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浅谈李白的漫游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摘 要：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历代文人不断追捧。在他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其足迹遍布全国各处的风景名胜之地，而这些漫游经历也为其诗歌创作添加了浓抹重彩的一笔，再加上其独特的性格因素以及其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精神，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风，奠定了其“诗仙”地位的基础，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漫游生活；独特性；诗歌创作；重大影响

Abstract: LI Bai is one of the great Romantic poet in the history of our literature, constantly sought after by the literati.Shujian him wandering life, its footprint across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land of scenic spots, and these roaming experience for its poetry added, wiping thick heavy color sum, coupled with its unique personality factors as well as its unparalleled of the romantic spirit, and ultimately formed a unique romantic poetry, and laid the basis of the status of the “poetry” and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Key Words：The wandering life;Uniqueness;Poetry writing;Significant impact on

在我国古代，文人外出漫游是极其普遍的，但是能把漫游成就化的也只有寥寥几位，李白就是其中之一。而李白饱含青春热情以及奇异浪漫色彩的诗歌创作，同他独特的传奇式人生经历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研究李白不得不提其诗歌，而研究其诗歌也不得不提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下面本文就从其漫游生涯入手，来剖析其漫游生涯对其诗歌创作的具体影响，从而更进一步的认识李白。

一、李白漫游背景

李白从25岁走出四川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大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这些漫游可以分为两个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至天宝二年（公元744年）[1]132，即从离开四川到被唐玄宗召入长安这大约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的时间。

而这两次次时间长范围广的漫游，都有不同的背景：第一次漫游是盛唐社会，李白抱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济苍生，安黎元”的积极入世思想，由家乡四川出发漫游。出蜀以后，李白沿平羌江南下，到荆门、游洞庭，历襄汉，登庐山，东至金陵、扬州，而后折回江夏一带，又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游会稽„„[2]51-52而当时正处盛世，李白所到之处无不挥毫落纸，诗名远播，最终震动朝野，被召入京，达到了其不止游玩，亦要入世的政治目的。第二次是以其被赐金放还为转折的。李白初入京时，踌躇满志，曾在《金陵别儿童入京》中写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他对自己一直遭受排挤，不被重用（只为翰林）而郁郁不平，开始留露出对当时朝政的失望，最终离开长安，为排解自己心中的悲愤苦闷而再次远游。当时朝政日趋腐败，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又发动边境战争，最终引来“安史之乱”。李白亲历大唐的盛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黑暗，思想逐渐深沉而现实起来，开始书写现实意义较强的诗篇，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曾说：“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抒发了他对黑白颠倒，贤愚不分分黑暗现实的有力抨击。而李白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第二次漫游。

二、漫游生活的独特性

漫游在古代中国来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一般的文人都会把漫游来当做陶冶性情、游山玩水或者是消愁解闷的一种方式。他们大多说携友伴侣，组团而行，且不问世事，只管放纵自身，以求得身心的欢愉。而李白和大众文人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

（一）独特的漫游原因

首先是李白卓尔不群的性格因素。第一，李白自幼好剑任侠，他曾在诗歌中多次讴诵侠客，也曾多次提到“剑”的意象，如《侠客行》中的赞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而且李白对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也追慕已久，渴望自己能如这些侠客纵横之士一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自己的才能，好实现在心中的浩大抱负。这种好侠客的性格，深深影响了其一生，使其对外出漫游有着潜意识的渴望。第二，李白蔑视权贵，追求自由。他曾云：“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受排挤之后，李白对当时朝政极度失望，又看惯了那些权贵的丑恶嘴脸，于是便将心中大志以及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悲愤融于山林，在漫游中体验生活，排解心中愤愤之志。第三，李白的叛逆思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直到盛唐，儒家所强调的和追求的外在政治秩序及内在道德自律便一直是社会的主要政治框架，当时的世人大都对这种秩序表示服从甚至推崇，而李白不但对此并不认可，更多的却是鄙弃与否定，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经

常对那些儒生甚至孔子做出不屑或嘲讽的姿态，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我是楚壮士，不是鲁诸生”、“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这中叛逆性格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安于一处，而要遍游天下。

其次是其发自内心的对自然的热爱。李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云：“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正是李白热爱自然，希望以生花之笔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准确体现，这也是李白漫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李白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感受力，他善于把自己的个性融化到自然景物中去，使他笔下的山水丘壑也无不具有理想化的色彩。他在《日出入行》诗中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又说：“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另一方面，他有着匡扶大唐的济世抱负，但却一直不能受到重用，而其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便结合自己本身对自然的热爱来寄情于山水，在自然天地中寻觅自己的精神寄托。虽然说李白的漫游有很大部分受其入世失败，抱负受挫，以及自身不屈于黑暗社会，不折腰于权贵的高洁品格影响，但在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里，对自然的热爱也对其漫游做出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是其内在的因素。假使李白不钟情于山水，他大可以或埋首于书海，或躬耕于山林，或隐逸于庙观，以求身静心闲。而其创作中大量的山水描述，无一不把他发自内心对自然的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对山水的钟情不是其他文人可以相比肩的。

（二）独特的矛盾思想

李白从青年时期就有了积极入世的思想，并为实现他“济苍生”“安社稷”的伟大抱负而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进行追求。但是他却又怀着功成身退的思想，这就在他的思想人格中埋下了一个可以燎原的矛盾的星火。而在入世大志幻灭之后，他心中这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使其想入世而不得，欲退隐而不舍，只能漫游神州大地，以盼望在排解身心疲惫的同时也能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成就自己的大志。这种矛盾贯穿了其穷尽一生的漫游生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所作所为，在造就了他的理想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其诗歌上的大成。概括的来说，这矛盾就是李白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李白初游安陆时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志曰：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

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

矣。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

[3]304-306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逸人李白”的形象：他亲近自然，喜欢神仙道教，同时又有着极为强烈的入世激情，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希望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然后功成身退，飘然归隐，这其实是李白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在这时，李白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人生理想的失误之处，而“仕”成则“隐”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唐朝当时社会日益黑暗，政治日益腐败的背景下，李白这种安天下的大志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正是诗人政治上的幼稚导致了其“仕”的失败，也使“隐”的思想开始占处上风，这对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而这中思想也成了李白漫游生活中与众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李白“仕”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漫游时期。李白自幼“诵诗书，观百家”，奠定了其积极入世思想的基础，而他在漫游中的入世手段便是积极的四处干谒。他四处结交权贵，以求引荐，而其诗歌创作中的赠答诗也经常表达这种思想，如“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赠薛校书》）、“杖策寻英豪，立谈乃知我”（《酬崔五郎中》）、“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赠范金乡二首》）、“大道安弃物，时来或招寻。尔见山吏部，当应无陆沉”（《送杨少府赴选》）、“他年尔相访，知我在磻溪”（《赠从第冽》）、“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赠崔侍御》）„„这些诗句无不表达出诗人的入世之欲，渴望能受到提携，从而一展才华。而在李白初游安陆时，留下了最能表现其干谒目的的文章——《与韩荆州书》，书中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

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

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即辟荀慈明，既下车，又辟孔文举；山涛作冀州，甄拔三十余

人，或为侍中、尚书，先代所美。而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于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傥急难有用，敢效微躯„„”

[4]320

据史料记载，在作这篇文章之前，李白已多次上书和谒见地方长官，又曾入京谋求出路，没有结果。所以文中极称韩朝宗善于识拔人才，希望获得接见和称誉。而在此之前，李白就在安陆娶了退休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而后就分别给前荆州长史韩朝宗和安州裴长史些过求荐信，但是未能如愿。最终在被道士吴筠跟贺知章发现其文采（并非什么政治才能）后，受到两人的极力推荐，才被召赴长安。由此可见，李白在第一次漫游中是以求官为主要目的的。

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月，李白遭高力士等小人谗害，被赐金放还，至此，他的政治化理想开始破灭，而“隐”的思想也最终在“仕”的思想受挫之后开始强烈起来。从此，李白开始了其以“隐”为主，夹杂着不甘放弃的“仕”的思想的第二次伟大漫游。在他被排挤出京之后，便怀着“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悲愤到济南郡道教寺院紫极宫正是入教，成为了一名道教弟子。之后开始游历山川，在大好河山中追求自己的自由，以排解心中的悲愤和抑郁之志。之后，他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之至病逝途中，他穷其一生把自己的足迹遍布了神州大地，也把自己“仕”“隐”的矛盾思想留在了自己的创作之中。如《送蔡山人》：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一乘无倪舟，八极纵远舵。燕客期跃马，唐生安敢讥。采珠勿惊龙，大道可暗归。

故山有松月，迟尔玩清晖。

[5]26

3这首诗以“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开头，表明了自己归隐的原因：不是自己执意要归隐，而是自己既然无法如愿入世报国，只能去隐退山林。因此，我们可从此中猜出，诗人的“隐”很大部分是他的赌气之言。又如《古风》：

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朝鸣崐丘树，夕饮砥柱湍。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与王子晋，结交青云端。

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5]21

1此诗的最后一句“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也表达了诗人的离开是被逼无奈的，而《行路难》中：“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也呼应了这种无奈和不甘，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诗人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心情。

（三）漫游的广泛性、长期性和无目的性

李白自25岁只身出蜀，直到其生命终结，几乎不曾停下过其漫游的脚步。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漫游的独特之处。第一，李白漫游之广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进长安前，他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出长安后又漫游梁宋，东去吴越，探幽燕，走江南，踏遍了神州大地，游历了无数名胜之区，如上庐山，登金陵凤凰台，过洞庭，经终南山等，这些可以从其山水诗中不难发现的。第二，李白漫游时间之长也令人感慨不已：第一次是在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天宝二年(公元744年)。从离开家乡四川直到被玄宗诏进长安为止，头尾有将近十八年时间。第二次是天宝四年（公元746年）——到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即从被排挤离开长安到其病逝，约有十六年的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出，漫游几乎耗尽了李白的一生，这也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第三，李白的漫游路线缺乏目的性：在李白的漫游生活里，有明确目的的漫游只限于出仕朝廷和被贬谪流放夜郎等极少数，大部分只是“以行旅而行旅”。其踪迹飘忽不定，而又随遇而安，率性而为。这正是其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及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反叛的具体表现。

（四）只身一人，却交友广泛

在我国古代，一般文人总是选择结友携伴而行，特别是被迫行旅的时候。而李白却是孤身一人漫游了大江南北，虽然其中偶尔有好友相伴，但是那只是区域性和阶段性的，如在洛阳与杜甫相遇并结为好友，然后同游梁宋，其后又邀高适同游齐鲁。而当时的世风也为其只身漫游提供了条件。而李白又性格豪放，推崇先秦燕赵的游侠之士，他中然诺、轻传统，唯意气相投，便肝胆相照。因而在漫游途中广泛的结交了各种朋友，无论是达官贵人、僧道儒商，还是庶民百姓、胡姬歌妓。比如与杜甫的相交，两人洛阳相遇，后同游梁宋、齐鲁，又不断互赠诗歌，最终结下了终身不渝的友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云：“怜君如兄弟”，李白也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曰：“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除了杜甫外，我们还可以在其诗文中看到许多其相交的朋友：《听蜀僧濬弹琴》（蜀僧释濬）、《对酒忆贺监二首》（贺知章）、《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孟浩然）、《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王昌龄），以及《赠汪伦》中的汪伦„„李白这种广泛的交友，不仅让其开了视野，也丰富了其诗歌的内容，使其留下了丰富的诗篇，这是他漫游生活中的一大收获。

三、漫游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白通过自身长期的漫游，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开阔了自身眼界，丰富了自身的阅历，发展了自身的独特性格，最终形成了

其独树一帜的诗风。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李白漫游生活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促进了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

在李白的诗歌中，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以豪迈、飘逸、离奇大胆的夸张以及变幻莫测的想象为特点的浪漫主义诗风，而这种诗风的形成是离不开他的漫游生活的影响的。其一，李白自幼熟读诗书，对先秦的燕赵侠士的行侠之风甚为推崇，同时继承了庄子篇什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再加上其自身放荡不羁的性格，这就为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漫游生活更近一步的促进了这种诗风的形成：当开始漫游之后，旅途中的各种见闻，祖国山水的壮丽绚烂便引发了李白骨子里的浪漫主义之气，并借此书写了大量含有浪漫气息的诗歌，如“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渌水动三湘”“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中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豪迈气势；再如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香炉瀑布遥相望，迥崖沓嶂凌苍苍„„黄风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中的流畅、自然、逸思横出；又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极度而又贴切的奇异夸张，以及《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中发想无端，奇之又奇的想象，这都是李白在体会过长河大江奇山异水的瑰丽之后才彻底引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气息在其诗文中的具体表现。其二，李白在浪漫主义上对屈原的继承也是在漫游生活中得到实现的：李白同屈原一样，都是在大志难展，倍受排挤之后开始了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然后便寄志于自然，驰骋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语言独特，想象奇特，反抗现实而又追求理想，有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白被排挤出长安之后，一直郁志难书，谁知晚年又惨遭流放，而其在漫游中所闻所见的人事变迁，社会动荡，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同屈原同病相怜，于是他便用自己豪放的风格，叛逆的思想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逐步使其浪漫主义诗风日趋成熟。

（二）开阔了其诗歌题材

李白在漫游途中的所见所闻无一不让其感慨万分，这些见闻开阔了他的视野，也给其带来了更多的诗歌题材，这些影响主要风两个方面：第一，在客观上，李白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丽，而李白本身就对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这就无形中促使了其山水诗的大量产生。而李白凭借自身高超的艺术才华，最终在自古以来的山水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山水诗风格。与同时期的孟浩然（气壮、浑成）、王维（厚重、自然）相比，他对山水的描写则更显得雄奇豪放，惊心动魄，如《横江词六首》中“一风三日

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这些诗句融汇了诗人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让人读起来逸兴四飞，甚至有些脸色骇变，这种气势和人能及？而李白既有大量奇伟壮美的诗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又不缺乏清新秀丽，优雅别致的唯美小诗（如《峨眉山月歌》、《秋浦歌十七首》等）。第二，在主观上，李白在漫游中既见识过许多鼎鼎有名之人，也接触过平淡无奇的低阶层人物，既看到过歌舞升平的盛唐时代，也经历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之期，既享受过美酒鲜食的贵族生活，也目睹过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流民之苦。这些经历给其带来了巨大震撼，让其不由自主的对这些见闻书以诗篇来抒发自身的感受。如《古风》第三十四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 答言楚征兵； 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还，投躯岂全身？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乎！

[6]209

这首诗是针对当时杨国忠发动对云南的战争而创作的，全诗在悲愤的基调上，描述了当时人民苦于徭役，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抒发了作者对人民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唐王朝不顾黎民生死、穷兵黩武的控诉。而且李白的赠答诗也在其诗歌创作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在飘零之时遇到一位农妇对其热情招待，李白对其感激涕零，而又看到农民生活困苦，便作了此诗以示心意。这些例子表明，李白的漫游体验为其诗歌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发展了其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

李白在诗歌格律上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当时格律严谨的五律诗体上，其中包括对诗体的叛逆和格律的叛逆。自建安以来，我国的诗歌创作形式开始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入唐以后，对偶工整，音律和谐，文笔优美几乎成了诗歌创作的定式，特别是经过“初唐四杰”以及“沈宋”等人的追捧之后，诗歌体式便开始形成以“诗韵律美”为特点的五律体式为主，并完成了五律的定型化，因此诗歌创作以五律为代表的规范化标志便逐渐形成并确定下来。而李白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拘泥于格律，而是率性而为，以情感宣泄为引导，随意纵横，诗体灵活多变，诗句长短不一，使诗文呈现出汹涌浩大而不可挡之势，这在当时严格的社

会框架下是十分难得的。而且李白在诗体上也不屑于以五律为主的，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了李白对不同诗体的评论：

白才气高逸，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

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排优哉？”

[7]13

5由上可见，李白一反对声律，二主张兴寄。他主张“复古”（即崇尚自然），认为以四言为主体的《诗经》寓兴寄于自然之中，而五言、七言及“声调徘优”破坏了诗歌的自然状态，丧失了应有的“兴寄深微”的特征。

李白对诗歌格律的叛逆是在其外出漫游之后逐渐显示出来的。据《彰明逸事》记载，李白少年之作“大抵皆格律也”，特别是李白在出蜀时所作的《渡远荆门送别》，格律工整，属对精密，是其遵守格律的典型之作。而自从出蜀以后，李白人生阅历日益丰富，心态也日益成熟，性格中的叛逆意识也越来越强。他看不惯世人对传统社会框架的唯唯之态，特别是当其被道士司马承祯称赞“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之后，更是觉得自己与世俗不同，有脱尘之态。而其又主动接受道教文化，对道教文化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推崇之极，于是他便主张诗歌创作要呈现“自然之美”，要“天然去雕饰”，最终结合其自身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形成了其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在诗歌创作上突破以五律为规范的格律，试题形式多样，篇幅长短不一，句式随性而为，感情抒发却能表现的跌宕起伏，淋漓尽致。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名篇，完全打破了初唐以来格律工整的拘束，语言如行云流水，明朗之至。由此看来，李白的漫游生活在丰富其阅历促进其性格成熟的同时，也发展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放荡不羁，对其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之，李白书剑飘零了几近一生，足迹踏遍了神州的大江南北，在漫游途中他见证了大唐由盛转衰的过程，遍尝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而正是这些必不可少的漫游经历促成了其大量诗歌的创作。同时，这些漫游生活也使他能够更进一步的体验现实生活，感受社会百态，从而养成了他那豪放不拘的独特性格，极大的丰富了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风的现实基础，最终成就了他一代“诗仙”的地位。参考文献：

[1]中国李白研究协会.中国李白研究2005年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5.[2]孙昌武.诗苑仙踪[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3]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4]吴楚材.古文观止[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周汝昌等.唐诗鉴赏辞典[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6]李白.李太白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7.[7]裴斐.李白十论[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第二篇：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文题目： 浅析政治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院系： 文学与教育系 专业班级： 09汉语言文学一班 学生姓名： 邓桃花 学生学号： 50903011031 完成时间： 201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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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李白的政治抱负对其诗歌的影响

李白的政治抱负对其诗歌的影响

李白的政治抱负最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不屈己，不干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然后浮五湖，戏沧洲。”这是开元15年他在湖北安陆小寿山隐居时所立下的志向，也即他后来常说的“济苍生”、“安社稷”（《赠韦秘书子春》）。李白为实现这一理想奋斗了终生。

一、前期——仗剑远游，积极用世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培养与准备期。李白不愿走一般知识分子科举求仕的道路，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华，“遍干诸侯”，得到地方官的赏识，推荐他进入朝廷。天宝13年，25岁的李白经过长期的苦读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次年在江陵见到受三代皇帝旌表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见李白资质不凡，器宇轩昂，又读了他的诗，惊叹不已，称赞李白是“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使李白受到极大鼓舞，写下了《大鹏遇稀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在这篇赋中，诗人的化身——大鹏“一鼓一舞……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摧。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有“块视三山，杯观五湖”的雄伟气

hú魄，羞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风”为伍的高尚情操，展现了诗人积极向上、昂扬热烈的进取精神。此赋当时就“传于世”

碍的深切感受。由于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依然没有着落，他愤然离开长安，写下了《行路难》三首：“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弹琴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之三）初入长安的受挫，并未使李白失去信心，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之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这一时期的李白，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在长期漫游中结交了各方人士，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深刻体察了世事民情，创作了大量诗歌，名扬海内，为他后来奉诏入京打下了基础。

二、中期——奉诏入京，翰林供奉

这一时期既是他初步施展政治才能的蜜月期，又是对唐王朝黑暗政治失望的分水岭。李白盼望的机会终于来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玄宗下诏求才。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玄宗下诏征召李白入京。接到诏书后，李白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挥毫写下了《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多年积郁，一扫而空。应该说，玄宗起初对李白确

niǎn实很重视。朝见那天，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并说“卿本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至于此？”命李白为翰林待诏，替他草拟文诰诏书，还赐给他名马玉鞭。天宝初年，可以称得上是李白的政治蜜月期。他常随玄宗去温泉狩猎，当场作赋歌颂“圣朝”的国威，“汉帝长杨苑，夸胡

是有意为之，虽不可尽信，但李白确实有“一醉累月轻王侯”qiáo（《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的举动。由于李白经常在长安市上醉酒，给小人提供了口实，小人们趁机攻击他的行为举止与其身份不符（更印证了前面所谓的“非廊庙器”），还会泄露朝廷机密（这一点倒是说到玄宗心里去了），自此对李白更加疏远了。李白在翰林院读书时，读到陈子昂的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宴胡楚真禁所》）愤然写道：“青蝇易相点，biǎn《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

jì怀呈集贤诸学士》），表达了对张之垍之流的极度蔑视。他对朝廷的黑暗表示失望：“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说自己也将“举手指飞鸿”（同上引），离开长安。果然，天宝３年３月，李白愤然上疏，请求还山。玄宗并未慰留，而是顺水推舟，以白“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qǐ（孟棨《本事诗》）——在赐金放还时，居然还把小人的恶意攻击当成一顶大帽子扣在李白头上，说明统治者的昏聩。李白在翰林供奉的一年五个月中，看透了大唐政治的黑暗：“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五）、“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鸯”（《古风五十九首》之三十五）、“鸡聚族以争

yǎn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对统治者有了清醒的认识。

三、后期——再度漫游，不忘报国

这一时期是他政治才能的自我实践期。赐金放还的李白，曾一度消沉：“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想要成为一名道士。

备军饷，胡人将士日夜操练的背后，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他登上黄金台痛哭，盼望当今能有燕昭王的贤君，能招到乐毅那样能干的将军，来消除国家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写下了《北风行》，在他的笔下，安禄山把持的幽州，比“烛龙”盘踞的“寒门”还要黑暗，不见天日。在他离开幽州南下的路上，写下了《远离别》，向君王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形象地预示了唐王朝大难将临，表现出诗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天宝14年，安禄山果然叛乱。李白时游梁园，正当兵锋，仓促携妻南奔，隐居在庐山屏风叠。他写了许多诗揭露叛军暴行：“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苍生疑落叶，yǎn白骨空相吊”（《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人的报

ní国雄心更加强烈：“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值此“大盗割鸿沟”之际，“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远别离》）。因而诗人又感到一种无可奈何：“吾非济代人，lín且归屏风叠。”正在此时，永王李璘奉玄宗诏率水师东巡讨贼，路过浔阳，三次派韦子春上山请李白入幕。李白报国心切，不顾宗氏夫人的强烈反对，加入永王幕府，“誓欲清幽燕”、“不惜微躯捐”（《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了《永王东巡南京歌》十一首，歌颂永王是“贤王”认为在当时“诸侯不救河南地”的情况下，永王能率兵平叛，是很了不起的。他在诗中预祝“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并以东晋谢安自比，表示要“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才是不朽的。话虽如此，上元2年，当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白以61岁高龄毅然出征，准备去讨伐史朝义叛军。他头戴军盔，手执长戟，宝剑的寒光照着严霜，表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可贵精神。可惜半道因病折回金陵。“天夺壮士志，长吁别吴京。”他对失去最后一次报国机会深感遗憾。这年秋，应当涂县令、族叔李阳冰的邀请，李白回当涂养病。宝应2年，这位天才诗人长吟了一曲《临终歌》后，与世长辞，享年62岁。在诗中，他仍念念不忘把自己比作大鹏：“大鹏飞兮振

mèi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抒发了自己宏大的志向不能实现的感叹。就在这一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任用了一批沦落在野的人才，下诏任命李白为左拾遗。但诏书下达时，李白已不在人世了。对李白而言，这一政治荣誉来得太晚了。可以说，李白从还山直至逝世，他的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梦已醒，心未死”。他的政治追求至死不渝。

第四篇：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有关它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介绍的著作颇多，从教材中也了解不少。本书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助于更好地从本质上把握李诗。

（一）继承和发挥比兴言志的诗歌优良传统一说到李白的诗，人们几乎都知道李白善于用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幻境，以景寓情，借物寓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前人评论李白的诗，也有“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连类引义，尤多讽兴”（胡震享《李诗通》）的说法。这其实说的就是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一大特色。

比兴言志，源于《诗经》、《离骚》，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兴言志，就是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各种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比兴言志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诗歌寓褒贬，别善恶的美刺作用，使诗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初唐时期，齐梁“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浮靡文风尚存，陈子昂倡导风雅，扫荡齐梁颓波。李白更以恢复古道为己任，从而开一代诗风。了解了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特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准确地把握李诗的思想内容。李白笔下常常出现高山大川、风花雪月、香草美人、神仙幻境，这些看起来远离社会现实的事物，正是作者丰富的比兴手段，寄托着诗人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追求。他在《大鹏赋》、《临路歌》中以大鹏的形象或表现凌云壮志，或表达理想摧折的不幸。他的《蜀道难》并不是山水诗，而是写报国无路，世路坎坷。《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不是游仙诗，而是写理想破灭的苦痛，远离朝庭的决绝。他的《长相思》并不是一首凄艳动人的爱情诗，而是对君臣遇合的期待，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恋。由此我们可以弄清楚李白《碧荷生幽泉》（《古风》其二十六）、《燕赵有秀色》（《古风》其二十七）等一大批作品中相思倾慕的真正含意。同样他的咏物诗《南轩松》、《松柏本孤直》（《古风》其十二）、《天马歌》不是写物而是写人，《妾薄命》、《怨歌行》等闺怨诗大多是李白的幽怨，《越中览古》、《登金陵凤凰台》等作品吊古实为伤今。李白的这些作品往往是在婉丽的比兴中蕴藏着深刻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一部分诗歌几乎包括了李白的所有重要作品，把握李诗比兴言志的特点，也就基本把握了李白。

（二）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

李白的诗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特别是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开拓了自己诗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诗歌独有的风格。在李白全部九百多首诗歌作品中，乐府诗就占了一百四十多首，他几乎运用过所有的乐府古题。李白从在故乡接触巴蜀民歌，习作《巴女词》起，就开始了学习民歌自拟新作的创作过程。他每到一地，就学习当地民歌，到荆州就写《荆州歌》，到江夏就写《江夏行》，到越中就写《越女词》，到襄阳就写了《襄阳歌》、《大堤曲》。不仅如此，他还向古代民歌学习，从汉魏六朝乐府中吸取养料，从简单模仿到创造性地运用乐府民歌。

李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学习乐府民歌而创新作时往往借古题写时事。如《豫章行》，传统内容为伤别离，叹寿短等，李白《豫章行》却展示了安史之乱带给社会的**，人民的苦痛，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和现实性。南朝乐府《丁都护歌》，虽“其声哀切”，不过是诉相思之苦。李白的《丁都护歌》描写劳动者惊心动魄的苦痛，作者而为之掩泪发千古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即使是沿用传统题材，李白的创作也开拓了古辞的境界，升华了古辞的思想内容，如《乌栖曲》，古辞写男女昼夜欢娱，李白用以写吴宫中淫乐不休的生活，含蓄地揭示了穷奢极欲必然败亡的寓意。《远别离》等题目的传统题材是游子思妇，李白的《远别离》则寓含“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讽意，成为一首政治诗。李白创造性地继承乐府民歌还表现在对古辞的思想内容和体例都有重大改变上。如南朝乐府《子夜歌》和《子夜四时歌》，前者多写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后者为四时行乐之词。李白的《子夜吴歌》把此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写妇女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心声，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最高境界。又如《长干行》为南朝乐府民歌旧题，原为四句，李白则制成长篇歌行，阐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完整爱情故事。再如《长相思》，古辞写游子思妇之情，多以三、五、七言交替。李白的《长相思》在三、五、七言间杂中又插入散文对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最后以两句三言“长相思，摧心肝”作结，犹如长叹，句式的变化与感情的起伏具有一致的节奏，并以之反映渴望君臣遇合，理想实现的主题。

但李白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的最大成就还是在歌行体创作方面。歌行或名歌，或名行，或名歌行。是从古歌谣、古乐府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胡应麟说：“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复杂，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诗薮》）。可见歌行就是古代诗歌中的自由体。唐代逐渐盛行，但并未形成气候。李白首先赋予歌行刚健和自由；以比兴言志的传统，使之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笔法，使之具有宏大的气魄和澎湃的波澜；他以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瑰丽的辞采，使之有了空前丰富的艺术形象；学习六朝乐府和当代民歌，赋予它“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动人的音韵和鲜活的语言；再以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因素来驱动，它就成了极好表现李白狂放个性和无双诗才的最好形式。李白以此形式创作了一系列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他继往开来的辛勤艺术创造，终于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三）多样统一的李诗风格

谈到李白诗歌的风格，一般的说法都是豪放飘逸。但这种说法很难概括李白全部诗歌的风格。就我们所知而言，李白诗中固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样豪迈奔逸的诗歌；也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样幽愤难抑的名篇；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这种超尘脱俗、闲适自得；有《峨眉山月歌》、《巴女词》这种流转自然、朴素清新；有“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的澹荡潇洒；还有“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的沉郁悲苦……所以无论是说豪放飘逸或清新俊逸，都觉尚有不足之处。豪放飘逸作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应该肯定，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李白不同诗歌表现出的不同风格。

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此，唐人任华说李白诗“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杂言寄李白》）。宋人朱熹说：“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朱子语类》）。他们的评价揭示了李白诗中的两大审美范畴：壮美和柔美。凡所抒写怀抱、抒发幽愤、抨击时政、张扬个性的大都属于前者，如大家所熟知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但须注意的是，李白这类作品往往是豪中见悲，在豪逸的言辞下是深沉的悲慨。如（《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类作品常多是歌行体，因而篇幅较大，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丰富想象，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因素。李白的重要作品大多在这一类中。李白诗歌中凡是描写人性美、自然美，如羁旅客愁、人生哲理、相思相恋、水光山色的诗歌多属优美范畴。由于这一类诗歌题材范围广，所以名篇较多，如《静夜思》、《渡荆门送别》、《把酒问月》、《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作品多为律诗、绝句，或乐府民歌的短小篇章。语言大多清新流转，很少使用夸张一类表现手法。

李白的这两类作品交相辉映又互相联系。这种联系在艺术上讲就是前人所说的“奇”，李白的诗歌无论是豪迈奔放的壮美，还是清俊超脱的柔美，都有出人意外的独特艺术魅力，从《蜀道难》的“奇之又奇”到《独坐敬亭山》“想落天外，妙绝古今”，莫不如是。而思想性格决定艺术个性和诗歌风格，太白诗歌之奇又源于“气”，前人之述颇多：“气骨高举”（吴融），“高气盖世”（苏轼），“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王世贞）等等。这个“气”就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努力，同时又念念不忘归隐江湖，李白一生都渴望经世致用，同时又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有了昂扬奋发、豪迈飘逸、旷达超脱；当主观愿望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就有了李白抒发幽愤的豪纵悲壮；当他亲近自然，接触社会，从中获得情趣和愉悦，就产生了一系列清新俊逸、淡远闲适的优美诗篇。了解李白诗歌多样统一的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其非凡的艺术魅力。

第五篇：浅论佛学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本科生毕业论文

浅论佛学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

所在学院： 文 学 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姓 名： 秦 晓 清 学 号： 1220110014 指导教师： 顾 晔 峰

完成日期：

2014 年 5 月 15日

摘 要

任何一种社会思想、宗教文化离开本土传入异国，都会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总免不了被改造。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中国文化也对佛教文化加以改造，继而渗透到中国的诗歌文化中去。禅宗的盛行使文人与禅师的交游成为一时风尚，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使佛学文化与诗歌文化两者间相互交映，彼此融合。唐代的王维就是因为能将诗歌文化与佛教文化极好地融合，由此得来“诗佛”的赞誉。

关键词:

佛教中国化；禅宗；王维

ABSTRACT

Any kind of social ideology, religion and culture from their home countries for incoming foreign, are affected by foreign cultures, the total will inevitably be transformed.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Chinese cultur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while the Chinese culture to transform the Buddhist culture, and then penetrate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to poetry.Zen Zen prevailed so literati and make friends become momentary fashion, such a social phenomenon, so Buddhist culture and poetry reflect inter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ch other, into each other.Wang Wei, Tang Dynasty poetry,because of culture and Buddhist culture can blend excellently, which agained “Poetry Buddha” praise.Key words Chianese Buddhism;Zen;Wangwei

目录

摘要

一、佛学对王维创作思想的影响…………………………………………1

二、佛学对王维创作风格的影响…………………………………………3

三、佛学对王维创作意境的影响…………………………………………6

四、总结…………………………………………………………………8 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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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期的文学与那个时期盛行的社会思想或宗教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对于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艺术乃至于建筑等方面都有着无处不在的影响。比如说古代的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我们有自己的宗教文化与信仰，如道教、玄学、神话。可以说，不带有天帝信仰、祖先祭拜、鬼神观念的先秦文学的研究是残缺的，那么，要研究汉魏之后的中国文学更是要带入当时盛行的佛学。尤其是当佛教鼎盛于隋唐两代时期时，对唐朝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唐朝不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辉煌时期，还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在这两者都盛极一时的时代，必然产生一方的内容反映到另一方中去的现象。所以唐代的大诗人几乎无一不受佛教的影响，唐代的诗僧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要多。王维正是这样一位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的诗人。

一、佛学对王维创作思想的影响

唐诗的种类极为丰富，有边塞战争诗、浪漫主义诗、现实主义诗、山水田园诗等等。虽然风格迥异、种类繁多，但是在每个领域中都有杰出的代表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李白，边塞战争诗的代表是高适和岑参，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杜甫和白居易，山水田园诗的代表则是王维和孟浩然。王维，字摩诘，因自小受母亲影响，熏陶于佛学之下，所以精通佛学。在王维留存下来的三百七十多首诗歌中，大多可以看到鲜明的佛教思想的痕迹，因此被誉为“诗佛”。

唐代诗坛是山水田园诗的大舞台，在众多的山水诗人中，王维是一位十分擅长写山水诗的诗人。因其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而被誉为“天下文宗”[9]。一个人的创作思想总是与当时盛行的宗教相关联的。王维一生深受禅宗的影响，他的许多山水诗都与禅宗高度融合，气氛幽静，画面优美，色彩空灵，神韵灵动。其实早年时候的王维并不是接受的佛教思想，他主要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从小生活在充满着佛学气息的家庭，但那时社会上所倡导的还是儒家思想。因此，从王维青壮年时期所作的一些诗歌中，可以看到儒学思想的积淀，可以感受到他流露出的昂扬向上的进取心以及不可掩饰的政治热情和远大抱负。如在《老将行》、《<少年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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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这次事件是一个转折点，正是从此时开始，王维的归隐之心愈发强烈。现实的种种无奈，使王维步步向着禅宗思想靠拢。既然他无法做到“兼济天下”，那么他只能“独善其身”了。他需要在佛学中寻求心情的宁静淡泊，寻求心灵的解脱。天宝十五载安史乱军陷长安,玄宗入蜀，王维为叛军所获。虽服药佯为喑疾，但仍被送洛阳，署以伪官。接受伪职这件事对于王维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对他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地伤痛。认为自己愧对玄宗，苟活于世，内心饱受摧残与折磨。可是像王维这样一个正直而又软弱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上阵杀敌，也就只能把自己寄托在空山寂林之中，沉醉于佛法的世界中。一年之后唐军收复两京，王维因伪职一事而入狱。虽然后来释放出狱，并且屡有升迁，但是晚年的他已经淡泊名利，退朝之后便去诵禅。由此可见，佛教贯穿了王维的一生，佛教的世界观、佛学义理、写作手法无一不影响着王维的诗歌。接下来就从诗歌创作风格和创作意境来具体分析佛学给王维诗歌带来的转变。

二、佛学对王维创作风格的影响

佛教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汉时期是佛教的传入期，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原土地上掀起的第一个高潮时期。随后，由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民的心理素质等因素，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属于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就这么产生了。中国化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但它毕竟已自成体系。既然佛教是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那为何直至唐朝才进入鼎盛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自上古《诗经》开始涌现那么多诗歌，那为何中国古代诗歌也是在唐朝才达到高峰呢？早在东晋以来，中国古代诗人与诗歌就与佛教有着密切却不深厚的渊源。密切，是从朝代来看，唐以前的朝代文学都多多少少与佛教有着联系。不深厚，是从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来看来看，佛教意识还是附加在叙述之上。佛教对于诗歌的影响还只是限于形迹，其原因就是唐以前的人们还处于接受、消化、理解外来佛教义理的阶段。真正意义上诗与佛教结合的诗歌始见于唐代这个中国佛教成熟的时代，也正是诗与佛教的真正结合使得唐朝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得以大放光彩。

中国诗歌受佛教的影响是极其漫长的，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在魏诗中，与佛教相关联的诗歌是极少的。虽然有一些探讨人生的作品，但大都是与中国上古神仙相联系，如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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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漠”、“长河”这些壮阔的景象时，心境就变得豁然开朗。这个时期王维的诗风就如同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苍劲有力。在第二个创作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变故，思想上的转化，诗风也由苍劲转变为冲淡平和。形成这种诗风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受诗歌描写的内容山水意境的影响，一个是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以《终南别业》为例，这是一首融合了山水与禅意的诗歌。诗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在独自游览的旅途中与大自然亲切交流的情景。首联诗人写自己中年时厌倦尘俗世道，晚年时隐居辋川的情况。颔联诗人写他独自游览大好河山的闲情逸致。“胜事空自知”，一个“空”字，就能感受到诗人此时内心的宁静。禅宗的审美理念认为：人们只有在没有杂念的寂静心态中，也就是在“空”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真正洞察大自然的真谛与美。颈联诗人写他游览时的随意而行、随遇而安、悠然自得的心境。尾联诗人写他的游览行程如行云、似流水，任其自然。从颈联和尾联来看，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诗风上都可以明显看出与前期诗歌创作时的不同。“行到水穷处”之时，一般人不免会哀怨叹气，扫兴而归，折路而回。诗人却不是这般姿态，行至此处虽然水“穷”，但我还可以盘腿坐下抬头看看天空的云。虽看着不一样的风景，但这份悠然自得的心境却是不会变的。这种超然的心境，不仅仅是王维欣赏到的风景所致，与禅宗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禅宗后期分为南北二宗，王维与南宗关系更为密切。南宗的主要思想之一是“任运自然”、“无往”、“无念”。其意思就是，对于一切外境之物，都不生忧喜悲乐之情。王维将南宗这一思想融入诗中，把自己感受的禅境，领悟的禅意，与山水景物矫揉在一起，人们从中既可以欣赏描写对象本身的韵味，又可以由此领悟到诗中蕴藏的佛学哲理。这种创作技巧很好地体现了王维冲淡的诗歌风格。除了借助于外界山水幽静来表现诗人内心的宁静外，还有这样一些与山水无关的诗歌也可以体现诗人的这一心态，如《秋夜独坐》。诗云：“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这首诗是在居住山中时所作，但是没有看到描写山水的字眼，而似乎主要是在说禅宗修行的体会。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独自坐在山中的别墅中，这时或许是青灯黄卷，他正在研读佛经；也或许是焚香静默，他正在修行禅宗。沉思默想中，忽然想到自己斑白的双鬓，不经悲叹人生易老。夜已深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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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诗情中所蕴含的核心是浓厚的佛学意味。以人世间的眼光来看人生，人的一生不过是短短几十年。但是以佛教的眼光来看人生，人不只是有一生一世。佛教中有个词语叫“轮回”。认为人有前生、今世、后世。在佛教的世界观中，空间和时间是没有尽头的。这样一个极其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观已超出了目前现代科学技术所能证实的限度，只存在于人对它的想象之中，并且能让人对它也产生想象。王维便是深受这一世界观的影响。这就使得王维的诗体现出“空”与“寂”的意境。意境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古人认为，诗歌中情与景的交融，读者才能在实景的描写下联想出超出诗中所描写的实景画面，能将诗中诗人看到的情景在脑海中转变为自己所想象的。再者，读者在这种想象的情景之下，又能产生自己对诗歌意境的理解，体会出诗人没有明写的“不尽之意”。中国文学史上以佛禅为内容入诗的佳作并不少见，尤其是像唐朝佛风盛行的朝代，这类的诗作更多。但是王维与其他写佛诗的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十分熟练地将禅机、禅趣蕴含到他的山水诗之中。早年政治仕途上的坎坷遭遇以及幼年时期深受家庭的影响，使得王维越老越信仰佛教，年纪越大越向佛教靠拢。诗人创作时的心境也会影响到这首诗的意境。王维早年的诗歌多是写他为官时期的感受、感想，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与批判。不少诗中都有描写到年少游侠征战沙场，奋勇杀敌的情景，这些描写都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当描写到自己辛苦拼命的来的功勋却被上头将军领走时的无奈，给人一种凄凉之感。因此，当时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王维，对于这些丑陋现象都是有事说事，快人快语，在诗中直接有所揭露，有所批判。相对于王维后期半官半隐这种状态下创作的诗歌而言，其意境显然是比不上后期的诗歌。在后期创作诗歌时，王维从佛学的角度、世界观去审视自然、人生。所以，王维的诗歌总是蒙上了一层佛学色彩，造就了一种物我相容的大美境界，散发着浓郁的空寂意境。

除了佛教的无始无极的世界观对王维诗歌的意境有影响之外，佛教的写作手法对其也有深刻影响。纵览佛教的佛典、佛经，就会发现许多内容都是需要自己领悟的。南宗禅的参禅主旨就是要求“顿悟”、“明心见性”，所求的就是一种理解、悟性。禅宗义理向来都不是明说的，虽然也是用文字写出，但是在手法上都是用的比喻、暗示、象征等。魏晋南北朝是玄学盛行，唐朝时佛教盛行，因此诗人们与僧人广泛交游。禅师们写的诗谒都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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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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