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洛丽塔》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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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论《洛丽塔》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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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从《虎妈战歌》看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 188 旅游与文化

189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190 浅论《洛丽塔》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191 从《成长的烦恼》和《家有儿女》的对比看中西方家庭价值观的差异 192 Heathcliff’s Pilgrim’s Passage

193 女性形象下的女权主义思想——浅析汤亭亭小说《女勇士》 194 英文电影片名的汉译研究

195 从文学作品中透析东西方女性异化现象 196 从文化差异角度来分析习语的翻译 197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198 英语电影的中文名称翻译

199 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Protagonists in Wilde’s Fairy Tales from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200 群体隐私和个体隐私——中美家庭中隐私观念的对比研究

第二篇:试析《骆驼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州 学 院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论文(设计)

试析《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姓 名 李幼英 学 号

指导教师单位 中文与传媒学院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年 月

试析《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汉语言文学专业 级 李幼英

指导教师 ×××

摘要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一部悲剧作品,自从问世以来一直以它的悲剧性激励着和启发着读者。小说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使很多处境与他相似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前途更感到渺茫,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甚至一位经常乘坐人力车的富商在看过电影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忍心在乘坐街头到处都是的人力车。作品中一个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竟然使处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有人力车夫都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不是一般的触动,而是使人心灵感到震惊,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反思。正如一位哲人谈到悲剧的美感内涵和作用那样,作品通过“激起怜悯与恐惧”给人们以陶冶和启迪,发人深思。

《骆驼祥子》在思想上、艺术上的魅力和成就,来自它的深沉的悲剧性。本文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部小说。

关键词:社会背景;祥子;悲剧命运;根源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Xiangzi's tragic fate in “camel Xiangzi”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special field

liyouying

Instructor Zhongqipeng

Abstract

Lao She's novel Camel Xiangzi is a tragedy, since its inception has been to its tragic inspired and enlighten the reader.The tragic fate of the hero of the novel, so that many situation similar to him in working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for their own future more are slim, produce a chilling fear.Even a often take a rickshaw to the wealthy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for a long time could not bear to ride in the street is full of the rickshaw.Works in a rickshaw puller unfortunate encounter, went so far as to make the situatio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people in real life all rickshaw pullers had deep sympathy.This is not the general touch, but the mind is shocked,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As a philosopher, spoke about the function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ragedy and that works by “to arouse pity and fear” for people to cultivate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provoking.“Camel Xiangzi” in the ideological, artistic charm and achievements, from its deep tragic.This article from this angle to analyze this novel.Keywords: Meeting background,Xiangzi,tragic fate,origin

目录

前言„„„„„„„„„„„„„„„„„„„„„„„„„„„„„„„„„„1 一 《骆驼祥子》的社会背景„„„„„„„„„„„„„„„„„„„„„1

二 对主人公祥子的剖析„„„„„„„„„„„„„„„„„„„„„„1 三 悲剧的根源„„„„„„„„„„„„„„„„„„„„„„ 2

(一)社会吃人的本质„„„„„„„„„„„„„„„„„„„„2

(二)祥子自身的原因„„„„„„„„„„„„„„„„„„„„3

(三)不幸的婚姻„„„„„„„„„„„„„„„„„„„„5

(四)超自然因素„„„„„„„„„„„„„„„„„„„„7 四《骆驼祥子》的意义„„„„„„„„„„„„„„„„„„„„„7

(一)真实反应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苦难生活 „„„„„„„„„„„„„„7

(二)引发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8 致谢„„„„„„„„„„„„„„„„„„„„„„„„„„„„„„„„„„9 参考文献„„„„„„„„„„„„„„„„„„„„„„„„„„„„„„„„9

前言

悲剧作品总是呼唤着人们共同正视生活的残酷,斗争的艰巨和精神上的痛苦。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是这样一部悲剧作品,作品描写的洋车夫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较早出现的劳动者形象之一,他的人生道路的坎坷更多地来自于其自身的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物安于命运安排的性格,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婚姻的不幸。祥子这一形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显示了这部悲剧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骆驼祥子》的社会背景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

二 对主人公祥子的剖析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在他的不幸遭遇中,作者突出了对他性格的刻画,体现了强有力悲剧的意味,这是通过主人公“积极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祥子初到北平,怀抱着寻求新的生路的希望,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史。他年轻力壮,善良正直,乐于帮助与他同命运的穷人,他坚韧顽强的咬着牙,用孤苦的挣扎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但是,祥子连遭厄运,主要可以分为事业上的买车与个人生活上的娶妻两方面。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追求的不可得,躲避的被强加。所有这些,都表明祥子在命运的作弄面前不甘失败,竭力挣扎和顽强抗争的生活姿态.当虎妞病亡,祥子为葬妻而不得不再一次卖掉车子,此生已不复再有希望买车。又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小福子也已不在人世时,终于不堪这最后的沉重一击,长久以来潜藏在他人性下的野性,兽性,恶性,劣根性发作,他吃喝嫖赌,如行尸走肉。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性格,吞噬了这个一度有着强大生存能力的个人奋斗者。祥子的一生,是从奋斗走向毁灭的一生。黑暗的社会,他人的影响,性格局限以及不可预知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他个人奋斗必然失败的悲剧结局。他的一生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一生。

三 悲剧的根源

(一)社会吃人的本质

祥子处在二三十年代的旧社会,“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自食其力,不怕吃苦,“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而且他有坚定的奋斗目标——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按理说祥子能吃苦耐劳,有实现目标的决心,所以他完全有这能力去实现这一理想,然而就因为他身处在这样一个把人变“鬼”的社会中那样朴实的愿望也成为了奢望。他千辛万苦,几次买车,三起三落。他身处社会最底层,每一次的打击都会至使他走向无底的深渊。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是自己好不容易买的第一辆车被军阀的逃兵夺走了,而准备买第二辆车的钱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骗了去,虎妞花低价买给祥子的第三辆车,又因为虎妞难产而死而卖车葬妻。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实却是在旧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品从多方面深刻揭示了祥子悲剧的根源。在旧中国,祥子一家受地主阶级的压榨,祥子因此“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被迫来到城市谋生,可仍然未能逃脱被剥削的命运。因为他处在的是一个黑暗、病态的社会,是一个吃人肉的社会。他一处在社会最底层靠卖劳力谋生的下层人民拿什么去和这样的社会抗衡呢?正因为身份的卑微,任何一种压迫落在祥子的头上都是那么的理所应当。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是旧中国腐朽制度的产物,即使祥子再怎样的要强与挣扎都是无法摆脱的。

刚开始的祥子是个纯真善良的年轻的小伙子,“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他做事认真负责、勤快,“在车厂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作„„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他拉车出了事故,自己摔得到处是血,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因为摔着曹先生心中十分愧疚,提出要以自己的工钱作为补偿。当面对穷困的老马祖孙时,他毫不犹豫的去买了十个羊肉包子给他们。祥子身上具有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性格特征,然而这份宝贵的精神却被旧社会不良风气吞噬了。祥子刚开始受别的车夫“排挤”,这也说明祥子的善良正直在那样的社会是不会被认可的,更不可能存活的,只能被同化,淹没在黑暗旧社会制度中。

祥子的悲剧就是社会的悲剧,“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黑暗的社会侵蚀着祥子原本善良的心灵,把他逼向罪恶的边缘,是最底层劳动者无法逃脱的命运。祥子悲剧命运是由社会造成的,是黑暗社会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

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只关心自己的车”,买车是他的信仰和宗教。他对城外的战争、政局的变动漠不关心,在受到意外的打击后,困惑不解的只是“我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欺侮人。他把必然的阶级压迫看成偶然的劫难,把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看成个人之间的较量。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辆车上,以为“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人的气”。沿着这条个人奋斗的幻想之路走下去,在现实面前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三起三落”的折腾使他感觉到“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但他不能从失败中引出正确的教训,更不能认清敌人是谁,反而听天由命,任凭旧社会宰割,甚至像苍蝇在粪坑上取乐一样,跌进堕落的深渊。老舍非常深刻地揭示出祥子悲剧的根源:“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是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祥子“人”变“兽”的悲剧凝结着老舍对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既揭露了旧社会的弊病,又否定了个人奋斗道路,提出了劳动者怎样摆脱不幸命运的问题。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二)祥子自身的原因

1.祥子落后的思想与其性格的弱点是使他落入个人奋斗悲剧的主观原因。祥子来自农村,带着农村人普遍的性格特征:小农意识、观念狭隘、愚昧自私等。祥子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年轻,有的是力气,“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就是力气,他最“宏伟”的目标就是有一辆自己的车,不在受车厂老板的压制,自由自在。然而他受农村环境的影响,造成他眼光狭隘,他不关心他生存的环境与他所处的社会,一心只想着他的车。“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从这看来,祥子被抢了车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祥子

虽然也是个车夫,但他觉得他和别的车夫不一样,“自己与他们早然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而又因为祥子口齿不那么伶俐,“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所以他也就不和别的车夫为伍。他为了攒钱买车,也和别的车夫抢生意,以致到后来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他不管别人,从未想过大家一起努力,而是各走各的,在腐朽的社会中摸索自己的道路。祥子被个人奋斗蒙蔽了双眼,即使他从老马、小马那看到自己的结局,也曾思考反思过,但更加速了他赚钱的欲望,自己要更努力,同时也加速了他悲剧命运的发展。他赚的钱一定要贴身放,这样他才感觉踏实,这是典型的愚昧思想,如果他把钱存进银行或像高妈一样放高利贷的话,钱就不会被孙侦探敲诈一空了。虽然他作为社会的弱者,又处在人吃人的社会,但他却没有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不会审时度势,只是一味的靠个人奋斗赢得自己的想要的一切,他注定是失败的。这集中体现了像祥子这样的小生产者的腐朽思想:幻想通过个人奋斗来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这种想法在如此强取豪夺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祥子性格上的弱点也是导致祥子悲剧原因之一,在面对那些打击与挫折后,导致了祥子不敢面对现实、一味逃避现实的性格。他起先还保留着在乡村间形成的善良、勤劳、忠厚的性格,但同时也保留了个体劳动者特有的性格,由于是独自劳动就养成了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性格。在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后,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挣扎,祥子从一开始的坚强到最后的自甘堕落,小福子的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所有的坚持都成了笑话,祥子彻底崩溃了,他虽然朦胧的意识到社会是不公平的,并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他却没有探究其中的原因,而是将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命。他虽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命却叫别人管着”,无可奈何,只能从命。种种的不幸使他想到了命,命运使他不幸,他只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命成为了他逃避的借口。他放纵、不在挣扎,他成为了悲剧。

2.乐观与盲目

祥子从乡间来到城市,对生活满怀热情和乐观态度,即便车丢了,钱被劫,依然不懈努力,有着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但是他无法认清灾难的社会根源,不知道个人的努力比起社会沉重的压迫是多么微不足道.即使是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者,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真正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 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始终陷入盲目的黑暗,一切真正的努力化为毫无意义的泡沫,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祥子

对于自己的这种努力也不断有过反思和疑问,因此第一次丢车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者干着,他便想起那会事,一想起来,他心里就觉得发堵,不由得想到,要强又怎样哪 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 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黯淡,并向自己提出了反问,但他随即做出的回答仍然是“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不拉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设若一旦忘了这事,他便忘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牲畜,没一点起色与人味”.结论是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了车便可顶的一切”,作为个体劳动者,他们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意义,但是他们忘记了周围的黑暗社会是无法实现心中的理想的.3.勤快与保守

为了凑够买车的钱,祥子勤快地奔跑,他第一次买的车是他“从风雨里咬牙,茶饭里自苦”的总报酬.但农民的狭益意识,使他为了钱冒险到战火四起的西郊拉车,结果连人带车被劫了.而为了再买新车,又不断埋头苦干,当钱攒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被特务敲诈了,假如祥子听高妈的话,把钱存进银行或者放高利贷,就不会遭此灾祸.天天把钱放在手心才觉得舒坦,正是小农保守的典型心理和性格特征.4.外刚与内软

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苦恼和恐惧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诉说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个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和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者,毕竟还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相似的,劳动者,不幸者.问题的政界不在于祥自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早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一方面又没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生活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独,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三)不幸的婚姻

祥子悲剧的成因,还通过祥子自己的婚姻问题体现出来。把车场主刘四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到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这成为祥子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祥子在不理想的婚姻中与虎妞结合了。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虎妞是车场老板刘四的女儿,刘四是个流氓,无赖,既凶残又伪善。在他的教育下,虎妞成了一个粗野,泼辣的女人,也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刘四为了让虎妞帮他经营车场,已经是三十七八的大姑娘了,仍然不让她结婚,要虎妞为他断送青春。但是她也与其他青年妇女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婚姻自由,他爱年轻,老实,勤俭的祥子,对他表达的感情也是真切的,他时时疼着祥子,并不是玩着祥子。因此,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她执意要与祥子结合,这对于她所处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叛逆行为。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使他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种种矛盾,特别是各自的生活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成为祥子终生的痛苦。虎妞对他有真情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有她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她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她和祥子来经营车场,至少想靠她自己的一些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上一个小车主,而祥子与虎妞不同,他是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打算自己有车,“生活的舒服一些”,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乡下娶一个年轻力壮,吃的苦,能洗能做的姑娘”。显然,他们两个人在生活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预示着他们婚后必然有矛盾,有冲突,决不是相安无事。他们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而活着,虎妞一心想买上几辆车,当上车主,祥子可以不再出车,可以整天陪着她。而祥子却时时避开他所厌恶的虎妞,如果要整天呆在家里陪着虎妞,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再则对于勤劳成习的祥子来说,本来也不惯于这种清闲享乐的生活,他只想拉车,他爱拉车。而虎妞仗着她经济上的实力,总想让祥子听她的摆布。这使祥子感到痛苦和委屈,虽然祥子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但他清楚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尽管如此,祥子的生活还是有着落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生活一年多后,虎妞因难产而死,祥子从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而无路可走,堕落下去。

祥子的婚姻悲剧,使他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打击并不轻于前两次。逃兵和特务没有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虎妞设下的圈套让他有苦难说。他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在她困难时弃之而去。处处碰壁的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别无选择。在这件事

上,他无能为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却叫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两次打击更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直入人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归根到底,祥子个人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来自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上所产生的悲剧,进一步控诉和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四)超自然的因素

悲剧一定会发生,命不由人。老舍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悲剧总是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法逃脱。”虽然老舍不相信这套宿命论,他笔下的祥子却在遭受厄运,经常怀疑命运的公平。虽然老舍“不相信这套宿命论”,但是他笔下的祥子却连接遭受命运的作弄。

祥子打定“是福不是祸,今个儿就是今个儿”的心眼,冒险拉车上清华,中途连车带人被捉去。“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界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祥子不明白。当祥子想到牵上三头骆驼去卖,再买回新车时,他得意地“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忍不住地笑出来”。高妈建议祥子放高利贷,祥子坚决不干,认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可同虎妞发生性关系,既不敢去见刘四爷,又不能逃离,他沮丧不已,“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与虎妞结合,祥子更加清楚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命却叫别人管着”。祥子本想“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结果却像“误入罗圈了胡同,绕了个圈又回到原处”。厄运使祥子想到了命,服从命运的安排,命运成为他不幸的叹息和慰藉。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通过对祥子悲剧人生的描写,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显示了《骆驼祥子》这一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五四”以后,反映人力车夫生活的作品都没达到这个高度,而《骆驼祥子》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成熟。作者通过描述祥子进行多次顽强的抗争企图获得一个独立人权的失败过程,引人深思,启示人们去思考他们如何摆脱不幸的命运和寻找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是祥子悲剧的一生给人们的一种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骆驼祥子》的意义

(一)真实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

《骆驼祥子》是描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其成功首先在于,作品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就作品描写的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二)引发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

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成功塑造了祥子这一悲剧形象,还引发读者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当我们憎恨于社会对祥子的剥削时,也为祥子的不觉悟而倍感无奈。祥子想要通过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从未想过团结别人共同斗争。祥子只能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沉沦,他一个人苦苦的挣扎,却终将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从一开始盲目的个人奋斗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小说深刻揭示了本来具有美好品质的的劳动人民被这黑暗的社会给摧残了,控诉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同时也揭露了那些落后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还普遍的残存于人民的头脑里,这使得社会的发展进步缓慢。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不断进步,创造美好的未来。

致谢

即将为这篇论文划上圆满句号之时,我心中感慨颇多。从最初的选题、查找资料、初稿酝酿成型、再几经字斟句酌修改,到现在终于得以脱稿,过程艰苦而繁琐,心中有一丝苦涩,但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学问的不易。这一切得感谢×××老师。他在繁忙中抽空细致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我是亲见×××老师为我批改这篇论文的,他治学态度严谨,不放过任何学术上的细节。那句“做学问也是在做人”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它将伴随着我走向日后的工作岗位。而×××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却不失亲切的风范,对致力于想从事教育事业的我也将是最好的榜样。谨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老师的辛苦指导!

参考文献

[1]许明.一个孤独奋斗者的悲歌—论祥子个人奋斗的悲剧原因[J].河南社会科学.2002,(11):68.[2]刘苗.浅析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因素[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4):112.[3]李静.试论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及其意义[J].华章,2011(5)

[4]陈松锋.试析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性格蜕变[J].2011(3)[5]梁美英.真实得人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分析[J].文学评论,2009(9)

第三篇:论《杀夫》《金锁记》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比较

论《杀夫》、《金锁记》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比较

摘要:李昂《杀夫》女主人公“林市”,在婚姻生活中饱受丈夫陈江水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以及周围环境里无知愚昧的妇人们的嘲笑与侮辱,没有经济地位的林市在所有的生存希望破灭后,精神恍惚间拿起杀猪刀肢解了自己的丈夫;张爱玲《金锁记》里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被亲哥哥出卖给“姜公馆”骨痨的二少爷当媳妇,饱受馆里人的鄙视,身心也得不到舒展,分家后执意守护财产,千方百计破坏儿女的人生幸福。林市和曹七巧都是封建时代的受害者,她们悲惨的人生遭遇,却总是反抗失败,从而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女性悲剧命运。

关键词:林市曹七巧悲惨遭遇反抗女性命运

前言

“林市”和“曹七巧”分别是李昂的《杀夫》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女主人公,林市被她叔叔当作利益交换,嫁给了杀猪仔陈,金钱地位低下的林市过着精神和肉体同时饱受摧残的非人生活,最后趁杀猪仔熟睡时屠杀了他,自己也被判了死刑;曹七巧被她哥哥曹大年为了能攀住姜家的高枝,出卖给姜公馆做骨痨二爷的“姨奶奶”,她身份低微又过着畸形的性生活,虽有一儿一女,却始终孤独空虚,失去了温情,最后守住的不是财产,而是自己的欲望的畸形化。“曹七巧”内心阴暗面的展现和激发,使得她的形象有与“陈林市”之间具有可比性。

李昂和张爱玲对于这两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塑造,寄予了女性命运深刻的关注,对于女性个体命运安排的揭示,希望以此来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传达出女性积极反抗的一面。

一、林市、曹七巧相同的悲惨遭遇

(一)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林市是小说《杀夫》中的女主人公,她在无知、愚昧的混沌中生长,饱经苦难。父亲死后,她与母亲被叔叔撵出了家屋,在街头忍饥受寒。母亲的悲剧伤害了她少女的心灵,精神上从小充满恐惧。而被被叔叔收养后,又当作牲口使唤,吃不上一顿饱饭。后来林市的叔叔为了“整斤整两的猪肉”把林市卖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屠户陈江水。陈江水粗暴凶残,每天以一种几乎变态的方式理所当然地对林市进行百般的精神凌辱和惨无人道的性折磨,只因为他热衷于林市在这种凌虐中号叫,以达到自己变态的性满足,并以食物进行奖励和威胁,获得身为男人的成就感与权威感。结婚那天,饥肠辘辘、几近虚脱的林市承受陈江水疯狂的兽欲作为“赏赐”,陈江水给她的是一大块“带皮带油”的猪肉,从来没有吃饱过的林市伴着泪水,把它吞咽下去,而林市以后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可怜的林市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惶惶度过,在陈江水眼里,林市简直还还不如一头猪,他对林市根本没有什么情爱,只有肉体的强暴和精神的折磨。雪上加霜的是,她原以为体恤人情的阿罔官竟也是男权社会里的俘虏,自己不守妇道,还背地里一直聚众侮辱林市,她的许多迷信观念和是非颠倒的议论带给林市精神的折磨。这一切都加剧了林市精神世界的毁灭。

曹七巧是《金锁记》里的姨奶奶,她是一个卖油女出身的农家妇女,被亲哥哥曹大年出卖给“姜公馆”当媳妇,可是自己的丈夫却是个瘫痪,完全是个“活死人”。她对姜家三少爷姜季泽的爱情理想桎梏在封建大家庭里,面对丈夫,只能说是一场没有幸福的畸形婚姻。

她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人间的温情。仅有的哥嫂,也只是攀附在姜家的两只寄身虫,对于七巧,完全没有真正的手足之情。七巧的精神世界是悲凉的而又无处倾诉的,加之姜公馆里,妯娌之间互相猜忌,人人各怀鬼胎、精心算计,为金钱你争我夺。七巧身份贫贱,处处被人看不起,包括丫鬟,于是七巧的为妇生涯里,虽诞下了一儿一女,却没有自由的生活过,她从来只有严守妇道——守活寡(守夫教子),得以保住了自己的口碑。可是七巧又偏是个不安分的人,她每一次挣扎,每一次过激行为都遭到了姜家上下的耻笑,七巧在爱的挣扎中,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尊重,处处受排挤,人人鄙视她„„这一步步的摧残扭曲了七巧的人格,泯灭了她的人性,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始终在崩溃边缘徘徊。

(二)金钱地位的缺失与腐蚀

林市的日子过得很苦,只要陈江水心情不好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对林市大呼小叫,甚至肉体摧残。林市没有钱,没有经济地位,如果陈江水不带食物回家,她就会饿死。所以林市唯有默默忍受掌握家庭经济大权的丈夫对自己的性虐待和性掠夺。直到林市无意间偷听到阿罔官以及一群妇人谈论自己母亲的“屈辱”过往和自己的“屈辱”现在,她们嘲笑、侮辱林市,认为她不守妇道(忍受不了丈夫的摧残而大声惨叫),不知满足等等,这些都给了林市当头一击,她莫名的恐惧,不敢再向以前一样。所以以后的每次林市都强忍痛苦,不再呼叫和呻吟。但陈江水却失去了快感的满足。时而久之,陈江水便蓄意不带任何食物回家。林市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用之前在地上捡到的陈江水砸下的几枚铜板出门小心翼翼地买了几只鸭子,既可以生蛋也可以做买卖;之后又试图出去找活儿干„„但结果是,鸭仔被陈江水粗暴地砍杀得血肉模糊,粉碎了林市满心的希望;厝上也根本没有人请她做工,只是赏了她一碗饭。陈江水被林市彻底激怒后专门带她去猪灶工作,而林市对于屠杀和血腥产生了本能的恐惧感和反抗,她生存的意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林市生存得不到保障,权利和尊严更依旧是男人脚下的一撮泥。

相比较与林市,门户差别悬殊的曹七巧从小就只是个麻油店里卖麻油的穷子弟,身份极其卑微,因此不仅被姜家主人歧视,甚至连丫头都不屑伺候,可见,曹七巧没有经济地位的支撑,在姜家可谓举步维艰。曹大年带着媳妇拿着提篮箱,去“探望”曹七巧,老太太知道是他们就没再问下去,可见对其不屑,就连丫头小双也鄙夷道:“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姜家老老少少都对没有金钱地位的曹七巧话语里充满了鄙视和戏谑味。甚至,姜家还怀疑她会不会做出某些罪恶的勾当,对她极不信任,经常对她进行监视。直到戴过丈夫的孝,婆婆又过世了,姜家终于照原计划分了家,孤儿寡妇的曹七巧和两个孩子是注定受了欺负,不过幸好分了点儿财产,而这些,待七巧租了房子与姜季泽见过面,爱情关系决裂后,财产就彻底成为了曹七巧的人生镣铐。对金钱的疯狂占有,人性里全是的自私、冷酷、丑恶、残忍。金钱对曹七巧人格的腐蚀,使得她成了家庭的统治者,确是变态人性的奴隶者!

二、不同的“悲剧式”变态反抗

(一)林市挥刀杀夫

童年时的林市曾亲眼目睹长期处于饥饿边缘的母亲因为贪吃军服男子的白饭团而默许了军服男子的人身侮辱,而因为她年幼无知的“告密”行为导致母亲受到族人的严厉惩罚。母亲的悲惨遭遇使林市初步感受到了男女之间“性”的恐怖与丑恶,给她的幼小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从肉体到心灵的恐惧感和本能反抗的种子。

自从林市悄悄地得知了阿罔官等一群愚昧无知妇女对自己的嘲笑与侮辱后,她的内心被母亲当年的“污点”折磨着,又怕自己再被她们拿来作为话柄,林市内心的阴影越来越深重,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她不再大清早去井边与女人们一起洗衣服、不再午睡,遭受虐待时也

不再出声哀,巨大的精神伤害使她产生了心理自闭,她变得更加畏惧退缩,如同行尸走肉,“整个人像一只风干蜷曲的虾姑”。林市,似乎决意要摆脱母亲的命运,在被性虐的痛呼声被所谓的正常世界所论说而禁止,而生存供给和自谋生存道路斩断后,她率先的“不正常”了。在“正常”常态社会中,她已经走投无路,她只有疯,以在“正常”社会所体认的非正常的模式,发泄着自己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抗议,她精神错乱,神志恍惚。陈江水对她非人的折磨加剧了她对丈夫的憎恶和恐惧,林市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被逼到了绝境。在困境中为求得生存而不惜穷尽自己力量不断反抗的呐喊,当林市最终以祭拜母亲的方式寻求精神安慰的做法也被陈江水无情破坏后,她的几近错乱的神经终于彻底崩溃了,在精神恍惚中,她用那把猪刀像在猪灶看到的那样,用杀猪的方法肢解了丈夫。

(二)曹七巧“毁”儿“害”女

最终,曹七巧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一个恶毒的妇人。她被金钱吞噬了亲情,更毁灭了人性。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曹七巧金钱幌子下的牺牲品。对于儿子,曹七巧想在他面前具有威严,得到尊敬和服从,因为作为女人,曹七巧没有得到“幸福”,所以她就嫉妒儿子,嫉妒儿媳妇,把儿子千方百计的留在自己身边,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在台面上又处处刁难媳妇,挑拨他们小夫妻的关系,让媳妇成为自己无爱无欲生活的陪葬品„„整个家里是“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最终在她残酷的折磨下,儿子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使这个大少爷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对于女儿,先是替她裹脚,发泄自己得不到情欲的痛苦,后是送她上学,而这些又必须建立在不耗费金钱的前提下,结果当然是长安受到了无谓的折磨,到后来长安生了病,七巧也只是让她抽大烟,甚至到长馨给长安做媒,曹七巧竟屡次破坏年纪已是30大龄的长安和世舫难得的即将欲成的好事。曹七巧骂自己的女儿不要脸,还向世舫暗示长安有鸦片毒瘾,实际上长安已努力戒掉,逼得女儿与男友不得不解除了婚约。就这样,七巧以病态的方式毁灭了儿子和女儿的人生幸福。

三、反思一个时代的女性悲剧

综合以上对《杀夫》、《金锁记》中两个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造成她们共同疯狂、歇斯底里、失去理智以及最终走向极端病态的原因,是她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抗和呐喊。前者,是对性虐待狂的报复和反抗;后者,是为了紧守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她们的的悲剧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批判了冷酷的封建社会对正常人性的戕害。从一个社会意义的层面上来说,林市和曹七巧的悲剧命运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她们最初都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不幸的生活,黑暗的社会扼杀了她们对理想的追求,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压迫、受歧视的女性的反抗就注定是悲剧式的“反抗”。她们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是一场那个时代女性逃不开的劫难。

结论

李昂和张爱玲都是女性意识深切的关注者,无论是李昂笔下的“林市”,还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她们的角色都是对人性的一种审视,尤其是在绝境中生存的女性,对于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压制和渗透的“习惯”范式,强烈要求反抗和获得自我解放,林市和曹七巧的悲剧和反抗式命运不仅仅代表的是她们个人,林市所杀的夫,不只是陈江水,更多是男权社会加之于她的限制,包括经济剥削、身体的束缚、精神奴役等等,是一切父权、夫权、男权的象征;曹七巧毁灭的,不仅仅是自己儿女的爱情和婚姻的幸福,而是这个自己在男权社会里所受的伤害。她们都是男权社会里的牺牲品,她们的反抗既有成功的地方,也

有最终归结为注定失败的时代原因,但她们都是表达了女性自求解放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徐学.《台湾两才女——施叔青、李昂小说精粹》[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2] 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1楼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2楼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转贴】论巴金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

• 曾树生

1楼

一 文献综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在贵阳的茶馆里,在北碚馆微弱的烛光下,巴金用茶碗盖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账草纸,一口气写出了三部深刻细致的作品:《憩园》、《第四病逝》、《寒夜》。”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从现有的资料看,关于《寒夜》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单篇论及《寒夜》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关于《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以新时期以来可见的评论文章为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学的致赞辞这样写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实,而并不顾及美。”真实地反映抗战胜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过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当时整个社会,这是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寒夜》这部作品也确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上,此阶段的评论文章仅仅是从较浅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此种矛盾的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显,也很难调和。但对此种婆媳矛盾的缘由,以及曾树生到底为何出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则很难把握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较之子君具有进步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觉醒”作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曾树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更高:“作为独立的女性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更深层的是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可否认,在曾树生个人自觉的同时,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的行为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如果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看,她的行为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置疑。在《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认为,婆媳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是自私的,就连汪文宣也痛苦地请求她们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认为曾树生的选择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人道主义还是个性主义都将有遗憾。《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觉醒、人的现代性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家庭内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间大矛盾还是其他?有人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从

个性主义角度看,曾树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现状的性格决定的,但同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论〈寒夜〉的现代性》一文中,作者抛弃了婆媳矛盾论,而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两人的情感危机。“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的伦理来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将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悬置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情感的拷问。”因此更具有现代人道关怀。

以上是从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树生出走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现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有了译介,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性别角度切入,对曾树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刘慧英的《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来解读的文章,此后用类似角度分析的评论陆续出现。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关系放在家庭与社会的生活场中进行考察,她们认为此种关系往往隐含着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女人选择的依据不再是母亲或妻子等传统的角色定义,而是依据女人这样的身份,从而摆脱对男权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强,对抗性也强。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叙》、《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寒夜〉重读》、《从〈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看妇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寒夜〉忍无可忍塑造的阴影——论巴金创作中的南权意识》、《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曾树生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等文章中,作者均认为,在男女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各负其责的关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树生在家庭和个人的两难选择之间

虽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从女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选择。

• 曾树生

2楼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文中指出,这中选择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考验:“树生对自我和个人的选择的意识形态式强调,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高度承担。”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曾树生的选择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进贵在《重读〈寒夜〉》中说:“从表面上看,曾树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经济自主的能力,有办法让儿子念最好的学堂。但实际上,曾树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她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选择。”另有评论者则运用爱玛•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曾树生选择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读。“高德曼认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在于使女性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当代女性以性别歧视为依据,这就偏离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显然,从曾树生出走又回来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获得在爱玛•高德曼以及这位作者看来应当是个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取舍。

不管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性别角度来考察,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评论,不乏精道之论。作为一位极具人道主义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超越时代的关照情怀。小说《寒夜》便具有该种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评论者则用超越时代、超越性别的眼光,将曾树生的命运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在《两难选择的悲剧:对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这样反问:“如果子君外出谋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尽头。可是在《寒夜》里,虽然曾树生经济独立,她与汪文宣的自由恋爱、婚姻还是归于失败。可见经济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本身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评论家洪治纲在《悲悯与体恤——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一文中,则从

悲悯与体恤的角度探讨了曾树生等一群人物的命运。“在《寒夜》和《憩园》中,巴金对人性的体悟,既有对人性中社会属性的考察,也有对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展现。从这两部作品来看,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属性上,诸如亲情、爱、牺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园》和《寒夜》的许多人物,他们的悲剧固然离不开生存命运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人性中某些无法改变的顽症的钳制。”

以上诸多解读主要是从《寒夜》展示的故事内容着手,而对小说进行表现形式、叙述角度等纯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与风格的成熟——论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把艺术形象单纯只当艺术形象而非社会人分析,认为曾树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来,但问题是她即使回来,也不应该是现在作品所写的那种心情,那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回来是她此前的情感倾向和理性选择的大逆转,她此前的行为逻辑被完全颠覆了。”尽管如此,但作者从形式美的角度认为让曾树生回来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逻辑发展,“这样在事实上存在的裂隙中„„让读者产生了虚幻的真实。”

还有评论者从巴金对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出发,发现了《寒夜》叙事的复调特征;洪治纲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认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和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因此极大地加强了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立体感。从分析故事情节隐含的诸多意义到分析协作手法,对《寒夜》的认识在日益深化。

二 再认识曾树生

从以上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得知,评论者或者将曾树生放在女性解放的纵向历史潮流中加以分析,或者将小说《寒夜》独立出来,把曾树生作为单个文学形象进行多角度解读。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曾树生。其实,以现在苛刻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写作语言来看,《寒夜》都不能算是巴金最为杰出的作品,但这依然抹杀不了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本书中,作者朱晓进等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对此时期的文学创作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民族战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此时期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因紧密配合着战争的需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战争文学特别是直接反映战争的文学是当然的主流。文学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将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通俗和实用的文学创作景观使文学创作者没有过多的精力关注复杂、现代性的技巧、从容的语言叙事等方面,文学的审美性大大减弱。文学题材也是以战争、乡土情怀为主,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乐观主义精神,从叙事角度看,宏大叙事和民间叙事是该时期文学创作的首选。

第五篇: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摘要: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关键词:爱情,悲剧,隔膜,男尊意识

五四运动以后,思想得到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有大量的反应青年人为实现个性解放,冲破家族禁锢的爱情故事问世。但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止步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人思考他们结合以后的故事是否一如童话中一样“王子和公主打败了巫婆,最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鲁迅先生所写的《伤逝》当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他们向往自由平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为爱甚至不惜同封建家族决裂。然而鲁迅先生却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写他们为争取爱情自由的抗争故事,而是用独特的视角着重写了他们结合以后却最终分离的一幕爱情悲剧。两个新时代的“反叛青年”并没有如预期中一样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上,直至子君自杀,两人之间的爱情彻底覆灭。这场悲剧,并非一句“涓生变心”便可以结语的,因为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处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格根源。

在恋爱的初期阶段,他们沉溺在爱情所营造的美好氛围当中,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彼此眼里的情人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他们并未预见到结合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爱情逐渐被平凡的生活磨去当初的光泽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膜就渐渐地明晰起来了。子君从骨子里透出的所谓“贤妻良母”意识,涓生的“男尊意识”都使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隔膜的两岸,是两颗永远无法真正靠近的心。涓生与子君,两个接受反封建反礼教思想的新式青年,也许在外人眼里,他们行为怪诞,人们都宁愿避而远之,但是他们在恋爱的初期阶段却可以做到无视流言,毅然地选择同居。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他们谈得废寝忘食,他们以为彼此的心灵已经贴得很近,他们热烈而满含激情。直至“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道不再认她作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在同居在一起。

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现钱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正的隔膜”,这段话已经隐隐暗示着他们日后的悲剧。这种隔膜,并不是在同居以后才有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是整个时代整个旧社会的悲哀。当时在热恋当中的他们并未看透这一点,他们互相崇拜,互相赞赏。子君视涓生为老师,是思想的启蒙者,她倾倒于他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独到;涓生更把子君看作这个时代的新女性,有别于过去的,有思想、有灵魂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石破天惊的一喊,“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对于子君,一个被启蒙者,涓生感到满足和骄傲。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都太过片面,因此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爱情也渐渐地被琐碎的生活一点一点侵蚀掉,彼此慢慢疏离,爱情的新鲜感不再,幸福更加背道而驰了。

只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认识到那种隔膜。它有别于《故乡》当中的闰土与“我”的隔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血液里,融入骨髓。子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追求平等自由,她坚强独立,热烈纯真;她为爱出走,不惜与父亲叔叔决裂,她是一个带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对于旧式女子“在家从父”的命运,她据理力争。她不顾人们的嘲笑,世俗的不容,她最终还是义无返顾地奔向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的,她胜利了!然而,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在同居之后却在某种意义上过上了“出嫁从夫”式的生活。她停止了读书,放弃了思考,做起了传统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来。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她埋头繁重的家务劳动,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饲喂油鸡、阿随。生活的拮据与邻居争吵不再追求人生,不再追求个性解放,不再追求理想,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

作为一个复杂组合体的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她又未能彻底摆脱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正如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 中曾无奈的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所以,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附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当说是封建礼教中 “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当她以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 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中,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简言之,她完全丧失了自己,而把重心转移到了涓生身上。她依赖涓生的爱而生存,面对着涓生爱的表示,子君 “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 面对涓生表明不再爱时,子君 “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她的这种依附式的爱,在涓生对她说出“不爱”时,将自己逼上绝路。

然而她内心里的“贤妻良母”式理论却造成了自己与涓生之间最深的隔膜,在涓生那里直接表现为对子君的认知落差。涓生的隔膜感一旦产生,他眼中的子君身体很快就变形: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醉心于家务的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了, 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当初那清纯的子君已不复存在,而外形的邋遢和粗糙也隐喻着精神价值的消亡。精神价值一旦消亡,子君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涓生叫她不可太操劳,她神色马上变得凄然等等。对于子君的前后落差,涓生深感失望,他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他意识到了这种隔膜,却并不了解造成这种隔膜的根源,因为他自己也早已深陷其局。

子君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深重,涓生又未尝不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男尊意识使涓生在发现自己已经对子君无爱后,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子君。涓生向子君表示纯真热烈的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然而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在内心深处,涓生对男性尊严的降低是难以接受的。在面对生活困顿时,涓生想到的是“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是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再如,涓生发现吃他残饭的只有油鸡们,便 “如赫胥黎的论定 ‘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 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 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子君吃的饭是不是少得连残饭都剩不下,只看这位置中的子君在哪里?这种男尊意识是导致悲剧一步步发生的催化剂,当发现子君已经成为自己的累赘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抛弃,他甚至为此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色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清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令人犹为寒心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将子君的存在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阻碍了他前进的路,唯有子君的离开是他唯一的光明。

事实上,当子君的父亲接走子君后, 涓生感到了解脱:心地有些轻松, 舒展了, 想到旅费, 并且嘘了一口气。子君最终以死结束了一场虚无的爱情,身体的灭亡是最彻底的灭亡。因为爱是精神实践,同时也是身体实践,它是对死亡的抵抗,是对生命的救赎,是对价值的肯定。身体已然消亡,爱情更无处依存。那种男尊意识,发展而成的个人主义,早已化作一剂毒药,或是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子君的身体。究竟是涓生逼死了子君,还是他的那种连自己也浑然不觉的男尊意识逼死了子君,抑或是子君的那种对爱的极度倚赖逼死了自己。

涓生的男尊意识,无形中加剧了他与子君之间的隔膜,他只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看着子君渐渐埋没在日常琐事里。当自己的爱已经全部收回,就将这种无爱的结果归咎于对方,然后堂而皇之地抛弃对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子君而言,同居后的涓生,她深感迷惑,惶恐不安,更多的是不了解,猜不透。当自己为了一日三餐而忙得晕头转向时,招致的是涓生堆积起来的无奈、抱怨和不理解。她看不到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因而也无从去改变。两人间的隔膜日趋加深,终于发展到爱情破裂,伊人远去。

这种隔膜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如果子君只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封建小姐,而涓生也是一个只懂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公子,那么悲剧必定不会发生。他们没有对新生活的幻想,更不会去尝试。然而《伤逝》当中的这一对青年,正是五四以后一群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代表,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并坚持身体力行。也许他们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他们击败了软弱;然而却永远不会明白,那身体里所遗留的封建残汁,已经在二十余年的身体里生根发芽,连自己也浑然不觉;当爱情渐渐被平凡的生活所替代,归于平淡的时候,它所带来的隔膜趁虚而入,将两个进步青年曾经对未来抱有的期望瞬间砸个粉碎。

参考文献

(1)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2)李今.析 <伤逝 >的反讽性质[J].文学评论,2010(3)苏颖.古典爱情在五四文学中的演变[J].文学评论.2011(4)孙郁.鲁迅与胡适[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5)魏福惠.鲁迅研究[M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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