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边城》中女主人公的双重悲剧

第一篇：浅析《边城》中女主人公的双重悲剧

浅析《边城》中女主人公的双重悲剧

摘要：《边城》是一部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作品。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归根结底是社会的悲剧。翠翠的形象实质是她母亲的原型再现，这也许是瞑瞑之中母亲对翠翠爱情的牵引；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着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

关键词：命运悲剧

劫难

碾坊

翠翠

叔本华的悲剧观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叔本华认为悲剧无论从巨大效果还是从写作难度看，“都要算作文艺的最高峰”，因为悲剧通过演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示邪恶的胜利，嘲笑人的偶然性得势和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的失败，来暗示宇宙人生的本来性质，这便是“意志和它自己的矛盾斗争。”这种涵盖人类本能、欲望、希冀、爱恨的个体意志间的抵触、碰撞、冲突、残杀酿就了“人生的可怕”与“巨大不幸”。具体说来，在叔本华看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造成人生可怕的悲剧：一是某种坏人异乎寻常的发挥尽致的恶毒，如《奥赛罗》中的阿伊古；二是盲目的命运，即偶然和错误，如《俄狄浦斯王》、罗米欧与朱丽叶》；三是平常人之间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明明看到在相互制造灾祸，却有说不出谁是谁非，如《哈姆莱特》。以叔本华分析的三个方面来看，我认为《边城》应该属于第二方面的原因，即盲目的命运安排，这是翠翠个人的命运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

一、命运悲剧--重蹈母亲的劫难

作品的开头就介绍了翠翠父母亲的爱情故事。“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七年前同一个茶峒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结婚不成，这屯戍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快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等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第209页）接着，作品介绍了翠翠。她是一个天真乖巧、纯洁美丽的少女。作品一展开，便紧紧扣住茶峒地方山明水秀、竹翠花红、风俗淳朴这一特定环境，刻画出少年时代的翠翠所焕发出的那种单纯活泼、稚态可掬的童真美。她的名字，好像青枝翠叶的嫩竹，明净皎洁，她的性情好像“一只小兽物”（第209页）活泼机灵；她的心灵像山涧泉水，晶莹清澈。这些都充分展示了翠翠形体美和灵魂美。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加上下上现实环境的刺激，翠翠也萌发了春心，少年时代的童真美升华为更加灼人的情爱美，使她的性格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作品以大量篇幅描写翠翠进入青春期的新变化，特别透过她与天保、傩送的爱情纠葛，揭示她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表现了她的温柔、明慧、钟情和坚贞。进入青春期后，翠翠从体态到内心都有了新发展。她不仅“无意中提到什么时，脸会红了”，（第233页）而且“她欢喜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欢喜述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欢喜把野花插到头上去，还欢喜听人唱歌。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第233页）她似乎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片云一颗星凝眸”。（第233页）作品细致地刻画出在这位少女深微的感情变化中所洋溢着的爱与美的隐情蜜意。但是，翠翠的朦胧的爱情渴求并没有化为强烈的行动追求，而是表现得相当深沉。正是从这一性格特点出发作者将笔触伸进人物的内心，经由心理描写，挖掘翠翠灵魂深处的秘密。她知道天保、傩送兄弟俩同时爱着她，刚刚萌动的爱情在她心里躁动，唤起她美好的回忆和想象，然而她并不爱天保，只是一心爱着傩送。但现实生活中却是有人来为天保说媒而不是她所钟爱的傩送，这种苦与甜交织的内心隐痛翠翠并不形诸于外，外祖父询问时她还极力掩饰。准确地写出了这位初恋少女由于羞涩感所显现的内向性格，尤其是通过梦幻境界的描写，更进一步展示出翠翠在爱情上所潜滋暗长的情爱美，仿佛在一块纯净的心灵土壤上架起一道富有浪漫色彩的虹桥：“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各处轻轻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山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她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节却可以选顶大的叶子作伞”。（第264页）作者以浪漫的笔调写出翠翠心中被傩送的歌声唤起的对爱情的美好憧憬，充分展示了她心中泛起的自然、纯朴、真挚的人情美。可见这时的翠翠一反少年时代的活泼开朗，天真稚气，而变得性情深蕴，沉静矜持，富于沉思和幻想了。然而在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关系上由于误会等原因总是波折横生、波浪叠起，使这位少女的性格又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从一个侧面，我们可以领会到翠翠其实是在重蹈母亲当年的劫难——一条艰难、曲折，几乎没有希望的路。翠翠的形象实质是她母亲的原型再现。她所走的路，隐隐约约展示了翠翠的恋父情结。这也许是瞑瞑之中母亲对翠翠爱情的牵引，也或许是翠翠对死去的父亲的一种仰慕。正是父母亲的这种忠贞不渝的爱情观，熏陶和感染了成长中的单纯的翠翠。父母亲对爱情的执着、勇敢的追求，直至以死殉情的事实，更加坚定翠翠对傩送的爱情坚贞、执着、勇敢的追求信念。尽管与翠翠相依为命的祖父由于经受不住命运的打击而死去，特别是傩送因哥哥的惨死和父亲的逼婚又驾舟远行，使翠翠醉心的爱情梦幻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但是她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更没有做爱情的叛徒，她埋葬了爷爷，但并未埋葬对傩送的爱情。她仍住在傍河的小屋里，长年守着渡口，劳作在往返河岸的渡船上，深情的翘首凝望着情人的归来，虽然命运并没有给她任何许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第293页）翠翠依然一往情深地在期待着。充分体现出少女纯洁美好的心灵和对爱情的坚贞。这种种的意象也许应算作是瞑瞑之中盲目的命运安排吧！

二、命运悲剧之二——扼杀爱情的“碾坊”

《边城》的社会环境描写在许多地方点染了封建宗法关系的背影。这里有水手金亭与吊脚楼妓女那种畸形情爱形态，有金钱对婚姻关系的介入和干预。在龙舟竞渡一章里，几个乡下女人在议论：“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她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那谁知道。横竖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第250页）这些都可以见出义利取舍的不同标准；作为小说人物命运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翠翠父母当年的爱情悲剧，蕴含着许多发人深思的社会内容。他们上因唱歌相爱，却“结婚不成”（第208页）以后，双双殉情的。为何结婚不成？从小说提供的线索看，并不存在老船工对女儿婚事的干涉。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是由“绿营军”（第291页）转为“屯戍军人”（第208页）的翠翠父亲的民族身份与母亲的差别；也许如老船工后来提及翠翠时说的，只是“一个光人”（第247页）——既无财产，更谈不上门第。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着封建宗法关系对婚姻的制约。这虽属推测，但“结婚不成”（第208页）总有原因。

尽管如此，这些封建宗法社会的因素，在作品中到底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这也显示出沈从文在《边城》里的主观选择，他有意从湘西二十世纪初叶普通人的平常交往的角度完成故事。这是因为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只能在这种环境里产生，同时，从作品风格的整体性着眼，他不欲加入更多的不谐和的杂音。刘西渭说得好：“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他有意将封建宗法社会的因素推做背景，因为《边城》要表现的是不同于柏子、萧萧、贵生们的另一种生命形式。然而，它又绝非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作为一种暗藏但却强大的力量，它在人物棉云演变中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

无论是表现乡村社会淳朴的民性，还是涂染封建宗法社会的背影，都只是《边城》》社会环境的构成因素，并非小说的主旨所归。主旨只能寄寓于作品情节发展的主线，《边城》情节发展的主线，是翠翠与傩送的爱情纠葛。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矛盾。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是健康、自然而又合理的。二老的勤快、热情、大方、勇敢，翠翠的聪明、纯朴、善良，以及符合湘西小城人审美标准的形体外貌，造成了他们灵魂的相吸引——“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了。”（第264页）翠翠对傩送的爱，虽有一个从潜意识的朦胧感受到明确体验到的发展过程，但傩送上她的初衷所归。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她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考验：是信守自己梦魂牵绕的最初选择呢？还是因人事的相左而改变初衷？她拒绝了天保的托媒提亲，情感始终倾注到傩送身上；在天保意外亡故和爷爷去世以后，她从杨马兵口里，明白了爷爷猝死、傩送下行的前后因果，“哭了一个夜晚”（第292页），最后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对翠翠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明确的追求。但一座碾坊却横在他和翠翠之间。是要渡船，还是要碾坊？这在实质上是哎哟爱情还是要金钱的选择。但他最终选择了渡船。虽然亲哥哥天保也爱着翠翠，傩送“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第258页），因为他确信翠翠心上的人是自己。当顺顺要他在与团总女儿的婚事上最后表态时，他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里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过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许只许我撑个渡船！”（第280页）话说得很得体，且选择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

既然在翠翠与傩送的主观精神方面没有虚假、动摇与情感更移，也不存在双方家长的强行干涉，那么造成他们爱情的究竟是什么？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皆有偶然与误会所生。”作品中确有偶然因素的插入，如天保出人意料的落水丧生，尽管也有人物感情变化的依据，也有误会，如老船工听中寨人说傩送已答应团总家的提亲，以顺顺与傩送对自己的冷淡为证，遂信以为真。沈从文不否定人生中的“偶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物命运结局的决定性作用，并以此解释为什么一些所处环境相似，性格特点基本相同的人物命运却复杂多变这一人生现象。但在《边城》里，事变并非全出于“偶然”，答案其实深藏于老船工这一人物心理内容的揭示中。老船工在《边城》中是一个具有丰富的人生情绪内涵的人物。他勤俭、诚朴、待人宽厚，聪明而又带几分无害于人的狡狯，虽然他常将自己无法从具体人事中寻出因果联系的事变（常以“偶然”形式出现）归于“天命”，却能凭丰富的阅历预感到事情的发展结局。在翠翠的婚事上，他的心头总是横亘着当年女儿惨死的情景，并不时与翠翠命运发展的可能相重叠：“祖父看着那种情景，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第254页）“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第257页）翠翠父母的悲剧自有其社会原因。老船工虽然无法找出造成这一悲剧的凶手（其实也没有直接插入事变的具体凶手）就将它归因于天命：“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第233页）但他心里在抗争着：“推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第233页）这种对翠翠命运的担忧最终成为他精神崩溃、猝然死去的根本原因。然而，这种忧虑只是一种纯粹的“误会”造成的吗？不是。这需从顺顺对傩送婚事的态度上去寻找原因。顺顺对傩送只爱翠翠，翠翠也只爱傩送的事实是知道的。但团总以一座碾坊作女儿的陪嫁，对他并非没有吸引力。龙舟竞渡时，团总女儿被安排在顺顺家“当中窗口”（第250页）最好的地方，直到傩送离家出走，他一直没有回绝团总家的提亲，并逼着傩送表态。傩送是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离家出走的。在顺顺隐蔽的内心天平上，重心也倾向碾坊一边。这从傩送回答父亲的话中可见出端倪。只是由于他不算糊涂，半由明白，半由习染，才没有粗暴地动用家长的权威。直到傩送出走，老船工死去以后，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苦伶仃时，他对翠翠与傩送的爱情都没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只是说要接翠翠到他家去住，并没有说明给翠翠一个什么身份，话语是很朦胧的，文中写到“过了四七，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象翠翠说过后，见翠翠还不肯和祖父的坟墓离开，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的家里去也不大方便，还是不如在碧溪 暂等，等到二来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的意思，说不定二老要来碧溪 驾渡船！”（第292页）

由此可见，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着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边城》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就在于作者让它始终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而存在，而不是简单地将它化为一种概念化的人物形象。但它又是那样有力，结合着人生中的“偶然”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以至彻底毁了老船工生命的航船，使他再也无法挣扎着出航，终于静静地躺倒在与他一生休戚相关的古老土地上。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认为，作者写《边城》其目的也应该是通过展示女主人公的双重命运悲剧，从而起到揭示社会悲剧的根源！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注释：叔本华关于悲剧的观点、引文均见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务馆1982年版，第350——353页。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三联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沈从文研究资料》第六十八页。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参考文献：王恒：《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边城》导读，2002年

11月第一版。

第二篇：边城中的人物形象

试论《边城》中的人物及关系

内容摘要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成功地塑造了一群生活在“边城”的小人物形象。翠翠的天真、老船夫的善良、顺顺的慷慨、天保的豁达和傩送的聪慧。他们世世代代生于边城，长于边城，在边城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他们是一群善良的人，这里人心皆真、人性皆善、人情皆美。正如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所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温暖”的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的确，善良并没有给这群善良的人们带来幸福，相反，这些人无一幸免“善良”的捉弄，无一不为“善良”付出代价。在《边城》里，他们上演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翠翠与傩送美丽而凄婉的爱情，老船夫中年丧女，又带着未了的心愿在暴风雨之夜猝然长逝，顺顺中年丧子和对老船夫的误会、猜疑，天保的英年早逝。这一个个“善”的毁灭的悲剧无一不直指人心，令人心颤。

关键词 善良 误会 悲剧

读完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我不由得被小说中人物命运深深感染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掩卷沉思，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的身边，对于翠翠、老船夫、顺顺、天保、傩送以及杨马兵等人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尽管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的人性是相通的。他们原始平静的生活方式，淳朴宁静的人生形式，善良豁达的性格特征加之青山秀水的自然风光，古朴浓烈的民风民俗，无一不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有时，我真的羡慕他们真善美的“边城”小镇，渴望他们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希望我能融入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我能生活在碧咀溪边，白塔下，和翠翠一起守护着那渡船，任凭岁月慢慢老去----当梦想还原于现实，我为这些人物的善良而震颤，为人物的命运而歌哭。下面我就《边城》里面的人物及关系谈一谈我的理解。

一、翠翠

翠翠是不幸的，从出生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抚，翠翠又是幸运的，她有一个疼她、爱她、娇她、惯她的爷爷。“女孩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她的父亲------茶峒军人既不愿违背军人的职责，又不愿毁去做军人的选择，“一同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阻拦”，她的母亲待腹中小孩生下后，到溪水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这样，翠翠的父母双双殉情，乘鹤而去，留下了孤苦无依的翠翠，翠翠在祖父的精心照料下，奇迹般的居然长大成人。

可以说，翠翠是父母圣洁爱情的结晶，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同时，翠翠又是大自然的女儿，“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翠翠“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随祖父渐渐长大，她同祖父、黄狗一起守着渡船，过着无为而又平静的生活。在风和日丽无人过渡时，翠翠便同祖父一起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以前的战争故事；或把小竹做成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在有人过渡时，翠翠总是争着下船，替祖父把路人渡过溪，一切皆流刷在行，从不误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翠翠的生活就像是那小溪的流水，一直向前，没有大风大浪，没有太多的波澜。但翠翠的内心是无忧无虑的，日落而息，日出而作，仿佛这种平静的生活将永远继续下去。慢慢的翠翠长大了，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成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于是，在过渡新娘子花轿的时候，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懒懒的攀引缆索，让船缓缓地过去，牛羊花轿上岸后，翠翠必跟着走，站在小山头，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或采一把野花缚在头上，独自装扮新娘子。“随着年龄的渐增，翠翠开始有自己的心事了。而且少女的心事是朦胧的，不可捉摸的，这就使翠翠心灵里平静的湖面上泛起一圈圈涟漪。翠翠开始编织她爱情的花环，开始品尝孤独的滋味，开始体验那少女春情初萌而又茫然无依。说不清道不明的凄楚与忧郁。”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烧成桃花色的薄云，听着渡口飘来生意人那杂乱的声音有些几薄薄的凄凉。”于是，翠翠开始了一场与傩送之间尚未真正开始而又仓促结束的朦胧的爱情历程，也正是这场无始无终的爱情最终导致了她爱情的悲剧。“悲剧的开头常常是喜剧”（莎士比亚）又一次在翠翠身上得到验证。

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萌生阶段。翠翠端午节在城里看龙舟初遇傩送，他邀请她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误以为要她到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心中以为受到侮辱，就轻声地骂他，“悖时砍脑袋的！”傩送不但不恼她，还打发家里的伙计举火把送她回家，当翠翠知道送自己的人正是傩送派来的时候，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随着那火把走去，“回家后，翠翠虽对祖父没有去接自己有点埋怨，”但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对于今天发生的一切，在翠翠的内心掀起了波澜，这种体验对她来说是复杂的、微妙的、甜蜜的。她怀中像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七上八下，就这样爱情的种子在一个十三四岁少女的心里朦朦胧胧的萌芽、生长。第二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醒阶段。两年后的端午节，翠翠又与爷爷进城看龙舟，她从祖父与喽啰长年的谈话中得知二老正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节，在回家的途中，翠翠恍惚如梦的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下青浪滩呢？”表示她的爱情意识已完全觉醒。在摆渡送傩送时，见傩送正盯着自己看，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翠翠面对自己所喜欢的人，故意“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羞，表现出她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第三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的阶段。她在爱上傩送之后，没想到傩送的哥哥天保也爱上她，她对天保托媒求亲，出于对爱情的专一，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心里老想着送鸭子的傩送，早将天保求亲的事忘掉了，傩送上山为她唱歌传情，她虽在睡梦中不知道歌的内容，但她在梦中感到身体随着美

妙的歌声漂浮起来，飞窜到悬崖半腰去，去采摘象征爱情的虎耳草，追寻着甜蜜、幸福的爱情。然而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忽然遇到严重挫折，天保命断辰刚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使她一夜之间长成大人。她痛苦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顺顺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一位名分即不安妥，到一个生人家去不好。翠翠终于从失去爷爷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毅然接过爷爷没有完成的使命，像爷爷一样守住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这些充分表现了翠翠坚强的一面。

翠翠唯一的亲人—爷爷走了，只留下了孤苦无依的翠翠，翠翠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我们善良人祈祷着好人好梦，好人一生平安，好心有好报。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善良人的愿望常会如肥皂泡一样破裂。作者也似乎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在不确定中，给了一个不能兑现，却也聊以给人安慰的幻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读到这里，一种莫名的悲凉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仿佛看到了翠翠正在渡船上摆渡着来往的人们，微风吹动着她那飘逸的秀发，脸上的微笑再也掩饰不住她内心的孤独与憔悴。我不禁担心没有爷爷爱的阳光，翠翠还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吗？翠翠的命运，是否也会像后边的白塔，有一天会坍塌呢？

纵观翠翠生命的轨迹，我们不得不承认翠翠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她稚嫩柔弱的双肩上承载着太多的悲剧，那么造成翠翠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性格的悲剧。俗话说得好“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翠翠身上也有所体现。翠翠的性格中有坚强的一面，但总体上她可以归入林黛玉一类中去：善良懦弱、娇羞矜持。对于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不是去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而是把它深埋在心里。不让它表现出来。有时甚至表现出相反的方面，一切等待别人来安排，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常会在不自觉中错过许多本应属于自己的机会。翠翠的这种性格在她的爱情悲剧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在她与傩送那段朦胧的爱情历程中，其实翠翠有很多机会对傩送表白，但都被她在欲说还羞中当面错过了。这样，她也就与自己一生的幸福失之交臂。殊不知，人生中的很多机会就像那人参树上的人参果一样，一旦从手中滑落，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二是命运的悲剧，翠翠命运的悲剧只要表现在爱情中的不凑巧。这不禁使我想起古希腊悲剧《俄低浦斯王》剧中人物俄低浦斯王那无可逃避的悲剧命运，让人想来心有余悸。我多么希望它只是一个荒诞的戏剧神话，但有时现实与神话又是那样的巧合。在翠翠的爱情故事中，翠翠温柔而多情，傩送勇敢而俊逸，英雄配美人，他们两人本来是天生的一对。实际上，他们两个也确实是两情相悦，一见钟情，从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给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埋下了爱情的种子。这样的爱情如果顺利的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经典爱情是很容易变成现实的。但事情是那么的不凑巧，命运好像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天保和傩送兄弟两个同时爱上了翠翠，天保走“车路”遭拒绝后下辰州恰好被淹死。傩送在“对溪高崖上唱了大半夜歌。”但翠翠恰好睡着了。傩送因哥哥死去，又得

良有错吗？难道善良人就应该承受命运的不幸与痛苦吗？这真是命运的不公平啊！

翠翠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唯一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这个倾注作者“爱”与“美”的理想的艺术形象寄托了沈从文人生的理想和人生的悲哀。有人说，作家的任何作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写自己，写自己人生的经历，写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边城》中翠翠。那么翠翠就会折射出作者自己的影子。正如沈从文在《老伴》《永远》等文章中说过，翠翠是由“绒绒铺的小女孩，”青岛崂山的“一个乡村女子”以及“身边新妇”（邵夫人张兆和）三个原型会成的，但决不是简单的合成，而是经过作者初恋情感和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与汪曾祺说的《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相一致的，翠翠的天真、善良代表了作者理想中人性美。作者想通过这样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与当时恶劣、堕落的现实人性相对照。把翠翠作为一个标本来重塑民族性格。医治当时民族性格的堕落。但同时作者又是清醒地，他意识到翠翠的天真、善良的美好人性是不堪一击的，在残酷的现实社会中，是没有她的立锥之地的，所以，作者不得不把翠翠做了悲剧性的处理，借以引起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凉，表现了一种人生。

二、老船夫

老船夫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他与翠翠，黄狗住在碧咀溪畔，相依为命。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撑着木船，在碧咀溪为来往过客摆渡，由于“渡头为公家所有，故渡船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从这一细节处，老船夫的固执倔强可见一斑。他不仅拒收过客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善待乡亲。他托人到城里买来茶叶和草烟，茶叶放在大缸里，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烟草则挂在自己腰带边，需要皆慷慨奉赠。有时，在渡口遇到熟人，常请到家里喝酒，有时在城里别人想尝他的酒，他就把酒葫芦递上让人喝个够。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

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把摆渡当成自己的天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此，他也众人的尊重，他“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商人送他的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的一点敬意”他想买肉人家却不愿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时总选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尽量加多。就这样，老船夫爱上这个职业，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是又喊必应，无人过渡时，晒晒太阳，追追黄狗，吹吹竖笛，将将故事，生活的平凡而宁静。知足而快乐。尽管日子有些单调重复，但老船夫并不感到多么寂寞，似乎生活中并不缺少什么。

在老船夫平静如水的生活中，他有一个大的心事——就是一个做爷爷的责任，把翠翠带大，使她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老船夫在抚养翠翠长大以后，他以苦命的女儿为鉴，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让翠翠的婚事由自己作主，谁能够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她的夫婿。他自觉已经垂老，自己所剩的时日不多，唯一丢不下的是孙女的婚事，于是把此事迫切地摆在垂暮生命的历程上操心操劳。他见天保对翠翠有意，便指出“马路”或“车路”求爱的途径，引来天保家正式向他提亲，老船夫满心想成全这对婚姻，但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封建家长的影子，他充分考虑翠翠的内心感受，尊重翠翠的意见。“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想想，自己来说，愿意就成了，不愿意也好。”尽管翠翠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快明白了翠翠的心已另有所属，这时，他的“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他知道自己的好心办成了坏事，但老船夫不罢休、不气馁，在明白翠翠心中有傩送之后，又为翠翠和傩送的联姻劳碌奔波。于是老船夫亲自进城去找傩送，由于天保的意外遇难，因此他受到了顺顺父子的冷遇，讨了个没趣，碰壁而归。回家后，他没有把事情告诉翠翠，害怕会伤翠翠的自尊心，独自忍气吞声，郁闷忧愁，终于在一个暴风雨之后，带着自己未遂的心愿，留下孤单的翠翠，猝然离世。

老船夫的一生是平凡、平淡的，没什么大起大落：老船夫是善良的，以自己一颗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他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三斗米，七百钱”足以维持它祖孙二人清贫的生活。从表面看来，老船夫的生活如一首动听的抒情乐曲，听来一切和谐悦耳，似乎没有什么忧伤的调子。但如果我们拨开美丽温柔的生活面纱，不难窥见在老船夫和平宁静的生活背后，有着难以抹去得寂寞和“淡淡的凄凉”事实上，老船夫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审视，他一生的命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我认为老船夫的悲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家庭的悲剧。他唯一的女儿为情而香消玉殒，留下一个孤雏---翠翠，他含辛茹苦是翠翠长大成人，而这其中的甘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翠翠长大后，他一心想让翠翠避免他她母亲的悲剧，得到幸福的爱情，尽管他为此操碎了心，跑断了腿，受够了别人的白眼，但直到他与世长辞，也未能如愿。他极力避免的最终也没有逃脱，悲剧再一次降临到这个本来就命运多舛的家庭，降临到翠翠头上。二是性格的悲剧。虽然善良淳朴是老船夫性格的主要部分，但其中也夹杂着木讷、犹疑、和自卑，而后者好像是育人的善良的天性相随相生的。他的木讷、犹疑是她失去了许多像顺顺父子沟通表白的机会，他的自卑心理主要来自他贫穷的生活，使他不能像王团总那样用“碾坊”来陪嫁翠翠，他在与傩送父子的交往中，总是想处处维护一个穷人的自尊，善良的尊严，所以他在面对傩送时，总是及其王团总想将女儿和“碾坊”许给傩送这件事，说话时显得财少气短，唯唯诺诺。心里想说的话不能很好的表达出来，以致顺顺富足对他产生误解，使他没有在瞑目之前了却自己的心事。老船夫也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在沈从文的笔下，老船夫作为一个至善至美的生命个体，一方面表现出作者所追求的人性美、人情美。另一方面，作者通过这个善良人的悲剧，传达出作者内心的隐痛和对人性的思考。正如沈从文说的,"我要表 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三、船总顺顺

顺顺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曾在前清的营伍里混过日子，革命时又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过什长，和他一起混过事的，有升官发财的，也有丢掉脑袋的，他却因有点腿疯痛，回到家乡，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条白木船。不久，他又交了桃花运，掏了一个小寡妇，由于运气好，他有了几只船，又有了两个儿子，真是时来运转。尽管顺顺事业爱情十分顺利，但他是一个大方洒脱之人，“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故凡因船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士兵，游学文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顺顺不仅乐善好施，而且教子有方，他让他们兄弟两个“学贸易，学应酬学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生活”，“学的做人的勇气和义气”。教育的结果是他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顺顺的性格虽然豁达开朗，但天保的死“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向前到父子心中”。因此当老船夫找他撮合傩送和翠翠的婚事时，尽管她心里什么都明白，但他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明白，推委老船夫。在顺顺的心里一直认为天保的死“与着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虽老船夫每次进城，顺顺都和以前一样热情款待，但他和老船夫的内心已有了一层无形的隔膜。

老船夫死后，顺顺带着一个人“抗一口袋米，一坛酒，火腿猪肉”，并安慰翠翠“不要愁，一切有我”。他亲自参加了老船夫的葬礼，还想把翠翠接回家里去住，可见对于老船夫的死，顺顺也感到非常的难过，并且进了作为一个老朋友应尽的义务。顺顺正直率真，乐于助人，慷慨大方，也是作者美好人性的代表。但他身上也具有悲剧色彩，他中年丧子，尤其是善良人误会的悲剧，即顺顺对老船夫的误会。翠翠的婚姻之所以从开始的喜剧演变成最后的悲剧，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善良人之间的误会、猜疑，这也正揭示了一个人人都难以逃脱的平实的悲剧----人在根本上是无法沟通的。翠翠与傩送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就被阻隔在这人与人之间的“空白”中。这发生在善良人之间的、弥天盖地无处不在无以逃避的悲剧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唯其平实，才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细细品来，催人泪下，尽管作者总是在温柔的诉说，试图冲淡它。

四、天保和傩送

天保和傩送是顺顺的两个儿子，他们“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轻人所能做的事，他们无一不做，作去无一不精”。天保“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傩送“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以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天保和傩送都是端午节赛龙舟，捉鸭子的好手，他们两个又都喜欢上翠翠。天保走的是“车路”，托媒人求亲，不料却被翠翠拒绝。天保的事被傩送知道后，傩送也告诉了哥哥自己的心事。这事情在茶峒人并不稀奇，茶峒人有句俗话“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他们二人并没有按茶峒人的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也没有作“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做出的可笑行为 ”。于是兄弟二人决定“走马路”和平竞争。傩送明白他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峒人粗鲁爽直的一面，弄得好掏出心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是一是一，二是二，也明白他不能得到翠翠的烦恼。为了竞争的公平，傩送想出了主意，他知道哥哥不善唱歌，轮到哥哥时仍有几自己代替，两个凭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但哥哥不想让哥哥帮忙，这时哥哥已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命运了。傩送在高崖上为翠翠唱了半夜的歌，不巧的是翠翠睡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傩送再也没有来唱歌。傩送见翠翠没有理会自己，于是因奶爱生恨，逐渐对翠翠祖孙二人产生误会了。天保和傩送兄弟两个与翠翠的爱情都以悲剧而告终。天保爱情受挫后，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死了，傩送出北河下辰州走了六百里，结果连可怜哥哥的尸骨也没找到。天保短暂的生命就像流星一样从夜幕中划过，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那凄美的弧线和不尽的叹惋。似乎爱情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它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善良的人们只能为天保的英年早逝洒下一掬同情的眼泪，说句“这是天意”，还能做些什么呢 ？傩送由于得不到翠翠的理会，船总又试图答应王团总女儿的婚事，同他爸爸吵了一架，坐船下桃园去了。

天保傩送他们作为年轻的一代，他们继承了父亲的正直、豁达、能干，理所当然地应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实上，他们无一幸免悲剧的发生。悲剧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我们真不忍心再责怪这对善良朴实的兄弟，傩送爱情的悲剧与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有类似之处，追求的不可得，不要得又被强加，这是怎样的人生的辛酸阿！难道这一切正如一首歌里所唱“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命中已注定，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吗？敢问苍天，难道不幸就是善良人的代名词吗？如果真是如此，我真的无话可说，欲哭无泪。最后，我只想让我们所有善良人对傩送说一句话“傩送，你快回来吧，翠翠的爱在为你守候！”让我们共同祈祷：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写到这里，物品不能自已，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深爱着《边城》里的每一个人物。在我写作这篇论文期间，我始终被他们的善良感动着，为他们的命运叹息着。我仿佛来到那古老的湘西小城。感受到了老船夫的善良，翠翠的天真，顺顺的慷慨，天保的豁达和傩送的聪慧，倾心的与他们交流，聆听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得到生命的真谛。突然，我好像对人生、对生命、对命运有了一种顿悟：我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生死离别，它们像朵朵浪花组成人生的长河，绽放生命真是的精彩。

参考文献： [1]《边城》沈从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2]张连义，论贾平凹的忧患意识——以《浮躁》、《废都》、《高老庄》、《怀念狼》为例[J];南都学坛;2004年[3]丁福文，追寻中的理想世界——沈从文“回归自然”思想辨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S1期 [4]刘风景，法学工匠的角色定位——倡导注重细节的法学模式[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06期 [5]戴福祥，现代龙舟运动发展的文化审视——从《边城》中真实的赛龙舟出发[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11期

第三篇：论《杀夫》《金锁记》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比较

论《杀夫》、《金锁记》中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比较

摘要：李昂《杀夫》女主人公“林市”，在婚姻生活中饱受丈夫陈江水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虐待，以及周围环境里无知愚昧的妇人们的嘲笑与侮辱，没有经济地位的林市在所有的生存希望破灭后，精神恍惚间拿起杀猪刀肢解了自己的丈夫；张爱玲《金锁记》里的女主人公“曹七巧”被亲哥哥出卖给“姜公馆”骨痨的二少爷当媳妇，饱受馆里人的鄙视，身心也得不到舒展，分家后执意守护财产，千方百计破坏儿女的人生幸福。林市和曹七巧都是封建时代的受害者，她们悲惨的人生遭遇，却总是反抗失败，从而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女性悲剧命运。

关键词：林市曹七巧悲惨遭遇反抗女性命运

前言

“林市”和“曹七巧”分别是李昂的《杀夫》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里的女主人公，林市被她叔叔当作利益交换，嫁给了杀猪仔陈，金钱地位低下的林市过着精神和肉体同时饱受摧残的非人生活，最后趁杀猪仔熟睡时屠杀了他，自己也被判了死刑；曹七巧被她哥哥曹大年为了能攀住姜家的高枝，出卖给姜公馆做骨痨二爷的“姨奶奶”，她身份低微又过着畸形的性生活，虽有一儿一女，却始终孤独空虚，失去了温情，最后守住的不是财产，而是自己的欲望的畸形化。“曹七巧”内心阴暗面的展现和激发，使得她的形象有与“陈林市”之间具有可比性。

李昂和张爱玲对于这两个经典人物形象的塑造，寄予了女性命运深刻的关注，对于女性个体命运安排的揭示，希望以此来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传达出女性积极反抗的一面。

一、林市、曹七巧相同的悲惨遭遇

（一）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林市是小说《杀夫》中的女主人公，她在无知、愚昧的混沌中生长,饱经苦难。父亲死后，她与母亲被叔叔撵出了家屋，在街头忍饥受寒。母亲的悲剧伤害了她少女的心灵，精神上从小充满恐惧。而被被叔叔收养后，又当作牲口使唤，吃不上一顿饱饭。后来林市的叔叔为了“整斤整两的猪肉”把林市卖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屠户陈江水。陈江水粗暴凶残，每天以一种几乎变态的方式理所当然地对林市进行百般的精神凌辱和惨无人道的性折磨，只因为他热衷于林市在这种凌虐中号叫，以达到自己变态的性满足，并以食物进行奖励和威胁，获得身为男人的成就感与权威感。结婚那天，饥肠辘辘、几近虚脱的林市承受陈江水疯狂的兽欲作为“赏赐”，陈江水给她的是一大块“带皮带油”的猪肉，从来没有吃饱过的林市伴着泪水，把它吞咽下去，而林市以后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可怜的林市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惶惶度过，在陈江水眼里，林市简直还还不如一头猪，他对林市根本没有什么情爱,只有肉体的强暴和精神的折磨。雪上加霜的是，她原以为体恤人情的阿罔官竟也是男权社会里的俘虏，自己不守妇道，还背地里一直聚众侮辱林市，她的许多迷信观念和是非颠倒的议论带给林市精神的折磨。这一切都加剧了林市精神世界的毁灭。

曹七巧是《金锁记》里的姨奶奶，她是一个卖油女出身的农家妇女，被亲哥哥曹大年出卖给“姜公馆”当媳妇，可是自己的丈夫却是个瘫痪，完全是个“活死人”。她对姜家三少爷姜季泽的爱情理想桎梏在封建大家庭里，面对丈夫，只能说是一场没有幸福的畸形婚姻。

她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人间的温情。仅有的哥嫂，也只是攀附在姜家的两只寄身虫，对于七巧，完全没有真正的手足之情。七巧的精神世界是悲凉的而又无处倾诉的，加之姜公馆里，妯娌之间互相猜忌，人人各怀鬼胎、精心算计，为金钱你争我夺。七巧身份贫贱，处处被人看不起，包括丫鬟，于是七巧的为妇生涯里，虽诞下了一儿一女，却没有自由的生活过，她从来只有严守妇道——守活寡(守夫教子)，得以保住了自己的口碑。可是七巧又偏是个不安分的人，她每一次挣扎，每一次过激行为都遭到了姜家上下的耻笑，七巧在爱的挣扎中，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尊重，处处受排挤，人人鄙视她„„这一步步的摧残扭曲了七巧的人格，泯灭了她的人性，她的肉体和精神都始终在崩溃边缘徘徊。

（二）金钱地位的缺失与腐蚀

林市的日子过得很苦，只要陈江水心情不好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会对林市大呼小叫，甚至肉体摧残。林市没有钱，没有经济地位，如果陈江水不带食物回家，她就会饿死。所以林市唯有默默忍受掌握家庭经济大权的丈夫对自己的性虐待和性掠夺。直到林市无意间偷听到阿罔官以及一群妇人谈论自己母亲的“屈辱”过往和自己的“屈辱”现在，她们嘲笑、侮辱林市，认为她不守妇道(忍受不了丈夫的摧残而大声惨叫)，不知满足等等，这些都给了林市当头一击，她莫名的恐惧，不敢再向以前一样。所以以后的每次林市都强忍痛苦，不再呼叫和呻吟。但陈江水却失去了快感的满足。时而久之，陈江水便蓄意不带任何食物回家。林市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用之前在地上捡到的陈江水砸下的几枚铜板出门小心翼翼地买了几只鸭子，既可以生蛋也可以做买卖；之后又试图出去找活儿干„„但结果是，鸭仔被陈江水粗暴地砍杀得血肉模糊，粉碎了林市满心的希望；厝上也根本没有人请她做工，只是赏了她一碗饭。陈江水被林市彻底激怒后专门带她去猪灶工作，而林市对于屠杀和血腥产生了本能的恐惧感和反抗，她生存的意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林市生存得不到保障，权利和尊严更依旧是男人脚下的一撮泥。

相比较与林市，门户差别悬殊的曹七巧从小就只是个麻油店里卖麻油的穷子弟，身份极其卑微，因此不仅被姜家主人歧视，甚至连丫头都不屑伺候，可见，曹七巧没有经济地位的支撑，在姜家可谓举步维艰。曹大年带着媳妇拿着提篮箱，去“探望”曹七巧，老太太知道是他们就没再问下去，可见对其不屑，就连丫头小双也鄙夷道：“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姜家老老少少都对没有金钱地位的曹七巧话语里充满了鄙视和戏谑味。甚至，姜家还怀疑她会不会做出某些罪恶的勾当，对她极不信任，经常对她进行监视。直到戴过丈夫的孝，婆婆又过世了，姜家终于照原计划分了家，孤儿寡妇的曹七巧和两个孩子是注定受了欺负，不过幸好分了点儿财产，而这些，待七巧租了房子与姜季泽见过面，爱情关系决裂后，财产就彻底成为了曹七巧的人生镣铐。对金钱的疯狂占有，人性里全是的自私、冷酷、丑恶、残忍。金钱对曹七巧人格的腐蚀，使得她成了家庭的统治者，确是变态人性的奴隶者！

二、不同的“悲剧式”变态反抗

（一）林市挥刀杀夫

童年时的林市曾亲眼目睹长期处于饥饿边缘的母亲因为贪吃军服男子的白饭团而默许了军服男子的人身侮辱，而因为她年幼无知的“告密”行为导致母亲受到族人的严厉惩罚。母亲的悲惨遭遇使林市初步感受到了男女之间“性”的恐怖与丑恶，给她的幼小心灵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同时也埋下了从肉体到心灵的恐惧感和本能反抗的种子。

自从林市悄悄地得知了阿罔官等一群愚昧无知妇女对自己的嘲笑与侮辱后，她的内心被母亲当年的“污点”折磨着，又怕自己再被她们拿来作为话柄，林市内心的阴影越来越深重，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她不再大清早去井边与女人们一起洗衣服、不再午睡，遭受虐待时也

不再出声哀，巨大的精神伤害使她产生了心理自闭，她变得更加畏惧退缩，如同行尸走肉，“整个人像一只风干蜷曲的虾姑”。林市，似乎决意要摆脱母亲的命运,在被性虐的痛呼声被所谓的正常世界所论说而禁止，而生存供给和自谋生存道路斩断后，她率先的“不正常”了。在“正常”常态社会中，她已经走投无路，她只有疯，以在“正常”社会所体认的非正常的模式，发泄着自己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抗议,她精神错乱，神志恍惚。陈江水对她非人的折磨加剧了她对丈夫的憎恶和恐惧，林市这个可怜的女人简直被逼到了绝境。在困境中为求得生存而不惜穷尽自己力量不断反抗的呐喊，当林市最终以祭拜母亲的方式寻求精神安慰的做法也被陈江水无情破坏后，她的几近错乱的神经终于彻底崩溃了，在精神恍惚中,她用那把猪刀像在猪灶看到的那样，用杀猪的方法肢解了丈夫。

（二）曹七巧“毁”儿“害”女

最终，曹七巧失去了正常的理智，成为一个歇斯底里的泼妇，一个恶毒的妇人。她被金钱吞噬了亲情，更毁灭了人性。女儿长安、儿子长白成了曹七巧金钱幌子下的牺牲品。对于儿子，曹七巧想在他面前具有威严，得到尊敬和服从，因为作为女人，曹七巧没有得到“幸福”，所以她就嫉妒儿子，嫉妒儿媳妇，把儿子千方百计的留在自己身边，使他不能与妻妾同床，在台面上又处处刁难媳妇，挑拨他们小夫妻的关系，让媳妇成为自己无爱无欲生活的陪葬品„„整个家里是“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最终在她残酷的折磨下，儿子长白的妻妾都相继离开了人世，使这个大少爷失去了幸福的生活；对于女儿，先是替她裹脚，发泄自己得不到情欲的痛苦，后是送她上学，而这些又必须建立在不耗费金钱的前提下，结果当然是长安受到了无谓的折磨，到后来长安生了病，七巧也只是让她抽大烟，甚至到长馨给长安做媒，曹七巧竟屡次破坏年纪已是30大龄的长安和世舫难得的即将欲成的好事。曹七巧骂自己的女儿不要脸，还向世舫暗示长安有鸦片毒瘾，实际上长安已努力戒掉，逼得女儿与男友不得不解除了婚约。就这样，七巧以病态的方式毁灭了儿子和女儿的人生幸福。

三、反思一个时代的女性悲剧

综合以上对《杀夫》、《金锁记》中两个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造成她们共同疯狂、歇斯底里、失去理智以及最终走向极端病态的原因，是她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抗和呐喊。前者，是对性虐待狂的报复和反抗；后者，是为了紧守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她们的的悲剧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批判了冷酷的封建社会对正常人性的戕害。从一个社会意义的层面上来说，林市和曹七巧的悲剧命运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她们最初都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不幸的生活，黑暗的社会扼杀了她们对理想的追求，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压迫、受歧视的女性的反抗就注定是悲剧式的“反抗”。她们的悲剧不是她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悲剧,是一场那个时代女性逃不开的劫难。

结论

李昂和张爱玲都是女性意识深切的关注者，无论是李昂笔下的“林市”，还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她们的角色都是对人性的一种审视，尤其是在绝境中生存的女性，对于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压制和渗透的“习惯”范式，强烈要求反抗和获得自我解放，林市和曹七巧的悲剧和反抗式命运不仅仅代表的是她们个人，林市所杀的夫，不只是陈江水，更多是男权社会加之于她的限制，包括经济剥削、身体的束缚、精神奴役等等,是一切父权、夫权、男权的象征；曹七巧毁灭的，不仅仅是自己儿女的爱情和婚姻的幸福，而是这个自己在男权社会里所受的伤害。她们都是男权社会里的牺牲品，她们的反抗既有成功的地方，也

有最终归结为注定失败的时代原因，但她们都是表达了女性自求解放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徐学.《台湾两才女——施叔青、李昂小说精粹》[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2] 金宏达.《张爱玲文集》[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第四篇：浅谈《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悲剧因素

自考本科毕业论文

题 目： 浅谈《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悲剧因素

考籍号： 310114100143 姓 名： 周琳

指导教师： 黄怀军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联系电话： *** Q Q 号： 1015329309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地址： 13级中文系三班 邮 编： 416000

二零一五年十月

目录

内容摘要--------1 关键字----------1 引言------------1

一、命运悲剧---2

（一）悲剧命运的开始-----------------------2

（二）悲剧命运的发展-----------------------2

（三）悲剧命运的高潮-----------------------3

（四）悲剧命运的结束-----------------------3

二、社会悲剧---3

三、性格悲剧---4

（一）自卑与自尊----------------------------5

（二）反抗与妥协----------------------------6

（三）虚伪与真诚----------------------------6

四、结束语-----7 注释------------7 参考文献--------7

浅谈《红与黑》主人公于连的悲剧因素

周琳

【内容摘要】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座丰碑。作者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典型悲剧人物形象---于连，于连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反抗与妥协，具有很深刻的社会意旨，表达了从社会底层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理想，最后以悲剧结束的命运。通过审视《红与黑》中存在的悲剧因素，从而探讨其中的悲剧元素。《红与黑》是一部浸透着悲剧意识，具有悲剧美的作品，它出色的运用了悲剧艺术手法，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等在主人公于连身上的集中体现，揭示了主人公于连的悲剧命运和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与性格原因，从而使作品拥有了引人深思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于连 红与黑 社会悲剧 命运悲剧 性格悲剧

引言

主人公于连一生的骨架大致可以概括为平民出身、较高文化、当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情败露、刺杀夫人、被判死刑。于连出生在法国，是当地一个木匠的小儿子，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十分低微，一心想飞黄腾达，但由于封建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双重打压，最终以没能实现理想，却走上了断头台的悲剧告终。悲剧的开始、发展、尾声主要是在市长家、神学院和候爵家展开的，同时，爱情也是于连悲剧的一大要素，在于连看来，爱情成为了他出人头地的捷径，但同时是使他的理想破碎的加速剂，最终造就了于连的悲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戏剧冲突有三种：“第一，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发生的冲突，这些情况本身是消极的，邪恶的，因而是有危害性的；第二，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这些自然条件虽然本身是积极的，但对于心灵，却带有差异对立的可能性；第三，由心灵性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这才是真正重要的矛盾，因为它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这三种冲突即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冲突，由此导致了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当我们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去看于连悲剧时，就会发现两者在一起有共同点，在于连的悲剧中，正是由命运悲剧、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这三者组成。

身的于连进入上流社会的行列。当于连真正爱上德·雷纳尔夫人时，新贵瓦尔诺先生则恼羞成怒，给市长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街头巷尾流传的风言风语隔断了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的恋情。在贝藏松神学院，于连因为思想激进，被其他人视为“异端”。因受到彼拉尔神父的喜爱而陷入阴谋，经常落入想去夺取院长职位的对立教派的圈套中。同样，于连在利用马蒂尔德小姐进入上流社会，彻底改变平民身份，两人到谈婚论嫁时，教会又出面干涉，一封德·雷纳尔夫人的忏悔信就彻底粉碎的于连的梦想，把他从云端摔到了地面。于连的一生被这个社会左右操控着，虽然他也有抗争，但个人的力量与这个封建社会的势力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简单地说，在这个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社会环境下，没有金钱，没有高贵的出身，就不会有出头之日。于连崇拜的拿破仑，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但是拿破仑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机遇，二十岁就当上了将军，三十六岁便征服了欧洲，当上了“世界的主人”，而于连虽然同拿破仑一样拥有坚定的意志、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华，可是却没有拿破仑那样的机遇，他生不逢时，出生在一个已经注定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于连生活在一个金钱与权力主宰的时代，他拥有自由平等观念的先进思想，有向上拼搏努力挣扎束缚的精神，但不幸的是，他用错了地方。在复辟时期社会环境里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投其所好，阿谀谄媚的奴才。他是唯一一个处在腐败的“上流社会”还能冷静观察一切并给以批判的人。他鄙视贵族的僵化保守，平庸无能，痛恨教士的伪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于连的悲剧是无法摆脱的。

于连进入社会的具体环境，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在作品中作者主要描写的社会环境有维里埃小城、贝藏松神学院和巴黎三个典型社会时代环境。由唯利是图的维里埃小城到人心恐怖的贝藏松神学院，再到充满阴谋诡计的巴黎侯爵家。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描写了黑暗统治的社会环境。于连虽然深受拿破仑的影响，但他无法摆脱黑暗社会的统治，他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但又无力反抗，只能虚伪面对。直到最后，在狱里才看清一切，真诚面对，拒绝再戴上虚伪的面具与黑暗社会的接触。最终成为社会黑暗社会势力的公敌，身受极刑而死。因此，可以说于连是被他所生活的社会摧残而死，他也只是封建制度的众多受害者之一。所以说“于连代表着那一时代中下层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他的悲剧绝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平民青年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②

三、个性悲剧

个性悲剧是于连悲剧的一大因素。如果说社会悲剧是导致于连悲剧的根本原因，那个性悲剧就是导致于连悲剧的直接原因。于连在去侯爵家前，彼拉尔神父就担心：“在您的性格里有一种至少对我来说是难以说清楚的东西，如果您得不到发迹，您将要受到迫害。对您来说，没有折衷的余地。千万别报幻想。别人能够看出，他们跟您说话，并不能使您感到高兴。在像这样的一个重社交的国家里，您如果不能得到尊敬，您就注定要遭到不

（二）反抗与妥协

反抗与妥协是于连性格悲剧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在这本书中，这个变化过程大致表现为“反抗—妥协—反抗”。于连从小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仇视封建统治阶级，和贵族制度，厌恶上流社会，他拒绝与上层社会同流合污，敢于反抗市长的训斥，拒绝别人的同情。于连在各种行为和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寻找一切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机会，为了进入上层社会，他常常会呈现出妥协的样子。当个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他便妥协，侯爵授予于连十字勋章时，勋章让于连在心理欲望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侯爵表忠心，做保王党，参与政治阴谋，冒生命危险为贵族的会议送情报，从而得到贵族的赏识，得到了金钱、官职和土地，而这些都是于连用自己的人生观妥协、退让换来的。但于连的平民反抗意识并没有完全泯灭，当他与德·纳尔夫人的恋情曝光时，一切美梦破碎时，他的反抗再次爆发了。他不再甘心做统治者的奴才，不再为其卖命。在他刺杀德·雷纳尔夫人入狱后，他拒绝向贵族乞求宽恕，在最后的审判庭上，他的陈词便是他最后的反抗。“我生不逢时，不属于你们那个阶段，在你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出身卑微而敢于起来反抗的乡下人。我并不乞求你们的宽恕，我不抱任何幻想，等待着我的时死亡，这是罪有因得”。毫无疑问，这是于连最后亦是最有力的抵抗，用死的方式对这个充满诡计和虚伪的社会发出强烈的控诉，勇敢无畏的走上了贵族阶级为他准备的断头台。于连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他既有反抗又有妥协，幻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跻身于上层社会，但封建等级制度无情地打破了他的幻想，他的人生也由这一悲剧而结束。

（三）、虚伪与真诚

于连性格悲剧及其矛盾性和冲突性是造成于连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有时不得不采取虚伪的手段。在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到处都是虚伪阴险的面孔，于连不敢公开反抗，只好把对教会的厌恶埋在心底，戴上伪善的面具，他受启蒙思想影响，是无神主义，但为了可以得到彼拉尔院长的赏识，不得不做出一副虔诚的面孔，即使他认为《圣经》上充满谎言，但他能背诵拉丁文的《圣经》《教皇论》。于连为了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在公共场合与大家交流时痛骂心目中的偶像拿破仑，这是我们都无法忍受的事，但在于连心中所有的虚伪行为，都只是为了完成理想的一种不得以的手段而已。在瓦雷诺的家宴上，瓦雷诺对穷苦人的行为却引起了于连的反感，这正是于连内心中最真诚的表现，而这种真诚的反应与虚伪相冲突使得于连在成功面前感到很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证明了于连具有真诚与虚伪的矛盾性格。在于连入狱后，他看清了一切，他厌倦了虚伪的手段，他开始坦然面对一切，卸下了一切面具，做最真实的自己，真诚待人，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在死亡来临之际，于连能够真诚的面对朋友、爱情，甚至是真诚的面对自己的父亲和敌人。这些足以证明，于连性格中的虚伪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而真诚却自始自终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封建统治阶级，最不需要的就是真诚，因此，于连不得不将真诚隐藏起来，直到最后面临死亡，才坦然的显露出真诚，也使于连的悲剧走向了落幕。

第五篇：浅论《洛丽塔》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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