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不利影响

第一篇：论辛亥革命的不利影响

论辛亥革命的不利影响

公元1911年，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旨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反封建革命运动，因为此年正值辛亥年，以故称之为辛亥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其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过，争论已历百年。近年来，中外学者大多给予辛亥革命正面评价，其言固然小有道理，然而对其观点笔者在此并不敢苟同。

辛亥革命对中国冲击最大的无疑是政治结构。此外，其对思想文化领域额、边疆地区及民族关系、社会经济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政治方面

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使得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共使中国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不仅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更使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积极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部分地区甚至还有倒退。

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割据。1916年——1927年，是北洋军阀割据统治时期，期间战火连年，直奉大战，直皖战阵„„一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然而之后军阀割据仍然愈演愈烈，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可以想象，受其残酷统治下的中国将是何等面目。这比起腐败的清政府而言又是差之远甚。

对边疆地区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东北、内、外蒙、新疆与及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如俄罗斯支持外蒙古独立（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自此该地区开始了脱离中国的进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喇嘛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喇嘛的封号，而**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了“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政府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了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尽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但西藏还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将“东北边境特区”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现在的阿鲁那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带来的混乱的中国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地区局势的稳定。其对边疆管辖力量逐渐削弱，不利于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文化方面

辛亥革命之前，孔子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文化权威。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刮起了一股对西方文化绝对肯定和对中国文化绝对否定之风。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将中国文字改为罗马文字”之声不绝于耳„„这一切，导致了文化权威的消失。

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加上民主主义没有得到成功地施行，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为然，此外尚有国家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会在民初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这些所谓的新信仰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严重干扰了中国文化及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人们思想的混乱进一步导致国家实质上四分五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致社会的倒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共产党政权成立，1949年之后，政府向国民灌输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并钳制其他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方才建立了新的文化权威。

社会经济方面

三民主义在其经济主张之中提出要平均地权，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

此外，资本主义工商业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段时间有所发展，但是在国民政府后期，尤其是经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时期，社会经济更是困顿不堪，十分萎靡。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后来甚至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一日不如一日。

总结

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中华民国是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这一山寨的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带来的历史影响更倾向于是消极的。

经济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6班

卢高翔

2009302360202

第二篇：英语对中国社会的不利影响

英语对中国社会的不利影响

赵亮

李芳

纪小影

李晶晶

指导老师：胡晰亮

二零一三年六月 摘 要

度，什么是度。马克思曾这样定义：度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即事物的限度，幅度和范围，读的两端叫关节点或临界点，超出度的范围，一物就转化为他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国际间的文化日益密切，而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就自然变得非常重要。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人过度的学习英语，已经超过了那个“度”，使英语进入了一个白热化阶段，它严重打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应试考试为目的的英语教学。它让我们忽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削弱了学生学习我国文化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它还将西方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入到我们国家，同时也对中国学生的升学及未来就业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英语

影响

中国社会

目 录

1、对中国学习英语现状的调查....................................................5 1.1对在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调查......................................5

2、英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情况..................................................7

3、英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8 3.1 英语对升学及就业的影响...................................................8 3.2 英语对汉语言及汉文化的影响..........................................10 3.3 英语对我国学生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影响........................11

4、结论..................................................................................13 参考文献......................................................................................14

前言

英语是当今世界应用最广泛的语言，为了加强与外部的交流和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熟悉和精通英语的人才。但我们重视和学习英语只是一种手段，是基于我们改革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把它当做唯一的目的。很多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荒废了其它学科，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很严重的打击。汉语及汉文化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英语学习耗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更让人担忧的是英语学习风已经刮到幼儿教育中来。幼儿园时期就开设英语必修课，儿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将来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担，如果让他们从小就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语言和文化，必然会影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英语在大学更是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些学校规定过不了四级就拿不到学位证，四级过了，还要准备考六级，准备研究生英语考试。频繁的英语考试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忽略了专业课的学习，不利于我国专业型人才的培养。

不仅如此，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低潮徘徊，西方资本主义更是加深“颜色革命”的多元攻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攻势就是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以此来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价值观，从而消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1对在校大学生的英语学习现状调查

本次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安徽新华学院本专科学生，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7份。整理分析结果如下： 1.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

65%的学生从初中是开始学习英语，35%的 学生是从小学或更早开始学习英语，从这里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更早的接触英语。2．自主学习情况

每天进行自主学习英语的时间，10%的同学每天花大于3小时学习英语；25%的同学每天花2——3小时学习英语；30%的同学每天花1——2小时学习英语；35%的同学每天花不到1小时学习英语，85%的学生没有晨读英语的习惯 3.学习英语的途径

65%的同学通过课堂学习英语，20%的同学是通过看电影学习英语，10%的同学通过英文歌曲来学习英语，5%的同学是通过英语讲座及杂志学习英语

4.是否参加过需要付费的英语培训机构

75%的同学没有参加过英语培训，而仅有25%的同学参加了英语培训。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对自己学习英语的态度 5.对英语学习的情感态度

65%的同学对英语是持喜欢的态度，而有35%的学生认为自己不喜欢英语 6.在英语哪方面有优势

45%的同学在阅读放面有优势，25%的同学在听力及写作上有优势，30%的同学在其他方面有优势 7.能否在日常生活中用到英语

85%的同学认为很少用到，只有15%的同学会偶尔用到。这表示在日常生活能用到英语的机会很少

8．在每次的升学考试中英语是否会成为“拖腿”学科 55%同学认为英语会成为拖腿学科，45%的同学则认为不会 9.是否应该取消英语四六级考试

45%的同学认为有必要，35% 的同学认为没必要，20% 的同学不清楚

10.是否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程

80%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开设语文课程，20%的同学认为没必要或不清楚

11.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78%的同学是为了应付考试，22%的同学是因为喜欢或其它原因。12.您认为企业和用人单位是否有必要降低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

74%的同学认为有必要，12%的同学认为没必要，剩余的均为不清楚

2英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情况

我们都知道英语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也挺广泛的,英语的分类也很多,比如商务英语,交际英语等。另一个方面就是英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比如，厕所，车站，餐厅等。所以英语时刻围绕着我们。

我们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从小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学以及就业，所以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英语至关重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再满足于翻译英文资料，能听懂外国专家的学术报告，而是要能和外国人进行直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话题的口头交流。不仅是听外国人说，也要谈自己的想法。通过磋商，求行共识。尤其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用人单位，尤其是外贸公司对大学毕业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更加重视、需要能够以口头、书面形式进行商务洽谈。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他们不再只凭看档案、听介绍来寻用人才，而是通过英语交谈、答辩、翻译、写作等多种方式来考核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无疑，这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是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整个学业完成。英语只是一种工作语言。在我国，英语只是一种外国语。作为一种外语，它只是在涉及外国人、外交事务、外语文献和情报资料、涉外旅游、涉外经济等方面才需要。我们非常艰难地学习英语，不是因为日常生活需要，不是为了装饰，只是为了升学以及工作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花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它，如果我们学不好英语我们就会被各种考试淘汰下来，更不用说是面对现在的就业大军。况且现在工作对英语的需要具有多样性。首先，不同的行业和岗位对工作人员的母语水平、其他知识和技能准备的需求有巨大的差异，对外语水平的需求更是如此。虽然说英语时刻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知道一些简单的英语就好了，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学习英语上面，但是如果你想深造的话，那就要努力学习英语。英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3.1英语对升学及就业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对英语采取“全民皆兵”的教学模式，更知道把英语作为受教育者必修的科目而贯穿于社会整个教学过程的状况，可能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其实英语也不过是一门语言。我们不论干什么都要讲究其价值，在科技领域的应用中，除了翻译英文资料与撰写国际论文能用得到英语，其他情况基本用不到英语。因此，我们犯不着不分对象、不管用途的让全国人民一道都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既难学又难背的英语上！因为，英语不是我们学习的全部，把英语的学习神圣化或者绝对化，已经违背了学习外语的本来目的。对于英语热的场面除了能够满足一部分实行“全民英语教学”鼓吹者的腰包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他的数学成绩很优秀，还参加过省里举办的数学竞赛，拿过二等奖。学校把他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但后来就是由于他的英语成绩太差，使他高考落榜，转而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一家技术工人学校，早早参加了工作，荒废了学业！就不得不让人无奈地感叹：是严酷无情的英语考核制度断送了他的大好学业！我却想说：由于古板的英语考试制度，也许中国又失去了一位可能的数学家！

对于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每年都有很多专业成绩很优秀的学生，因为英语没过分数线而惨遭淘汰，但一些专业成绩平平而英语成绩突出的学生却成了录取的亮点。英语已经成了中国大学生的第一专业，不管是学习国际贸易还是学习古汉语，只要想考研进一步深造，就必须过英语这一关。

我认为英语的用途和使用者是有特定范围的，作为一些日后很少用到英语的大学学科或在以后的工作中几乎用不到英语的专业，为什么非要强制学生学习英语呢？这难道不是在白白浪费他们大好的青春吗？假如他们用这些时间更加努力去加深自己的专业知识，说不定又会有一项伟大的发明诞生了！

因此，英语不应作为当代中国学生的必修课，没有一大批拥有特殊技术的专业人才，即使全国人民都会英语又怎么样呢？当然，英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但是一个没有专长的人，国际上的专家学者谁会与你交流，充其量你也就是一个翻译罢了，我想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不是为了把所有中国人都培训成只会外语的翻译吧？！

我不否认英语的重要性，但这决不能成为全民学外语的理由，如此的耗费时间、精力与国力，实在是得不偿失！

既然我们在大学课程里设立了英语专业，那么根据爱好，那些喜爱英语的学子完全可以在这里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而成为专门的英语人才；而对于另外一些不喜欢英语，不喜欢死记硬背，但个别科目成绩很好的学生，我们也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根据这些学生的特点，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修学他们自己所喜爱的专业课，而将英语只作为一般的考察课目即可。即对于外语有时间就学学，没时间、没兴趣，就不必死记硬背了！

这是我对中国英语教学模式的一点建议，我想我们不会再由于某些学生仅仅因为英语不好而抹杀了他的其它一切天赋与优点吧？

3.2英语对汉语言及汉文化的影响

任何交际都基于语言，所以社会的改变会在语言变化上有所体现。因此，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我认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英语是当今世界适用范围最广的语言，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美等国家日益频繁的接触、交流，英语在国内也越来越被重视，并流行起来。

如现在大学校园里流行的招呼为“hello”,”hi”之类的词语，而不再是过去的“吃了吗”或者“你上哪儿去啊”。大学生在告别时长说“再见”，“慢走”，而现在流行“bye bye”，另外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只会用英语表达英美文化，却表达不出中国文化，比如现在的学生会说美国的白宫却不知如何表达中国的故宫。

不仅如此，语言还是文化的载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不得不学习西方的文化。当然与历史上的文化渗透相比，就时期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更为隐蔽。英语学习表面上好像不涉及政治立场，但实际上却是在美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得我国青年学生盲目的去追求，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领域的依附关系。要知道文化可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精神、物质、知识和情感的集合体。但目前西方的愚人节、情人节和圣诞节在我国年轻群体中很流行，而我国传统节日则被忽视。年轻人觉得“洋节”更好玩，更热闹，但好玩，热闹的背后是在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更是一个民族的缺失。唯物主义辩证观认为矛盾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的特色存在，那么这个民族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3.3英语对我国学生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前，一些西方反华势力面对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华民族，到处鼓吹中国威胁论。但特别需要引起我们大家高度注意的是，某些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从而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想价值观念，以此来达到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平演变的目的。而这些人群中，大学生作为思想活跃的一族，再加上他们对英语的这种狂热学习，使得他们更容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例如，现在有一种叫经济全球化的思想颇为流行，它让很多大学生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已经消失。全世界所有民族正在走向共同的“信息社会”，因此，使得学生们关注全世界整体利益的意识远远强于对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关注。换句话说就是：这种思想弱化了学生对国家的意识，使他们产生消极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有一些国家主权论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观点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安全观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这也使得大学生产生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蔑视国家主权，漠视集体利益的错误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学生的国防安全意识，主权意识将会消失殆尽。而这些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借经济全球化时机，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一些大学生因此全盘否定中国的“黄土文明”，崇尚西方的“海洋文化”，崇拜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信奉“金钱至上”,以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行动指南，因此成为“西化”的俘虏。

而另一后现代主义思想所宣传的虚无主义、怀疑主义，使得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一种流浪意识。再加上当代许多中国人正体验者中国社会的物质匮乏和精神危机的痛苦。比如说：“中国的房价让很多人成为了房奴”。还有些腐败等其他问题让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丧失信心，反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向往。使他们不再追求，不再思想，而是在随波逐流中麻醉自我。

唯物主义辩证观认为内因决定外因，内因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起决定性因素。曾经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殖民下，我们的先人都未对我们华夏民族失去信心，而如今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但我们的国人却正在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究其原因，正是这种西方文化思想的侵略和这种“全民皆兵”的英语教学模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总结

全民学英语的教育方式弱化了国人对汉语言的学习。《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8%的确认为存在汉语应用能力危机，而当中54.4%的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我国国内的教育环境缺乏对母语的热情，国人的汉语日益退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这种语言文化产业表面上好像和政治立场沾不上边，但实际上却在美化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使得我国特别是青少年在这种语言文化学习中盲目羡慕和追求这些价值观念，从而忽视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我们不能淡化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客观存在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应对。因此，我认为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考虑。

1.正确处理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2.扶植优秀统文化，提高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文化教养，增强校园文化，社会文化，家庭文化之间的联系与配合。教育青年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化以及减少其负面影响。

3.重视汉语教育。汉语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整个华夏民族丰富的文化基因，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各种象征，情感，记忆。它更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唯一纽带。

4.提倡从小加强中文教育，重视中文语言文字和口语表达。

5.改变大学课程中的英语教学方向与方法。治理中学，大学，考研等各教育阶段的“英语崇拜症”，调整英语与其他学科在考试中的分数比例，评职称和就业与外语水平要求不应一刀切。

参考文献

［1］郭建庆，高雨阳． 美国文化传播策略及我国之应对［J］． 前 言，2008，(12): 195 － 197．

［2］游戚东． 论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大学生的影响———牛仔 裤现象之研究［D］．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7． ［3］王恩铭，吴敏，张颖． 当代美国社会与文化［M］． 上 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13．

［4］阮炜． 多元语境中的中华文化认同［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7(2): 49 － 52．

［5］韩辉． 大学生文化认同结构及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研 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2002． ［6］赵剑英，干春松．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 机及重构［J］． 学术月刊，2005，(1): 11 － 18．

［7］韩震．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重文化认同［J］． 求是学刊，2005，32(5): 21 － 26．

［8］张利丽． 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 187 － 189．

致 谢

本论文的完成是在胡晰亮老师的细心指导以及同学们的帮助下完成的。在每次遇到问题时，老师都会不辞辛苦的讲解，才使得本论文顺利的完成。从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搜集直至论文最后修改的整个过程中，花费了老师和同学们很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老师和同学们这种严谨的学习态度，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都将使我受益终生！

第三篇：旅游业发展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模版]

大量事实表明，旅游已成为环境污染源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于旅游污染环境的主要途径及其特殊性做一总结，长期以来，人们总把旅游发展视为一种经济活动，偏重追求其经济效益，而相对忽略了普遍存在的旅游对环境的影响。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质量是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旅游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不仅会阻碍旅游业本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带来相关的负效益。

众所周知，旅游的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环境；而另一方面，由于旅游环境的脆弱性，旅游发展又给旅游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因此，对旅游环境不妥善管理和系统保护，势必影响到旅游发展的持续性。旅游对环境的破坏。

旅游对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对可供观赏的山川湖泊、名泉瀑布、名胜古迹、森林资源，动物资源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损害和污染。旅游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来自游客的破坏，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的游人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对环境危害的另一来源则是外来投资商及当地旅游部门的大规模开发活动，这种破坏在第三世界旅游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更甚，消极影响更大。究其原因，旅游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损害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首先，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对旅游资源做过度性、掠夺性的开发；其次，是对景区环境的粗放式管理，对旺季游客过分集中的现象缺乏科学的、合理的疏导或价格调控等管理手段；再次，旅游发展过程中，景点开发以及旅游基础设施病态膨胀的趋势日益明显。

因此，如何一方面发展旅游，一方面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旅游赖以持续发展的环境成为旅游界急需迫切解决的课题。

国家有关部门虽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旅游业尚没有自己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我国政府1985年才将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旅游业在我国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环境保护虽然在立法上作了许多工作，但在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方面却缺乏健全管理。旅游区大多数基础建设项目，没有按规定程序办理有关环境保护手续，有的虽然办了，但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把关，流于形式。

虽然中央反复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但在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和发展中，以牺牲长期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短期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④旅游开发、发展过程中生态意识不强

我国许多风景优美的旅游区座落在偏僻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仍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发展状态中，过着原始的伐薪取暖、辟地种田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其居住地被开发成旅游点时，居民们或破坏生态或猎杀动物以供纪念品交易，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旅游经济收入。居民低弱的生态意识也反过来影响了旅游者的生态意识，旅游区内随地乱扔纸屑、果皮、对文物乱涂写等不文明行为很是普遍。⑤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问题远未从理论上和管理上得到解决。尤其是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和景区，旅游旺季时，长期“人满为患”。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归纳的八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具体如下：

（一）对地表和土壤的影响 随着各自然区域内旅游活动的开展，旅游设施开发与日俱增，已使很多完整的生态地区被逐渐分割，形成岛屿化，使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工化改造，如地表铺面、植被更新、外来物种引入等。无论是陆地还是水域表面都可能受到旅游活动的影响，岩岸、沙滩、湿地、泥沼地、天然洞穴、土壤等不同的地表覆盖都可能承受不同类型的旅游冲击，尤其是地表植物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有机层往往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如露营、野餐、步行等都会对土壤造成严重的人为干扰。土壤一旦受到冲击，物理结构、化学成分、生物因子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土壤上植物的种类与生长，昆虫、动物也会随之迁徙或减少。

（二）对植物的影响

人类的旅游活动对地表植被和植物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大类。直接影响行为包括移除、踩踏、火灾、作为营火材料采集和对水生植物的危害。间接影响财包括外来物种引入、营养盐污染、车辆废气、土壤流失等问题，这些都会间接地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健康。1．大面积移除

这是人类旅游活动对植物的最直接伤害。比如，为兴建宾馆、停车场或其他旅游设施，大面积的地表植被剔除，甚至还从外地搬来其他土壤进行客土，以符合工程上的要求，这无疑是对植物族群抄家灭族的行为。2．游客践踏

旅游活动对植物的影响中，游客践踏是最普遍的形式。只要游客一踏上公园或绿地，他的双脚就可能施压于植物身上。游客观赏自然风景区后，势必产生植物种群的改变，即使是轻度的使用，有时也会造成重大的变化。游客对植物践踏行为会引起一系列的相关反应。如会影响到植物种子发芽，因土壤被踩实而导致幼苗无法顺利成长；对于已成长的植物，则可能因踩踏而导致其生理、形态等发生改变；步行道规划设计不合理，也可能影响到濒危植物物种生长；游客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常会留下车痕，造成植物组成的改变。3．采集

采集也是对植物的一种伤害行为。游客最常见的采集动机是想摘下某朵漂亮的花，或想尝尝果实的滋味，或是想带一部分植物回家种植。此外，许多游客迷恋植物的神奇疗效，一到野外看见药用植物就摘，使许多药用植物的天然族群愈来愈少。

此外，由于旅游者不慎或管理不善可能导致的森林火灾，致使植被覆盖率下降；任意砍伐树、竹作木屋、竹屋和烧柴等，毁坏了一些幼木，改变了森林树龄结构；大量垃圾堆积，导致土壤营养状态改变，还会造成空气和光线堵塞致使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等。

（三）对动物的影响

旅游区的开发可能会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庇护所。游客到达旅游区后，无论是旅游活动本身或是游客所制造的噪音都会干扰野生动物的生活和繁衍。而且一般游客总喜欢“有吃又有拿”，嗜吃各种山珍海味，又偏爱收集各类野生动物制品，以显示自己的霸气，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1．干扰

游客从事户外旅游活动时，不可避免地会对生存其中的动物尤其是较为敏感的鸟类和哺乳动物造成干扰。如西双版纳的象谷，由于大规模游客的进入，影响了野象的生活规律，使经常出没于原始森林溪水旁的野象，现在只是偶尔有一两头到此活动；游客从事水上活动也可能对水鸟族群造成威胁，使水鸟不能好好孵蛋、导致失温，天鹅或水禽还可能对被钓客的钓钩挫伤，或食入钓鱼用的小铅块而丧命。游客使用各种旅游设施时所产生的噪音也是其中的一大影响因素，如手提音响、水上摩托车、汽艇均产生极大的噪音，这对动物的影响相当大；同时，水上各种船舶还可能产生油污污染，从而影响水中生物的生存。此外，游客在沙滩上的活动也会影响动物的生长，如影响海龟产卵行为等。2．对野生动物的消费

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其中游客对野生动物的消费行为最为严重。我国的游客不仅吃海鲜，更爱吃山珍，各种珍禽异兽只要没有毒，都有可能成为游客猎食的目标，造成这些族群数量的下降甚至绝迹。除了吃之外，游客还喜欢购买野生动物的相关制品，如动物毛皮、象牙等；许多海域原本有各式各类的贝类，但大量供人食用以及被制成各式纪念品后，贝类的数量锐减。

（四）对水体环境的影响

水体环境在旅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旅游活动对水体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当广泛而严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船舶油污、垃圾污染

旅游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旅游船只所排放的垃圾、油污的污染。如桂林漓江，每逢旅游高峰季节，旅游船只几乎是首尾相接，组成浩浩荡荡的“船队”，不仅破坏了游江意境，而且船舶排放的污物大大超过漓江的自净能力，造成江水污染。很多水边地区，如海滨、泉点、河边等地为发展旅游业而修建度假村、休闲中心，其餐厅、宾馆等排放的污水和垃圾也是水体的污染源。2．水上运动 随着度假旅游活动的日益兴盛，湖畔、河边、泉点等地水上运动项目，如水上摩托艇、划船、踩水、游泳、垂钓、跳水、潜水、驾驶帆船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度假生活内容，同时也给水体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水上摩托车活动不仅对沙滩及海岸线产生侵蚀作用，而且其产生的涡流也会影响海域生态如珊瑚礁内的浮游生物和鱼类，漏出的油污还会污染水体，甚至会散布化学物质威胁水体生物的健康。

（五）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随着游客进入旅游区以及供游客乘坐的交通工具蜂拥而至，汽车排放的大量有毒尾气、扬起尘埃和众多游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旅游区内的宾馆、饭店等生活锅炉排放的废气，都会对旅游区的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1．交通工具污染

数以万计的游客使用的私人交通工具，是最没有效率的运输方式，它不但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也会排放出更多的大气污染物。这种车辆所引起的大气污染以光化学烟雾污染最具伤害性，光化学烟雾中存在许多高反应性的光化学物质，不但会影响植物，还会危害人体健康。光化学烟雾严重时会影响视线，降低能见度，造成游客困顿；它所含的某些物质可能会刺激眼睛，造成流泪等不舒适的感觉。此外，交通工具所排放的废气还可能含有有毒物质，威胁地球生态的健康。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废气排放可能导致酸雨，也可能排放使地球增温的温室气体，或是排放诱发臭氧层空洞的物质。2．垃圾等固体废弃物

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有机含量高，如处理不当，会滋生细菌和病毒，特别是堆放在底层的有机物，因严重缺氧，厌氧菌迅速繁殖，病原菌滋生，并产生恶臭；旅游公厕如管理不善也会产生恶臭，增加大气含菌数。3．封闭环境中的大气污染

如溶洞、餐厅、娱乐场所等，除受外界大气影响外，还受内部污染物排放影响，如旅游者呼吸释放的二氧化碳、水汽并携带病毒和细菌、吸烟增加的二氧化碳和烟雾、使用电子设备释放出的大量正离子、装修释放的有害物质、取暖散发出来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烟尘等，由于空气流动差，空气污浊，令人头痛、气闷、食欲不振、精神不佳，甚至导致某些疾病传播和发生。4．旅游设施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旅游宾馆饭店是任何一类旅游形式都必需的生活服务设施，对大气的污染源主要是供水、供热、供能的锅炉烟囱、煤灶的排气、旅游地域小吃摊排放的废气等，释放出来的主要是燃烧煤、煤气和液化气产生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和烟尘等，总量虽较工业小，但排放源分散、高度低、距景点近，且多无除尘设施，对旅游地大气质量影响大。

（六）对环境卫生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环境卫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固体废弃物垃圾污染。在很多风景名胜区，人们随处都可见到游客丢弃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垃圾。垃圾污染现已成为我国很多风景名胜地区的一大祸害，是一个十分普遍而又棘手的问题。

我国游客总喜欢将各种食品，如点心、糖果、饮料等带到户外，或是到旅游区附近的土产店、海鲜店里大吃大喝，为当地环境制造出了许多垃圾。南岳衡山每年约有6000吨的经营垃圾、2000吨的旅游垃圾倒入旅游区内的溪流和水体中。某些山地的谷地几乎成为登山游人丢弃杂物的垃圾桶。山谷垃圾难处理，日积月累，臭气熏天。此外，这些垃圾的处理也是一大难题，因为“没有一种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是全然安全的”，如处理设备要耗电、耗能，而且部分污染防治设备会产生二次公害（如焚化炉可能排出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气），再次威胁环境，甚至损害大众健康。

（七）对环境美学的影响

旅游活动对环境美学的不良影响主要在于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和旅游业的不合理开发建设。1．游客的不文明旅游行为 有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除了眼看、耳闻、鼻嗅之外，还有在古树、碑刻、石头等上刻字画画的不良习惯。刻字留念可以说是最常见的游客恶习，不仅破坏景观，而且会影响一些植物的生长，降低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比如，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的岩壁上，本可欣赏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刻技巧，却常可见到“××到此一游”，或“×爱×”的心型图案，给人大煞风景的感觉。再如，我国黄山风景区非常盛行同心锁，情侣买来同心锁挂在树木旁的铁练上，可怜的巨树身上围绕成串的金属，古木参天的天然意境也全然被破坏了。2．旅游业的不合理开发建设

旅游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不当或开发过度，会使当地原有的景观环境遭到破坏，即所谓的“开发污染”。旅游开发的实质是在自然山水或原有风景区的基础上添加人工建筑，使之适应旅游活动开展的需要。但现今的很多的旅游开发，只考虑迎合其主观上认定的旅游者的兴趣所在的审美特点，忽视或根本不顾及该项目建设同周围景观环境的协调，从而造成对该地景观环境的侵害。如山东泰山、北京西山、中岳嵩山森林公园等，索道悬空，电线杆插天，严重破坏了山岳风景区的原有神态；浙江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昔日“见屋皆寺庵，逢人尽僧尼”，现在山上山下，摊店林立，现代化娱乐设施遍布全山，流行音乐已淹没了寺院传来的梵音，洋楼与寺殿争高，摇滚与梵音共鸣，此情景，与佛教圣地相去甚远；黄果树瀑布下游7公里处的天星景区，其内修了一个体积过大、黄色琉璃瓦屋顶的茶室，与景区的一个天然喀斯特盆景公园特色很不协调，破坏了自然美，违反了自然法则

（八）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1．对文物古迹的破坏

首先，由于部分游客的文化修养不高，认识不到文物古迹的珍贵和不可替代性，盲目地在文物上刻画或坐卧在文物古迹上拍照等不文明行为，会造成文物古迹不同程度的损耗和破坏。其次，众多的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使文物古迹受到侵蚀，特别是一些古老洞穴、佛教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像等文物古迹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洞穴和石窟中原本湿度就高，再加上众多游客呼吸作用所带来的大量水分，加快了珍贵的壁画和雕像的腐蚀速度。另外，照相机的闪光灯，数以百万计游客的汗水、指印，也会使得壁画和雕像受到腐蚀。如著名的敦煌石窟，因受照相机闪光灯及数以百万计游客的汗水、呼吸（二氧化碳）和指印的破坏和腐蚀，许多壁画的逼真细节已失去光泽，变得暗淡模糊，红色和肉色逐渐变为黑色。

再次，众多游客的脚踏也会损害文物古迹。如我国的万里长城长期以来由于大量游人的攀登，造成挤踏破坏，很多地方已受到严重损害；北京的故宫由于游人川流不息，碰肩抵足，曾将大殿内的金砖踩出凹坑，广场和通道的金砖也损害得很厉害，有人估算，故宫铺地的“金砖”，每年磨损达10~20毫米；颐和园蜿蜒700余米的彩饰长廊，路面的砖，几年就要更换一次。

第四篇：橡胶轮胎行业应加强监管应对不利影响（范文）

橡胶轮胎行业应加强监管，以应对不利影响

天然橡胶的涨价，使产能过剩的阴影笼罩在了我国轮胎产业的上空。近年来，除传统轮胎生产企业继续扩大产能外，部分化工、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也纷纷进入轮胎行业，加剧了轮胎行业激烈竞争的局面。业内人士建议，国家应抬高行业门槛，适度控制轮胎产能，扶持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面临的形势一：轮胎行业产能增长迅速

轮胎制造业是山东省的优势产业之一，其生产能力、产量、科研开发能力多年来一直居全国首位。近几年轮胎工业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汽车工业、合成橡胶、橡胶助剂、炭黑及机械制造等相关配套行业的发展，山东省轮胎工业正处于向轮胎强省跨越的关键阶段。据山东省橡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郑永祥介绍，山东轮胎产业具有生产厂家多、产量大的特点。其中，生产机动车胎的企业就有500多家。山东目前机动车轮胎产量占全国超过47%，接近50%，从1985年以后一直居全国首位。包括轮胎生产等在内的橡胶加工企业4000多家，橡胶耗量超过全国一半。

截至2008年底，山东省轮胎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有16个，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有四个，超过100亿元的有两个。

从去年天然橡胶开始上涨以来，山东省新增不少轮胎生产企业，导致地方轮胎项目上马过量，产能增加过快。一些原本生产其他橡胶制品，甚至橡胶衍生化工产品的也转来生产轮胎。此外，一些天然橡胶外的企业也在进入轮胎生产领域，比如一些房地产企业因房产调控等原因进军轮胎行业，造纸企业也进入这一领域，主营造纸的山东省东营市的华泰集团就在山东省莒县新上了轮胎项目。

以山东省主要轮胎产地东营市广饶县为例，2009年底，广饶县子午胎生产能力已达到5270万条，其中全钢子午胎1470万条，半钢子午胎3800万条。实现销售收入270.5亿元，产能、销售收入分别占到全国的19%、20%，占全省的45%、38%。

2009年，广饶县橡胶轮胎及相关配套产业共实施项目19个，其中实施橡胶轮胎项目14个，实施产业链配套项目五个，项目总投资71.7亿元，当年完成投资46.3亿元，比2008年增长35.6%。

2010年，广饶县重点调度的52个工业项目中，橡胶轮胎项目就占据了17个，项目总投资76.8亿元，其中橡胶轮胎生产项目13个，产业链项目四个。13个橡胶轮胎项目总投资60.6亿元，全部完工达产后可新增产能4480万条。

面临的形势二：产能激增恶化企业生存环境

尽管轮胎行业发展迅速，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大企业的规模与世界跨国公司差距较大，中小企业差距更大；产品结构有待优化，中、低档产品多，高端产品产量少；企业管理模式仍停留在传统层面上，缺乏创新和合作共赢的机制等。

在生产经营方面，山东省轮胎行业还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竞争形势。郑永祥表示，山东省轮胎产量目前保持了30%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市场需求增长速度。由于轮胎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海外市场受到进口国贸易壁垒等限制进一步收窄，从而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近年来，巴西、印度等国家对我国橡胶轮胎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政策，欧洲对轮胎进口也实行了噪声认证，提高了我国橡胶轮胎产品出口门槛。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惩罚 性 关 税，即 轮 胎 “ 特 保 案 ”，这 些 贸 易 保 护 措施，使我国部分轮胎产品被迫由出口转为内销，对国内橡胶轮胎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轮胎产品市场价格下降。

同时，国内轮胎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品牌意识仍不够强。郑永祥说，橡胶轮胎企业存在产品研发投入不足、创新意识不强、高层次科研人才匮乏、整体科研实力薄弱、知名品牌少等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轮胎行业的内部竞争将给产业发展带来严峻考验。近年来山东省橡胶轮胎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建设突飞猛进。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必然会为橡胶轮胎产业带来激烈的内部竞争，尤其是高端管理人才和技术工人的竞争，将会影响到当前企业经营及新建项目投产后的经营，甚至会出现因为技术工人流动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等问题。对此，兴源轮胎的一位负责人表示，由于轮胎行业近几年发展速度过快，不少轮胎企业只能凭借降低成本、开拓新市场来实现盈利。“现在是谁有钱谁就干，天然橡胶涨价对整个行业带来了严峻的形势，所以每个企业只能依靠自己的方式去竞争。”

如何应对

面对竞争日益加剧的轮胎行业，一些专家和行业人士认为，应该加强对这一行业的监管，防止竞争形势进一步恶化：

一是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发挥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制约作用，加强企业的联合重组。进一步加强轮胎产业发展的科学规划和行业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指导和约束机制，促进企业合作，加强规划指导。加快企业培育、改造步伐，引导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联合重组，壮大轮胎企业规模，膨胀轮胎产业集群，提升轮胎行业层次，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断研发和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强化核心技术培育，加大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装备的开发力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做好创新创牌发展规划，加快实施品牌战略，下大力气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掌握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自有品牌和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三是扩大对天然橡胶等上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不断扩大自有天然橡胶产地的建设，进一步加大天然橡胶自给份额，加大天然橡胶替代产品开发力度。

第五篇：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 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