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海外留学生对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影响
海外留学生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团体的关系
摘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开启了新篇章。在此过程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而其最大推动者就是海外留学生。海外留学生在辛亥革命期间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建立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 海外留学生 革命团体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之后大批留学生出现,远赴欧美以及日本等地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当时闭关自守的封建制度和落后守旧的社会风气,。在推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留学生是一支重要力量,为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4年,华兴会与光复会亦先后成立于长沙和上海。1905年7月,三者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一场空前的革命正在孕育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湖北军政府即于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统治的缺口。在一个月内,就有13个省以及上海和许多州县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腐朽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1911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独立”各省的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至此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篇章。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不能忘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不能忘记为中国民主进程做出重大贡献的留学前辈,更不能忘记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为振兴中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所做的艰苦努力。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饱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用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的政治体制,促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逐渐成为广大留学生的共同目标。
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一大批思想先进的留学生紧紧追随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为反帝、反封建奔走呼号。辛亥革命期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积极投入于这场推翻帝制的伟大斗争,他们组织革命组织和爱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方案,回国发动革命斗争,举行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也组织革命团体,为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其中大部分成员都是留日学生。并且当时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几乎都是留日学生。为了革命,许多留日学生放弃学业,回国进行革命活动。留日学生们在国内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在湖南组织了华兴会;陶成章、徐锡麟在江浙组织了光复会;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日知会,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灌输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7年七月,刘揆
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吴春阳、陈独秀在安徽组织了岳王会;井勿幕在陕西组织了同盟堂;胡瑛、曹亚伯在湖北组织了科学讲习所;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1)
其中光复会是著名的革命团体,但如今人们较多地强调日知会、共进会、同盟会等的作用,而常常忽视了光复会作出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光复会在浙江的绍兴、杭州和上海均设有秘密指挥机关。浙江的光复会员除来自会党外,相当数量是新军中的官兵,他们是后来浙江独立的主要力量。光复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设在法租界平济利路良善里的锐俊学社内。光复会在清末存在了8年,它始终以推翻满族建立的封建统治为己任;其领导人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的斗争活动虽存在一些不足,但大节无亏,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他们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爱国者。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
孙中山曾这样高度评价留学生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本党以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后到各省去宣传,所以辛亥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就收全国统一的大效果。”(2)大批留学生毅然投身于革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辛亥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力量,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许多留学生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即使被捕就义依然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他们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参考文献:(1)《辛亥革命和留日学生》 王晓秋
(2)《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五版 海外传真•美洲版
第二篇:海外留学生英文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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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dford College of F.and H.E.May--June 2007 Short course in Culinary Arts and English
Stoke park
Guildford
Surry, England
Hangzhou Zhongce Vocational School Sep.2005—Jun.2006 Culinary Arts
Hangzhou Fengtan Middle School Sep.2002—Jun.2005 General School Studies
Exams Taken
Hangzhou Zhongce Vocational School End of semester’s exams 2005--2006
(English, Chinese, Math, Operations&theory)
Hangzhou Fengtan Middle School Final exam 2005
(English, Chinese, Math, Science)
End of semester’s exams 2002--2005
(English, Chinese, Math, Science)
WORK EXpERIENCE
practical experience during studie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Hobbies:
In the free time I enjoy reading novels if it is interesting I will keep on reading.And I like playing with animals especially dogs and cats.Also I enjoy watching films may be all the kinds of the films except war and action, and list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but my favorite thing is learning languages.References:
Kevin Hooper
Tutor
Guildford College
Guildford
Surry, England
GU1 1EZ
第三篇: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 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
第四篇:海外留学生实习证明
实习证 明
兹有英国班戈大学银行与金融专业学生***,于
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9月20日在我单位实习,实习期间,我单位指导其进行了相关业务知识学习和实际操作训练,该同学实习期间工作认真,表现良好。
特此证明!
实习单位:
年9月20日
第五篇:海外留学生入户杭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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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生入户杭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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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留学(包含香港、澳门)本科及以上学历,经过教育部认证并且在杭州落实工作单位后可以在杭州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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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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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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