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李白对松江文学的影响
浅析李白对松江文学的影响
内容摘要:中朝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汉文化对朝鲜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松江文学为例,深入分析李白对其影响。
关键词:李白 松江文学 影响 诗词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且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朝鲜高丽王朝曾一度将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在文学创作上也不断模仿借鉴中国,并不断创新。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及其作品都对朝鲜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李白的诗歌对朝鲜诗歌影响最为明显。李白诗歌对朝鲜影响最大的是16世纪的朝鲜时代,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带有明显的李白诗歌特点,其中以孤山、芦溪、松江三位诗人的作品最为显著,无论是在创作体裁、主题、题材,还是在艺术风格方面,松江文学都具有浓厚的李白文化气息。
一、松江和李白及其文学作品简介
1.松江及其诗歌作品
松江,姓郑,名澈,松江是其号,是生活在朝鲜中宗到宣朝年间的著名诗人。松江出生于名门贵府,喜欢钻研学问。明宗16年,郑澈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第一名好成绩,并在次年考中状元。郑澈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才能步入仕途,但一生历经坎坷。他任职于宪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虽担任要职,但却由于为官清廉、性格刚毅,屡屡为坏人所陷害,多次辞职归隐,甚至被流放。在朝鲜东人党和西人党相互政权过程中,因党派纷争而遭遇祸患。松江在其五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入仕为官的经历,有发配边疆的经历,也有归隐田园的经历,但他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刚直的性格,倜傥豪放的本性,唐朝著名乐师李龟年曾把松江视为“神仙中人”。总体而言,松江一方面作为一名政治家奋斗在官场,另一方面也展现出他诗歌创作天赋。
松江在朝鲜歌辞创作中最具代表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数百首汉诗、一百多首诗调,在其歌辞集中有七十九首诗调和四首歌辞作品。在其作品内容方面,包含忠诚、爱民、醉饮、讽喻和离别等情感,而且也包含了一些自然景色描写。
2.李白及其诗歌作品
作为唐代著名诗人之一,李白被历代文人称为是“诗仙”,号青莲居士,字太白。受儒家文化影响,李白一直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受道家思想影响,他又希望自己能够过着求仙学道的归隐生活。在这种矛盾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李白自己“功成名就,身退田园”的愿望。李白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因为自己的风流文采而名闻天下,后因为其耿直性格而不能被权贵所容忍,弃官而去后漂游天下。安史之乱第二年,李白参加永王李?U幕府。后因永王李?U与唐肃宗争夺帝位失败而受到牵连,被流放夜郎国,后中途遇赦。自从以后,李白淡泊功名,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对朝政进行无情批判,从而推动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李白的诗歌作品主要是以抒情为主,他从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从神话民歌中提取素材,从而构成其文学作品特有的瑰丽绚烂色彩。李白现存九百九十多首诗歌,提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而且音律和谐多变,语言流转自然。其代表作主要有《梁父吟》《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子夜吴歌》《长干行》《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李白诗歌作品艺术手法具有结构纵横跳跃、句式长短错落、想象神奇丰富等,从而形成期雄奇飘逸的诗风。
二、李白对松江文学的影响分析
李白诗歌对松江文学的意境和意象影响十分深刻,当时朝鲜著名小说家金满重在其《西浦漫?P》中提到,“在韩国,只有松江的《关东别曲》《思美人曲》《续美人曲》才能被称之为好文章。”基于以上意义来看,以松江的歌辞为中心,可以发现李白对松江文学影响之深。
1.李白对松江《关东别曲》的影响
松江在担任江原道观察使的时候,曾经游览了关东八景并对其进行描述,写下了《关东别曲》著名诗词。在《关东别曲》中,松江使用直叙艺术表现手法,大胆创造意境,内容豪放,与李白诗歌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松江诗中有“谪仙诗评如到此,庐山未必专其高。诗仙何处余咳唾,天地奇谈何壮哉。”的诗句,当他面对关东景色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李白,进而把自己想象成李白。“百川洞里万瀑洞,俯瞰飞云千叠层。银虹之脚玉龙尾,喷薄声传千里外。入耳初讶声雷迅,举目还疑飞雪洒。”在这首诗中,对关东景色意境描述十分全面,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十分相似。特别是把飞流直下的瀑布联想成彩虹这一点,都运用数字进行十分夸张的艺术表现,“入耳初讶声雷迅,举目还疑飞雪洒。”的远近表现手法与“初惊河汉落,仰观势转雄。”基本一致,而且把瀑布想象成飞流而下的银河水,正是借鉴了李白《望庐山瀑布》中的意境。
2.李白对松江《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的影响
与《关东别曲》相比,《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松江使用了忧时恋主之词,展现了独特的哀怨、孤独的女性色彩。首先,《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在整体结构上,通过春夏秋冬这四怨的构造,表达了妻子想念远征的丈夫心情,这与李白的《子夜吴歌》中的一二三四格式完全相同,而且李白在他的《子夜吴歌》中,也使用了春夏秋冬格式的闺怨,而且在意境方面也基本相同。松江诗中的“心中愁叠叠,鸣咽双泪下”,与李白《陈情赠友人》中的“心忧心苦醉,积恨泪如雨”,都表达了作者抑制不住的哀怨和孤独情怀。
3.李白对松江《星江别曲》的影响
松江在创作《星江别曲》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写作风格发生很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在他离开官场、归隐田园的时候,就借用春夏秋冬格式体例来抒发其游览星山栖霞堂和息影亭的感受,表达了他追求超越尘俗得道的闲适心情。他在“何来过客留星山,凄霞息影问主人。人生世间好事多,奚取江山独隐身”,犹如一位仙人远离尘嚣,在山清水秀的诗意环境中一个人单独生活,这与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也对松江文学中的那种远离尘嚣、享受孤独、热爱自然的《星山别曲》产生影响。
4.李白对松江文学中的意象比较
纵观松江文学与李白诗歌,“谪仙”松江与“诗仙”李白在诗语中大量使用“仙语”。第一,仙语类。在李白的诗歌中,大量使用了王真、真仙人、天仙人、鹤上仙、谪仙人、老仙、雪仙、仙者、仙路、仙翁、仙才、仙乐、仙真、仙人、仙城、仙子、仙郎、仙游、神仙、爱仙、月下仙、古之仙、紫霞仙、天真等仙语。而在松江文学意境中,也模仿李白,大量使用这样的仙语,李谪仙、仙游、诗仙、醉仙、仙人、仙山、仙翁、真仙等类似词语频繁出现。通过这样词句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松江与李白一样,在看物景的时候,把自己置于仙人的视角。第二,玉类词语。在李白诗歌和松江文学中,“玉”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其出现频率大约105次,即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每五首作品就会出现一次“玉”。玉阶、玉笛、抱玉、玉箫、玉鞍、玉楼、碧玉、玉童、玉杯、玉面、玉仙、玉盘、玉浆、玉树、赤玉、玉帐、玉手、玉剑、玉笙、玉笔、青玉、绿玉、白玉壶、金玉、玉京、玉案、玉碗、玉真、玉液、玉露、玉杖、白玉盘、玉具剑、玉樽、玉燕叙、白玉龙、玉马鞭、绿玉树、白玉童、玉叠、玉毫、白玉鞍、玉齿、白玉京、碧玉蹄、青玉案、紫玉笛、玉门关、玉床、玉棺、绿玉杖、玉匣。例如在松江的《关东别曲》中,玉笛、白玉、玉阶、玉笛,在《思美人曲》中使用了白玉杯等,而这些都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大量使用。李白在《流夜郎赠辛判官》中“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别内赴征》中的“白玉高楼看不见”、《拟古》中的“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京”都与之意象相同。第三,色彩语“白”字的使用。李白在其诗歌中,大量使用了白首、白驹、白鹭、白鹊、白鸷、白兔、白鹿、白鹅、白鸦、白??、白雁、白龟、白虎、白龙、白马、白霞、白波、白浪、白云、白雪、白露、白羽、白鸥、白玉、白玉高楼、白玉盘、白齿、白衣、白玉鞍、白玉童、白发、白骨、白沙、白杨、白?O、白玉京、白眉、白酒、白玉壶。同样,松江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大量使用“白”表现其清廉和纯洁灵魂的品德,例如在《关东别曲》中就使用了“白玉、白雪、白莲花、白玉楼”等,在《思美人曲》中使用了“白玉、白雪、白玉京”等,在《星山别曲》中使用了“白鹤、白沙”等,在《将进酒辞》中使用了“白鹤、白玉、白杨”等。第四,关于酒的词语。李白一生始终与酒分不开,有着密切关系,在其诗词中直接运用酒字。春酒、酒泉、绿酒、葡萄酒、杯中酒、一壶酒、兰陵美酒、爱酒、清酒、白酒、玉浆、琼浆金陵酒、汉酒、诗酒、酒杯、酒楼、壶浆、鲁酒、新醴酒、一杯酒、芳酒、醴、酒肆、美酒、酒樽。而天性喜酒的松江,也在其诗词中,酒杯、醉、盏、乡饮酒。
参考文献
[1][韩]金圆卿.韩国时调文学与汉诗关系研究.东岳语文论集第三辑[M],1988.[2]高承柱.李白文学对松江文学的影响[C].国与国文学论集第二辑,1975.[3]金昌珍.郑澈李白比较研究[C].延边大学,2005.[本成果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师范学院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李白对后代作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项目编号:LB-13-13)资助]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第二篇: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文题目: 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院系: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09汉语言文学一班 学生姓名: 邓桃花 学生学号: 50903011031 完成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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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 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历代文人不断追捧。在他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处的风景名胜之地,而这些漫游经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添加了浓抹重彩的一笔,再加上其独特的性格因素以及其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精神,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风,奠定了其“诗仙”地位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漫游生活;独特性;诗歌创作;重大影响
Abstract: LI Bai i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our literature, constantly sought after by the literati.Shujian him wandering life,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land of scenic spots, and these roaming experience for its poetry added, wiping thick heavy color sum, coupled with its unique personality factors as well as its unparalleled of the romantic spirit, and ultimately formed a unique romantic poetry, and laid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of the “poetry” and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The wandering life;Uniqueness;Poetry writing;Significant impact on
在我国古代,文人外出漫游是极其普遍的,但是能把漫游成就化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李白就是其中之一。而李白饱含青春热情以及奇异浪漫色彩的诗歌创作,同他独特的传奇式人生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李白不得不提其诗歌,而研究其诗歌也不得不提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下面本文就从其漫游生涯入手,来剖析其漫游生涯对其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从而更进一步的认识李白。
一、李白漫游背景
李白从25岁走出四川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这些漫游可以分为两个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至天宝二年(公元744年)[1]132,即从离开四川到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大约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的时间。
而这两次次时间长范围广的漫游,都有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漫游是盛唐社会,李白抱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济苍生,安黎元”的积极入世思想,由家乡四川出发漫游。出蜀以后,李白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历襄汉,登庐山,东至金陵、扬州,而后折回江夏一带,又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游会稽„„[2]51-52而当时正处盛世,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挥毫落纸,诗名远播,最终震动朝野,被召入京,达到了其不止游玩,亦要入世的政治目的。第二次是以其被赐金放还为转折的。李白初入京时,踌躇满志,曾在《金陵别儿童入京》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遭受排挤,不被重用(只为翰林)而郁郁不平,开始留露出对当时朝政的失望,最终离开长安,为排解自己心中的悲愤苦闷而再次远游。当时朝政日趋腐败,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又发动边境战争,最终引来“安史之乱”。李白亲历大唐的盛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黑暗,思想逐渐深沉而现实起来,开始书写现实意义较强的诗篇,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曾说:“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抒发了他对黑白颠倒,贤愚不分分黑暗现实的有力抨击。而李白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第二次漫游。
二、漫游生活的独特性
漫游在古代中国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一般的文人都会把漫游来当做陶冶性情、游山玩水或者是消愁解闷的一种方式。他们大多说携友伴侣,组团而行,且不问世事,只管放纵自身,以求得身心的欢愉。而李白和大众文人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独特的漫游原因
首先是李白卓尔不群的性格因素。第一,李白自幼好剑任侠,他曾在诗歌中多次讴诵侠客,也曾多次提到“剑”的意象,如《侠客行》中的赞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且李白对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也追慕已久,渴望自己能如这些侠客纵横之士一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好实现在心中的浩大抱负。这种好侠客的性格,深深影响了其一生,使其对外出漫游有着潜意识的渴望。第二,李白蔑视权贵,追求自由。他曾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受排挤之后,李白对当时朝政极度失望,又看惯了那些权贵的丑恶嘴脸,于是便将心中大志以及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悲愤融于山林,在漫游中体验生活,排解心中愤愤之志。第三,李白的叛逆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到盛唐,儒家所强调的和追求的外在政治秩序及内在道德自律便一直是社会的主要政治框架,当时的世人大都对这种秩序表示服从甚至推崇,而李白不但对此并不认可,更多的却是鄙弃与否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经
常对那些儒生甚至孔子做出不屑或嘲讽的姿态,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是楚壮士,不是鲁诸生”、“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中叛逆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安于一处,而要遍游天下。
其次是其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热爱。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正是李白热爱自然,希望以生花之笔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准确体现,这也是李白漫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另一方面,他有着匡扶大唐的济世抱负,但却一直不能受到重用,而其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便结合自己本身对自然的热爱来寄情于山水,在自然天地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寄托。虽然说李白的漫游有很大部分受其入世失败,抱负受挫,以及自身不屈于黑暗社会,不折腰于权贵的高洁品格影响,但在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里,对自然的热爱也对其漫游做出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是其内在的因素。假使李白不钟情于山水,他大可以或埋首于书海,或躬耕于山林,或隐逸于庙观,以求身静心闲。而其创作中大量的山水描述,无一不把他发自内心对自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对山水的钟情不是其他文人可以相比肩的。
(二)独特的矛盾思想
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行追求。但是他却又怀着功成身退的思想,这就在他的思想人格中埋下了一个可以燎原的矛盾的星火。而在入世大志幻灭之后,他心中这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使其想入世而不得,欲退隐而不舍,只能漫游神州大地,以盼望在排解身心疲惫的同时也能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成就自己的大志。这种矛盾贯穿了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所作所为,在造就了他的理想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其诗歌上的大成。概括的来说,这矛盾就是李白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李白初游安陆时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志曰: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
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
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
[3]304-306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逸人李白”的形象:他亲近自然,喜欢神仙道教,同时又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激情,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后功成身退,飘然归隐,这其实是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在这时,李白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理想的失误之处,而“仕”成则“隐”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唐朝当时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日益腐败的背景下,李白这种安天下的大志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诗人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了其“仕”的失败,也使“隐”的思想开始占处上风,这对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而这中思想也成了李白漫游生活中与众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李白“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漫游时期。李白自幼“诵诗书,观百家”,奠定了其积极入世思想的基础,而他在漫游中的入世手段便是积极的四处干谒。他四处结交权贵,以求引荐,而其诗歌创作中的赠答诗也经常表达这种思想,如“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赠薛校书》)、“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酬崔五郎中》)、“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送杨少府赴选》)、“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赠从第冽》)、“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赠崔侍御》)„„这些诗句无不表达出诗人的入世之欲,渴望能受到提携,从而一展才华。而在李白初游安陆时,留下了最能表现其干谒目的的文章——《与韩荆州书》,书中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
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
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
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4]320
据史料记载,在作这篇文章之前,李白已多次上书和谒见地方长官,又曾入京谋求出路,没有结果。所以文中极称韩朝宗善于识拔人才,希望获得接见和称誉。而在此之前,李白就在安陆娶了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而后就分别给前荆州长史韩朝宗和安州裴长史些过求荐信,但是未能如愿。最终在被道士吴筠跟贺知章发现其文采(并非什么政治才能)后,受到两人的极力推荐,才被召赴长安。由此可见,李白在第一次漫游中是以求官为主要目的的。
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月,李白遭高力士等小人谗害,被赐金放还,至此,他的政治化理想开始破灭,而“隐”的思想也最终在“仕”的思想受挫之后开始强烈起来。从此,李白开始了其以“隐”为主,夹杂着不甘放弃的“仕”的思想的第二次伟大漫游。在他被排挤出京之后,便怀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悲愤到济南郡道教寺院紫极宫正是入教,成为了一名道教弟子。之后开始游历山川,在大好河山中追求自己的自由,以排解心中的悲愤和抑郁之志。之后,他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之至病逝途中,他穷其一生把自己的足迹遍布了神州大地,也把自己“仕”“隐”的矛盾思想留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中。如《送蔡山人》: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舵。燕客期跃马,唐生安敢讥。采珠勿惊龙,大道可暗归。
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
[5]26
3这首诗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开头,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不是自己执意要归隐,而是自己既然无法如愿入世报国,只能去隐退山林。因此,我们可从此中猜出,诗人的“隐”很大部分是他的赌气之言。又如《古风》: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崐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与王子晋,结交青云端。
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5]21
1此诗的最后一句“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也表达了诗人的离开是被逼无奈的,而《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呼应了这种无奈和不甘,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诗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三)漫游的广泛性、长期性和无目的性
李白自25岁只身出蜀,直到其生命终结,几乎不曾停下过其漫游的脚步。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漫游的独特之处。第一,李白漫游之广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进长安前,他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出长安后又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踏遍了神州大地,游历了无数名胜之区,如上庐山,登金陵凤凰台,过洞庭,经终南山等,这些可以从其山水诗中不难发现的。第二,李白漫游时间之长也令人感慨不已: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天宝二年(公元744年)。从离开家乡四川直到被玄宗诏进长安为止,头尾有将近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公元746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即从被排挤离开长安到其病逝,约有十六年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漫游几乎耗尽了李白的一生,这也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第三,李白的漫游路线缺乏目的性:在李白的漫游生活里,有明确目的的漫游只限于出仕朝廷和被贬谪流放夜郎等极少数,大部分只是“以行旅而行旅”。其踪迹飘忽不定,而又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这正是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反叛的具体表现。
(四)只身一人,却交友广泛
在我国古代,一般文人总是选择结友携伴而行,特别是被迫行旅的时候。而李白却是孤身一人漫游了大江南北,虽然其中偶尔有好友相伴,但是那只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并结为好友,然后同游梁宋,其后又邀高适同游齐鲁。而当时的世风也为其只身漫游提供了条件。而李白又性格豪放,推崇先秦燕赵的游侠之士,他中然诺、轻传统,唯意气相投,便肝胆相照。因而在漫游途中广泛的结交了各种朋友,无论是达官贵人、僧道儒商,还是庶民百姓、胡姬歌妓。比如与杜甫的相交,两人洛阳相遇,后同游梁宋、齐鲁,又不断互赠诗歌,最终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云:“怜君如兄弟”,李白也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除了杜甫外,我们还可以在其诗文中看到许多其相交的朋友:《听蜀僧濬弹琴》(蜀僧释濬)、《对酒忆贺监二首》(贺知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孟浩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以及《赠汪伦》中的汪伦„„李白这种广泛的交友,不仅让其开了视野,也丰富了其诗歌的内容,使其留下了丰富的诗篇,这是他漫游生活中的一大收获。
三、漫游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白通过自身长期的漫游,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开阔了自身眼界,丰富了自身的阅历,发展了自身的独特性格,最终形成了
其独树一帜的诗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李白漫游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促进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
在李白的诗歌中,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以豪迈、飘逸、离奇大胆的夸张以及变幻莫测的想象为特点的浪漫主义诗风,而这种诗风的形成是离不开他的漫游生活的影响的。其一,李白自幼熟读诗书,对先秦的燕赵侠士的行侠之风甚为推崇,同时继承了庄子篇什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再加上其自身放荡不羁的性格,这就为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漫游生活更近一步的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当开始漫游之后,旅途中的各种见闻,祖国山水的壮丽绚烂便引发了李白骨子里的浪漫主义之气,并借此书写了大量含有浪漫气息的诗歌,如“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中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再如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迥崖沓嶂凌苍苍„„黄风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中的流畅、自然、逸思横出;又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极度而又贴切的奇异夸张,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中发想无端,奇之又奇的想象,这都是李白在体会过长河大江奇山异水的瑰丽之后才彻底引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其诗文中的具体表现。其二,李白在浪漫主义上对屈原的继承也是在漫游生活中得到实现的:李白同屈原一样,都是在大志难展,倍受排挤之后开始了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然后便寄志于自然,驰骋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语言独特,想象奇特,反抗现实而又追求理想,有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白被排挤出长安之后,一直郁志难书,谁知晚年又惨遭流放,而其在漫游中所闻所见的人事变迁,社会动荡,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同屈原同病相怜,于是他便用自己豪放的风格,叛逆的思想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逐步使其浪漫主义诗风日趋成熟。
(二)开阔了其诗歌题材
李白在漫游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让其感慨万分,这些见闻开阔了他的视野,也给其带来了更多的诗歌题材,这些影响主要风两个方面:第一,在客观上,李白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而李白本身就对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这就无形中促使了其山水诗的大量产生。而李白凭借自身高超的艺术才华,最终在自古以来的山水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山水诗风格。与同时期的孟浩然(气壮、浑成)、王维(厚重、自然)相比,他对山水的描写则更显得雄奇豪放,惊心动魄,如《横江词六首》中“一风三日
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些诗句融汇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让人读起来逸兴四飞,甚至有些脸色骇变,这种气势和人能及?而李白既有大量奇伟壮美的诗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不缺乏清新秀丽,优雅别致的唯美小诗(如《峨眉山月歌》、《秋浦歌十七首》等)。第二,在主观上,李白在漫游中既见识过许多鼎鼎有名之人,也接触过平淡无奇的低阶层人物,既看到过歌舞升平的盛唐时代,也经历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之期,既享受过美酒鲜食的贵族生活,也目睹过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流民之苦。这些经历给其带来了巨大震撼,让其不由自主的对这些见闻书以诗篇来抒发自身的感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 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还,投躯岂全身?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乎!
[6]209
这首诗是针对当时杨国忠发动对云南的战争而创作的,全诗在悲愤的基调上,描述了当时人民苦于徭役,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抒发了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唐王朝不顾黎民生死、穷兵黩武的控诉。而且李白的赠答诗也在其诗歌创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在飘零之时遇到一位农妇对其热情招待,李白对其感激涕零,而又看到农民生活困苦,便作了此诗以示心意。这些例子表明,李白的漫游体验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发展了其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
李白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当时格律严谨的五律诗体上,其中包括对诗体的叛逆和格律的叛逆。自建安以来,我国的诗歌创作形式开始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入唐以后,对偶工整,音律和谐,文笔优美几乎成了诗歌创作的定式,特别是经过“初唐四杰”以及“沈宋”等人的追捧之后,诗歌体式便开始形成以“诗韵律美”为特点的五律体式为主,并完成了五律的定型化,因此诗歌创作以五律为代表的规范化标志便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而李白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拘泥于格律,而是率性而为,以情感宣泄为引导,随意纵横,诗体灵活多变,诗句长短不一,使诗文呈现出汹涌浩大而不可挡之势,这在当时严格的社
会框架下是十分难得的。而且李白在诗体上也不屑于以五律为主的,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了李白对不同诗体的评论:
白才气高逸,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
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排优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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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上可见,李白一反对声律,二主张兴寄。他主张“复古”(即崇尚自然),认为以四言为主体的《诗经》寓兴寄于自然之中,而五言、七言及“声调徘优”破坏了诗歌的自然状态,丧失了应有的“兴寄深微”的特征。
李白对诗歌格律的叛逆是在其外出漫游之后逐渐显示出来的。据《彰明逸事》记载,李白少年之作“大抵皆格律也”,特别是李白在出蜀时所作的《渡远荆门送别》,格律工整,属对精密,是其遵守格律的典型之作。而自从出蜀以后,李白人生阅历日益丰富,心态也日益成熟,性格中的叛逆意识也越来越强。他看不惯世人对传统社会框架的唯唯之态,特别是当其被道士司马承祯称赞“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之后,更是觉得自己与世俗不同,有脱尘之态。而其又主动接受道教文化,对道教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推崇之极,于是他便主张诗歌创作要呈现“自然之美”,要“天然去雕饰”,最终结合其自身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形成了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在诗歌创作上突破以五律为规范的格律,试题形式多样,篇幅长短不一,句式随性而为,感情抒发却能表现的跌宕起伏,淋漓尽致。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名篇,完全打破了初唐以来格律工整的拘束,语言如行云流水,明朗之至。由此看来,李白的漫游生活在丰富其阅历促进其性格成熟的同时,也发展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放荡不羁,对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之,李白书剑飘零了几近一生,足迹踏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在漫游途中他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遍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而正是这些必不可少的漫游经历促成了其大量诗歌的创作。同时,这些漫游生活也使他能够更进一步的体验现实生活,感受社会百态,从而养成了他那豪放不拘的独特性格,极大的丰富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风的现实基础,最终成就了他一代“诗仙”的地位。参考文献:
[1]中国李白研究协会.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5.[2]孙昌武.诗苑仙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4]吴楚材.古文观止[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7]裴斐.李白十论[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第四篇: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论文:浅谈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论文:浅谈酒文化对李白诗歌的影响
说到李白的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狂傲不羁、自由洒脱、飘逸浪漫的文学风格。李白诗风狂放不拘、气势奔放,带有极强的浪漫气质和个人主观色彩,擅长抒发个人胸中情怀,时刻流露出不受束缚和约束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诗歌中体现出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倨傲独立的人生品格,可以说都与当时盛唐风行的酒文化影响是分不开的。
酒文化与唐代诗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提到:“我曾经在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多首作了初步的统计,凡说的饮酒的共有二百多首,为百分之二十一强。作为对照,我也对李白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作了初步统计,说到饮酒的有一百七十首,为百分之十六强。”前人方勺在《泊宅编》卷上也提到过白居易的饮酒诗,他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说明酒文化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李白的饮酒诗,其追求自由独立、任随自然、傲世独立的文格,尤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酒文化在诗歌中豪放恣肆的纵横之态,而李白在诗歌中体现的狂放不拘、自由放任、自命不凡的人生真性情,也不失为酒神精神的最佳诠释。
一、酒以成欢
李白好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从这首《客中作》就可以看出李白对酒的痴迷,当真是到了“成仙”的程度。
酒能催发李白的诗兴,从而内化在其诗作里,酒也就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成为李白诗的称号。而且他的诗,都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开阔的胸襟、振奋的精神和奋发的豪情,哪怕如饮酒作乐、吟花弄月的诗,也能给人以豁然大度、气薄云天、胸臆大开之感。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此诗俨然描绘一副宾主相得,畅饮谈心,陶然忘机的美好画卷。酒以成欢,觥筹交错之中,宾主畅谈,可讲三千年之古事,可谈五十年之未来;可言帝王豪杰阳春白雪,可侃市井乡里下里巴人。“长歌吟松风”,李白与友人高歌畅饮,咏赞松风之高洁,不仅可以看出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性情、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豪迈的激情,也充分体现了唐代酒风的唯美主义倾向和乐观奋进的时代精神。
二、酒以忘忧
酒能成欢,也可忘忧。“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举杯消愁历来是中国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李白胸怀天下,志在报效国家,所思所念的都是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他恃才傲物,洒脱不羁,“天生我材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敢自诩“天生我材”者,放眼古今,恐唯李太白一人矣。这种狂傲不羁源自强烈的自信,而这种自信乃是大唐帝国的文化心理,是华夏子孙的民族性格。然而,理想与现实没有达成统一,上层官僚的排挤和打压使得他不得不远离政治。李白在长安时,对“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翰林供奉的位置越来越感到不满意,他“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在十分苦闷的心情下写了《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高傲的李白举世无知己,只有皓洁的明月和孤单的身影相依为伴,浸透着他内心深深的孤独感。他借酒忘忧,在酒的世界里,李白可以尽情地游乐欢快,豪迈奔放,不受任何束缚,不向任何势力低头。
三、酒以问道
李白的精神思想虽然受到了道家、儒家和纵横家等诸多流派的影响,但贯穿李白一生的,还是道家思想。而中国酒文化中体现的道家哲学,也十分契合李白个性中自由放达的人生个性。在酒文化的“道”学层面上,酒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内化到诗歌中,体现了对自由与美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与宇宙、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的《江上吟》就描绘了一个被理想化了的“酒中仙境”,李白借酒之兴,达到了道家的“坐化”和“忘机”的境界,但却并不“忘言”,他“兴酣笔落”而“诗成”,飘逸奇异的想象中忘却了俗世纷扰,表达了与庄子同趣的对绝对自由的向往之情。
四、酒以傲骨
唐人的酒胆在中国酒文化的浩瀚大河中可谓一枝独秀。平时诺诺不能言,醉后侃侃帝王殿。对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的李白来说,他凭着股酒中真气,“平视王侯,笑傲群伦”,杜甫就曾《饮中八仙歌》中
坦言:“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此豪迈之气概,难怪苏东坡也说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可谓一语道破李白的胸襟气度。
在李白仕途失意之后,他企图以纵酒狂欢来消释内心的苦闷。虽然表现了浮生若梦,应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李白的沉溺醉乡并非真的沮丧颓唐,而是在饮酒狂歌中,展现了不趋炎附势、藐视权贵的文人风骨。“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李白酒后,将其满腹真言和盘托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是因为所见皆俗物,不堪入目:权奸当道,能才委屈,宫廷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王公大臣只顾追求享乐,不理正事,不顾黎民。李白鄙薄这不公平的黑暗的现实,又深憾自己一身才华却无法报效家国,唯酒后吐真言,道出诗人一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凛然傲骨。
酒能催诗,诗也能兴酒。因历代酒家的酒幌、酒旗上都乐于书写“太白遗风”四字,这“太白”的名号也就成了酒的雅号。酒通过诗歌,也获得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美学称谓,也不可谓不是一桩妙事。西方文学中,总是将自由、艺术与美结合在一起,相提并论,中国的酒文化中体现的自由与美也是这样在李白的诗歌艺术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酒、诗与李白的个体合为一体,观李白的酒态可以看出他的诗情,读李白的诗歌可以想见其人格。”对酒的迷恋,使这位“天上谪仙人”超然于尘世之外。“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
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一诗道出了一个诗者和饮者对人生的感悟。
如果没有酒为媒,兴许历史上就出不了李白“诗仙”的美名,更遑论“酒仙”;而没有李白的酒诗,中国的酒文化和诗歌艺术无疑也会失色不少。酒文化成就了李白的优秀诗作,而李白的诗歌,也将唐代甚至中国的酒文化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五篇:《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圣经》作为一本巨著,本身就体现了世界古代文化的巨大成就,并向文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驰骋想象的艺术天地。
《圣经》既是一部记录希伯来人历史的史书,同时又是一部内涵深邃的哲学著作。在英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里,它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它已成为英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素材宝库。因此,《圣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圣经》具有大众化的语言特点,风格简洁清新、深刻有力,语言庄重经典,生动热情,节奏鲜明,旋律如诗歌般优美且结构严谨,内涵丰富,极具说服力。
《圣经》体裁众多,既有神话、传说、寓言,又有诗歌、杂文、短篇小说。有书信、演讲,还有布道。表现手法也是丰富多彩,从隐喻、象征、夸张到讽刺、双关等等,不胜枚举。
在整个英美文学发展时,尚不能找到第二部书像它那样对英美文学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看浮在海洋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只是整个冰山的一小部分而已。《圣经》之于英美文学,恰似冰山的基础同其山巅的关系。有时一句话,一行诗,甚至一个词语,后面都有《圣经》传统知识作为支撑,这是因为英美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一、《圣经》是许多英美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
西方及英美作家以《圣经》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的人很多,不胜枚举。如,弥尔顿的《失乐园》,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惠特曼的《草叶集》等。
二、许多英美文学作品直接援引《圣经》中的词句或人名为作品标题或人物名称。
直接援引《圣经》作题目,从而为作品渲染气氛、奠定基词的例子举不胜举。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仔细体会后便会发现,直接援引《圣经》中“押沙龙”作题目,的确有统领全篇的效果,且寓意可谓幽深至甚。此外,威廉·福克纳的另外一部巨作《去吧,摩西》书名也取自《圣经·旧约全书》,也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三、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许多作品情节和人物性格都融汇着《圣经》故事的寓意
许多英美文学作家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或人物性格里,使这些故事发挥有力陪衬和烘托作用。不了解《圣经》故事作品的人在理解这种文学作品时便难免流于表面和肤浅。
以莎士比亚为例,是善用《圣经》典故寓意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圣经》典故俯拾即是,不懂《圣经》的人,读起来会感到吃力。《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等莎士比亚作品的每一出戏都充满着《圣经》典故。
四、英美文学作品创作受《圣经》的观念和精神影响巨大。
《圣经》的观念和精神对英美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如在世界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被无数作家使用的文学原型———“替罪羊”就源自一个宗教典故。
如霍桑的代表作之一,《红字》,其中的人物白兰的最终回归很好地体现了替罪羊原型的主要特征。再如,《圣经》的仁慈、宽恕博爱是莎士比亚戏剧竭力表现的主题,从而构成了莎剧鲜明的个性。众所周知,《圣经》自始至终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
《圣经》如影随形般地融入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