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的悲剧根源[五篇范文]

第一篇：浅析寒夜的悲剧根源

浅析《寒夜》家庭悲剧的根源

http://2010年05月28日 08:16来源：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二是汪母对子女的爱情产生的妒嫉心与破坏力，引发婆媳之争。汪文宣是汪母唯一的儿子，丈夫死后儿子便是她唯一的依靠，她决不允许其他人一同分享他的儿子，当她见到儿媳与儿子亲热时，心中便感到无限的沉寂，暗暗走回自己的卧室，她多次骂儿媳只顾自己痛快，而让她一个老太婆吃尽苦头。他以死来要挟逼迫儿子休掉儿媳以求得对儿子的独享，这便引发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三、悲剧根源：强烈的生命欲求冲突

在《寒夜》中汪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长辈，从前也读过书，但是她恪守旧道德，用树生的话说：“她是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恪守旧道德的目的在于能拥有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生活。而树生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有新思维，有主见有作为，寻求幸福，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婆媳争吵的结果是汪母吵架后向儿子诉苦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树生）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到她！”树生则在给文宣的信中说到：“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只要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和幸福，我们必须分开。” 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这“敌对”双方的中间，两面哀号，左右为难，却无法愈合两人的创伤。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在男权社会下角色错位导致文宣失去话语权，而婆媳的矛盾是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但实质上这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生命欲求的冲突，是汪母权威舒适的生命欲求与树生幸福自由的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婆媳争吵是一场“生命欲求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夫妻分离也在于生命欲求的冲突。战前物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曾树生更重视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战时她逐渐进入中年，物质环境恶化，因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纯属精神理想的东西，转而竭力抓住“青春最后的时刻”，抓住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抓住光和热，因为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又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个性追求，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现实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剥落为单纯的付出与索取的关系。夫妻间不再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曾树生对汪文宣有的只是怜悯和厌恶。牺牲自己的幸福留在丈夫身边只会互相折磨、损害，而与陈主任同去兰州则更符合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的原始生命欲求。

值得一提的是《寒夜》的家庭悲剧设置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探讨知识分子婚恋悲剧的短篇小说，其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惊人的相似，但《寒夜》中男权文化的摄入更具文化底蕴，婆媳关系的加入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感，新女性的出现及出走更具时代意味。《寒夜》有着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他的悲剧内涵也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在三位家庭主要人物的平等对话中向读者深刻展示了一幅具有现代意味的家庭生活中生命欲求冲突的现实画卷，可以说它在现代千万个家庭悲剧中仍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缩影，它具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第二篇：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摘要：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关键词：爱情，悲剧，隔膜，男尊意识

五四运动以后，思想得到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有大量的反应青年人为实现个性解放，冲破家族禁锢的爱情故事问世。但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止步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人思考他们结合以后的故事是否一如童话中一样“王子和公主打败了巫婆，最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鲁迅先生所写的《伤逝》当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他们向往自由平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为爱甚至不惜同封建家族决裂。然而鲁迅先生却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写他们为争取爱情自由的抗争故事，而是用独特的视角着重写了他们结合以后却最终分离的一幕爱情悲剧。两个新时代的“反叛青年”并没有如预期中一样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上，直至子君自杀，两人之间的爱情彻底覆灭。这场悲剧，并非一句“涓生变心”便可以结语的，因为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处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格根源。

在恋爱的初期阶段，他们沉溺在爱情所营造的美好氛围当中，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彼此眼里的情人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他们并未预见到结合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爱情逐渐被平凡的生活磨去当初的光泽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膜就渐渐地明晰起来了。子君从骨子里透出的所谓“贤妻良母”意识，涓生的“男尊意识”都使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隔膜的两岸，是两颗永远无法真正靠近的心。涓生与子君，两个接受反封建反礼教思想的新式青年，也许在外人眼里，他们行为怪诞，人们都宁愿避而远之，但是他们在恋爱的初期阶段却可以做到无视流言，毅然地选择同居。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他们谈得废寝忘食，他们以为彼此的心灵已经贴得很近，他们热烈而满含激情。直至“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道不再认她作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在同居在一起。

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现钱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正的隔膜”，这段话已经隐隐暗示着他们日后的悲剧。这种隔膜，并不是在同居以后才有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是整个时代整个旧社会的悲哀。当时在热恋当中的他们并未看透这一点，他们互相崇拜，互相赞赏。子君视涓生为老师，是思想的启蒙者，她倾倒于他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独到；涓生更把子君看作这个时代的新女性，有别于过去的，有思想、有灵魂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石破天惊的一喊，“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对于子君，一个被启蒙者，涓生感到满足和骄傲。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都太过片面，因此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爱情也渐渐地被琐碎的生活一点一点侵蚀掉，彼此慢慢疏离，爱情的新鲜感不再，幸福更加背道而驰了。

只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认识到那种隔膜。它有别于《故乡》当中的闰土与“我”的隔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血液里，融入骨髓。子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追求平等自由，她坚强独立，热烈纯真；她为爱出走，不惜与父亲叔叔决裂，她是一个带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对于旧式女子“在家从父”的命运，她据理力争。她不顾人们的嘲笑，世俗的不容，她最终还是义无返顾地奔向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的，她胜利了！然而，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在同居之后却在某种意义上过上了“出嫁从夫”式的生活。她停止了读书，放弃了思考，做起了传统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来。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她埋头繁重的家务劳动，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饲喂油鸡、阿随。生活的拮据与邻居争吵不再追求人生，不再追求个性解放，不再追求理想，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

作为一个复杂组合体的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她又未能彻底摆脱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正如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 中曾无奈的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所以，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附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当说是封建礼教中 “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当她以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 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中，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简言之，她完全丧失了自己，而把重心转移到了涓生身上。她依赖涓生的爱而生存，面对着涓生爱的表示，子君 “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 面对涓生表明不再爱时，子君 “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她的这种依附式的爱，在涓生对她说出“不爱”时，将自己逼上绝路。

然而她内心里的“贤妻良母”式理论却造成了自己与涓生之间最深的隔膜，在涓生那里直接表现为对子君的认知落差。涓生的隔膜感一旦产生，他眼中的子君身体很快就变形：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醉心于家务的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了, 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当初那清纯的子君已不复存在，而外形的邋遢和粗糙也隐喻着精神价值的消亡。精神价值一旦消亡，子君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涓生叫她不可太操劳，她神色马上变得凄然等等。对于子君的前后落差，涓生深感失望，他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他意识到了这种隔膜，却并不了解造成这种隔膜的根源，因为他自己也早已深陷其局。

子君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深重，涓生又未尝不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男尊意识使涓生在发现自己已经对子君无爱后，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子君。涓生向子君表示纯真热烈的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然而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在内心深处，涓生对男性尊严的降低是难以接受的。在面对生活困顿时，涓生想到的是“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是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再如，涓生发现吃他残饭的只有油鸡们，便 “如赫胥黎的论定 ‘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 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 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子君吃的饭是不是少得连残饭都剩不下，只看这位置中的子君在哪里？这种男尊意识是导致悲剧一步步发生的催化剂，当发现子君已经成为自己的累赘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抛弃，他甚至为此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色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清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令人犹为寒心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将子君的存在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阻碍了他前进的路，唯有子君的离开是他唯一的光明。

事实上，当子君的父亲接走子君后, 涓生感到了解脱：心地有些轻松, 舒展了, 想到旅费, 并且嘘了一口气。子君最终以死结束了一场虚无的爱情，身体的灭亡是最彻底的灭亡。因为爱是精神实践，同时也是身体实践，它是对死亡的抵抗，是对生命的救赎，是对价值的肯定。身体已然消亡，爱情更无处依存。那种男尊意识，发展而成的个人主义，早已化作一剂毒药，或是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子君的身体。究竟是涓生逼死了子君，还是他的那种连自己也浑然不觉的男尊意识逼死了子君，抑或是子君的那种对爱的极度倚赖逼死了自己。

涓生的男尊意识，无形中加剧了他与子君之间的隔膜，他只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看着子君渐渐埋没在日常琐事里。当自己的爱已经全部收回，就将这种无爱的结果归咎于对方，然后堂而皇之地抛弃对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子君而言，同居后的涓生，她深感迷惑，惶恐不安，更多的是不了解，猜不透。当自己为了一日三餐而忙得晕头转向时，招致的是涓生堆积起来的无奈、抱怨和不理解。她看不到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因而也无从去改变。两人间的隔膜日趋加深，终于发展到爱情破裂，伊人远去。

这种隔膜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如果子君只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封建小姐，而涓生也是一个只懂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公子，那么悲剧必定不会发生。他们没有对新生活的幻想，更不会去尝试。然而《伤逝》当中的这一对青年，正是五四以后一群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代表，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并坚持身体力行。也许他们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他们击败了软弱；然而却永远不会明白，那身体里所遗留的封建残汁，已经在二十余年的身体里生根发芽，连自己也浑然不觉；当爱情渐渐被平凡的生活所替代，归于平淡的时候，它所带来的隔膜趁虚而入，将两个进步青年曾经对未来抱有的期望瞬间砸个粉碎。

参考文献

（1）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2）李今.析 <伤逝 >的反讽性质[J].文学评论，2010（3）苏颖.古典爱情在五四文学中的演变[J].文学评论.2011（4）孙郁.鲁迅与胡适[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5）魏福惠.鲁迅研究[M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第三篇：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姓名：何丹丹

学号：10011138

班级：10文13

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摘要：《寒夜》以其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小家庭生活，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家庭的悲剧，抨击了造成该剧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寒夜》 人物性格 社会制度

《寒夜》作为巴金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它所包含的悲剧内涵丰富、复杂、深刻，具有超越持定时空的永久魅力，对研究现代家庭悲剧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作者通过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来刻画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描写出了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小说的创作时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将近两年时间，以抗战时期的国统区重庆为背景，濡染了浓厚的沉闷悲哀的色彩。“在《寒夜》中，作者只是要把他对生活的痛苦和孤独的感觉写出来，把‘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想法表达出来。”a

本文将从小说的人物性格出发，来分析主人公家庭悲剧的形成原因。

一、汪文宣的软弱与对现实的忍受

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这个小小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朦胧的。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困厄环境，使得他们的理想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梦，而当年那对满怀壮志、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恋人已不复存在。

“汪文宣是一个处于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迫害之下，在贫困、潦倒、疾病、歧

b视的境遇里挣扎而终于走到社会的绝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要求他必须成为家庭经济和精神的主导角色。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来让家人在经济上没有烦恼，扮演好“强者”的角色，从而拥有男人的面子和价值。母亲希望他能将妻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而妻子则希望他能妇唱夫随，摆脱现实的束缚，跟着她一起创办教育。但是，为了家人的生活，他只能做文字校对从事公司最底层的工作，忍受别人的嘲笑和厌恶。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他既怕伤了母亲，又怕伤了妻子。几年里，他整日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对待不断的家庭纷争，婆媳不和的状况使得他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严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a 乔世华《论解放后巴金对<寒夜>的阐释和修改》 [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b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压力把他本该是顶梁柱的成年男性退化成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孩子，面对母亲的训斥、妻子的可怜、儿子的漠视，他只能用“我不中用”四个字来逃脱男权文化下的性别使命。而正是他这种软弱与忍受的性格，使得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寒夜》突出表现了“汪文宣在家庭纠纷中的为难处境，以致给他带来无法排解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其根本原因在于塑造汪文宣的性格。这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合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c汪文宣一方面迁就母亲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迁就妻子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只要自己忍受一下，她们就能和平共处，而这两种思想也就会协调。

汪文宣是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抗战前期他的生活是在学校和温暖的家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善良软弱的性格。社会制度的黑暗迫使他的性格被扭曲成了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委曲求全。他的性格和命运代表了旧社会制度下千千万万贫苦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忍受是他这种软弱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和集中地反映。他不满周围人的蝇营苟合，却没有反抗现实的勇气，只是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一切生活艰辛和精神困苦，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最终，便在重病中，被局方因没有利用价值而一脚踢开，于贫困交迫中吐尽了“卖命”的最后一口血，在别人欢呼抗战胜利中悲惨地死去。

二、曾树生个性心理的矛盾

曾树生的言论、行动和她的内心世界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却又那么充满矛盾和斗争。个性心理的不断冲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性，以及这个家庭的悲剧。

作为女性，按照中国的传统意识来说，曾树生作为人妻，应凡事以丈夫为中心，相夫教子；作为儿媳，应唯婆婆马首是瞻，低眉顺眼。在家中，尽到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合乎标准的配角。但是，她年轻漂亮，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所以她渴望过好一点的生活；同时她又是一个喜欢热闹，还有点虚荣心，不耐寂寞的女人，这就加深了她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苦恼。因此，她始终保持着更好的“生存”的欲望，从未放弃追求自由与幸福。

曾树生与婆婆之间，始终如战火般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而支撑曾树生十几年的，是她与汪文宣爱情的力量。她看到醉酒游逛的丈夫，便不顾自己的赌气搀c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扶他回家。她为了在家悉心照料发疟疾的丈夫，就断绝了与外交往，对于婆婆的吵闹辱骂处处忍让。可是她在经营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做了个逃兵，没有坚决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和上司去咖啡店，喜欢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生病的丈夫。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却恰恰相反，她感到冰冷、寂寞、苦恼，空虚。她觉得在家里多待一刻也不可能。面对着这个已失去了昔日朝气和热情，变得只会唉声叹气，永远一副可怜相的病入膏肓的丈夫，她的内心有着无尽的恐惧和压抑。她无法接受汪文宣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满足她的现状。家对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她感到极度苦闷和压抑。

她要救出自己，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着想，去奋力挣扎。她再也不甘心和汪文宣过那种清贫的日子。在所有的现实面前，她对爱情没有经受住考验。她心中无比爱着汪文宣，可是，却推不开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她对爱情不够坚决，勇敢。最后，当她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汪文宣，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她与汪文宣已阴阳相隔，难续爱情。曾树生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追求物质享受，因此她不失时机地会去寻找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寻找她所需要的阳光、快活。她这时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可是她却不能做到不择手段地得到这些，她还会时常感到自责和愧疚。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她和陈主任的交往，即使陈主任喜欢她并诱惑她，在她与汪文宣正式脱离夫妻关系之前，她没有逾越传统道德底线半步。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那种漫无边际的沉闷生活，曾树生既被文雅、富有的年轻上司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她要坚守为人之妻的信义。其实她始终在内心的坚守和外来的诱惑之间徘徊。只是她没有抵制住诱惑，酿成了婚姻上的悲剧。

三、汪母对旧道德的恪守

汪文宣的母亲曾念过书，但“受的是晚清国民教育，学到的是礼教的妇德”d。她是个勤劳而又自私、顽固、保守的女人。汪母的思想深处有着一套牢不可破的封建思想, 她认为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她自然无法接受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她说：“我十八岁嫁到汪家来，三十几岁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d河村昌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子？ 我就没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汪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她决不会向新思想低头，曾树生同样也不会向旧观念屈服，这必然导致婆媳之间交流的隔阂、沟通的受阻。而沟通的不畅必然会引发家庭的不和谐，最终为家庭悲剧的发生埋下隐患。

在处理与媳妇的关系上,汪母以旧时婆婆的眼光看待曾树生,她瞧不起媳妇的“花瓶”生活,不愿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又不得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这更加深了她的牢骚与憎恨。她忘不了旧时媳妇的顺从及婆婆的权威,不自觉地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怒气,对媳妇尖酸挑剔。对媳妇的憎恨,有时竟使她忘记了对儿子的爱,她一步步逼媳妇与儿子越来越远,以至将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在汪母的观念里，树生应该扮演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相夫教子，正如她自己所做的，她认为这才是一个为人妻的女人应尽的职责。思想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婆媳间无尽的争吵，汪母说话尖酸刻薄，树生也毫不退让，常常是反唇相讥，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她们共同爱着的那个人即汪文宣。人人心里都装满委屈，却不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而是不断的彼此伤害，汪母在家庭悲剧中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小说的悲剧是发生在汪文宣的家庭中，是由于家中成员思想性格所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在于社会制度的黑暗。如巴金先生所说，写《寒夜》“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e。社会的黑暗，有了人物失业的威胁，才有了让家庭成员于不同方式挣钱时产生的矛盾。从而造成了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的不和睦。汪家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千万个家庭悲剧中具有广泛代表的一个经典缩影，它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作者借它“为小人物伸冤”f。e

f 巴金：《关于<寒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巴金 《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第四篇：试析《骆驼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钦

州 学 院

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论文（设计）

试析《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姓 名 李幼英 学 号

指导教师单位 中文与传媒学院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年 月

试析《骆驼祥子》中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

汉语言文学专业 级 李幼英

指导教师 ×××

摘要

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一部悲剧作品，自从问世以来一直以它的悲剧性激励着和启发着读者。小说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使很多处境与他相似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前途更感到渺茫，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甚至一位经常乘坐人力车的富商在看过电影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忍心在乘坐街头到处都是的人力车。作品中一个人力车夫的不幸遭遇，竟然使处境完全不同的人们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有人力车夫都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这不是一般的触动，而是使人心灵感到震惊，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反思。正如一位哲人谈到悲剧的美感内涵和作用那样，作品通过“激起怜悯与恐惧”给人们以陶冶和启迪，发人深思。

《骆驼祥子》在思想上、艺术上的魅力和成就，来自它的深沉的悲剧性。本文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部小说。

关键词：社会背景；祥子；悲剧命运；根源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Xiangzi's tragic fate in “camel Xiangzi”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special field

liyouying

Instructor Zhongqipeng

Abstract

Lao She's novel Camel Xiangzi is a tragedy, since its inception has been to its tragic inspired and enlighten the reader.The tragic fate of the hero of the novel, so that many situation similar to him in working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for their own future more are slim, produce a chilling fear.Even a often take a rickshaw to the wealthy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for a long time could not bear to ride in the street is full of the rickshaw.Works in a rickshaw puller unfortunate encounter, went so far as to make the situation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people in real life all rickshaw pullers had deep sympathy.This is not the general touch, but the mind is shocked,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reality.As a philosopher, spoke about the function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ragedy and that works by “to arouse pity and fear” for people to cultivate and enlightenment, thought-provoking.“Camel Xiangzi” in the ideological, artistic charm and achievements, from its deep tragic.This article from this angle to analyze this novel.Keywords: Meeting background，Xiangzi，tragic fate，origin

目录

前言„„„„„„„„„„„„„„„„„„„„„„„„„„„„„„„„„„1 一 《骆驼祥子》的社会背景„„„„„„„„„„„„„„„„„„„„„1

二 对主人公祥子的剖析„„„„„„„„„„„„„„„„„„„„„„1 三 悲剧的根源„„„„„„„„„„„„„„„„„„„„„„ 2

（一）社会吃人的本质„„„„„„„„„„„„„„„„„„„„2

（二）祥子自身的原因„„„„„„„„„„„„„„„„„„„„3

（三）不幸的婚姻„„„„„„„„„„„„„„„„„„„„5

（四）超自然因素„„„„„„„„„„„„„„„„„„„„7 四《骆驼祥子》的意义„„„„„„„„„„„„„„„„„„„„„7

（一）真实反应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苦难生活 „„„„„„„„„„„„„„7

（二）引发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8 致谢„„„„„„„„„„„„„„„„„„„„„„„„„„„„„„„„„„9 参考文献„„„„„„„„„„„„„„„„„„„„„„„„„„„„„„„„9

前言

悲剧作品总是呼唤着人们共同正视生活的残酷，斗争的艰巨和精神上的痛苦。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就是这样一部悲剧作品，作品描写的洋车夫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较早出现的劳动者形象之一,他的人生道路的坎坷更多地来自于其自身的性格和社会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物安于命运安排的性格，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婚姻的不幸。祥子这一形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道路问题。显示了这部悲剧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骆驼祥子》的社会背景

《骆驼祥子》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控诉了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军阀混战、黑暗统治下的北京底层贫苦市民生活于痛苦深渊中的图景。从祥子力图通过个人奋斗摆脱悲惨生活命运，最后失败以至于堕落的故事，告诫人们，城市贫农要翻身做主人，单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骆驼祥子》问世，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产生较大影响。

二 对主人公祥子的剖析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是城市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形象。在他的不幸遭遇中,作者突出了对他性格的刻画,体现了强有力悲剧的意味,这是通过主人公“积极向上—不甘失败—自甘堕落”的命运三部曲展开的。祥子初到北平,怀抱着寻求新的生路的希望,开始了他的个人奋斗史。他年轻力壮,善良正直,乐于帮助与他同命运的穷人,他坚韧顽强的咬着牙,用孤苦的挣扎编织着美丽的梦想。但是,祥子连遭厄运,主要可以分为事业上的买车与个人生活上的娶妻两方面。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追求的不可得,躲避的被强加。所有这些,都表明祥子在命运的作弄面前不甘失败,竭力挣扎和顽强抗争的生活姿态.当虎妞病亡,祥子为葬妻而不得不再一次卖掉车子,此生已不复再有希望买车。又得知自己的意中人小福子也已不在人世时,终于不堪这最后的沉重一击,长久以来潜藏在他人性下的野性,兽性,恶性,劣根性发作,他吃喝嫖赌,如行尸走肉。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性格,吞噬了这个一度有着强大生存能力的个人奋斗者。祥子的一生,是从奋斗走向毁灭的一生。黑暗的社会，他人的影响,性格局限以及不可预知等方面的因素决定他个人奋斗必然失败的悲剧结局。他的一生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一生。

三 悲剧的根源

（一）社会吃人的本质

祥子处在二三十年代的旧社会，“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他自食其力，不怕吃苦，“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而且他有坚定的奋斗目标——买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按理说祥子能吃苦耐劳，有实现目标的决心，所以他完全有这能力去实现这一理想，然而就因为他身处在这样一个把人变“鬼”的社会中那样朴实的愿望也成为了奢望。他千辛万苦，几次买车，三起三落。他身处社会最底层，每一次的打击都会至使他走向无底的深渊。对于祥子的打击，首先是自己好不容易买的第一辆车被军阀的逃兵夺走了，而准备买第二辆车的钱又被国民党的特务孙侦探骗了去，虎妞花低价买给祥子的第三辆车，又因为虎妞难产而死而卖车葬妻。这些看似简单的事实却是在旧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品从多方面深刻揭示了祥子悲剧的根源。在旧中国，祥子一家受地主阶级的压榨，祥子因此“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被迫来到城市谋生，可仍然未能逃脱被剥削的命运。因为他处在的是一个黑暗、病态的社会，是一个吃人肉的社会。他一处在社会最底层靠卖劳力谋生的下层人民拿什么去和这样的社会抗衡呢？正因为身份的卑微，任何一种压迫落在祥子的头上都是那么的理所应当。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是旧中国腐朽制度的产物，即使祥子再怎样的要强与挣扎都是无法摆脱的。

刚开始的祥子是个纯真善良的年轻的小伙子，“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他做事认真负责、勤快，“在车厂里，他不闲着，把汗一落下去，他就找点事作„„用不着谁支使，他自己愿意干，干得得高高兴兴，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他拉车出了事故，自己摔得到处是血，一点也不在乎，但是因为摔着曹先生心中十分愧疚，提出要以自己的工钱作为补偿。当面对穷困的老马祖孙时，他毫不犹豫的去买了十个羊肉包子给他们。祥子身上具有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性格特征，然而这份宝贵的精神却被旧社会不良风气吞噬了。祥子刚开始受别的车夫“排挤”，这也说明祥子的善良正直在那样的社会是不会被认可的，更不可能存活的，只能被同化，淹没在黑暗旧社会制度中。

祥子的悲剧就是社会的悲剧，“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黑暗的社会侵蚀着祥子原本善良的心灵，把他逼向罪恶的边缘，是最底层劳动者无法逃脱的命运。祥子悲剧命运是由社会造成的，是黑暗社会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

他“不想别人，不管别人”，“只关心自己的车”，买车是他的信仰和宗教。他对城外的战争、政局的变动漠不关心，在受到意外的打击后，困惑不解的只是“我招谁惹谁了”，“凭什么”欺侮人。他把必然的阶级压迫看成偶然的劫难，把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看成个人之间的较量。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辆车上，以为“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人的气”。沿着这条个人奋斗的幻想之路走下去，在现实面前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三起三落”的折腾使他感觉到“独自一个是顶不住天的”，但他不能从失败中引出正确的教训，更不能认清敌人是谁，反而听天由命，任凭旧社会宰割，甚至像苍蝇在粪坑上取乐一样，跌进堕落的深渊。老舍非常深刻地揭示出祥子悲剧的根源：“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是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祥子“人”变“兽”的悲剧凝结着老舍对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反思，既揭露了旧社会的弊病，又否定了个人奋斗道路，提出了劳动者怎样摆脱不幸命运的问题。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二）祥子自身的原因

1.祥子落后的思想与其性格的弱点是使他落入个人奋斗悲剧的主观原因。祥子来自农村，带着农村人普遍的性格特征：小农意识、观念狭隘、愚昧自私等。祥子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年轻，有的是力气，“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就是力气，他最“宏伟”的目标就是有一辆自己的车，不在受车厂老板的压制，自由自在。然而他受农村环境的影响，造成他眼光狭隘，他不关心他生存的环境与他所处的社会，一心只想着他的车。“谣言吧，真事儿吧，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作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他只关心他的车，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吃食，它是块万能的田地，很驯顺的随着他走，一块活地，宝地”，从这看来，祥子被抢了车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祥子

虽然也是个车夫，但他觉得他和别的车夫不一样，“自己与他们早然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而又因为祥子口齿不那么伶俐，“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所以他也就不和别的车夫为伍。他为了攒钱买车，也和别的车夫抢生意，以致到后来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他不管别人，从未想过大家一起努力，而是各走各的，在腐朽的社会中摸索自己的道路。祥子被个人奋斗蒙蔽了双眼，即使他从老马、小马那看到自己的结局，也曾思考反思过，但更加速了他赚钱的欲望，自己要更努力，同时也加速了他悲剧命运的发展。他赚的钱一定要贴身放，这样他才感觉踏实，这是典型的愚昧思想，如果他把钱存进银行或像高妈一样放高利贷的话，钱就不会被孙侦探敲诈一空了。虽然他作为社会的弱者，又处在人吃人的社会，但他却没有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又不会审时度势，只是一味的靠个人奋斗赢得自己的想要的一切，他注定是失败的。这集中体现了像祥子这样的小生产者的腐朽思想：幻想通过个人奋斗来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这种想法在如此强取豪夺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祥子性格上的弱点也是导致祥子悲剧原因之一，在面对那些打击与挫折后，导致了祥子不敢面对现实、一味逃避现实的性格。他起先还保留着在乡村间形成的善良、勤劳、忠厚的性格，但同时也保留了个体劳动者特有的性格，由于是独自劳动就养成了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性格。在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后，一次次的打击，一次次的挣扎，祥子从一开始的坚强到最后的自甘堕落，小福子的死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所有的坚持都成了笑话，祥子彻底崩溃了，他虽然朦胧的意识到社会是不公平的，并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他却没有探究其中的原因，而是将这一切归结于自己的命。他虽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命却叫别人管着”，无可奈何，只能从命。种种的不幸使他想到了命，命运使他不幸，他只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命成为了他逃避的借口。他放纵、不在挣扎，他成为了悲剧。

2.乐观与盲目

祥子从乡间来到城市,对生活满怀热情和乐观态度,即便车丢了,钱被劫,依然不懈努力,有着积极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但是他无法认清灾难的社会根源,不知道个人的努力比起社会沉重的压迫是多么微不足道.即使是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持者,又何尝能够摆脱那些压制而真正成为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 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始终陷入盲目的黑暗,一切真正的努力化为毫无意义的泡沫,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祥子

对于自己的这种努力也不断有过反思和疑问,因此第一次丢车后,尽管他仍然努力拉车攒钱,可是干者干着,他便想起那会事,一想起来,他心里就觉得发堵,不由得想到,要强又怎样哪 即使马上再弄来一辆,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 可见他已经预感到前途的黯淡,并向自己提出了反问,但他随即做出的回答仍然是“即使今天买上,明天就丢了,他也得去买.这是他的志愿,希望.不拉自己的车,他简直象是白活······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非买上车不能对得起自己······,设若一旦忘了这事,他便忘了自己,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牲畜,没一点起色与人味”.结论是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有了车便可顶的一切”,作为个体劳动者,他们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多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意义,但是他们忘记了周围的黑暗社会是无法实现心中的理想的.3.勤快与保守

为了凑够买车的钱,祥子勤快地奔跑,他第一次买的车是他“从风雨里咬牙,茶饭里自苦”的总报酬.但农民的狭益意识,使他为了钱冒险到战火四起的西郊拉车,结果连人带车被劫了.而为了再买新车,又不断埋头苦干,当钱攒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被特务敲诈了,假如祥子听高妈的话,把钱存进银行或者放高利贷,就不会遭此灾祸.天天把钱放在手心才觉得舒坦,正是小农保守的典型心理和性格特征.4.外刚与内软

从外表到内心都曾经是骆驼般坚韧的祥子,心灵深处却又始终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和软弱感,几乎遇到什么都束手无策,当他因为走投无路而感到苦恼和恐惧时,更让他难过的是,没地方诉说委屈.这不能只从他是个体劳动者的一般原则加以说明,被束缚在分散狭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他们,诚然有狭窄短视,个人自扫门前雪和因为自顾不暇而形成的自私和冷漠等弱点,但作为劳动者,毕竟还是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相似的,劳动者,不幸者.问题的政界不在于祥自一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农村的联系而且早也不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一方面又没扎根于城市生活,甚至还不知道与新的生活环境建立应有的联系,求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他才会感到如此孤独,无能为力,不知所措,才特别脆弱,经不起打击和挫折.（三）不幸的婚姻

祥子悲剧的成因，还通过祥子自己的婚姻问题体现出来。把车场主刘四的女儿，老姑娘虎妞引到祥子的生活圈子，描写他们感情上生活上的纠葛，这成为祥子悲剧性结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祥子在不理想的婚姻中与虎妞结合了。他们的结合始终都是很不自然的，虎妞是车场老板刘四的女儿，刘四是个流氓，无赖，既凶残又伪善。在他的教育下，虎妞成了一个粗野，泼辣的女人，也打下剥削阶级的烙印，刘四为了让虎妞帮他经营车场，已经是三十七八的大姑娘了，仍然不让她结婚，要虎妞为他断送青春。但是她也与其他青年妇女一样，追求着自己的婚姻自由，他爱年轻，老实，勤俭的祥子，对他表达的感情也是真切的，他时时疼着祥子，并不是玩着祥子。因此，她的处境令人同情，她执意要与祥子结合，这对于她所处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种叛逆行为。但是，由于他们两个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使他们的婚姻生活产生了种种矛盾，特别是各自的生活道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成为祥子终生的痛苦。虎妞对他有真情的一面，但很大程度上有她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她希望得到父亲的同意，由她和祥子来经营车场，至少想靠她自己的一些体己钱“弄上两三辆车”,当上一个小车主，而祥子与虎妞不同，他是从他的阶级立场出发，打算自己有车，“生活的舒服一些”，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到乡下娶一个年轻力壮，吃的苦，能洗能做的姑娘”。显然，他们两个人在生活的态度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以及他们不同的性格，预示着他们婚后必然有矛盾，有冲突，决不是相安无事。他们两人各自按照自己的生活理想而活着，虎妞一心想买上几辆车，当上车主，祥子可以不再出车，可以整天陪着她。而祥子却时时避开他所厌恶的虎妞，如果要整天呆在家里陪着虎妞，那是件十分痛苦的事，再则对于勤劳成习的祥子来说，本来也不惯于这种清闲享乐的生活，他只想拉车，他爱拉车。而虎妞仗着她经济上的实力，总想让祥子听她的摆布。这使祥子感到痛苦和委屈，虽然祥子也有理直气壮的地方，但他清楚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自己不过是在老婆手里讨饭吃，尽管如此，祥子的生活还是有着落的。不幸的是在他们生活一年多后，虎妞因难产而死，祥子从此失去了经济上的依靠而无路可走，堕落下去。

祥子的婚姻悲剧，使他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打击并不轻于前两次。逃兵和特务没有可以置他于死地的权利，但虎妞设下的圈套让他有苦难说。他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使他不能在她困难时弃之而去。处处碰壁的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别无选择。在这件事

上，他无能为力，他清楚地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却叫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两次打击更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表现为直入人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归根到底，祥子个人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来自这个万恶的旧社会，作者就是通过人物精神生活上所产生的悲剧，进一步控诉和揭露了罪恶的社会制度。

（四）超自然的因素

悲剧一定会发生，命不由人。老舍说：“世界上最古老的悲剧总是命运怎么捉弄人，摆布人；天意如此，无法逃脱。”虽然老舍不相信这套宿命论，他笔下的祥子却在遭受厄运，经常怀疑命运的公平。虽然老舍“不相信这套宿命论”，但是他笔下的祥子却连接遭受命运的作弄。

祥子打定“是福不是祸，今个儿就是今个儿”的心眼，冒险拉车上清华，中途连车带人被捉去。“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界上的一切了。凭什么把人欺侮到这个地步呢？凭什么？”祥子不明白。当祥子想到牵上三头骆驼去卖，再买回新车时，他得意地“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忍不住地笑出来”。高妈建议祥子放高利贷，祥子坚决不干，认准“自己有命买得上车”，可同虎妞发生性关系，既不敢去见刘四爷，又不能逃离，他沮丧不已，“这样的一条命，要它干吗”？与虎妞结合，祥子更加清楚意识到，“命是自己的，可是命却叫别人管着”。祥子本想“不认命，就得破出命去”，结果却像“误入罗圈了胡同，绕了个圈又回到原处”。厄运使祥子想到了命，服从命运的安排，命运成为他不幸的叹息和慰藉。

《骆驼祥子》这部小说，通过对祥子悲剧人生的描写，为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和迫切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下层人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显示了《骆驼祥子》这一作品的深刻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五四”以后，反映人力车夫生活的作品都没达到这个高度，而《骆驼祥子》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达到了成熟。作者通过描述祥子进行多次顽强的抗争企图获得一个独立人权的失败过程，引人深思，启示人们去思考他们如何摆脱不幸的命运和寻找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是祥子悲剧的一生给人们的一种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骆驼祥子》的意义

（一）真实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

《骆驼祥子》是描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其成功首先在于，作品真实反映了旧中国城市底层市民的苦难生活，揭示了一个破产了的农民如何市民化，又如何被社会抛入流氓无产者行列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毁灭的悲剧。就作品描写的生活情状及主要人物的典型性而言，这部作品的确有助于人们认识二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的黑暗图景。

（二）引发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

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成功塑造了祥子这一悲剧形象，还引发读者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深思。当我们憎恨于社会对祥子的剥削时，也为祥子的不觉悟而倍感无奈。祥子想要通过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从未想过团结别人共同斗争。祥子只能从最初的满怀希望到最后的沉沦，他一个人苦苦的挣扎，却终将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从一开始盲目的个人奋斗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小说深刻揭示了本来具有美好品质的的劳动人民被这黑暗的社会给摧残了，控诉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同时也揭露了那些落后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还普遍的残存于人民的头脑里，这使得社会的发展进步缓慢。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不断进步，创造美好的未来。

致谢

即将为这篇论文划上圆满句号之时，我心中感慨颇多。从最初的选题、查找资料、初稿酝酿成型、再几经字斟句酌修改，到现在终于得以脱稿，过程艰苦而繁琐，心中有一丝苦涩，但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学问的不易。这一切得感谢×××老师。他在繁忙中抽空细致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我是亲见×××老师为我批改这篇论文的，他治学态度严谨，不放过任何学术上的细节。那句“做学问也是在做人”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它将伴随着我走向日后的工作岗位。而×××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却不失亲切的风范，对致力于想从事教育事业的我也将是最好的榜样。谨借此机会真诚感谢×××老师的辛苦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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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析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内在根源论

【内容提要】本文在确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悲剧内在根源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他们关于“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英文摘要】The paper,based on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ragedy confirmedby Marx and Engels,makes a deeper study of their views ontragedy.【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内在根源/“置于两方面之间” 【 正 文 】 在《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冲突理论辨析》（刊于《文艺研究》1995年第4期）一文中，我曾简略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悲剧根源仅仅在所谓客观必然性，相反，他们更多地揭示的是悲剧的主观必然性，揭示的是悲剧主人公坠入悲剧深渊的至深内在根源。本文拟就此深入讨论之。一 着重从悲剧主人公内在方面去挖掘悲剧根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悲剧美学上的具体体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失败了的实践活动。作为文学艺术形态的悲剧，是现实生活中悲剧的高度审美化的反映，从而也就是人的失败了的实践的高度审美化的反映。我们知道，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实践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实践主体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和实践对象所构成的，而实践主体的人则是这个过程的控制中心。因此，一次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实践主体而不是取决于实践对象。确实，实践对象的客观性质也可决定实践的成败，例如它的暂时稳固性，它的相对于实践主体的暂时力量优势，这可能造成实践的暂时失败。然而即使是这样看似失败于客观对象力量的实践，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主体方面。因为一次严肃的实践之成败，主要取决于实践主体的人在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最主要的，是主体对作为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二，他的自由意志是否不失时机地顺应或同化了外在必然；

三、他的实践手段（含政策策略）是否有力；

四、他是否把实践看作是社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实践，因而正确处理了或调整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条件。一般说来，成功的实践，说明实践主体在这四方面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失败的实践，说明实践主体虽不一定在每个方面都失误，但至少在什么地方犯了致命的错误。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理解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一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种正确的实践观出发，来解释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悲剧的。早在1842年马克思最早论及悲剧的一篇文章中，他就追究了悲剧的主观原因。他说：“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王室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不学无术描绘成悲剧的灾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29.）。1843年马克思在论及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这两个旧制度的代表的悲剧时指出，它们的悲剧就在于这两个王朝犹如“满载傻瓜的船只”“，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08.）。同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点明：“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 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5.）。马克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是一个社会制度，它的灭亡的悲剧主要也在于其自身犯下的致命的错误。到1851年面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这一批评对象时，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追究悲剧内在根源的思想更加成熟。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340.）。就是说，济金根的悲剧不仅由于他不了解客观规律，还由于他荒谬的造反方式。恩格斯同样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僧侣和皇帝的打击，而是他的立场、政策问题。例如，他不能同农民结成联盟，这才是“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346.）。正是这种成熟的悲剧观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面对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悲剧时，他们的评判锋芒就毫不犹豫地指向公社自身。就在公社失败刚刚两天，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凡尔赛头头梯也尔的“狡计”，法兰西帝国军队与普鲁士侵略军的勾结以及教皇“朱阿夫兵”的协助，确实构成了对公社的巨大威胁，但是，“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公社悲剧的根源在自身。马克思指出，首先是公社的领导者并非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却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却“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有的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正是这些人“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成为公社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384～387.）。20年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公社的失败主要要由布朗吉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负责，正是他们使公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重大“失策”，例如“最令人难解的，是对法兰西银行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不仅是经济失策，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还有“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普鲁东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333.），等等。总之，马恩认为，巴黎公社的悲剧，根源在于作为实践主体的公社领导集团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控制中心，正是他们给敌人创造了扼杀公社的条件，造成了公社的悲剧。[!--empirenews.page--]马克思主义美学创始人注重悲剧内在根源的观点，是完全符合悲剧和悲剧性文学的实际的。中外悲剧杰作反复证明，悲剧主人公之所以落入悲剧结局，从根本上讲都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某种“必然要求”的实践活动中自身出了问题。哈姆莱特虽然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志向和为父复仇的正义目的，但从他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一只雀子的生死，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到在忍辱偷生和反抗而死二者之间摇摆的意志（“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他忽而冲动行事忽而被动挨打的手段，到他把“重整乾坤”只当成个人事业而非人民大众事业从而孤军奋战的策略，可以说他在实践四要素中无一不发生重大失误。哈姆莱特不是被克劳狄斯之流打败的，是哈姆莱特自己的表现毁灭了哈姆莱特。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悲剧性文学作品《项羽本纪》的悲剧主人公项羽最终失败，屡战屡败但却坚韧不拔的刘邦固然是他的克星，但倘若不是项羽本人的悲剧性错误，刘邦是无法击败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难的。项羽悲剧的至深根源在于他自身：他缺乏历史观，一日成功便大封诸侯，来了个历史的大倒退；他缺乏对政治斗争残酷性的认识，一肚子“妇人之仁”；他缺乏战略眼光，将心腹大患刘邦置于兵家之地，自己却去高枕彭城；他没有社会实践观点，不能用人，以为凭一己之孔武便可独步天下；他更不懂民心向背是决定性因素，干了大量违民意失人心的事情。项羽临亡大言“非战之罪，天亡我也”，说明他至死不明自己悲剧的根源，而这根源却早被韩信透彻地分析给了刘邦。中国悲剧文学史上几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如宋江、李自成、洪秀全的悲剧，其内在根源更是一目了然的。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他们都不曾被貌似强大的正面敌人所压倒，他们的悲剧几乎都是在百折不挠地、较为彻底地战胜了正面敌人之后，在他们事业的全盛时代开始的。[1][2][3]下一页 二 既然悲剧主要是由悲剧人物自身造成的，那么在悲剧性实践中，实践主体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才把自己推向不幸和痛苦的深渊的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悲剧主人公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在激烈尖锐的冲突中，把自己置于冲突的“两方面之间”，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这个崭新的悲剧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集中表述出来的。首先是马克思出来说话。他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这类性格缺陷，而是他的立场问题，即他身为落 后、垂死阶级的代表却“自以为是革命者”，这就决定了其自身的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既要革命，“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起义）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但另一方面，由于他本身就是骑士的代表，他又不可能采取与农民和城市联合的方式，他只能采取“骑士纷争的方式”。这样一来，他就“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表现在行动上就成了“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扬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340～341.）。[!--empirenews.page--]恩格斯热烈地响应了马克思，他似乎在下结论式地说： „„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指济金根和胡登）却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346.）。“置于两方面之间”，这就是悲剧人物不幸的根源，就是悲剧冲突的内在根源！这真可以说是对悲剧奥秘的第一次说破，因而也是悲剧根源理论的一次根本性突破！因为这个理论既吸收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悲剧内在根源论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又远远走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极为睿智地建立了内在根源论的新的制高点。西方美学史上从实践观点出发追寻悲剧根源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说”和黑格尔的“片面激情双方罪过说”。这两说究其实质都是性格悲剧论，即认为悲剧根源于主人公的性格缺陷。亚氏说，悲剧主人公是有性格缺陷的人，他“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他在实现自己道德理想的“行动”中虽然不做什么坏事，但必不可免地要“犯错误”（注：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9.），这是其固有的性格缺陷所决定的。比如完美的性格如果是“勇敢”，那么勇敢过了头的“鲁莽”及其不足的“怯懦”就是性格缺陷，就导致行动者犯错误，命运就转折，由顺境转向逆境。黑格尔接受了性格说的悲剧根源论，但他却赋予性格以深刻的“正义”、“伦理”等理性内涵，而且更多地强调性格的意志特征和理智特征，不象亚氏的性格论有那么多的习性色彩和自发特征。黑格尔还让性格缺陷在尖锐的冲突中显现出来。他说，悲剧冲突的高级形态是内在精神的冲突，而精神冲突的内蕴是各种具有普遍性的、自身有道理的伦理力量。这些伦理力量各自找到一个“代言人”，让他们向对方提出实现自己的要求。这些代言人被自己的“有道理的”伦理力量驱动着，根本不顾及对方同样是有道理的。这样，为着自己的伦理理想而陷入冲突中的双方都表现出片面性，最终双方都有了罪过，受到惩罚，双方毁灭（注：黑格尔.美学（3下）.商务印书馆，1982.284～289.）。黑格尔的意思很明显：悲剧不幸来自于主人公的偏激和固执的性格，来自他们的片面激情。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吸收了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对其做了重大改造之后形成崭新的悲剧根源论的。首先，黑格尔的理想的悲剧冲突形式——两个固执着自己伦理理想的悲剧人物的冲突，不符合悲剧艺术史实际，也不符合生活中悲剧冲突的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取消了这两个精神内容的代言人，将他们代表的精神内容重新归位，“内化”于同一主体心灵的两个方面，使两种各自有理由的、但又对立的力量聚于同一个心胸。这样，外在的冲突就表现为一个悲剧人物内心的冲突。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的冲突，才是最高形态的悲剧。第二，就悲剧性格而论，马恩的悲剧性格观也就完全不同于亚氏和黑氏的了，它既不是亚氏所谓的“过头”或“不足”，也不是黑氏的“偏激”“片面”—亚氏黑氏都以“适中”“和谐”为理想的、完美的性格，而马恩却相反，他们理想的悲剧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矛盾复杂性格，在悲剧情境中，他们被两种对立的激情燃烧着、煎熬着，表现出巨大的内心痛苦和行为上的“当断不能断”和自相矛盾，自己将自己一步步引向悲剧的结局。第三，黑格尔将性格的实体内容规定为伦理理想，马恩则将其扩大为更宽广更深刻的社会内容，例如济金根的矛盾性格，就是由其骑士阶层的出身教养和时代新思想这双重作用而铸就的。从这里，悲剧的内在根源就与其外在条件联系起来了。[!--empirenews.page--]这样，“置于两方面之间”的内涵就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了。第一，这“两方面”不是与主体对立的东西，而是与主体相联系着的、有亲和力的、他无法推拒的两种力量，但这两方面自身却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例如黑格尔的各自有理但又对立的伦理力量，如“公民的爱国心”与公民的“家庭亲情”在特定情境中的对立；例如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经常表现的人的理性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对立；例如现代主义文学常常表现的弗洛伊德的人格力 量——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与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之间的对立；例如处于变革激流中的人们难以回避的思想意识（如改革与保守）、文化价值观念（如现代性与传统性）、道德观念（如个性解放与理性规范）等等各自有理又互相对立的力量，等等，它们构成悲剧冲突的两方面，成为挟持悲剧人物的精神力量。其次，所谓“置于”两方面“之间”。悲剧主人公既与这两方面都有必然联系，其中任一方面对于他来说都是有道理的，他在它们的冲突中就不可能站到其中一边，他必不可免地既要努力照顾到这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另一方面，然而这两方面既然是对立的，它们就不能容忍他照顾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悲剧主人公就象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家奥尼尔在其名剧《毛猿》中所表现的主人公杨克那样：“停留在中间，想和双方都相安无事，却‘从两方面受尽了夹板罪’”（注：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50.）。主人公的巨大痛苦不是来自肉体的，而是精神的，心灵的，然而正是这种精神的心灵的巨大痛苦，才是真正的悲剧精神之所在。换句话说，真正的悲剧，必定是主人公置于两种对立的精神力量之间的悲剧。不是置于中间，而是坚定地站在冲突的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就不会是悲剧。莎士比亚写了两个弑君篡权的暴君：《哈姆莱特》中的克劳狄斯和《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古今公认，麦克白是悲剧人物而克劳狄斯不是，原因就是麦克白始终在权力欲本能（“本我”）和忠君这种骑士道德（“超我”）之间饱受折磨，而克劳狄斯则毫无道德良心之感。巴金名著《激流三部曲》中有高觉新和高觉慧这对胞兄弟，高觉新是典型的悲剧人物而觉慧不是，原因就在觉新既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新意识，又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地主阶级伦理道德旧观念，因而受尽精神折磨，痛苦不堪，而觉慧却在同样两方面的压力下毅然冲出封建大家庭，奔向求解放的光明之路。第三，“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改变了关于悲剧“怜悯”与“恐惧”的传统解释：我们恐惧的既不是对象加于主体的巨大压力，也不是恐惧主体性格缺陷招致悲剧，而是恐惧判事不敏，意志不坚，在矛盾冲突中依违于两方面之间，从而为自己招致不幸和痛苦；我们怜悯的是上一页[1][2][3]下一页 悲剧主人公并没有什么过错，更谈不上罪过，他只是依照人性的要求照顾构成自己心灵的两个方面，但却要受到惩罚，付出巨大的代价！三 “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在中外古今的悲剧和悲剧性文学杰作中得到充分验证。莎士比亚是写这种内在冲突悲剧的大师，这在他的第一部成功的悲剧《裘力斯·凯撒》中即已表现出来。这剧的主人公勃鲁托斯是凯撒的亲信和密友，但同时又是反对凯撒成为独裁者的共和主义斗士，他确实选择了谋杀凯撒以维护共和，但谋杀了伟人和密友的负罪感又象毒蛇一样咬噬他，这样，他就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出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使用阴谋手段搞暗杀，一方面又自我安慰“不是杀人凶手”，“不做屠夫”；一方面要为自由而杀死“最好的朋友”凯撒，一方面又不让除掉凯撒死党、共和与自由更危险的敌人安东尼，甚至放任安东尼在民众中公然煽动起强烈的敌对情绪；一方面把凯撒视为独夫民贼而奋起除之，一方面又处处对凯撒表示极大的崇敬，以至于把战争失败、同党纷纷自杀，都说成凯撒“英灵不泯，借着我们自己的刀剑洞穿我们自己的心脏”（注：莎士比亚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98.）。这位连死敌安东尼都赞美为“一个汉子”的高贵的英雄，就这样在“两方面之间”被摧垮了意志和精神，最终伏剑自杀。莎士比亚其他悲剧也都贯穿着这种“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哈姆莱特是延宕在对生与死、意志与宿命、复仇义务与人文主义理想这些对立力量的苦苦思考之中的。奥赛罗的悲剧在于他一方面信任真诚的爱是存在的，它可以冲破种族、肤色、宗教、门第等一切障碍，但另一方面他又从骨子里怀疑人文主义的这种理想能够实现，因而一旦伊阿古略施挑拨离间之小伎，他就立刻中计上当，酿成大祸。麦克白的心灵中始终有两种对立力量在争夺他，这样，当他真夺得王权后，又被道理心灵折磨得没有一刻安宁，最后不仅丧失理智，甚至连武勇也丧失殆尽。[!--empirenews.page--]19世纪以来，欧洲作家更加关怀个人的命运，他们用各种艺术形式叙述着种种人间悲剧，但无论是哪国的哪一位作家，在讲述“置于两方面”的悲剧这一点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俄国著名的“多余人”的悲剧，其根源早被赫尔岑一语破的：“既不愿与政府合作，也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在《安娜·卡列妮娜》中，托尔斯泰确实描写了彼得堡上流社会三个集团对安娜的排斥和打击，但托翁又不得不指出安娜的悲剧由其自身：她既追求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又排除不了渗入血液的贵族道德观念，于是她一方面勇敢而真诚地去爱她所爱的人，一方面又陷入无止境的“犯罪”的自我责罚之中，从而失去了生活的 方向和抗争的目标，要依靠伏伦斯基的爱情保证才能活下去，而一旦这个保证不能兑现时，她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原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这部巨著中塑造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英雄形象，而葛利高里最引人注目的行为表现就是把自己置于白军和红军之间。他三进白军，二入红军，要在这生死对立的两大力量中寻求一种和谐，结果是他的全部才能和激情都消耗在这置于中间的苦苦挣扎之中，即使他没有象他的亲人们那样一个个悲惨地死去，但家破人亡一无所有的葛利高里也早已形如槁木心如死灰。19世纪法国作家写了不少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们中有的是所谓“喜剧”结果，有的则落入悲剧。之所以如此不同，是他们中有的人在内心冲突中决不使自己置于中间，例如《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他就在野心和良心的冲突中坚定地“埋葬掉年轻人最后一滴眼泪”，顺着野心家的路迅跑，因而他的命运之帆始终是顺风吹送。而《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就不然了。于连既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往上爬，就必然要依附权贵，甚至也以征服贵夫人为主要手段；但于连又时而自发时而自觉地要求保持他平民阶级的骨气和良心，这就必然地常常和教会、贵族以及大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他们就要遏制于连的攀升，最终还是他们把于连送上了断头台。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悲剧和悲剧性文学同样证明，“置于两方面之间”是悲剧的至深内在根源。我们已反复提及的项羽、岳飞等悲剧英雄是这样，屈原、韩信不也是这样吗？屈原大概就是岳飞那一类在“忠君”与“爱国”这两方面之间受尽夹板罪的悲剧英雄之原型吧。现当代以来，中国文学似乎越来越自觉地表现着这种悲剧观念。祥林嫂的悲剧，阿Q的悲剧，高觉新的悲剧，繁漪、焦大星的悲剧，甚至《赵阎王》中赵阎王的悲剧，„„哪个不是“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体验一下赵阎王那“做好人太坏，做坏人太好”的内心痛苦吧，也体验一下焦大星在其老娘和金子、仇虎之间两难的心境吧，他们会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悲剧冲突，什么是悲剧人物的“命运”。我想特别提出收在《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中的莆仙戏《团圆之后》和《秋风辞》。这两部戏可以说是中国戏剧史上少见的横尸满台的大悲剧，其力度不亚于西方悲剧经典，而这两剧是最典型地体现了“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的杰作，不管作者是否自觉地运用了这种观念。《团》写状元施佾生奉旨完婚娶妻柳懿儿，并为寡母叶婉娘请得旌表贞节牌坊。就在施家福至泰来之际，柳氏却无意中撞见叶婉娘与情人郑司成的私情。这一来，所有人物都立刻被置于两方面之间：叶婉娘一方面承受了“旌表节贞”，必须作出懿德风范，一方面是与郑司成青梅竹马后被活活拆散的20余年隐秘爱情，她无法两全唯有一死。柳懿儿在丈夫恳求下答应为夫家“三保”——“保祖上家风”、“保母亲名节”，“保为夫官箴”。但要做到这“三保”，她就必须承认自己“忤逆不孝，气死婆婆”，而这就将带来她柳家的“三不保”——“祖上家风”，“父兄名节”，尤其是她本人的“身家性命”（注：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204.）。因为按律“忤逆”乃不赦之重罪。施佾生则既想保母亲名节，又要保贤妻生命。但要保母名节，则妻认忤逆，忤逆则命不得保；要保妻命，则必“隐情披露”，那么，他视得高于生命的“祖风母德”将“沉沦下去”，受辱自不待说。于是，在爱妻被问斩下重狱的情境下，他毒死“仇人”郑司成，谁知此时他才明白自己是郑的儿子。这样，惨事连续发生：施佾生痛悔自己“为伸教化天伦灭，欲振纲常骨肉残”，饮余毒自杀；柳懿儿既为夫悲恸欲绝，又惧继承贞节牌坊后那“终生禁锢”之苦，也撞坊而死。这真是团圆之后又一个“大团圆”！《秋》的题材是传统的封建王朝争夺权力的宫庭斗争，但由于作品主要人物都在尖锐的精神冲突中进退维谷，遭受到巨大的心灵的痛苦，这种老话题就被提到了悲剧的高度。这剧写汉武帝年老多病但却不愿放弃权力，而欲“永世君临天下”（注：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417.），在奸人盅惑下，怀疑太子刘据将“杀父弑君窥觑神器”，遂下诏捕杀太子。刘据外有舅父卫青旧部为羽翼，内有宠妃赵婕妤暗助，还有重臣田千秋等谋划，本有可能逼宫夺位扭转乾坤，但末了他还是被斩杀献首，赵婕妤被下诏赐死，而汉武帝本人也因子死妻亡而近于疯狂。为什么会这样？刘据依违于夺权和“忠孝”二者之间，放弃逼宫“上策”，亦不取送死“下策”，而选择了被到处搜捕的逃亡“中策”，落得个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下场。赵婕妤既想保全太子，又惧“三祸”（一怕违逆皇帝废太子之意，二惧“招来乱伦之疑”，三怕刘据登基后杀其子弗陵），“堪叹两面受煎熬，谁知内中苦与辛”，结果做出一件件违背良心又授人以柄的蠢事，她的悲剧当不可免。汉武帝也是悲剧人物：他在佞臣与亲子之间、帝王权威与 骨肉亲情之间依违。他宠信奸佞，则必除太子，他顾惜亲子，则必疏佞臣，而这是他做不到的；他恋栈帝王威权，则必除所谓篡位的儿子，看着父子情分，就可能交权让位，之后就可能是奸臣除，自己也成乞怜之老狗，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于是，他既欲除太子又[!--empirenews.page--] 欲保住太子，既欲除佞臣又处处听信佞臣。他想纠错而欲言又止，想发狠一错到底却又自问“世间谁无惜亲儿”。结果，他失去了一切——皇后、宠妃、太子，甚至也杀死了那班奸佞。他留下的，只是一副衰朽的躯壳和一个近乎疯癫的头脑！间”是悲剧的至深内在根源了吗？我以为证明了。

那么，我们证明了“置于两方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