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第一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李予军

(北京城市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内容摘要：

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小说艺术手法实验的现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断变化的小说创作技巧之下，掩盖的是他一直关注的重大社会变革主题。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剖析了其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内涵和他本人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展示了他企图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愿望，却始终未能逾越这条鸿沟。

关键词： 福克纳；创作；手法；主题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福克纳文集》的出版，成为美国文学界认识与理解福克纳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界对福克纳的高度评价，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们的注意。而在其时，他的作品并不受读者们的注意，甚至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殊荣纯属“胡乱安放”的荣誉，但是这毫不影响他终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国以及西方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一些地区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福克纳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现象。就是现代美国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声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从福克纳的魔影下摆脱出来”。

一

福克纳一生的创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国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是“意识流”小说技巧大师，又能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的伟大实验者。人们对福克纳的解读、研究大多着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无疑问，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写作手法的实验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辞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说形式、艺术技巧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福克纳从来没有为探索而探索，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坚信形式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作品，而只能是从内部“长”出来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情节决定其风格”，“„„是主题，是故事造成其风格„„”。所以无论福克纳使用哪一种艺术手法创作，都是为了服务于他所选择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思想，都是为了更自然、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现他本人的创作思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那里始终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断创新的外在形式，但这决不是说不重要。相反，他的艺术手法实际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形象。这表明，福克纳在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寻找他要表现的东西——创作主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福克纳创作思想的动机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福克纳一生创作丰厚，决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贯通，情节相接，构成一套《人间喜剧》式的“体系”，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各阶层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他自己虚构的“世系”中，他如同“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先辈们血脉里涌动的激情在现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们完全淹没在各种怀疑主义和相对论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现为悲剧，那些曾经摄人心魄的悲剧爱情和传奇已无法说明现代人所面临的严峻状况和精神危机。正是他创作的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独特创作思想和鲜明的创作主题；也正是从他的主要作品中，我们能够把握其创作命脉和思想的本质，而达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环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现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时间局限的共性，即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在于写“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人的灵魂”。虽然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为人有灵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在他那里很难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结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为经验的“客观对应物”和保存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存在状态，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客观地不受情绪影响地观察自己另外一个真正的自我。几乎从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分明预见到了他的时代人类价值的混乱和丧失。这种感受性，与他能够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艺术自信心一道，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哗与骚动》中，自然主义占居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书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讲述。他生下来就是白痴，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应的流动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凯蒂如果不是白痴的话，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环境扭曲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无法使他们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若不象昆丁那样在绝望中挣扎，便会和杰生一样堕落为痛苦不堪的实利主义者，或者成为班吉那样没有思维的可怜的白痴。昆丁是所有人当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终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虽然生活在哈佛大学校园，但思想感情却深受南方旧传统的影响，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化身，表现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的心情。评论者们把他喻为作者本人，而福克纳自己也说过，他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轮流讲述，而由于福克纳加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它实际上也发展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社会的故事。这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是一张用回忆精心构织的密网，它没有指向什么，却又意味着一切。作为福克纳另一个自我，他将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时，针对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仇恨南方时，他回答说“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比那个复员的飞行员（《士兵的报酬》）更远地脱离自身和现实。福克纳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表现了他对南方的热爱和对人类愚昧的绝望。他对罪恶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种叛逆性和加尔文教的良知感，却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种种情结。同昆丁一样，他也是两眼望着过去，为传统的沦

丧而痛心疾首。它象征着人类乌托邦的破灭，象征着过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没落与腐败。

在《八月之光》中，作为象征，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显联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讽喻，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一个被僵死的宗教和经济剥去了人性的现代人，他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被黑人社会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独，经受了黑暗和苦难。这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描写罪恶的寓言，而这种罪恶既可以发生在新教教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个缩影。作者在这里想传递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而《押沙龙、押沙龙》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对萨特本 的态度寓意更为明显。托马斯·萨特本是一个像那些由自身的弱点毁掉了旧南方的人复仇的工具。然而当他无法生出一个同一种族而且清白无辜的子嗣时，他想建立起同一种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昆丁对他耿耿于怀，因为他从他的失败中看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南方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在《我弥留之际》里，本德伦一家“奥德修记”式的旅程虽然是为了埋葬死者，却各另有所获，特别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时内就找到了新欢。福克纳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谐和具有反义的事物表明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现代人的命运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场滑稽的玩笑。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一反昔日“充满甜蜜柔情与阳光”的田园情调，而成为危机四伏、人欲横流的现代荒原。人们孤独、恐慌、绝望、荒诞，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再现了南方社会转型下的世态炎凉和因此造成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裂变、痛苦和苦闷。旧南方的逝去与新南方的混乱，在福克纳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颤。幻想的萦绕和现实的无情使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剧变。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朴的浪漫情调，理想主义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纳始终摆脱不了对南方的那种近乎着魔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他一再将笔触伸向最能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灵魂深出发生的撞击，企望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呓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来昭示现实，反映现实，以求得对过去眷恋的暂时松弛。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主义，却大量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逐渐脱离了本世纪初现实主义主流，向着梦幻世界探索着，越过一个又一个巅峰，终于在他匠心独运、处心积虑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在这同时，福克纳追求象征主义和纯艺术手法和哲学深度方面都已进入了新领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实际上远远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他通过零乱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南方贵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个蓄奴制度的失败和与之并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心冲突；他们不愿成为下等人，但不能违反南方传统的道德准则，否则 将要背叛家庭、白人社会和文化遗产，他们在历史的阴影下成长，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寻求自我；20世纪社会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质朴、善良、忠诚、勇敢等品质；对人的个性以及按个人意愿生活的权利的强调和对现代社会侵犯了人的尊严，扼杀了人的价值的谴责；与社会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简单纯朴、非知识型的人不受社会法规的约束。他们的喜怒哀乐里没有勉强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帮助“社会人”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如能超越法规就可以达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这样，尽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残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这些主题的展示，使之文学创作越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而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福克纳将作品中的人物赋予时代性，刻画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尽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这些具体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投身生活的错误，但感情上却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的共鸣，也充分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特别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不克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隐痛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对南方及其过去的困惑，无疑这是时常困绕着他而终究摆脱不了的南方情结，欲爱不能，欲罢不忍。

四

福克纳在塑造众多的现代社会理想破灭的具体人物的同时，却无法将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现于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说福克纳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虽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即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却掩盖了他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即对旧南方先人们罪恶的历史的痛恨，他企图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批评和否定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以便使他所钟爱的南方永远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痛苦矛盾的心理却为反映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选择，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找一条跨越心理鸿沟的途径，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一个奇迹。这种探索导致了他的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在同类作家之上，而在艺术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上也走在了同类作家的前列，成为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兼有广度、深度、历史感、乡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浓的现代派作家，他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更写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性受到扭曲的问题。

福克纳自身充满的矛盾以及要表现的内容也为他选择适合表现的艺术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这种帮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这种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识流手法。“意识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变为文字流淌出来并且通过模糊事实和行动揭示自身。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诸如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而是深切地感到旧传统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语言，无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无法描绘他眼中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意识流追求的总体审美意境对于读者来说是空前的挑战。读者很难一下就能把握住诸如《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的总体意象，作品在心理时间无限自由的表现取代了传统小说中作为推理依据的情节结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入“梦境”或“幻想”进行思维，取代叙事小说的有目的的思维。然而正是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人们分明感觉到了作者的思想，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和看到了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意识流”这样一个恰到好处地使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在“杂乱”中而不是在“顺序”中得以表现，人们又怎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和内心的矛盾呢？实际上无论从福克纳采用的艺术手法还是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福克纳所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着一层象征性的伪装，显现了由于肉体的生命力同非肉体的自然力量发生冲突产生的愤怒、困惑和无助，揭示了创作者自身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沟通。这就是从亨利·亚当斯到托·斯·艾略特以来美国严肃文学家所写的中心主题，而福克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冲突，而不仅仅是议论一番。

参考文献：

1．R.汉弗斯：《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3．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作者简介：李予军，男，教授，北京城市学院语言学部，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第二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精品】

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胆地创新表现手法，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和独到的思想深度，“描写一个年老垂死的世界”，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南方 旧体制腐朽没落的根源，无情地批判了压抑和摧残人性的清教主义、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表现了身处历史变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机。

在福克纳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势力，主宰着整个南方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尔 文主义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派别，它一方面要求对社会进行 激烈改革，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运生前决定 的教义，压制人的欲望，谴责任何形式的娱乐和享受。“加尔文化了的耶和华”，具有 一种严厉而毫不宽容的特质，是《旧约》中那个不断惩罚的“部落之神”。美国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厉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恶”，生活 成了人们“自己把自己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福克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宗教保守势力横行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传统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个 在宗教原则上绝无还价可讲的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个人从小孩到大人 都必须准备好一段《圣经》摘录，并流利地背诵。不然的话，就别想吃早饭”[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属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亲属于浸礼教资料

(Baptists)，这两个派别的教徒组成了美国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纳的小说《小 镇》里，查尔斯·莫利森回顾杰弗逊镇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镇是由雅利安 浸礼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创立的”[5]。福克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创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这样“一个南方农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长大，我不知不觉地将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这与我究竟对它相信多少毫无关系”[6]。尽管福克纳的创作思 想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的特征，尽管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与影射，但他 从未把宣扬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几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对压抑人性的清教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福克纳心目中的上帝是 宽容而仁慈的，他对加尔文主义清教的上帝充满了愤懑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发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恶与不幸。

《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稣受难的星期(passion week)为时间背景的。小说中班吉(Benjy)部分的时间背景是4月7日圣礼拜六，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岁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里便有着十 分明显的影射性。班吉是一个白痴，枉有33岁的年龄而只有3岁儿童的智力，甚至不会 说话，只能“毫无意义”地“喧哗”。(小说书名《喧哗与骚动》出自莎士比亚悲剧《 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语：“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都没有任何 意义。”[7])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班吉的姐姐凯蒂(Caddy)漂亮、热情而富有同情心，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爱护班吉的人。班吉和凯蒂生长资料

在一个既没有母爱也缺乏父 爱的家庭里，从小受到清教式的严厉教育，在没有爱的生活中，他们更加渴望着理解与 关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赖着凯蒂，而凯蒂则试图在异性的爱抚中得到慰藉，结果却 走过了头。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影射着耶稣，尽管他是一个白痴却有着耶稣般的超自然力，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然而这种耶稣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凯蒂于走投无路的逆 境之中，凯蒂还是堕落了，最后竟成为纳粹军官的情妇。这里影射的含义是十分直白的 ：耶稣竟像白痴一样的无奈，只会“毫无意义”地“喧哗”。影射对主题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福克纳借助“耶稣”的无奈，来揭示代表着南方旧传统体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为衬托，这一主题远不会揭示的这样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纳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稣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个反对战 争、倡导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稣一样有着12个追随者(门徒)，而出卖他的人(犹大)也正好得到30枚银币。同耶稣一样，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两个盗贼(强盗)在星期五 一起被处死，死时也正好33岁。这个班长形象，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敌对双方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一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和平。福克纳刻画 这样一个人物被处死，是对战争与社会腐败的抨击。他在谈到《寓言》时曾经说过：“ 如果耶稣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临的话，他就会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8]这 就一语道破了《寓言》的创作思想，说明它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对整个西 方世界的腐败和对教会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讽刺与批判。从《寓言》的创作手法上 我们不难看出，资料

由于福克纳以宗教典故进行隐喻与影射，让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与命运同 耶稣和基督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战争虐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 把宗教伪善的面具撕剥得荡然无存，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广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现力和批判性变得更为深刻与辛辣。

加尔文主义在美国南方曾有着不可一世的强大势力，这种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在南方蔓 延和发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神学的角度支持了南方的奴隶制和种族 主义。加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勾结、相互支持，许多最极端、最残忍的种族主义者，往往正是最狂热的清教徒。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取材于他11 岁时发生在南方的一桩种族惨案。1908年9月8日，一个名叫勒尔斯·伯顿的黑人因杀死 一名白人妇女，而被一群清教徒冲进监狱杀害，并在被割掉耳朵、挖出睾丸后用绳子栓 着尸体的脖子游行，然后被一丝不挂地吊在了法院门口的大树上示众。在美国南方，宗 教竟然高于了法律。福克纳正是怀着对清教支持下的种族暴行的极大义愤，创作了他的 《八月之光》。小说中乔(Joe)是福克纳笔下命运最为悲惨的人物。在他出生前父亲就 被他的外祖父怀疑有黑人的血统而枪杀了。当他的母亲因难产而生命垂危时，他的外祖 父再次执行“上帝的旨意”，不准找医生相救，结果使他的母亲死于难产。乔一出生就 成为孤儿，永远失去了父母的疼爱和家庭的温暖。乔被送进孤儿院后，他的外祖父汉斯 也悄然来到孤儿院当看门人，然而，丧心病狂的汉斯并非是来照管外孙，而是来进一步 执行“上帝的旨意”，不使乔这个“魔鬼的作物”[9]，逃脱惩罚。汉斯在孩子们中间 散布乔是“黑鬼”，使乔从小就备受歧视。乔5岁时被人领养，养父资料

在领养他时说：“ 尽你所能干活，那会防止你捣蛋。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人的两个恶习就是懒惰和胡思乱 想，两个美德就是工作和敬畏上帝”[10]。当乔背诵不出来那些长老会的教义时，养父 就使足力气有条不紊地抽打他。如果还背不出来，就继续抽打，并不让他吃饭，直到最 后昏倒在地。为了突出宗教对人的残忍性，福克纳在小说中描写养父的“眼睛”和“声 音”都“并非不和蔼”[11]。福克纳以此表明并非养父残忍，而是他所信奉的清教使他 变成这个样子。福克纳正是通过这些小说的情节，向读者表明加尔文主义清教是如何支 持和帮助了种族主义在美国南方的肆虐暴行。

资料

第三篇：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主讲：何希凡

教学目的及指导思想：

1、引导学生结合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理解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爱国主义情感。

2、通过对作家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比较分析，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感悟与理解，训练学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作品和学生心理实际，引导学生用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原则评判文学作品、探讨文学现象。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郁达夫经历、性格与其创作的关系

要点：

1、极富才情。7岁发蒙，9岁即能赋诗。2、3岁丧父，家道中落，对其人生产生影响。

3、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善旧体诗词——影响其文风。

4、熟悉西方文学，自述创作前阅读上1000部外国小说。

5、敏感、多情、坦诚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结：自身“风采不扬”；留学生活中弱国子民的体验。

“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达夫：《致王映霞》

“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1936.1

二、怎样理解《沉沦》的结尾及其中蕴涵的爱国主义情感

观点引述：

“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国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苏雪林《郁达夫论》1934年9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西滢《闲话》1926年《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样理解小说的结尾（是否显得“滑稽”或“不和谐”）？

教师提示：

1、小说文本内在的一致和统一：比如第2节，第7节等内容直接和结尾相呼应；结尾并不突兀。

2、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苦闷和国家民族的贫弱紧密相关：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自卑——性的压抑与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

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民族的贫穷落后）交织在一起——个人悲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3、结合创作背景理解：

“这两篇东西里（指《沉沦》和《南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郁达夫《沉沦·自序》）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确实有受歧视、受压迫的事实。

三、怎样理解小说中的性描写

1、教材的相关论述（P71-72）。

2、判断艺术与色情的一些原则：

①表现目的——是否为人物性格、主旨服务，是否游离于主题。

②表现手段——是否“艺术地”表现，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创作心态——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发展。反对赏玩式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性描写；可以接受的创作态度：批判的态度，歌颂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劳伦斯的作品），调侃反讽（如王小波作品），抒怀泄愤（如《沉沦》）等等。

四、《迟桂花》与《沉沦》的比较

1、艺术构思之比较

迟桂花构思精巧：事件线索——翁则生的婚事，情感线索——“我”对翁莲的情感变化；两线由小说中心意象“迟桂花”交织在一起。

《沉沦》的结构较随意，有过于散漫之弊。

“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达夫：《忏余独白》）

小结：《沉沦》感情悲切、真挚但同时也缺乏谨严的艺术构思；而《迟桂花》则构思缜密，结构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较

《沉沦》：主人公怀着人生幸福的幻梦，有着强烈的苦痛和泛滥的情感；表现了作者处于青春期的人生诉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胆，人与人感情热烈、如胶似漆。

《迟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渐趋平寂；表现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种人生诉求——希望人性自然优美，人与人的关系和平恬淡、轻松自如。

3、人物与环境关系之比较

在《沉沦》中，自然环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内心与社会文化环境冲突激烈。在《迟桂花》里，自然净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现人性的美好，人际关系的和谐。

五、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2、作家自我形象的写照。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时始尽，/啊啊，贫困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郁达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复杂立体的形象，但忧郁、软弱、孤独、自卑是其总特征。

“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富有正义感又缺乏奋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卑琐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 ——袁凯声：《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当的普泛意义：“生之苦闷”的表达，能引起处于生存竞争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共鸣。

六、郁达夫小说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忧郁的美学特征。

2、崇尚自然，表现自然。

成因之一： 故乡山川风物的陶冶，传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他对于自然美的强烈感受力和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卢梭等外国作家的影响。

“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郁达夫：《小说论》。

独特之景象与细腻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构成了郁氏小说独特的情味和情调。

3、故事性减弱，情绪性加强。

故事≠情节；淡化故事、强化情节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标志之一。

阅读书目：

《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选集。《郁达夫名作欣赏》，温儒敏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主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

第四篇：王蒙小说创作

试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1)王蒙的小说：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存在夸大政治斗争作用的不正常气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权势，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阴暗心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动变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恋爱的季节》《事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b)1)艺术特色：

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的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独自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荒诞小说 朱慎独“沐浴学”《沐浴学发凡》

讽刺那些国内为研究而研究的风气，批判国民性中盲目拉拢权威，将正常的生活家易变性，将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语言上为了显示意识活动的特点，作者放弃了对语言的完美对称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语言单位之间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断裂，悖反，有些小说界见了相声的话语方式，语言俏皮夸张，调笑成分很强，杂文语体，文言句式，民歌民谣常出现于作品中，语言密度相当大，往往由一个话题引起，语意相关或相近的词语在文章中不断出现追求表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语言风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现象是，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说创作 对王蒙的介绍

1958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王蒙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像别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会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创作处于常新的状态，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蒙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主要作品：《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系列作品。

关于意识流：所谓的“意识流”，是指19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自由。这种“意识流”文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识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又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3.王蒙反思小说的创作特色：

⑴ 对“伤痕”文学的超越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灵现实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

⑶ 宽容的历史态度，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⑷ 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⑸ 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第五篇：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上海情结5

论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上海情结

人文学院07级语文教育<2>班黄晓丽

内容摘要：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人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经历的，她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声名和深远影响与上海息息相关，上海是张爱玲的本命城。张爱玲内心里有一种深厚的上海情结，她选择了上海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作为描写对象，上海也成为她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都源于她的这种上海情结。张爱玲的小说中展示了上海的传奇与世俗，描写了上海一般市民的形象，着重刻画了上海情结的代言人——上海女人。上海是张爱玲创作的源泉。关键词：张爱玲上海情结传奇世俗生活上海女人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城市文明和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其丰富独特的人文内涵培育出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海派”作家。而在这批作家群体中，张爱玲是特殊的，她用自己独特的笔调写着她所熟悉的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尤其对上海生活、上海市民的描写细致入微，对上海女性的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审美趣味和价值观都倾注了很多自己的关注。张爱玲内心里有一种深厚的上海情结，她选择了上海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作为描写对象，上海也成为她小说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都源于她的这种上海情结。她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人生的很多大事都是在上海经历的。这些都使得她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得上海成为了她的本命城。张爱玲崛起于1942年，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张爱玲就以无比的才情和她身上所特有的气度征服了在战争浮世中无以聊生的上海人。在这一时期，她发表了她一生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品。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1943——1944年，可谓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战火纷飞的上海是张爱玲得以生存的最佳空间。她为自己所在的这个传奇的城市做着最真实的写照。

张爱玲生在民国，无缘见到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因此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来自家庭。而家庭给她最早的印象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的人生及创作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出版后，四天便销售一空，轰动了当时的文坛。一颗文学新星冉冉升起，同时她也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最耀眼的明星。从此光艳夺目的张爱玲便一下子跃上了文学的舞台。《传奇》里的故事带着张爱玲家族、家庭和岁月的痕迹。而这些故事 1

更加多彩的展示了张爱玲对上海传奇与世俗的独特认识。

一、对上海传奇与世俗的展示

张爱玲透过了上海这个都市表层浮华的背景，通过描写上海租界里腐朽旧式家庭中没落的人物和生活在都市角落里的芸芸众生。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来表现都市平凡人物的世俗生活，张爱玲着力于饮食男女心态刻画，把对上海传奇、世俗人生的书写与对人性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如她的短篇小说《封锁》，仅仅只是一段发生在电车上的相遇，就让两个之前从来不认识的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男主人公宗桢断定女主人公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对女主人公翠远有了特殊的想法。但这只是如梦一样的镜头。封锁开放后，她和他会不会再见就变成了未知数。作品中的男女很普通，吕宗桢想拥有吴翠远的想法很正常，但却不现实。作者巧妙地把一段发生在电车上的传奇与对世俗生活的思考结合在了一起。

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引起森然的世界。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余。爱情的虚假，婚姻的圈套、生命的惨白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这些无不源于张爱玲的少年经历以及她对上海世俗生活的认识。在传奇的世界里，张爱玲通过现代中国融汇的文化嬗变来呈现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书写普通人的人生。同时，又从普通人的人生状态中展示变化中的上海社会。正如《传奇》中那个著名的“使人感到不安的”封面所象征的那样。家常的一幕与鬼魂相映衬，传统与现代的需要因素相比对照，二者奇妙地叠加于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在《传奇》的扉页上，赫然印着张爱玲的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着力表现的是“奇”与“凡”的辩证统一。她努力将发生在平凡人身上的故事写的曲曲折折，充满了出人意料而又超凡脱俗的传奇色彩，通过“奇”来表现“凡”,从“凡”中来发现“奇”，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朴素的底子。

现实就是现实，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传奇也是现实的。在张爱玲作品中的那些饮食男女虽然有着各种华丽的外衣做掩饰，但却摆脱不了安稳的底子。《多少恨》中的虞家茵和夏宗豫最终就没有摆脱这安稳的底子，从而回到了各自原本的生活。

在上海传奇的叙述中，作为上海生活的经历者、见证者，张爱玲用高度平民化的叙述，在相对静止的叙述时间和相对封闭的叙述空间里，以人生的安稳作底子，书写着上海三、四十年代传统与现代因素叠加下上海世俗生活的旧式“传奇”。

二、对上海市民的书写

市民是现代都市生后的主体，也是张爱玲上海小说中对人生的展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上海生活日常的描写，对市民生活的刻画，成为张爱玲书写上海的主要切入点。生活、生长在上海的张爱玲，在观察和记录上海时，把眼光投向了这座城市的主体——市民阶层身上，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从普通市民阶级的立场出发，摈弃宏大的叙事和重大题材，把笔触深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再现社会变革中市民的生存状态，具有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张爱玲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海派作家，总是以“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自称，自称要做个“俗人”。张爱玲在其中一篇小说《多少恨》前的题词中说：“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因此我是这样的恋恋于这故事”。①张爱玲一直喜欢看《红楼梦》、《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世情小说，并对此颇有研究，晚年在美国的主要创作即综合一生研究心得的《红楼梦魇》、《（海上花列传）评注》等著述。不仅如此，张爱玲还喜欢听“市声”——电车声；喜欢服饰和化妆品；喜欢逛商店、吃冰激凌；喜欢看电影和中国戏剧；喜欢西式糖果的味道和臭豆腐的强烈气味；更喜欢听街上小贩的叫卖声。

张爱玲对上海的日常生活，并且是现实中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她的小说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毫不相干，只是由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和情感故事构成，她关心的是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市民生活的点滴。张爱玲的作品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她自己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②

张爱玲要写的市民是芸芸众生中最广大的负荷者，并且在最普通的俗事中透视人生的悲凉。那些有着“不彻底的道德观念”讲求实效和世俗的算计，为了自己的前途利益而精打细算的的小人物，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张爱玲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他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有血有肉、具体可感。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对母亲孝顺，对兄弟友爱，对工作认真，对朋友热心，“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③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他，但要把她娶来移植在自己家乡的社会是行不通的，劳神伤财，而且不划算。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来过来，遮得日月无关”，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匆匆与烟鹂结婚。尽管这样，婚后他对烟鹂的态度并不好，打骂妻子，不回家。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冷冷的笔调描写着这样一个世俗社会下伪

装成“好人”的世俗之人。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物质和经济因素是她揭示这些上海市民生存的有力途径，也是她成功揭示上海市民生活的体现。

《倾城之恋》作为张爱玲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对精明过分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功利全局、斤斤计较的，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故事虽然主要发生在香港，但仍然写的是上海市民的种种生活。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学生葛薇龙出于经济角度的考虑投奔姑妈，而梁太太却把自己的亲侄女作为投资工具，是薇龙不得不按照姑妈的安排，不是替姑妈玩弄人，便是替丈夫弄钱。不劳而获的诱惑和寄生性的生存是薇龙日渐沉沦，最终在清醒中堕落。姑侄俩的身上也透着张爱玲对上海市民经济与物质利益的描写。

张爱玲的小说反映着新旧交替中的上海市民生活，人物关系出于互相封闭、隔离甚至敌对的状态，致使张爱玲笔下谈到的经济话题，一般都处于紧张和尖锐中。受个人身世的影响，加上她生在四十年代的历史变动中，张爱玲怀着一种虚无、苍凉的心情，对当时的上海市民生活的现状和未来都有着一种深沉的怀疑，从而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三、上海情结的代言——上海女人

在张爱玲有关上海的书写中，她总是用她笔下的上海女子来体现她的上海情结。张爱玲认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太空的灵智栓在踏实的根桩上。”因此，张爱玲在有关上海的小说中，将女性作为立人的视角，时刻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方面对女性加以描写，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新商品、新名词伴随新思想、新文化一起进入上海人的社会。然而，上海根底上还是旧式的，是“传统的中国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张爱玲所写的上海女人，毕竟还是旧中国的女人，男权社会的女人，这就是沉重的现实。她们很少反抗，因为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只能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痛苦。但是这些女性又把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命运代代相袭，导致着一代又一代的悲剧。

《金锁记》通过写一个被黄金的枷锁泯灭人性的女性曹七巧的不幸人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历史沉重积压在女性身上的桎梏。因为金钱，曹七巧被迫守着一个活如死尸的丈夫。黄金如一把沉重的枷锁使曹七巧逐步走向异化。当她以青春④

爱情乃至一生的代价赢得黄金后，她却变本加厉地报复在子女们身上。破坏儿子的婚姻，拆散女儿的姻缘，亲身埋葬了儿女的幸福。曹七巧“疯子”般的一生扮演了双重角色，她既是“被害者”又是“施害者”。小说的结尾颇引人深：“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⑤悲剧还在继续着。张爱玲的又一部小说《半身缘》（原名《十八春》）中的顾曼璐为了能有个孩子拴住丈夫的心，竟然与丈夫合谋奸污了自己的妹妹，导致妹妹大半生的悲剧。

张爱玲是现实的，现实的几近乎悲观，她笔下创作的一大批女性，可谓多姿多彩，丝毫不逊色于曹雪芹笔下的那些大观园的女子们。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淡漠的亲情，幻灭的爱情是这些上海女人的命运，落寞的海上花是她们那个岁月的忧伤，折射出的是无常的命运，苍凉的人生，阴暗的人性。

所以很多时候，上海一直都是张爱玲创作的源泉，1967年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了又一部小说《怨女》。《怨女》的故事以女子银娣一生为主线，叙述她如何从一个无知少女，变成一个恶毒刻薄的怨妇。《怨女》的故事情节听起来就是张爱玲早年作品《金锁记》的翻版。从《金锁记》到《怨女》，从中文到英文，张爱玲不断写着同一个故事，离开上海——她创作灵感的源泉多年后，张爱玲也许是想借着不断书写老上海，来救赎日益模糊的记忆，中西夹杂的风情、日夜喧嚷的市声、节庆仪式、青楼文化，混合麻油味儿、药草味儿，及鸦片烟香的没落家庭„„都一一化为《怨女》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张爱玲写银娣，兼亦写出她所爱的城市——上海的兴盛与沧桑。

张爱玲描写的上海是灵动、感性的。在上海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张爱玲用她自己的方式——写作来寄托她对这个城市——上海的情感。用她的话说“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⑥

注释：

①张爱玲著，《张爱玲作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184页

②张爱玲著，陈子善主编，《流言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③张爱玲著，《张爱玲作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27页

④张爱玲著，陈子善主编，《流言到底是上海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⑤张福贵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9页

⑥张爱玲著，陈子善主编，《流言自己的文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参考文献：

【1】王德威著，《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

【2】张爱玲著，陈子善主编，《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

【3】张爱玲著，《怨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

【4】张爱玲著，《张爱玲作品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