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合集5篇）

第一篇：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

论《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尽管《蜜蜂华报》是一份葡文报纸，尽管它小得让人常常忽略不计，但是，就其历史地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而言，就其角色的不可替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份报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它同时占据了三个第一：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是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同时也是即将回归的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

第二篇：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第三篇：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机械122 吕涛 2012022218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战后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所及上至国体、政体、经济形态、价值理论，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更多的掠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小农经济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动摇，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关键字：鸦片战争近代经济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试图向西方学习，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一、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也无例外地存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

自然经济产生在于农业生产不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使社会财富增长有限；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自西周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形成了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自然经济的作用是积极性大于消极性。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自然经济由于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既不买又不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是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为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使得其作用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让它变成了一种极端落后、极端保守的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信贷的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制开始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员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农民还需缴纳高额赋税和承担各种徭役，生活极端困苦。

二、洋务运动的兴亡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却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三、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起来的。其肇始于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继之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样，到甲午战争前，一个完备的对中国主权严重侵犯的“条约制度”已经形成。在条约的特权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立即掀起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工业品有着多么顽强的抵抗力。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宜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倾兰开层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中美贸易情况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二百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几十万英镑。

随着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的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的行为，导致国家的科技技术落后与衰败。鸦片战争以后，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团的一味的妥协，使战事节节败退，在国家危难之秋，挪用军费大搞庆典，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民族团结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力量和聪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团结，高举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大旗，谱写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第四篇：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论中国近代名人的母亲对其影响

英国一个首相曾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摇篮旁的那双手。”而摇篮边的那双手的主人正是在我们身边默默付出的伟大的母亲，所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母亲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

自古以来，中**亲就有三“育”，即“生育、养育、教育”，所以母亲不仅养育子女长大成人，更能影响子女成为怎样的人。古时四大贤母铸就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封坛退鲊、画荻教子”的佳话更体现出一个母亲在其成长道路上是功不可没的，在塑造子女核心价值观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推动世界的手是摇篮的手，一个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个正直、善良、勤劳和乐观的女人，这样的家庭就是心灵的圣堂与成长的源泉！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母亲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计算能力与记忆力极强，具有很高的数学天赋。应该说，钱学森的超人天赋有来自他母亲的遗传。章兰娟在钱学森很小的时候，就让其置身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当听到这些故事时，钱学森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他们的高风亮节在幼小的钱学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浸润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钱学森的心底滋生了对民族灿烂文明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同时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的母亲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母亲的勉励，给钱学森极大的力量支撑。钱学森怀着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虽然美国方面为钱学森提供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但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愿望。远在国内的母亲每次在给钱学森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在心头。多年后，钱学森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丁玲的母亲蒋胜眉在常德女子师范和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学担任学监。刚毅、自强的蒋胜眉对女儿从不娇宠溺爱。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亲自教女儿读《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在母亲的影响下，丁玲从小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1918年夏，14岁的丁玲以优异成绩从小学毕业。暑假中，母亲送她到桃源县报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正当学期快结束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同学们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她从小受母亲的思想影响，带头把发辫剪了。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母亲看见女儿在思想上、功课上都有进步，也非常欣慰。母亲告诉女儿，在“五四”运动中，她领着学生游行、喊口号，也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已经辞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员职位，专办妇女俭德会附属小学。丁玲看见母亲虽已四十多岁，却仍然热情洋溢，精神饱满，公而忘私，向往未来，也感到高兴、放心。暑假过后，丁玲向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去。这所女子中学是湖南有名的学校，向警予、蔡畅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也很活跃。母亲始终是信任和支持女儿的，只是这所学校是私立的，要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在母亲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但是母亲考虑女儿的前途，仍然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并亲自送女儿去长沙。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见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谈起她母亲时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困苦，为环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这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丁玲的心，始终激励着她奋发向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她“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她曾是孙中山的战友，又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在协助丈夫廖仲恺斗争多年后，还鼓励廖承志、廖梦醒都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她自己奋斗的一生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光辉典。多年来，何香凝以卖画换得“买米钱”。她署名“双清楼主”的作品名扬海内外。她在日本美术学校时就得到名师辅导，后来又长年潜心于水墨丹青，还常与国内大师切磋。何香凝的绘画作品讲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狮、虎及山川等的描绘，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岁，她在家中仍不时作画，且功力不减。在她那些充满斗争之意的作品中，不仅记录了20世纪初叶以来社会政治的变幻风云，同时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动写照。廖承志从小受母亲熏陶，也喜爱绘画。何香凝作画时，他专心守候在母亲身旁，一边研墨，一边琢磨。有时实在忍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却栩栩如生。当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特长后，十分惊喜，决心把儿子的绘画天才好好发挥出来。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就要求儿子补画一个“小娃儿”。在母亲的精心指导下，廖承志的绘画技艺进步很快，不论素描、国画、漫画，无不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给孩子如何画画，还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画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的品格，给廖承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母亲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方面与敌人周旋，一方面用画笔表达自己的情感。从廖承志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同凡响的品格。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对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气与人格品质有着惊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亲的画品和人品，就连母子俩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坚决。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务抓捕后，解送到重庆，蒋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见，并劝说：“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边，怎么样?”没料到廖承志却当面痛斥蒋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刚正不阿、正义凛然的精神深受党内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亲何香凝一样，为革命事业和民族振兴，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没念过书，但佛教思想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鲜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赞成施舍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贻昌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这也为毛泽东后来为贫苦的广大农民群众而奋斗埋下了种子。

所以说，虽然“母亲”这一群体在革命岁月中被嵌入到男性主导的权利体系中，但当她们从“相夫教子”走向“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社会的变革已悄然发生了。因为她们的改变意味着新生的革命力量的迸发。

母亲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深远持久的。家有贤母，则家和睦幸福；国有贤母，则国繁荣昌盛。所以，我们在歌颂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伟人时，也要对他们的母亲怀有一份敬畏之心。

第五篇：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

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清政府面对列强屡战屡败。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建立新的制度，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本文就当时清政府变法过程中以德国法为范本来改变传统中国封建法律的原因，中国引进德国法的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的积极影响作了客观分析和研究，指出中国近代法制是以德国法为蓝本、并间接参考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仿效德国法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法。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由落后残酷的封建法变为相对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法具有积极影响。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

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斲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

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

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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