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第一篇：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英国一个首相曾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摇篮旁的那双手。”而摇篮边的那双手的主人正是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伟大的母亲，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母亲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

自古以来，中**亲就有三“育”，即“生育、养育、教育”，所以母亲不仅养育子女长大成人，更能影响子女成为怎样的人。古时四大贤母铸就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封坛退鲊、画荻教子”的佳话更体现出一个母亲在其成长道路上是功不可没的，在塑造子女核心价值观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应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的母亲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母亲的勉励，给钱学森极大的力量支撑。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在常德女子师范和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学担任学监。刚毅、自强的蒋胜眉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918年夏，14岁的丁玲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暑假中，母亲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正当学期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同学们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她从小受母亲的思想影响，带头把发辫剪了。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母亲看见女儿在思想上、功课上都有进步，也非常欣慰。母亲告诉女儿，在“五四”运动中，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也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已经辞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员职位，专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丁玲看见母亲虽已四十多岁，却仍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公而忘私，向往未来，也感到高兴、放心。暑假过后，丁玲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所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也很活跃。母亲始终是信任和支持女儿的，只是这所学校是私立的，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但是母亲考虑女儿的前途，仍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亲自送女儿去长沙。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丁玲的心，始终激励着她奋发向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没念过书，但佛教思想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鲜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贻昌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这也为毛泽东后来为贫苦的广大农民群众而奋斗埋下了种子。

所以说，虽然“母亲”这一群体在革命岁月中被嵌入到男性主导的权利体系中，但当她们从“相夫教子”走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社会的变革已悄然发生了。因为她们的改变意味着新生的革命力量的迸发。

母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远持久的。家有贤母，则家和睦幸福；国有贤母，则国繁荣昌盛。所以，我们在歌颂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伟人时，也要对他们的母亲怀有一份敬畏之心。

第二篇：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机械122 吕涛 2012022218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战后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所及上至国体、政体、经济形态、价值理论，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更多的掠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小农经济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动摇，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关键字：鸦片战争近代经济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试图向西方学习，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一、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也无例外地存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

自然经济产生在于农业生产不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使社会财富增长有限；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自西周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形成了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自然经济的作用是积极性大于消极性。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自然经济由于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既不买又不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是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为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使得其作用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让它变成了一种极端落后、极端保守的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信贷的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制开始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员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农民还需缴纳高额赋税和承担各种徭役，生活极端困苦。

二、洋务运动的兴亡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却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三、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起来的。其肇始于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继之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样，到甲午战争前，一个完备的对中国主权严重侵犯的“条约制度”已经形成。在条约的特权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立即掀起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工业品有着多么顽强的抵抗力。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宜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倾兰开层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中美贸易情况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二百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几十万英镑。

随着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的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的行为，导致国家的科技技术落后与衰败。鸦片战争以后，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团的一味的妥协，使战事节节败退，在国家危难之秋，挪用军费大搞庆典，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民族团结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力量和聪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团结，高举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大旗，谱写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第三篇：论王维心路历程对其诗歌的影响

论王维心路历程对其诗歌的影响

摘要：王维的诗歌创作与其心路历程相应，以开元末、天宝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影响其诗歌创作。前期他自豪自信、乐观进取，创作中关心现实、抨击黑暗，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和人生态度。这时期创作主要是游侠诗和边塞诗。这些诗笔力雄厚，情调激昂，风格豪放，意境雄浑，无论写人还是写景都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后期因政治挫折和妻子去世，生活上半官半隐，思想上崇佛好道，诗歌创作随之出现巨大变化。这一时期他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并创造出诗情与画意、乐感、禅趣高度统一的独特艺术风格。

关键词：心路历程；影响；诗歌风格

王维是盛唐诗人的代表。其诗歌创作于其心路历程相应。王维一生中最大的那次变故，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开元末、天宝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王维的诗歌现存四百多首，基本反映出他的思想性格、生活状况和人生历程，显示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在思想上，他一方面积极进取，入世立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信佛参禅，流露出空静自然的性情。前者使他写出或丹心报国、或仗义游侠、或讽喻现实的豪迈诗章；后者使他在较为闲适的生活中独辟蹊径表现自然，写出一些或空灵秀美、或壮丽多彩的山水诗篇。当然，这两种思想在他的诗中相互联系，是相互影响的。

一、人生经历

王维（701-761）,字摩诘，人称诗佛，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人，出于官/ 11

宦世家，高祖、曾祖、父亲都曾任司马，祖父也做过一个协律郎的小官。其父亲任汾州司马时，全家迁居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王维在蒲州出生。他少年早慧，富有诗才，精通书画音乐，而且积极进取，颇有政治抱负。他十五岁写的《题友人云母障子》可见一斑。

十八、岁时，他和弟弟王缙游历长安、洛阳两地，写出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等作品，很受上流社会的推重，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任太乐丞，掌管官廷乐队，从此走上仕途。不过，他的官运难尽人意，使他后半生不得不过半官半隐的生活。

就在他任太乐丞时，因为让伶人表演黄狮子舞（只供皇帝观赏的舞蹈），被指责为越禁犯上，贬为济州（治所在今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司仓参军，一去就是十来年，竟使今人很难去了解他的这段生活。再回长安，王维已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了。此时的他，父亲早已亡故，爱妻去世不久，母亲一心奉佛。于是他隐居终南，研究佛理，并为母亲经营辋川，有时还去他的离东都不远的嵩山别业小住。

开元二十二年（724）冬，张九龄作中书令，成为唐朝的开明宰相。王维曾去登门拜访，受到张九龄的赏识提他为右拾遗，从八品上。王维跻身朝堂，心中的激动自不必说，诗风也当向上豪放。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李林甫执政，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唐朝政治走入黑暗。王维思想也因此出现很大的转折，心中压抑不畅，便萌发了退隐的念头。不过李林甫虽然排斥异己，王维的官位却渐渐升高。他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巡塞上，写出《使至塞上》等名篇，也曾以侍御史兼殿中身份出知南选，写出《汉江临眺》、《晓行巴峡》等佳作。天宝初年，王维任左补阙，后迁库部郎中，天宝十一载转文部郎中，官至五品。这年李林甫死，杨国忠任宰相。王维诗风又变得清新活泼，写出《敕赐百官樱桃》、《同崔员外秋宵寓直》等诗。天宝十三载，他升为给事中。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六月攻陷长安。王维被俘，被迫原职出任伪官。只是他伪装喑哑，被囚禁在长安菩提寺中，过后又转移到洛阳普施寺。在菩提寺囚禁时，他的好友裴迪去看他，他曾口占凝碧池一诗给裴迪。正是这首诗加上弟弟王缙自愿削官为其赎罪，才使得他在两京收复后免罪降为太子中允。不久升为太子中庶舍人，又拜给事中。其间他曾请求出家，不允。他献出辋川别业作为清源寺，又在终南山开了一片瓜园。乾元二年（760）转为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上元二年七月去世。卒年61岁，葬于清源寺西。/ 11

二、前期时代背景和诗歌创作

盛唐开元时期，由于国力强盛，整个社会意识呈现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与想象，形成了宏大雄壮、慷慨激昂、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盛唐气象，这种奋进的社会意识除了归因于唐帝国繁盛的物质基础外，还在于其深厚而富饶的文化、美学土壤。远溯先秦两汉悠久而优秀的文化积淀，近承魏晋南北朝充实自由的审美心灵滋养。远古文明的积淀，华夏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流，社会心理意识的互汇交融，培育成更为恢宏的盛唐气质。这样，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社会意识以至远古记忆特别是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情绪，必然会渗透在每一位艺术家、诗人的内心。国力的繁荣也促变了盛唐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在深层次上塑造出盛唐诗人豪迈狂放的性格特点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养成了盛唐诗人无所不能、永不言败、不甘人后的精神气概。

作为开元诗坛的领军人物，王维自然会受到整个时代风貌、社会意识的审美心灵启迪，进而形成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心态。并且诗人这时仕途得意使得他自豪自信。这些心态影响到他的诗歌风格，在他的诗中，那种昂扬的精神风貌与壮阔的襟怀抱负在游侠诗和边塞诗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

（一）自豪自信、乐观进取

盛唐的英雄意识、英雄主义，是以节义为本的秦汉侠士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激活和升华。在当时社会心理高度自信的时期，那种任侠行举的自由意志和节义精神被王维转换为狂放豪迈的主体意识和忘身报国的荣辱观念。这种人格理想，又对象化在他的那些游侠边塞诗中。

少年人都有少年人的梦想，盛唐时代的少年都梦想着建功立业，梦想着杀敌报国，而对于二十一岁刚中进士的王维来说，这样的想法也许更加强烈。其《燕支行》曰：“汉家天将才且雄，来时谒帝明光宫。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画戟雕戈百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麒麒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汉兵大呼一当百，虏骑相看哭且愁。教战虽令赴汤火，终知上将先伐谋。” / 11

诗歌一开始就营造了一种宏大的场面，用“完乘亲推”烘托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将军形象。随后八句几乎句句用典，将历史上卫青、霍去病等名将附于此将军一身，尽情地抒写了天朝将军英勇杀敌和誓死捍卫国家的决心：诗人跟随这位将军来到边关，来到战场，带我们领略了这位将军带部下行军、战斗和获胜时的情景。最后，又着重点出将军善于练兵、用兵，智勇双全。这一点正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此这位雄才大略的将军才是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将军，而更多的是王维的梦想。他梦想着像这位将军一样建功立业，杀敌报国。从“万乘亲推双阙下，千官出饯五陵东”句，可以想象作为刚刚进士及第的王维心中多么渴望有一天也能够有这样的待遇。“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 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这四句句句用典，凸显一种狂放和自信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是盛唐精神的重要表现之一。我们还能从王维那描写战斗的场面感受到他那一颗飞往边塞的心，它热情、激昂、蓬勃向上。这种精神正是王维前期少年精神的附丽。

如果说《燕支行》是游侠少年从军戎边和建功立业的一种向往，那么《少年行四首》就真实而形象地描绘了从游侠到将军的转变，这正是王维所希望的。“其一，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杨边。其二，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三，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其四，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这首组诗连起来向我们讲述了一位性格豪爽、风流倜傥的游侠少年是怎样转变为国家栋梁的故事。第一组诗写出那个时代游侠少年的普遍性格，他们性格豪爽、雄姿英发，遇见意气相投之士，则将战马系在高楼旁的柳树上，和来人把酒畅饮，也因此才有“新丰美酒斗十千”的夸张描写。在畅饮酒的时候，少年说到自己的出生和其坚定的报国信念。作为羽林郎的他，也已经跟随大将出征过了，随后一句反问说那少年在经历了边塞艰苦环境的磨练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而这样艰苦的战争更坚定了他“纵死犹闻侠骨香”的决心，就算死也要流芳百世。第三组诗进一步描写了少年在沙场上的英勇神武。他武艺超群、一身是胆、驰骋沙场，最终以辉煌的战绩赢得战争。也许就是这样的铁血男儿，这样的坚定信念，/ 11

使得他终于成长为一位战功显赫的大将军。他胜利凯旋，群臣欢聚一堂，论功行赏，而将军最终得以封侯，佩戴侯印。字里行间充满着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

也许这就是王维少年时期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几度宦海的沉浮，王维迅速的成长起来，他也真正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风光，他的诗出现了新的内容。

开元二十五年，王维任监察御史，这一年他创作了《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诗人通过自己在边塞的所见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壮美的边塞图。同前面的边塞诗相比，去往边塞的真实经历，使王维看到真正的边塞风光，也体会到真正的边塞生活。他从懵懂少年对边塞的憧憬中走了出来，以自己的所见所感充实诗歌。其实，开元二十五年这次的边塞之行王维的心情大概是抑郁的，所以才会有“征蓬”和“汉塞”这样的比喻。但是“大漠”和“孤烟”是水平线和垂直线的相交，“长河”与“落日”是水平线和圆形的相切，这几个极为简单明了的几何图形，给读者呈现了一个辽阔、气象宏伟、意境深远的壮美境界。表现了诗人粗狂情怀与开阔的胸襟。歌颂了祖国的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和声威远震的边功，显示出昂扬向上的勃勃生机更彰显出乐观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

（二）关心现实、抨击黑暗

王维在仕途上一直积极奋发，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为国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朝气蓬勃的少年，王维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功名，他也关心现实关注民生，为百姓而不惜与权贵对立。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这是王维作于二十岁的《息夫人》诗。此诗以春秋楚国息夫人为原型，隐射当时宁王抢占饼师的妻子，拆散别人家庭的恶劣行径。诗中没有用词语来渲染息夫人的悲痛，也没用一个字形容楚王的蛮横霸道，但仅一句“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足以使闻者落泪，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可以想见，在当时王维依然能够一身正气，不怕得罪权贵为百姓说话，这正是他关心现实的一种体现。

作为关心国家大事，心系天下的少年，王维还有一些讽刺权贵当道无功受禄的现象和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的揭露。如《寓言二首》“(一)朱绂谁家子，无乃/ 11

金张孙。骊驹从白马，出入铜龙门。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斗鸡平乐馆，射雉上林园。曲陌车骑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

（二）君家御沟上，垂柳夹朱门。列鼎会中贵，鸣珂朝至尊。生死在八议，穷达由一言。须识苦寒士，莫矜狐白温。”这两首诗通过揭露贵族子弟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批判那些出生显贵，不需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出将如相的权贵子弟。而诗中“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和“须识苦寒士，莫矜狐白温”，则揭露当时政治制度对出生贫寒人们的不公平。

类似的诗歌还有很多，比如《陇头吟》：“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关西老将不胜愁，驻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节旄落尽海西头。”这是王维用乐府旧题写的一首边塞诗，题目一作《边情》。

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何等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不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吗？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又如何呢？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多少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关西老将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呢？诗中虽未明言，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清人方东树推崇这首诗说：“起势翩然，关西句转收，浑脱沈转，有远势，有厚气，此短篇之极则。”（《昭昧詹言》）在十句诗中，作者把长安少年、陇上行/ 11

人、关西老将这三种类型的人物，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怎么知道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怎会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在这些诗歌中表达出诗人希望能有个理想的政治环境，让那些能人志士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而有所作为，不要被不公平的制度所压抑导致终身不得志。王维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向上的，代表了一种进步思想。与当时黑暗的社会制度形成一种对峙。

二、后期生活经历和诗歌创作

如果说王维前期诗歌精神得益于青少年特有的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和那样一个安定、繁荣的时代。那么经历安史之乱和人生低谷之后的王维，还会创作出怎样的诗歌呢。

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这是王维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在其《谢除太子中允》一表中，王维深刻的忏悔自己的罪过。他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又说：“污秽残骸，死灭余气。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侧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这样的检讨，可堪痛心疾首，近乎自虐。

王维在经历这样一场浩劫后，身心受到重创，他以文章为武器，和大乱带来的心灵痛苦展开了对决。开元十五载，长安沦陷，王维在狱中作《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写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又写了《口号又示裴迪》云：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

在王维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仍然忠君爱国，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诗表明自己永不叛国的决心。一句“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表明王/ 11

维渴望平乱安禄山叛党，恢复祖国河山的迫切心情。在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期，这一首诗引来了无数人的痛苦流涕，也成为王维后来获得宽恕的直接原因。后一首诗则表露出了王维归隐的愿望。

后期诗人生活上半官半隐，思想上崇佛好道，诗歌创作随之出现巨大变化。这一时期他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并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最高成就，不仅在唐代诗坛上盛誉空前，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一）生活上半官半隐

政局的变化使王维看到了仕途的艰险，他便萌生出归隐山林、超脱尘俗的念头。在王维为官期间他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这个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地方，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很多房屋。王维在这时和他的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从官场走入林场，王维走了过去失意士大夫常走的道路。山林的清新空寂让这位多才多艺的诗人有了更多新鲜的题材和灵感。隐居终南山是王维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转折点。从此隐逸山林，不问政治，享受山水田园的无忧之乐。是这一时期诗人的主要生活内容。《终南别业》写的正是这一时期那种自得其乐的闲适情趣：中岁颇耗到，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此诗写出诗人淡泊恬静，超然物外的风采。作为晚唐山水诗人的代表此诗也反映出这一时期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作风格。

这首《青溪》写：言入黄花川，每逐青溪水。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请留盘石上，垂钓将已矣。

诗题又名《过青溪水作》，大约是王维初隐蓝田南山时所作。写了一条不甚知名的溪水。全诗描写了青溪的素淡美好。其实，青溪并没有什么奇景，它那素淡的景致，为什么在诗人的眼中、笔下，会具有如此的魅力呢？诚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删稿》）王维也正是从青溪素淡的天然景致中，发现了与他那恬淡的心境、闲逸的情趣高度和谐一致的境界。“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诗人正是有意借青溪来为自己写照，以清川的淡泊来印证自己的素/ 11

愿，心境、物境在这里已融合为一了。最后，诗人暗用了东汉严子陵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也想以隐居青溪来作为自己的归宿了。这固然说明诗人对青溪的喜爱，更反映了他在仕途失意后自甘淡泊的心情。

这首《渭川田家》写到：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夕阳西下、夜幕将临之际，诗人面对一幅恬然自乐的田家晚归图，油然而生羡慕之情。诗的核心是一个“归”字。诗人目睹万物在暮色苍茫下找到各自的归宿。这一切，让诗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和身世，十分感慨。自开元二十五年（737）宰相张九龄被排挤出朝廷之后，王维深感政治上失去依傍，进退两难。在这种心绪下他来到原野，看到人皆有所归，唯独自己尚旁徨中路，怎能不既羡慕又惆怅？所以诗人感慨系之地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其实，农夫们并不闲逸。但诗人觉得和自己担惊受怕的官场生活相比，农夫们安然得多，自在得多，所以有闲逸的感觉。《式微》是《诗经•邶风》中的一篇，诗中反复咏叹：“式微，式微，胡不归？”诗人借以抒发自己急欲归隐田园的心情，不仅在意境上与首句“斜阳照墟落”相照映，而且在内容上也落在“归”字上，使写景与抒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画龙点睛式地揭示了主题。读完这最后一句，才恍然大悟：前面写了那么多的“归”，实际上都是反衬，以人皆有所归，反衬自己独无所归；以人皆归得及时、亲切、惬意，反衬自己归隐太迟以及自己混迹官场的孤单、苦闷。这最后一句是全诗的重心和灵魂。表达出诗人对归隐的喜爱之情。

（二）思想上崇佛好道

王维全家均笃信佛,因此其早年即相信佛教。王维曾绘四十八幅十六罗汉图并师事大照普寂禅师。维平生亦虔诚奉佛,且素服长斋。他对佛学造诣亦深,每为诗文,辄寓佛理禅机于其中,故世有诗佛之誉。曾皈依荷泽神会,从之参禅。归隐后,常与高僧交游,并与裴迪泛舟往来于辋川之间,谈经说道,啸咏终日。我们可以想象王维之信佛是深受庭训的影响 ,他母亲正是北宗禅师普寂的虔诚弟子。王维晚年遭受安史之乱，长安陷落，王维被俘拘禁在菩提寺中。于是意气消沉，一心向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愿意归耕为老农。他只好另外寻觅心灵的归宿，所以他皈依自然，皈依佛教。他的诗《叹白发》写到：我年一何长，鬓发日已白。俯/ 11

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惆怅故山云，徘徊空日夕。何事与时人，东城复南陌。又有诗《山中寄诸弟妹》说：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

因此可以知道王维之所以奉佛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环境的逼迫，在丧乱之中，无可奈何，于是只有投靠佛门，奉佛吃斋；他归隐之后也是焚香打坐诵念佛经。

王维信仰佛教，他的思想更为深邃，而心境也更趋淡泊。内心恬淡，不慕名利。王维在“凝碧诗”之事后，思想转变最大，深深领悟到富贵功名如过眼云烟。隐居蓝天别墅，游山玩水，和好友裴迪以弹琴赋诗为乐。而且不愿意为生活而忙碌，其衣食住行简单朴实。例如：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田家》）

王维在隐居时的许多作品,充满禅机和佛老思想。在对死亡、异己力量的隐忍,退让、调和的背后是对生活深刻的爱惜,他早已“倦于仕途,厌于奉制”,而所以“沉吟未能去”者,多因“世纲婴我故 ,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徊欲奋飞 ,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人厌恶仕途之“人情翻似波澜”(《酌酒与裴迪》),又慨叹“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似是别无选择。然而,这不过是王维精神灵魂的逋逃薮,这里的“自在”“自由”属于诗,精神、灵魂对“世累”、“时累”的摆脱。但是，即使是皈依佛门，诗人的思想也并非浮躁和死寂，体现在山水田园诗中，表现为一种幽远、恬淡、宁静的佛理禅趣，与现实生活的黑暗相对立，并非心灵空虚幻灭的反映。王维深知“亦忙亦闲”的真正滋味,他寄情于山水田园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熔冶锻打, 创造了量多特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王维大多数山水田园诗歌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实则表露出诗人摆脱世俗烦恼后另一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引导诗人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生。

综上所述，王维的人生经历是丰富多彩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决定了其诗歌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前后期诗歌风格的变化，源于其不同的心路历程。而心路历程的形成和变化则是由当时时代经历所导致的。/ 11

注释：

1、陈敏昭，《王维,<使至塞上>欣赏》，三门峡上阳书院，2009.11.25

2、刘德重，《唐诗鉴赏辞典》，秋水诗韵吧，2007.11.25

3、朱竞，《王维诗歌与少年精神》，道客巴巴，2012.1.4

4、陈氏论，《王维与佛教》，中华民族宗教网，2011.4.26

5、《中国古代文学》，第二版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月第二版，P267

参考文献：

1、《王维孟浩然诗歌精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6月第二版

2、《唐代文学年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6月第一版

3、王志清，《纵横论王维》，齐鲁书社，2008.7月第一版

4、柳晟俊，《王维诗比较研究》，京华出版社，1999.4月第一版

5、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月第二版

6、王辉斌，《王维新考论》，黄山书社，2008.5第一版

7、李婷婷，《王维诗歌用典研究》，湖南大学，2013,4

8、何春图，《王维的诗歌与其佛教信仰》，四川大学，2006,3

9、王志清，《王维诗歌盛唐接受的现实与意义》，2010年中国文学传播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中国古代文学部分）

10、袁晓薇，《解读一个“全面的典型”——王维诗歌接受史研究刍议》，阜阳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第二期 / 11

第四篇：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第五篇：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46.[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赵浦根.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江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5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二十五):9-10.[6]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孙春芝.略论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