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政治抱负对其诗歌的影响

第一篇：李白的政治抱负对其诗歌的影响

李白的政治抱负对其诗歌的影响

李白的政治抱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不屈己，不干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浮五湖，戏沧洲。”这是开元15年他在湖北安陆小寿山隐居时所立下的志向，也即他后来常说的“济苍生”、“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李白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了终生。

一、前期——仗剑远游，积极用世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培养与准备期。李白不愿走一般知识分子科举求仕的道路，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遍干诸侯”，得到地方官的赏识，推荐他进入朝廷。天宝13年，25岁的李白经过长期的苦读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次年在江陵见到受三代皇帝旌表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见李白资质不凡，器宇轩昂，又读了他的诗，惊叹不已，称赞李白是“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使李白受到极大鼓舞，写下了《大鹏遇稀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在这篇赋中，诗人的化身——大鹏“一鼓一舞……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摧。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有“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的雄伟气

hú魄，羞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风”为伍的高尚情操，展现了诗人积极向上、昂扬热烈的进取精神。此赋当时就“传于世”

碍的深切感受。由于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依然没有着落，他愤然离开长安，写下了《行路难》三首：“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弹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之三）初入长安的受挫，并未使李白失去信心，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之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这一时期的李白，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长期漫游中结交了各方人士，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深刻体察了世事民情，创作了大量诗歌，名扬海内，为他后来奉诏入京打下了基础。

二、中期——奉诏入京，翰林供奉

这一时期既是他初步施展政治才能的蜜月期，又是对唐王朝黑暗政治失望的分水岭。李白盼望的机会终于来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下诏求才。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接到诏书后，李白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挥毫写下了《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年积郁，一扫而空。应该说，玄宗起初对李白确

niǎn实很重视。朝见那天，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并说“卿本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至于此？”命李白为翰林待诏，替他草拟文诰诏书，还赐给他名马玉鞭。天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李白的政治蜜月期。他常随玄宗去温泉狩猎，当场作赋歌颂“圣朝”的国威，“汉帝长杨苑，夸胡

是有意为之，虽不可尽信，但李白确实有“一醉累月轻王侯”qiáo（《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举动。由于李白经常在长安市上醉酒，给小人提供了口实，小人们趁机攻击他的行为举止与其身份不符（更印证了前面所谓的“非廊庙器”），还会泄露朝廷机密（这一点倒是说到玄宗心里去了），自此对李白更加疏远了。李白在翰林院读书时，读到陈子昂的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愤然写道：“青蝇易相点，biǎn《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

jì怀呈集贤诸学士》），表达了对张之垍之流的极度蔑视。他对朝廷的黑暗表示失望：“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说自己也将“举手指飞鸿”（同上引），离开长安。果然，天宝３年３月，李白愤然上疏，请求还山。玄宗并未慰留，而是顺水推舟，以白“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qǐ（孟棨《本事诗》）——在赐金放还时，居然还把小人的恶意攻击当成一顶大帽子扣在李白头上，说明统治者的昏聩。李白在翰林供奉的一年五个月中，看透了大唐政治的黑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鸡聚族以争

yǎn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对统治者有了清醒的认识。

三、后期——再度漫游，不忘报国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自我实践期。赐金放还的李白，曾一度消沉：“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想要成为一名道士。

备军饷，胡人将士日夜操练的背后，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登上黄金台痛哭，盼望当今能有燕昭王的贤君，能招到乐毅那样能干的将军，来消除国家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写下了《北风行》，在他的笔下，安禄山把持的幽州，比“烛龙”盘踞的“寒门”还要黑暗，不见天日。在他离开幽州南下的路上，写下了《远离别》，向君王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形象地预示了唐王朝大难将临，表现出诗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天宝14年，安禄山果然叛乱。李白时游梁园，正当兵锋，仓促携妻南奔，隐居在庐山屏风叠。他写了许多诗揭露叛军暴行：“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苍生疑落叶，yǎn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人的报

ní国雄心更加强烈：“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值此“大盗割鸿沟”之际，“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远别离》）。因而诗人又感到一种无可奈何：“吾非济代人，lín且归屏风叠。”正在此时，永王李璘奉玄宗诏率水师东巡讨贼，路过浔阳，三次派韦子春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报国心切，不顾宗氏夫人的强烈反对，加入永王幕府，“誓欲清幽燕”、“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了《永王东巡南京歌》十一首，歌颂永王是“贤王”认为在当时“诸侯不救河南地”的情况下，永王能率兵平叛，是很了不起的。他在诗中预祝“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并以东晋谢安自比，表示要“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才是不朽的。话虽如此，上元2年，当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白以61岁高龄毅然出征，准备去讨伐史朝义叛军。他头戴军盔，手执长戟，宝剑的寒光照着严霜，表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可贵精神。可惜半道因病折回金陵。“天夺壮士志，长吁别吴京。”他对失去最后一次报国机会深感遗憾。这年秋，应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的邀请，李白回当涂养病。宝应2年，这位天才诗人长吟了一曲《临终歌》后，与世长辞，享年62岁。在诗中，他仍念念不忘把自己比作大鹏：“大鹏飞兮振

mèi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抒发了自己宏大的志向不能实现的感叹。就在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任用了一批沦落在野的人才，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但诏书下达时，李白已不在人世了。对李白而言，这一政治荣誉来得太晚了。可以说，李白从还山直至逝世，他的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梦已醒，心未死”。他的政治追求至死不渝。

第二篇：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 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历代文人不断追捧。在他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处的风景名胜之地，而这些漫游经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添加了浓抹重彩的一笔，再加上其独特的性格因素以及其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精神，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风，奠定了其“诗仙”地位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漫游生活；独特性；诗歌创作；重大影响

Abstract: LI Bai i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our literature, constantly sought after by the literati.Shujian him wandering life,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land of scenic spots, and these roaming experience for its poetry added, wiping thick heavy color sum, coupled with its unique personality factors as well as its unparalleled of the romantic spirit, and ultimately formed a unique romantic poetry, and laid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of the “poetry” and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The wandering life;Uniqueness;Poetry writing;Significant impact on

在我国古代，文人外出漫游是极其普遍的，但是能把漫游成就化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李白就是其中之一。而李白饱含青春热情以及奇异浪漫色彩的诗歌创作，同他独特的传奇式人生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李白不得不提其诗歌，而研究其诗歌也不得不提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下面本文就从其漫游生涯入手，来剖析其漫游生涯对其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从而更进一步的认识李白。

一、李白漫游背景

李白从25岁走出四川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这些漫游可以分为两个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至天宝二年（公元744年）[1]132，即从离开四川到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大约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的时间。

而这两次次时间长范围广的漫游，都有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漫游是盛唐社会，李白抱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济苍生，安黎元”的积极入世思想，由家乡四川出发漫游。出蜀以后，李白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历襄汉，登庐山，东至金陵、扬州，而后折回江夏一带，又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游会稽„„[2]51-52而当时正处盛世，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挥毫落纸，诗名远播，最终震动朝野，被召入京，达到了其不止游玩，亦要入世的政治目的。第二次是以其被赐金放还为转折的。李白初入京时，踌躇满志，曾在《金陵别儿童入京》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遭受排挤，不被重用（只为翰林）而郁郁不平，开始留露出对当时朝政的失望，最终离开长安，为排解自己心中的悲愤苦闷而再次远游。当时朝政日趋腐败，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又发动边境战争，最终引来“安史之乱”。李白亲历大唐的盛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黑暗，思想逐渐深沉而现实起来，开始书写现实意义较强的诗篇，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曾说：“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抒发了他对黑白颠倒，贤愚不分分黑暗现实的有力抨击。而李白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第二次漫游。

二、漫游生活的独特性

漫游在古代中国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一般的文人都会把漫游来当做陶冶性情、游山玩水或者是消愁解闷的一种方式。他们大多说携友伴侣，组团而行，且不问世事，只管放纵自身，以求得身心的欢愉。而李白和大众文人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独特的漫游原因

首先是李白卓尔不群的性格因素。第一，李白自幼好剑任侠，他曾在诗歌中多次讴诵侠客，也曾多次提到“剑”的意象，如《侠客行》中的赞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且李白对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也追慕已久，渴望自己能如这些侠客纵横之士一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好实现在心中的浩大抱负。这种好侠客的性格，深深影响了其一生，使其对外出漫游有着潜意识的渴望。第二，李白蔑视权贵，追求自由。他曾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受排挤之后，李白对当时朝政极度失望，又看惯了那些权贵的丑恶嘴脸，于是便将心中大志以及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悲愤融于山林，在漫游中体验生活，排解心中愤愤之志。第三，李白的叛逆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到盛唐，儒家所强调的和追求的外在政治秩序及内在道德自律便一直是社会的主要政治框架，当时的世人大都对这种秩序表示服从甚至推崇，而李白不但对此并不认可，更多的却是鄙弃与否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经

常对那些儒生甚至孔子做出不屑或嘲讽的姿态，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是楚壮士，不是鲁诸生”、“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中叛逆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安于一处，而要遍游天下。

其次是其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热爱。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正是李白热爱自然，希望以生花之笔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准确体现，这也是李白漫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另一方面，他有着匡扶大唐的济世抱负，但却一直不能受到重用，而其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便结合自己本身对自然的热爱来寄情于山水，在自然天地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寄托。虽然说李白的漫游有很大部分受其入世失败，抱负受挫，以及自身不屈于黑暗社会，不折腰于权贵的高洁品格影响，但在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里，对自然的热爱也对其漫游做出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是其内在的因素。假使李白不钟情于山水，他大可以或埋首于书海，或躬耕于山林，或隐逸于庙观，以求身静心闲。而其创作中大量的山水描述，无一不把他发自内心对自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对山水的钟情不是其他文人可以相比肩的。

（二）独特的矛盾思想

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行追求。但是他却又怀着功成身退的思想，这就在他的思想人格中埋下了一个可以燎原的矛盾的星火。而在入世大志幻灭之后，他心中这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使其想入世而不得，欲退隐而不舍，只能漫游神州大地，以盼望在排解身心疲惫的同时也能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成就自己的大志。这种矛盾贯穿了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所作所为，在造就了他的理想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其诗歌上的大成。概括的来说，这矛盾就是李白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李白初游安陆时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志曰：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

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

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

[3]304-306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逸人李白”的形象：他亲近自然，喜欢神仙道教，同时又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激情，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后功成身退，飘然归隐，这其实是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在这时，李白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理想的失误之处，而“仕”成则“隐”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唐朝当时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日益腐败的背景下，李白这种安天下的大志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诗人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了其“仕”的失败，也使“隐”的思想开始占处上风，这对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而这中思想也成了李白漫游生活中与众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李白“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漫游时期。李白自幼“诵诗书，观百家”，奠定了其积极入世思想的基础，而他在漫游中的入世手段便是积极的四处干谒。他四处结交权贵，以求引荐，而其诗歌创作中的赠答诗也经常表达这种思想，如“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赠薛校书》）、“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酬崔五郎中》）、“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送杨少府赴选》）、“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赠从第冽》）、“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赠崔侍御》）„„这些诗句无不表达出诗人的入世之欲，渴望能受到提携，从而一展才华。而在李白初游安陆时，留下了最能表现其干谒目的的文章——《与韩荆州书》，书中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

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

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

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4]320

据史料记载，在作这篇文章之前，李白已多次上书和谒见地方长官，又曾入京谋求出路，没有结果。所以文中极称韩朝宗善于识拔人才，希望获得接见和称誉。而在此之前，李白就在安陆娶了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而后就分别给前荆州长史韩朝宗和安州裴长史些过求荐信，但是未能如愿。最终在被道士吴筠跟贺知章发现其文采（并非什么政治才能）后，受到两人的极力推荐，才被召赴长安。由此可见，李白在第一次漫游中是以求官为主要目的的。

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月，李白遭高力士等小人谗害，被赐金放还，至此，他的政治化理想开始破灭，而“隐”的思想也最终在“仕”的思想受挫之后开始强烈起来。从此，李白开始了其以“隐”为主，夹杂着不甘放弃的“仕”的思想的第二次伟大漫游。在他被排挤出京之后，便怀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悲愤到济南郡道教寺院紫极宫正是入教，成为了一名道教弟子。之后开始游历山川，在大好河山中追求自己的自由，以排解心中的悲愤和抑郁之志。之后，他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之至病逝途中，他穷其一生把自己的足迹遍布了神州大地，也把自己“仕”“隐”的矛盾思想留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中。如《送蔡山人》：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舵。燕客期跃马，唐生安敢讥。采珠勿惊龙，大道可暗归。

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

[5]26

3这首诗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开头，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不是自己执意要归隐，而是自己既然无法如愿入世报国，只能去隐退山林。因此，我们可从此中猜出，诗人的“隐”很大部分是他的赌气之言。又如《古风》：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崐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与王子晋，结交青云端。

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5]21

1此诗的最后一句“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也表达了诗人的离开是被逼无奈的，而《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呼应了这种无奈和不甘，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诗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三）漫游的广泛性、长期性和无目的性

李白自25岁只身出蜀，直到其生命终结，几乎不曾停下过其漫游的脚步。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漫游的独特之处。第一，李白漫游之广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进长安前，他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出长安后又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踏遍了神州大地，游历了无数名胜之区，如上庐山，登金陵凤凰台，过洞庭，经终南山等，这些可以从其山水诗中不难发现的。第二，李白漫游时间之长也令人感慨不已：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天宝二年(公元744年)。从离开家乡四川直到被玄宗诏进长安为止，头尾有将近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公元746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即从被排挤离开长安到其病逝，约有十六年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漫游几乎耗尽了李白的一生，这也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第三，李白的漫游路线缺乏目的性：在李白的漫游生活里，有明确目的的漫游只限于出仕朝廷和被贬谪流放夜郎等极少数，大部分只是“以行旅而行旅”。其踪迹飘忽不定，而又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这正是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反叛的具体表现。

（四）只身一人，却交友广泛

在我国古代，一般文人总是选择结友携伴而行，特别是被迫行旅的时候。而李白却是孤身一人漫游了大江南北，虽然其中偶尔有好友相伴，但是那只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并结为好友，然后同游梁宋，其后又邀高适同游齐鲁。而当时的世风也为其只身漫游提供了条件。而李白又性格豪放，推崇先秦燕赵的游侠之士，他中然诺、轻传统，唯意气相投，便肝胆相照。因而在漫游途中广泛的结交了各种朋友，无论是达官贵人、僧道儒商，还是庶民百姓、胡姬歌妓。比如与杜甫的相交，两人洛阳相遇，后同游梁宋、齐鲁，又不断互赠诗歌，最终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云：“怜君如兄弟”，李白也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除了杜甫外，我们还可以在其诗文中看到许多其相交的朋友：《听蜀僧濬弹琴》（蜀僧释濬）、《对酒忆贺监二首》（贺知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孟浩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以及《赠汪伦》中的汪伦„„李白这种广泛的交友，不仅让其开了视野，也丰富了其诗歌的内容，使其留下了丰富的诗篇，这是他漫游生活中的一大收获。

三、漫游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白通过自身长期的漫游，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开阔了自身眼界，丰富了自身的阅历，发展了自身的独特性格，最终形成了

其独树一帜的诗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李白漫游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促进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

在李白的诗歌中，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以豪迈、飘逸、离奇大胆的夸张以及变幻莫测的想象为特点的浪漫主义诗风，而这种诗风的形成是离不开他的漫游生活的影响的。其一，李白自幼熟读诗书，对先秦的燕赵侠士的行侠之风甚为推崇，同时继承了庄子篇什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再加上其自身放荡不羁的性格，这就为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漫游生活更近一步的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当开始漫游之后，旅途中的各种见闻，祖国山水的壮丽绚烂便引发了李白骨子里的浪漫主义之气，并借此书写了大量含有浪漫气息的诗歌，如“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中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再如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迥崖沓嶂凌苍苍„„黄风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中的流畅、自然、逸思横出；又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极度而又贴切的奇异夸张，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中发想无端，奇之又奇的想象，这都是李白在体会过长河大江奇山异水的瑰丽之后才彻底引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其诗文中的具体表现。其二，李白在浪漫主义上对屈原的继承也是在漫游生活中得到实现的：李白同屈原一样，都是在大志难展，倍受排挤之后开始了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然后便寄志于自然，驰骋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语言独特，想象奇特，反抗现实而又追求理想，有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白被排挤出长安之后，一直郁志难书，谁知晚年又惨遭流放，而其在漫游中所闻所见的人事变迁，社会动荡，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同屈原同病相怜，于是他便用自己豪放的风格，叛逆的思想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逐步使其浪漫主义诗风日趋成熟。

（二）开阔了其诗歌题材

李白在漫游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让其感慨万分，这些见闻开阔了他的视野，也给其带来了更多的诗歌题材，这些影响主要风两个方面：第一，在客观上，李白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而李白本身就对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这就无形中促使了其山水诗的大量产生。而李白凭借自身高超的艺术才华，最终在自古以来的山水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山水诗风格。与同时期的孟浩然（气壮、浑成）、王维（厚重、自然）相比，他对山水的描写则更显得雄奇豪放，惊心动魄，如《横江词六首》中“一风三日

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些诗句融汇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让人读起来逸兴四飞，甚至有些脸色骇变，这种气势和人能及？而李白既有大量奇伟壮美的诗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不缺乏清新秀丽，优雅别致的唯美小诗（如《峨眉山月歌》、《秋浦歌十七首》等）。第二，在主观上，李白在漫游中既见识过许多鼎鼎有名之人，也接触过平淡无奇的低阶层人物，既看到过歌舞升平的盛唐时代，也经历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之期，既享受过美酒鲜食的贵族生活，也目睹过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流民之苦。这些经历给其带来了巨大震撼，让其不由自主的对这些见闻书以诗篇来抒发自身的感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 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还，投躯岂全身？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乎！

[6]209

这首诗是针对当时杨国忠发动对云南的战争而创作的，全诗在悲愤的基调上，描述了当时人民苦于徭役，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抒发了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唐王朝不顾黎民生死、穷兵黩武的控诉。而且李白的赠答诗也在其诗歌创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在飘零之时遇到一位农妇对其热情招待，李白对其感激涕零，而又看到农民生活困苦，便作了此诗以示心意。这些例子表明，李白的漫游体验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发展了其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

李白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当时格律严谨的五律诗体上，其中包括对诗体的叛逆和格律的叛逆。自建安以来，我国的诗歌创作形式开始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入唐以后，对偶工整，音律和谐，文笔优美几乎成了诗歌创作的定式，特别是经过“初唐四杰”以及“沈宋”等人的追捧之后，诗歌体式便开始形成以“诗韵律美”为特点的五律体式为主，并完成了五律的定型化，因此诗歌创作以五律为代表的规范化标志便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而李白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拘泥于格律，而是率性而为，以情感宣泄为引导，随意纵横，诗体灵活多变，诗句长短不一，使诗文呈现出汹涌浩大而不可挡之势，这在当时严格的社

会框架下是十分难得的。而且李白在诗体上也不屑于以五律为主的，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了李白对不同诗体的评论：

白才气高逸，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

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排优哉？”

[7]13

5由上可见，李白一反对声律，二主张兴寄。他主张“复古”（即崇尚自然），认为以四言为主体的《诗经》寓兴寄于自然之中，而五言、七言及“声调徘优”破坏了诗歌的自然状态，丧失了应有的“兴寄深微”的特征。

李白对诗歌格律的叛逆是在其外出漫游之后逐渐显示出来的。据《彰明逸事》记载，李白少年之作“大抵皆格律也”，特别是李白在出蜀时所作的《渡远荆门送别》，格律工整，属对精密，是其遵守格律的典型之作。而自从出蜀以后，李白人生阅历日益丰富，心态也日益成熟，性格中的叛逆意识也越来越强。他看不惯世人对传统社会框架的唯唯之态，特别是当其被道士司马承祯称赞“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之后，更是觉得自己与世俗不同，有脱尘之态。而其又主动接受道教文化，对道教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推崇之极，于是他便主张诗歌创作要呈现“自然之美”，要“天然去雕饰”，最终结合其自身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形成了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在诗歌创作上突破以五律为规范的格律，试题形式多样，篇幅长短不一，句式随性而为，感情抒发却能表现的跌宕起伏，淋漓尽致。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名篇，完全打破了初唐以来格律工整的拘束，语言如行云流水，明朗之至。由此看来，李白的漫游生活在丰富其阅历促进其性格成熟的同时，也发展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放荡不羁，对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之，李白书剑飘零了几近一生，足迹踏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在漫游途中他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遍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而正是这些必不可少的漫游经历促成了其大量诗歌的创作。同时，这些漫游生活也使他能够更进一步的体验现实生活，感受社会百态，从而养成了他那豪放不拘的独特性格，极大的丰富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风的现实基础，最终成就了他一代“诗仙”的地位。参考文献：

[1]中国李白研究协会.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5.[2]孙昌武.诗苑仙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4]吴楚材.古文观止[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7]裴斐.李白十论[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第三篇：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文题目： 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院系：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09汉语言文学一班 学生姓名： 邓桃花 学生学号： 50903011031 完成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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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论文：浅谈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论文：浅谈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说到李白的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狂傲不羁、自由洒脱、飘逸浪漫的文学风格。李白诗风狂放不拘、气势奔放，带有极强的浪漫气质和个人主观色彩，擅长抒发个人胸中情怀，时刻流露出不受束缚和约束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诗歌中体现出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倨傲独立的人生品格，可以说都与当时盛唐风行的酒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

酒文化与唐代诗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提到：“我曾经在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多首作了初步的统计，凡说的饮酒的共有二百多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对照，我也对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初步统计，说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前人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也提到过白居易的饮酒诗，他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说明酒文化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李白的饮酒诗，其追求自由独立、任随自然、傲世独立的文格，尤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酒文化在诗歌中豪放恣肆的纵横之态，而李白在诗歌中体现的狂放不拘、自由放任、自命不凡的人生真性情，也不失为酒神精神的最佳诠释。

一、酒以成欢

李白好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从这首《客中作》就可以看出李白对酒的痴迷，当真是到了“成仙”的程度。

酒能催发李白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称号。而且他的诗，都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开阔的胸襟、振奋的精神和奋发的豪情，哪怕如饮酒作乐、吟花弄月的诗，也能给人以豁然大度、气薄云天、胸臆大开之感。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此诗俨然描绘一副宾主相得，畅饮谈心，陶然忘机的美好画卷。酒以成欢，觥筹交错之中，宾主畅谈，可讲三千年之古事，可谈五十年之未来；可言帝王豪杰阳春白雪，可侃市井乡里下里巴人。“长歌吟松风”，李白与友人高歌畅饮，咏赞松风之高洁，不仅可以看出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性情、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豪迈的激情，也充分体现了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奋进的时代精神。

二、酒以忘忧

酒能成欢，也可忘忧。“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举杯消愁历来是中国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李白胸怀天下，志在报效国家，所思所念的都是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他恃才傲物，洒脱不羁，“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敢自诩“天生我材”者，放眼古今，恐唯李太白一人矣。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然而，理想与现实没有达成统一，上层官僚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政治。李白在长安时，对“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翰林供奉的位置越来越感到不满意，他“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在十分苦闷的心情下写了《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高傲的李白举世无知己，只有皓洁的明月和孤单的身影相依为伴，浸透着他内心深深的孤独感。他借酒忘忧，在酒的世界里，李白可以尽情地游乐欢快，豪迈奔放，不受任何束缚，不向任何势力低头。

三、酒以问道

李白的精神思想虽然受到了道家、儒家和纵横家等诸多流派的影响，但贯穿李白一生的，还是道家思想。而中国酒文化中体现的道家哲学，也十分契合李白个性中自由放达的人生个性。在酒文化的“道”学层面上，酒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内化到诗歌中，体现了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与宇宙、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的《江上吟》就描绘了一个被理想化了的“酒中仙境”，李白借酒之兴，达到了道家的“坐化”和“忘机”的境界，但却并不“忘言”，他“兴酣笔落”而“诗成”，飘逸奇异的想象中忘却了俗世纷扰，表达了与庄子同趣的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之情。

四、酒以傲骨

唐人的酒胆在中国酒文化的浩瀚大河中可谓一枝独秀。平时诺诺不能言，醉后侃侃帝王殿。对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李白来说，他凭着股酒中真气，“平视王侯，笑傲群伦”，杜甫就曾《饮中八仙歌》中

坦言：“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豪迈之气概，难怪苏东坡也说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道破李白的胸襟气度。

在李白仕途失意之后，他企图以纵酒狂欢来消释内心的苦闷。虽然表现了浮生若梦，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李白的沉溺醉乡并非真的沮丧颓唐，而是在饮酒狂歌中，展现了不趋炎附势、藐视权贵的文人风骨。“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李白酒后，将其满腹真言和盘托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是因为所见皆俗物，不堪入目：权奸当道，能才委屈，宫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王公大臣只顾追求享乐，不理正事，不顾黎民。李白鄙薄这不公平的黑暗的现实，又深憾自己一身才华却无法报效家国，唯酒后吐真言，道出诗人一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凛然傲骨。

酒能催诗，诗也能兴酒。因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都乐于书写“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的名号也就成了酒的雅号。酒通过诗歌，也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美学称谓，也不可谓不是一桩妙事。西方文学中，总是将自由、艺术与美结合在一起，相提并论，中国的酒文化中体现的自由与美也是这样在李白的诗歌艺术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酒、诗与李白的个体合为一体，观李白的酒态可以看出他的诗情，读李白的诗歌可以想见其人格。”对酒的迷恋，使这位“天上谪仙人”超然于尘世之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

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一诗道出了一个诗者和饮者对人生的感悟。

如果没有酒为媒，兴许历史上就出不了李白“诗仙”的美名，更遑论“酒仙”；而没有李白的酒诗，中国的酒文化和诗歌艺术无疑也会失色不少。酒文化成就了李白的优秀诗作，而李白的诗歌，也将唐代甚至中国的酒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五篇：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 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 李白 诗歌 风格 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

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 “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

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一往情深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如：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文学的抒情性日益得到加强。

杜甫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李十二白二十韵》）。李诗之所以撼人心魄，动神荡情，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歌中强烈的抒情性。他的诗歌有着最充沛、最饱满、最深厚的情感。读他的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喜怒哀乐、长吁短叹无不可见可感。他狂放起来就“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消沉起来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苦闷起来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无论爱情、友情、亲情，还是爱国之情，李白皆有可叙，皆写得情真意切，在歌咏情性这一点上确实深得魏晋风度之精髓。

三、光洁虚灵

魏晋时期，玄风大炽，文人学士企慕隐逸，寄情山水。他们不仅发现了山水美，而且以玄学的眼光看待山水。他们不只把山水当作一种客观欣赏对象，而且把自己与山水同样地当成了自然的表现。他们“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他们的审美观对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陶渊明的诗：“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巳酉岁九月九日》）。

都写得空阔湛明，体现了诗人高旷清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