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在小说创作的影响

论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摘要：施蛰存的小说创作融汇了中西文学的传统，不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质。本文试从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以及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传统文化对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施蛰存 小说 传统文化 汲取 反叛 制约

施蛰存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之一，其小说创作在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上鲜明地呈现出了有别于其他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特点。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充分挖掘人物的潜意识，成功地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心理分析小说，而且其小说也明显地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印记，无论是表现都市快节奏生活下分裂的人格，还是回望乡镇惆怅忧伤的往昔，或者是审视遥远历史人物内心的苦闷，都表现出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传统文化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汲取

施蛰存小说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创作时所带有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与其早年的乡镇生活经验和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密不可分。施蛰存原籍浙江杭州，幼年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时又迁居松江，中学时学作旧体诗，取法黄庭坚，后来转而学唐诗时又喜欢李贺、李商隐。早年乡镇生活的经历以及古典文学素养的积累对他后来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反映在小说创作中，则是创作方法上始终注意传统的写实手法的运用，注意抒情写意，重视含蓄之美的表现，有时流露出感伤与怀旧的乡土情结，在含蓄优美的语言中传达出诗意的美，这也是其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早期的小说集《上元灯》。这里面的作品大多是对苏州古城和松江小镇早年生活的怀旧和感伤。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大多在一个追忆性的叙事结构中，纳入诸多怀旧感伤的情绪，小说常常在追忆中开始，又在惆怅中结束，而整篇小说则在意境的营造或意象的选取等方面表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短篇小说《扇》，文中所描绘的清丽的月色，静穆的花圃中的蛙鸣虫噪，以及少女珍官小小的倩影，无一不具有传统文化美的印迹，而一对少年男女在花前月下以团扇追扑流萤的意境，更是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牧的《秋夕》。再如《上元灯》也描写了少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他们把仿北宋南院画本画起来的上元灯当做爱情的信物，柔婉含蓄地表达爱情，荡漾着古时文人幽远的惆怅和浓重的怀旧情调。

除了早期的作品之外，施蛰存在后来的表现心理分析的作品中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梅雨之夕》一篇，主人公由偶遇的少女、初恋的情人和现实中的妻子这三个女子联想到“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和日本画伯铃木春信的一帧题名叫“夜雨宫谐美人图”的画;《魔道》中的主人公看见村姑洗衣，浮现在脑中的则是“休洗红，洗多红色浅”的古谣句;《将军底头》开篇即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汲取贯穿施蛰存小说创作的始终，在早期的感伤与怀旧的作品和后来具有明显现代色彩的作品中均能寻找到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二、施蛰存小说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施蛰存在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所依恋和汲取的同时，也热衷于在创作中另辟蹊径，引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理论，用精神分析学说剖析人的行为，还神和英雄以人的本来面目，这种对传统创作手法的颠覆和在创作中打破传统历史定论的理念则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

首先是对传统手法的颠覆。施蛰存曾有过这样的自述：“二十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接连出版了《将军底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集子，这一时期的小说，我以为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了现实主义的轨道。”①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方法，本是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施蛰存却说将其纳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这无疑是创作手法上的颠覆。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这两部小说集，确实是施蛰存运用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施蛰存成功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作品中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联想、虚构、象征、荒诞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技巧，着重揭示主人公性欲与文明相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与精神分裂。

除了创作手法之外，施蛰存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反叛还表现在打破几千年来传统历史的定论，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神和英雄化为凡人，还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如《李师师》一篇，历史传说中的宋代名妓李师师本也是才貌双全、孤傲高洁的女子，然而到了施蛰存笔下，李师师则成为一个充满着底层人的俗气和世故的妓女，看到“痴呆地沉睡着，打着雷针般的鼾声，嘴角边淌着好色的涎沫”的巨商赵乙，她本是觉得“铜臭熏人欲呕”，“即使那样的豪富，一个市侩总无论如何是个市侩”，满是对市侩的不屑和鄙薄。可是当得知这个嫖客赵乙原来竟是当今天子之后，其态度马上由先前的厌恶变为曲意逢迎，甚至做上了被娶进宫的美梦了。另外，在《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中，施蛰存也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分析，消解了英雄的崇高和伟大，揭示了他们掩饰在光鲜外表下不光彩的内心世界，还原了他们作为人的本性。关于这些作品的论述颇丰，这里不再赘述。

三、施蛰存小说创作受传统文化的制约

施蛰存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除了表现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汲取与反叛之外，还表现为受传统文化的制约，如果说汲取和反叛均是有意为之的话，那么这种制约则是被动的了。这种制约可以理解为施蛰存对传统文化的汲取的结果，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这种受传统文化的制约的情况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些形象入手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魔道》一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去朋友陈君的寓所度假过程中看到黑衣老妇后一系列奇怪而诡秘的遭遇，在这一连串的遭遇中，“我”的荒诞恐怖的怪异心理其实都是都市人内心焦虑的外化。尤其是在主人公幻想自己与陈夫人“已经在接吻”的时候，脑海里立马闪现出“我犯了罪，会得到天刑吧，也许我立刻会死了的”的念头，这便表现了主人公这一形象被中国封建传统束缚而不能自拔。另外，正如施蛰存自己所说，《将军底头》所表现的是种族和爱的冲突，《鸠摩罗什》所表现的是道德和爱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作品中人物形象内心原始本能在传统文化的制约下力图冲破束缚的结果。

除了上述一些作品之外，这种受传统文化制约的人物在《善女人行品》这个集子里表现的更加彻底。“善女人”中的“善”字有着深刻的含义，“善女人”指的就是安分守己、严守三从四德、遵从传统道德的女性。作品中表现的善女人，她们在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下，不仅神态举止都严守规矩，长期以来的束缚甚至使她们最原始本真的欲望都变为收敛和力求适度的了。《周夫人》中年轻寡居的周夫人，常年谨守妇道，压抑自己的情欲，虽然内心的欲望因见了一个相貌颇似亡夫的12岁男孩而被诱发，甚至出现变形，表现出恋童的倾向，但是这种爱恋也仅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绝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越轨行为。又如《雾》这一篇，素贞小姐虽然对异性充满憧憬，但当她得知这个男子是个电影演员时，却骂他是一个“下贱的戏子”，通过对素贞小姐的心理分析，以及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深入骨髓的情况可见一斑。再如《春阳》里面的婵阿姨，在未婚夫死后，竟然抱着牌位与“丈夫”结了婚，顺理成章地获得了三千亩田的合法继承权。婚后面对族人对财产的虎视眈眈却依然吝啬度日，以为“既然牺牲了毕生的幸福以获得了此产业，那么惟有刻意保持着这产业，才比较的是实惠的”。在上海的街头上行走时虽然有“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的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也曾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和自己挽手并肩走在和暖的太阳下，让她觉得通身的轻快，但当看到令自己心动的银行职员开口叫自己太太并只同她谈存款业务，却以“密司”来称呼另一个艳装女郎时，立刻感到一阵冷，随即坐车回昆山准备依旧去过孤苦吝啬的生活了。这位与丈夫的排位结婚甘愿去过没有真正幸福的生活的婵阿姨，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给自己戴上了一副黄金的枷锁。七巧即便在不幸婚姻的折磨下心理扭曲变形，破坏儿子和女儿的幸福，却也曾有试图与季泽亲近的勇气，而婵阿姨则怕是要在自己的金牢笼中孤苦地过完自己的一生了。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又将触角向外伸展，实现了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正如杨义所言，“施蛰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较深，他从江南带书香味的城镇走出来，站在现代大都会的边缘，窥探着分裂的人格，怪诞中不失安详，在中外文化的结合点上找到了相对的平衡。”②也有学者对其创作流变过程进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划分，他后期出版的《小珍集》，“已经从现代主义又较多地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了”。③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不无关系。应该说施蛰存是较早认识到现代派需要有中国特色并付诸实践的一个作家，他不仅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积极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创作特色与文化品格，体现了立足传统、兼容并包的现代性视野与开放的文化姿态，开辟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学艺术之路，其小说作品和这些作品中洋溢的创作个性都将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

注释

①施蛰存.关于“现代派”一席谈，《文汇报》1983年10月18日

②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P647

③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P134

参考文献

[1] 施蛰存.世纪文学六十家·施蛰存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5)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8)

[4] 徐敏.都市边缘的乡土回望——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特征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5] 李夏.浅论施蛰存小说中的传统文化 安徽文学2011年第4期

[6] 单昕.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对中西文学传统的融汇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第二篇：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推荐）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起张爱玲的小说，人们往往无法回避的是，张爱玲所最钟爱的两套书，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张恨水的若干作品。然而尤以曹雪芹的作品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就曾说人生三恨中有一恨为红楼未完，甚至还写下一本《红楼梦魇》来考据《红楼梦》，可见其对《红楼梦》痴迷之深，喜爱之狂热。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带给张爱玲的难道仅仅是考据的欲望么？我想，《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一、环境的架构——家族

《红楼梦》中分别写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主，作为故事发展的场所和背景，而王史薛三家为辅，交代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家族是由许多小家庭构成的，大家长的子嗣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而构成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例如贾府荣国公贾源这一脉中，其子贾代善与史太君生贾赦贾政贾敏，二儿一女，贾赦生贾琏、迎春，一儿一女，贾琏与王熙凤生巧姐。贾政与王夫人生贾珠、元春、宝玉，与赵姨娘生探春和贾环，贾珠与李纨生贾兰，宝玉也与宝钗育有一子。贾敏外嫁，自此不谈。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是以封建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个小家庭为基础组成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构架了一个家族——白家，白家这个没落的家族居住在家族世传的老公馆中，外表虽说光鲜却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全靠典当祖上传下来的物品过活。这个家由老母亲白老太太，三儿子与四儿子的家庭以及三个女儿构成。还有如《金锁记》，《怨女》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旧社会的大家族中。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其发生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架构，对张爱玲的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以家族小说为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为家庭成员，小说的情节多以家庭纠纷为主。

二、人物的共通

（一）男性角色

1、父亲角色的弱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主要的男性成员为框架，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的形象，除了承载着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社会性特征外，还被作家赋予了与此相协调的“高大”、“果断”、“威严”、“勇猛”等自然性特征。然而在《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写作中，这样的特征却有所流失。

《红楼梦》中，代表贾府这一大家族威望的是贾母，然而对于从父系社会名义上而言的家长贾赦和贾政的描写多为面目可憎的。详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子，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阶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二爷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气了，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

由上可见，贾赦为了一把扇子，便唆使贾雨村，使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然而贾赦在面对儿子贾琏指责时，显得不以为然后来更是恼羞成怒，与几件小事凑在一起，便打了起来。然而这样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有关于父亲的形象，是不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

作者曹雪芹在描写主人公贾宝玉时，除去描写其与丫鬟姐妹的嬉戏，还常常描写到贾宝玉与其父亲贾政的冲突。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几欲打死贾宝玉。第三十六回击鼓传花时，花传到贾政手中，贾政讲了一个怕老婆的人，舐老婆脚的笑话，这个笑话是相当恶心的，可见贾政品味之低级。更由俞平伯先生所说，贾政之名谐音为假正经，并且通过其周围其他人的描写对他进行烘托，如门下清客之流。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淡化较之《红楼梦》更甚，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于父亲的形象架构并不高大，但是却给予了父亲在家族中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父亲形象的架构，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的这一特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进一步的淡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家这个靠着夕阳余晖而生存的家族，并不存在一个定名为父亲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留给儿女的除去一些回忆，没有任何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反，白家中的白老太太虽少发一言，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由于家族中男性大家长的缺失，而自动扮演家族权威的女性。这样一个与《红楼梦》相似的架构，则反映出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抽离了男性父亲的形象。

2、其他男性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族作为事情发生的背景，家族中有男性有女性，然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她们都对男性形象产生了变化。

⑴、男性形象的坦诚化

《红楼梦》中的男子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平面形象，他们有更多的欲望，或许是拿不上台面的欲望。而《红楼梦》中的男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之极的大家族中，则给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比如其书中好色如贾琏，“在情操的表现上是动物似的人，连欲望都是动物似的，因为没有矛盾冲突的内心，常能在性生活上得到肤浅的快乐，对他所接触的女性，不论凤姐、平儿、多姑娘、鲍二的前妻、尤二姐、秋桐，他所表现的一样糊涂而简单，永远是饿狼般的饥不择食。他所沉迷的性的对象，是没有选择、没有品位的。”贾琏则是个“身处在不幸之中而自身已经麻木的精神病患者”。再如呆霸王薛蟠，他为因香菱而引发的纠纷而打死对方，体现出其“愚而好强”的性格。可见曹雪芹对于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与读者坦诚相见的，曹雪芹写这些男性的好色与愚昧，同时也写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例如贾琏对于贾雨村强抢石呆子家的扇子来巴结父亲贾赦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曹雪芹也写到了这些人身上有趣的现象，比如贾琏和薛蟠同时惧内，贾琏惧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而薛蟠则惧夏金桂这样的悍妇。可见曹雪芹并未将男性形象平面化，而是使其丰满起来。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描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范柳原放浪形骸，四处留情，收买女人的心。但是通过与白流苏的调情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范柳原对于女人爱情的一种需求，这是否可以归结于由于范柳原私生子的身份，而导致其对于人间温情的缺失，一方面他渴望体验所谓温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负责任。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或者说是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心理在范柳原的身上不断交织。可见，范柳原这个形象，是一个坦诚的形象，对于男性心理需求和心理缺陷的正面描写，使得这个形象丰富起来，与读者坦诚相见。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是一个残疾或者说是从生理到心理的畸形人。这样一个畸形的，无法满足女性对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幻想的男性，张爱玲对其的塑造也是非常坦诚的，不加掩饰的。尤其是姚二爷在于其妻子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希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又沉湎与现状的状态。

⑵ 男性职能的弱化

针对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红楼梦》中的描写却没有女性的那么多，例如，红楼梦中重点描写了王熙凤管理家族，但是却没有重点写道贾琏所做的事情，对于贾琏的工作着墨不及王熙凤得多。贾府的核心人物也是贾母而非其他的男性家长，那么，男性职能的弱化有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何体现的呢？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被畸形化、残疾化和根本就不存在的男性形象。例如《怨女》中的姚二爷，《花凋》中的郑先生。通过对这样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残疾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来淡化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凸显了女性的作用。

（二）女性形象

1、女性作用的强化 伴随着男性形象的淡化，女性形象开始强化起来，在红楼梦中，最为令大家津津乐道的的金陵十二钗，或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曼桢或白流苏这样的人物。可见，女性在小说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中，贾母就作为贾府的权威人物人物而存在，而故事的主体架构则是由一群女子来撑起的，这就与传统的父系家族形成了矛盾。《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金陵十二钗，围绕着这金陵十二衩，发生这故事，金陵十二钗之间也发生着故事，这些小故事便构成了《红楼梦》。并且在曹雪芹的笔下，着墨最多的仍然是女性，钗、黛、湘云不提，也有元、迎、探、惜，以及众多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才情，有思想的人物。

张爱玲的笔下这样的描写更多了些，

第三篇：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福克纳小说创作主题论

李予军

(北京城市学院 国际语言文化部 北京100083)

内容摘要：

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小说艺术手法实验的现代派作家，然而在他不断变化的小说创作技巧之下，掩盖的是他一直关注的重大社会变革主题。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主题思想的分析，揭示了他文学创作追求的目标，剖析了其文学作品反映出的深刻内涵和他本人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从而进一步展示了他企图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愿望，却始终未能逾越这条鸿沟。

关键词： 福克纳；创作；手法；主题

1945年马尔科姆·考利编辑的《袖珍福克纳文集》的出版，成为美国文学界认识与理解福克纳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萨特、加缪等为代表的法国文学界对福克纳的高度评价，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们的注意。而在其时，他的作品并不受读者们的注意，甚至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这个殊荣纯属“胡乱安放”的荣誉，但是这毫不影响他终于赢得了普遍的承认。而且在他去逝后，美国以及西方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各国不断翻译介绍他的作品，一些地区的作家或是流派至今仍然受到他的很大影响。福克纳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现象。就是现代美国南方作家中仍然有人声称“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从福克纳的魔影下摆脱出来”。

一

福克纳一生的创作生涯表明，他既是美国南方作家的杰出代表，又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家；既是“意识流”小说技巧大师，又能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进行有机结合的伟大实验者。人们对福克纳的解读、研究大多着眼于他的作品的“永不雷同的形式”。毫无疑问，福克纳是一位极为重视写作手法的实验和探索的作家。授予他的诺贝尔颁奖辞中也主要肯定他在小说形式、艺术技巧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创新。然而，福克纳从来没有为探索而探索，为创新而创新，而是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坚信形式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作品，而只能是从内部“长”出来的。他认为“故事中的情节决定其风格”，“„„是主题，是故事造成其风格„„”。所以无论福克纳使用哪一种艺术手法创作，都是为了服务于他所选择的创作内容和主题思想，都是为了更自然、更准确、更形象地表现他本人的创作思想，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创作的主题在他那里始终是占第一位的，而后才是不断创新的外在形式，但这决不是说不重要。相反，他的艺术手法实际上更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使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加深刻、形象。这表明，福克纳在追求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是在积极地寻找他要表现的东西——创作主题。这就为我们研究和把握福克纳创作思想的动机和方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和最基本的出发点。

福克纳一生创作丰厚，决大部分作品人物相互贯通，情节相接，构成一套《人间喜剧》式的“体系”，反映了近200年来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和各阶层地位的浮沉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在他自己虚构的“世系”中，他如同“打开了一个各色人等的金矿„„从而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先辈们血脉里涌动的激情在现代人身上化作了痛苦的思索。他们完全淹没在各种怀疑主义和相对论的思潮中，再也不表现为悲剧，那些曾经摄人心魄的悲剧爱情和传奇已无法说明现代人所面临的严峻状况和精神危机。正是他创作的一部部具体的作品，构成了他独特的风格，表达了他独特创作思想和鲜明的创作主题；也正是从他的主要作品中，我们能够把握其创作命脉和思想的本质，而达到他本人的思想活动和感情所在。他常常借助于所熟悉的环境、事件和人物，竭力表现的正是超越地域和时间局限的共性，即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在于写“人类的内心冲突问题”，“人的灵魂”。虽然他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但他仍相信“人是不朽的„„因为人有灵魂，有富于同情，能做出牺牲和忍耐精神。”他的这一思想境界一再出现在其作品中，幻想与现实在他那里很难把自己的道德渴求同冷俊的幽默结合在一起。在把原材料作为经验的“客观对应物”和保存他作为艺术家的思想性方面，他似乎比任何一位同时代的作家都更为成功。幻想在他是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存在状态，可以在这种状态下客观地不受情绪影响地观察自己另外一个真正的自我。几乎从他的写作生涯一开始，就分明预见到了他的时代人类价值的混乱和丧失。这种感受性，与他能够使自己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艺术自信心一道，使他写出了一系列不朽的作品。

二

在《喧哗与骚动》中，自然主义占居了福克纳的创作思想。书中的故事起初由班吉·康普生讲述。他生下来就是白痴，只能在生活中接受感官印象，并将这些印象混合到感官反应的流动中。班吉的哥哥昆丁和杰生、姐姐凯蒂如果不是白痴的话，至少都是被激情和环境扭曲的人。他们所处的环境已无法使他们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若不象昆丁那样在绝望中挣扎，便会和杰生一样堕落为痛苦不堪的实利主义者，或者成为班吉那样没有思维的可怜的白痴。昆丁是所有人当中最敏感、最有理智、最有人性的一位。他终日沉陷于冥思苦想之中不能自拔，虽然生活在哈佛大学校园，但思想感情却深受南方旧传统的影响，成为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化身，表现了苦闷、彷徨和绝望的心情。评论者们把他喻为作者本人，而福克纳自己也说过，他是《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昆丁的故事由康普生兄弟轮流讲述，而由于福克纳加入了另外一个层次：对社会的关注，所以，它实际上也发展成了一个关于南方社会的故事。这部错综复杂的小说是一张用回忆精心构织的密网，它没有指向什么，却又意味着一切。作为福克纳另一个自我，他将昆丁安排在另一部作品中时，针对大学同学问他为什么仇恨南方时，他回答说“我不恨南方„„不恨„„我不恨南方”。这个人物比那个复员的飞行员（《士兵的报酬》）更远地脱离自身和现实。福克纳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表现了他对南方的热爱和对人类愚昧的绝望。他对罪恶的沉思首先在昆丁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沉思更加具有霍桑的那种叛逆性和加尔文教的良知感，却少有弗洛伊德力量中的种种情结。同昆丁一样，他也是两眼望着过去，为传统的沦

丧而痛心疾首。它象征着人类乌托邦的破灭，象征着过去理想化的民主文化的没落与腐败。

在《八月之光》中，作为象征，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被去掉了人性，而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的名字同基督徒的明显联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讽喻，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感——一个被僵死的宗教和经济剥去了人性的现代人，他既不属于白人社会，也不被黑人社会所接受，因身份不明而感到困惑、孤独，经受了黑暗和苦难。这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描写罪恶的寓言，而这种罪恶既可以发生在新教教堂之内，也可以发生在教堂之外，或者也可以把它看作南方困境的一个缩影。作者在这里想传递的要旨尚未完全理智化，用作者本人的话说：“这是一个不知道宗教是什么人，也无从得知自己是什么人”的人的悲剧。而《押沙龙、押沙龙》里的主要人物昆丁·康普生对萨特本 的态度寓意更为明显。托马斯·萨特本是一个像那些由自身的弱点毁掉了旧南方的人复仇的工具。然而当他无法生出一个同一种族而且清白无辜的子嗣时，他想建立起同一种族家系的努力也就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昆丁对他耿耿于怀，因为他从他的失败中看出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南方问题，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在《我弥留之际》里，本德伦一家“奥德修记”式的旅程虽然是为了埋葬死者，却各另有所获，特别是死者丈夫，在亡妻下葬后24小时内就找到了新欢。福克纳用大量的矛盾的不和谐和具有反义的事物表明在现代文明世界里，人的存在没有真正意义，现代人的命运既是一场悲剧，又是一场滑稽的玩笑。纵观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在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解体，一反昔日“充满甜蜜柔情与阳光”的田园情调，而成为危机四伏、人欲横流的现代荒原。人们孤独、恐慌、绝望、荒诞，成为异化的牺牲品，再现了南方社会转型下的世态炎凉和因此造成的人们在心理上的裂变、痛苦和苦闷。旧南方的逝去与新南方的混乱，在福克纳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的震颤。幻想的萦绕和现实的无情使他无法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更在内心深处无法接受这一社会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种种剧变。然而早已把南方天然古朴的浪漫情调，理想主义溶于自身性格的福克纳始终摆脱不了对南方的那种近乎着魔的热爱和深深的眷恋，他一再将笔触伸向最能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灵魂深出发生的撞击，企望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梦呓和意识的自然流动来昭示现实，反映现实，以求得对过去眷恋的暂时松弛。他的灵感来自于自然主义，却大量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逐渐脱离了本世纪初现实主义主流，向着梦幻世界探索着，越过一个又一个巅峰，终于在他匠心独运、处心积虑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表达方式，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而在这同时，福克纳追求象征主义和纯艺术手法和哲学深度方面都已进入了新领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三

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以美国南方为背景，但实际上远远跨出了地域的界限；他也绝不是单纯描写南方风情的地方作家。他的创作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但表现的主题思想却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因而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引起共鸣。他通过零乱的故事拼接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独白，表达了他的创作思想和主题：南方贵族家族的衰落象征整个蓄奴制度的失败和与之并存的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内心冲突；他们不愿成为下等人，但不能违反南方传统的道德准则，否则 将要背叛家庭、白人社会和文化遗产，他们在历史的阴影下成长，在矛盾中痛苦地思索和寻求自我；20世纪社会像一片荒原，非人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所谓的西方文明使人失去昔日的质朴、善良、忠诚、勇敢等品质；对人的个性以及按个人意愿生活的权利的强调和对现代社会侵犯了人的尊严，扼杀了人的价值的谴责；与社会囚徒相反的是“自然人”，在些简单纯朴、非知识型的人不受社会法规的约束。他们的喜怒哀乐里没有勉强和做作，大自然可以帮助“社会人”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人”如能超越法规就可以达到“自然人”的感情境界。正由于这样，尽管生活中充斥不公道、痛苦和残酷，但人定能生存下去。这些主题的展示，使之文学创作越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而升华为一种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福克纳将作品中的人物赋予时代性，刻画生动丰满，个性鲜明，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反映出当代人共有的追求、思索和苦闷，同时也反映了他本人的思想和影子。尽管在理智上他竭力同这些具体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批评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不敢投身生活的错误，但感情上却倾注了大量的笔墨，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与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的共鸣，也充分暴露出他内心的矛盾，特别是理智与感情之间的不克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同他思想上更深刻的隐痛联系在一起就是他对南方及其过去的困惑，无疑这是时常困绕着他而终究摆脱不了的南方情结，欲爱不能，欲罢不忍。

四

福克纳在塑造众多的现代社会理想破灭的具体人物的同时，却无法将源于自身固有的理想和幻想再现于这些人物身上，也就是说福克纳塑造的系列人物很大程度上虽然反映了他本人思想深层次上的保守主义特征即向后看的历史意识，却掩盖了他灵魂深处的另一面即对旧南方先人们罪恶的历史的痛恨，他企图用传统的价值观来批评和否定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以便使他所钟爱的南方永远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爱恨关系——由于爱而恨，尽管有弊端仍然爱——来自于福克纳的内心深处并且反映了现代南方作家同南方之间的关系”，而这种痛苦矛盾的心理却为反映福克纳在文学创作上提供了选择，促使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寻找一条跨越心理鸿沟的途径，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一个奇迹。这种探索导致了他的作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在同类作家之上，而在艺术实践的继承与创新上也走在了同类作家的前列，成为20世纪小说家中伟大的探索者。他是一个兼有广度、深度、历史感、乡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大作家。他既 象巴尔扎克那样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意识很浓的现代派作家，他既写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沟通与疏远的问题，更写了人如何追求、保持自己的“本性”的问题，揭示了现代文明社会中人性受到扭曲的问题。

福克纳自身充满的矛盾以及要表现的内容也为他选择适合表现的艺术手法提供了暗示。果然他接受了这种帮助和暗示，并很快掌握了这种手法，即非直接性的意识流手法。“意识流”能使思想和感情的激流直接变为文字流淌出来并且通过模糊事实和行动揭示自身。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和模仿诸如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而是深切地感到旧传统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语言，无法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无法描绘他眼中的现实和内心的感受。意识流追求的总体审美意境对于读者来说是空前的挑战。读者很难一下就能把握住诸如《喧哗与骚动》等作品中的总体意象，作品在心理时间无限自由的表现取代了传统小说中作为推理依据的情节结构，只要能表达作者的思想，“就可以像上帝一样，把这些人调来调去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进入“梦境”或“幻想”进行思维，取代叙事小说的有目的的思维。然而正是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人们分明感觉到了作者的思想，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和看到了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实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意识流”这样一个恰到好处地使福克纳的创作主题在“杂乱”中而不是在“顺序”中得以表现，人们又怎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创作思想和内心的矛盾呢？实际上无论从福克纳采用的艺术手法还是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主题，福克纳所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披着一层象征性的伪装，显现了由于肉体的生命力同非肉体的自然力量发生冲突产生的愤怒、困惑和无助，揭示了创作者自身存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沟通。这就是从亨利·亚当斯到托·斯·艾略特以来美国严肃文学家所写的中心主题，而福克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揭示了这一冲突，而不仅仅是议论一番。

参考文献：

1．R.汉弗斯：《现代小说中的意识流》[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2．王冼：《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3．罗伯特.斯比勒：《美国文学的循环》[M]，汤潮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M]，商务出版社，1994.5．肖明翰：《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传统》[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6．Joseph Blotner: Faulkner: A Biography [M], Random House,1974 7．Edmond L.Volpe: A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M], The Noonday Press,1964.On the Theme of Faulkner’s Works Li Yujun(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modern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s.However many critics see him as the one who was accustomed to experimenting with various writing skills in his fictions.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true purpose of Faulkner’s writing: focusing much on the social change of his time.Key Words: Faulkner, writing skills, social theme

作者简介：李予军，男，教授，北京城市学院语言学部，研究方向：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第四篇：论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浅谈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并驾齐驱。道家思想博大精深、豁达开放、神奇玄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庄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它的超然，是因为它太认真、太高傲；它的避世，是因为它太理想主义、太纯粹。不过也正是这种超越精神，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中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部分。”特别是庄子所提出和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是一些可以贯通古今中外、属于全人类都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真理和智慧是伟大的，能给予我们借鉴和指导。但是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性和局限性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应该以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对庄子思想的消极性和局限性给予客观地揭露和批判。

当今人们生活中在一个竞争压力大、物质诱惑多、精神财富多元化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抑郁、沉重、复杂、茫然甚至消极厌世，因此从庄子的超越思想中寻求到有启迪、有裨益的思想财富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

福；而绝对幸福却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骈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然也！

在一个社会群体里，人们各有分工、安分守己、彼此照应、释放能力、传播效能，这是自然规律，是自然本性，无需过多的奢望贪求。农民有农民的价值，工人有工人的意义，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工作，每一个单体就像庞大的社会机器上缺一不可的螺丝钉，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如此辉煌的现代社会。庄子思想里最积极的意义应该就是鼓励每个人去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在他人面前卑躬屈膝，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生命体，没有高低贫贱之分。

道家思想里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 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这样的政治手段我是深有体会的。在“3•14”事件里，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县市个别群众因受到不法分子蛊惑，参加了打砸烧抢活动，给全州人民留下了心里创伤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近年“**集团”变本加厉，加快了“藏独”步伐，甘南州个别僧众听信谣言，通过自焚示意“藏独”决心。中央、省、州全力打击分裂势力和不法分子，然弊大于利。根本上铲除不了分裂势力，却给正常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困扰，侧面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心里抵抗，这恰恰就是违背了老庄的“不为之为”治国手段。

若政府过多干涉经济市场，不放权，不遵从市场规律，只会适得相反。本意是为了平均公平，结果却是极少部分人在享受果实，公平遥不可及。然而若一味放开管制，任由市场发展，各种矛盾依旧显现，地产商的暴利，房价的高涨，房奴的苦不堪言。所以，政府、法律不是像老庄所描述的摒弃不为的多余工具，也不是政治人眼中无所不能的利器，适度、实际、科学、合理才是关键。

老庄的不为、避世的消极思想，影响了一批自恃清高、在世不为的有才无德人士。这一批人，不像邓小平那般忍辱负重、为国为民，而是空有才能享受清闲的自私人士。人若在世，仅仅想着去修生养性，缔造一个孤独的道德生命体，

第五篇：论学习传统文化对设计的影响

论学习传统文化对设计的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交流频繁，文化互相融合，互相渗透，这自然不是坏事，但这也影响了一些文化的传承。一些应该继承的东西被人忽略，没有很好的去学习去应用。

就设计市场来说，相声演员说，相声演员的肚子像是个杂货铺，里面装着各种不同的东西。其实我们现在想来，设计师也是一样，因为设计渗透各行各业，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是与设计完全无关的。

对于现代的设计师来讲，真正关注和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少之又少，这就造成了设计思想没有根基，设计作品东拼西凑。特别是包装行业，我们都知道，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这些比较大的节日，也是包装市场最繁忙的时间。每逢节日期间，大量的包装会展现在消费者面前。作为设计师来说，对节日的理解是必须的，起码要知道这个节日是从何而来，这对我们的设计有着很大的影响。

创意来源于生活，更来源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积累。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当然，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并不是一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取其精华，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现代先进的技术与工艺，才能设计出更理想更适用于现代市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