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悲剧的原因（范文）

第一篇：论《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悲剧的原因（范文）

论《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悲剧的原因

李秀云

(班级：09级英语一班 学号：20091601115)

摘要：《茶花女》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马格丽特这个要求人格独立、追求真正爱情、自我意识觉醒的美丽纯洁的女性形象，在那个污浊的时代局限中，她仍保持心灵的纯洁，渴望正常人生活的妇女，她们只能以死亡达到对自身的救赎，她们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残酷扼杀；又是性格悲剧，是主人公争取某种世俗以外的价值，以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揭示了只有自我意识觉醒了，女性才会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才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庸。本文浅析了以茶花女为代表的女性命运悲惨的时代及历史原因，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旨在促进时代对女性命运公平及社会地位的关注。

关键字：依附；救赎；男权社会；自我意识

Analysis the Cause of the Camellia Lady’s Tragedy

Li Xiuyun

(Class one, Student Number: 20091601115)Abstract: “La Triviata” this novel successfully portrayed the personal Margaret request independ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rue love, self-discovery, beauty and pure image of women in the era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at dirty society.She still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soul, eager to the normal lives of women, they can only death to reach their own salvation, their tragedy is not only a social tragedy, but also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personality, the dignity of brutal strangling;personality tragedy, the hero to fight other than some kind of secular valu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female oppression.Reveals only self-consciousness, women will recognize their own unique value, will realize the equality between people, women are not men vassal.Analysis of the tragic fate of La Traviata, represented by female age and historical reason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era the fate of equity and social status of wom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s.Key words: submit;survival;man-predominated society;self consciousness 1

一、引言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代表作，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茶花女一样圣洁美丽的妓女的悲惨故事。小说写于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这个时期,法国各种思想纷涌而出,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的传统宗教信仰也有所松懈。上流社会生活奢侈腐化,无论男性女性,都视婚外两性关系为正常,甚至是一种自豪,非但不加掩饰,有时还故意炫耀这种非婚姻男女两性关系。这样的道德沦丧自然让许多虔信宗教的人士担忧。《茶花女》的故事在我国广为人知，它简述的是贵族青年阿尔芒和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涉世未深的阿尔芒在巴黎偶然结识了玛格丽特，他们俩彼此相爱，产生了非常真挚的爱情。但阿尔芒的父亲处于世俗成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迫使玛格丽特忍痛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怒之下对玛格丽特进行多次羞辱，并离开巴黎，远走他乡，以抚平心中创痛。而可怜的玛格丽特精神与病体备受折磨，终于病情恶化，在病痛中含恨而死[1]。

二、茶花女的悲剧性浅析

1.黑暗社会对茶花女的压迫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更没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在底层的妓女尤为如此。妓女是私有制条件下，男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经济条件上的一夫一妻制的补充品[2]。那些失去生活资料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一种供男性玩弄的特殊商品。故事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原本是性格善良的姑娘，是一位农家姑娘，生于“七月王朝”统治末期。当时的法国，掌权的金融贵族阶级极为腐败，贪污贿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环境。农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纷纷破产，农村的经济处于一片萧条。茶花女和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寻找谋生的出路，从农村流落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而谋生。

初入巴黎社会的茶花女，在谋生中目睹了上层社会的全貌。当时巴黎的上层社会正如马克思谈到的那样“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在这种形势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了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3]。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身一人的她面对着:一边是终日的辛劳仍换不来温饱，一边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引诱。使她产生了幻想，为了摆脱贫困、过着奢华的生活，她终于选择了比出卖劳动更能获得生活保障的卖笑生涯，一名无辜的劳动妇女就此变成了交际花, 茶花女即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贵族老爷们的玩物和商品。资本主义就是把妇女像商品一样贴上商标，身处人欲横流的巴黎社会的玛格丽特，只要看她华贵的化妆间，每一用具上都写着伯爵、新贵、阔老的名字，说明她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件特殊商品而存在。他们玩弄她，摧毁她，正如她说：换不到情人们的欢笑，一天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就会抛弃我们”[2]。但她们的地位与从前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她们的生活是豪华奢侈的，但这却是靠她们出卖肉体得来的，她们承恩受宠，可暗中却倍受欺凌侮辱。茶花女不得不满怀屈辱地跑遍巴黎各大剧院和交际场所，整天被达官贵人、老爷少爷包围追逐和玩弄，即使由于纵欲过度而引起肺病恶化，身体十分虚弱，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大口吐血的时候，她还不能休息，还要强装欢笑。由此可见，当时黑暗社会男权文化是如何残酷地扼杀女性，践踏女性的人性尊严，把女性贬为永远只能对男子俯首贴耳、为了男子享乐和生儿育女的低级生物[4]。茶花女越是美丽，资本越要残酷地控制和奴役她；她越是红极一时，作为商品的价格越昂贵，资本就越加疯狂地驱使她去交换、去卖淫、去赚钱。这正是被压迫妓女命运的真实写照，她生活的社会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永无翻身的地狱，人们彼此相互欺骗，用虚伪遮掩世界。她与年老的公爵交往和年轻的伯爵来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以支付庞大的开支。当老公爵得知她与阿芒住在乡下别墅成为情人时，就停止了给她经济担保。布吕丹丝最后见不能从玛格丽特那里骗到什么钱，也就疏远她了。靠玛格丽特过活的杜维诺阿太太看到玛格丽特病重，对她毫无用处时，竟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了，人人都把她抛弃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简直是身无分文了，餐具、首饰、开司米披肩全都当了，其余的东西都被查封了。在那样一个资产阶级虚伪道德及金融贵族腐化堕落的真面目下，她的存在是必然的，她的命运更是无法逆转的。她感到精神上极度疲劳、烦闷和空虚。生活中没有欢乐，没有温暖，遇不到一个真诚相待的人，到处都是虚情假意、冷酷而又自私。设想那些贵族情夫们若不是为了得到她来满足一下自 3 己的肉欲，他们会供养她吗？布吕丹丝若不是为了得到酬金，她会对玛格丽特到奴颜婢膝的地步？那些买卖人若不是为了在她身上大赚一笔，会在她身上搞投机吗？物欲社会中的人们麻木甚至可怕，当玛格丽特再已没有利用价值，濒临死亡时，他们都撕下那张虚伪的面具。最可悲的是她死后，那些人便急于拍卖她的物品，她就像一堆没有用的垃圾，被遗忘，被抛弃，被压在废墟里，在那么样的一个拜金世界里，人们的良心已逐步被黑暗所吞噬[5]。小仲马这一伟大的作家将那个杀人与无形的罪恶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以独特的人文关怀对当时社会底层的人们—妓女寄于了深切同情。

2.腐朽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其摧残 19世纪的欧洲社会，虚伪庸俗、假仁假义、讲求门面、极端势利。婚姻关系中既残存着封建门第的影响，同时又刻上了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烙印。生活在资本主义玛格丽特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受经济上的压迫以外，还受着残酷的精神奴役。她们被整个社会看作罪孽深重的人，看作不洁之物，即使抛弃了过去的生活也仍然如此。当上天允许一个妓女萌生爱情时，这种爱情起初似乎是一种宽恕，后来几乎总是变成对她的怒罚，没有忏悔就谈不上赦罪。或许她生命里最闪光的一点是阿芒，他们彼此都付出了感情，都为对方做出了牺牲。但他们这段爱情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及允许，更得不到那个社会的许可。当他们不顾一切相爱而相拥在一起时，阿芒父亲杜瓦先生的驾临使他们预感到了灾难的降临。阿芒的父亲，这位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道德度卫道士的化身，是造成茶花女悲剧的主要人物。他冷酷、虚伪，为了家族的名誉，利用茶花女那朴实善良、忍辱负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来干涉茶花女的幸福，剥夺她的意志。杜瓦先生是利用法律、宗教、舆论等各种手段，对她施以攻击、劝降，使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她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忍痛离开挚爱的阿芒，让他回到他的亲人身边。她牺牲了自己，独自忍受疼痛的折磨，独自吞下一颗苦果，这是茶花女的善良和纯洁所致。茶花女在阿芒父亲的逼迫下，重新回到那非人般的生活中。同时为了减轻阿芒失去爱情的痛苦，还违心地做出种种假象，让阿芒羞辱自己，阿芒像猛兽般愤然疯狂地当众羞辱她、卑鄙残忍地报复她，甚至濒临死亡的玛格丽特带着病弱之躯来请求他高抬贵手时，停止他在各种场合对她所做的羞辱和折磨，这也未能让这个心胸 狭隘的男人解开心结。他还得意给曾被他称之为“女神”、“天使”的玛格丽特送去标志妓女身份的“过夜费”对玛格丽特造成最后致命的一击。他这种由极爱 4 转变为极恨，加速了她死亡的进程。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来自男权社会，男人视女性为私有物的观念[6]。阿芒面对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能被自己独自占有时，想到的不是祝愿对方过得幸福，而是想到是否应杀死她，以让她永远不属于别人。再看巴黎的投机商人们，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用帖满了印花的借据跟她纠缠不休。这样她很快在贫苦、羞辱和疾病的折磨下离开了人间。以上形形色色的上流社会的迫害对主人公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间接杀人的刽子手。在以商品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中，资产阶级权贵是拿子女的婚姻作为谋求权利的手段，他们讲究“门当户对”与贫民百姓联姻尚且不允许，更何况妓女呢？为了摆脱风尘，追求光明，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哪里允许一个妓女过着人的生活? 茶花女不敢希望阿尔芒家的姓氏，仅仅想在短短的有生之年做阿芒的情人，就会使阿芒妹妹的未婚夫提出抗议，整个社会的舆论、道德观念像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罗网，笼罩在反叛命运的妓女头上，逼得她逃出火坑后又不得不重蹈火坑。当她把幸福给予他人时，自己却面临着毁灭，这是一种庄严的沉默、悲苦的挣扎[7]。为了摆脱风尘，追求光明，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卖淫制和道德观是扼杀茶花女的筷子手。正是杜瓦尔，用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和等级观念，扼杀了茶花女想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梦想，也正是社会上形形色色老公爵、N伯爵合在一起构成的强大熔炉，毁灭了茶花女的一生。他们与玛格丽特构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冲突，又不仅仅如此，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那个毫无人道的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残酷地扼杀了茶花女的女性人格和尊严，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3.严寒霜冻下茶花的自我凋零 “茶花”除了用来比喻玛格丽特命运的不幸即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却遭到狂风暴雨的无情摧残，因而过早的衰萎、凋零、死亡了。它更象征了女主人公品格的善良高尚，内心的优美无瑕。茶花女虽是一名混迹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妓女，但她身上来自下层人们的纯朴善良的精神光辉和对美好人生的真挚信念，始终未被泯灭。不屈不挠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这种对常人来说并不奢侈的幸福在她们却是一种很奢侈很遥远的梦想。因为她们被社会剥夺了做人的一切权利，这样，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以及为摆脱卖笑生活所作的挣扎和奋斗，实质上就成了对侮辱和践踏她们的社会的反抗，她们所追求和争取的不仅仅是来自于异性的爱情，更是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因此，她们的追求过程无法选择地被罩上了一层悲剧的光环。玛格丽特的爱情在阿尔芒身上可以说是获得了新生，但她把个人幸福完全维 5 系在所爱的人身上,是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当这对互恩互爱的情人在一起生活憧憬着未来时，迪瓦尔先生却逼着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她先是勇敢反抗，并向迪瓦尔先生解释她和他儿子的真正爱情，但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代表，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在粗暴干涉和无理指责不凑效时又改用充满深情的声调要求她放弃对阿尔芒的爱情。本性善良却富有责任感的她在男权社会的压力和迪瓦尔先生的哄骗下，只能忍痛地离开自己深爱的阿芒,重返巴黎，重操旧业，再次忍受贵族老爷的恣意蹂躏。此时的玛格丽特已选择用死亡的代价来那个反抗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此同时她还得忍受来自阿尔芒的残酷报复，不幸的爱情悲剧泯灭了玛格丽特对生活的最后一丝牵念和希望。她为了赎罪所付出的代价是一般妇人不能承受的。她要付出自己来证明她已具备爱的权利和力量，并用忏悔和皈依换取被玷污的灵魂得到洗涤而升入天堂，她是抱着使灵魂得到升华的信念而重返炼狱的。正是这种“神圣的激情”支持着她，使她恪守与杜瓦尔先生的协定，表现出一种忍辱负重，从不诉苦的忍耐精神。以此来断绝阿尔芒对她的爱，挽回阿尔芒家族的名誉，让阿尔芒的妹妹能如愿地“踏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让阿尔芒能沿着迪瓦尔先生设计好的道路奔向一个美好的前程。妓女一般是不会轻易产生爱情的，一旦产生会更加浓烈、深沉。当美好爱情的织网被杜瓦先生撕破后，视爱情为自己全部的她只能选择死亡，以期得到救赎，唯有死亡才能拯救她逃离这个人生苦海。她为别人的幸福无私的牺牲救赎了两个灵魂，一个是阿芒的，一个是自己的。她带着这个救赎的信念，飞向了精神的天堂。她的一生是短促的，却是安然的。最后在痛苦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走上了茫茫冥途。马格丽特的结局是悲哀的，但也正因悲哀才更显其美丽。在悲剧美学的范畴内，死的力量是巨大的，美的毁灭正是对丑的控诉，也更衬托出社会和世俗的黑暗与邪恶[8]。小仲马在这一恋爱悲剧里展示了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肯定了妓女做人的权利以及她们所应有的独立人格和地位，愤怒地谴责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侮辱和践踏，表现出他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所塑造的人物悲剧真实的反映了“无辜的妇女，罪恶的社会”这一生活现实。

三、结束语

小仲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自幼便尝到了世 态的炎凉和社会的不平。他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贪婪成性、荒淫成癖的金融资产阶级素怀不满。他极力摒弃资产阶级的偏见、恶习和门第观念，把自己满腔的同情和衷心的赞美，全都倾注到自己心塑造的玛格丽特身上[4]。小仲马可以让玛格丽特的爱情理想在阿尔芒身上获得新生。但是，由于门第等级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小仲马理所当然要在玛格丽特追求真挚爱情生活天空里涂上一层厚实的悲剧性色彩。虽然他通过自己的笔锋揭露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平，并且发出痛苦的呐喊。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小仲马也仅仅是为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掉了几滴同情的眼泪而已，他无法解决对立阶级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也未将悲剧的根源定义在阶级根源上。女性在求生的过程中，一方面力图摆脱男权文化束缚，凸现自我，另一方面又在外在和内在的精神禁锢中难以自拔。女性试图在两性世界中求得平等，走出男权文化传统樊篱，在男权文化世界中只不过是个美丽的神话。女性要求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唯一的途径是在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寻求两性的理解、和谐、平等。在当今时代，有着为了金钱而出卖的爱情，为了权力而“付出”的爱情，也有着被软弱、妒忌、猜测、自私而催垮的爱情，想想那些人们面对爱与死这一伟大的命题时究竟选择了什么，不尽让我们为之羞愧，他们竟会连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还不如，也许他们无法理解忠贞也无法去体现坚强。看看玛格丽特一朵在黑暗中绽开的白色茶花。她是那样洁白无暇，至今仍然吐露芬芳。

四、参考文献

[1]小仲马.茶花女[M].黄甲年 译.北京: 长久文艺出版社, 2006.68.84.173.[2]周艳红.茶花女悲剧的社会成因[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27).[3]赵欣.试论茶花女与杜十娘悲剧命运的比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4]小仲马.茶花女[M].黄甲年 译.北京: 长久文艺出版社, 2006.68.84.173.[5]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230.[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96.[7]苏屹峰.论《茶花女》悲剧的成因[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6,(09).[8]张筱红.十字架上的神女──《茶花女》悲剧成因浅探[J].克山师专学报,2001,(02).7

第二篇：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姓名：何丹丹

学号：10011138

班级：10文13

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摘要：《寒夜》以其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小家庭生活，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家庭的悲剧，抨击了造成该剧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寒夜》 人物性格 社会制度

《寒夜》作为巴金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它所包含的悲剧内涵丰富、复杂、深刻，具有超越持定时空的永久魅力，对研究现代家庭悲剧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作者通过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来刻画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描写出了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小说的创作时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将近两年时间，以抗战时期的国统区重庆为背景，濡染了浓厚的沉闷悲哀的色彩。“在《寒夜》中，作者只是要把他对生活的痛苦和孤独的感觉写出来，把‘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想法表达出来。”a

本文将从小说的人物性格出发，来分析主人公家庭悲剧的形成原因。

一、汪文宣的软弱与对现实的忍受

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这个小小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朦胧的。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困厄环境，使得他们的理想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梦，而当年那对满怀壮志、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恋人已不复存在。

“汪文宣是一个处于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迫害之下，在贫困、潦倒、疾病、歧

b视的境遇里挣扎而终于走到社会的绝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要求他必须成为家庭经济和精神的主导角色。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来让家人在经济上没有烦恼，扮演好“强者”的角色，从而拥有男人的面子和价值。母亲希望他能将妻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而妻子则希望他能妇唱夫随，摆脱现实的束缚，跟着她一起创办教育。但是，为了家人的生活，他只能做文字校对从事公司最底层的工作，忍受别人的嘲笑和厌恶。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他既怕伤了母亲，又怕伤了妻子。几年里，他整日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对待不断的家庭纷争，婆媳不和的状况使得他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严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a 乔世华《论解放后巴金对<寒夜>的阐释和修改》 [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b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压力把他本该是顶梁柱的成年男性退化成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孩子，面对母亲的训斥、妻子的可怜、儿子的漠视，他只能用“我不中用”四个字来逃脱男权文化下的性别使命。而正是他这种软弱与忍受的性格，使得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寒夜》突出表现了“汪文宣在家庭纠纷中的为难处境，以致给他带来无法排解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其根本原因在于塑造汪文宣的性格。这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合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c汪文宣一方面迁就母亲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迁就妻子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只要自己忍受一下，她们就能和平共处，而这两种思想也就会协调。

汪文宣是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抗战前期他的生活是在学校和温暖的家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善良软弱的性格。社会制度的黑暗迫使他的性格被扭曲成了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委曲求全。他的性格和命运代表了旧社会制度下千千万万贫苦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忍受是他这种软弱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和集中地反映。他不满周围人的蝇营苟合，却没有反抗现实的勇气，只是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一切生活艰辛和精神困苦，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最终，便在重病中，被局方因没有利用价值而一脚踢开，于贫困交迫中吐尽了“卖命”的最后一口血，在别人欢呼抗战胜利中悲惨地死去。

二、曾树生个性心理的矛盾

曾树生的言论、行动和她的内心世界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却又那么充满矛盾和斗争。个性心理的不断冲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性，以及这个家庭的悲剧。

作为女性，按照中国的传统意识来说，曾树生作为人妻，应凡事以丈夫为中心，相夫教子；作为儿媳，应唯婆婆马首是瞻，低眉顺眼。在家中，尽到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合乎标准的配角。但是，她年轻漂亮，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所以她渴望过好一点的生活；同时她又是一个喜欢热闹，还有点虚荣心，不耐寂寞的女人，这就加深了她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苦恼。因此，她始终保持着更好的“生存”的欲望，从未放弃追求自由与幸福。

曾树生与婆婆之间，始终如战火般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而支撑曾树生十几年的，是她与汪文宣爱情的力量。她看到醉酒游逛的丈夫，便不顾自己的赌气搀c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扶他回家。她为了在家悉心照料发疟疾的丈夫，就断绝了与外交往，对于婆婆的吵闹辱骂处处忍让。可是她在经营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做了个逃兵，没有坚决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和上司去咖啡店，喜欢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生病的丈夫。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却恰恰相反，她感到冰冷、寂寞、苦恼，空虚。她觉得在家里多待一刻也不可能。面对着这个已失去了昔日朝气和热情，变得只会唉声叹气，永远一副可怜相的病入膏肓的丈夫，她的内心有着无尽的恐惧和压抑。她无法接受汪文宣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满足她的现状。家对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她感到极度苦闷和压抑。

她要救出自己，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着想，去奋力挣扎。她再也不甘心和汪文宣过那种清贫的日子。在所有的现实面前，她对爱情没有经受住考验。她心中无比爱着汪文宣，可是，却推不开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她对爱情不够坚决，勇敢。最后，当她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汪文宣，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她与汪文宣已阴阳相隔，难续爱情。曾树生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追求物质享受，因此她不失时机地会去寻找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寻找她所需要的阳光、快活。她这时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可是她却不能做到不择手段地得到这些，她还会时常感到自责和愧疚。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她和陈主任的交往，即使陈主任喜欢她并诱惑她，在她与汪文宣正式脱离夫妻关系之前，她没有逾越传统道德底线半步。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那种漫无边际的沉闷生活，曾树生既被文雅、富有的年轻上司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她要坚守为人之妻的信义。其实她始终在内心的坚守和外来的诱惑之间徘徊。只是她没有抵制住诱惑，酿成了婚姻上的悲剧。

三、汪母对旧道德的恪守

汪文宣的母亲曾念过书，但“受的是晚清国民教育，学到的是礼教的妇德”d。她是个勤劳而又自私、顽固、保守的女人。汪母的思想深处有着一套牢不可破的封建思想, 她认为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她自然无法接受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她说：“我十八岁嫁到汪家来，三十几岁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d河村昌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子？ 我就没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汪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她决不会向新思想低头，曾树生同样也不会向旧观念屈服，这必然导致婆媳之间交流的隔阂、沟通的受阻。而沟通的不畅必然会引发家庭的不和谐，最终为家庭悲剧的发生埋下隐患。

在处理与媳妇的关系上,汪母以旧时婆婆的眼光看待曾树生,她瞧不起媳妇的“花瓶”生活,不愿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又不得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这更加深了她的牢骚与憎恨。她忘不了旧时媳妇的顺从及婆婆的权威,不自觉地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怒气,对媳妇尖酸挑剔。对媳妇的憎恨,有时竟使她忘记了对儿子的爱,她一步步逼媳妇与儿子越来越远,以至将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在汪母的观念里，树生应该扮演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相夫教子，正如她自己所做的，她认为这才是一个为人妻的女人应尽的职责。思想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婆媳间无尽的争吵，汪母说话尖酸刻薄，树生也毫不退让，常常是反唇相讥，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她们共同爱着的那个人即汪文宣。人人心里都装满委屈，却不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而是不断的彼此伤害，汪母在家庭悲剧中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小说的悲剧是发生在汪文宣的家庭中，是由于家中成员思想性格所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在于社会制度的黑暗。如巴金先生所说，写《寒夜》“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e。社会的黑暗，有了人物失业的威胁，才有了让家庭成员于不同方式挣钱时产生的矛盾。从而造成了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的不和睦。汪家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千万个家庭悲剧中具有广泛代表的一个经典缩影，它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作者借它“为小人物伸冤”f。e

f 巴金：《关于<寒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巴金 《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第三篇：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

年 级： 2010 级

班 级： 01 班

姓 名：

IC卡号：0182103***** 指导老师:

日 期：2011年5月15日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

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姓名：***

四川教育学院611130

Tel：15828******

E-mail：27******** @qq.com

【摘要】：小说《水浒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众多既让人钦佩不已又让人叹惋的英雄人物，但这些都不足以抹煞掉整本小说从中透露出的悲剧情愫。也许正是施耐奄先生在经过再三考虑后对小说的结局做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安排。然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是经过民间不断地流传、改编，之后施老先生再根据自己的总结、编排而成的一部小说。本文将从小说《水浒传》悲剧结局来论述产生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悲剧、原因、社会历史、文化、人性

悲剧结局是《水浒传》的重要思想，让很多读者在读完之后不禁扼腕叹息。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1]，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2 ]但仍然消除不了走向悲剧结局的痕迹。悲剧是由招安导致的，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性背景等。

一、《水浒传》悲剧结局的社会历史背景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和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最终的结局问题。

宋江起义发生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极力妥协，对内极力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纲，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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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成为金国的俘虏。[3]

南宋建立后，偏安江南一隅，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水浒传》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里的忠是对于朝廷、对于政府的忠）。[4]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腐败的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而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尤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5]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6]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7]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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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水浒传》悲剧结局的文化根源

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中国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全国可以说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思想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在秦灭之后的汉王朝，从武帝开始实行“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正式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20世纪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国外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之为“儒教”，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说法，由此可以想见，一种思想成为近乎于或者说就是宗教的思想，而且在中国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几乎都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指导思想、主导思想，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深刻。

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的思想及其提倡的一系列严格的礼法制度，对历代的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束缚。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还有后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考内容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是将一代代文人束缚在没有实用价值的“经典”之中。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中庸之道”“隐忍之道”指引着人们“克己复礼”“节欲”“淡泊明志”，众多的仁人志士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下消磨了意志，逐渐地刻在他们心中的忠于皇帝、忠于君、忠于朝廷、忠于父辈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宋江作为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职务定位很自然地便赋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押司又是一个不登封建官级品阶的“猥鄙小吏”，职务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层人民之间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下层苦难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赋予了他人格中的义的内涵，而这种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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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内涵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与叛逆性相通。当他杀死了阎婆惜，当他在浔阳楼写下反诗，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杀的在逃罪犯时，他终于被逼上了“梁山”，成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进行着叛逆皇帝的活动。

然而，当宋江成为了一名叛逆，参与并领导了“梁山”的叛逆活动时，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灵的深处埋藏着。李逵一句“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将潜在于宋江心灵深处的叛逆与忠君的矛盾揭示开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将这一矛盾摆在了实践层面上。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义厅”为宋江“梁山”的“忠义堂”。一“忠”字之添，标志着“梁山”由叛逆到忠君两种存在性质的转换，标志着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实践目标的转换。当宋江通过“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为“梁山”的主宰时，忠君与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词“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也同时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誓词。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可见，是宋江截断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级叛逆层次（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而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含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的冲突之中。

三、《水浒传》悲剧结局的人性和奴性渊源

从前述宋江与“梁山”群落的悲剧内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落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婢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财产与权势等级制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现森严的等级划分。中国封建社会愈向后来成熟地步发展，封建等级便愈加繁杂，人身依附便愈加严苛。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社会本质。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存在的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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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同时也就找到了关于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何以能成为累世累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意识的原因。

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不仅对于作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剂毒饵，而且对于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统治机构也是一剂强腐蚀剂，加速着它向腐烂深渊的下坠。尽管奴性意识对于统治者和对于叛逆者的“梁山”来说，在具体的运作指向和运作方式上有别，但作为奴性意识的存在和奴性意识的本质则是同一的。这种奴性意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和存在于“梁山”叛逆者的头脑之中，是一样的既深且固的。这诚如清代一揭所写：“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性于一纸；„„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逐。”[7]在人性与奴性的冲突中，《水浒传》所体现的则是奴性的胜利与人性的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由于受立场、视角以及时代的限制，未能从《水浒传》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一整体意义上来认识它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更由于社会危机的深重，叛逆与反叛逆的矛盾就自然成为最具敏感性最具尖锐性的起义闪爆点，故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叛逆者都将视线集中落在了《水浒传》所具有的叛逆性上，从而忽视了它的有利于皇帝不利于叛逆者的本质，造成接受者主体与《水浒传》本质的双向性背离。

早在明崇祯时，奴才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向崇祯帝告密，他以“世之多盗”“皆《水浒》一书为之”，要求下令：“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题本》）再如清乾隆皇帝的奴才福建省道监察御史胡定在向皇帝的告密奏折中写道：“盗言宜申饬也。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言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版。”（清江西按察衙门《定例汇编》）乾隆、嘉庆、咸丰都曾敕谕严禁《水浒传》的流传，不许刊刻售卖。

封建社会出现的叛逆者，自然是将他们的视点放在《水浒传》的叛逆性上面，例如天地会效仿《水浒传》“梁山”的忠义堂，将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作忠义堂。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门组织，对于“梁山”的效仿就更为具有典型意义，朱琳《洪门志》有如下记载：

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左： 问：你来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问：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结仁结义。（第十五章第二节《香堂设置新官人上香》）

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样，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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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岗。满园兄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第十七章第三节《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8]

由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奴性意识的束缚，而无法认识《水浒传》“梁山”忠义的奴性本质，这当然也是自然的。

四、作者本身忠义价值观念的影响

应当说整部《水浒传》是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真实的艺术再现，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作者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忠义价值观的局限，在体现《水浒传》忠君与叛逆的冲突时，一定意义上放大了忠君的道德含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作者将宋江送上招安的道路，将“梁山”的英雄兄弟一个一个地推向了招安的祭坛，从而降低了叛逆性的烈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叛逆的正义性与常规性目标指向。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又说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所以是这样，只需了解农民义军首领张士诚屡次邀施耐庵入伙都遭到拒绝便不难找到答案。正是由于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宋江的以报效朝廷为矢志的招安。这也是施耐庵写招安的宋江、投降的宋江而不去写反皇帝的方腊的奥秘所在。不过也应公正地看到，施耐庵在赋予宋江及“梁山”以忠君内涵时，同他当时所具有的复宋反元的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联系。从根本上看，忠义价值观与一定限度的犯上精神的整合，是施耐庵思想的主宰，这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古代知识分子铸就了的观念型范。施耐庵正是在这一观念模式的主导下创作了《水浒传》这一悲剧性小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崔茂新.齐鲁学刊.2000/05 [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3期.王小丽

[4]《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齐鲁学刊》1999年第03期.佘树声 [5]清·褚人获《坚瓠集·奴根》

[6]《后来居上的〈水浒〉人物——公孙胜》.侯会 [7]《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王丽娟

[8]《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赵山林.艺术百家.1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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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rt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gic mood

behind its end Key

Name:Maliangbo

The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611130

Tel：***

E-mail ：270333480 @qq.com

Abstract: the novel “Water Margin” leaves a deep impression on people.Throughout ,the book presents us with a very sharp-cut position on love and hate, also many a great heroes that we can not help admiring and sighing However, the touch an ending with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s rightly arranged by Mr.Schneider Um, on second thought Nevertheless, there indeed ,exist such a man and his deeds in history, but the author Mr.Schneider Um created “Water Margin "on the ginning of Ming one ,whose stories have been wildly spreaded and adapted among the civil.afterwards Mr.Schneider Um complied all this into a novel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wn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sert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gic mood behind its end Key.Keywords:

第四篇：悲剧的原因

论文：《伤逝》爱情悲剧根源再探

2006-06-01 10:18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鲁迅名篇《伤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定时代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关于这悲剧的根源，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囿于个人小家庭的狭隘爱情，这种狭隘性使得他们不能把个人的解放和全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从而局限于个人小天地而不能投身于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不能改变扼杀爱情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爱情自然也就难有美满的结局。

此说着眼于社会环境及其改造，揭示了悲剧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一结论流露出这样一种偏颇，即似乎没有完满理想的社会环境就没有幸福美满的爱情，不成为改革社会的斗士就不配享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另一种意见以为缺乏物质财富的困顿是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这固然指出了爱情与物质财富的紧密联系，但它亦并非决定性的一面。虽然家庭的性质和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影响家庭的唯一因素。倘若如是，则幸福美满的爱情就应仅为富商大贾的专利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性格的歧异及冲突，源自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子君的平庸怯懦，这种注重二人自身性格的眼光显然较之上述两种社会学角度的揭示更为切近悲剧根源的实质。因为它是从当事人内部来探寻原因的。但是这种归诸于性格缺陷的简单结论又尚欠深入，它难以解释二人当初何以又会热烈地相爱，难以解释二人性格在同居前后的不同及其变化，因而亦是差强人意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呢？

爱情观！正是二人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二人的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压迫和金钱困扰的冲击下，终于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盖着一种不愿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的自私、怯懦与虚伪，流露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正是这一爱情观使得他以真挚热烈之情开始的自由恋爱最终转化成“始乱终弃”这一古老的男人风流勾当的变种。

对子君而言，爱则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令人振奋的宣言的实质。子君把爱视为生活的全部，是目的而非手段，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幸福寄托在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身上，这种折射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古老妇道观的爱情观念，使得她这样一个实践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亦难免逃脱由尤物到累赘，最终被遗弃的悲剧命运。

涓生的爱情观是浪漫的，子君的爱情观是实在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二人心态行为的不同。涓生爱子君不可不谓真诚热烈-一时不见则惶惶不可终日，仅仅一见心中便极大地快慰。但浪漫的，为生活要求点缀的爱情观则使他难有应具的坚强和勇敢，“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狠裹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实在的，为生活找归宿的爱情观则使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实在的爱情观使子君易于满足，同居后她每每反复回味涓生真诚求爱的情景并陶醉于被爱的幸福之中。而浪漫的爱情观则使涓生难免失望，那含泪下跪，使子君幸福陶醉的真挚求爱得逞之后，涓生带有悔意地以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他自白：“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寻求爱情点缀生活的涓生不无他意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视爱情为归宿的子君却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泼起来”，“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种满足使她最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了，这无疑会使他们间的思想感情难以沟通，最终出现差距及至隔膜。

二人不同的爱情观还决定了他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从而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最后结局。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这种外来的打击，涓生是乐观而又坚强的，甚至反而还有一种终于脱出了牢笼的轻松，并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惧怕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则不然，由于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

由于其特定爱情观的作用，涓生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不仅不能焕发出原来就难有的自信与刚强，而且更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

他清醒而不乏勇气地认识到：“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即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怀念起自己在会馆时的独身生活，并勾起了一连串的抱怨，抱怨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抱怨子君及阿随、油鸡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打断自己的构思，其实，这不过是他为自己欲抛弃子君而寻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与自私。面对生活的压迫，曾持一种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在理想破灭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须活声，爱才有所附丽”的浅显而现实的道理。而曾持一种具在的、渗透着传统妇女心态的爱情观的子君，面对生活的变故及由之而来的其爱情理想物质基础的失去，则胆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温习往事和索求温存的自欺。

随着生活压迫的加深，她终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镇静„„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这种忧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灭后子君面对生活的恐惧和茫然。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长久地相爱，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话，那么，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冲突，最终使他们的分离成为事实。

在知道彼此已不相爱亦难再相爱的情况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身孤往；而失去了作为人生和目的归宿的爱和家庭的子君，则不得不向旧势力屈服，回到旧家庭中，并且随着作为其生命支柱的爱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随之很快地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充满生机的开始，最终却为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外因诱发了他们悲剧的爱情，而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情感、心态及行为方式，则作为内因决定性地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更是他们自身的悲剧。

在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争中，子君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

第五篇：论《伤逝》中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论《伤逝》中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

谢越

（西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8级4班

***）

摘要：

《伤逝》是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是唯一的一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它讲述了“五四”时期两个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涓生和子君因相爱而结合，最终却以悲剧而结束，让读者在叹息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最终走向了悲剧？ 在认真的阅读和思考后文章给我展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伤逝》 子君 涓生 爱情 悲剧

正文：

小说的主要内容大致是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两人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办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美好爱情的毁灭？通过对当时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性格的分析，我得到了以下几点。

一、经济来源断绝

在爱情走向悲剧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巨大经济压力。当涓生和子君同居的消息传到涓生供职的机关，局长为了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很快就把涓生解聘了。丢掉了唯一的经济来源，对涓生和子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为了生存，涓生偶尔往报社投点稿，或者艰难地翻译点 东西，可是挣的那点钱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把子君养的几只瘦得皮包骨头的鸡都煮着吃了。

在这种情况下，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矛盾便显现了出来。子君对涓生的不满化为了冰冷的脸色，涓生对子君的不满化为了厌弃，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忍受生活压迫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子君，而子君却如此浅薄，连这一点都想不到，只知道拽着他的衣角。涓生冷静回顾过去，反思这大半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首先是生活。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牛奶和面包是不会有的。涓生还发现了与社会相隔离的孤独，发现了孤独者不是强者，但是他又不能战胜这种孤独。为着“救自己”，涓生最终对子君说出了“我不再爱你”的话，最终导致子君在痛苦和寂寞地死去。可见，经济上的压力也是导致他们爱情毁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所说的：“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小舟最终在汪洋大海中搁浅，以致沉没。

二、封建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

子君和涓生，从相识、相爱到同居，从始至终都承受着来自封建势力的传统道德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等新思想，可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大部分国人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习惯势力依然强大，青年男女的婚姻一般还都是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子君和涓生的来往一开始就遭到父辈的激烈反对，叔父甚至不再认她为侄女；会馆里的“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擦着半瓶雪花膏的小东西”，以及涓生供职之处的局长，等等，全都敌视他们建立的这个新式小家庭。另外，来自于周围人的反对和鄙视也时时刻刻伴随着他们。当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时时遇上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这些眼光常常令涓生不寒而栗。几个反对的朋友也都陆续和涓生绝了交。结合，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离亲叛众。来自社会的这些不理解、讥笑、轻蔑和反对，使他们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结合之后，他们成了真正的二人世界。子君，整天就是做饭，一日三餐，不再读书、散步，成了与世隔绝的全职家庭主妇。涓生，两点一线，由家到局，由局到家，到家之后，相对无言，只好呆坐着。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人的合作„„„„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没有了任何社会关系的涓生，只好孤独地坐着。这样孤立的两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立，“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结果可想而知。

三、爱情基础的薄弱和思想性格的弱点

如果没有精神和经济上的压力，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之舟是不是就会平稳前行呢？细读文本，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作品显示，涓生和子君在失业的威胁尚未到来之前，爱情已经“凝固”。这是因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基础本身就不牢固。比如，两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阅历差距比较大。涓生大学毕业，在政府机关工作，文化修养比较高，见多识广，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子君虽然也有点新思想，可和涓生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两人当初 恋爱的时候，涓生对子君大谈家庭专制、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伊孛生等话题，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可以看出，子君在涓生面前，只有听的份，并不具备平等对话的条件，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罢了，在子君望涓生的眼神里，充满了被启蒙者对启蒙者的崇拜和仰慕。接下去涓生指着一张雪莱的半身像给子君看，“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显然是不好意思了。子君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封建思想依然浓厚又憧憬 美好爱情的少女罢了。至于恋爱半年后子君说出“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 这样坚决而透彻的语言，实在是涓生启蒙的功劳。在爱情面前，女人往往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是的，在爱情的鼓舞下，子君变得比涓生“透彻、坚强”多了。这种因爱情而膨胀的坚强与无畏，让同样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涓生敬佩不已，以至于看见了不远的将来中国女性呈现出辉煌的曙光。涓生向子君热烈地求爱了。热烈的爱情蒙蔽了他们对彼此的清晰的观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子君作为一个个性解放主义者，依然保有深厚的封建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

这样，结婚以后，子君也就又回到了中国旧式女子所走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老路。整天沉湎于家务琐事之中，养了四肢小油鸡，一只花白狗。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也没有，更不要说看书了，完全一个家庭主妇，生活圈子也仅局限于二人世界的小家，对社会所知更少。可以想象，他俩在一起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小说这样

描写：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俩人还经常耳鬓厮磨，可仅仅三个星期之后，神秘的新鲜感过去了，涓生对子君也有了更清醒、真实的了解，揭去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真的隔膜的面纱。这时，二人的共同语言渐渐少了，除了相对回味过去，不再有其他新的话题。涓生就有了一种危机感，他对子君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还劝子君读一点书。可子君却依然固我，完全沉浸在做家庭主妇的忙碌里，丝毫没有觉察到二人之间渐裂的感情距离。

就在情感出现裂痕的时候，涓生被解聘了，唯一的经济来源断绝了。接到解聘书的那一刻子君变了脸色，露出了怯弱。这让虽有心理准备但同样底气不足的涓生不禁有所失望。随着生计的艰难，涓生和子君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来大，涓生清楚地认识到子君“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无自觉”，对平庸的子君越来越不满，越来越认为子君是他重新飞翔的累赘，后悔自己大半年来为了这盲目的爱而把 别的人生要义忽略了。爱，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子君又开始了重温过去的课题，想温暖彼此之间的冷漠，但这只能招来涓生的暗笑，加速离开她的步伐。涓生更加坚定了离开子君的决心：要想开辟新的道路，只有分手；丢掉了累赘，自己才能振翅飞翔。涓生终于向子君说出了“我不爱你”的话。子君变色，默然，最终又被父亲领回了家中，在严威和冷眼中死去了，剩下涓生沉浸在悔恨和悲哀之中。子君的遭遇，恰好印证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 中的预言：“娜拉或者也只有两条路：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

回顾两个人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爱情刚开始的时候，涓生是勇敢的，对爱情也是真挚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作为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争取获得个人幸福，他们彼此鼓励着，依偎着，勇敢地向封建势力展开了挑战，家庭的束缚、社会的非议被他们置于脑后。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爱情。但是随着生活的压迫接踵而来，涓生在孤独支撑中，自私、卑怯的心理膨胀了起来。“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子君成为了他的累赘，尽管他也想到离开子君，会导致她死去，但还是在分手时自欺欺人地说出：“„„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于你倒好得多„„”可以看出，在生存危机面前，涓生为着求生，是多么自私、卑怯。从这些分析来看，他们的悲剧也是自身的悲剧。

《伤逝》深刻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个性解放在当时只是知识分子觉醒的起点，但是如果不超越个性解放思想的水平，并且把视野扩大到社会解放上去，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仍然是渺茫的；如果社会经济制度不改变，即使争取到个人幸福也是很容易失去的。当然，争取到自由婚姻个人幸福之后，还要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奋斗，否则，爱情幸福依然会失去。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这些。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2］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3］郑万鹏.中国现代文学史.华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