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第一篇：《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关于《月亮河》

看完电影后，一时感到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搜索了一下才知道这部影片是加拿大女导演梅赫塔（印度裔）导演的《火》、《土》、《水》“元素三部曲”的第三部《水》——CCTV-6播放的译名为《月亮河》，感觉这个译名与前两部的名字不是很一致。该片上映后获得很多奖项和荣誉，包括：2006年曼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2006 年加拿大电影节，最佳配音、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2006年温哥华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影片上映时梅赫塔本人受到了印度教宗教极端分子对她的生命威胁，他们认为该片剧本“粗俗”是对“道德的亵渎”。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故事从一个8岁的年幼寡妇楚娅被家人送进“寡妇之家”开始，讲述了印度社会寡妇们的命运。根据印度教的传统，在印度寡妇只有三条出路：嫁给丈夫的兄弟，为丈夫殉葬或者剃发进入“寡妇之家”一生为丈夫守节并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她们被认为，是她们导致了丈夫的死。

片中女主角，卡列安妮是“寡妇之家”中一位美丽的年轻寡妇，也是唯一的留长发的寡妇。她的美丽让纳拉扬——男主角，印度最高种姓的婆罗门贵族少爷，同时也是一位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有志青年，一见钟情，并要娶她。

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寡妇不但要终身守节，还要被以为了生活的名义送到贵族那里供他们享乐，而纳拉扬的父亲——德瓦卡纳老爷——梵师（印度教祭司。按传统，印度教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牧师这样的固定的神职人员，祭司由婆罗门贵族担任）——一个自诩为甘地思想的追随者的伪君子，恰恰是卡列安妮的常客。当真相大白后，德瓦卡纳对纳拉扬说：“梵师可以和任何他想要的人睡觉，而和他们睡过的女人是得到祝福的。”纳拉扬回答说：“你知不知道，上主罗摩（Load Ram）对他的兄弟说：„不要相信那些为了私利曲解圣典的梵师‟……你令人感到恶心。”

悲剧是必然的，卡列安妮无法面对这一切，她在宁静的夜色中走进了圣洁的恒河……

卡列安妮死后，“寡妇之家”的头头，大姐马图马蒂为了不断财源，打起了小楚娅的鬼主意，在一个同样宁静的夜晚，把她送到河对岸的德瓦卡纳那里……当沙肯塔拉大姐找到楚娅时，她已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甘地乘坐的火车在这里停留5分钟，他将在车站做简短的祈祷会消息。沙肯塔拉抱着楚娅随着人流走向车站。

或许是受甘地所说：“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过去，我一直深信神的存在是真理，现在我才明白，真理才是神！追求真理……对我而言是件可以不计代价的事，我相信这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启迪，她抛弃了过去的信念，依从了良知，选择了真理。祈祷会后，她跑向缓缓启动的火车求人把楚娅交给甘地。最后，看到乘火车离开的纳拉扬，她把楚娅交给他，说：“把她交给甘地。”……

楚娅无疑是不幸的，她幼小的生命便遭厄运，然而她又是幸运的，我相信，自由会让她生命之花美丽、动人。

二、关于传统文化

影片结尾出现一段文字：“根据2001年的调查，印度有3400多万名寡妇，大多数的处境依然和两千年前《玛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让人震惊不已。据知，印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英国人就废止了寡妇殉葬的陋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寡妇可以改嫁的法律，然而在印度独立并实现民主制度已经六、七十年之后，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背离还如此严重，让人不能不重新审视传统对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同样困扰这我们国家和民族。

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看到所谓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论述，以及关于它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似乎都想在论战中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很疑惑，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长短，退一步说，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争论，官方舆论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认定“制度决定论”的话，那么无法做出国家落后以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让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合理解释；如果，认定“文化决定论”的话，又无法解释“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却至今落后的现状。于是就只能找各种借口、甚至不惜制造谎言掩盖、误导问题，更多的时候是随心所欲，需要什么宣传什么，不讲逻辑、不怕撞车，有时还要自掌嘴巴，滑稽至极。

就我的观察，非官方的舆论则更多的是支持“制度决定论”的，他们简单地将对文化进行反思，对国民性批判的一概视为是“文化决定论”者，是在散布“素质论”……加以挞伐，甚至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问题的根子与传统文化无关，竟和一批老夫子走到一起，一头扎入三千年的故纸堆里找寻济世良方，真是莫大的讽刺。

而有一些“文化决定论”者，为了证明中国问题一概皆因中国文化的糟粕，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不惜摧毁国人本就脆弱的道德体系。不过，客观的说，中国人固有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在两种观点的对峙中倒是表露无疑。不知这是否算是中国文化的宿命。

我想，制度对我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直观而强有力，现在连官方都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不太容易察觉，它根深蒂固地影响我们的思想，继而左右我们的行动，对现代文明的抵抗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和制度是互为影响的——有人说，“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也有人说，“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一家准备出门旅行的人，不是讨论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制订怎样的旅行计划……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说的再极端一点，甚至是在讨论把左脚砍掉还是把右脚砍掉。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定会被当作傻子看待，但你如果关心政治，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整天在做这样的讨论，真是愚蠢、荒唐透顶。

从很多的讨论和事件来看，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分歧，无论官方和民间之间，还是“制度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之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反而，他们在利己主义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有着高度的共识，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同，但实际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都想摆脱自己的责任。其中，政府所做就是摆脱掉了自己对国民的福利承诺，虽然原来的福利就已经少得可怜，这一点，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无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当然，这点是我个人的观察、认识，或有偏颇。

片中的“寡妇之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恶的缩影，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寡妇，在她们的小圈子里依然有人——马图马蒂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依然有卡拉碧那样的爪牙，她们一边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寡妇，一边对贵族老爷们低三下四。

传统文化对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涵，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任何想通过一时之力就改变它，就认为能改变它都是不客观的。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优劣，发展、保留还是抛弃，这是一个应必须谨慎的问题。

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启蒙运动，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判反思。从一开始，这种精神从风格到内容便遭到狂热的反驳，反驳的暴烈程度与昔日的集权主义者和当今的宗教基要主义者们表现出的激情不相上下。”（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我想，大可不必对启蒙感到恐惧，启蒙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相反几个集权主义危害严重的国家，其历史和文化中本就具有专制主义的基因，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等。

三、关于自由

这部影片始终萦绕着一种忧伤的气氛，唯一令人振奋的就是，沙肯塔拉大姐把楚娅交给纳拉扬那一刻——我们为楚娅最终获得自由激动。

自由无疑是令人神往的，然而这几年，我对自由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起来了，这主要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疑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主义，怎么看都像是利己主义。而支持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性恶论”，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硬要把人有私心等同于自私、自利。如果你要在讨论中表述道德、责任等观点，一定会遭到激烈的批判，什么“道学家”了、什么“连人的本性都不承认的人是混蛋”了等等，在这些人眼里“人性本恶”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那么，人的本性真的是“恶”吗？这恐怕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确定无疑。本来以我的所学是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我还是勉强说几句。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性恶论”并非所有人的共识，虽然它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毕竟只是一种学说、一个论断，至少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真理（好在证伪只要举出一个特例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她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经常被提及，也就成了许多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偶像，那么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仔细

想一想，我们确实对恶比对善更容易理解，因而，很容易就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很容易就能看到恶的破坏力，恶的残忍，但却对善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无法理解。从这点可以说，恶是表象的、肤浅的，这大概就是阿伦特认为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她还说：“恶是善的欠缺状态……不过是隐藏着善的一种假装的姿态”。（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摘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认同“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进步是善战胜恶的历程。我们不理解善，或因我们肤浅，但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把肤浅认定为真理而无视根本，可能就是愚蠢了。

当利己主义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越来越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自由这个几乎每天都谈及的词汇的所表达的意思梳理一下，当然，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同样不具备深入讨论的能力，也只能引用一些大师们的观点来对自由所涵的意义做个简单解释。

首先，引萧伯纳的一句：“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将自由与责任联系到一起，而我们现在却用自私自利来诠释自由，目的无非是试图逃避责任。

不过，我更喜欢卢梭所说的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讲的同样是责任。可是，好像现在卢梭很令一些人士厌恶，似乎他不仅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杀戮负责，还要对后来的极权主义负责。仅仅这样认为，对卢梭太不公平了点，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宪法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我读到的有关美国社会的文章、资料来看，美国人能够充分享受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规则的约束，这是对卢梭这句名言的最好佐证。

多余的话不多说了，再多引用几句关于自由的话加强一下认识。

目前，哈耶克受到大家的推崇，他的话大家也许更爱听一点。他在自己的名著《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的开篇引用了一句亚当?弗格森的话，我想这也是哈耶克本人对自由的认识：“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而且，哈耶克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自由秩序原则》）另外他还说过：“自由一方面通过非人格的抽象规则（impersonal abstract rules）来保护个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专断暴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的确受保护的领域，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这里把洛克的观点也摆出来了。

我想，有这么多大师的论述，我们应该理解，自由其实是一种责任、一种平等的价

值观。据此，任何想摆脱责任、不尊重他人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利己主义并不会把我们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只能将我们引向毁灭的邪路。虽然，我们目前还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至少不要把利己主义那一套说辞当作自由主义来兜售。

四、关于信念与良知

这部影片真正令我深思的是关于信念与良知的问题，也是我前面关于传统、自由的话题的延伸。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卡列安妮，也不是纳拉扬或者楚娅，而是沙肯塔拉大姐。

作为一名寡妇，沙肯塔拉恪守自己的信念，她多年来一直默默为恒河边的一位梵师主持的仪式服务（估计是义工），毫无怨言，为自己的赎罪。她坚信，寡妇的命运是有道理的。梵师也告诉她，要有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当卡列安妮因为要与纳拉扬结婚，被马图马蒂锁起来后。她问梵师：“大师，您饱读经书，上头是否写着寡妇就该受苦受难？”梵师回答道：“法典上记载，寡妇有三条路可以走：她们可以和亡夫一起火化陪葬；或是过著克己守贞的生活；假如家人允许，也可以嫁给丈夫的弟弟。不过……最近通过一条法律允许寡妇改嫁。”沙肯塔拉惊诧地问道：“有这条法律？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梵师坦言：“我们会隐瞒那些对自己无益的法律。”这里插一句，我很难说这位梵师——传统的卫道士是一个伪君子，至少，他不像纳拉扬的父亲那样虚伪、邪恶，让人厌恶，虽然后者打着追随甘地的旗号。

之后，她回到“寡妇之家”依然从马图马蒂那里夺过钥匙，放出了卡列安妮——良知战胜了信念。

在为卡列安妮送葬时，她安慰纳拉扬说：“圣典上说，万象都是幻化和错觉。”纳拉扬反驳道：“卡利安妮的死可不是错觉。”随后她说：“要有信念。”当纳拉扬问她：“你的信念为什么这么坚定？”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那表情令人难忘——透出一种虔诚、迷茫和无奈。

继而她说：“为什么……我们寡妇都要被送到这里（寡妇之家）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纳拉扬尖锐的指出：“少一张吃饭的嘴，少用四条莎丽，少铺一张床，家里也多一点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理由了。用宗教来做掩饰，其实都只是为了钱。”（注：莎丽是印度传统服装）其实，许多被主义、理想之类掩盖的东西，其本意或者目的是很明显的，人们不能识别它是因为盲从或者从未想过去识别它，一经点破，则一钱不值。我曾说过：“有时候我想，也许禁锢我们思想的墙，并不存在。就像《狗镇》里居民的房子一样，虽然它们并没有墙，但人们从不穿越它，而是按固有的模式，从门出入。我们没能穿越那堵墙，或许是因为我们从未想穿越它。”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举行完葬礼，梵师对沙肯塔拉说：“甘地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他遵从自己良知的行事。”沙肯塔拉问道：“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信念相冲突呢？”我想，这个问题是那位梵师回答不了的，而沙肯塔拉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遵从自己的良知——她先是放出卡列安妮，给她选择幸福生活的机会，后来，把楚娅交给甘地，让她自由。沙肯

塔拉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面对纷杂的社会，面对每天都发生悲剧的现实，面对各种思潮涌动和弥散着各种奇谈怪论的时代，保持自己的良知，并遵从良知行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这两年，有个怪现象，好像越是敢于挑战道德底线的事或言论越能受到追捧，并能成为舆论的欢宴。这样的结果是，自由的权利没有争取到毫分，良知却被泯灭了，道德体系崩溃了。更应警惕的是，消灭人们的良知，恰恰是专制统治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的作恶，有效地进行统治。

其实，当你看到沙肯塔拉打开囚禁卡列安妮的房门并为之喝彩，当你为小楚娅获得自由而欢呼，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从我们的良知。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被搞成自私自利的形象，与许多学者不求甚解或者别有用心地对自由主义的误导有关。

这部影片最大的悲剧在于，沙肯塔拉不仅还会继续受到良知和信念相违的困扰，更要在已经有了对自由的认识和向往之后，回到“寡妇之家”……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第二篇：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花凋》是张爱玲于1944年3月发表在《杂志》月刊第12卷6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与《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爱玲是一个冷静的女性写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笔调向我们讲诉了一个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运实质上是时代的缩影，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在男权为中心的重压下，文本力图重现女性的真实遭遇，即被压抑的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

郑川嫦的悲剧首先表现在其个性的被压抑。这种对其内心本能欲望的压抑是双重的。文本开篇以倒叙的手法写道“„„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二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墓志铭呀，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宠爱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却笔锋一转，接着说“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在这种背景下，川嫦注定成为被忽略与欺压的对象。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穿的的姐姐们剩下的旧衣裳，甚至有时还得赤脚；她想要上大学，可是那对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爱情，却因为一场大病扼杀在了摇篮里。生活在宗法父权下的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很显然，我们的主人公川嫦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她的父亲是遗少，家里虽然拮据，却死要面子。“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见，川嫦是没有机会取得经济独立的。没有经济的支持，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起初，我们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们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着找对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钱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但依附于父权下的她，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是实现时，她的母亲，郑夫人已经托了大小姐为川嫦找对象。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与章云藩的恋爱。在川嫦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长期压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着对更高理想——上大学的追求，但她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找个合适的人。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川嫦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始终无法摆脱从属于男性这一传统。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对川嫦的伤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宠及受欺负。更表现在她生病后，周边人的态度。当川嫦缠绵于病榻时，她的亲人早已厌倦了这劳神又伤财的事。郑先生父母并非不爱她，只是这爱若与钱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当面对川嫦即将逝去的生命时，“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可是听到要买西药时，他却舍不得了，生怕为她白花了钱而影响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连她每天吃两个苹果也要发怒，因为他连养姨太太的钱都没有了。而母亲呢？因为怕给女儿治病让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竟忍心眼睁睁看着女儿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爱终归抵挡不了金钱力量的冲击。文本通过这对川嫦周边人的行为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而川嫦也因为明白这一点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了。

爱情的悲剧色彩。文本说到，川嫦起初见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他说话也不够爽利„„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从川嫦对于恋爱对象的标准也可以看出，在饱受环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脱。所以与其说川嫦最后是爱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说章云藩是川嫦在饱受压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当时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仪且唯一有可能的结婚对象。可就是这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个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两年后终是有了新欢。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执意要见上一见，她的固执和任性令人叹惋。，相貌平平然而丰满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此时章云藩已成为她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她实在不甘心让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发现他的缺点。这一次会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也让她彻底绝望了，这绝望其实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川嫦的这种对男性的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花凋》为我们展现的是在男权社会里被放逐的女性无助的挣扎，她们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

文本讲诉的是一个发生在悲剧时代的悲凉的故事，是女性自我意识毁灭的故事。文本无处不穿透着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的人生感悟，但张爱玲也无法无法回答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只留下忧伤的叹息。这是张爱玲的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第三篇：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1楼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2楼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转贴】论巴金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

• 曾树生

1楼

一 文献综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在贵阳的茶馆里，在北碚馆微弱的烛光下，巴金用茶碗盖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账草纸，一口气写出了三部深刻细致的作品：《憩园》、《第四病逝》、《寒夜》。”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从现有的资料看，关于《寒夜》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单篇论及《寒夜》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关于《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以新时期以来可见的评论文章为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学的致赞辞这样写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实，而并不顾及美。”真实地反映抗战胜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过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当时整个社会，这是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寒夜》这部作品也确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上，此阶段的评论文章仅仅是从较浅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此种矛盾的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显，也很难调和。但对此种婆媳矛盾的缘由，以及曾树生到底为何出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则很难把握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较之子君具有进步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觉醒”作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曾树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更高：“作为独立的女性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更深层的是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可否认，在曾树生个人自觉的同时，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的行为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如果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看，她的行为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置疑。在《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认为，婆媳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是自私的，就连汪文宣也痛苦地请求她们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认为曾树生的选择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人道主义还是个性主义都将有遗憾。《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觉醒、人的现代性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家庭内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间大矛盾还是其他？有人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从

个性主义角度看，曾树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现状的性格决定的，但同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论〈寒夜〉的现代性》一文中，作者抛弃了婆媳矛盾论，而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两人的情感危机。“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的伦理来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将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悬置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情感的拷问。”因此更具有现代人道关怀。

以上是从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树生出走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现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有了译介，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性别角度切入，对曾树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刘慧英的《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来解读的文章，此后用类似角度分析的评论陆续出现。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关系放在家庭与社会的生活场中进行考察，她们认为此种关系往往隐含着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女人选择的依据不再是母亲或妻子等传统的角色定义，而是依据女人这样的身份，从而摆脱对男权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强，对抗性也强。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叙》、《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寒夜〉重读》、《从〈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看妇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寒夜〉忍无可忍塑造的阴影——论巴金创作中的南权意识》、《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曾树生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等文章中，作者均认为，在男女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各负其责的关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树生在家庭和个人的两难选择之间

虽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从女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选择。

• 曾树生

2楼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文中指出，这中选择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考验：“树生对自我和个人的选择的意识形态式强调，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高度承担。”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曾树生的选择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进贵在《重读〈寒夜〉》中说：“从表面上看，曾树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经济自主的能力，有办法让儿子念最好的学堂。但实际上，曾树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她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选择。”另有评论者则运用爱玛•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曾树生选择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读。“高德曼认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在于使女性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当代女性以性别歧视为依据，这就偏离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显然，从曾树生出走又回来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获得在爱玛•高德曼以及这位作者看来应当是个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取舍。

不管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性别角度来考察,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评论,不乏精道之论。作为一位极具人道主义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超越时代的关照情怀。小说《寒夜》便具有该种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评论者则用超越时代、超越性别的眼光，将曾树生的命运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在《两难选择的悲剧：对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这样反问：“如果子君外出谋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尽头。可是在《寒夜》里，虽然曾树生经济独立，她与汪文宣的自由恋爱、婚姻还是归于失败。可见经济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本身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评论家洪治纲在《悲悯与体恤——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一文中，则从

悲悯与体恤的角度探讨了曾树生等一群人物的命运。“在《寒夜》和《憩园》中，巴金对人性的体悟，既有对人性中社会属性的考察，也有对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展现。从这两部作品来看，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属性上，诸如亲情、爱、牺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园》和《寒夜》的许多人物，他们的悲剧固然离不开生存命运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人性中某些无法改变的顽症的钳制。”

以上诸多解读主要是从《寒夜》展示的故事内容着手，而对小说进行表现形式、叙述角度等纯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与风格的成熟——论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把艺术形象单纯只当艺术形象而非社会人分析，认为曾树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来，但问题是她即使回来，也不应该是现在作品所写的那种心情，那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回来是她此前的情感倾向和理性选择的大逆转，她此前的行为逻辑被完全颠覆了。”尽管如此，但作者从形式美的角度认为让曾树生回来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逻辑发展，“这样在事实上存在的裂隙中„„让读者产生了虚幻的真实。”

还有评论者从巴金对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出发，发现了《寒夜》叙事的复调特征；洪治纲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认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和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因此极大地加强了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立体感。从分析故事情节隐含的诸多意义到分析协作手法，对《寒夜》的认识在日益深化。

二 再认识曾树生

从以上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得知，评论者或者将曾树生放在女性解放的纵向历史潮流中加以分析，或者将小说《寒夜》独立出来，把曾树生作为单个文学形象进行多角度解读。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曾树生。其实，以现在苛刻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写作语言来看，《寒夜》都不能算是巴金最为杰出的作品，但这依然抹杀不了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本书中，作者朱晓进等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对此时期的文学创作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民族战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此时期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因紧密配合着战争的需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战争文学特别是直接反映战争的文学是当然的主流。文学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将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通俗和实用的文学创作景观使文学创作者没有过多的精力关注复杂、现代性的技巧、从容的语言叙事等方面，文学的审美性大大减弱。文学题材也是以战争、乡土情怀为主，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乐观主义精神，从叙事角度看，宏大叙事和民间叙事是该时期文学创作的首选。

第四篇：浅析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模版）

浅析《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

摘要：《骆驼祥子》是老舍描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塑造了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祥子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这部小说真实的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描述了一个“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的农民”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逐步市民化，却又逐步被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1]他把拥有一辆自己的车作为生活目标，而在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最终造成精神毁灭的悲剧。这种悲剧命运的形成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既有客观现实的压迫，也有来自祥子自身的性格缺陷与弱点。祥子的最终结局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对淳朴善良的劳动者所进行的剥削、压迫，控诉了旧社会活生生把人变成鬼的罪恶，批判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也揭示了个人奋斗不能使劳动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境遇的主题。

关键词：祥子的三起三落悲剧命运原因

初到城市的祥子，老舍在作品里这样描写，“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时而几乎全做过了”[2]。他幻想着有了车就如同在乡间有了地一样，能凭着自己的勤劳换取安稳的生活。他是如此的单纯，他身上带着农民的淳朴。然而他的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他都更沉沦一次，也越来越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经历过努力、挣扎之后，他最终向命运屈服，他变得懒惰、贪婪、麻木、缺德，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一、祥子的三起三落

一起：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经过三年的艰辛和节俭，祥子终于买下了一辆新车。一落：不到半年，连人带车被宪兵抓去当壮兵，理想第一次破灭。

二起：他虎口逃生，捡走三匹骆驼，卖了三十五元钱，回去继续拉车，省吃俭用准备积攒着买第二辆车。

二落：干包月时，祥子辛苦积攒的钱被孙侦探抢走，第二次希望破灭了。

三起：车场老板刘四爷的女儿虎妞喜欢祥子，祥子虽讨厌她，却在利益的诱惑下和她结婚。虎妞用自己的私房钱给祥子买下了第三部车。

三落：虎妞因难产死去，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祥子只能卖掉车子。

这三起三落，使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对祥子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三起三落之后，那个努力上进、吃苦耐劳的祥子消失了，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取而代之的是麻木、潦倒、好占便宜、自暴自弃的行尸走肉。

二、祥子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 社会原因：

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离不开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的，小说中出现的匪兵的抢劫、侦探的欺压等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这就使得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1]

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黑暗是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祥子买第一辆车的失败就是对社会现实最好的反映。祥子的第一辆车是被北洋军阀抢走的。祥子靠着他的勤劳和节俭，用整整三年的时间买了第一辆车，这时的祥子内心是激动喜悦的，然而喜悦过后不久，他不巧的遇到了军阀混战，到处都是不安定的样子，祥子没有冒失地到处拉车，“他知道怎样谨慎，因为车是自己的”，当他看见马路上站满了警察与保安队时，也和别人一样急忙收了车。他看出了危险。过了几天之后，祥子的思想放松了，他没有意识到社会的动荡严重程度，便出去拉车，就这样，祥子连人带车被抓去充当劳力。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从来不会体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人民的困境的，他们只是一味的压迫。

祥子的第二次梦想破灭更是人无法预测的，生活就像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祥子从第一次丢车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失望之余还心存一丝希望，打算重新开始。从此更加努力的干活，省吃俭用，他想用三匹骆驼变卖的钱和自己拼命攒来的钱来购买第二辆车。然而，祥子去曹宅拉包月车的时候，这些钱都被孙侦探抢走了。祥子这次充当了一个替罪羊，孙侦探只是无法从曹先生那里获得好处，便向祥子下手。如果说第一次丢车，是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造成的，那么第二次丢车，便是城市对贫苦下层社会大众的一种愚弄。孙侦探相比祥子而言，他的生活更轻松一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祥子不但没有同情，而是欺诈哄骗祥子来之不易的血汗。这里的孙侦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的缩影，他们不但不同情劳苦大众，而是在想法设法去欺骗这群底层人民。他们好逸恶劳，欺软怕硬，以欺骗和诱诈来获取钱财。面对第二次的丢车，祥子能做的只有默默的承受。

如果说前两次的事件没有把祥子置于死地，让他还有奋斗的动力，那么虎妞的出现和死亡则把他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使他永远堕落下去，不得翻身。和虎妞的婚姻，把祥子笼罩在了阴影之下，腐蚀了祥子的生活意志.虎妞的死亡加剧了祥子的悲剧命运，祥子为了给虎妞置办丧事，卖了车子,祥子的生活没有了一丝希望。在这样一个生存和死亡都很困难的社会和时代，谁该为这种困境买单？

祥子是当时恶劣的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他想向命运搏斗而最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

自身原因：

如果说社会原因是祥子悲剧命运形成的不可避免因素，那么祥子自身性格的缺陷便是造就他悲剧命运的助推剂。他身上的小农意识和个人主义使他目光短浅。他把拥有一辆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能够拉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便是最幸福的事。就是他这样单纯的思想使他一直在努力赚钱，最后为了赚钱不顾他人的死活，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

祥子，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身上有着农村人特有的淳朴善良和勤劳，他同时又是沉默木讷的。他的简单愚昧加剧了悲剧的降临。他不合群，别扭，自私，就像老舍先生在文章中的描述“在没有公道的世界里，穷人仗着狠心维持个人的自由，哪怕很小一点的自由”。同时，他又不善言辞，导致他与拉车同伴之间产生隔膜，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帮助，只能自己默默地承担生活所带来的一切不幸，长时间压力无法释放，自暴自弃，最终造成自己命运的悲剧。[4]他性格懦弱，不懂得反抗，在一次次的不幸遭遇后，他失去了往日的纯洁，变得“只看见钱”，“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病的野兽”。“祥子不想别人，也不管别人。他只想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3]当强大的黑暗势力逼近他，无法承受却得不到同伴的支持、同情。他的内向性格让他走向了绝望的边缘。

除了自身性格的缺陷外，个人主义与农民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造成祥子悲剧的不可忽略的因素。祥子作为一个破产了的农民，他的身上集中了因农村破产不得不流亡到城市来寻找出路的农民的特点，带着的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思想和农村文化的积淀。[4]农村生活在他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无处不散发出泥土气息。无论是他的健壮，勤快、朴实，还是他的保守、自私、。祥子思想保守，不易接受新思想，个性倔强。祥子对金钱的态度便是最好的体现。曹家的高妈曾劝祥子把钱放出去，祥子没有接受，他觉得钱放在自己跟前是最妥当的。若说放钱有一定的危险，那么把钱存在银行的安全系数则是比较高的。方太太曾给祥子出主意：“立折子，不费事，又牢靠，又有利钱”，可固执的祥子听不进任何人的建议。这便是农民意识的局限性对祥子的影响。

农民的个人主义实现方式，也使得祥子在城市里的生活不会太顺利。祥子进入城市，成为车夫队伍中的一员，生活的残酷让他不顾他人的死活，拼命赚钱，偏执地以为城市与农村一样，在城里只要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自由，就能生根，就像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土地一样。土地与人的关系简单地兑换成车与人的关系，即仍然做一个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食其力者。这注定在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也就相应地注定了祥子悲剧的必然性。“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么毁灭个人”，他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1]

三、祥子悲剧命运带给我们的启示

祥子的悲剧命运是社会和个人两方面造成的。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给祥子的悲剧命运提供了社会批判的内涵。但就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而言，出现祥子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人们不再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焦急，人们改向追求吃的更加有营养。人们从追求物质满足感向追求物质和精神同时满足转变等。但在那个时代祥子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中也存在，如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大家熟知的广州“小悦悦事件”，就给了我们一个例证。为防止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要求别人，但可以从自身做起。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若从祥子自身性格方面来说祥子的悲剧命运，给我感触最深的便是个人主义的危害。祥子的个人奋斗主义让他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在现在社会，个人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大至一个国家，小至我们的家庭，都需要我们团结一致，才能够建设的更好。我们的中国梦，便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构成的，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奋斗付出。个人主义最后只会让我们摔跤，让我们在成长的路途上不能走远。除此之外，祥子性格中的木讷与保守也是我们应该所剔除的。祥子的保守让他失去了很多机会。但剔除性格中的保守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胡乱选择，而是认真考虑，仔细选择。最后，在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我们应该更加坚强，而不应该像祥子一样沉沦堕落。我们经历的一系列苦难和挫折，对我们人生的也是一笔丰厚的财产，会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上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老舍.骆驼祥子[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百度文库浅析《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J].2012-06-11 [4]3edu教育网.文学评论论文.分析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

第五篇：浅谈《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

题目：浅谈《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宿迁高等师范学校 五年制专科生毕业论文

作 者： 周 洁 所 在 系 部： 文理系 所 在 班 级： 11（2）指 导 老 师： 鲁天智 上 交 时 间： 2016年6月

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教务处

制

浅谈《祝福》中祥林嫂的悲剧命运

中文11（2）周洁

摘要：祥林嫂是鲁迅《彷徨》中《祝福》这篇文章的人物。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贫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他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淳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兽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就到了“阴间”还是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之中，惨死街头。关键词：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迷信；封建思想

《祝福》是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间小说合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它以一个淳朴善良的农村劳动善良妇女为主角，通过祥林嫂的一生悲惨遭遇，反映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的反映了旧社会中无数劳动女性的悲惨命运，肉体受到压榨，揉搓，精神也受到摧残和毒害。祥林嫂是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一、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封建婚姻

祥林嫂是个没有经历过爱情的女人。她的第一个男人祥林比她小十岁，在她二十六岁时候病死了，也就是说，祥林死的时候只有十六岁。第一次婚姻暂不去追究是否有婚实，但肯定是不存在爱情的。

祥林嫂第二个男人贺老六是深山野墺里一个靠力气吃饭的穷苦人。祥林嫂在祥林死后，逃到鲁四老爷家中打工，她的婆婆找到她后趁其不备把她捆绑着卖给了贺老六，换了八十吊钱。祥林嫂先是宁死不从，后因生存所迫，也因了老六的善良厚道，无可奈何地依顺了他，虽然过了两年较之顺心的日子，但很难想象他们之间有过缠绵悱恻的爱情。

在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三从”）的封建礼教奴役下的中国劳动妇女，要是死了丈夫，成了“寡妇”，真是天大的不幸的事。鲁四老爷见她“头上扎着白头绳”，又听到卫老婆子说她“死了当家人”，“皱了皱眉”的原因是“讨厌她是个寡妇”。她“大概也就姓卫”，旧社会一个女子姓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祥林嫂姓什么，早被人忘记了，“祥林”是丈夫的名字，这个“名字”，说明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祥林嫂嫁给了这个现在只有十六七岁的又已经死去了的丈夫，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所以，她的婆家要把她抓回去，是“天经地义”的事。这个婆家做事先是鬼鬼祟祟，“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然后是十分强悍野蛮，他们待祥林嫂到河边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躲在白篷船里的两个男人，又是“跳”，又是“抱”，又是“拖”，最后是把祥林嫂“捆了躺在船板上”。他们像对待一只牲畜一样对待祥林嫂。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呢？这就是那些所谓“三从四德”——封建的“夫权”在支持着他们。

二、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无情冷漠封建社会

在封建思想的控制下，当时社会的每个女性都被灌输了“三从四德人”的思想。在“三从四德”中就有“夫死从子”这一条。而对于祥林嫂来说，她那个短命的儿子的死亡，是给她最致命的一击。在祝福中，讲到祥林嫂那个短命的儿子。“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逢人就述说，甚至对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已经反复过无数遍了，才达到那么背诵如流的程度。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诉说，而是在咀嚼自己的痛苦，在一次又一次的咀嚼。而且，这种背诵如流，一字不差的诉说，还表现一种毫无感情变化、麻木迟钝的神态。——这正是深重的苦难所留下的巨大精神创伤。失去了儿子这个唯一的精神支柱，祥林嫂整个人就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因为亲人的变故，虽属不幸；但还不是最难忍受的，失去任何精神支柱而又求取不得，还要接受种种鄙视和冷笑，才是最难忍受的；而悲哀恸哭，有时也不是最痛苦的内心表现，象祥林嫂这样欲哭而泪干，又无感情变化的诉说，难道不是包藏着更深沉的痛苦，更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思索。祥林嫂的亲情，就只体现在了阿毛身上，当阿毛死后，她就真的是一名孤家寡人了！

三、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封建宗法礼教

“祥林嫂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充满浓厚封建意识的社会，封建思想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不被森严的‘礼教’制度束缚着。封建礼教不但毒害人们的身体，更在他们精神上加以无情的摧残——尤其是封建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里，祥林嫂承受了各种各样无情的摧残而不得翻身。这摧残有封建礼教的压力，也有封建礼教下他人的威胁。

（1）“夫权”

封建礼教方面首要的压力便是“夫权”，它要求女子对男子忠贞不贰，始终不渝。祥林嫂虽然只是乡下无知的女性，但她却为那自己都说不清的“夫权”坚守着。当她被婆婆逼迫改嫁时，还“真出格”，而且“实在闹得厉害”，“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这是祥林嫂对婆婆作出的安排的反抗，更是对所谓“夫权的死守”，要从一而终。

（2）“神权”

除了“夫权”，“神权”对祥林嫂的轮番进攻外，造成祥林嫂悲惨命运的便是这“吃人”的人。第一便是封建礼教权力的代表鲁四老爷，鲁四老爷是“讲理学的老监生”，满口的仁义道德，但他“大骂其新党”，思想顽固不化，对待祥林嫂这样的女性只有冷漠、刻薄。在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镇时，“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祥林嫂被抓走后，他也只说了一句“可恶！”完全没有同情的意思。而祥林嫂第二次来时，他“照例皱过眉”，并“暗暗地告诫四婶”。这是封建思想的代表对祥林嫂的漠视。第二则是与祥林嫂一样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先是祥林嫂的婆婆凶狠的将她卖掉，给她造成第一轮的伤害。再者就是推荐她的卫老婆子，不同情她的遭遇，反而合伙把她撸去，当祥林嫂被嫁后，竟然称她的婆婆为“精明强干的女人”。还有就是善女人柳妈以及镇上的人，他们把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当做了笑谈，柳妈甚至用“神权”向祥林嫂展开进攻，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施行权力的帮凶。

四、将祥林嫂推向死亡的封建迷信

由于封建伦理和迷信观念的统治，中国劳动人民的痛苦，并不限于生前，更可怕的还是被威胁于死后。

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打工时，景况就大不如从前了，用现在的话说，第一次得到了四婶的赏识，被重用；第二次经考核后，发现各项聘用标准不合格，特别是她的档案资料上有嫁过两个男人的历史，且克夫克子，是个不洁不祥之人，所以象祭祀这样的重任就不允许她插手了。所谓重用，也不过是多做一些杀鸡宰羊摆放祭品的活儿，既然不要她做了，那不做就不做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了个不求上进懒散的人，正是求之不得。

但祥林嫂却查找自身原因，想通过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获得别人的认可。更为悲惨的是，祥林嫂想死却不敢死。因为柳嫂对她说过，嫁过两个男人的女人到阴间后，要被两个男人据成两半。当她弄懂了别人对她的嘲笑后，勤俭克己地省下一年的工钱，在庙里捐了一个门槛作自己的替身，让千人踩万人踏，以此洗却她那莫须有的罪孽，从而找回作为员工的尊严。可是她错了，就在她以革新洗面的姿态出现在祭台前时，遭到了主人严厉的呵斥，并将之扫地出门。这个女人自这一刻起，就已经死去了。

祥林嫂在临近死亡的前夕还向人询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她关心人死后的灵魂问题。这是深刻联系着她全部人生经历的思想；罪恶的社会迫使她断绝了对于生的一切留恋和希望，她唯一的可能就是想到死，她想在冥冥之中会见亲人，但又非常害怕见到亲人。因此，人死后灵魂的问题，就不能不成为此时祥林嫂最关切的问题。祥林嫂一生二嫁，在人们的眼中，她是一个污浊的女人，不配敬奉神灵。祥林嫂自然就成了人们眼中的异类，倍受歧视。然而祥林嫂面对这样的现实，仍然对神灵深信不疑。当她倾尽所有“捐了门槛”之后，天真地认为她赎了罪，就会与周围人一样平等自由，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时，祥林嫂唯一的希望也破碎了。

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在被虐待、被迫再嫁时，她挣扎她抗争；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很顽强而不容易被摧垮的人，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

祥林嫂，这个悲剧的化身，历尽了尘世间所有的痛苦，带着满心的屈辱与伤害，离开了我们。她的死，我想也是偶然中的一个必然。即使她没有寻死的意愿，即使她还有生存下去的意念，她还是会被社会中那只无情的黑手所杀害。我不知道祥林嫂最终是死于何种原因，我只能揣测，她在闭上眼的最后一刻应该是没有忘记微笑吧。祥林嫂在生活中受尽苦难，受尽嘲讽，在封建礼教冷血的狞笑中步履艰难地走着。这时候，死亡对她来说，已不再是恐惧，或许更像是一种解脱。她死了，我希望，她能在另一个世界了里见到她的儿子。当岁月的蹉跎将两鬓白霜吹进她的头发，我想，她是看到了解脱的光点„„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被迫害的始终就是女性，在那个男性社会中，女人被看的很低贱。很多的封建迷信都是针对女性的，大多数的女性也都蕴含着封建迷信的思想，她们被封建迷信所压迫，同时又压迫着比她还要弱小的人。中国的发展中，被迫害而死去的女性真的数不胜数，为我们所知的也就是那个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被记录下来的！而更多的就是为我们所不知道的，她们所遭受的痛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在封建社会下的女性我们只能对她们表示同情和惋惜！

鲁迅先生在《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所体现的是就是在那个时代中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生活常态。她遭受的一切灾难，都是那个社会环境下所有女性遭受的灾难。展示了在那个时代下所有中国妇女所遭受的迫害！死在封建迷信下的中国妇女是在是太多太多，对她们所遭受的迫害我们只能表示同情！

祥林嫂，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封建妇女、一个被封建迷信迫害的妇女，一个出生就注定死亡的悲剧！参考文献：

[1]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06 [2]肖云.议“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09期 [3]段小莉;女性:弱势的群体——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解读;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