶级男女的荒淫堕落时，同时流露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留恋与欣赏，体现了作家主体精神的某种颓废。但是新感觉派促进了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成为30年代文学中一个较有成就的流派。

参考资料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京派文学的双重地域》 《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

《比尔兹利、海派颓废文学与1930年代的商品文化》

第四篇：茅盾社会分析派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茅盾社会分析派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一，“有意为之”。为适应社会需要而超越出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硬写，因而在艺术上出现了许多失误甚至严惩的失误；

二，“半途而废”。茅盾的创作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开始总是野心勃勃，连短篇小说也像是一部被压缩了的中篇或某部长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长篇更是多卷本的系统工程模式和“长河式”格局，而最后又总是不能如愿；

三，“理大于情”。其创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服务意识”，具有直接参与中国现代革命史斗争的强烈倾向性，并表现出“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特点，使小说具有了科学论文和社会百科全书的特点，因此也就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社会文献”。

曹禺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贡献

曹禺第一次成功地把西方悲剧观念及艺术手段有选择地引进本土，并加以民族化的改造，使之中国化，从而使中国戏剧走上了与世界戏剧同步的现代化道路；曹禺成功地创造了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结合浪漫主义及多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一体的戏剧表现手法，实现了戏剧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突破；曹禺第一次成功地尝试了话剧多维结构模式的探索，使中国话剧在结构艺术上呈多姿多彩的健康发展格局。曹禺的剧作，代表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他的中国戏剧文学创作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五篇：余华小说的创作特点

论余华小说创作的特点 在先锋派小说家当中，余华是较为独特的，他的小说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给予彻底的否定，传达出对现实世界异于常人的认识和感受。他的小说不断地叙说着对自己现实世界中人及人的命运思考、怀疑、迷惑„„讲述着一个个人们无法逃离的厄运，展示一幕幕的人生悲剧。以下笔者尝试从哪些方面来阐述余华的小说创作特点。

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形式的意义，在于它对内容的塑造作用。恰当的形式能使内容得到恰如其分的表现，不恰当的形式，不仅不能使内容充分表现出来，而且会损害内容的表达。

艺术表现形式一般是指叙述手法和语言的运用，余华的作品对形式的偏好和新形式的创作极大地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其实好的故事并不排斥适当的形式，鲁迅的作品就是形式和故事内容的巧妙结合。余华在写《活着》时，由于形式上的装饰意味消失了，叙述重心倾向到人们的命运本身。《活着》以平实的手法，将富贵的苦难一生娓娓道来，尽管他经历了儿子、妻子、女儿、女婿，外孙众多亲人死去的打击，饱尝着孤独无依的痛苦，终日与老牛为伴，但仍以豁达坚韧的人生态度生活在世间。尽管这篇小说与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一样，写出许多死亡和那令人发指的暴虐残忍的场面，但往昔梦幻、神秘的感觉已经消退，也摆脱了那阴暗的氛围，从虚幻天空回落到现实大地，小说中完整的故事，清晰的情节线索，达观乐生的生活态度与冷静平实的写作手法，把生存的人生价值包容在从容的形式叙述之中。

随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版，人们又一次惊叹，余华不仅把故事讲述得精彩绝伦，而且形式感也很强。余华自己也坦言：“我觉得我是从内心深处把握分寸去写作，这不是技巧能够解决的。”[1]《许三观卖血记》昭示了余华崭新的精神气象，悲悯、温情接纳勾销了冷漠无端的暴力，彰显了人生存的艰难和价值。而且余华为表达“这是一本平等的书” [2] 而采取取消作者身份的叙述方式，这也是决定了叙述的节奏和规律，像民歌般迁流漫衍，流淌着作者平民化、生活化的平和节奏。《许三观卖血记》的形式中最值得提的是幽默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幽默不仅是一种缓解苦难的方式，而且又是一种叙述策略。因而有了乐观、智慧和平等的思想。通过幽默的方式余华缓解了文本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并建立了文本与现实的新型关系。选择了幽默意味着余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某种宁静、平和与宽广的境界。小说当中，许三观在天灾之年为儿子们炒红烧肉；许三观因与林芳芳的私情被揭露后，天天被罚在家煮饭炒菜的情形；许三观和阿方及根龙因卖血而喝了太多水之后的走路情形；这些对苦难所进行的喜剧化处理，有效地缓解了八十年代余华的暴力与叙事的紧张关系，形成自己艺术的又一次突破。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相继面世标志着余华在小说创作中的某种突破。当血肉充盈的意义深度支撑起小说丰满的身躯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到在余华的小说中新的形式大厦正拔地而起，旧日的砖瓦仍然使用，但余华已经盖出别样的大厦。余华不但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且，在他内心的深处，还苦苦寻觅着一种宝贵的东西——人性善

二、人性善的渴望与呼唤

许多评论者都指出，暴力和血腥充满了余华前期的所有作品。的确，余华自己也曾说过他自己在追求一种精神的真实。试图展示一个不曾被重复的世界，一个不被试验重复的世界，因而他对现实世界采取了怀疑与拒绝的态度，他倾听到的是世界崩溃的声音，这种怀疑的态度导致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了破坏，当然也就与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一踏入社会，感受到的就是欺诈与暴力，而之后的《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余华将这种暴力由陌生人之间演绎到亲人之间，甚至自残。余华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展示一幅幅鲜血淋漓的人生图景，一次次暴露人性之恶呢？面对世事的险恶与人性的可怕，余华充满了愤懑与焦虑，不遗余力地刻画了人性之恶正是因为他心中强烈的渴望人性之善。正如鲁迅先生在讲述阮籍嵇康反封建的行为时所说：“表面上毁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是相信 礼教。当作宝贝”。【3】这也足以说明为何余华前期作品中避而不谈人性之善，一味去展示人 性之恶。余华正是因为把“善”当作宝贝，而看透了现实社会中善的虚伪与不真实，因而就用一种异态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一种异态的方式去反映现实。其实，细读余华前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余华那双焦灼的企盼善良人性的眼睛。《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被欺骗与抛弃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我伸手去抚摸了它，它浑身冰凉，那时候起风了，风很大。山上树叶摇动时声音像是海涛的声音，这声音使我恐惧。使我像汽车一样浑身冰凉。”遭到遗弃的孤独无助的“我”多么地需要一份关爱，一份温暖，一份帮助„„现实不是如此吗？

在《活着》中。作者把人性善良表现得那么充分与突出。福贵年轻时放荡不羁，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用他的话来说是“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但其后却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善良人性回归于他的身上。他的女人家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善良美丽，女儿虽又聋又哑，但心地却很好，偏头女婿二喜更是忠厚老实，有情有义„„富贵经历的所有死亡事件，几乎都是善良人性的一次次夭折，令人心生同情。但也正是由于善的毁灭，更强化了人性善的弥足珍贵。读来虽令人心酸，但却又能感到丝丝温馨，而富贵之所以面对种种灾难而顽强的活下来，也许正式因为他周围洋溢着善良的人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几乎都是为了别人，一个普通的人为了维持正常的生存状态只有靠卖血，尤为感人的是他为给儿子治病在去南京的路上卖血是痛苦的历程，这都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再担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直到她的丈夫被村长殴打后，她便一级级上告讨个公道，跋扈的村长始终给她以屈辱，直到她生孩子村长帮了大忙，她才与村长化解了冤仇。正当村长在一片欢乐的气氛纵喝秋菊的满月酒的时候，秋菊的不断上告起了作用，法律降临了，村长被警察带走了。发人深省的是最后秋菊又走在打官司的路途上，不过这次是为了放村长回来。结局很感人，一种温情的感动，正如村长冒着大雪与其他人一起将告他的秋菊送进医院的温情一样，都是人与人之间在苦难之时的善的散发。也正是那人性善所产生的温情化解了秋菊往日的屈辱。余华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事情将人性善揭示出来。而记述这类事件时，他通常保持冷漠的叙述态度，成为一名平静的叙说者。

三、平静的叙说者

为与死亡、暴力的叙事相呼应，余华还采取了冷漠低调的叙述态度，并常常使用非常人的视角，如《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前者通过精神病患者的经历把暴力用原生态式展示，把历史的残酷性呈现出来，而后者却用死者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常有感情，这种方式更强化了故事残酷荒诞的意味。余华说自己是“愤怒而冷漠”的叙述者，作者个体的情感高度抽空，“我”只作为叙述的需要而存在。正如巴赫金所说：“小说的语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不把自己束缚在任何一种已有的统一的语调之中，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任何一个表示评价的语调体系，即使在小说语言不事模拟讽刺，不表讥笑的情况下，它也宁愿 完全不带任何情绪，只是冷静地叙述。”【4】

无论是展示鲜血淋漓的残酷世界还是叙写小人物的凄凉处境，余华的叙说都是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听到一个个人物自己的声音，这是余华一贯于全部作品之中的叙述风格。

《现实一种》是余华描写血腥与暴力的极致之作，无论是自残还是兄弟间的相残，他都是把残暴近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而不作任何的主题道德评价与判定，甚至叙述的口吻带又一种冷漠，他这种对于死亡及血腥场面不动声色的叙述使许多评论家都指出他的创作具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

到《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他的这种叙述丰富而仍然是如一的。《活着》中的福贵一生可谓是命运多舛。而余华只是以一种平实的笔调和口吻去讲述着福贵一生中一个又一个凄凉的悲剧故事，以至于让人感觉到他的叙说几乎是小心翼翼地、谨慎地使用每一个词语，尽量避免和控制自我感情的暴露。《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卖血的痛苦经历，也被余华原生态地展示出来。

余华的这种叙述方式与他创作态度和目的又直接关系，他的小说创作，想为人们展示一个本真的世界，是一个剥离了层层掩盖完全裸露的世界。为了加强这种逼真感，他就要极力减少主观干预，甚至隐藏叙述者。正如现代小说修辞学的理论开拓者布斯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直接向读者说话，避免写任何提醒他是在读小说的语句”。【5】 余华的小说叙述正在努力地实现这一原则，因为他正努力地使自己的作品接近世界的本真，平静甚至有点冷漠的叙说就成了他前后期作品中统一的叙述风格。

其实，无论是血腥场面的展现还是凄凉命运的诉说，在余华平静抑或冷漠的口吻中都隐藏着一种悲天怜人的情怀，他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人的命运，探究焦虑着人生苦难的生存状态

四、苦难意识的表达

苦难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们所极力表现的。他们认为，苦难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并且是永远不可逾越的生存状态。如艾略特就将现代文明看成是一片精神荒原，人类在其中忍受着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永远是那么孤独与绝望，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一些光明与幸福。深受西方现代派特别是卡夫卡影响的余华，他的创作中苦难意识几乎贯穿了所有的作品。“余华的小说明显在展示苦海无边，无可逃避的图景”。【6】

余华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不同还在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在中短篇中，苦难是无 边丑恶和黑暗，人只能咬牙切齿地诅咒和揭露；在长篇中，苦难是人必须生存的环境，人活着必须忍受苦难。余华在《<活着>前言》中写道：“我感到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这句话宣布了余华对苦难的不同态度，“人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别的东西活着”。余华在作品中赞美人忍受苦难的韧性和对世界的乐观——苦难成了人被赞美的必要条件。

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作品中每个人在命运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力，他们在命运中安排下走向了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结局，这就是人的悲剧与软弱，人永远地在痛苦与不幸这个怪圈中挣扎，幸福对于人生来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通话，即使偶尔出现，也是稍纵即逝。而之后则要面临更大的灾难与不幸，“我于黄昏时分独行，正感到孤独无助之时，有幸搭乘上一辆汽车。在得到短暂的温馨之后，我重新又被遍体鳞伤地抛弃。”这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里18岁的主人公初次出门远行时感受到外面世界。而后期的《活着》中的富贵一生就生活在灾难与不幸之中，这个贫困而温馨的家庭每次都会有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灾难降临。《活着》中的苦难给人的感受不只是愤慨，而更多的是无奈和心酸。尤其是富贵的乐观，所有亲人被他一个一个亲手埋葬之后，他乐观地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人们不能不在泪光中为他和他所忍受过的苦难祝福，因为他的苦难好多人都经受过，只不过他的苦难更多些而已。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为了生存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去卖血，这无尽的肉体痛苦伴随着他的一生。作者写到许三观去上海的路上卖血的情景：“在这一天下午，许三观在百里的医院卖了血以后„„他双手抱住自己，在街道中间抖成一团，他的两条腿就像是狂风中的枯枝一样，剧烈地抖着，然后枯枝折断似的，他的两条腿一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为了生存，人必须得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苦痛与灾难，这就是余华为我们提供的现实生存状态，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的作品，余华都在传达着一种苦难的人生。“他以冷漠的叙述令人惊骇地提供了苦难生存的标本，从而抹去了幸福生活的表象，展示了灰色人生的苦难真 实”。【7】这是沉淀在余华所有作品中的人生意识，也是余华对现实世界人的生存状态的独特 感悟，只不过在前期作品中，这种苦难的叙述让人感到恐惧与压抑，而后期作品则是以“轻 松的风格加深了他一直保持的某种苦难意识”。【8】总之余华笔下的人物存在下去。苦难是人人都要经受的，没有人能逃得了，我们这些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也不例外。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记住：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战胜苦难。余华笔下的苦难意识大多数产生于一些小人物身上，这就体现出他创作平民化的倾向

五、创作观念的平民化倾向

余华作品中的小人物代表了占人口的大多数的一类人。余华在赞美他们的生存韧性之外并未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赞美之外更多的是泪光中的同情，我很赞同作家的这种对小人物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也可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精神状态。

余华笔下的平民，处于社会的下层，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的不停地劳作，劳作的基本目的大多是跟上一般物质生活水平或更好一些，做到此点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还要负担起传宗接代的任务——不断劳动以获得足够的物质以抚养子孙成人和准备稍长远的嫁娶：富贵先要养活儿子，然后又要养活孙子：许三观是在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也要卖血来讨好一个村长，以让儿子有一个较好的出路。他们一年到头大多数时间便只有淹没在劳作之中了。一旦苦难来临，他们便更要拼命地劳作，在精神上也显示了他们品质中的伟大之处。苦难来临之时，那种被不断描述的温情最能体现余华对小人物们顽强地忍受苦难的赞赏。在拼命挣扎也只能顽强维持生存的年月，福贵的儿子死了，福贵怕病中的妻子经受不住打击，不告诉她，自己却每天偷跑到儿子的坟前去哭。那种困境中相扶持的夫妻感情总让人感动万分。许三观也会在不知是否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的一乐生重病的时候，不顾生命地卖血换钱。正是苦难年月使这些小人物生活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的、由善生发的温情尤其使我们感动。

余华的客观在于，他笔下的小人物此时可以无比善良，另一时刻也可以卑鄙无耻，这些小人物们代表着每一时代最下层的普通百姓。他们卑微地忍受苦难，卑微地挤出一点生物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最高和最低目标都是能够“活着”。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十几次卖血多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除了非常时期的阶级压迫、政治压迫造成的苦难之外，其他便是正常的天灾人祸和他们自己无事生非招来的麻烦，再就是众多小人物的恶本性，他们的恶都是不加掩饰的人性中的本恶。此本恶最基本的发泄就是小人物之间的内耗。许三观又一次卖血是为了通奸，并非为了苦难，演出一场龌龊的闹剧。在家里稍稍有了剩余的精力便骂许玉兰让他做“乌龟”，许玉兰便要例行公事般坐到门槛上去哭，直闹得四邻皆知。再又《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小学教师会天才地想办法折磨学生。除了自己的生存之外，小人物活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所以他们为了子孙卑微的奋斗也是为了有一条“根”，绝不是他们伟大到了人类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而是为了老态龙钟之时有个照应。

余华笔下的人物都是些被动地面对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的存在只是生物性存在。也许我们可以说：许三观在丝厂工作，许玉兰卖油条，福贵种庄家已经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了。这些小人物的积极性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惊人而伟大的忍耐力。

总而言之，余华作为一名小说家，具有格外强烈的自我挑战和超越意识。无论在个人的创作思想上，还是在作品主体内涵或文体结构上，都有明显的特色，使得他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也使得他成为先锋作家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