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第一篇：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论晚清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

摘要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危机，阶级对抗，中华文化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对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图强的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图强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晚清国民中一些先进的积极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则徐学习西方、尝试现代化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 而是近代中国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侧面。在鸦片战争前后,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和林则徐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们关注、研究和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 主张学习西方例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我将以这些先驱为代表研究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中国的影响。

（一）,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科技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 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陈腐、愚昧的思想观念, 对西方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目标, 中国就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 当然谈不上搞现代化。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林则徐起初也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刚到广州时, 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林则徐比同时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当他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 不是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与时俱进, 果断地与自己陈旧的思想观念决裂。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了解西方, 认识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等交谈

第二, 翻译西方的资料。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第三, 指派人员打听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活动的情况 第四, 亲自调查和考察。

林则徐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过来, 学习西方, 因此, 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情况。一是通过向清廷上奏、与清政府官员交谈、给亲朋好友写信等方式介绍西方各方面的情况。二是翻译和整理西方的资料。如前所述,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发行的书报。在报纸方面, 组织人员编辑了《澳门月报》;在书籍方面, 组织人员整理出《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则徐认为, 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 要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就必须“器良、技精”, 即搞现代化, 而在当时, 首先就是要军事现代化。

第一,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够海上作战、保卫海洋的现代化海军, 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对现代化的尝试, 从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着手, 谋求军事现代化, 这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严复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 严复所处的时代, 正是封建王朝末世, 民族危机深重,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忍受着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更是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严复从小在老举人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而后又跟宿儒黄宗彝熟读经史古籍, 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留学英国期间更广泛地博览西学。他通过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反复对比, 既鲜明地看清了中西学之间的明显差别, 又发现了中西学之间内在的会通”。他认为中西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自由、平等的有无。这一根本差别决定了中西之间的政治社会的不同, 以至学术思想的差异。因此, 他反对“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种将中学与西学机械割开的主张,提出要“ 阔视远想” , “统新旧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 , 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严复的这种中西会通的思想, 表现在他所翻译的著作中最为突出。根据严复的译文、按语和其他论文来看，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理解是相当广泛而有深度的,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演论》、被严复推崇为集《大学》和《中庸》的精华为一身的《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严复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他才兼文理, 学贯中西, 著译丰富, 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新纪元。

（三）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对国民的影响：

出身晚清末年的梁启超，一生经历戊戌政变，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他热心政治，关心民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新事物的敏锐的悟性和洞察力梁启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殿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改革未果，救过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寻找到救治祖国的良药。他借助日本平台进一步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文明史学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共同影响下，梁氏与20世纪初揭起“新史学”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在史学内容上倡导为民作史，在史学方法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史学理论上倡导历史进化理论。尤其是他倡导援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梁启超解开了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历史篇章。梁启超曾于1901年作《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在他看来过渡时代既有希望，又有危险，处于过渡时代的国人应具备三种道德品质：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可以说，处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处境，他不余遗力地号召改革，以期中国顺利度过那个风雨交加的时代。政治环境的过渡必将带动学术文化的过渡，以向以资鉴为己任的中国史学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梁启超为代笔的中国知识人自觉承担起了“双肩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使命，揭起救亡与革新大旗，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以平民百姓为主角，以跨学科为主要方法的中国“新史学”诞生了。

（四）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2]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1]林则徐奏稿[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3]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4]严复：《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5]严复：《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6]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7]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博士论文）。

[8]严复：《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9]梁启超：《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10]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

[11]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 [12]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

第二篇：论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论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摘要：针对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校园,必须正视非主流文化这一特殊现象和问题,认真梳理和审视了非主流文化对高校校园主流文化以及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和心理意识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深刻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关键词：非主流文化;校园文化;大学生;心理意识；价值观 Abstract：According to strengthen the campu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harmonious campus, we must face the mainstream culture in this special phenomena and problems, and to examine the non-mainstream cultures on campus mainstream culture and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huge impact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the mainstream culture；campus culture；students；mental consciousness；Values

一、大学生非主流文化的定义

大学生文化以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和期待为标准，可以分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社会要求和期待的，是广大学生所具有的，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在内的文化。它体现着社会对学校的正式要求，通常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作为主流文化共存互补的非主流文化在服从主流文化的前提下，以一种异端的方式来矫正偏离主流价值的取向，从而使文化沿着常态发展。大学生非主流文化是由大学生创造的，与学校精神宗旨、学校纪律、校园主流文化相分离的校园亚文化，是一种对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标准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的显性文化。大学生非主流文化在层次上是一种通俗文化，是大学生在文化选择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具有随意性和非系统性、非正规性的特点。

二、大学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

大学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按产生的时期划分,大致可分为传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和新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两大类。第一类是传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多产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大致有“课桌文化”、“宿舍文化”、“厕所文化”等。所谓课桌文化就是书写或刻画在课桌上的文字和图画,其内容或自我揶揄,或愤世嫉俗,或民间俚语粗言,形式上或是打油诗,或是图文并茂“;宿舍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装饰世俗化色彩浓厚,明星风采,美人泳装最具代表性,而第二特点是宿舍中的语言粗俗化并流行化,一些陋语秽言甚至黄色幽默笑话在宿舍频频使用、流传,熄灯后入睡前的卧谈会更是少不了情、爱及尤其是性“;厕所文化”表现形式和内容与课桌文化相似,但在某些内容上则更俗鄙乃至色情。上述三种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在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成为校园非主流文化的主体部分。第二类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校园非主流文化在延续着原有传统的同时,又逐步产生出一些新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大致有“影碟文化”、“网络文化”、“洋节文化”、“卡通文化”“、新新人类语言文化”等。看影碟,几乎是每一位大学生在读书期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休闲娱乐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大学校园里或周边找到为数不少的影视厅、影碟出租摊点,又由于计算机在学生宿舍的普及以及播放影碟的设备的价格低廉化,使大学生们可以低成本地进行此项“文化消费”。上网,不仅是社会的时尚,也是大学生的时尚。网络文化则以异军突起的姿态,迅速地渗透到校园,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但伴随着网络而来的一些负产品,如亦真亦假的网络爱情,信口开河的网络论坛,BBS特别是网络毒幽灵般的隐藏在网络中,成为部分大学生有意或无意的搜寻点击对象等等,也成为校

园非主流文化现象。“过洋节”,也是大学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学生们对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似乎特别的情有独钟、趋之若鹜,送花、寄卡、恶作剧,甚至上教堂,大学生们对此乐此不疲,过得津津有味。读卡通,则又是大学生们的一大爱好,多以日本、香港为原产地的卡通作品在相当部分大学生中流传,如《七龙珠》《、圣斗士》等,大学生们为卡通读物中线条柔和,造型夸张的美少男美少女所着迷。说新新人类语言,诸如“酷”、“忠厚”、“偶象”、“早恋”“、蛋白质”“、特别恐龙”等等,再加上许多中西合璧而成的词在大学生中的使用有特殊的含义,非字面语义可以理解,而这样的新词则几乎在每一个校园里成为大学生们的通用语言。上述新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的产生既有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也有大学校园特有的文化环境和大学生自身特定的年龄阶段的因素。新生的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严格说起来并不是大学校园所特有的,它们只不过是社会大众文化现象延伸到大学校园里被接纳并使之个性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社会的大众文化是与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是被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的文化,其主要功能是娱乐,它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中性面目,也就是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再就是其商业性或商品的特点,惟一能对它进行支配的是市场规律和利益原则。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文化的民主化、普及化和平民化的进程,又由于大众文化以其中性的面目和舒缓、轻松、温情、渲泄、抚慰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这对于社会的秩序维护起着一定的镇静剂的作用。但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是一种缺乏严格意义上美学价值的商业文化,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中性、非现实性,它的一定程度的模糊善恶、挑战道德、渲染情欲、展示暴力等等对人们的引导甚至误导又是极广泛而快速的。显然,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正是大众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在大学校园这个特定的环境和大学生这个特殊年龄段青年人身上的个性反映。一方面,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变迁带来各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评估、调整和个性独立意识的增强,人们在社会变革中享受、使用着前所未有的活力的同时,也充分感受到它的压力、无奈、冷峻,甚至残酷。社会心态需要一种能轻松、渲泄、抚慰的文化氛围来调节,来减压,因而大众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由于自身的定位和利益原则,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对立的“负文化”。另一方面,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各阶层中最敏感、最活跃而又富有文化知识的层面来说,较之其他层面对社会的变革有着更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使得他们容易成为理解、接纳甚至创造新文化的先锋。就总体而言,社会变革给校园文化注入了主流文化的健康、清新的活力,但必须注意的是正是由于社会的转型、变迁,经济体制的变革和转换,利益群体的分化与重组,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与活跃,外来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社会心理的多变和剧烈冲突,大众文化的大量生产,使新的社会现象、矛盾、价值观层出不穷,又使大学生群体中的相当部分人一时难以适应,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行为反叛、无序、道德失落与思想困惑、混乱,校园非主流文化现象正是这种状态的折射和投影。而且,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才竞争的不断激烈,使大学生面临着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压力需要缓解、宣泄,校园非主流文化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

三、校园非主流文化产生的原因

(1)客观因素。学校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校园文化的演变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和社会变革的影响。从本质上看,校园非主流文化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

①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环境还存在一些突出的消极面,给校园文化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以电视、报刊为核心的大众媒体,虽然可以塑造学

生的灵魂,成为精神凝聚力的重要中介,但也可能成为思想混乱之源、价值冲突的工具。一些影视片大肆渲染犯罪,暴力和色情,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很大。一些大众媒介将一些影、视、歌、舞明星和体育明星推崇到偶像地步,强调异国情调的个人享乐。

②社会变革的影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由于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必然导致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多样化。总体来看,社会变革为校园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种激情下隐藏着一种浮躁情绪,表现出激情与浮躁并存,自身素质和期望目标不相适应,对尚未形成的价值评价体系不适应。于是,行为无序、道德失范与思想困惑、混乱便在所难免。校园非主流文化正是这一现象的折射和投影。

③教育本身的原因。校园非主流文化的滋长,与现行的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现状相对社会改革还有一定的差距。高职院校的发展,课程的设置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职业性”的教育不充分,不少大学生在适应社会方面还面临很多困难和障碍,这些问题引起大学生对学校教育现状 的不满。

其次,从招生到专业的安排设置,从教学科目到教学内容的统一管理,都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呆板的管理模式、传统的教学方法、陈旧的教学内容,使部分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对自己所定的目标 不能坚持不懈。

再次,近几年高校扩招,使人员猛增,但校园环境建设明显滞后。有的院校建筑布局缺乏科学规划,有的院校的建设没有文化的内涵和格调,有的院校既看不到参天的古树,也看不到读书的学生,各种因素的影响,让一些学生感觉校园生活的单调、松散、无聊和空虚,他们为了寻求一种精神的寄托,为了找回一个文化人的“文化”,校园非主流文化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④学校德育工作对新形势不适应。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任务和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新情况,一些学校的德育工作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一些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一些教师的职业道德还亟待加强,德育队伍和保障措施不够力度,经费投入措施不到位等,也是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2)主观因素。大学生的年龄多在18至23岁之间,正处于人生的心理过渡期,也是大学生自我与社会关系紧张期,他们精力旺盛、思想活跃敏感、单纯而富于幻想,对观察和感知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喜欢追根溯源、怀疑和争论,渴望早日了解复杂的社会。校园非主流文化恰好给大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表达情感的机会。

四、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

（一）校园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机制

1、校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辩证关系

校园主流文化,是指社会要求和期待学校及其成员所具有的,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它体现着社会对学校在文化方面的正式要求,通常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不为学校自身的意识所改变,是一种外界的文化,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才能对学校的教育活动产生深层影响。校园非主流文化,是指学校文化中社会要求和期待之外的文化。主要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虽然没有社会期待的根据,但也并不与社会期待发生冲突的文化,即侠义的“非主

流文化”。另一种则是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违背的文化,即“反主流文化”。本文所述非主流文化,包括这两种成分。因为社会所要求和期待的标准与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同一个社会,在不同的时期,对学校文化的期待也不相同,所以在高校文化中主流文化成分与非主流文化成分的区分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高校文化的组成部分,非主流文化具有高校文化的社会性、伴生性和现实性。社会性表现为,非主流文化往往因为社会的体制改革、生产力水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改变,而发生深层次的变化。伴生性表现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外界的冲击,学校成员(主要指学生)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发生变化,非上流文化会伴生新的内容。现实性表现为,非主流文化伴随外界客观变化产生,进而适应社会某些阶层或群体的要求,与社会现实文化有着广泛的、深层的交融。非主流文化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主要个性特征有来源的非组织性、功能的非强制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来源的非组织性表现为,—般情况下,非主流文化不是由学校外部社会预先规定的,也不是来自学校的组织管理机制,而是在学校成员内部自发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的文化”,缺少组织和计划。功能的非强制性表现为,非主流文化对学校部分成员的作用和影响是自发的、内在的,是一种自觉的“功能文化”,不需要强制组织和强制措施。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非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不平衡的、不稳定的,其发展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不相冲突,并被社会所接受或认可,则有可能转变为主流文化;第二,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背,则被社会所扼制和局限;第三,既不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背,也不被社会明确认可,继续自发地发展。

2、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表现

通过对学校文化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高校非主流文化是外界社会文化影响和冲击学校文化的主要板块。其原因有三:第一高校文化中的非主流成分与外界社会的接触层面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更为广泛,更为随机。第二,非主流文化的产生带有选择主体较强的主观性,受外界影响而引起变化的可能性较大。第三,高等教育相对于其他层次的教育而言,培养主体有着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信息。因此,高校非主流文化是高校文化变化中最明显、最深刻、最广泛的文化区域。如果说主流文化的变迁,是学校文化变迁的主流性和方向性变迁,带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有一定的可预见性,那么非主流文化的变迁则是多维的、随机的、不可控的,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我们知道高校文化不可能只是社会期待的翻版,总要或多或少地混杂一些不符合或违背社会期待的成分因此,高校非主流文化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其一,社会的期待本身与学校成员的期待总会存在一些差异或矛盾。其二,学校成员,尤其是学生不能完全准确把握社会的要求与期待的标准和内容其三,学校成员的个性因素,学生出于好奇,更容易接受新生或相异的信息,相对于其他层次的教育而言这一原因在高校显得较为突出。这也是非主流文化容易受社会文化影响的因素之一。其四,非本土文化的渗入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这是任何一个想发展、想进步的国家和高校都不能避免的因素。如果说校园文化是一种环境,那么非主流文化好比自然生态环境,在培养学生知、性、意、行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校成员的言行以及学校的教育活动产生深层的影响。非主流文化的产生是学校成员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形式上,非主流文化对学校成员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内在的、自发的;在性质上,非主流文化对学校成员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主要取决于非主流文化内容的属性和学校成员的选择。

（二）校园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的影响

1、非主流文化对校园主流文化的冲击与排挤（1）负面网络文化的冲击

互联网中的消极、暴力、色情等非主流文化,被称为“社会毒文化”或“电子海洛因”。在我国,大学生成为网络青年的主要群体,上网成瘾使很多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等都发生剧烈变化,严重的导致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网络游戏”、“虚拟交友”、“QQ爱情”、“网络迷信”等带来的颓废、萎靡更是举不胜举、防不胜防,经常见到有的学生上课精神恍惚,下课迫不及待地奔向网吧的场面。如今,网瘾危害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极易导致大学生的心灵扭曲和变态人格。（2）负面商业文化的冲击

市场经济中,商业化、市场化、交易化等规则本无可厚非,但商业社会也不是无规可遵、无序可循,其主流文化,比如诚信、守法、公平等人类的先进意识正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当中。而非主流的商业文化,诸如权钱交易、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巧取豪夺、不择手段等,也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学子们的头脑。这些恶俗的商业文化,将教育者辛辛苦苦为学生灌注的“诚信”理念不断消弱,成为令学校和老师深感忧虑的侵害学生心灵的可怕“病毒”。（3）负面生命文化的冲击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与生俱来要承载许多责任、义务与使命,因为生命不光是个人的,更是属于家庭、属于社会的。然而这些先进的生命理念,在很多大学生思想中非常淡漠。他们把生命看得极其个性化,即“我是我自己的”,由此带来的是生命的自私和脆弱,缺乏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为他人奉献的牺牲精神,经不起挫折,受不了困难。这些都说明了负面生命文化的危害确实值得社会和高校教育者警醒与反思。

2、非主流文化冲击下大学生的心理意识嬗变

（1）1.信仰迷失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传统的理想教育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很多大学生失去了对主流意识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造成对政治信仰认同的破灭。同时,家庭和社会官本位、商本位、钱本位的潜在影响也让大学生变得很现实,甚至连幼儿园里孩子们的理想都很“非主流”了,当孩子们的理想从过去的当解放军、当科学家变成了当处长、局长、经理、老板了的时候,大学生们的理想则变得更加现实而直接,即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考研,当然,考研也大多是为了更有把握找到更好的工作。有学生说:“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追求的是职位而不是职责。”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在对一所大学学生的问卷中,在回答“你信仰什么?”的时候,21%的学生答案是“钱”,43%答案是“能力”,12%认为是“权力”。7%的学生表现出迷茫和无所适从的极度矛盾的心态。在回答其它一些问题时,明显地显示出了大学生实用主义意识的强烈。很多大学生对现实怀疑、困惑、信仰迷失,同时又不甘于这种迷失,因而显出痛苦而矛盾心态。

2.享乐意识这是一种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放纵感官快乐之中的非理性主义行为,是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不再追求,不再思索,以无度的享受、无止境的消遣为人生最大意义和幸福的消极涣散、自我消解的生存方式。

“享乐意识”其实是一种感性快乐主义文化意识,既对拜金主义“搔首弄姿”,又与实用主义“顾盼生情”。这种文化和意识泛滥的直接结果是使人只会追求消

费和享乐,而抛弃了对人生意义、幸福、价值、精神的追寻,在大学生身上体现为价值观的平面化。现如今,铺天盖地的消费信息、鳞次栉比的消费场所、充满媚惑的消费宣传、花样翻新的消费时尚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刺激着大学生的消费欲望,煽起大学生的消费热情,诱导甚至支配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很多学生是“饮食消费跟着广告走,服装消费跟着名牌走,娱乐消费跟着新潮走,文化消费跟着时尚走。”这种快餐式、无深度、平面化的消费心理,这种缺乏崇高感、使命感、道德感的消费文化,恰恰迎合了现代商业社会中大学生急功近利、寻求新颖、渴望享受、表现自我的价值观念的内在要求。也正是这种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和享乐心理把一部分学生塑造成了缺乏思想内涵、没有价值追求、失去思维主动、丧失批判精神、情绪反应浅显的平面人。

3.悖逆心理主流理想信仰的疑惑和迷失必然带来心灵崇尚的重新寻觅。有大学生说:“过分强调我们只能接受一种世界观才是科学的,信仰宗教就是迷信的,这造成了我们的逆反心理和反感”。他们认为,单一的意识形态教育是不明智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是育人,那么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就应该是吸取各家精华糅合起来的多元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精华的综合意识。他们认为,政治理论教育空洞高远,解决不了他们的现实问题,把伦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混在一起是错误之举,应该淡化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文化道德修养。许多大学生认为理想化的境界是反对一切假想的中心或权威,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选择,他们说“我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不会轻易相信别人怎么说”,“既然传统无法保证我们精神上的明朗,我们干脆对主流意识中一切绝对不可侵犯的传统制约采取拒绝”。这种怀疑、否定甚至是抵制的情绪表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心中没有绝对的道德,没有绝对的权威,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这些观点是部分大学生内心世界中非主流意识的真实写照,是悖逆心理和否定意识的具体体现,生动反映出大学生非主流意识的非政治化、多元化倾向。

4.暴力意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生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在心理健康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近年来,大学生自杀、杀人事件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2004至2006年的3年间,仅北京的高校,就有43名学子自杀,学历层次为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量严酷事件的接连发生和众多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的暴力心理现状实在令人堪忧,光鲜亮丽的表象下,他们恰恰成为了心理健康领域的弱势群体。

五、应对非主流文化影响的策略

（一）对价值观影响的策略

面对非主流文化的变化和影响,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改变以往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非主流文化的视角,站到一个更为中立的正确立场上,以科学的态度和辩证的方法对待非主流文化。当前,社会文化的结构趋向开放式,内容趋向多元化,功能趋向综合化。区域文化将不可能完全、单一地局限于某一个区域。而是一个以广阔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并与之相交融的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形式、不同性质影响的亚文化。要从高校学生成长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学生的正当需求,努力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是做好工作的关键所在。对于高校学生的文化选择,要彻底改变带有强制性的灌输模式,加强思想沟通和正面引导,以内因优化,促进学生提高文化鉴赏力,从而自觉地选择和接受优秀文化。积极、充分地挖掘和利用非主流文化中的育人因素。充分利用非主流文化中直接的教育意义。有的非主流文化本身就具有直接的教育意义,有的非主流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具有教育意义,对于非主流文化中直接明了的育人因素,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十分注

重并充分利用。积极挖掘非主流文化中隐含的教育意义。有一些非主流文化或非主流文化中的有些内容表面上给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直接印象是没有积极的教育意义,需要人们去发现和挖掘。为此,要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有效机制:首先是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一元化不动摇的约束机制;其次是开放机制,即主导价值观要增强面向大学生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再次是比较机制,对那些非社会主导价值观,应引导大学生进行科学的比较和鉴别。二是文化凝聚机制:大学生作为一个尚未步入社会的高文化层次的群体,文化凝聚机制在其价值取向整合中起重要作用。文化具有凝聚、激励、约束、导向、纽带、辐射、渗透等功能。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三是社区互动机制: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从校内一个维度来进行,要善于利用社会的支持,发挥全社会特别是所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将思想政治工作由校内拓展到校外,建立高校和社区的互动机制,实现“多管齐下”、良性互动、取长补短的工作格局。通过以上机制尽可能排除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价值观的不利影响。

（二）对大学生心理影响的策略

要应对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心理意识的影响,必须认真梳理和审视现阶段高校非主流文化及影响的新特点,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1.现阶段高校非主流文化影响的新特点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市场化,现阶段非主流文化的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在校园文化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步由以往的校园边缘文化向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文化靠拢和转移。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普及,非主流文化载体的虚拟化,使非主流文化信息总量剧增、信息内容剧变、信息渠道日益趋向多元化。相对于学校主流文化而言,非主流文化更具有较强的先锋性和超前性,由过去的无足轻重发展到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成为影响学生非主流心理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阶段高校非主流文化是十分复杂、多变和难控的。非主流成分与外界社会的接触层面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更为广泛、更为大众、更为通俗、更易受外界影响而引起变化,因而非主流文化和非主流心理意识不管是内容、形式还是其实质,都具有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和无序性。如果说主流文化的变迁是学校文化的方向性变迁,是有组织、有意识的影响和渗透,具有一定的计划性和可预见性,那么非主流文化的变迁则是多维的、灵活的、自发的、随机的、零散的。这种零散和随机经常表现为偶尔随意思维,虽不构成严密的理论思想体系,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变,但它对大学生心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及影响却十分巨大。少数大学生的非主流意识对主流意识系统形成强烈干扰,成为反主流、反社会的排泄渠道。现阶段,大学生的非主流意识正处于“十字路口”,茫然迷失是主要特征，但具有引导性和可塑性。

2.正确健康心理意识的引导及举措

(1)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对待非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心理意识的影响

面对当前高校非主流文化出现的新特征,面对当前社会文化结构的日趋开放,内容的日趋多元,功能的日趋综合化这个现实,区域的单一的主流文化将不可能再一支独秀,不可能再完全地、同一地、强制地发生最大作用,它必须要以广阔的社会文化为背景,要与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形式、不同性质影响的非主流文化相竞争、相融合。这就要求创造一个良好机制,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类型存在价

值的同时,也充分尊重大学生的文化选择权。

正如其它文化类型一样,非主流文化也同时具有正负面的双重作用。负面的非主流文化和心理意识会消解主流文化原有的教育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会导致某些大学生在面对人生选择时不能正确认识、评价自我,过分强调个人价值,片面追求自我设计、自我奋斗,渴望自我实现,唯我独尊,在追求自我满足的同时,却卸载了自己对社会、对他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正如前面所讲,对于非主流文化也不能一概否定,它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非主流文化也可以承载积极健康的思想情趣,比如主流文化之外的大众文化中也不乏具有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文化娱乐。从积极的角度看,大众文化以生动活泼、缤纷热烈、通俗平易、贴近生活的一面,改变了以往单调、刻板的沉闷生活方式,给大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休闲空间和缓释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非主流文化,要对其进行分析和引导,不能简单武断地批判和打压,要看到它产生的必然性、形成因素的复杂性和存在的合理性。

(2)以科学的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健康的心理意识

对于大学生的文化选择,要体现大学生的主体性和创新性,注重个人需求的满足,有利于个性的发展。但是,这种自主选择要与管理引导相结合,既要始终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一元化不动摇的原则,又要增强文化面向大学生的开放性和宽容性,即要以自主选择为主体,以管理引导为手段。要正确把握社会期待与大学生主观发展需求之间的差异,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和切入口,彻底改变强制性的灌输模式和空洞无味的说教,使其现实化、平易化、人性化、生活化,真正解决大学生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据此,高校把对非主流文化的分析评价引入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就显得尤为必要。教育者要对非主流文化中直接明了的育人因素格外注重并充分利用,对其中隐含的教育因素认真发现和挖掘,对非主流文化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从思想上及理论上认真反思、分析、鉴别,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认真思考,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正确的文化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开展积极讨论,自觉地评论和自我教育,对非主流意识进行历史的、阶级的、科学的、认识论的分析,把“求乐”同“求美、求善、求知”很好地结合起来,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艺术鉴赏能力、批判能力和文化选择能力,自觉抵制非主流意识中的消极因素影响。

(3)以良好的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培育大学生健

康心理意识的土壤高校作为大学生身心成长的重要文化场所,健康和谐的文化环境尤为重要。校园文化具有凝聚、激励、约束、导向、纽带、辅射、渗透作用,因此必须进行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以“自由、科学、民主、创新”的大学精神为载体,为大学生提供灵魂支持,在校园中形成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引导大学生积极认识和积极对待各种非主流文化思潮的挑战。总之,既要满足学生健康的感性需求,又要引导他们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精神愉悦的同时,使人格得到理性的提升。

(4)以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系统配合大学生心理

意识的净化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大学生健康心理意识形成的重要依托。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独立于尘世之外而存在,大学生的价值观及其它心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社会及校园周边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只从高校校园一个维度来进行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发挥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助,将健康心理意识的培育工作由校内拓展到校外。这就需要使文学

艺术、广播影视、社会管理等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加大整合力度,多管齐下、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取长补短,形成各方面力量的良性互动,从源头扼制不良文化和不良意识的滋生和蔓延,减少不良情绪的传染,净化社会心理环境。在这种良性机制下,大学生就更易于自觉地选择和接受优秀文化,而只要接受了先进的优秀文化,就能自觉地排斥非主流文化的消极影响。同时,学校要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缩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新问题的必然性,消除对社会现实怀疑和不满的消极情绪,克服失落感和盲目意识,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取向。

综上所述,高校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正是由于非主流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并且对大学生的心理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所以,及时追踪和研究其发生的作用和应对策略,对于构建和谐校园、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以及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李斌义.构建和谐校园文化[N].光明日报(第二版),2005-06-22.[2]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1.[3]刘济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37.[4]尚定一.文化建构是学校发展的根本策略[N].中国教育报(第一版),2005-09-27.[5]蒋夫尔.让不良文化远离校园[N].中国教育报(第二版),2004-10-07.[6]江畅,戴茂堂1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M]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4371 [7]兰久富1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1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11 [8]陶东风1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2371 [9]李培超1环境伦理[M]1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75-761 [10]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宣传部课题组1当代中国青年思想道德状况与特点[J]1中国青年研究,2000,(4):61 [11]纪秋发1北京市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J]1青年研究,2000,(2):301 [12]刘智峰1道德中国:当代中国道德伦理的深重忧思[M]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1 [13]许纪霖1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2781

第三篇：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院 系

专 业 班 级

姓 名 _ 学 号

年 月 日

目 录

摘要.....................................................2 ABSTRACT.................................................3 引言....................................................4

一、绪论................................................6(一)文化的概念.......................................6(二)翻译的概念.......................................6

二、分论................................................6(一)文化内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7 1 宗教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7 2 历史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8(二)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6(三)价值观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10

三、结语...............................................11 参考文献................................................12

摘 要

文化（culture)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概念。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核心，也是文化赖以语言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信息和思想的交流，是语言表达的艺术再创造，而不是文字上的对译。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不言而喻，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翻译实质上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本文在阐述文化和翻译概念的基础上，试从中西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性，包括不同的文化内涵、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两种语言翻译中应注意的文化问题。关键词：英汉翻译；文化因素；影响

Abstract

Culture is a complex conception.Language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culture.It is the core of culture.Translation is a transfer activity of two languages.It is the exchange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thoughts, but not the direct translation.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mean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ion and culture.In fact,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tool for us to communicate.This article tries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 what cultural factors should be notice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will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ncluding diff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life-style, outlook on values in foundation of explaining idea of culture and translation.Key words: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Cultural Factor；Effects 3

论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引言

文化（culture)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复杂的概念。追溯其历史渊源，“文化” 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古籍。西汉刘向《说苑·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化”的含义是指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冶和教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而言。现在所说的“文化”与古文中的“文化”涵义有较大的差异。今天我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外来语的意译，是19世纪末从日文中转译过来的。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s，是由colere 演化而来，而英语中的culture和德语中的kultur同由拉丁语的 cultus转化而来。文化一词拉丁文原义是“开发，开化”的意思。德语kultur本义指精神文化，实指宗教文化而言。英语culture的意义则与政治、法律、教育等社会生活有关。现在，我们可以对文化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文化定义有 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狭义文化仅指精神文化。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核心，也是文化赖以语言播的传物质表达形式。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文化差异导致不同民族对相同的客观现象和社会存在产生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则通过语言展现出来。

翻译是指用接受语（receptor language）复制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等值，首先在意义方面，其次在文体方面。（Eugene Nida）翻译就是指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是信息和思想的交流，是语言表达的艺术再创造，而不是文字上的对译。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王佐良）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翻译不仅要做到语言意义上的等值，而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做到文化意义上的等值。

一、绪论

在论述文化因素对英汉翻译造成哪几方面的影响之前，先对文化以及翻译的概念进行一个简单表述。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指：人化或人类化，即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其体现即有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也有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完善。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自然的人化即文化。西汉以后，文与化开始结合成一个整词，其涵义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二)、翻译的概念

一般地，我们将翻译定义为：将一种语言（口语或笔语形式）（译出语）转换或创造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翻译是一种非常复杂的 人类高级语言活动，这种活动的整个过程是很难以图示、语言等其他方式阐释清楚的。不同领域、不同派别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从文化角度来看，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同时是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文化间交流”。通常我们把这一术语又改称为“文化

间合作”或“跨文化交际”等。语义角度下的翻译着眼于两种语言间的意义对等，正如Nida（1986）指出的那样：翻译就是语义的翻译。

二、分论

（一）、文化内涵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是语言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宗教、习俗等环境里的独特创造。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其根本任务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

1、宗教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在宗教信仰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宗教多有“圣经”“洗礼”“修女”“教堂”“上帝”等词汇。而中国人信奉“佛教”“道教”，多有“玉帝”“观音”“菩萨”“慈悲为怀”等词汇。在西方文化中，历史典故多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而中国文化当中的历史典故则源于如“盘古开天”“牛郎织女”“卧薪尝胆”等等。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是不同文化的表现形式，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背景，体现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多有“玉帝”、“菩萨”、“佛祖”等宗教词汇，与此有关的习语也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

例如：You are just a doubting Thomas.Yo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 这句话中的doubting Thomas 源于圣经故事，Thomas 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他生性多疑，后来在英语中常使用doubting Thomas 来表示多疑的人。理解了文化内涵之后，这句话就可译为：

你这个人真多疑，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2、历史文化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会经常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 而出现的翻译难题。只有对语义对等后面的文化含义和历史背景给予充分的重视，才能真正达到信、达、雅三方面都“天衣无缝”的翻译境界。

再如,毛泽东《七律·送瘟神》诗词中有两 句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诗中的“舜尧”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两位贤明帝王,为人民所爱戴,代表圣贤。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容易懂,但对于英美读者来说,若采取音译,会使他们莫明其妙,因此必须增译注释。即使那样,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且显得累赘,同时也使诗句失去了“诗气”。亚瑟·古柏在翻译该诗句时干脆用Sage-Kings代替, “Springwindsmovewillowwands,intensofmillions:Sixhundredmillionweshallallbe Sage-Kings!”这样翻译既简单明了,音韵铿锵,又达到了传神的效果。

（二）、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就近、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来看，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都可以说是处于现代文化光谱的两极。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地缩短了这种差距，然而，相似只是相对的、个别的，而歧异则是绝对的、普遍的。

语言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历史上，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下面举几个例子，简单谈谈两种文化在生活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不同。

从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来看，英语民族长期过着航海生活，因而英语中就有了大量关于航海，或源于航海的说法――这些在以大陆文化为根基的汉语中就没有对应词语。以下举几个容易搞混的例子：able seaman（“一级水手”而不是“能干的水手”）；be left high and dry（“船高高地搁浅在沙滩上”，指“陷于困境”，而不是“高高在上”）；give(sb.or sth.)a wide berth（“让出一条宽宽的水域”，指“远远地躲开”，而不是“让其自有发挥”）；show one‘s(true)colours（“亮出自己的真正旗帜”，即“显露真面目”，而不是“显示颜色”）„„诸如此类的用法用于比喻性的句子中，就更难吃准，如：

反之，汉语有许多关于山川、四季、农耕等方面的习语，在英语中也难以找到现成的对应词；除非想创造某种“异国情调”，译为英语时往往要用意译的不办法。例如：

a)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为诗，完全可以译为：The hills and streams have no end, there seems to be no road beyond;But dim with willows, bright with flowers, another village appears.但在一般杂文中，恐怕还是直接译出其涵义为好； 9

一种可能的译法是：One has a sudden glimpse of hope in the midst of despair.b)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英语中虽有As you sow, so you must reap的说法，但不如汉语那么具体，实际上，英语中最常见

（三）、价值观的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观指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人情等为人处世准则的观念。一般认为是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表现在两种语言中，会对语言理解和翻译造成很多障碍，足以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

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其种族亲属和社会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和严格，不容丝毫的含混和马虎；而对崇尚新教、个体文化价值的英语民族来说，这种亲属关系就笼统宽松得多。表现在两种语言中，英语一般只用uncle和aunt表示对非直系长一辈的称呼，对小一辈只用nephew和niece，而对同辈不分长幼用brother和sister，甚至不分男女概称cousin，这在汉语中是不容许的，因为汉语中对此类关系分得十分详细。所以在英译汉中，要找准汉语对应的词语，必须先弄清辈分和亲属、社会关系。而在汉译英中，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词语就要适当简化。

英语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例如：An Englishman's house is his castle.10

(英国人的家是他们的城堡)，意味着没有理由不可以去无故打扰别人或没有预约不可以贸然拜访某人；Even reckoning make long friends(明算账，友谊长)；Tell money after your own father(亲父子明算账)等，这些都表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中国文化中以谦虚为美德，所以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如“You speak excellent English，中国人常说“no, no”；而西方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积极地回答“Thank you!”。

三、结语

总之,英汉两种语言虽有相同和相近的表达方式,但更多的是表达方式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和中西文化差异才使人们产生出许多翻译的误解和困惑。要排除表面意思的迷惑,避免错误的理解,克服中西文化差异给英语翻译造成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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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非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论非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

[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非主流文化”一词开始在网络中流行，深刻地影响 教师批注: 着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青少年，作为思想最活跃、最不稳定的群体最易受非主流文 化的影响。本文对非主流文化的概念、存在、特征、变迁进行了阐述，客观辨析非主流文化 对青少年的消极或负面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向上和富于创造 力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 非主流文化，青少年，价值观。

随着国际互联网的普及，人们使用与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越来越多，很多青少年开始青睐“鬼脸装”、选秀、中性装扮、饶舌歌曲、颓废文学等文化表现形式，并把这些当成“非主流文化”。可随着“非主流文化”追随者不断增多，倡导者水平参差不齐，“非主流文化”正被误读曲解，导致部分青少年出现病态审美的趋势，长久下去会影响身心健康发展。

据了解，非主流文化是一种青年体验型文化，强调原创、反传统、个性独立，诞生于上世纪的西方国家，目前世界上不少成熟的艺术家、文学家、导演和演员，青年时期都曾是非主流文化的忠实拥护者。但时下青少年关注的所谓“非主流文化”是近年来随“哈韩”、“哈日”风流入的，其中的独创成分和深入研究所占比例很少，更多的是从报刊杂志的海报中模仿明星的装扮，以此来标榜自己。

一、什么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主流意识形态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的文化形式。非主流文化，是指文化中社会要求和期待之外的文化或者可以理解为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易于流行的次文化或亚文化，主要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虽然没有社会期待的根据，但也并不与社会期待发生冲突的文化，即狭义的“非主流文化”；另一种则是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违背的文化，即“反主流文化”。本文所述非主流文化，包括这两种成份。

二、非主流文化如何得已存在？

文化不可能只是社会期待的翻版，总要或多或少地混杂一些不符合或违背社会期待的成分。因此，非主流文化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其一，社会的期待本身与成员的期待总会存在一些差异或矛盾。其二，社会成员不能完全准确把握社会的要求与期待的标准和内容。其三，成员的个性因素，出于好奇，更容易接受新生或相异的信息。其四，非本土文化的渗入和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这是任何一个想发展、想进步的国家都不能避免的因素。

三、非主流文化的特性、变迁及影响。

非主流文化具有社会性、伴生性和现实性。非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其发展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不相冲突，并被社会所接受或认可，则有可能转变为主流文化；第二，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背，则被社会所扼制和局限；第三，既不与社会的要求和期待相背，也不被社会明确认可，继续自发地发展。

非主流文化的产生是社会成员进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此，在形式上，非主流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内在的、自发的；在性质上，非主流文化对成员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主要取决于非主流文化内容的属性和社会成员的选择。

四、非主流与主流的关系。

非主流是主流的前身。非主流与主流的区别来自于它特有的新鲜感和活力。这个活力是指其对事物创造的能力，很多非主流的事物，一旦失去其创造力，尽管其形式仍然是非主流的，但结局只有两种：

一、灭绝；

二、变成主流。大多时候，非主流早期难以被大众社会所接纳，这主要是因为非主流毕竟是少数人，历史其实也正是如此。但非主流对事物拥有的创造力往往会改写历史。在外国的历史上，著名的爵士乐与摇滚乐都曾经属于非主流，但随着专业人士与文化学者的不断介入，它们到后来都成了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也表明，所谓主流文化总是在吸收非主流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世界的范围内，已经出现了研究都市非主流文化热的趋势。

五、当今“非主流文化”的一些特征。

在当今中国，随着《劲舞团》等低龄网游带来的漫画风格的非主流，到了中国后完全变成了青少年的精神寄托。一批批新生代网友开始将非主流文化改变为一种独特的网络现象，并自创了各种中国化的非主流方式。这些“非主流”文化有以下特征：

1：他们张扬个性、另类、非大众化，不盲从当今大众的潮流，讲究符合自己心性的服装、衣着、言行。这种“非主流文化“甚至泛滥成了色情、暴力、荒废，完全没有个性可言，具体表现为女生照相的时候装可爱，用PS工具PP图，如果不认识的觉得大家都长的一个样。男生则多为惊悚照。

2：绝对热爱网络，从开始的挂QQ热追逐到踩空间热，QQ名字和QQ空间一定搞得非常花哨。并以QQ为基点，以劲舞团为中心，以互联网为平台，迅速扩张。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火星文”；

3：空间里泛滥着伤感与颓废。在任何新鲜的非主流形式出现之后，大量的模仿者没有了现实的营养，他们也就逐渐变成了主流当中的一个“零部件”，成了一个流行语，被商品化，然后在世界各地的橱窗里展览、出售。

4：九十年代后的青少年希望用非主流对“成人权威”挑战，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空间，不希望被打扰。

“非主流文化”在中国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青少年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非主流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低龄化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非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

六、作为身心和品德都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深受如下几种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1、非主流网络文化。互联网中的非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和冲击令人担忧，多少青少年在游戏、网恋和聊天中着迷、沉沦。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宽带网民数1.63亿人；其中18—24岁年轻人就占37.7%。网络成瘾的青少年高达250万人，14—24岁是网瘾最高发的时期，占了整个网瘾青少年的20.9%。上网成瘾使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等都发生剧烈变化。“网络游戏”、“虚拟交友”、“网络爱情”和“网络迷信”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非主流音乐文化。音乐本是最具教育作用的艺术门类之一，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幼儿园的儿歌，小学、中学、大学的校园歌曲，都曾起到过很好的引导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作用。然而今天，主流音乐已经逐渐失落，非主流音乐却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大行其道。幼儿园和小学里小朋友们喜欢哼《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流行歌曲；而初中生、高中生则流行《黄蓉》、《喜唰唰》、《双节棍》等一些情感歌曲；大学生则吟唱诸如《不得不爱》以及《不要再来伤害我》之类的流行歌曲，那些积极向上的传统和主流的歌曲却难有市场。校园内外的这些非主流音乐，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有害的，对他们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负面影响的。

3、非主流影视文化。现在，好莱坞的大片冲击着几乎整个世界，尽管我国党和政府也十分努力地“以好的作品引导人、教育人”，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商业的原因，各种非主流的影视作品、影视文化仍然充盈着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各种场所，随时侵蚀着青少年，影响着他们身心的成长。

4、非主流商品文化。在我们目前的社会里，主流的商业文化尚在构建当中，非主流的商业文化仍然大有市场。虚假的商业广告，低俗的商业宣传，“性息”满天飞舞等，这些非主流的商业文化正在侵入孩子们的头脑，成了令家长和老师担忧的可怕“病毒”。

5、非主流理想文化。由于当今社会非理性、非主流的东西太多，拜金主义盛行，家庭和社会官本位、商本位、钱本位的潜影响，让青少年变得很现实，连幼儿园里孩子的理想都很非主流了。你问他们长大了要干些什么，许多孩子都会回答，长大要当科长、局长、书记，或者要当经理、老板什么的。

六、非主流生命文化。生命不光是个人的，更是属于家庭的，属于社会的，属于人类的。然而这些理念、观点许多青少年不去记了，他们把生命看得很个性化，“生命属于我自己”，常常成为青少年的“名言”。由此带来的是生命的自私，缺乏为人类为社会为他人的牺牲精神，以至于少数青少年视生命为儿戏，动不动就自虐和轻生，受不起挫折，受不了困难。媒体报道的一件件青少年自杀事件，都说明了非主流生命文化确实值得社会和教育者警醒和反思了。

七、要想最低限度减少非主流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危害，除了加强对青少年教育及优化环境外，关键因素在于提高非主流文化的人文精神。这种现代人文精神表现为一种人文理想，它不全属于知识的领域，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信念的范畴。它在信念、信仰上引起的引领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使之呈现积极向上、积极进取的态势。可能有人觉得在当今中国提倡人文理想是否太奢侈了，可是过多对物质的追求，缺乏的恰恰是精神。要解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正视流行文化现象对青少年成长所产生的消极乃至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一，应当建立与市场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社会倡导的理想必须符合现实的人的发展水平，价值导向必须与现实的价值取向一致。价值方向和理想具有指导人们合理变革价值观念的作用，具有提升和塑造人的作用。自然要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就很难取得效果。

第二，以正确的价值方向引导非主流文化。文化改造与重建的目的是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导民众适时地由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传统人”向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现代人”的过渡，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培养出具有现代价值的建设者，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对非主流文化的引导应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培养当代青少年竞争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等文化价值观念。第三，重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利于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既要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要吸取世界各民族的进步的科学文化成果。继承传统文化，要以站在现代化的高度对之进行重新阐释和转化为前提。吸取西方文化，分析批判当然是重要的，但必须有世界历史的视野和胸襟。

第四，规范非主流文化的发展。充分调动非主流文化内部的积极因素，使非主流文化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弘扬非主流文化的积极因素，通过主流传媒来遏制商业传媒的俗滥，通过宣传主流价值观念来消解非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加强非主流文化的立法与执法，严厉打击各种黄色文化对青少年的腐蚀。

第五，价值观教育走进生活，意味着对青少年主体需要的尊重，意味着对青少年主体精神的弘扬。教育者不能再把他们当作成为受教育的对象，而要充分肯定他们的主体作用。价值观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主体将其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不断参与到学习过程的一个内化和建构的过程。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促使学生内在需要与社会规范对话的过程。只有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才能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和学生的自我教育。任何时候价值观价值都不是目的，而应当看作通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他人而言都是一样的。

[参考文献]（1）殷晓蓉：《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2）钟瑛：《网络传播伦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3）[加]克利夫贝克著，詹万生等译：《学会过美好生活——人的价值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五篇：晚清教案

1871事件：清廷出台《传教章程》

本年正月，总理衙门出台《传教章程》。

上年天津教案结案之后，曾国藩入京痛陈：近来各处滋事，均由教堂、教民欺压百姓，教士庇护教民，教堂纵容教士，官府无力管制而造成，朝廷应及时严格议定传教章程，用以规范西洋各国在中国的传教行为。清廷于是命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议定《传教章程》。

十九日，总理衙门将《传教章程》节略本分送在京各国公使。各国均表示反对，对《章程》置之不理。

《传教章程》的出炉，是清廷希望一劳永逸彻底解决“教案毒瘤”最主动的一次尝试。其无疾而终，实为近代以来中外文化、理念冲突调和无望的隐喻——自1860年代以后，“教案”纷起，反馈到庙堂高层，则是晚清脆弱、混沌的外交体制不断遭受冲击，清廷一次次被拖入不平等条约的泥潭。

《传教章程》遭西方各国一致拒绝

总理衙门拟定的《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如下：

1、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如必欲设堂，则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2、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3、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僭越权柄及凌辱民众。

4、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5、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不得暗赴他省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不得私自携带。

6、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7、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8、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章程发布后，遭到各国政府一致拒绝。“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因此，“皆置不理”。

譬如，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声称：对清政府的几点章程几乎没有必要回答，因为它们似乎只与罗马天主教士有关，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从未被指控干涉诉讼。镂斐迪还指责章程第二条是“最不明智的”，因为允许妇女入教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是西方国家的光荣。如果清帝国希望扬名于西方的话，这样的政策是最不明智的”。

德使李福斯的意见比较强硬，直言“贵王大臣所拟八条，本大臣想大约难以皆按所拟而行，内中不免有应更改之处”，而且认为，如果接受总理衙门的《传教章程》，则等同于是“不令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传教士们对章程的反应也相当激烈。譬如英国传教士杨格非即认为：要求进入内地的传教士服从中国法律的用意，是相当阴险的，因为“中国人完全清楚，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传教士敢进入内地。进入内地不仅愚蠢而且是自杀行为。成为中国的臣民就意味着在几乎没有任何形式审判的情况下，遭受监禁、严刑拷打和处死。”

但是，清廷出台的《章程》毕竟是有其特殊的针对性的。美国传教士斐来尔也承认：“官方通报中直接提出或暗指的某些重要指控并非完空没有事实依据”，但同时又担心如果按照清廷的规定来传教，则“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必然遭受很多磨难，甚至可能无法逃脱帝国各地的残酷迫害”。

总税务司赫德的告诫应该是最中肯的。赫德认为，“福音”若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就要避免干预中国司法，他说道：“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中国的属民，而应像其他一切中国的属民一样，必须继续遵守他的国家的法律并且服从他的国家法庭的裁判。传教士只是一个传教士而已，而且必须把他自己限定在传教工作上，尽力避免有干预诉讼和妨碍中国官吏的任何行动的意味。只有坚持这个原则而信守不渝，那么地方绅民、各省官吏和中央政府的仇视才能消除。”

乡民“非理性”是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

《传教章程》的无疾而终，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

整个晚清史中，“教案”对政局走向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出其他类型事件——晚清教案始于1842年北京教案，结束于1911年陕西长武教案，连绵70年，与整个晚清相始终，其持续时间之久，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望尘莫及的，其产生的外交纠纷数量，也是同期其他事件所无法比拟的。

在拒绝《传教章程》的理由中，有一点尤为值得关注，即西方各国对中国民众“非理性”的担忧，各国公使均提及：章程中所谈到的“挖眼剖心”等不实谣言在中国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市场，如果接受《传教章程》，则无法保障传教士们的人身安全。

这一“理由”是否充分?

后世学人与舆论论及教案，也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但是，谣言绝非晚清教案爆发的真正导火索，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作为中西交冲最前线的开埠城市，上海市井中所流传关于洋教和传教士的流言远远多于乡村社会，但是，上海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发生过教案。

真正的关键不在于谣言，而在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其实，这种缺乏尊重，早在明朝利玛窦时代就已存在，利玛窦曾赞叹南京城和北京城的宏伟壮丽，但却哀叹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堕落于罪恶的邪教。近代的传教士同样怀有这样一种“精神傲慢”。只不过，在利玛窦的时代，明王朝的物质文明远非欧洲那些脏水横流的逼仄“帝都”所能媲美，所以，利马窦也就不得不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归化了儒教的“儒士”，以此获取在明帝国的立足之地；而到了晚清时代，东西方国力形势的逆转，使得新时代的传教士们已完全不必再像前辈利玛窦一样以“谄媚儒教”的方式去寻求东方帝国的“归化”，那种源自文化傲慢的“拯救欲”，可以毫不掩饰地在清帝国的乡村社会中畅意表达。

但是，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

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再譬如：教民可以抗拒缴纳迎神赛会份钱。迎神赛会是彼时城乡，尤其是乡村社会生活中一件大事，具有祈福、娱乐、商贸集会等多种功能。举办迎神赛会需要一定的费用，通常由村民凑集。是彼时村民们的一项常规开支。洋教传人后，教民们以缴纳迎神赛会与教义不合为由，拒绝交纳此费，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从教会的角度看，自然有其道理，但放置到教民所生活的乡村中，却显然是对传统乡村社会自治规则的挑战，何况很多教民不缴纳份钱，却照看迎神赛会不误。

更严重的是：教民们还可以拒绝加入团练和保甲。举办团练是当时地方上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务，关系到一乡一地的安危存亡。团练最初主要是为了防卫地方免遭匪患，后来功能逐渐扩大，担负起了乡村社会的救济、教化等事务，如经理社仓，义仓，兴立乡校、义学等，成为晚清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管理机构。教民们拒绝参与此项公务，不交纳团费，不参与操练，这就等同于逃离个人义务，彻底不认可既有的乡村基层秩序。自然不能获得其他乡民的认可。

诉讼特权，是教民与普通乡民最大的冲突。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即指点他“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再如1864年四川灌县的戴高氏案。教民戴高氏骗赖了平民张洪彦弟兄租谷两年之久，不但不交租，反而将张洪伦杀死，将张洪俊戳伤。而官府判决则是：所欠租谷，全部归属戴高氏，不必偿还。而从前所交的押租银，张氏兄弟则须全数退还给戴高氏。

乡民们对这些疏离甚至反叛传统乡村秩序的教民，往往一致采取排斥态度。譬如：1878年，江北厅教民杨岐山宣布悔教，理由是杨原来以做轿子为生，入教之后，再没有人请他做轿子，杨难以糊口，只得悔教。

更激烈的排斥手段则是教案。晚清以来教案频发的原因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最关键的因素则很少被提及，当年的传教士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某一两个或者某一群具体的“愚氓”，而是一整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乡村自治体系。换句话说，乡民们手持农具和火把冲向教堂的时候，其针对的，并不是基督教本身，更不是传教士本身，而针对的是那些传统乡村社会的“逆子”——那些拒不缴纳迎神赛会份钱，却又照看迎神赛会不误者；那些拒不参加团练与保甲，却又生活在团练与保甲的福利之下者；以及那些借教民身份在乡村“法治”中制造不公者„„至于那些“割眼挖心”的谣言，不过是激发冲突升级的契机而已，仅仅是契机而已。每一场教案背后，乡民们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逻辑，将教案归因于乡民们的“愚昧”，是不符合史实的——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

唯如此，如下历史现象才可能获得解释：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

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何以如此？

原因并不复杂：清末新政，导致国家权力的迅速扩大，进而迅速侵蚀了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乡绅集团迅速无可挽回地没落，乡村知识分子为了个人出路，迅速选择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精英迅速流失的结果，是传统的乡村自治体系迅速瓦解，尤其是传统乡村社会赈灾、救济功能严重丧失——正如云南省的统计数据所反映：云南基督新教的迅速壮大开始于辛亥革命之后，确切地说，是利用了乡村在灾荒中丧失了赈济能力的契机，由教会主办赈灾活动，进而吸收了大量教民。

结语：乡民们的选择始终符合利益逻辑

今人习惯于谈论近代民众在东西方交流冲突中的“无理性行为”，尤喜强调其“盲目排外”。这是个相当恶劣的逻辑惯性，尤其是在晚清教案如此重大的历史命题中，更不宜如此轻率地归因于民众的“无理性”。实际上，无论是入教，还是反教，乡民们的行为背后，都有其特殊的理性在驱动。

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这些“辱”与“气”，均来自地方官府。

Ref.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国文联出版社《教案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