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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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大学语文论文

莫泊桑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黄菊

摘要：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法国作家莫泊桑一生创作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浪漫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对爱情和婚姻丑恶内幕的洞察和彻悟，散发着浓浓的悲观主义气息。文章从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入手，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莫泊桑婚姻爱情观创作

19世纪末叶，有一位作家如同流星一样进入法国文坛，他的创作生涯犹如流星一闪而过般的短暂，然而这颗流星却如此耀眼，不仅让法国人惊叹，也让全世界瞩目，他就是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他一生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他通过对人情世态敏锐的观察，描摹出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法国社会风俗画卷。他的作品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然而浪漫甜蜜的爱情和美满幸福的婚姻却是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总是充满对爱情和婚姻丑恶内幕的洞察和彻悟，散发着浓浓的悲观主义气息。文章从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入手，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婚姻爱情观的形成

《一生》是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他仅有的六部长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一部。小说以朴实细腻的笔调，描写一位出身没落贵族家庭，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在步入婚姻后，遭遇丈夫背叛、父母去世、独子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变故，在失望中逐渐衰老的幻灭过程。根据《莫泊桑传》中的描述，小说中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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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娜的故事大多都和莫泊桑母亲洛尔的经历不谋而合，约娜的婚姻悲剧就是莫泊桑母亲悲剧的真实写照，约娜的原型就是他的母亲，而于连正是他生身之父的原型。小说中，“约娜天真善良，很有教养，既不庸俗也不虚荣，她对人对事明达宽厚，没有狂暴的激情，没有过分的欲望，她的全部追求不过是做一个幸福的妻子，一个幸福的母亲。”[1]（P8）而她的丈夫于连则自私贪婪、悭吝猥琐、厚颜无耻。结婚之后，他如同演员扮演完一个角色般地恢复了真面目，他接管了全家的财产，苛刻地对待下人。他诱骗家中的使女，让她怀了孕，然后把她赶走。和小说的背景相似，莫泊桑也出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母亲出身贵族，酷爱文学艺术，是莫泊桑的文学启蒙老师，与福楼拜是莫逆之交。他的父亲则生活浪荡，整日与女仆们鬼混，穷奢极侈地耗尽自己那份遗产，还企图侵吞妻子的财产，最后导致夫妻关系决裂。莫泊桑曾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的母亲时感叹道：“唉！可怜的女人，她结婚以后就不断地经受伤害、折磨和虐待。”[2]（P68）约娜的婚姻不幸，原来都实际发生在莫泊桑母亲的身上，难怪他写来如此栩栩如生，情真意挚。莫泊桑把自己童年的家庭生活生动细腻地再现在长篇小说的处女作中，由此可见父母婚姻的破裂给他留下的深刻的童年回忆。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说，“一种强烈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作家对先前体验的记忆（通常属于童年期），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在作品中获得满足的愿望。”[3]（P106）“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发生根本动摇，确也可以丧生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4]（P219）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这种经验便可称为‘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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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218）父母婚姻破裂不仅给母亲带来了伤害，也给小莫泊桑留下了童年的“创伤”记忆，影响了他的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创作。这一推断我们可以在他的另一篇自传性小说《堂倌，来一大杯！》中得到证实，在那篇小说里他罕见地以第一人称描写了“我”所目睹家庭悲剧的一个场面：

爸爸气得发抖，转过身去，揪住妻子的脖子，用另一只手对准她的脸使劲地抽打妈妈的帽子掉在地上，头发散乱；她想躲开丈夫的抽打，可是办不到。而爸爸呢，像发了疯似的，继续打呀，打呀。妈妈滚倒在地上，把脸躲在两只胳膊中间。然而他把她翻个仰面朝天，拔开她护着脸的双手，又打起来。这时，我好像觉得永恒的法则已经改变了，世界就要完蛋了。我所感到的震惊，是人们面临超自然的事物、面临巨大的灾难、面临不可弥补的祸害时才会有的。我幼稚的头脑迷乱了，恐慌之极。我用尽全部力气喊叫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感到一种恐惧，一种痛苦，一种可怕的惊慌。父亲听见了我的喊叫声，转过身来，看见了我，于是直起身，向我走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来杀我的，便像一头被追逐的小鹿似的逃开，一直向前跑啊，跑进树林……[2]（P15）

如此细腻真切的描写可见童年的记忆对他是多么浓重的阴影。

如果说父母婚姻破裂给莫泊桑造成的“创伤”回忆给他婚姻爱情观的形成播下了种子，那么成年后的经历则是他婚姻爱情观形成的土壤。成年后，莫泊桑出人意料的继承了父亲的风流习性，他在巴黎出任小职员时的爱好就是划船和与各种姑娘鬼混。在小说《苍蝇》中，莫泊桑就叙述了他们划船的一伙人长期与姑娘们厮混的往事。他通过自己纵情声色的生活体验和对当时世俗社会爱情婚姻的观察，逐渐成为一个看透爱情和婚姻内幕的洞察者和彻悟者。他在一篇题为《决裂的艺术》的专栏文章中声称：“理智地看，既然有那么多妩媚动人的女人，我易读文库

们总不能至死只忠于一个女人”“每当我们随便选择了一个女人，这只不过是对全体女性表示的一种敬意。既然我们无法同时摘取所有的花朵，天性就赋予我们以狂热，赋予我们以疯狂的短暂冲动，让我们去轮流地追求。”[2]（P64）后来，他甚至由婚姻爱情上的悲观主义发展到极端的玩世不恭，他毫不隐讳地宣称：“我的朋友，床铺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生于斯，爱于斯，死于斯。”[2]（P65）福楼拜作为他的良师益友，奉行独身主义，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效仿的榜样，他坚定地把婚姻视为枷锁，终身不娶，长期和各种女人鬼混，把自己的各种风流韵事作为素材写到小说中。

二、婚姻爱情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莫泊桑创作的三百多篇小说中，描写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小说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要想在他笔下找到甜美的罗曼司却是非常之困难。爱情和婚姻在他的小说中总意味着幻灭、充满着丑恶。《漂亮朋友》中男主人公为了在巴黎出人头地，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表和取悦女人的手段勾引猎获一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并以她们为阶梯向上爬，最终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温泉》中克里斯蒂娜和丈夫到温泉站疗养，丈夫一心只顾自己开建温泉站的投机生意，妻子沦为花花公子保尔的情妇，保尔在对其厌倦后又去勾引新的对象。《像死一般坚强》中画家给伯爵夫人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像，这幅画使伯爵夫人爱上了画家并成为他的情妇，多年以后当伯爵夫人的女儿出落得越来越像画像中的女人的时候，画家发现自己爱上伯爵夫人的女儿。《我们的心》中那个爱好文学的单身汉游离在一个贵妇人和一个年轻女子之间，他在与贵妇人的交往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在年轻女子身上获得肉体的满足。《两兄弟》中哥哥因为嫉妒弟弟享有一份朋友的遗产，经过调查得知弟弟其实是母亲与遗产赠与人的私生子。《遗产》中男女主人公为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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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姑妈的遗产迅速结婚，不惜靠妻子和别人通奸怀孕，最终获得巨额的遗产。《修软垫椅的女人》中卑微的女匠人将一生的积蓄赠予心上人，而那个心上人却在欣然接受钱财的同时将之视为陌路。《勋章到手了》中，一个小职员为了获取日思夜想的勋章，让自己的妻子成为一名官员的情妇。《一个女常年》中的农场主娶了女雇工，婚后得知自己不能生育而妻子在婚前另有私生子，他竟在惊喜之余决定让这个私生子继承自己的家产。《珠宝》中的丈夫在妻子去世后，发现妻子收藏的“假珠宝”原来是真的，为了继承财产，他只好隐忍并接受由妻子的不忠带来的财富。《遗嘱》中的那对因金钱利害而结合的夫妇，互相背叛，以致妻子在死后还要通过遗嘱对丈夫加以报复。莫泊桑笔下的畸型婚姻道破了婚姻的真相，原来那些外表体面的幸福家庭全都由金钱来奠基和维持，所谓的幸福的婚姻只是虚假的幻象。此外，由于他从小就痛彻地体验到父母不和造成的家庭悲剧，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私生子的故事，“据统计，他以弃儿和私生子的悲剧为题材的小说作品，竟达32篇之多！”[2]（P15）。由此可见，悲观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已经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生活。然而，矛盾的是，他在小说中对遗弃私生子女的行径痛加谴责，自己却有三个私生子只供养不承认。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作家早期个人经历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一个文本背后潜伏着的往往是作家残存的童年记忆，这残存的记忆掩盖了他心灵发展的轨迹。爱情和婚姻是莫泊桑大部分小说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中却很少有甜美悦耳的乐曲与颂歌。他对生活的悲观感悟正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的：“生活既可怕，又温情，又无望。”文章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一生》结合《莫泊桑传》分析其婚姻爱情观的形成及其对他创作的影响。通过莫泊桑多篇小说的题材和主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莫泊桑悲观主义的婚姻爱情观对其小说创作和人生轨迹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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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影响，沉湎声色的放荡生活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却让他过早地付出了健康和生命，成为文学史上一颗过早陨落的流星。

注释：

[1]盛澄华译，莫泊桑：《一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张英伦：《莫泊桑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黄菊广东珠海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519087）

第二篇：张爱玲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内容摘要：每个作家的人生体验必定或多或少的对其作品的创作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的家庭成长经历、社会生存经历和爱情婚姻经历，总结这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对其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词：张爱玲 缺失 人生体验 小说创作

张爱玲以其敏感、细腻的女性视角，向我们诠释的是一种“苍凉”的美感。在她的作品中，真实描摹了普通人的灰暗人生，刻画出了普通人的可怜人性，她的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情绪，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家作为感情充沛的个体，其人生经历和感情跌宕的蛛丝马迹必定会成为其重要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体验必然会投射于作品之中，张爱玲也不例外。她的的作品之所以会呈现这样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成长、社会生存和爱情婚姻经历等人生体验的感知与认识。

一、家庭成长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最主要的成长体验是来源于父母，其父是个典型的遗少，虽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之女，但是到她父亲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其父染有捧风弄月的习气，吸毒、嫖妓、娶姨太太，并且性格暴躁。母亲则是受新思想熏陶的新女性，美丽而冷傲，爱好文学和音乐，几度跨洲越洋去留学。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格格不入导致两人长期婚姻不和，张爱玲八岁时两人协议离婚。父母不幸的婚姻生活导致了张爱玲童年时代父爱与母爱的双重缺失。

1、母爱的缺失

母爱是一个人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张爱玲的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成长中渴求母爱的每时每刻都是缺席的。张爱玲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而母亲又是一个在情感上非常淡漠的女人，张爱玲从未感受过母爱的温暖与慈祥;即使当她拖着受尽虐待的躯体、带着满满的希望逃出父亲的家投奔母亲时，母亲也未能给她所渴望的温暖。这种刻骨铭心的体验，造成了日后她对母亲这一形象的极端理解，并通过文本将这一思绪表达了出来。

在张爱玲的笔下，母亲都是冷漠与自私，甚至是残酷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想象中的母亲不是现实中的母亲。当流苏满怀着孩子般的心情伏在母亲的床上哭诉委曲时，母亲却只知一味地避重就轻，劝说女儿回到已亡故的前夫家中去领个孩子守寡度日。母亲视流苏为一个麻烦。终于，流苏也明白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实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这种领悟正如当年张爱玲明白了母亲的家不是她的家一样。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更是一位疯狂的狼一样的母亲，她从一位受虐者变成一位施虐者，亲手埋葬了一双儿女的幸福。为了自己的私欲，羞辱虐待儿媳，诱惑儿子吸食鸦片，逼迫女儿舍弃学业、舍弃爱情等等。这些母亲的形象已经与传统意义上我们心目中的伟大、慈祥的母亲形象截然相反，这与童年时母亲给张爱玲造成的心灵伤害是分不开的。

2、父爱的缺失

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父亲对她更是从不关心，还经常打骂，甚至囚禁，这直接影响了她对于男性的认知，并间接的影响到创作时对男性群体形象的塑造。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众多的遗老遗少的男性形象，他们大都吸毒、赌博、嫖妓、娶姨太太。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家三父子，白老爷虽没有出现，但在白家人的回忆中他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把白家带向破落的地步;白家的少爷更是狂嫖滥赌之徒;还有白流苏的第一任丈夫唐家少爷唐一元，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拈花惹草、吸毒致死。

再者，张爱玲在创作的过程中将父亲这一作为封建家庭家长的权威给予了复仇式的改写。在她的小说中，一群男性家长成为了毫无发言权的沉默团体。《半生缘》的顾家、《倾城之恋》中的白家等等，他们的男性家长从未出场，被张爱玲直接排除在文本之外。

张爱玲自小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大家庭里备受亲人的冷落，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说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她变得分外敏感、早熟、沉静、孤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良好的家境和出身，也给张爱玲提供了非常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为其今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社会生存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幸的，那么她的整个人生就是无奈的，充满了变数。1937年，张爱玲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伦敦大学，但因为战乱迫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1941年底，上海、香港相继沦陷，张爱玲还没有毕业，便亲身经历了香港被围困、被侵占的全过程。在战争面前，人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不但失去了安全的保障，还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意义，一切都变得虚空和绝望。

这段经历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无不带着人性的缺点而存在，有的冷酷、有的麻木、有的如行尸走肉一般，还有一些曾经有理想、充满渴望的人，却难逃宿命的安排。如《封锁》中所描述的，当警报拉响，封锁了，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这段描写真实的表现了在战乱的年代里人性的冷漠、无情、甚至是敌对。

由于战乱，张爱玲没能完成学业，最终回到上海，靠写作谋生，1944年，因为这篇《封锁》的发表她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情感体验。

三、爱情婚姻经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她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张爱玲因为《封锁》与胡兰成结缘，相识后不久两人便相爱了。张爱玲为这段恋情拼命地付出，她不介意胡兰成已婚，不管他汉奸的身份。中间，胡兰成的妻子提出离婚，给了两人爱情升华的机会，走进婚姻殿堂。但是战后人民反日情绪仍然高涨，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被迫潜逃，却因而结识新欢。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胡兰成对她的爱早已经燃烧完了。

在短短的一年里，张爱玲经历了与胡兰成的相识、相知、相爱、结婚及胡兰成的背叛，对于这一切她无能为力，1947年，张爱玲正式提出分手。但是与胡兰成的爱情与婚姻的经历对于张爱玲的创作影响是深远的。

遇到胡兰成之前，张爱玲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都源自于父母不幸的婚姻，产生的是“无爱”的结论，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是没有正常的爱情的，有的只是《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疯狂和《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算计。而在与胡兰成相处的三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与胡兰成分手之后，她的创作力虽一泻而下，但她的笔下却开始出现了一点点爱的温情，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开始出现情投意合的爱情，但是最终还是逃不出命运的摆布，就象张爱玲自己一样。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说《十八春》。写《十八春》时，张爱玲已相当成熟，在经历过战乱和自己的感情的沧桑后，她已经很理性，小说的表述也趋于平淡，并多了份对世事的洞明与无奈。《十八春》中到处可见张爱玲的影子，女主人公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一种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最后无奈地选择分离。在《十八春》中，世钧最终离开了曼桢，曼帧还得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抗战后张爱玲的真实心情的写照。

即使是在张爱玲彻底死心以后，在《十八春》的结尾还是隐隐透露着张爱玲内心隐秘的希望。《十八春》里，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虽然造成了世钧与曼帧的分离，但是与翠芝结婚后，世钧心里爱的仍然只有曼桢一个人而已。在张爱玲的潜意识里还是希望胡兰成的爱能像小说里一般，只是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命运捉弄造成的，胡兰成心中爱的始终只有张爱玲一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自幼没有父母的关爱、历经战乱、青年时期遭遇爱情与婚姻的失败，这些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缺失性的人生体验。缺失性的人生体验较之丰富性的人生体验，更能够激发创作者的内在心理。而张爱玲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缺失性的人生体验，造就了她敏感、细腻、悲观的性格，同时也成就了一位惊世的传奇女作家。

参考文献：

[1]余斌.张爱玲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林素琴.论张胡之恋对张爱玲及其创作的影响[I].淮海工学院学报.2011（4）.[3]王亚平.论童年母爱缺失性体验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I].咸宁学院学报.2004（10）.[4]李娟.张爱玲性格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I].平原大学学报.2006（12）.（作者单位：公安海警学院基础部）

第三篇：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目 录

引 言......................................................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3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3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4(一)善用讽刺…………………………………………………………………………5(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5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6

(一)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6

1、庸俗的母亲…………………………………………………………………………6

2、冷漠自私的母亲……………………………………………………………………7

3、变态的母亲…………………………………………………………………………8(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8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9(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9(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10(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10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12 结 论.........................................................14 主要参考文献....................................................16

摘 要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杰出的女性作家。她从自己悲剧的人生出发，写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留给世人许多有争论的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世界。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能找到生活中的原型，同时她的人生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作品的创作，本文着重分析了她的人生经历对其作品的影响，主要从生活背景对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生活的影响、爱情以及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人生经历 ；创作；影响；张爱玲

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引

言

张爱玲的作品内容几乎都是来自她的生活，她作品中的人物也和她周围的人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说她的人生经历带给了她作品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将一一介绍她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家庭遭遇、爱情、以及上海的沦陷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张爱玲对其创作的影响

1、张爱玲的生活背景对其创作对象和创作内容的影响

1920年9月30目，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门第显赫的官僚家庭—张公馆，那一天下着阴冷的小雨，这似乎预示着张爱玲的一生将被笼罩着暗淡的色彩。张爱玲在她的创作中也多次的将张公馆描绘成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形容它犹如古墓一般的幽暗。看张爱玲的描写，读者就能感受到她对张公馆是厌恶的。当然，也不排除她在成长中逐渐了解自己身世后加剧的厌恶感。

张爱玲的上祖叫得最响的人物是慈禧的心腹李鸿章，李鸿章亲手挑选了清末的著名大臣张佩纶做女婿，张佩纶是当时朝廷的封疆大臣，后来张佩纶和李千金生了儿子，取名为张廷众。张廷众娶的是当年的江南水师提督、湖南籍的名将黄翼升的孙女黄逸梵。张廷众与黄逸梵生了二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就是张爱玲。她的父亲张廷众继承了祖上丰厚的遗产，是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时的文化教养，但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她的母亲黄逸梵接受的新式教育，并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因此新式女性的朝气蓬勃与封建遗少的暮气横秋因为封建的包办婚姻而格格不入，最终离异。期间，张爱玲的父亲在青楼接回了一个姨太太，这姨太太到张家后为了能在张家安生，行事颇有心机。想必张爱玲许多作品中的母亲形象都来源于她对后母跋

扈形象的厌恶。张爱玲就在这样一个无爱的家庭里成长着。张爱玲在长大后也逐渐的洞察了许多的世态，甚至于对自己高贵的血统也是不屑一顾的，她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只静静的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他们再死一次。

张爱玲的祖母才貌兼得，这些优良基因在张爱玲的身上重现。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经常看见母亲穿着各种西化的洋服及精致的妆扮，这些都让她有了迫不及待长大的欲望。张爱玲通过自己的写作得到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后，毫不犹豫的买了一只口红，她希望这只口红能够让自己的人生绚丽起来。

张爱玲特殊的生活背景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后来创作的内容也是以其实实在在的生活为背景。张爱玲一生的前二十年经历，涵盖了她全部的经验，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就是努力运用她所在房子和街道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来解说她的私人世界。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借着生活事实升华为艺术虚构。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张爱玲的作品都是有出处的，在现实中都是有原形的。张爱玲生活的具体场景和张爱玲作品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细细品读张爱玲的书籍，不仅可以了解张爱玲生活的场景，同时也是研究她作品的出入口。

2、张爱玲的生活教育背景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

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的人，童年时代张爱玲一直和受封建传统影响较深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当时社会大环境在向西方社会学习，封建传统文化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打击，她的母亲也在这种大环境下冲破了封建社会家庭、婚姻对女人的禁锢，远渡西洋，接受新文化教育。这时的她对母亲的种种行为既感新鲜又觉美好，并在她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母亲所代表的新文化的影子。稍大，张爱玲随姑姑一起生活，又受到先进的姑姑的影响，脑海中的新文化思想得到了加强；后来，她又进人新式学堂同时也是教会学堂——上海圣玛丽亚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张爱玲既摆脱不了家族长期封建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她在新与旧的夹缝中生存，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生存，作为新文化代表，她洞察了封建社会女性在现代文明中生存的不易。在这个夹缝之中她看到了

芸芸众生的人性弱点和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国民精神，找到了新与旧的突破口。

这一切生活教育的背景都使张爱玲小说的叙事风格具有明显的个性色彩，浓烈暖丽的语体色彩与讥诮冷峻的叙述腔调使得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具有鲜明的对比；二元互补的模式加上参差对照的方法，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

（一）善用讽刺

因为她所写的多是平凡普通的市民及其人生，所以他们身上无可避免地会存在着种种庸俗、消极的东西，对世俗人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张爱玲在写到他们的时候，笔法是讽刺的。如《五四遗事》写了几个新潮青年男女和他们新式爱情的尴尬结局。追求恋爱自由的男主人公历经波折，却成为三个新式旧式女人的丈夫。难怪他朋友打趣他“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这样事与愿违的结果，令人欲说还休。《金锁记》写了一个女人被黄金的枷锁劈杀的可怜又可悲的一生。在经历了煞费心机、委曲求全、苦心经营、众叛亲离、徒劳无获后，年老的七巧躺在床上，回顾她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护的却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讽刺的意味尽在不言中。有人评价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在描写家庭、恋爱、婚姻背后的生存困境与人性困境，表达出连她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即超空间之界（上海、香港）与时间之界（时代）的永恒关怀”。这种笼罩了她的主观色彩又与其本身的真实存在偏差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书写对人性与人生的揭示便有了哲学意味。

（二）对偶互补与参差对照

张爱玲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在其作品中不难发现她在安排情节结构与刻画人物时所采用的对偶手法。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的情人与妻子就具有“二元补衬”布局的意象，二者互补，相互映衬，“二元补衬”一旦与标记人物禀赋命运的对偶相生模式发生联系，便更加寓意化了。

首先二人的名字就具有隐喻色彩，书中无数细节也都因此产生了寓意。王娇蕊是娇媚热情、每一寸仿佛都是活的情人；孟烟鹂是美丽娴静但又苍白乏味的妻子；前者由于是朋友的妻子，对男主人公振保的名声地位构成潜在的威胁，他在激情过后退却了，使得女方“枉”自“娇媚”，最终枯萎，成了

一个苍老俗艳的中年妇人；后者的唯唯诺诺又让振保的情欲始终不能满足，只得在“梦”中寻找“艳丽”了。既可以热情似火像红玫瑰，又贞洁娴静如白玫瑰。娇蕊与烟鹂的命运也极其相似，一个被始乱终弃，一个被置之不理，都体现了夫权制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

在二元互补的模式之外，张爱玲又在其小说中加上了参差对照的方法，更生出一番相生相成之意，使得作品的色彩层次更为丰富。“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桃红配葱绿，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张爱玲曾在《倾城之恋》中申明了她的创作主张：“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张爱玲对这些庸俗的男女虽然没有过多的同情，但有着充分的理解：“我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在人性方面，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 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所以她的小说里，除了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就如，白流苏与范柳原尽管对爱情和婚姻的理解与期望值不同，但战争的爆发成全了他们，经历了一番曲折之后，终于短暂地走出心城的阻隔，各得所需。

二、张爱玲的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的生活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这里主要是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塑造来看家庭遭遇对其创作的影响。

（一）1、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因为这样。但是，也正是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

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乱伦的事实，也只能忍气吞声，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是一种愚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太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送他出门。”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欢拔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是听绍兴戏，搓麻将，“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一个浅薄、无聊的庸俗母亲跃然纸上。

在童年张爱玲的眼中，生母黄逸梵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作不了主，嫁给张廷众后对于丈夫纳妾、嫖妓这些恶习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在她留洋期间，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进张家，她也是不闻不问。母亲的学识和爱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却又如此庸俗，这些童年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2、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有她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后来，张爱玲逃出父亲家与生母住在一起。当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是不回去了。母亲告诉弟弟说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

人，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只得回去，带着那双篮球鞋。”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3、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女儿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恼羞成怒的她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全部疯狂地泼向女儿长安：“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张爱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两个礼拜才回来，那天进了家门后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张爱玲对她毫无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还手，被仆人拉住了。但后母的举动却像发疯了一般，她一路叫嚣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从此以后，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张爱玲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孤独与自私，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正是她从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是她熟悉的旧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从心理学讲，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打下烙印。她曾短暂地从生母那里获得母爱，但只是昙花一现。生母长期出国，父母离异，后母狠毒，使她感受不到母爱，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三、张爱玲的爱情对其创作的影响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有一段爱情故事，这段故事影响了张爱玲的一生，在和胡兰成恋爱前后，他的作品也有很大的改变，她的爱情故事影响了她的 创作。追究起来，张爱玲为何孤独早已有了预示，这个叫着“出名要趁早啊！”的二十岁的女孩，在爱情没了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她笔直地看透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 张爱玲的创作集中在1943年到1945年，尤其是在1943年的下半年到1944年的年底，这恰巧与她和胡兰成认识、相爱、结婚、分离的经过惊人地吻合。

张爱玲的成名，引来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后，在她的爱情与创作走向辉煌的同时，她也面临着即将来临的永久的衰退。她的文学才能由于得到爱情的滋润，开放得尤其绚丽，也因为爱情的逝去而迅速萎谢。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男人和女人的纠缠不清是永远的，而张爱玲的态度是闭口不谈，她看不起嘴上永远讲着男人的女人，她自已虽然不讲，但她却是受伤害最深的。

（一）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前的创作

1943 年以前，在张爱玲没有认识胡兰成以前，她的作品是不够成熟和精致的，她笔下的爱情差不多都是畸型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成为一名高级妓女。《沉香屑•第二炉香》写教师罗杰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愫细，母亲和姐姐的不幸婚姻，导致愫细的心理变态，最后罗杰被逼到自杀为止。《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充满阴柔，而丹珠则充满阳光，最终是聂传庆因无能爱丹珠而痛打她。《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型的恋爱，使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点扼杀掉。

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张爱玲二十出头，她的生活经验来自父母与众多亲戚。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 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此外还有在香港念大学时的经历，再就是来自于书本了。

（二）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期间的创作

胡兰成因对张爱玲小说的惊艳，立刻到上海去拜访她，从此两人开始情缘，到1944 年二人结婚，这期间，处于恋爱中的张爱玲写出了她最美最有才华的作品。1943 — 1945年是张爱玲创作的巅峰期。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她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不仅数量惊人，而且迭有佳作，一时轰动文坛。

《爱》的内容写一个女子在自家后园里隔着篱笆碰到一个男子，互相之间一个微笑，只有一句话：“你在这里。”然后女子被人辗转卖到异乡，只是这一生她都会回想起年轻时的这一幕。“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文章很短，只有 345 个字。如果不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的旁白，应该没有人会懂得张爱玲写这篇短文的原因。处于热恋中的张爱玲于亿万人中，于乱世中遇到胡兰成，对她来说是多么欣喜啊。即便在这个时候她也没有太多的话肯告诉读者，她所能说的就是这么隐晦含蓄的一句：“你也在这里吗？” 在与胡兰成相处的几年里，张爱玲对世俗充满了喜爱与悲悯。那时候的她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三）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后的创作

1947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与胡兰成决绝，并最后一次用电影《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稿费为胡兰成寄去三十万元，而这两年胡兰成的逃亡生活费用，都由张爱玲负担。其实张爱玲早已下了分手的决心，只是等到了胡兰成的境况有转机，才写信永诀，其用心良苦实在可叹。然而张爱玲是真的萎谢了，她的感情生活，她的艺术生命。

而这两年是一段令她伤心的日子，她没有写任何散文，直到与胡兰成诀

别后，她才又开始写作。经历沧桑的张爱玲终于写出有着人间真情的小说《多少恨》、《十八春》。这两部小说都有张爱玲的影子，自食其力，父母离异，男女主人公没有了以前小说中的斤斤计较和盘算计谋，有的仅仅是两情相悦的爱恋，心灵相契的爱情，然而最终总是人逃不过命运的摆布，并且最后都是女主人公选择离开。《十八春》中，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南京是张家故居，张佩纶晚年的居所，很豪华，民国时被改为立法院，胡兰成去寻访时已烧成灰烬。除此之外，还因为那时胡兰成在南京工作，每月去上海几天，每次到上海先不回自己家，先去看张爱玲，进门第一句话是：“我回来了！”张爱玲把世钧的家放在南京，自有她割舍不下的情意在里面。《十八春》里的曼桢，坚强而自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在支撑着一大家子。这是有来由的。抗战胜利以前，张爱玲写苏青，说苏青是只有她照顾人没有人照顾她的，而张爱玲认为自己是不可能如此的。等到胡兰成逃亡的两年里，她却总是寄钱给他，还不忘叫人带香烟和剃刀给胡兰成，这时张爱玲的所作所为已经是曼桢的心思了。她所做的，只是担当而已。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丢了一个旧手套，她都觉得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人新物就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样的兴趣，这或许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以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也是张爱玲再也没有恢复到四十年代在上海时的那种创作精力的原因。在《十八春》中，世钧后来离开了曼桢，她还是照样生活下去，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这是张爱玲的真实心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东躲西藏的胡兰成悄悄回到上海，在爱丁顿公寓住了一个晚上。当时，他们的感情已经处于决裂边缘。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向她道别，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水涟漪，哽咽中叫一声“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就像《金锁记》里的长安：“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子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张爱玲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不是没有和胡兰成复合的机会，也有朋友想从中撮合，但张爱玲

是绝不回头了。然而真正可惜的是她的创作才能的萎缩，她后期大量所作的是对前作的改写，她翻写《金锁记》为《怨女》，翻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她捧起了自小熟读的《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她整理的《红楼梦魇》并无太大的价值，她的《张看》、《谈看书》、《谈吃》也不被。看完这些作品，让人觉得“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哈欠。”

从以上可以看出，张爱玲会把自己的形象以及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情故事渗透在她的作品当中，而他们的爱情也深深的影响了她的创作。

四、上海的沦陷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1937—1941年这一时间段，张爱玲在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上海沦陷的同时，张爱玲也遭遇了家的“沦陷”。8月13日，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中国军队立即反击，为期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

上海的沦陷让她倍感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苍白、渺小以及生命的不可知，由此内心产生无比的悲凉、寂寞之情。夏志清曾这样评说张爱玲：“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1943年到1945年，可谓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战火纷飞的上海是张爱玲作品得以生存滋长的最佳空间。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家庭崩坏以后并无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的坏下去，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具有叛逆性都无路可走。在她的笔下，没有伟大的使命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变得恐怖，她清楚地意识到人在历史变动的面前的无奈，而这一切，刚好符合了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社会心理，使读者从文中找到了切实的感受，因而张爱玲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张爱玲所创作的那些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与她独有的贵族气质的文字，那些琐碎的精致，那分唯美的苍凉，让那些在沦陷区哀伤与自怜的人们，找到了昔日的回忆与情感上的依托。那些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红灯下的头晕目眩，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起往昔的十里洋场，深深的吸引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

从1943年4月，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同年5月，发表了《心经》，8月发表了《封锁》，1944年1月发表了《年青的时候》，同年2月发表了《花凋》，5月发表《鸣鸾禧》，6月发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9月发表《桂花蒸·阿小悲秋》，11月发表《等》。在这两年期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等。1944年8月和11月，张爱玲相继出版了她最有代表性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文坛里大放异彩，如鱼得水。战争与生计迫使张爱玲运用她唯一的技能写作来过生活。如果说不是战争的爆发，也许她在英国读书，成为一名学者或是白领，不会这么快的成为一名作家，或许她要经过多年的摸索才找到这条途径。

结论

张爱玲的一生是传奇的，她用自己传奇性的一生和传奇式的作品演绎了一个个悲剧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特殊的人生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她留下的作品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阅读，去研究，去体会她在小说中注入的感情。

参考文献

1、张爱玲 《对照记》，北京十月出版社，2009

2、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3、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张爱玲 《自己的文章》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张贞元 《张爱玲传：独爱临水照花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6、张爱玲 《传奇》再版本，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

7、张爱玲 《创世纪》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8、张爱玲 《有女同车》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9、张子静、季季 《我的姐姐张爱玲》，文汇出版社 2003

10、张爱玲 《写什么》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1、胡兰成 《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张爱玲 《相见欢》 《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13、夏志清 《鸡窗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第四篇：论《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推荐）

浅谈《红楼梦》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如果说起张爱玲的小说，人们往往无法回避的是，张爱玲所最钟爱的两套书，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张恨水的若干作品。然而尤以曹雪芹的作品影响最为深刻，张爱玲就曾说人生三恨中有一恨为红楼未完，甚至还写下一本《红楼梦魇》来考据《红楼梦》，可见其对《红楼梦》痴迷之深，喜爱之狂热。那么这本中国文学史上的巨著带给张爱玲的难道仅仅是考据的欲望么？我想，《红楼梦》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一、环境的架构——家族

《红楼梦》中分别写到了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以贾家为主，作为故事发展的场所和背景，而王史薛三家为辅，交代和推动故事的发展。并且这样的家族是由许多小家庭构成的，大家长的子嗣娶妻生子开枝散叶，从而构成了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例如贾府荣国公贾源这一脉中，其子贾代善与史太君生贾赦贾政贾敏，二儿一女，贾赦生贾琏、迎春，一儿一女，贾琏与王熙凤生巧姐。贾政与王夫人生贾珠、元春、宝玉，与赵姨娘生探春和贾环，贾珠与李纨生贾兰，宝玉也与宝钗育有一子。贾敏外嫁，自此不谈。由此可见，红楼梦中的大家族是以封建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个小家庭为基础组成的。

在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构架了一个家族——白家，白家这个没落的家族居住在家族世传的老公馆中，外表虽说光鲜却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全靠典当祖上传下来的物品过活。这个家由老母亲白老太太，三儿子与四儿子的家庭以及三个女儿构成。还有如《金锁记》，《怨女》等故事都是发生在中国旧社会的大家族中。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其发生的背景，以及故事的架构，对张爱玲的小说都产生了影响。同时，以家族小说为背景，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为家庭成员，小说的情节多以家庭纠纷为主。

二、人物的共通

（一）男性角色

1、父亲角色的弱化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以父系血缘为纽带，以主要的男性成员为框架，形成了中国社会中的家族。男性角色，尤其是父亲的形象，除了承载着传统社会赋予的权利、责任、义务等社会性特征外，还被作家赋予了与此相协调的“高大”、“果断”、“威严”、“勇猛”等自然性特征。然而在《红楼梦》和张爱玲小说的写作中，这样的特征却有所流失。

《红楼梦》中，代表贾府这一大家族威望的是贾母，然而对于从父系社会名义上而言的家长贾赦和贾政的描写多为面目可憎的。详见《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官银子，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阶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爷拿着扇子问二爷说：“人家怎么弄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弄的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气了，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了，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

由上可见，贾赦为了一把扇子，便唆使贾雨村，使得石呆子坑家败业，不知是死是活。然而贾赦在面对儿子贾琏指责时，显得不以为然后来更是恼羞成怒，与几件小事凑在一起，便打了起来。然而这样一个设定，这样一个有关于父亲的形象，是不符合一个中国传统所谓“诗礼簪缨之族”的。

作者曹雪芹在描写主人公贾宝玉时，除去描写其与丫鬟姐妹的嬉戏，还常常描写到贾宝玉与其父亲贾政的冲突。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几欲打死贾宝玉。第三十六回击鼓传花时，花传到贾政手中，贾政讲了一个怕老婆的人，舐老婆脚的笑话，这个笑话是相当恶心的，可见贾政品味之低级。更由俞平伯先生所说，贾政之名谐音为假正经，并且通过其周围其他人的描写对他进行烘托，如门下清客之流。

张爱玲的作品中对父亲形象的淡化较之《红楼梦》更甚，在《红楼梦》中，作者对于父亲的形象架构并不高大，但是却给予了父亲在家族中一定的地位和权威，对于父亲形象的架构，张爱玲继承和发展了《红楼梦》的这一特点。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她进一步的淡化了父亲在家庭中的影响，对于子女的影响。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白家这个靠着夕阳余晖而生存的家族，并不存在一个定名为父亲的大家长，这个大家长留给儿女的除去一些回忆，没有任何在精神上的影响。相反，白家中的白老太太虽少发一言，却仍然居于核心地位。《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由于家族中男性大家长的缺失，而自动扮演家族权威的女性。这样一个与《红楼梦》相似的架构，则反映出张爱玲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抽离了男性父亲的形象。

2、其他男性形象的塑造

《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都是以家族作为事情发生的背景，家族中有男性有女性，然而不论是《红楼梦》还是张爱玲的小说她们都对男性形象产生了变化。

⑴、男性形象的坦诚化

《红楼梦》中的男子并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平面形象，他们有更多的欲望，或许是拿不上台面的欲望。而《红楼梦》中的男子，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荣耀之极的大家族中，则给了他们更多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比如其书中好色如贾琏，“在情操的表现上是动物似的人，连欲望都是动物似的，因为没有矛盾冲突的内心，常能在性生活上得到肤浅的快乐，对他所接触的女性，不论凤姐、平儿、多姑娘、鲍二的前妻、尤二姐、秋桐，他所表现的一样糊涂而简单，永远是饿狼般的饥不择食。他所沉迷的性的对象，是没有选择、没有品位的。”贾琏则是个“身处在不幸之中而自身已经麻木的精神病患者”。再如呆霸王薛蟠，他为因香菱而引发的纠纷而打死对方，体现出其“愚而好强”的性格。可见曹雪芹对于男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与读者坦诚相见的，曹雪芹写这些男性的好色与愚昧，同时也写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例如贾琏对于贾雨村强抢石呆子家的扇子来巴结父亲贾赦的行为不屑一顾。同时曹雪芹也写到了这些人身上有趣的现象，比如贾琏和薛蟠同时惧内，贾琏惧王熙凤这样的女强人，而薛蟠则惧夏金桂这样的悍妇。可见曹雪芹并未将男性形象平面化，而是使其丰满起来。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张爱玲也以毫不掩饰的方式描写了一系列的男性形象。比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范柳原放浪形骸，四处留情，收买女人的心。但是通过与白流苏的调情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范柳原对于女人爱情的一种需求，这是否可以归结于由于范柳原私生子的身份，而导致其对于人间温情的缺失，一方面他渴望体验所谓温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负责任。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或者说是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心理在范柳原的身上不断交织。可见，范柳原这个形象，是一个坦诚的形象，对于男性心理需求和心理缺陷的正面描写，使得这个形象丰富起来，与读者坦诚相见。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怨女》中的姚二爷是一个残疾或者说是从生理到心理的畸形人。这样一个畸形的，无法满足女性对于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的幻想的男性，张爱玲对其的塑造也是非常坦诚的，不加掩饰的。尤其是姚二爷在于其妻子的交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既希望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但又沉湎与现状的状态。

⑵ 男性职能的弱化

针对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红楼梦》中的描写却没有女性的那么多，例如，红楼梦中重点描写了王熙凤管理家族，但是却没有重点写道贾琏所做的事情，对于贾琏的工作着墨不及王熙凤得多。贾府的核心人物也是贾母而非其他的男性家长，那么，男性职能的弱化有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何体现的呢？张爱玲塑造了一系列的被畸形化、残疾化和根本就不存在的男性形象。例如《怨女》中的姚二爷，《花凋》中的郑先生。通过对这样一些从身体到精神都残疾的男性形象的塑造，来淡化男性在家族中的职能，凸显了女性的作用。

（二）女性形象

1、女性作用的强化 伴随着男性形象的淡化，女性形象开始强化起来，在红楼梦中，最为令大家津津乐道的的金陵十二钗，或是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曼桢或白流苏这样的人物。可见，女性在小说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红楼梦》中，贾母就作为贾府的权威人物人物而存在，而故事的主体架构则是由一群女子来撑起的，这就与传统的父系家族形成了矛盾。《红楼梦》中的女子形象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金陵十二钗，围绕着这金陵十二衩，发生这故事，金陵十二钗之间也发生着故事，这些小故事便构成了《红楼梦》。并且在曹雪芹的笔下，着墨最多的仍然是女性，钗、黛、湘云不提，也有元、迎、探、惜，以及众多丫鬟。都是有血有肉，有才情，有思想的人物。

张爱玲的笔下这样的描写更多了些，

第五篇：鲁迅童年生活对其创作的影响（写写帮整理）

（二）同年生活与创作

1、童年生活与鲁迅创作心态和作品中的情绪基调

与任何一位伟大的作家一样，鲁迅是说不尽的。而对鲁迅的小说作品，就像而对着一块融铸着多种优良成分的合金，你不能不被其中那种质感极强的黑色基调所吸引。那种基调在人们心理上所引起的感觉往往是沉郁的、压抑的，也是坚实、明澈、富于爆破力与穿透力的。可以这么说，鲁迅的小说作品存在着一种情绪上的连贯性，仿佛它们全都随着同一股水流在移动。作为读者，我们常常不能自己地受着这种忧郁的寂寞的水流的浸润和带动，渐渐沉入到鲁迅的小说世界里。这是一个弥漫着浓烈的悲剧气息的世界，聚集着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压迫、病痛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苦闷悲哀。在这个世界里，季节往往是严冬寒秋，天气总是阴沉凄冷，时辰总在黄昏夜半，景色常常枯索苍凉;而人物，不是形容枯搞，日见颓唐，便是每况愈下，穷苦潦倒，默默地走向死路。

鲁迅小说作品中这种浓烈的悲剧气息是与其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关切密不可分的。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曾经说他是“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全集第2卷)。实际上，鲁迅写的最多的也是最为成功的还是“下层社会的不幸”，还是各种各样的悲剧。这些不幸不仅涉及到贫困、疾病和欺凌，而且最多的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它包括了多种多样不幸的死亡。这里有不幸的夭折和自杀，悲惨的被杀和倒路而死，幼儿的病故和野兽的吞噬;这里有死亡的仪式与生者的哀痛。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鲁迅童年经验对他创作心理的影影响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因为叙事中起作用的更基本的力量是心理力量，是童年心理的发展决定着什么故事被讲述，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力量使然。

在探讨人的无意识方面卓有成效的精神分析学派告诉我们，个人的童年经验是他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索。童年经验对于个人的心理倾向和特点的形成是至为关键的。一个人在童年时对环境中的人、事或物的体验，多半会影响他成长后的政治观点、职业选择、生活方式等。对于作家，则会影响到他对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定向，甚至本人创作风格的形成。

童年经验或早期经验，首先无疑主要是对家庭和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生活的印象与经验。对于鲁迅而言，基本上是在一种被压抑的和沉重的氛围中度过他的最重要的一段童年时光的。在鲁迅的童年经验中有着他的对于不愉快的和压抑的早期生活的极为敏感的记忆，或者说，早期生活的压抑感及其记忆，构成了鲁迅童年经验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内容。就像人们己经熟知的，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福清家的最大的灾难和厄运，就是1893年，周家的家长介孚公因犯“科场案”遭捕入狱，并被判“斩监候”。这无疑使正家道败落的周家又遭釜底抽薪之灾，自此更加一蹶不振。

这时，鲁迅仅十二、三岁，正值天真无忧的少年时光。在此之前，鲁迅也有过快乐的童年生活。但是，祖父的入狱却结束了这一切，并以此彻底改变了鲁迅今后生活的色彩和走向。他不仅被讥为“乞食者”，而且此后不久，父亲又突发急症，两三年即告谢世。在这段时期中，鲁迅作为长子长孙不得不过早地分担起家庭的重负，在世人的冷眼中受尽了“侮蔑”和炎凉，遭到和忍受了种种难堪、屈辱、自卑和压抑。如果说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他幼嫩的心灵曾为家庭的不幸而感到悲伤，那么，被称为“乞食者”的轻蔑和长辈亲朋的倾轧以及乡邻的流言，还有那药房与当铺间的连年奔走，则使他过早地尝遍了还不能完全理解的人生酸苦。这一切，他在其后的《呐喊?自序》等作品中曾有过些反映。鲁迅对人生的印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而目。”（鲁迅全集第一卷）显而易见，鲁迅对这段早期生活的经验、记忆是极为深刻的，他以后多次由此而提及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期生活。

但是，对鲁迅少年心灵的影响又何止是这种世态的炎凉。弥漫在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周围的封建传统意识氛围，几乎在他童蒙末开之时，就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巨网，企图把他永远地禁锢并扼杀在其中。鲁迅是怀着一种受到伤害的心情走向人生、社会的。在对人世的感慨和洞观的背后，不知隐藏了他多少滞重的记忆。

如果说上述经历使得鲁迅对旧的社会与旧的人生方式感到彻底绝望与憎恶并最终决定他成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的话，那么他的大姑母的惨死、小姑母的早逝以及他的继祖母与母亲等人的不幸命运，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隐痛与沧桑之感，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进入了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索。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极其重视群体价值和血缘关系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个亲人的不幸与离世都会给其他亲人带来极深的刺激与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感触直至探索。

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发现了鲁迅在中西、新旧两种文化观念冲突下内心的矛盾与无奈。特别是在他童年经验的另一部分，当他看清了聚族而居的周氏家庭那种纠缠、复杂的关系、那种令人伤怀的“窝里斗”与不安宁之后，除了与之“决绝”、“逃到异地”之外，实无更好的选择。但逃避毕竟不等于解决，当鲁迅数年后在创作中重新面对它们的时候，也就不能不感到“无法排遣的悲哀”与无法解决的“懊恼”、“无聊”。正是这种童年经验影响了他创作中那种以一贯之的情绪潜流。他虽然对旧的社会、旧的人生在理智上充满了憎恶与绝望，但他在情感深处，在潜意识中却不能甚至不愿像别人那样慷慨激昂甚至兴高采烈地埋葬它，因为那社会、那人生里毕竟有着他的一份血和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竭力张扬个性的鲁迅身上不仅仅看到他的敏感与决绝，同时也体会到了那种无可奈何的、难以彻底解脱的“寂寞”、“无聊”，乃至“孤独”。所以我们说，鲁迅的“孤独”决不仅仅是“前行者”的孤独，它更是种徘徊于“明暗之间”，对人生无法做出圆满调和与拯救的“影”的忿闷与孤独。正如蒂利希所说的那样:“绝望的痛苦是这样一种痛苦：由于非存在的力量，存在者知道无力肯定自己。”（美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这一点在其创作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童年经验与创作的取材、立意

鲁迅的童年经验不仅仅影响了他的特定的创作心态与作品中的情绪基调，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取材与立意。己经有许多论者明确指出，鲁迅叙事作品中的大部分人物及故事与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很多自己生活的影子，特别是自己少年时期生活的影子。鲁迅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系列的可以称为鲁迅童年回忆录的作品，比如《社戏》、《故乡》、《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寄予了很多很多美好的理想和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

童年对许多人来说，是快乐美好的，是一段难忘的体验。在成人后回忆往事时，对当时的人和事，更是怀着一种浪漫的情感。在《社戏》这篇文章中，鲁迅塑造了一群淳朴可爱的农村孩子的形象，如双喜、阿发、桂生等。《社戏》展现了一幅作者记忆中理想的农村画卷。小说写的是“我”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和小朋友们一起去邻村看社戏的情景，处处洋溢着夏天的温馨，一切让人觉得那么和谐，自然，充满生趣。这些小伙伴聪明活泼、胆大心细、热情友爱。“我”看不成戏，“他们都叹息而且表同情”；开船时“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以防万一；看戏时桂生殷勤地为“我”买豆浆舀水；回家的路上阿发以“我们的大得多”为由，建议去“偷”自家的豆。这些都是他们纯真童心的突出表现。而《故乡》虽然整体感情基调是沉重悲哀的，反映的是封建统治下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苦，但中间穿插的有一部分鲁迅对少年时可爱伙伴闰土的回忆，也是对美好童年的追忆。童年时期，守瓜田，捕麻雀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像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这些作品是作者描写已经逝去的美丽的童年，赞美劳动人民的质朴、诚实的心灵。这些美好的回忆，对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深眷恋之情。

但人生中悲哀的是美好的东西不能长久。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而快乐的，这如同百草园、三味书屋、安桥头一样美好。这是因为世界还未将黑暗和肮脏的一面展示给他，他还是个在温暖与欢乐中过着士大夫家庭生活的少爷。他不知道这个社会除了衣食无忧，开心快乐，还是一个黑暗的人间地狱。而他，以后的道路就是要拯救在地狱中受苦受难的人们。《故乡》中的闰土长大成人后，在兵、匪、官、绅的重重压榨下，在封建的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个“老实人”，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在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次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重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呵！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

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事情！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对造成这一悲惨图景的社会势力提出了沉重的控诉，同时又期望被迫害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鲁迅称封建社会为吃人社会，说它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什么？儒学和礼教教化的功德，奴隶们浑浑噩噩麻木不仁，吃人的筵席才能持久地排下去。鲁迅痛心疾首于成年闰土们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生所致力的就是给被压迫大众的启蒙工作。鲁迅在描写被压迫人民的不幸时，常常是期望他们奋起抗争，同时还以极大的愤怒来揭露封建阶级、封建思想的残酷统治，显示了作者是从被压迫人民中站起来 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他反映农民问题的深刻性，反封建的彻底性，都是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未曾达到的。

3、童年经验与其小说创作中的深层叙事结构

所谓深层叙事结构，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一种单一的、能够阐明不同的表层结构的意义模式，它实质上是一个作家深层的知觉结构，是作家人生观或世界观的基本结构。它常常规定着我们对于经验的感知与反应、评论与表现。换句话说，任何一位作家创作的深层叙事结构实质上都对应着他个人对经验、人生的独特知觉结构。这种联系着“更为普遍的有关生活、社会和宇宙的概念”的知觉结构，它的雏形与基本支架实际上与个人的早年生活经验(包括青少年时期)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关系。这种宏大与复杂的结构直接影响着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深度与广度，也潜在地制约着一个作家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与深刻。这一点在鲁迅的创作与生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像前面所提到过的那样，鲁迅的小说创作是弥漫着极其浓重的悲剧气息的，这种悲剧气息的发生是与鲁迅童年所经历的无数悲剧事件分不开的。在鲁迅的人格与心理发生与发展的最关键的十多年里，家庭一直是变故迭起，厄运不断，似乎人世间所有的悲剧都集中在鲁迅的而前，让他不能不看，不能不记，纵使多年之后也“不能全忘却”。不仅如此，更使他倍感悲凉的是，在他留学日本期间，从幻灯中看到的中国人的麻木冷漠以及创办《新生》的失败都给他深深的刺激与失望，加重了他的寂寞与悲哀，如臵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正像鲁迅自剖的那样:“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后来也亲历或尝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己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既激昂的意思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由此可以看出，寂寞感、孤独感以至于对人生的无聊感，是鲁迅童年经验以及青少年经验所留给他的最深刻最主要的心态与情绪，这也是他把整个社会与人生看作一个“铁屋子”的必然原因，是鲁迅个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绝望的根本所在，是他把希望寄托于“孩子”与“将来”的深刻缘由。正如他所说，“希望是在于将来”，而在他则是“我之必无”，尽管在别人那里“他之所谓可有”。鲁迅之所以感到即使是创作与回忆也无“意味”但却还是要创作，用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看来，不能不归因于他早年的经验在他心理上所造成的“压抑”过重而不得不将之“升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深刻剖析道:“所谓回忆者，虽然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鲁迅全集》第一卷）“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鲁迅全集》第一卷）总的来说，鲁迅即使在写作《呐喊》与《仿徨》之时，那种对人生的寂寞感、无聊感和痛苦感也是毫无改变的。这种对人生的深刻悲剧感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必然都是悲剧人物，且有着必然的不幸命运与悲剧结局。因为在鲁迅看来，这整个人生与社会就是“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力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鲁迅全集》第一卷）正是基于这种人生观和社会观，鲁迅创作前期的小说作品中写了两类悲剧：一类是父辈的悲剧，也就是“昏睡者”的悲剧，或者叫做“日常几乎无事的悲剧”;另一类就是子辈的悲剧，也就是“较为清醒者”的悲剧，“不幸的少数者”的悲剧，或者说是“孤独者”的悲剧，他们的悲剧更深更痛。正是在前一类悲剧里，鲁迅反映出了“中国大众的灵魂”（《鲁迅全集》第二卷）。在这里，他写了死于科举梦的孔乙己、陈士成，写了在恶梦中沉默的华老栓与闰土和偶尔唱了两声而终至死去的阿Q,更写了在铁屋子中挣扎着而终于窒息的祥林嫂。而在第二类悲剧里，鲁迅则写了在铁屋子中呐喊的狂人与夏瑜，撞了一圈铁屋子而又终于昏死的吕纬甫、魏连殳、子君以及并末放弃希望的涓生等。

很明显，这些悲剧起码在表层结构上是绝不相同的。但细心的读者进步也许会发现，无论是第一类人物还是第二类人物，无论是他们的死亡或者不幸，都很难找到具体的凶手与负责者。除了《阿Q正传》，其他作品中并没有假洋鬼子与赵白眼，悲剧人物周围的具体的人似乎都有罪，但似乎又都没罪(即使按照法律)，正像《狂人日记》里的大哥、陈老五和赵贵翁们一样，他们谁都没有吃过人，但似乎又都吃了人。即如孔乙己，直接毒打他的只有丁举人，但他并不是丁举人最后打死的;祥林嫂也是这样，你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她的死应该由婆婆或鲁四老爷负责。至于魏连殳，他直接的死因是痨病……但他们又的确是间接地死于周围人的精神虐杀里，而且这虐杀大都伴随着一定的物质压迫。实际上，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故乡》、《阿Q正传》、《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示众》、《孤独者》、《伤逝》和《离婚》这十多篇故事后面，我们其实听到的只是同一个故事：群体对个体的嘲冷、侮蔑、挤压与虐杀。这个群体作为对手，又是无形的或是不确定的，这正像一个武林高手陷于八卦大阵一样，周围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对手，但又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你最后的死负完全的责任。他们每个人都在消耗、分散你的体力、精力、心神与武功，但你决说不出你究竟死于谁人之手，你只能无限憾恨地说你是死于“阵”而非死于个人。这个“阵”在鲁迅的小说中就是愚昧麻木而又冷漠无情的“闲人”“看客”、自私狠毒怯弱狡猾的“举人”“老爷”等，或者说就是那本性“吃人”的反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