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8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孩子气

第一篇：浅谈“8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孩子气

以郭敬明《1995—2005夏至未至》为例，浅谈“80后”作家小说创作的孩子气

标签： 郭敬明 小说 韩寒 夏至未至 作家 2009-06-12 14:51

“80后”，顾名思义是出生于1980-1989年之间的新一代年轻人，最早的“80后”专指这个时代出生的网络青春写手或者是作家，以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为代表，大多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走进公众的视野并受到关注。由华中师范大学孙文宪，王先霈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导引》一书中曾写道“所谓的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思想上的影响下，为适应社会变革和艺术创新的需要而形成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思想潮流。与文学思潮一样，文学流派 也是一种与文学的创造性活动密切相关，对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学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80后”作家的创作活动目前为止还只能被视为一种文化活动，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因为只能以“80后”这样一种年龄或者年代的概念来概括，虽说不能全面的表达这个作家或者说是写手团体的创作特点，甚至连“80后”作家本身对此称呼也不满意，如韩寒在与白烨网络pk的时候曾用了一句话来表达他对“80后”称呼的看法---------“作为我本人，我非常讨厌以年代来划分作者。”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最好的划分方法，因为整个“80后”作家风格各异，性格各异，基本上找不到一个更好概括的词语来表达这一代人的特点。下面我们将以郭敬明的《1995—2005夏至未至》为例，简要的分析一下“80后”作家小说创作中的“孩子气”与“明星化”。之所以说“80后”作家创作具有“孩子气”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其作品并未表现出文学所需要的深度与广度，或者单纯的说，“80后”的创作不够深刻，如果是“80后”文学是一个生命的话，那么现阶段她仅仅是处于一个孩童的阶段，没有成熟，没有长大，充满希望却又满载稚气，也就是我所说的“孩子气”。

首先从生活环境来看，“80后”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最早一代的独生子女，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加之所成长的外在社会环境也是安定和平的，没有什么大的变故，因而“80后”基本上是在一种“60后”，“70后”无法想象的安逸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80”后不可能有多少伤痛深刻的记忆。但是“80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从小没有姐妹，大多生活在城市的单元楼里，缺少童年的玩伴，在一个相对孤独的环境中长大，因而在其作品中常常透漏出忧伤的气息，具体来说是伤而不痛的气息。以郭敬明为例，从小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家庭，衣食无忧，上学期间也是成绩优良，这就注定了他写不出“70后”那一代所特有的“伤痕小说”，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严格来说就没有所谓的伤痕。

“作家与人生经验，构成了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两种基本要素；文学创作源于作家与人生经验的一种遇合，而这种遇合关系的建立，作为主体的作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孙文宪，王先霈主编《文学理论导引》），“80后”经验的“浅薄”也就注定了其作品创作的“孩子气”，以《夏至未至》为例，小说中创造两个极其优秀的男生傅小司和陆之昂。他们从小出生生活在安逸的家庭，不愁吃不愁穿，喜欢可乐，喜欢名牌，在一个贵族学校学习，有着傲人的成绩，这些我们只要细微的思考，大部分是郭敬明自己生活的一个映照。众所周知，郭敬明跟韩寒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学校经历的不同，韩寒是一个几乎科科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差生，而郭敬明则是一个优异的理工科人才，成绩出众。我们来看一下郭敬明的学习情况，1988年9月，郭敬明在自贡市贡井区向阳小学上学了, 1995年，郭敬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自贡九中，2002年8月中旬，高考成绩598分（理科：第一批重点本科544分；第二批一般本科479分），高出重点线54分的成绩算傲人了吧，再看一组数据： 复旦大学在四川省的理科招生分数线: 年 份 分数线 2002年 608分 2003年 601分 2004年 650分 2005年 690分

读过郭敬明散文集《爱与痛的边缘》的人大概都不会不知道郭敬明一生最向往的地方是满地繁华的上海，而最向往的大学就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三大名校之一的上海复旦大学。他曾经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他对复旦的向往-------“唯有复旦，才能给我家的感觉。”从他的高考结果来看，他与复旦只有10分的差距。我相信这组数据足够显示出郭敬明在学习方面的傲人之处了。而在《夏至未至》中，傅小司陆之昂分别是文史类和理工科的状元，这也是作者将自己的学习经历附加在人物身上的结果。而与郭敬明本人有些相似的傅小司最后在小说中选择了文史科，也代表了郭敬明本人对文史科或者说是文学的向往。由此可见，“80”作家的创作首先都是从自己出发，描写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某种向往，又由于其本身经验深度不够，直接导致了其文学创作的“孩子气”。

其次，从“80”后成名的“手段”来看，除了新概念这一平台来看，还有模仿这一重要手段。吴墉先生在其《超级模仿 你确实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之文坛里的潜规则》一文中曾指出“无论你是否承认，几千年来，模仿早就成了文坛里不争的成名捷径和潜规则。回顾人类的历史，古今中外，从„模仿‟到„创作‟，写出有新意的作品的例子举不胜举，我国四大古典小说都有比较清楚的模仿的著作或者底本：《红楼梦》模仿了《金瓶梅》，《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都有历代传下来的神话或者话本。郭沫若的诗歌模仿了歌德、泰戈尔和惠特曼三位世界大诗人的诗歌，他还告诉大家„我有一个写作秘诀，就是先看人家的书在写。‟鲁迅的小说也有不少属于模仿之作，他的第一篇成名作《狂人日记》就是模仿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一篇小说。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则是模仿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中表达父女关系的内容。对于模仿和借鉴，杜甫曾用这样的名句总结：„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以及“一切写作都是从模仿开始，未有不模仿而成为大家者，一切模仿都要有创新。”而“80后”也没有逃脱这一潜规则，就说韩寒，以叛逆著成，可是他的《三重门.也是模仿了钱钟书先生的名作《围成》。而郭敬明更是“80后”作家中的模仿大家。其好友一草曾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中写出了他模仿了安妮宝贝风格写出了一篇难辨真假的小说《一辈子观望的焰火》。具体描述如下“没两天就收到小四模仿安妮写的文章《一辈子观望的焰火》，我看后，傻眼了、心凉了、头晕了、服输了。我不知道，如果事先我不知道这是个男人写的东东，我会不会以为就是安妮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写出从文风到内容都无限接近安妮宝贝的小说，这个男人还只是一个年仅18岁的小屁孩。我只知道郭敬明他没吹牛，他的模仿能力确实很强，他可以轻而易举将一个人的作品庖丁解牛拆开来，风格归风格，内容归内容，文字归文字，结构归结构……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一种或多种加以无限复制，组合成一篇完全不一样的新作品。”众所周知的抄袭门，郭敬明的畅销书《梦里花里知多少》被指控抄袭京派作家庄羽的《圈里圈外》，大概也因此而起吧。为了这个论文，专门在期刊网上搜索了法院的终身判决，其实发现真相不像外人传的那样，说郭敬明全文抄袭，其实只是人物情节关系一样罢了，而且庄羽在很多投诉方面带有很多主观之词，谁对谁错不是本文分析的特点，不得不说，这一案子也是郭敬明太善于模仿的结果。而这一事件，直接成为小说《夏至未至》的重要题材，即傅小司的画册《花朵燃烧的国度》被指控抄袭《春花秋雨》，甚至小说里面连记者采访的内容都跟现实生活中差不多。不得不说，郭敬明有通过作品来替自己辩解的嫌疑。这不是一个高明的选择，把这种委屈当作题材在作品中表现也成为郭敬明以及很多“80后”不成熟的标志，类似的还有林萧跟郭敬明的对立事件，郭敬明在《小时代》中以林萧为主人公人命，而林萧在《苦夏》中也塑造了一个靠捡垃圾为生的郭敬明。用吴墉先生的话来说，以模仿为起点不为过，过多的模仿，且没有确定一个较高成就的作家为模仿对象就是一种浅薄的表现了，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孩子气。有人说《圈里圈外》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都是在模仿当代著名作家王朔的宏大叙事风格。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说关于“80后”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理解了。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不管是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是本文要说的《夏至未至》，都是个悲剧的结果，都有人死有人伤。其实不是郭敬明蓄意要安排这样的结局，这只是他在模仿王朔宏大叙事不成熟孩子气的一面。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郭敬明的哪一步作品，其开头都是很宏大的，众多人物齐上场，大有唱一台大戏的风范，可是到小说的最后，剩下的永远只是孤苦无依的主人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开头过于宏大，到了结尾各个人物命运的安排完全都失去控制，为了更好的结局，或者说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只能将众多的人物下达生死令。用郭敬明自己的话来说便是“开始有太多的人出场，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安排，只能让他们一个个死去。”就如《夏至未至》，为了青田和遇见的结合，段桥就必须以死亡为归宿。这样的模仿，我不得不说真的很孩子气。再次，“80后”小说创作体现了极端的主观色彩，通常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溢于作品之中，使得很多时候作品看起来不想小说而更像一部自传。很多人在看完《夏至未至》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小四（郭敬明网名第四维，被读者昵称为小四）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首先说说傅小司，从姓名来看，小司与小四谐音。从其经历看，傅小司学习成绩优异，与郭敬明经历相似；傅小司擅长于绘画，小四擅长于写作，并且两人的成名都是依靠大赛，小司是津川美术大赛，而小四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两个大赛的地点非常巧合的都被安排在小四最向往的城市上海，以及后来小司成立工作室，被指控抄袭等都与小四经历极其相似。再说说陆之昂，小司的好友，与小四现实中最好的朋友小A经历一样都留学去了日本。关于小A，同时小四的好友一草在其作品中《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中曾有相关记录。如此的内容，还有很多。此外，“80后”作家的小说重友情和爱情也是其极其主观的表现，就拿《夏至未至》来说，期间傅小司跟立夏的爱情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中不断的穿插着立夏与遇见、程七七，傅小司与陆之昂的友情纠葛，我们可以看到最后，陆之昂甚至为了友情付出了自己一生的自由，而遇见跟立夏的友情更是像很多爱情一样几乎是山盟海誓的。遇见和立夏的各种对白如“牵着你的手，无论向哪儿跑去，都感觉是在向天堂奔去。”等也成了现在中学生心中的名句，心中对于友情的定义。这些“80后”主观愿望与主观情感穿插在其作品中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反而会增加小说的干青色彩，使之有更好的看点。然而就像我上文中提到的林萧与郭敬明的对立事件，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感情色彩带入作品，不是批评郭敬明和林萧，在我看来真的是很孩子气。给人的感觉就是小孩过家家，因为生了某一小孩的气，就把家家里最坏的一个角色让那个小孩扮演。这样的主观情感，带入作品，不仅显得浅薄，而且毫无必要。

此外，“80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普遍运用想象，幻想，臆想来回忆往事，表达对青春流逝的伤感以及前途未知的渺茫，使得其作品更加的“单调，乏味，枯燥”也是其不成熟的一面。我们先看看下面一段来自网络的评论《“80后”及其创作现象研究》的引文。“„80后‟及其创作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有意贬抑或过分宣扬都无必要。但它确是关系到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他们不像十年前的„70后‟，有“断裂”宣言，然而其作品在同代人中所获得的呼应却是前所未有的。商业运作、偶像制造、媒体炒作，于是人们往往不屑于从文学的角度对此予以观照；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作者、受众、出版、宣传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文学存在，它指向了同一个心理目标，那么对这种文化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恰恰要从文学上予以探讨。„80后‟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的和代际的标志。这一代写作者通常都是通过网络、通过大奖赛（如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通过商业运作走向文坛。他们不是依靠别人的提携、依靠组织和意识形态传承，而是通过竞争走上文坛；那是我们曾经畏惧又向往、诟病又终究要面对的一种状况。他们赢得了众多的青少年读者，这意味着他们与受众建立起了一种同构的关系。这一代作家没有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没有什么经验能和过去那个十分政治化的岁月联系起来，便直接地进入了新的时代和市场经济。金钱已经开口说话，在沉默了近半个世纪以后。而它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的匮乏。这一代作家，常被批评为具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我认为这多少有些缺乏理解。他们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正是我们开始提倡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奋斗的年代。“80后”要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围绕着人生的写作便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在我看来，“80后”的写作也许较之以往成人世界的作品更为坦诚、真率、直抵内心，没有那种模式化的倾向。但它却依然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单调、重复，精神肤浅的缺陷。“80后”作家带着青春的气息、自由的气息、叛逆与朦胧的追求向我们走来，仅仅提供一个文化背景来解读他们的作品显然是不够的，从文化现象深入到文学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与其沟通、交流、平等对话。”

可以说“80后”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千篇一律的青春小说，或者说是青春文学，可说说道这里，很多人开说质疑了，青春文学真的是文学么？“80后”文学风格的迥异，是由他们特殊的经历形成的，可是“80后”文学发展了那么多年了，还是只是限于青春，作家们却没有想到，读者再看了这么多年的青春文学之后，对于青春文学的套路可能已经跟“80后”作家一样熟悉了，一看到开始，就知道结局，这样可能不枯燥乏味么。从文学理论中的创作心理而言，这种现象是符合“80后”的特性的，众所周知，作家的创作与其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80后”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里，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他们不必担心物质上的缺乏，能让他们感觉到迷茫的也只有那些在他们看来伤感的回忆以及对于青春流逝和梦想迷惘的无奈了。文学理论中指出“不少作家自觉地把自己的创作动机和群体的需求、意志联结在一起。”对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则是在追求个人化的背景下通过描写自己的青春生活不自觉的影响了与他们经历相关的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80后”加上少部分的“90后”。“80后”与他们的前辈生活环境不同，他们没有经历重大的经济变革，可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于是他们的人生就失去了可知性，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面临着很多老一辈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压力，比如说大学、找工作、买房、买车……于是对青春的感叹和对理想的臆想就成为这一代人文学的主旋律。然而，当这种主旋律多到满地打滚的时候，也就慢慢变得通俗化了，孩子气了。就更加显示出了这一代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成熟。就以《夏至未至》为例，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十年，作者精心设计了一个唯美的开始，加上一个凄美的结局，不知道骗了多少人。在小说的开头，小司，小昂，立夏，遇见……他们都单纯的活在一个相对安静平稳的环境里，可是后来，遇见去追寻自己的理想，却处处碰壁，当小司、立夏离开学校走入社会时，却见到了一个他们从不曾想过的世界，抄袭案件，七七对遇见的阴谋以及对立夏的背叛，一切都变了。这也是“80后”眼中未曾到来的世界，反映出他们对理想对生活的理解。其实我们翻看很多“80后”的作品，类似的情节，爱情友情的纠葛，社会的黑暗，对未来的无知与迷茫都是小说的主题。就像我前面说的，当这种现象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显示出了“80后”极端的不成熟。他们无法从相同的生活中找出不一样的东西。只能千篇一律的模仿。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的知青一代作家，也是同样的社会经历，然而他们可以演绎出不同的文学形式-----知情小说、伤痕小说、寻根小说……甚至后面的先锋小说也就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知青出生。“80后”小说创作主题的千篇一律从某种形式上来说，直接反映了他们思想的不成熟。是的，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思想不成熟，加之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市场化的世界里，因而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对市场的高度追求和对纯文学的冷漠化也是他们整个创作的不成熟之处。可以说现在的郭敬明、韩寒的知名度以及出镜率丝毫不比任何一个大牌娱乐明星差。一草在《青春散场，挚爱郭敬明》一书中曾经指出郭敬明出了有高超的模仿能力以外，更主要的就是他对市场的把握，他永远知道市场上需要什么。韩寒郭敬明作为“80后”作家的领军人物，或者说该是“80后”一代人心中的偶像，他们其实是自己在自己的创作中树立了一个明星意识。就说郭敬明吧，他的成名就是通过当时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来实现的。再说说后来郭敬明自己的成长过程，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大学，学着一个很是奇怪的专业，然而他却依然特立独行的坚持着自己的选择，这在他的一群“四迷”中树立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形象，接着郭敬明成立自己的工作社，制作《岛》系列杂志，打破原有杂志的特点，他争对“80后”的小资情调制作了一本华丽的青春文学杂志。后来的《最小说》也是如此。以及现在他加入作协等都是他自己在给自己找一个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80后”一代的作家虽然跟以往的作家一样是勤于创作，可是他们在乎的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执着的追求所谓的纯文学，而是更注重市场，更加关注自己的书是不是畅销，是不是受读者欢迎，而不再说我的作品是否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具有改革或者启发的意义。从这个程度上来说他们思想的孩子气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追求上的孩子气。

总而言之，“80后”的创作之路还需要他们继续往前走，如果继续这样孩子气，我不知道“80后”所谓的文学还能走多远。《夏至未至》只是“80后”文学作品中的一部，还是普通的一部，没有《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那么耀眼的光环，也没有《三重门》那边深刻。可是就是因为她的普通，才能从她的身上看出一代人创作的缩影。从某种程度上说，《夏至未至》身上有强烈的“郭敬明式的忧伤”，也有强烈的“郭敬明式创造的弱点”，和众多的青春小说作品一样，从青春的角度上来看，她的确是一部很好很值得一读的作品，然而要站在文学的角度上，她是经不起分析与研究的。我想，也正是因为“80后”创作的不成熟，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社会评论界产生争议，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成熟，他们的孩子气，他们才有更大的发展潜能与发展空间。只有当我们的这批“80后”在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之后，他们才会长大，才会真正的成长。在此，我作为“80后”的一员，希望我们“80后”有天能真正的成长起来，得到社会的认可。

第二篇：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摘要：西安作家创作心态虽幽微复杂，但有迹可寻。从历时性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说创作呈现出务实求变的青春心态，而90年代以来则是颓废与复兴心态纠缠交织在一起。应从西安 历史 地缘文化、社会 政治、世纪末情绪等多个向度人手，结合作品个案梳理西安小说作家纷乱的创作心态，探索冲出西安文学精神危机的路径，倡导借鉴京派和海派等文学流派，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安派”文学。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 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 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 艺术 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 中国 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 经济 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 研究 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 哲学 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 影响 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 农村 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 问题 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第三篇：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主讲：何希凡

教学目的及指导思想：

1、引导学生结合作家生平和创作背景理解郁达夫小说《沉沦》的爱国主义情感。

2、通过对作家不同时期代表作的比较分析，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感悟与理解，训练学生的思辨力。

3、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作品和学生心理实际，引导学生用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原则评判文学作品、探讨文学现象。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内容及过程：

一、郁达夫经历、性格与其创作的关系

要点：

1、极富才情。7岁发蒙，9岁即能赋诗。2、3岁丧父，家道中落，对其人生产生影响。

3、良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尤善旧体诗词——影响其文风。

4、熟悉西方文学，自述创作前阅读上1000部外国小说。

5、敏感、多情、坦诚的性格：“自我暴露”癖。

6、自卑情结：自身“风采不扬”；留学生活中弱国子民的体验。

“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达夫：《致王映霞》

“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1936.1

二、怎样理解《沉沦》的结尾及其中蕴涵的爱国主义情感

观点引述：

“作者必自以为以爱国思想作结，给了全国书一个警策的有力的收束，而不知爱国思想和这样自杀放在一处实为极度的滑稽与不和谐。” ——苏雪林《郁达夫论》1934年9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3期。

“有时他有意的想写一个有力的结束，好像沉沦那一篇，我们反感觉非常的不自然。”

——西滢《闲话》1926年《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

思考：你怎样理解小说的结尾（是否显得“滑稽”或“不和谐”）？

教师提示：

1、小说文本内在的一致和统一：比如第2节，第7节等内容直接和结尾相呼应；结尾并不突兀。

2、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苦闷和国家民族的贫弱紧密相关：

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自卑——性的压抑与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

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民族的贫穷落后）交织在一起——个人悲苦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3、结合创作背景理解：

“这两篇东西里（指《沉沦》和《南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郁达夫《沉沦·自序》）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确实有受歧视、受压迫的事实。

三、怎样理解小说中的性描写

1、教材的相关论述（P71-72）。

2、判断艺术与色情的一些原则：

①表现目的——是否为人物性格、主旨服务，是否游离于主题。

②表现手段——是否“艺术地”表现，比如用象征，暗示等“陌生化”手法。

③创作心态——是否合乎人性健康的发展。反对赏玩式的、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性描写；可以接受的创作态度：批判的态度，歌颂自然人性的美好（如劳伦斯的作品），调侃反讽（如王小波作品），抒怀泄愤（如《沉沦》）等等。

四、《迟桂花》与《沉沦》的比较

1、艺术构思之比较

迟桂花构思精巧：事件线索——翁则生的婚事，情感线索——“我”对翁莲的情感变化；两线由小说中心意象“迟桂花”交织在一起。

《沉沦》的结构较随意，有过于散漫之弊。

“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哪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 ”（郁达夫：《忏余独白》）

小结：《沉沦》感情悲切、真挚但同时也缺乏谨严的艺术构思；而《迟桂花》则构思缜密，结构精巧。

2、思想情感之比较

《沉沦》：主人公怀着人生幸福的幻梦，有着强烈的苦痛和泛滥的情感；表现了作者处于青春期的人生诉求——希望人性直率大胆，人与人感情热烈、如胶似漆。

《迟桂花》：主人公不再有澎湃的激情，心境渐趋平寂；表现了人到中年的作者另一种人生诉求——希望人性自然优美，人与人的关系和平恬淡、轻松自如。

3、人物与环境关系之比较

在《沉沦》中，自然环境催生人物的情欲；人物内心与社会文化环境冲突激烈。在《迟桂花》里，自然净化了人物的情欲；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冲突退居其次，主要表现人性的美好，人际关系的和谐。

五、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

1、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2、作家自我形象的写照。

“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这样无聊的日子，教我挨到何时始尽，/啊啊，贫困是最大的灾星，富裕是最上的幸运。” “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

“我对于世界是完全没有用的„„”——郁达夫《零余者》，1924年。

3、是复杂立体的形象，但忧郁、软弱、孤独、自卑是其总特征。

“激昂慷慨又软弱无能，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富有正义感又缺乏奋起反抗精神，追求美好的爱情又渴求满足卑琐的性欲，仇恨一切又富有同情心，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 ——袁凯声：《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4、具有相当的普泛意义：“生之苦闷”的表达，能引起处于生存竞争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共鸣。

六、郁达夫小说的浪漫抒情特征

1、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忧郁的美学特征。

2、崇尚自然，表现自然。

成因之一： 故乡山川风物的陶冶，传统文化的滋养，形成了他对于自然美的强烈感受力和细腻丰富的情感世界。

成因之二： 受卢梭等外国作家的影响。

“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郁达夫：《小说论》。

独特之景象与细腻之情感的高度融合，构成了郁氏小说独特的情味和情调。

3、故事性减弱，情绪性加强。

故事≠情节；淡化故事、强化情节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标志之一。

阅读书目：

《郁达夫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或其他版本的选集。《郁达夫名作欣赏》，温儒敏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郁达夫研究资料》，陈子善、王自立主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

第四篇：王蒙小说创作

试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1)王蒙的小说：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存在夸大政治斗争作用的不正常气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权势，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阴暗心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动变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恋爱的季节》《事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b)1)艺术特色：

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的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独自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荒诞小说 朱慎独“沐浴学”《沐浴学发凡》

讽刺那些国内为研究而研究的风气，批判国民性中盲目拉拢权威，将正常的生活家易变性，将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语言上为了显示意识活动的特点，作者放弃了对语言的完美对称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语言单位之间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断裂，悖反，有些小说界见了相声的话语方式，语言俏皮夸张，调笑成分很强，杂文语体，文言句式，民歌民谣常出现于作品中，语言密度相当大，往往由一个话题引起，语意相关或相近的词语在文章中不断出现追求表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语言风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现象是，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说创作 对王蒙的介绍

1958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王蒙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像别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会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创作处于常新的状态，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蒙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主要作品：《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系列作品。

关于意识流：所谓的“意识流”，是指19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自由。这种“意识流”文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识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又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3.王蒙反思小说的创作特色：

⑴ 对“伤痕”文学的超越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灵现实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

⑶ 宽容的历史态度，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⑷ 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⑸ 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第五篇：小说作家获奖的获奖感言

我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在这里，我有很多人要感谢。

谢谢我的父母，一直给我的支持。

谢谢指导老师，给我的指导。

更要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小说，算是文学中最贴近生活的一种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写出优秀的小说的。但是只对生活观察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

所谓的优秀小说有很多标准，也许今天我获得的这个奖项只是对我一向的文学热情的一种安慰，并不代表我写的就是优秀的小说。但是我想，无论任何一个时代，有一个关于小说的标准必然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小说一定要对现实有进步意义。

正如古语云：文章合为时而著。自古文人就怀着这种信念。我想，尽管我只是获得了一个鼓励性质的奖项，但是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有所作为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谢谢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