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悲剧意识原因

第一篇：哈代悲剧意识原因

1.《德伯家的苔丝》与哈代的悲观主义宿命论

托马斯•哈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在小说和诗歌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评论家普里特查德说:“在众多的英美诗人兼小说家—司各特、爱米莉·勃朗特、麦尔维尔、梅瑞狄斯、D.H.劳伦斯—当中，哈代可谓独占鳌头。”1 更有人称他为“英国小说中的莎士比亚”。

哈代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悲观主义色彩，其中以《德伯家的苔丝》最为著名，女主人公苔丝“的故事纯粹是悲剧——依我们看来，是伊丽莎白女皇时代以来所创作的最大的悲剧。”2 卡尔·韦伯评论说:“没有人会为这种评价争论，即它是他最伟大的小说。”3 作为哈代悲剧小说的创作顶峰，它融合了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性格悲剧为一体，是哈代悲剧意识，悲观主义思想的完美体现。

作为哈代的一个杰出成就，他为苔丝安排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并且认为 “只能这样，不可能有其它结局”，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国外学者对苔丝悲剧成因的研究倾向于“苔丝是命运的牺牲品”。4 国内也有评论说“一切悲剧性遭遇全由于无情命运所精心谋划和设计”。哈代认为，苔丝的失身是“命中注定”；苔丝家人被逐是因果报应：“当初德北家是郡中望族的时候，一定有过许多次，曾把无地可耕的人，毫不客气地驱逐”;并通过安吉尔用遗传因素解释苔丝杀亚雷的冲动，“不知道德伯氏的血统里，究竟有什么令人不懂的特性，才会让苔丝作出这种离经反常的事来”。哈代似乎在暗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现实的苦难与种种危机都是宇宙神秘不可知的意志，而在与环境的斗争中，人类必定受到命运的支配，这就是哈代思想上的宿命论与悲观主义的核心思想。2.哈代悲观主义思想的成因 2.1 家庭背景的影响

托马斯•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多切斯特(Dorchester)，那里是一个远离工业文明并始终保有着宗法制传统的村落。他自幼身体不好，常常沉浸在家乡的青山秀水之中，听闻过许多民间传说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家 William H.Pritchard , Lives of the Modern Poets(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80),p.16 2 W.特伦特:《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邵殿生译，《哈代创作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203页 3 卡尔·韦伯:《威塞克斯的哈代:生平和创作》，纽约，1940年，第131页。英文版。4 约翰·玛西:《文学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2页。

族的奇闻轶事，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哈代的母亲曾竭尽全力去接触她身边的每一本书，这对年幼的哈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精神基础——对书的执着；另一方面哈代的母亲及其外祖母都生活在“超自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偏远小山村”生活中的诸多坎坷使她们成为信奉超自然力量的人，两位的影响成为哈代接受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产生“人的命运是一种偶然不可控的超自然力量”等哲学思想的基础。2.2 从狂热的基督教徒到彻底的无神论者的转变 哈代的父亲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小提琴手，同时也从事教堂的修缮工作，所以哈代从小出入教堂，对于宗教具有相当的了解与情感，甚至曾经愿望自己成为一名传教布道的牧师。20岁时，年轻的哈代受福音派的影响，经常参加福音派牧师亨利·摩尔的布道。这期间长达好几年的时间中，哈代笃信基督教，对宗教的尊崇达到狂热的地步。他曾评述自己为churchy, not in an intellectual sense, but in as far as instincts and emotions ruled(遵从教会教条的，从内心深处是信仰基督教的)5。然而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生命进化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教义，对人类的思想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西方思想界从此展开了关于宗教与人类进化问题的激烈争论。哈代自称是“《物种起源》的第一批拥护者”6，他再也无法视上帝的创世说为真理。在创作《苔丝》的时候，哈代已经变成了彻底的无神论者。苔丝和安吉尔都没有宗教信仰，而且哈代对安吉尔的两个哥哥与钱特小姐等虔诚基督教徒的描写也充满了厌恶与嘲弄，他说“宗教只不过是一块体面的,用来掩盖道德沦丧和愚昧的遮羞布”。苔丝经历了一连串的悲剧之后，哈代质问苍天：“哪儿是保护苔丝的天使?她一心信仰、庇护世人的上帝在哪?”由此可见，哈代笔下的上帝,没有仁慈，没有同情心，一味地无情与冷漠。故事的结尾，哈代不无讥讽地说:“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之主宰对苔丝的戏弄也完了。” 2.3 时代的烙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恐惧 哈代的一生贯穿维多利亚时代，前半生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亲眼目睹了英国农村发生的剧烈变化，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震撼英国农村的经济危机，为哈代知道这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理智与情感的摩擦，让哈代陷入到对基督教以及资本主义的哀伤与绝望之中，从而奠定了哈代悲观主义的基石。历史的局限性，使哈代不能清楚解释眼前的矛盾，然而又找不出其他的出路。最终寄希望于随着时间宇宙的发展会有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来引领人类找到幸福，但是在根本上他又怀疑人们或许从来没有幸福可言。Marlene Springer, Hardy’s Use of Allusion [M],The Macmillam Press Ltd,1983,p.133.6 Florence Emily Hard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London: Macmillam & Co Ltd,1962,p.153 2.4 叔本华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在我们把《苔丝》中的悲观宿命论与西奥多·德雷塞(Theodore Dreiser)和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等美国自然主义流派进行比较之后，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不尽相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苔丝》悲剧的必然是建立在一连串偶然事件之上的，由此产生了故事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强烈反差。我们可以用哲学上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依存、并行发展的原理来解释。套用在这里，就是一个接一个“偶然”的积累把苔丝逼上了“必然的”死路，这些“偶然”让她即使不受这种伤害，也会受到那种伤害，即使不死于此时，亦将死于彼时，终将难逃步入毁灭的结局。在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苔丝的短暂的生命中究竟存在着多少“偶然”，就从她与安吉尔订婚说起：坦白信“偶然”塞到了地毯下面；去爱敏思市寻求帮助，恰恰错过了仁慈的“父亲”，“偶然”见到了恶语相向的安吉尔的哥哥；回来的路上又“偶然”遇上皈依宗教的亚雷；绝望之中写给安吉尔的求救信，却又“偶然”被耽搁了几天，结果安吉尔没能及时出现，苔丝再次走向邪恶的亚雷„„。这刚好印证了哈代所认为的，人的命运是被一种偶然的无法控制的超自然力量(circumstantial force)、机遇、巧合等决定的,这种力量是超越人类意志的宇宙内在意志力。无独有偶，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也认为：“世界上没有上帝，意志就是世界的本质，它象一个无恶不作的魔鬼，无休止地捉弄着芸芸众生，人类没有救赎，也没有希望。意志是使每一个人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夺与痛苦当中。”在叔本华看来，人生来就是一个悲剧，只要生命的欲望，生命的意志还存在，人们就要在一个个悲剧中承受煎熬。哈代很早就开始接触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但一开始并没有对它做深入的研究，直至后来叔本华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他才系统地阅读了叔本华的《悲观论集》。哈代小说创作的后期就深深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出生本身就是痛苦的。”“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没有垂死时的痛苦，死亡要比活着好。”这种悲观意识已经渗透到他的作品中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字，苔丝的一生便是这种悲观意识典型代表。另外，哈代本身自幼性格孤僻，极度敏感，就像是他笔下的裘德一样，不愿意长大，回避世事，这使他贯以悲剧的眼光审视人生。面对资本主义与封建宗教法制度的冲突，他对社会变革的忧虑与困惑会自然而然地上升成为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性思考。

对哈代悲观主义形成造成影响的，除了叔本华，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斯图加特·密尔等。早在达尔文之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就已推广了“进化”一词，并且首次提出了“适者生存”。他把生物进化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将自然选择机制引入社会学，形成了著名的达尔文主义：人类社会的生存斗争中，老弱无能的处于弱势，而强壮聪明的人自然处于上层。但是，哈代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在《苔丝》中，安吉尔愤怒地说道：“上帝不在他的天堂里：这个世界错乱了。”《无名的裘德》中，他争辩道“最伟大的人往往是失败者，而成功的人，则像鱼一样冷漠，像猪一样自私。”7 后来斯宾塞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第一法则，社会静力学等等，他说世界是由绝对于人类的不可知的力量构成的，也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先祖是赫胥黎, 他认为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哈代十分赞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的观点，一生都致力于研究不可知论，否认世界上有一种类似于上帝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哈代认为推动世界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探索，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除夕》中感受到，所谓的推动力就是自然。斯宾塞的哲学思想使得哈代相信命运这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被自然所驱动，让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悲惨的境地。莱斯利史蒂芬是哈代认为的同代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一生都很珍惜自己与无神论者史蒂芬之间的友情，史蒂芬的小说和诗歌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哈代支持。而弗兰索瓦·傅立叶对于基督教教义中的婚姻所持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哈代小说创作中对于基督教婚姻的描写。弗兰索瓦·傅立叶认为，基督教中关于婚姻的教义使得大多数人都承受着理智与欲望之间的煎熬。哈代将这种思想倾向通过自己的小说，特别是在《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中对基督教下的婚姻的恶意描述，准确地表达了出来。同样的，这一时期中最与众不同的一位无神论者——斯图加特·密尔，也从不同方面影响了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的形成。斯图加特·密尔的《论自由》曾经让哈代无比倾心，密尔认为任何人只要在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基础上都有权享有绝对的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相似的关于自由的争论在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贯穿始终

Williams Merryn.A Preface to Hardy [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 6 始终。

3.现实的悲观主义

尽管，哈代曾经公开否认自己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一方面，他却也承认：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基于后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而对叔本华的拓展丰富。的确，虽然哈代的悲观主义思想，受到叔本华的影响，却又与叔本华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极其不同，绝非彻底的悲观主义。他认为人们所谓的悲观主义“事实上只是在对现实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提出的质疑罢了。这种‘悲观主义’是改善人的身心过程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最后，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哈代痛苦地发现,人们各个方面的合理诉求受到社会的限制和责难,人们必须按照社会的意愿进行循规蹈矩的生活。作为一名正直的艺术家，哈代认为文学应当“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8，绝对不能为了迎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读者，抛弃创作中的坦诚。他决意打开人们的心扉,把各种欲望以及欲望背后的惆怅、悲愤和绝望公诸于世，他要以不快的、以事实为原型的“悲观主义”迎头痛击虚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并深刻思考人生、面对真实的世界。哈代的悲观是对苦难的正视,却又“不仅仅注视着过去,他思索着人类的前途,希望将来人类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善”9,要唤醒人类为自身幸福努力奋斗。他说：“我单独地怀抱着希望,虽然叔本华、哈特曼及其他哲学家,包括我所尊敬的爱因斯坦在内,却对希望抱着轻蔑的态度。”10像是《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苔丝，时时表现出的不甘失败、顽强抗争的一面——在人生屡次陷入困境的时候，每每不甘堕落、顽强抵抗的精神，勇敢地与人生的“不幸”做斗争。她这种顽强的品格，不懈奋斗的精神，也正构成了她最具感染力的品质。哈代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无情揭露现世的丑陋罪恶,发表悲观论调;一方面相信这个世界会有所改善,并将这种希望寄托于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普通劳动者。《苔丝》的结尾处，安吉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手拉手走向了夕阳，期待着明天的阳光，好像是哈代在告诉读者，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我们要怀抱希望和憧憬走下去„„ 8 Harold Oreled.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27.9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10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5.273.214.269.271.262.结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 7

结 语

托马斯•哈代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时代背景中强烈的社会反差，尖锐阶级斗争，使得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这也让哈代对于资本主义有着强烈的不满与无奈。《物种起源》的问世，对人类进化的科学阐释从深刻地动摇了哈代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像是叔本华、赫伯特·斯宾塞、莱斯利史蒂芬、弗兰索瓦·傅立叶还有斯图加特·密尔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同样对于哈代的悲观主义的形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托马斯•哈代将自己对于现实的质疑，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都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尤其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德伯家的苔丝》，毋庸置疑地说这一部小说是他悲剧性小说创作的巅峰，自然也是对他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的充分体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哈代的悲观主义并不等同于叔本华等哲学家的绝对的纯粹的悲观主义。面对生活，哈代不是完全陷入绝望的泥淖，而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悲剧与不幸，他从未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在绝望处怀抱希望，在悲剧中呐喊光明的到来，就如同他在《德伯家的苔丝》的最后，依然给读者留下了希望的种子，想象的空间„„

托马斯•哈代对于生活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他的基于现实的悲观主义，为文学史上的悲剧创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Casagrade Peter.1992.Tess of the d' Urbervilles: Unorgyodox Beauty.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Dale Kramer.2000.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Florence Emily Hardy.1962.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London: Macmillam & Co Ltd.Harold Oreled.1996.Thomas Hardy’s Personal Writings.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Marlene Springer.1983.Hardy’s Use of Allusion.London:The Macmillam Press Ltd.Thomas Hardy.1965.Tess of the Dùrbervilles.New York : Airmont.William H.Pritchard.1980.Lives of the Modern Poets.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Williams Merryn.2005.A Preface to Hardy.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杜轶茜，2003，苔丝形象的分析与悲剧命运的解读，华中师范大学。

郭辉、陈倩，2010,《德伯家的苔丝》对工业革命的批判意识,长城, 2010,(04)。卡尔·韦伯，1940，《威塞克斯的哈代:生平和创作》英文版，纽约。李 君，2009，哈代悲剧观在主要作品中的体现，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广海，2006，托马斯·哈代的生活哲学在其主要作品中的体现，哈尔滨工程大学。刘进水，2007，托马斯·哈代小说的悲剧性研究，山东大学。

刘建辉，2006，希望的呐喊者——析哈代式悲观主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06,(02)。

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1870-1955英国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

约翰·玛西，1998，《文学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社。哈代著;张谷若译，1984，《德伯家的苔丝》，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W.特伦特:《托马斯·哈代的长篇小说》，邵殿生译，《哈代创作论集》，199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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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悲剧的原因

论文：《伤逝》爱情悲剧根源再探

2006-06-01 10:18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鲁迅名篇《伤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定时代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关于这悲剧的根源，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囿于个人小家庭的狭隘爱情，这种狭隘性使得他们不能把个人的解放和全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从而局限于个人小天地而不能投身于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不能改变扼杀爱情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爱情自然也就难有美满的结局。

此说着眼于社会环境及其改造，揭示了悲剧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一结论流露出这样一种偏颇，即似乎没有完满理想的社会环境就没有幸福美满的爱情，不成为改革社会的斗士就不配享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另一种意见以为缺乏物质财富的困顿是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这固然指出了爱情与物质财富的紧密联系，但它亦并非决定性的一面。虽然家庭的性质和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影响家庭的唯一因素。倘若如是，则幸福美满的爱情就应仅为富商大贾的专利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性格的歧异及冲突，源自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子君的平庸怯懦，这种注重二人自身性格的眼光显然较之上述两种社会学角度的揭示更为切近悲剧根源的实质。因为它是从当事人内部来探寻原因的。但是这种归诸于性格缺陷的简单结论又尚欠深入，它难以解释二人当初何以又会热烈地相爱，难以解释二人性格在同居前后的不同及其变化，因而亦是差强人意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呢？

爱情观！正是二人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二人的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压迫和金钱困扰的冲击下，终于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盖着一种不愿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的自私、怯懦与虚伪，流露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正是这一爱情观使得他以真挚热烈之情开始的自由恋爱最终转化成“始乱终弃”这一古老的男人风流勾当的变种。

对子君而言，爱则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令人振奋的宣言的实质。子君把爱视为生活的全部，是目的而非手段，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幸福寄托在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身上，这种折射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古老妇道观的爱情观念，使得她这样一个实践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亦难免逃脱由尤物到累赘，最终被遗弃的悲剧命运。

涓生的爱情观是浪漫的，子君的爱情观是实在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二人心态行为的不同。涓生爱子君不可不谓真诚热烈-一时不见则惶惶不可终日，仅仅一见心中便极大地快慰。但浪漫的，为生活要求点缀的爱情观则使他难有应具的坚强和勇敢，“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狠裹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实在的，为生活找归宿的爱情观则使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实在的爱情观使子君易于满足，同居后她每每反复回味涓生真诚求爱的情景并陶醉于被爱的幸福之中。而浪漫的爱情观则使涓生难免失望，那含泪下跪，使子君幸福陶醉的真挚求爱得逞之后，涓生带有悔意地以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他自白：“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寻求爱情点缀生活的涓生不无他意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视爱情为归宿的子君却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泼起来”，“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种满足使她最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了，这无疑会使他们间的思想感情难以沟通，最终出现差距及至隔膜。

二人不同的爱情观还决定了他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从而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最后结局。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这种外来的打击，涓生是乐观而又坚强的，甚至反而还有一种终于脱出了牢笼的轻松，并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惧怕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则不然，由于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

由于其特定爱情观的作用，涓生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不仅不能焕发出原来就难有的自信与刚强，而且更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

他清醒而不乏勇气地认识到：“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即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怀念起自己在会馆时的独身生活，并勾起了一连串的抱怨，抱怨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抱怨子君及阿随、油鸡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打断自己的构思，其实，这不过是他为自己欲抛弃子君而寻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与自私。面对生活的压迫，曾持一种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在理想破灭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须活声，爱才有所附丽”的浅显而现实的道理。而曾持一种具在的、渗透着传统妇女心态的爱情观的子君，面对生活的变故及由之而来的其爱情理想物质基础的失去，则胆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温习往事和索求温存的自欺。

随着生活压迫的加深，她终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镇静„„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这种忧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灭后子君面对生活的恐惧和茫然。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长久地相爱，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话，那么，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冲突，最终使他们的分离成为事实。

在知道彼此已不相爱亦难再相爱的情况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身孤往；而失去了作为人生和目的归宿的爱和家庭的子君，则不得不向旧势力屈服，回到旧家庭中，并且随着作为其生命支柱的爱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随之很快地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充满生机的开始，最终却为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外因诱发了他们悲剧的爱情，而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情感、心态及行为方式，则作为内因决定性地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更是他们自身的悲剧。

在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争中，子君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

第三篇：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希腊神话和悲剧意识

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希腊悲剧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古希腊悲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活动。在古希腊世界漫长的演进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一种有合唱歌队伴奏，有演员表演并依靠幕布、背景、面具等塑造环境的艺术样式。古希腊戏剧大都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题材通常都很严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曾专门探讨悲剧的含义。他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命运的恐惧，由此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产生在希腊自由民反对儹主独裁政治和波斯侵略，为建立民主制而奋斗的时期，因此剧中充满着崇高的思想和爱国精神，而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具有宿命论色彩。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由此看出，希腊戏剧的精华大都集中在悲剧，而悲剧意识则是引导希腊悲剧不断发展的主线和精神所在。

虽说希腊悲剧的内容大多取材于神话与荷马史诗，但是剧作家们通过自身对神话的见解，将神话故事改编或深化以表现自己对当前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从而更适合揭露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希腊悲剧中更存在着命运的观念，这是当时的希腊人的意识形态的特点。他们看到现实和历史中，都存在着许多人类所不能左右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便把这些事归命于命运和定数。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人和神都无法逃避命运的支配，命运不可抗拒，但同时，他们又尊重个人的意志独立，因此二者之间构成一种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有了悲剧意识的存在。记得在课堂上，老师曾这样解释悲剧意识：其核心主题是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转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奠定了西方经典作品的基础，是西方经典作品的主线。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也正是反映了以上特点，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师埃斯库洛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就像是一个人类哲学意义上的训导者，为坚持原则，为民众和人类的利益，不向暴君屈服。而普罗米修斯也向人类展示出他强大的意志力，和高尚的精神境地，以当时的角度看来，普罗米修斯的经历绝对是个悲剧，但是他带给希腊人思想上的影响确是深刻的，即使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和神的惩罚，也要有一个大无畏的为人类和文明而献身的精神。因此，从普罗米修斯展现英雄受苦的境遇开始，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和先哲们便不断对人生智慧进行追求与探问，悲剧意识的主导地位也由此奠定。

在我看来，悲剧意识建立下的戏剧比喜剧带给人的印象往往要深刻的多，首先，在感官上带给人痛苦，其次，在心灵上给人以震撼。因此，我认为悲剧意识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透过某种悲剧的情绪，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在事件中直接影响我们的，或存在于未知领域的紧张和不安，悲剧意识就是在反应一种现实的悲剧性，正因为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窘或社会现状导致人们的心理压力沉重，悲剧不仅能够及时的反应现状，同时还能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得到一定的舒缓，从而映证了悲剧将人们的痛苦转化成为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一说。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还是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都表现了西方的悲剧意识。通过这些悲剧我们也能更好的审时度势，了解现今社会所缺少的，和激发人们内心的正义与意志。所以，我认为悲剧意识是时代发展下与人们思想意识日益深刻的产物，沿着理性的思考前进，才能抵达悲剧意识。只有理性才能激发出悲剧意识带给人们的深刻教育，帮助文化的成长，帮助人们发掘人性的潜质，达到优化人类素质和提升思想的效果。

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有各种意识形态的诞生，冒险与开拓，技术和力量，批判的精神等，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成长的悲剧意识形态，因此，悲剧意识是我们值得学习探讨与延伸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将悲剧意识上升成为一种美学，可见，悲剧能带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但我们将戏剧中的“小我”上升成“大我”，融入更广阔的天地，真诚的剖析，勇敢的思辨，我们的人生将不再是悲剧，而是充满人性的力量和生命的热度。

第四篇：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1、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影射着雅典奴隶主民主派英雄的历史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剧中，俄狄浦斯正视现实，刚毅勇敢，体贴民众，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也是一

个理想的民主派领袖的形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下场竟如此悲惨，贴切地表现了英雄意志

逃不脱命运桎梏的痛苦惶惑。这里，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还表达了个人

反抗命运的思想。在俄狄浦斯王身上，寄托着剧作家对民主派领袖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

疑。

2、首先，《伪君子》是一部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与民间喜剧手法结合的杰作。莫里哀创造性地

运用了“三一律”：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地点始终是

在奥尔恭家里，时间24小时。莫里哀在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独具的近代喜剧，既严整均衡、单纯集中，又曲折活泼，富有情致。(“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莫里哀的喜剧《伪

君子》就是按“三一律”写成的，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即奥尔恭的家

里；所描写的全部事件都在一昼夜之内发生；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

上。)

3、（1）径向对照

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对照也是人物圆心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的代表。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

（2）弧向对照

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这种弧向对照，提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

3）人物自我对照，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作者的美学追求：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雨果早在《〈克伦威尔〉序》中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

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

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

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第五篇：老人与海悲剧意识解读

从桑提亚哥的形象刻画看《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摘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命运实质上是海明威人生经历的艺术表现，老人的悲剧特质带有作者深层心理体验的影子。“迷惘”是海明威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老人与海》不仅把痛苦迷惘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把它升华为英雄精神背后的落寞与软弱。老人出海捕鱼的曲折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而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也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着笔较少的曼诺林是老人最亲的人，老人出海前后他陪伴在身边，但在老人最困难的时候却由于现实的阻力而离开了老人，曼诺林的离开给《老人与海》蒙上了人情悲剧的灰尘。因此，《老人与海》显现出强烈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

关键词：桑提亚哥 形象刻画 老人与海 悲剧意识

一、引言

《老人与海》无疑是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也是美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1954年，凭借《老人与海》独特的艺术魅力，海明威一举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老人与海》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其中丰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技法让它的研究变得厚重。老人桑提亚哥的形象与曲折命运昭示的那种悲剧意识处处显现人的生存及精神状态，而“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子精神背后的落寞、孤独则把对老人的敬佩、同情上升到哲学层面。从这个角度看，《老人与海》的英雄主义赞颂是次要的，老人与大自然的拼搏只是他走上悲剧命运的一块跳板。下面从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迷惘”文学主题总特征的体现、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曲折的斗争历程、曼诺林的世俗人情、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精神特质等六个方面来阐述《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二、《老人与海》的悲剧意识

1.海明威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以及个人生命体验复活了桑提亚哥形象。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他的迷惘个性的产生与他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捕鱼是海明威的爱好之一，老人的海上航行及捕鱼的经验源自海明威的实践。他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以见习记者的身份参加的，一开始他踊跃报名参加时因为眼疾未能如愿。到意大利参战时他又被炮击全身共取出277块弹片，在涉猎、飞机失事中也多次身负重伤。感情生活也并不顺利，他共结过四次婚。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给他带来巨大的折磨和痛苦,所以造成他多次自杀以及最后走向毁灭。海明威一生波澜起伏，苦难、战争、爱情失败的压力接踵而来，他一直在压力面前昂首挺胸勇敢拼搏，但是最后他仍然未摆脱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困扰。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和精神追求，就是向命运屈服的表现，顽强地拼搏却无可奈何，更显失败悲剧的必然。老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一生坎坷的经历和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在艺术上的折射反映。[1]老人把海明威的生命历程生动地演绎出来。桑提亚哥一出场便是灰色的，“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的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有逮住”，人们认为他倒了血霉。和他最亲的小孩曼诺林由于他的倒霉被父母叫上了另一条船，而立马“捕到了三条好鱼”，比较之下老人的出现起点就低人一等。远航出海只好去比别人远的地方，这时终于有大马林鱼吃鱼饵，但老人却等待了两天两夜，“钓索勒在背上疼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让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背痛、身体麻木、抽筋、手割破了皮，直到筋疲力尽他才战胜马林鱼。可是当老人还没喘过气来，成群的鲨鱼已经迫不及待地赶上来了，老人还没有体验到胜利的快乐就又面临更大的挑战，甚至是生命危险。老人还未从与马林鱼搏斗的疲劳中恢复过来，就不得不投身与另一场更艰苦而又遥遥无期的争斗。先是鱼叉、刀子等工具在搏斗时被鲨鱼身体带走，接下来连棍子、舵把也派上了用场，最后所有能用的工具都用光了，靠殊死搏斗的力量终于把凶恶的鲨鱼赶走。这里似乎胜利了，可是留给老人的并不是大的马林鱼，只剩马林鱼的骨架。老人带回住所的只有一身的疲惫和奋斗过后精神的憔悴、困惑、孤独。老人面临的挑战正是海明威生命的多难，海明威可谓是借桑提亚哥来重新游历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生命最后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也与老人搏斗后的疲惫与孤独相映衬。海明威是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悲剧,而死亡是人的唯一结局。[2]所以海明威用自身的生命验证了人生悲剧论，老人桑提亚哥作为他在作品中的形象代言人，必然会染上他的人生观，所以《老人与海》本身就是一部人生的悲剧史。

2.海明威的“迷惘”文学主题贯穿着《老人与海》的始末，《老人与海》是其迷惘文学观念影响下的作品。“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3]（67）《在我们的时代里》表现尼克对充满暴力的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太阳照样升起》描写了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丧失性爱能力后感情中的苦闷与迷惘，《永别了，武器》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亨利与凯瑟琳的爱情与幸福表达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情绪，《丧钟为谁而鸣》中乔丹炸毁桥梁的难以完成、和玛丽亚的纯洁爱情阻挡不了他身负重伤，虽然最终完成了任务但也流露出迷惘的情绪。《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后的作品，它仍然有迷惘观念的影响，作品中经常表现出老人桑提亚哥的苦闷。“不过一个人在黑夜中，没有武器，如何能对付它们呢？”在与鲨鱼的搏斗中老人失去了可用的刀、棍子，面对有可能发生的成群鲨鱼的攻击，他开始了对明天的担忧与无奈，有时也发出“我希望不用再斗了”的感叹。“你的选择是呆在远离陷阱和套索的深海,我的选择是孤身一人来这儿抓住你。自中午起我们俩就绑在了一起,没人来救你我。”“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什么也没有，只怨我出海太远了”[4]老人在与马林鱼、鲨鱼的搏斗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心理斗争，老人的精神状态一直在变化。一个人漂泊在黑夜中，老人只有与敌人鲨鱼为伴，向它诉说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心理的怯弱。对孩子曼诺林的想念，或是争斗中对他的念叨，都表现出老人的无助和苦闷。这是海明威“迷惘”理论在《老人与海》中的体现，老人的迷惘在于他一直处在无尽头的挫折中、远离人群的孤独寂寞、不断抗争后的无所得，老人处在迷惘中得不到释放也是一种悲剧。3.老人形象的悲剧暗示。《老人与海》中老人的外貌、语言、行动蒙上了悲剧色彩，在人物描写间可以明显看出。老人的船帆用面粉袋打了补丁，在作者眼里是“永远失败的旗子”。“老人憔悴而消瘦”，“腮帮子上有些褐斑”，双手有“刻得很深的伤疤”，老人被岁月毫不留情地布上了阴影，他虽然不肯“认输”，但他还是显现出衰老的迹象。“但愿孩子在这里就好了”，“真希望那孩子在这里”，“但愿那孩子在这里，而且现在有点儿盐就好了”，在老人捕鱼过程中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就会想到小孩，希望得到帮助。但是这恰恰是一种奢望，需要帮忙时孩子不在身边，他只有靠自己，这表现他的无助和无可奈何。于是他又转向寻找精神支柱，“可是我愿意念诵十遍《天主经 》和十遍《圣母经》，让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愿望，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布莱的圣母”，“万福童贞圣母，请您祈祷叫这条鱼死去”，“假如有鲨鱼来，愿天主同情他和我吧”，坚强的老人不服输，但是他也会对自己的信心产生动摇，在与马林鱼争锋相对谁也奈何不了谁时，他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对上帝的保佑满怀希望。这是老人对现实困境的认识，这种对自我的否定实际反映出作者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命运主宰的悲观态度。[5]“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太清楚东西”，马林鱼给了老人巨大的压力，老人不堪承受，他只好“放松鱼叉上的绳子”。拼尽力气老人终于赶走了最后一条鲨鱼，但是他也“喘不过气来，感到嘴里有一股怪味儿”，老人在动作上的变化以及日渐无力的行动，也显示了他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