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留学生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影响
【摘要】近代中国风云变幻、政局动荡、社会变迁剧烈。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留学生归国之后,在祖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思想、科学技术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也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逐渐发展起来,而留学生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
【关键词】留学生新闻事业中国近代
中国近代史指的是由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时期。在这一百多年间,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和殖民者的剥削,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肆虐、国共对战等风云变幻的时期。
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统治阶层决定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知识。1872年,清王朝派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就读,拉开了近代中国青少年赴国外学习的帷幕。自此之后,一批批有志青年远赴海外,寻求真理、试图找出救国良方。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这些留学生们浓墨重彩的华章。
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变迁
从清王朝晚期开始,近代史上的中国青少年奔赴海外就学的大潮虽然时起时落但是并未间断,留学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等。中国留学教育一直在国内及国际形势的变幻中发展变化着。
1、清朝末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清末留学教育中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次,分别是1872年官派幼童留美以及1877-1894年间清廷派遣学生留学英、法、德三国。此时期的留美教育开创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留美幼童接受系统正规的美式教育,学习天文、生物、数学、化学、机械等基础性很强的科目;留欧学生主要学习驾驶、制造、炼钢等工业军事方面知识,所有学习的科目都与新政府创办新式海军的目的息息相关①。
2、民国时期的中国留学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终结。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依旧备受重视,留美教育依旧火爆,留日教育也有着广阔市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留美学生与留日学生的专业学习内容出现了一定差异,留美学生重视“实业救国”,选择的专业多在科技领域;留日学生重视对先进思想文化制度的探索,选择的专业主要集中在法政、师范、军事三方面,其中又以法政专业为最②。
民国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留欧学生。一战之后德国与中国签订了新的平等双边协定,同时国内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吸引不少青年赴德留学。德国留学教育特点体现为学科专业集中,偏重实科与军事教育③。
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学生在“工读主义”思潮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尽管这一留学运动持续时间短,学生所学知识普通,但是它在客观上导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触并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赵世炎、邓小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④。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想迅速传播到中国大地上。为了追求革命真理以及响应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号召,国共合作时期政府派遣大量学生留学苏联,部分在法国难以为继的青年也转而留学该国,这些学生所学课程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⑤。
中国近代留学生归国后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思想领域、科学技术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部分留学生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二、知名的留学归国新闻人以及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近代中国政局动荡、社会急剧变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我国新闻事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曲折前行。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有留学背景的优秀新闻人,他们以笔为刀,不断与强权作斗争,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变革主要发生在报刊领域。国内最初出现的近代报刊是由在华外人创办的,他们客观上将西方的新闻观念、报刊内容版式、印刷技术等引入中国,为国人办报提供了借鉴。国人办报兴起后,知名新闻人中有不少具有国外留学的教育背景。
留美学生归国后多在军事、工业、教育、科技等领域发展,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投入了国内的新闻事业。黄宪昭是第一位就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学生,归国后任《广州时报》主笔,热衷于新闻教育,曾在香港建立当地首所新闻学校,1929年之后北上燕京大学执教新闻学课程。徐宝璜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新闻学,归国后成为中国著名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胡适曾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他在担任《新青年》编辑时多次撰文抨击封建主义,倡导文学改良运动和白话文使用,是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
和留美学生相比,留日学生的革命性更高,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学生们在日本留学时就热衷于创办报刊,试图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案,回国后更是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报馆甚至成为革命党人的联络地点及武器制造场所。因此早期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有很多留日学生的身影。黄远生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投身新闻事业后赢得了“报界之奇才”的美誉,极其擅长通讯写作并提出了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四能”标准。邵力子、林白水、刘少少、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都曾留学日本。
这些新闻人的新闻活动对于中国早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从新闻思想演变、报人地位变迁、新闻学研究及新闻教育发展进程等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1、推动中国新闻思想的进步
外人在华办报使得西方新闻思想传入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直接渊源。通过外人报刊,出版自由观念、天赋人权学说等新闻思想传入中国。
从洪仁轩、王韬、郑观应等早期国人提出“牖新知,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的新闻思想开始,历经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中国的新闻思想始终以“爱国救国”为主线,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幻和社会发展进步中不断修正并丰富着自身内容⑥。
留学新闻人在国内已有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报纸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作用,促进新闻思想系统化,提倡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并发表论述新闻思想的相关著述,并立足实际对报刊功能进行探索。当然,留学生并不总代表正确的一方,部分留苏新闻人在延安办报时就犯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正是因为他们的新闻思想过于片面和武断。
2、促进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近代报刊刚刚出现时并不被社会主流所接纳,在报界工作是文人们走投无路后的无奈选择。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国临近生死关头,报刊逐渐成为知识分子宣传救国思想、探讨强国路径的阵地,广大留学归国的学生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功能,用报刊积极宣传革命理念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先进思想,号召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报人渐渐从受人鄙视的末流文人演变成心系天下、救国图强的革命者,报人的作用从报道真假难辨的异闻演变成以笔为刀的爱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3、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在学术研究及教育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留学新闻人所做出的贡献不容忽视。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它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也标志着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开端⑦。研究会所聘请的两名讲师之一就是有留美经历的徐宝璜先生,他将这一时期的讲义集合编写成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曾经留学日本的任白涛于1920年出版作品《应用新闻学》,在杭州创立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写就《综合新闻学》一书,是中国早期著名新闻学家。
中国新闻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新闻教育领域自然也少不了发光发热的留学人士。徐宝璜在1923年出任北京平民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留学生汪英宾于1925年出任上海南方大学的报学系系主任;曾经留学日本的陈望道于1929年出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系系主任。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留学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新闻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国内新闻教育已经开始重视学生道德的培养和学理性研究,重视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办学方式灵活多样⑧。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不止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近代中国出现了国人自办的通讯社及广播电台,二者需要物理、化学、机械等领域的技术支持,在发展方面同样离不开留学归国人士的知识力量。
结语
近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在坎坷中曲折前行,政坛的黑暗、时局的动荡、战乱的威胁、新闻审查制度的严苛都给当时的新闻人施加了重重压力。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新闻人依然不畏危险,在艰难环境中坚定从事新闻活动,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敬仰。近代留学新闻人作为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为祖国的新闻事业积极奉献自己的精力与热血,他们专心于新闻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竭力提高新闻事业的社会影响和新闻人的社会地位,在思想和实业方面都深深影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朱智斌、容乐,《清末早期留美与留欧教育比较及其当代启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3):345-348
②李宁,《同途殊归――近代留美留日学生政治态度迥异原因分析》[J].《新西部》,2007(24):175
③张亚群、肖娟群,《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留德教育述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5):1-5
④孙石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特点》[J].《山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4)
⑤魏善玲,《民国前期出国留学生的结构分析(1912-1927)》[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141-150
⑥陈博晓,《中国近代新闻伦理思想探析》[D].吉林大学,2007
⑦刘丽娟、白生良,《民国早期新闻学教育形成探析》[J].《东南传播》,2011(7):109-111
⑧徐培汀,《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J].《新闻大学》,1981(1)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第二篇: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4年12月
目录
一、新闻事业概况
二、公共管理体制
三、传统媒体发展
四、新兴媒体发展
五、媒体融合发展
六、队伍构成及权益保护
七、职业道德建设
八、对外交流合作
一、新闻事业概况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新闻事业,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予以积极支持和扶持。新闻行业组织努力推动新闻队伍建设,提高新闻从业人员职业能力和业务素质。新闻媒体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当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公共管理体制逐渐完善,新闻媒体发展环境越来越开放。逐步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媒体管理和服务体系。新闻环境越来越透明,新闻报道越来越及时。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越来越便利。
2.媒体综合实力增长迅速,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报业大国,广播电视产业加快发展转型,媒体公信力影响力不断提升。新华社逐步建成拥有强大实力、覆盖全球的全媒体机构。新兴媒体成为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媒体形态。
3.传媒领域改革不断深化,融合发展力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指引了明确方向。
4.新闻队伍建设常抓不懈,探索建立职业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新闻界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受到业内外广泛好评。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下大力气净化媒体环境。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工作扎实稳步推进,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逐步建立。
二、公共管理体制
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支持新闻工作依法开展,并及时提供信息服务和工作指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进行行政管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监督管理工作。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制定和维护行业标准。新闻单位实行社长(台长)或总编辑负责制,内部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在法制框架下,中国媒体依法享有各种职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媒体管理和服务的主要做法有:
1.坚持依法管理。国家法律是中国新闻工作的行为准则,各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中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许多法律中都有关于新闻工作的规定,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面还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既规范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又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例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制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报纸出版管理规定》、《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等。2008年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民、法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200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以长效法规固定下来,为外国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便利。该条例同1990年公布的条例相比有了重大变化。比如,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等。
2.加强行业内部约束。媒体从业人员要遵守新闻职业基本准则,加强行业自律,恪守职业道德。中国建有完善的记者行业组织管理服务体系,如中国记协、地方记协、专业记协等组织体系,新闻行业内部实行自我约束;制定了系统的新闻行业自律规范,如《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手机媒体自律公约》等,对不同领域媒体从业人员提出职业要求。3.加强权威信息发布。中国确立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基本原则,完善了相关制度规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相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允许境内外记者现场采访,对谎报、瞒报、迟报、漏报重要信息的,严肃追究责任。在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中,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主动发布权威信息。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一个月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20多个部门和机构举行25场新闻发布会,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24场新闻发布会,提供了充足的新闻信息。
4.提高媒体服务水平。中国努力为境内外媒体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服务。在党代会、全国两会、奥运会、世博会、青奥会等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中设立新闻中心,为境内外记者提供采访线索,帮助联系采访对象,提供必要工作设备,提供生活便利。党的十八大新闻中心,共接待境内外记者2700多名,包括1700余名境外记者,为记者免费提供公共广播电视信号和新闻图片,提供从驻地到人民大会堂的摆渡车,组织记者到周边地区采访等。中国记协定期举办“新闻茶座”、“记者沙龙”等活动,邀请中国知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和涉华议题,与境内外记者现场交流,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
5.支持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媒体记者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责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并支持新闻媒体“依法监督、科学监督、建设性监督”,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支持媒体采访报道,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高同新闻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自1994年创办以来,选择群众关心的话题,坚持用事实说话的方针,反映和推动解决了大量社会发展与进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多年来广受观众关注和喜爱。众多报纸、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媒体开设“曝光台”栏目,及时反映群众诉求,帮助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凝聚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三、传统媒体发展
(一)报纸出版业发展情况
中国的报纸出版业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不断推动产业发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改革、发展、管理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和历史性变化。1.中国是世界报业大国。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8月《二〇一三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报纸1915种,总印数482.4亿份,总印张2097.8亿印张,定价总金额440.36亿元人民币。2013年,报纸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76.7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87.7亿元。2.报纸种类齐全,报业结构较为合理。中国报纸出版业经过近年来的宏观调控及综合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布局趋于合理,逐步形成以党报为龙头,区域性城市类报纸、生活服务类报纸、行业报、读者对象类报纸、文摘报等各门类报纸共同发展的格局,能充分满足读者多层次的阅读需求。在目前出版的1915种报纸中,党报约400余种,约占报纸总数的20%;区域性城市类报纸近300种,约占报纸总数的15%;行业专业类、读者对象类报纸共700余种,约占报纸总数的40%;生活服务类报纸200余种,约占报纸总数的12%。
3.日报出版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世界发行总量最大的报业市场。近10年来,世界报业与新闻出版者协会(WAN-IFRA)公布的全球发行量最大的100家报纸排行榜中,中国内地已有20余种,约占“百强”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4年8月公布的统计数据,2013,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平均期发行量314.32万份,《参考消息》平均期发行量288.47万份。
4.报业经营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报业多种经营日趋活跃,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出现,逐步形成以广告和发行经营为主,会展、培训、行业顾问、信息定制等多种经营方式相互补充的经营模式。一些报社还成立了各类子公司,以多种方式实现上市融资,开创了传媒融资的新渠道。
5.加强报纸集团化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充满活力、具有竞争力的报业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山东大众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等10家报业集团的总体经济规模居于前列。6.积极推动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中国政府推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第一批拟转制为企业的3388种非时政类报刊中,已有3271种完成了改革任务。中国还积极推动已转企并符合上市条件的出版传媒企业尽快上市。在内地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中,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公司涉及书报刊等业务。7.积极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全国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68亿元,建成60多万家农家书屋,所有的书屋均配备各类图书、报纸、期刊,供农村及民族地区群众免费阅读。
(二)广播电视业发展情况
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加快转型,事业建设加快升级,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绩。1.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公信力明显增强。2013年,全国电视观众对新闻类节目的喜爱率高达74.77%,比2012年增长8.59%,新闻类节目首次超越电视剧,成为中国观众最喜爱的节目。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收视份额达到3.07%,比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增长65%。“最美系列”、“倾听系列”报道以及“中国梦”主题报道,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可亲可敬、励志陶情,创新和丰富了典型报道的实践和理论。2013年广播电视制作公益广告3万余条,累计播出近1000万次,总长超过600万分钟。一些公益广告运用故事化表达,增强感染力,有力传播了正能量。
2.节目创新创优取得重要突破,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成果初显。2013年,全国生产制作广播节目总量为739.12万小时,同比增长2.82%,增幅较上一年有所降低;全国生产制作电视节目总量为339.78万小时,同比下降1.12%,但优秀节目和原创节目大幅增强,公益、文化、原创三大趋势逐渐显现。广播电视节目发展正逐渐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超级演说家》等一批类型多样、形态各异的优秀文化节目涌现出来。综艺类节目总量减少,总体品质明显提升。《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中国好歌曲》等一批大片级综艺节目持续火爆,以专业品质赢得了大众市场,综艺节目水准和品牌效应大幅度提升。中国节目模式市场雏形形成,一批中国原创电视节目走出国门,进入欧美,跻身全球优秀电视节目行列,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新生力量。全国各级广播电视台拿出专项资金,设置节目研发部门,创新创优开始常态化、制度化。3.现代广播电视传播体系加快升级。2013年,全国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向数字化、网络化、交互化、融合化加快演进,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无线、有线、卫星、互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并用的传输覆盖体系。到2013年年底,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79%和98.42%,同比增长0.28和0.22个百分点。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设播出机构2568座,包括电台153座、电视台166座、教育电视台42座、广播电视台2207座(其中含县级广播电视台1996座)。上述播出机构共开办4199套节目,其中广播节目2863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65种语言对外广播不计在内)、电视节目1336套。
4.广播影视数字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13年年底,中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2.29亿户,入户率达到54.14%,数字电视用户1.72亿户,占有线广播电视用户的74.95%,付费数字电视用户3498.41万户,占数字电视用户的20.39%,双向覆盖近9500万户,开通双向业务用户超过2457万户。高清电视、3D电视成为数字电视用户的标准配置,地面电视数字化加快推进,300多个城市已完成地面数字电视发射验收工作,卫星电视用户全部数字化,户户通用户达1310万,村村通用户达1909万。广播电视制播数字化取得新进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面实现数字化,省级台、地市台、县级台的数字化率分别超过90%、70%和50%。各级电视台大力推进高清制播能力建设,截至2013年底,中央、省、地市三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经批准共开办高清电视频道50个,其中高标清同播频道44个,新增高清开路频道2个,高清付费频道4个,全国范围内高清节目播出规模扩大。电影高新技术应用全面推开,数字化程度领先全球。农村电影全部实现数字化放映,城市电影放映基本实现数字化,影片卫星传输系统加快建设。
5.广播影视公共服务加快升级。全国广播影视公共服务整体提升。2013年,广播电视村村通、直播卫星户户通、农村电影放映、县级城市数字影院建设等一系列惠民工程深入扎实推进。12个省区市已提前完成“十二五”村村通建设任务,8个省区基本实现户户通。全国农村广播电视正处在由村村通向户户通升级、由看得上听得上向看得好听得好、由覆盖网络建设向服务网络建设升级的关键阶段。部分省区市结合当地需求,在“村村通”、“户户通”工程基础上,实施“村村响”、“渔船通”、“广电低保”等项目,使广播电视覆盖到所有用户。全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伴随国家城镇化战略进入新阶段,许多地区由流动放映向定点放映、由室外放映向室内放映、由服务农村居民到服务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升级。
6.广播电视产业增幅收窄,进入转型提质的关键阶段。2013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达到3734.88亿元,创收收入3242.77亿元,同比增长15.67%。广告收入在全国广播电视创收中处于龙头地位,2013年达到1387.01亿元,同比增长9.19%。有线网络收入754.91亿元,同比增长14.21%,全国每个用户月平均收入(ARPU值)27.5元,比上年增长7.3%,扣除CPI因素,增长4.7%。
(三)通讯社发展情况
中国有两家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和中国新闻社。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是涵盖各种媒体类型的全媒体机构。在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区市均设有分社,在台湾派有驻点记者,在一些重点大中城市设有支社或记者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分支机构,在境外设有180多个分支机构,建立了比较健全、覆盖全球的新闻信息采集网络,形成了多语种、多媒体、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8种文字,向世界各类用户提供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和经济信息产品。
近年来,新华社全面推进战略转型,加快由传统新闻产品生产为主向现代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态拓展、由面向媒体为主向直接面向终端受众拓展、由立足国内为主向有重点地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初步建成融通讯社业务、报刊业务、电视业务、网络业务、金融信息业务、新媒体业务和多媒体数据库业务等为一体的全媒体机构,走出了一条以事业体制为主导,以五大公司和其他社属企业、社办报刊为市场主体,与市场经济成功对接、多元运营体制并存的事业发展新路子,在国际传媒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阔步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性现代国家通讯社和国际一流的现代全媒体机构加速迈进。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以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拥有46个境内外分社。在北京、纽约、香港设立发稿中心。建有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网络、视频、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信息产品。
四、新兴媒体发展
在中国,互联网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等领域。互联网的新闻传播能力不断增强,已成为人们及时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和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
新兴媒体是继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通过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媒体。作为传播技术进步的产物,新兴媒体实现了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传播符号和手段的有机结合,以其巨大的信息负载能力、数字化技术、超时空传播、易复制易检索、互动性强等优势成为媒介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成为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媒体形态。
(一)中国新兴媒体的发展历程
自1994年4月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新兴媒体经历了从萌芽到高速发展再进入稳定增长的历史阶段。1995年1月,《神州学人》杂志首开先河,拉开中国报刊电子化序幕。1996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上网,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媒体在网络传播领域开始迈步。1997年,中国新闻媒体形成第一个上网高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开始建设自己的网站,推动新闻信息上网传播,网易、四通利方(新浪前身)和搜狐等商业网站开始创建。1999年以来,中国网民规模迅速膨胀,商业网站不断在海外上市,进一步带动了中国新兴媒体热潮。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应用深度和广度快速扩张、信息传播形态更为多样,新兴媒体在发展中逐步走向规范,新闻传播特性日益突出。2004年7月,中国第一份手机报中国妇女报彩信版问世。2007年以来,中国新兴媒体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受众群体不断扩大,网民上网浏览新闻、发表评论成为一种普遍习惯,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应用发展迅猛。近两年,移动新闻客户端快速崛起,逐渐成为用户从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方式。艾媒咨询2014年3月3日发布的《2013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达到3.44亿,手机新闻客户端在手机网民中渗透率达到60.4%。
经过2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电子版,到网络版、门户网站,再到新闻客户端、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自媒体写作平台等的中国新兴媒体,正经历逐步专业化、媒体化和互联网化的发展过程。无论是网民的人数、技术的应用、新闻的发布,还是对社会的影响、对产业的参与,都全面接近甚至部分赶超世界水平,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媒体民族品牌。
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5.2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中国新兴媒体应用移动化趋势明显,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手机上网比例首次超越传统PC上网比例,移动互联网带动整体互联网发展。在中国网民各类网络应用中,网络新闻用户比例接近80%,网络新闻受众超过5亿。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中国知名网站,每天刊载的新闻信息在1万条以上,每天的页面访问量过亿,甚至达到十几亿。新兴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新兴媒体的基本构成
当今中国,几乎所有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都利用自身资源、品牌优势开展网络新闻传播,满足人们的信息消费需求,已形成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一批综合新闻信息服务网站,不仅扩大了权威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而且为传统媒体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4年6月30日至7月6日,新闻网站日均覆盖人数达4473.8万人,有效浏览时间达2205万小时。人民网作为人民日报社建设的以新闻为主的大型网上信息发布平台,于2012年4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中国A股上市的新闻网站以及第一家在中国A股整体上市的媒体企业。
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发展势头良好,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新兴媒体的发展充满活力。微博客、微信等成为使用人数最多、传播力最强的新媒体形态,以移动化、便捷化、及时化的传播方式满足用户随时随地的阅读需求。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75亿,中国微博客账号为12亿左右,网民使用率为43.6%。其中,手机微博客用户数为1.89亿,使用率为35.8%。截至2014年7月底,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用户账号总数突破10亿,其中微信用户账号突破8亿,最新月活跃用户接近4.38亿,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超过20种语言版本。在微信平台上,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过580万个。中国新兴媒体正快速向移动化发展,加速与社会融合。由新兴媒体发展而产生的微政务、微电影、微视频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微时代景观。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新闻网站相继推出手机报、手机电视以及适合各种移动终端的应用客户端,形成了全媒体的立体化传播格局。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公众新闻接触新入口。
(三)中国新兴媒体的总体状况与评价
最近几年,中国正从新兴媒体大国迈步走向新兴媒体强国。在全球新兴媒体快速普及和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中,中国新兴媒体在发展方式、文化特质等方面越发彰显民族品格和中国特色。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等已经广泛运用于新兴媒体中。
多元多样的新兴媒体正以优质的信息内容、丰富的表现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从中获取新闻资讯。每个网民都不再仅仅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成为发布者、传播者。很多热点新闻都来自网民发布的几张图片或几条微博。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推动新兴媒体报道更加精彩纷呈,可穿戴设备等终端的不断普及,推动网民更加便捷地运用新兴媒体。
新兴媒体不仅在满足人们不同信息消费需求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也日益成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新兴媒体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与新兴媒体相关的产业被列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之一。据《2014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统计,2013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体规模达8902.4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移动互联网对传媒产业增长贡献率达30.3%。
新兴媒体为中国政府和民众沟通交流搭建了新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新兴媒体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积极鼓励、大力推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开设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4家网站经过认证的政务微博账号共有258737个,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超过6000个。网络问政、网络助政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网络发言人、网络新闻发布会等政治创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新兴媒体就政府工作表达意见建议,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新兴媒体积极利用自身优势,汇聚正能量,共筑中国梦。近年来,“最美妈妈”、“最美教师”等一个个“最美”人物在新兴媒体传播放大,在全社会激荡起一股向美向善向上的强大正能量。2014年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多家网站联合发起“2014春节回家顺风车”公益活动,有10万人获得帮助踏上了温暖的回家路。
新兴媒体给中国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使人们更为便捷地获取医疗、教育、娱乐、休闲、商务等信息,也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
(四)中国新兴媒体法律法规、基本政策与实践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媒体取得蓬勃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依照法律管理新兴媒体。这方面有关的中国法律是公开透明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秩序,保障网络信息安全,促进新兴媒体繁荣发展。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涉及信息传播规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努力让新兴媒体的管理、运用、服务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按照这些法律法规,中国依法保护网上言论自由,保护网上知识产权,禁止利用互联网散布违法信息和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先后制定了一批利好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构建新兴媒体的基础设施,积极引入和研发新兴媒体技术,始终致力于营造健康有序的新兴媒体发展环境,构建更加开放、安全、可信,更好满足用户需求的中国新兴媒体。中国新兴媒体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网络新闻、跟帖评论、博客、社交网络、视频分享等各种网络应用都在中国迅速发展,满足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和交流沟通意愿。网民踊跃参与网上信息传播、参与网上内容创造,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信息内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新兴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目前,中国97%以上的中央政府部门、100%的省级政府和98%以上的地市级政府部门开通了政府门户网站,为了解民意、服务群众发挥重要作用。
(五)中国网络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
新兴媒体使中国公民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中国网民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网上交流、网上言论活跃,已成为今天中国新兴媒体发展的一大特点,新闻评论、论坛帖文、博客文章数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有上百万个论坛,4.44亿个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2.75亿个微博客用户。根据对中国最有影响的10家网站的统计,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论达300多万条。
新兴媒体为人们交换看法、切磋互动提供了便捷渠道,但不时出现的虚假新闻、淫秽色情信息、个人隐私泄露等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对网络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危害。要充分释放信息自由流动的红利,就必须消除信息安全的隐患,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信息自由流动和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不可偏执一端。网络安全得不到保障,信息流动就容易失序,新兴媒体的科学发展和有效利用就难以实现。中国对新兴媒体发展秉持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相统一的原则,依法保障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中国网民的网上言论表达空间空前广泛,极大促进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不损害国家、社会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义务。
中国政府一贯注重维护网络安全,为新兴媒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加强依法管理和科学管理,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对违法有害信息,依法予以遏制、阻断和清理。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开展以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为目的的“净网行动”和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为目的的“剑网行动”,净化网络空间内容。中国政府重视对网站的安全防护,积极开展专项行动防范治理黑客地下产业链。
五、媒体融合发展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意见》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意见》的出台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指引明确方向,对媒体领域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新兴媒体裂变式的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受众通过新兴媒体获取信息,传统媒体受众规模不断缩小、市场份额逐渐下降。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媒体要赢得生存空间,就必须积极适应媒体格局的变化,加快推进媒体融合。
当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进展顺利、态势良好。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上线短短八个月,粉丝量突破千万。人民日报客户端上线两个月下载量超过500万。新华社开通新媒体专线,构建个性化、定制化的新华通集成服务平台,推出多个媒体融合重大集成产品;“新华社发布”党政企总客户端上线并快速发展;开办“我报道”、“新华国际”等客户端近50种,全面覆盖主流移动终端应用市场;开通“新华社法人微博发布厅”,粉丝数突破2260万;“中国网事”和“新华视点”系列微博粉丝数分别超过700万和1700万;手机媒体产品达100余种,用户超过2.3亿。中国视听新媒体产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期,成为视听传媒产业主力军,其与传统广播影视的融合,深刻改变着视听传媒的发展格局。各级网络广播电视台在促进台网融合、占据新兴舆论阵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网络电视台以重点产品为抓手,发力构建覆盖多屏的新媒体传播体系,央视网月度独立访问用户数突破5亿,“央视影音”客户端下载量突破3.3亿。央广新媒体推出《倾听中南海》、《央广快新闻》等移动客户端。湖南卫视2014年4月启动独播战略,“芒果TV”视频网站点击量实现了从百万级到数千万级的飞跃。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针对母婴市场、老年群体等不同需求,面向市场打造新型传播产品,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4.28亿,网络视频使用率为69.3%,同比增长15.2%和3.4%。2013年,中国在线视频市场规模达128.1亿元,同比增长41.9%。
六、队伍构成及权益保护
中国大陆新闻单位的采编、广告、发行、经营、新媒体及行政服务等人员总数约有100万名,其中报纸出版单位26.31万人,期刊出版单位约10.91万余人,广电及其他新闻单位从业人员60余万人。在新闻从业人员中,符合领取新闻记者证条件的采编人员共有25.8万余人,其中报纸出版单位记者10万余人,期刊出版单位记者7000余人,通讯社记者3000余人,广播电台及电视台记者14.5万人,新闻电影制片厂记者近400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记者700余人。在新闻从业人员中,中央新闻单位共有持新闻记者证采编人员2.6万余人;地方新闻单位共有持证采编人员22.8万余人,其中超过1万人的省份有江苏、河南、广东、山东、浙江、四川等。
从性别比例看,中国新闻记者男女性别比例基本持平,男性144,087人,占55.87%;女性113,791人,占44.13%。从学历看,中国新闻记者群体拥有较高学历,大专学历68,613人,占26.61%;本科学历169,328人,占65.66%;硕士18,318人,占7.10%;博士728人,占0.28%;其他学历881人,占0.34%。从年龄结构看,老中青搭配比较合理,中青年记者占了绝大多数,30岁以下的39,928人,占15.48%;30至40岁的100,357人,占38.92%;40至50岁的81,734人,占31.69%;50岁以上35,859人,占13.91%。
中国记协高度重视新闻工作者权益保护工作,采取多项措施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合法权益。
1.受理维权投诉。建立投诉登记专人负责制度,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受理全国新闻工作者的维权投诉。对于侵犯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的突发事件,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对影响重大的事件直接出面协调,一般情况委托地方记协、专业记协办理,通常采取调查了解、声援、慰问、要求赔偿道歉、督促依法惩处肇事者等方式。2012年受理新闻工作者维权投诉30件次,办结率80%。2013年接受电话、信件、来访100余件次,办结率90%。2013年,海南省《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发表批评报道《万宁某小学校长给钱让幼女陪睡》被逼辞职,中国记协介入协调,最终促使报社对其重新聘用。
2.设立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为保障新闻工作者依法进行采访报道,中国记协自2012年开始筹备设立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研究起草《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接受社会捐助办法》,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2013年4月20日四川芦山地震发生后,中国记协应急启动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慰问受伤记者,实施经济援助7万元。2014年1月3日正式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援助项目实施办法》。
3.颁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办法》。2013年7月19日,中国记协颁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荣誉称号授予办法》,对在新闻采编岗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授予荣誉称号。为因公殉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翟树岩、海口广播电视台记者邱航亮举行追授仪式。4.研究制定《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工作者应急援助办法》。2013年,中国记协召开抗震救灾记者座谈会、余姚水灾报道座谈会,将及时介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提供应急援助作为重点课题进行研究。《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工作者应急援助办法》正在抓紧起草。
七、职业道德建设
近年来,新闻战线采取多项措施,规范行业行为,治理突出问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倡导恪守“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真实,改进新闻报道作风文风,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台办网,积极履行媒体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探索建立行业自律长效机制。
1.广泛持久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从2003年至今持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2011年,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2011年8月起,在新闻界广泛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推动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提高新闻队伍能力素养,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水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以来,各地记者热情参与,上高原、下矿井、进农村、入社区,走进了以前少有记者关注的地方,与最普通的群众、最平凡的人物面对面交流。记者们推出了大量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作品。中央电视台《新疆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通过跟拍新疆贫困地区孩子一路翻山涉险求学的艰辛,引起社会各界对贫困地区的关注。媒体关于西部山区中小学生午餐难的报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中国政府拨款160亿元、地方政府配套安排数百亿元专项资金,实施西部学生营养午餐计划。《浙江日报》“佳友民情直通车”专栏记者深入丽水、台州、温州等地,帮果农卖水果、帮村民解决饮水工程选址问题,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进一步加大整治突出问题的力度。针对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新闻敲诈、虚假报道等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2014年3月开始的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查处和通报了一批新闻敲诈和假新闻频发、社会影响恶劣的媒体、非法网络公关公司和从业人员。中国特产报社记者利用新闻采访谋取非法利益被查实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吊销该报出版许可证,吊销涉案记者新闻记者证。中国经济时报社驻河南记者站记者,多次借采访报道之名谋取不正当利益,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该报河南记者站被撤销。
3.进一步完善职业道德规范。2009年11月27日,中国记协公布了最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是准则自1991年通过后第三次修订,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重大调整:一是首次写入“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和服务对象”;二是深入阐述“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三是详细规定“新闻真实性原则”;四是丰富拓展“发扬优良传统”。新版《准则》已经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的重要遵循,是一份指导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4.试点建立新闻道德委员会。新闻道德委员会是新形势下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和队伍建设的创新之举,是依法管理、行政管理、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四管齐下、综合治理的新平台,是解决新闻界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新闻战线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2013年,在河北、上海、浙江、山东、湖北五个省市试点建立新闻道德委员会。2014年4月底开始,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新增试点14个,包括13个省区市新闻道德委员会和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新闻道德委员会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对新闻行业监督作用。各试点省区市和单位按照“举报查处为重点,惩治引导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在接受社会举报、开展新闻评议、通报查处案件、推选正面典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加强行业自律、接受社会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5.开展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试点工作。从2014年起,为推动新闻媒体更加自觉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探索建立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推动媒体每年定期公开发布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首批11家试点媒体包括《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网等5家中央新闻媒体和新闻网站,《河北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广播电视台、浙江卫视、《齐鲁晚报》等6家地方新闻媒体。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前,经由中国记协和地方新闻道德委员会评议,并提交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核实相关内容。2014年6月9日,11家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在中国记协网统一发布,获得社会各界的肯定和好评。
八、对外交流合作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记者组织和新闻媒体积极与世界各国新闻界开展真诚、友好、平等、共赢的合作与交流,加强中外新闻界的联系和沟通,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有关政府部门通过举办媒体对话或论坛、参加国际会议或活动、开展境外新闻人员专业培训等方式,推动媒体开展国际合作。中国广播电视与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主流广电机构签订了100多个合作协议,在新闻交换、节目制作和技术合作方面取得了务实有效的成果。中国政府多次派代表参加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互联网名称和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大会、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ABU)大会、亚太广播发展机构(AIBD)大会、国际电联(ITU)等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并成功搭建了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中德媒体对话、中韩媒体高层对话、中日媒体人士对话、中美互联网论坛、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中韩互联网圆桌会议、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中国与东盟10+1新闻部长对话、中俄媒体合作分委会等国际交流平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广播电视专业人员培训力度,为100多个周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广电主管部门和电台电视台编辑记者共1500多人提供了培训。中国记协作为中国新闻界的代表,通过组织互访交流、举办论坛研讨会、参加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积极推动媒体交流、搭建合作平台。中国记协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组织开展新闻交流活动,与其中60多个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关系,通过定期派团互访,增进了中外新闻界的了解与友谊。2013年,中国记协共接待美国、俄罗斯、日本等21个国家25个团组179人来华访问和采访;组派21个中国新闻代表团166人出访美国、俄罗斯、德国等34个国家;组团出席韩国“2013世界记者大会”,参加伊斯坦布尔“世界媒体论坛”,参加亚非媒体联盟成立大会。中国记协与日本新闻协会、韩国报纸广播编辑者协会联合举办中日韩新闻研讨会,目前已经举办四届。1992年以来,中国记协共组织84个大陆团组997人次赴台湾进行新闻交流或采访。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以来,中国记协共接待台湾新闻界来大陆参访85个团组1368人次。海峡两岸及港澳新闻研讨会已举办十三届,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已举办十四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营已举办十九届。2013年,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接待了埃塞俄比亚、朝鲜等来访团组以及黎巴嫩、加蓬、刚果(金)、印度等国摄制组。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媒体合作论坛、东盟与中日韩媒体合作研讨会,环球时报社与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德媒体论坛,环球时报社公益基金会与法国戴高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法媒体论坛等多个项目成为中国媒体与外国媒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新华社发起并成功承办世界媒体峰会及主席团会议,颁布《世界媒体峰会章程》,设立“世界媒体峰会全球新闻奖”;与18家联合国所属机构建立高层往来关系,与9家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联合举办“关注儿童”、“关注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公益活动。中央电视台与“亚视”、香港电台深化合作关系;与澳门澳广视开展了节目葡语、粤语化合作;与台湾中天电视台联合,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两岸知识大赛。四川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开办广播专题节目《精彩香港》。中新社每两年主办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自200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
第三篇: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⑦李习所,《“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第223页。⑩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页。⑾翦伯赞等,《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页。
第四篇: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浅析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摘要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由于客观形势对教育的需要,洋务派对传统的封建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维护晚清王朝的统治,但洋务派在教育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着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晚清王朝的腐败空疏暴露无疑 ,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并由此产生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二者在维护晚清统治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张的统治手段不同而已。与外国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务派,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英法等国“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显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逐渐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务运动开始在中国勃兴。在教育领域,洋务派掀起了以兴办新式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变革。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
1.1 开办外国语学校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兴起,清政府在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涉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外交损失很大。一些有见识的大臣逐渐认识到“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时,“查外洋于中国精要之书,多取译行海外,其西国兵农、食货、制造、测量诸籍,月异日新,翻译既微,何用考镜。夫御侮贵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览,不究其治军交邻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术之术原,何由致用?”基于这种认识,培养外国语人才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恭亲王奕?D、大学士文祥等人,积极奏请清政府设立专门学馆,以培养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在其影响下,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等一大批外国语学校相继创办,培养了胡维德、刘玉麟、陆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对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了积极影响。
1.2 开办工业技术学校
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继创办和不断发展,对各种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剧增,“囿于洋务人才之匮乏,不得不高薪聘请洋技师。但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不仅“薪工太厚,势难多雇”,而且仰人鼻息处处受制于人,更何况不培养出本国人才,就只能永远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难以超前。在这种背景下,洋务派相继创办了一批技术学校,用来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主要有创办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1865年的上海机器学堂、1876年的福州电报学堂、1882年的上海电报学堂、1894年的天津医学堂、1895年的山海关铁路学堂、1897年的天津电报学堂。除此此外,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及工程学堂、南京矿务学堂等。虽然在上述学校创办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固派的重重阻扰,但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洋务运动的需求。
1.3 开办近代军事学校
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学校主要是基于“自强”这个大目标的。尤其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痛打击,洋务派深感 “敌国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于是,从1880年起开始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学校,用以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主要有创办于1880年天津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黄埔鱼雷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4年的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1895年的南京陆师学堂、1895年的江南陆师学堂。此外还有一批如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上述军事学校的创办,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其中有许多人如严复、邓世昌等为我国近代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4 变革科举制度
传统的科举制度早已无法提供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这一矛盾成为阻碍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鉴于这种情况,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屡屡上书请求变革科举。他从兴办洋务的实际需求出发,认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然而“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见,他主张科举制度应培养实用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在洋务派掀起的变革科举的浪潮中,以沈葆桢、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见较为著名。1870年,沈葆桢、英桂联名上奏清廷,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本”,奏请清政府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国子监司业潘衍桐更是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标准,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译例,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由于顽固派的重重阻碍,洋务派在变革科举制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导致洋务运动时期的科举变革与人们最初的愿望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在科举制度的内部为西学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日后变革大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学生
要真正培养出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才,仅凭几所新式学堂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彻本原,收远大之效。正如张之洞所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有鉴于此,洋务派纷纷奏请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经过洋务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准了由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的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选派了三批留学生赴美学习,同时还派遣了六批学生,前往英、法等欧洲国家留学。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我国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举世闻名的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担任过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梁敦彦,以及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洋务派所采取的各种兴办新式教育的举措,虽然根本出发点在于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中国近代教育不断完善和发展。
2.1 洋务派创办各种新式学堂的主张及其实践,革新了办学思想
新式学堂与旧学堂的办学思想有着根本区别。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新式学堂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为洋务事业培养各种实用型人才。这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突破传统教育的重要标志。其次,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上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开设了数、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学课程。再次,洋务运动带来了考试方法和考核标准的变革,使人们逐渐从传统的四书五经中解放出来。为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与思想和培养新型实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础。
2.2 洋务运动时期对传统科举制度的变革,冲击了封建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
在创办新式学堂和变革科举制度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学制――《癸卯学制》。它的颁布使新式学堂教育制度化、系统化,并为1905年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打下了基础。这一新的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洋务派力主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并不断推动其实现的缘故。
2.3 洋务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隋唐以来,中国一直是别国学习的对象。清朝时中国闭关自守与愚昧无知的风气和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赴外留学一事不仅长期不为社会重视,甚至一度成为顽固派的笑柄,这种状况在洋务运动中开始改变。随着留学风气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学教育制度。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学教育促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的机体。其次,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将交流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再次,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为中国思想界的勃兴输入了新鲜血液,更为随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惟其如此,留学教育的开创,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洋务派在近代教育领域的大胆实践与革新虽说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对外依赖性,但它唤醒了国人的愚昧无知与固步自封,使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启动了中国这艘在汹涌的历史波涛中搁浅的巨轮,促使近代中国举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总之,洋务运动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和一种新的社会风貌,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实用型人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肇端。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46.[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3]赵浦根.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江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5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二十五):9-10.[6]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7]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8]孙春芝.略论洋务运动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第五篇:近现代史纲要:浅谈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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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浅谈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
【摘要】:留学是国际教育交流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古代日本、朝鲜、琉球留学生负笈中国,还是近代中国留学生西赴欧美,东渡扶桑,均是中外教育交流史上的大事。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端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兴盛于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之间,与整个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影响深远。【关键词】:近代教育、留学生、归国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有志之士都在思索如何救国,抵抗外敌。教育作为振兴民族的大业,如何改革教育,成为无数人考虑的问题。中国的八股取士已经不能满足江山社稷的需要,而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创造出来一种新的方法,所以向那些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眼下最明智的选择。“师夷长技以制夷”渐渐付诸行动。
当然一项活动的开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付诸实践才是王道。在留学生的问题上,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对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中国长期封关锁国,风气未开,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仍以考科举、入仕途为唯一正途,对于进洋校、学西学都嗤之以鼻;且不少人认为美国是极荒凉野蛮的地方,视出国留学为畏途。但是有着“中国留学生之父”之称的容闳,排除万难,为近代留学生教育,甚至是近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批30人在上海招考时,未满定额,容闳不得已亲赴香港,在英政府所设的学校中,遴选数人,才得以补足。1872年8月11日,经过学习准备的30名留美学生,由监督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航出洋。在此后3年中,清政府又先后遣送了90名幼童赴美留学。此即为清末幼童留美,也是中国首次有组织的留学活动的由来。但是,天佑不测风云,幼童留美后,分散寄居于美国家庭中,入小学念书,并逐级升学。身处异国的幼童们虽还留长辫,穿长袍,但不久就受外在环境影响,迅速地美国化了。消息传回国内,顽固守旧分子惊恐不已,对其群起而攻,纷纷要求清政府撤回幼童。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在美国康州哈德福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全体师生尽速撤退返华,幼童留美遂告结束。自1872年至1881年,百余名幼童中在美国时间最长的9年,最短的仅6年。当他们撤回时,只有詹天佑、欧阳赓2人大学毕业,其余60余人尚在大专院校就读,另一些人还是中小学生。但即使如此,这些幼童中还是成就了众多成绩突出的名家学者。如詹天佑、唐绍仪等。
幼童留美结束后的二十几年间,中国还有少量学生赴美留学。但因为清政府的限制和中美关系变化,这一阶段留美学生人数较少,以自费为主,大多随同美国传教士前往。如颜惠庆、孔祥熙等。进入20世纪后,一些地方开始选派官费留美学生,如1901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选派王宠惠、陆耀廷等8人留美。在1900至1907年的8年里,官费留美学生计达100余人。1900年(庚子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次年,清政府与八国列强签定《辛丑条约》,被迫对各国偿付巨额赔款(庚子赔款)。此时,中国留学之风渐盛,掀起留学日本的高潮。美国对此大受刺激,觉察到争取“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将是能否控制20世纪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1908年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用于吸收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后来,英法等国竞相效尤。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极大的庚款留学运动,各国之中以留美为主。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负笈美欧,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
初步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从事工矿、铁路、电报者30人,其中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教育事业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从事商业者7人;加入海军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总之,除少数早亡,埋没故里者外,大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洋务派官僚在派遣留美幼童之后,还奏请留学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留学生。从1877年至1897年的20年间,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奏请下,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派出四批学生赴欧留学。洋务派官僚派遣的留欧学生,在1879年以后陆续学成回国,对近代中国社会起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有的成了中国海军的主要骨干,有的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有的成了近代中国的实业人才。其代表人物为刘步蟾、萨镇冰、邓世昌、严复、马建忠、魏瀚等。总之,洋务派兴办留学教育,从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出洋留学,这是一种明智而有远见的举动。其留学教育的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大多数留学生也是不负众望的,学成归国后,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和造船工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在20世纪初出现的留学热潮就是在这种基础上掀起的。可惜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腐败、落后,这些留欧学生未能充分地施展其才能,还有一部分留欧学生“皆散处无事”,“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在各国领事馆以及洋行充当翻译,出现了“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的怪现象。
有人说,留学生有如普罗米修斯从西方“盗”回了真理的火种,从而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燃亮民主、自由的熊熊火炬„„近代留学生对近代中国历史影响重大,意义如下:
一、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为中国近代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詹天佑和唐绍仪是代表人物。詹天佑1894年设计、施工、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近代化桥梁———滦河大桥,当时在英、德、日等国工程师施工多次失败的情况下,詹天佑独立地完成了设计和施工任务,填补了我国历史的一项空白;他还修建了京张铁路,施工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修建经费较之外国人修建预算节约了白银28万两。唐绍仪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英国殖民者1903年与**、**签订了《拉萨条约》,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唐绍仪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英国谈判,他据理力争并且巧妙地利用英国内阁更迭之机,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领土主权”,挫败了英国分裂西藏的阴谋。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在中日、中俄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中维护了祖国的利益。
二、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自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揭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自留美幼童出国留学之后,留学教育已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三、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为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以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为首的知名人士在写给清总督衙门的信中曾这样评价:“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学科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 已日趋欢洽之地位。”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正是幼童们早期给美国人民留下的这种美好印象,为中美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李喜所:《中国近代早期留美学生小传》,《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李喜所:《中国近代第一批留欧学生》,《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