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第一篇：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姓名：何丹丹

学号：10011138

班级：10文13

论《寒夜》家庭悲剧的原因

摘要：《寒夜》以其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小家庭生活，深刻地反映了这个家庭的悲剧，抨击了造成该剧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制度。

关键词：《寒夜》 人物性格 社会制度

《寒夜》作为巴金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它所包含的悲剧内涵丰富、复杂、深刻，具有超越持定时空的永久魅力，对研究现代家庭悲剧根源有着积极的意义。作者通过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来刻画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描写出了小职员汪文宣一家的悲剧。小说的创作时间跨越了抗战胜利前后将近两年时间，以抗战时期的国统区重庆为背景，濡染了浓厚的沉闷悲哀的色彩。“在《寒夜》中，作者只是要把他对生活的痛苦和孤独的感觉写出来，把‘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想法表达出来。”a

本文将从小说的人物性格出发，来分析主人公家庭悲剧的形成原因。

一、汪文宣的软弱与对现实的忍受

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是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这个小小的理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朦胧的。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困厄环境，使得他们的理想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梦，而当年那对满怀壮志、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恋人已不复存在。

“汪文宣是一个处于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迫害之下，在贫困、潦倒、疾病、歧

b视的境遇里挣扎而终于走到社会的绝路的小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儿子、丈夫、父亲，这些身份要求他必须成为家庭经济和精神的主导角色。他也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来让家人在经济上没有烦恼，扮演好“强者”的角色，从而拥有男人的面子和价值。母亲希望他能将妻子收拾得服服帖帖，而妻子则希望他能妇唱夫随，摆脱现实的束缚，跟着她一起创办教育。但是，为了家人的生活，他只能做文字校对从事公司最底层的工作，忍受别人的嘲笑和厌恶。在妻子和母亲的矛盾中，他既怕伤了母亲，又怕伤了妻子。几年里，他整日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对待不断的家庭纷争，婆媳不和的状况使得他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严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a 乔世华《论解放后巴金对<寒夜>的阐释和修改》 [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b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压力把他本该是顶梁柱的成年男性退化成了一个无能无助的孩子，面对母亲的训斥、妻子的可怜、儿子的漠视，他只能用“我不中用”四个字来逃脱男权文化下的性别使命。而正是他这种软弱与忍受的性格，使得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家庭破裂。

《寒夜》突出表现了“汪文宣在家庭纠纷中的为难处境，以致给他带来无法排解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其根本原因在于塑造汪文宣的性格。这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合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c汪文宣一方面迁就母亲的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迁就妻子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只要自己忍受一下，她们就能和平共处，而这两种思想也就会协调。

汪文宣是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抗战前期他的生活是在学校和温暖的家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他善良软弱的性格。社会制度的黑暗迫使他的性格被扭曲成了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委曲求全。他的性格和命运代表了旧社会制度下千千万万贫苦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忍受是他这种软弱性格最突出的表现和集中地反映。他不满周围人的蝇营苟合，却没有反抗现实的勇气，只是默默地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一切生活艰辛和精神困苦，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待遇。最终，便在重病中，被局方因没有利用价值而一脚踢开，于贫困交迫中吐尽了“卖命”的最后一口血，在别人欢呼抗战胜利中悲惨地死去。

二、曾树生个性心理的矛盾

曾树生的言论、行动和她的内心世界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却又那么充满矛盾和斗争。个性心理的不断冲突，最终铸成了她的悲剧性，以及这个家庭的悲剧。

作为女性，按照中国的传统意识来说，曾树生作为人妻，应凡事以丈夫为中心，相夫教子；作为儿媳，应唯婆婆马首是瞻，低眉顺眼。在家中，尽到自己的本分，做一个合乎标准的配角。但是，她年轻漂亮，不甘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所以她渴望过好一点的生活；同时她又是一个喜欢热闹，还有点虚荣心，不耐寂寞的女人，这就加深了她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苦恼。因此，她始终保持着更好的“生存”的欲望，从未放弃追求自由与幸福。

曾树生与婆婆之间，始终如战火般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而支撑曾树生十几年的，是她与汪文宣爱情的力量。她看到醉酒游逛的丈夫，便不顾自己的赌气搀c 张慧珠 《巴金创作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

扶他回家。她为了在家悉心照料发疟疾的丈夫，就断绝了与外交往，对于婆婆的吵闹辱骂处处忍让。可是她在经营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做了个逃兵，没有坚决勇敢地捍卫自己的爱情。她喜欢和上司去咖啡店，喜欢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生病的丈夫。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可是回到家却恰恰相反，她感到冰冷、寂寞、苦恼，空虚。她觉得在家里多待一刻也不可能。面对着这个已失去了昔日朝气和热情，变得只会唉声叹气，永远一副可怜相的病入膏肓的丈夫，她的内心有着无尽的恐惧和压抑。她无法接受汪文宣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满足她的现状。家对她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她感到极度苦闷和压抑。

她要救出自己，为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着想，去奋力挣扎。她再也不甘心和汪文宣过那种清贫的日子。在所有的现实面前，她对爱情没有经受住考验。她心中无比爱着汪文宣，可是，却推不开爱情路上的绊脚石。她对爱情不够坚决，勇敢。最后，当她意识到自己最爱的还是汪文宣，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她与汪文宣已阴阳相隔，难续爱情。曾树生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追求物质享受，因此她不失时机地会去寻找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寻找她所需要的阳光、快活。她这时追求的已不是为教育而献身的理想，她所追求的是物质的满足，是能和她共进咖啡厅、共进舞厅的有钱有势的人。可是她却不能做到不择手段地得到这些，她还会时常感到自责和愧疚。她的内心是矛盾的。比如她和陈主任的交往，即使陈主任喜欢她并诱惑她，在她与汪文宣正式脱离夫妻关系之前，她没有逾越传统道德底线半步。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那种漫无边际的沉闷生活，曾树生既被文雅、富有的年轻上司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她要坚守为人之妻的信义。其实她始终在内心的坚守和外来的诱惑之间徘徊。只是她没有抵制住诱惑，酿成了婚姻上的悲剧。

三、汪母对旧道德的恪守

汪文宣的母亲曾念过书，但“受的是晚清国民教育，学到的是礼教的妇德”d。她是个勤劳而又自私、顽固、保守的女人。汪母的思想深处有着一套牢不可破的封建思想, 她认为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她自然无法接受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她说：“我十八岁嫁到汪家来，三十几岁了，我当初做媳妇，哪里是这个样d河村昌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J].陈思和、辜也平主编 《巴金：新世纪的阐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子？ 我就没见过象她这样的女人。”汪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她决不会向新思想低头，曾树生同样也不会向旧观念屈服，这必然导致婆媳之间交流的隔阂、沟通的受阻。而沟通的不畅必然会引发家庭的不和谐，最终为家庭悲剧的发生埋下隐患。

在处理与媳妇的关系上,汪母以旧时婆婆的眼光看待曾树生,她瞧不起媳妇的“花瓶”生活,不愿靠媳妇的收入度日,又不得不间接地花媳妇的钱,这更加深了她的牢骚与憎恨。她忘不了旧时媳妇的顺从及婆婆的权威,不自觉地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怒气,对媳妇尖酸挑剔。对媳妇的憎恨,有时竟使她忘记了对儿子的爱,她一步步逼媳妇与儿子越来越远,以至将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在汪母的观念里，树生应该扮演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相夫教子，正如她自己所做的，她认为这才是一个为人妻的女人应尽的职责。思想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婆媳间无尽的争吵，汪母说话尖酸刻薄，树生也毫不退让，常常是反唇相讥，最后受伤的往往是她们共同爱着的那个人即汪文宣。人人心里都装满委屈，却不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而是不断的彼此伤害，汪母在家庭悲剧中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小说的悲剧是发生在汪文宣的家庭中，是由于家中成员思想性格所造成的，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在于社会制度的黑暗。如巴金先生所说，写《寒夜》“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e。社会的黑暗，有了人物失业的威胁，才有了让家庭成员于不同方式挣钱时产生的矛盾。从而造成了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的不和睦。汪家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千万个家庭悲剧中具有广泛代表的一个经典缩影，它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作者借它“为小人物伸冤”f。e

f 巴金：《关于<寒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巴金 《谈<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第二篇：论巴金的寒夜

金的《寒夜》(2007-04-09 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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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寒夜

论述

论巴金的《寒夜》

内容提要

巴金的《寒夜》，有着它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旧社会，他总结出：好人得不到好报。所以，他极力为小人物申冤，可见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是一部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品。本文试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对《寒夜》的成功之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论。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寒夜》所蕴含的独特。、文章结构如下：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寒夜·独特。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渴望光明

论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颠峰之作。曾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2卷1-6期）。《寒夜》体现了作家的人格与人生态度。巴金的伟大之处不仅仅体现于他正直伟岸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用艺术手段成功地揭示了人类“软弱”的灵魂。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更了不起!巴金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深刻的艺术反思的：他剖析着自己，同时也在剖析着人类的灵魂——“我是人类苦难的歌手!”而《寒夜》正是“人类苦难”曲中最动人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一章。《寒夜》成功之处在于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在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浅谈自己对《寒夜》的理

解。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何谓成功的人物形象？那种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得了，好坏两极背反写人物的方法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而由此刻画出的人物也绝对不是受观众喜爱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写人应当写真实的人，写具有复杂性格的人。当然复杂性不等于多元性，而是在规定性前提下具有的复杂性，这是符合文艺辩证法的。

《寒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

（一）汪文宣——典型的悲剧人物

汪文宣是《寒夜》最大成就之一。凡是读过《寒夜》的人，都不能不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忍耐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处世哲学。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见，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担惊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对妻子也是如此。他带着强烈的念头去找她，可看到妻子同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在家庭婆媳争吵中，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他不敢批评谁，也不敢批判是非曲直。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给上司祝寿，都敬酒唯他不去。让他给一个国民党候补委员、政界红人写吹捧时，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最后写成后他却在骂自己“谎话、完全谎话”，话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善良的他在病重的最后时刻，也没将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树生，却忍受极大痛苦写下“我愿她幸福”的遗言。对

年迈的母亲也一肚的歉疚。那么是谁阻止了汪文宣的前进步伐，使他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勇士，逐步蜕变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是那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和黑暗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汪文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小人物。

（二）曾树生——个人主义者

曾树生的经历与汪文宣相差无几，都是大学毕业，有过相同的理想，最后生活所逼，也只能在川大银行过着“花瓶”生活，且与婆母多次冲突。健康、漂亮的她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从小说文本看，巴金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那样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叙述策略是形式层面上的，简单说是指文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究叙述策略，不讲究文采，则文学的意义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凡名家，其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往往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二者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文学作品成为影响深远的名作。

阅读巴金的小说《寒夜》，我们可以体察到小说中独特形式的审美。而独特形式所蕴含的是沉郁的审美，它构成了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

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与氛围的制造上。《寒夜》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为了与之相呼应，巴金的小说语言选择的是一种忧伤与哀婉的语调。这种语调是深刻表达苦难现实的语言基调，也是巴金在叙述语言上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语言基调构成了巴金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小说中的“寒夜”世界的阴暗令他十分伤感。他的情感常常会自觉流泻笔底。因此，他的语言世界是忧伤与哀婉的。同时，人物的悲苦状态，都召唤着这种忧伤的语言。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巴金以“寒夜”作为作品意境的中心，以“寒夜”聚合着人物内心与外界、主观与客观二重世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阴暗寒冷”的住房，“永远带着愁容”的天，“一片黯淡的灰色”的马路等等这样的句子。它形成了一种沉郁哀婉的审美风格。

其次，与忧郁的语言相一致的，是巴金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剖析。他十分致力于细腻展示人

物的忧郁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心理结构的特征。《寒夜》写的是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以此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整部作品情节简约，节奏徐缓，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灵的挣扎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忧郁的语调十分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底层家庭生存的苦难，小说平淡的情节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小说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他与世无争又善良正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但这种不满，他既不敢明言，也不流露出来，只能在心里自叹自语。因此，巴金作品中的汪文宣有很多富有个性色彩的内心独语。内心的怨艾和内心的自责，构成了汪文宣进行自我调剂的两种手段。作品通过他如泣如诉式的内心独语，写出了汪文宣这个小人物卑微懦弱的心理和性格，写出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历程。这种着力于人物内心描写的叙述策略，使小说着眼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使作家的情感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痛苦紧紧关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伤的审美效果。

另外，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阅读完小说，我们发现故事的发展并无突然的巨大的波澜，一切都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一样，情节以非常徐缓的节奏向前发展。巴金常常将剧烈的现实冲突潜藏到叙事话语的背后，淡化现实世界外在的种种对立，而是让这种对立移植到人物的心里冲突中去。因此，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叙述。且作家又往往致力于细微地表现其起伏变化，因而使平淡的故事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情节上的淡化，人物心灵世界摇曳多姿的描写，使故事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巴金写《寒夜》是为“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如：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同事老钟。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她不甘心同别人分担儿子的爱。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活力。

《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巴金的这部《寒夜》从侧面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注释:

参考文献：

《寒夜》、谈《寒夜》、关于《寒夜》作者：巴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吴宏聪 范伯群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正如巴金说的；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人物；

汪文宣。曾树生。陈奉亚，陈奉光，汪母，玫，小宣，莎莎，秦风，远房舅舅张华飞和玫结婚的王秉业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激流三部曲雾雨电 随想录，再思录，无题集，探索集，病中集，真话集等等

第三篇：悲剧的原因

论文：《伤逝》爱情悲剧根源再探

2006-06-01 10:18 【大 中 小】【我要纠错】

鲁迅名篇《伤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定时代生活中的爱情悲剧，关于这悲剧的根源，多年来人们作出了种种不同的揭示。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囿于个人小家庭的狭隘爱情，这种狭隘性使得他们不能把个人的解放和全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从而局限于个人小天地而不能投身于变革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不能改变扼杀爱情的社会环境，他们的爱情自然也就难有美满的结局。

此说着眼于社会环境及其改造，揭示了悲剧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方面。这一结论流露出这样一种偏颇，即似乎没有完满理想的社会环境就没有幸福美满的爱情，不成为改革社会的斗士就不配享有幸福美满的爱情；另一种意见以为缺乏物质财富的困顿是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这固然指出了爱情与物质财富的紧密联系，但它亦并非决定性的一面。虽然家庭的性质和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影响家庭的唯一因素。倘若如是，则幸福美满的爱情就应仅为富商大贾的专利了。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们性格的歧异及冲突，源自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子君的平庸怯懦，这种注重二人自身性格的眼光显然较之上述两种社会学角度的揭示更为切近悲剧根源的实质。因为它是从当事人内部来探寻原因的。但是这种归诸于性格缺陷的简单结论又尚欠深入，它难以解释二人当初何以又会热烈地相爱，难以解释二人性格在同居前后的不同及其变化，因而亦是差强人意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涓生子君爱情悲剧的真正根源呢？

爱情观！正是二人不同的爱情观，决定了二人的不同的性格心态及行为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压迫和金钱困扰的冲击下，终于难免分离的悲剧结局。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不难看出，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爱不过是生活的一种点缀，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盖着一种不愿负责任或不敢负责任的自私、怯懦与虚伪，流露出一种特有的中国式大男子主义的心态。正是这一爱情观使得他以真挚热烈之情开始的自由恋爱最终转化成“始乱终弃”这一古老的男人风流勾当的变种。

对子君而言，爱则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令人振奋的宣言的实质。子君把爱视为生活的全部，是目的而非手段，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幸福寄托在一个爱自己的男人身上，这种折射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古老妇道观的爱情观念，使得她这样一个实践自由恋爱的新女性亦难免逃脱由尤物到累赘，最终被遗弃的悲剧命运。

涓生的爱情观是浪漫的，子君的爱情观是实在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恋爱过程中二人心态行为的不同。涓生爱子君不可不谓真诚热烈-一时不见则惶惶不可终日，仅仅一见心中便极大地快慰。但浪漫的，为生活要求点缀的爱情观则使他难有应具的坚强和勇敢，“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狠裹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而实在的，为生活找归宿的爱情观则使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对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实在的爱情观使子君易于满足，同居后她每每反复回味涓生真诚求爱的情景并陶醉于被爱的幸福之中。而浪漫的爱情观则使涓生难免失望，那含泪下跪，使子君幸福陶醉的真挚求爱得逞之后，涓生带有悔意地以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他自白：“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随着新鲜感和神秘感的消失，寻求爱情点缀生活的涓生不无他意地体会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视爱情为归宿的子君却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泼起来”，“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种满足使她最终难免趋于平庸，和官太太为油鸡和“阿随”而无谓地争吵了，这无疑会使他们间的思想感情难以沟通，最终出现差距及至隔膜。

二人不同的爱情观还决定了他们面对生活变故时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从而造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最后结局。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面对这种外来的打击，涓生是乐观而又坚强的，甚至反而还有一种终于脱出了牢笼的轻松，并对未来充满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惧怕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则不然，由于她把爱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视为生活的目的和归宿，视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对外来的打击，在自由恋爱的追求中曾经大无畏的她胆怯了，虽然她也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可那声音“却只是浮浮的”。

由于其特定爱情观的作用，涓生在面对生活的变故时不仅不能焕发出原来就难有的自信与刚强，而且更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

他清醒而不乏勇气地认识到：“向着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孤身奋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即便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

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怀念起自己在会馆时的独身生活，并勾起了一连串的抱怨，抱怨自己无力置一间书斋，抱怨子君及阿随、油鸡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饭打断自己的构思，其实，这不过是他为自己欲抛弃子君而寻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与自私。面对生活的压迫，曾持一种浪漫爱情观的涓生在理想破灭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义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须活声，爱才有所附丽”的浅显而现实的道理。而曾持一种具在的、渗透着传统妇女心态的爱情观的子君，面对生活的变故及由之而来的其爱情理想物质基础的失去，则胆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温习往事和索求温存的自欺。

随着生活压迫的加深，她终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镇静„„时时露出忧疑的神色来”，这种忧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灭后子君面对生活的恐惧和茫然。如果说，爱情观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情感存在差异和隔膜，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长久地相爱，分离成为一种必然的话，那么，社会的压迫和金钱的困扰则加剧了这种差异和隔膜，并导致他们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冲突，最终使他们的分离成为事实。

在知道彼此已不相爱亦难再相爱的情况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奋身孤往；而失去了作为人生和目的归宿的爱和家庭的子君，则不得不向旧势力屈服，回到旧家庭中，并且随着作为其生命支柱的爱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随之很快地结束了。他们轰轰烈烈充满生机的开始，最终却为凄凄切切的悲剧结局，他们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作为外因诱发了他们悲剧的爱情，而他们不同的爱情观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情感、心态及行为方式，则作为内因决定性地造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因此，他们的悲剧更是他们自身的悲剧。

在爱情理想的追求过程中，涓生从浪漫走向实在，从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则从果决刚强走向平庸懦弱，从希望到满足进而走向失望和绝望。在与生活所作的悲剧性抗争中，子君是弱者和牺牲品，而涓生则作为一个强者终于站起来，“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不能说他一定会成功，至少，他还没有失败！

第四篇：浅析寒夜的悲剧根源

浅析《寒夜》家庭悲剧的根源

http://2010年05月28日 08:16来源：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二是汪母对子女的爱情产生的妒嫉心与破坏力，引发婆媳之争。汪文宣是汪母唯一的儿子，丈夫死后儿子便是她唯一的依靠，她决不允许其他人一同分享他的儿子，当她见到儿媳与儿子亲热时，心中便感到无限的沉寂，暗暗走回自己的卧室，她多次骂儿媳只顾自己痛快，而让她一个老太婆吃尽苦头。他以死来要挟逼迫儿子休掉儿媳以求得对儿子的独享，这便引发婆媳之间无休止的争吵。

三、悲剧根源：强烈的生命欲求冲突

在《寒夜》中汪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的长辈，从前也读过书，但是她恪守旧道德，用树生的话说：“她是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恪守旧道德的目的在于能拥有婆母的权威和舒适生活。而树生是“五四”后新青年的代表，有新思维，有主见有作为，寻求幸福，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婆媳争吵的结果是汪母吵架后向儿子诉苦说：“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树生）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到她！”树生则在给文宣的信中说到：“我们在一起生活，只是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且你母亲只要在一天，我们中间就没有和平和幸福，我们必须分开。” 文宣夹在母亲和妻子这“敌对”双方的中间，两面哀号，左右为难，却无法愈合两人的创伤。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在男权社会下角色错位导致文宣失去话语权，而婆媳的矛盾是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但实质上这是两种互不相容的生命欲求的冲突，是汪母权威舒适的生命欲求与树生幸福自由的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婆媳争吵是一场“生命欲求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最本质的生命欲求冲突。

汪文宣与曾树生夫妻分离也在于生命欲求的冲突。战前物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曾树生更重视自我精神理想的追求，战时她逐渐进入中年，物质环境恶化，因而不得不忍痛放弃纯属精神理想的东西，转而竭力抓住“青春最后的时刻”，抓住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抓住光和热，因为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过去把她和汪文宣连接在一起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以及文宣的活力，可到了战时的重庆，文宣也被迫放弃了理想的追求，且又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个性追求，懦弱敷衍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现实关系中的夫妻关系逐渐剥落为单纯的付出与索取的关系。夫妻间不再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曾树生对汪文宣有的只是怜悯和厌恶。牺牲自己的幸福留在丈夫身边只会互相折磨、损害，而与陈主任同去兰州则更符合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自由的原始生命欲求。

值得一提的是《寒夜》的家庭悲剧设置与鲁迅先生笔下的《伤逝》相比，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探讨知识分子婚恋悲剧的短篇小说，其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惊人的相似，但《寒夜》中男权文化的摄入更具文化底蕴，婆媳关系的加入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感，新女性的出现及出走更具时代意味。《寒夜》有着更成熟完美的艺术形式，他的悲剧内涵也更丰富、更复杂、更深刻，在三位家庭主要人物的平等对话中向读者深刻展示了一幅具有现代意味的家庭生活中生命欲求冲突的现实画卷，可以说它在现代千万个家庭悲剧中仍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经典缩影，它具有着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独特艺术魅力。

第五篇：论《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悲剧的原因（范文）

论《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悲剧的原因

李秀云

(班级：09级英语一班 学号：20091601115)

摘要：《茶花女》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马格丽特这个要求人格独立、追求真正爱情、自我意识觉醒的美丽纯洁的女性形象，在那个污浊的时代局限中，她仍保持心灵的纯洁，渴望正常人生活的妇女，她们只能以死亡达到对自身的救赎，她们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也是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残酷扼杀；又是性格悲剧，是主人公争取某种世俗以外的价值，以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揭示了只有自我意识觉醒了，女性才会认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才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女性并不是男性的附庸。本文浅析了以茶花女为代表的女性命运悲惨的时代及历史原因，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旨在促进时代对女性命运公平及社会地位的关注。

关键字：依附；救赎；男权社会；自我意识

Analysis the Cause of the Camellia Lady’s Tragedy

Li Xiuyun

(Class one, Student Number: 20091601115)Abstract: “La Triviata” this novel successfully portrayed the personal Margaret request independ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rue love, self-discovery, beauty and pure image of women in the era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at dirty society.She still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soul, eager to the normal lives of women, they can only death to reach their own salvation, their tragedy is not only a social tragedy, but also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personality, the dignity of brutal strangling;personality tragedy, the hero to fight other than some kind of secular valu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f female oppression.Reveals only self-consciousness, women will recognize their own unique value, will realize the equality between people, women are not men vassal.Analysis of the tragic fate of La Traviata, represented by female age and historical reason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era the fate of equity and social status of wome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works.Key words: submit;survival;man-predominated society;self consciousness 1

一、引言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代表作，小说以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生活经历为主线，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外表与内心都像茶花女一样圣洁美丽的妓女的悲惨故事。小说写于法国七月王朝时期，这个时期,法国各种思想纷涌而出,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的传统宗教信仰也有所松懈。上流社会生活奢侈腐化,无论男性女性,都视婚外两性关系为正常,甚至是一种自豪,非但不加掩饰,有时还故意炫耀这种非婚姻男女两性关系。这样的道德沦丧自然让许多虔信宗教的人士担忧。《茶花女》的故事在我国广为人知，它简述的是贵族青年阿尔芒和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涉世未深的阿尔芒在巴黎偶然结识了玛格丽特，他们俩彼此相爱，产生了非常真挚的爱情。但阿尔芒的父亲处于世俗成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迫使玛格丽特忍痛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一怒之下对玛格丽特进行多次羞辱，并离开巴黎，远走他乡，以抚平心中创痛。而可怜的玛格丽特精神与病体备受折磨，终于病情恶化，在病痛中含恨而死[1]。

二、茶花女的悲剧性浅析

1.黑暗社会对茶花女的压迫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更没有能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生活在底层的妓女尤为如此。妓女是私有制条件下，男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经济条件上的一夫一妻制的补充品[2]。那些失去生活资料的妇女为了生存，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一种供男性玩弄的特殊商品。故事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原本是性格善良的姑娘，是一位农家姑娘，生于“七月王朝”统治末期。当时的法国，掌权的金融贵族阶级极为腐败，贪污贿赂，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环境。农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纷纷破产，农村的经济处于一片萧条。茶花女和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寻找谋生的出路，从农村流落到城市，靠出卖劳动力而谋生。

初入巴黎社会的茶花女，在谋生中目睹了上层社会的全貌。当时巴黎的上层社会正如马克思谈到的那样“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在这种形势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了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3]。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身一人的她面对着:一边是终日的辛劳仍换不来温饱，一边却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引诱。使她产生了幻想，为了摆脱贫困、过着奢华的生活，她终于选择了比出卖劳动更能获得生活保障的卖笑生涯，一名无辜的劳动妇女就此变成了交际花, 茶花女即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形形色色、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贵族老爷们的玩物和商品。资本主义就是把妇女像商品一样贴上商标，身处人欲横流的巴黎社会的玛格丽特，只要看她华贵的化妆间，每一用具上都写着伯爵、新贵、阔老的名字，说明她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件特殊商品而存在。他们玩弄她，摧毁她，正如她说：换不到情人们的欢笑，一天满足不了他们的虚荣心，他们就会抛弃我们”[2]。但她们的地位与从前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她们的生活是豪华奢侈的，但这却是靠她们出卖肉体得来的，她们承恩受宠，可暗中却倍受欺凌侮辱。茶花女不得不满怀屈辱地跑遍巴黎各大剧院和交际场所，整天被达官贵人、老爷少爷包围追逐和玩弄，即使由于纵欲过度而引起肺病恶化，身体十分虚弱，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大口吐血的时候，她还不能休息，还要强装欢笑。由此可见，当时黑暗社会男权文化是如何残酷地扼杀女性，践踏女性的人性尊严，把女性贬为永远只能对男子俯首贴耳、为了男子享乐和生儿育女的低级生物[4]。茶花女越是美丽，资本越要残酷地控制和奴役她；她越是红极一时，作为商品的价格越昂贵，资本就越加疯狂地驱使她去交换、去卖淫、去赚钱。这正是被压迫妓女命运的真实写照，她生活的社会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永无翻身的地狱，人们彼此相互欺骗，用虚伪遮掩世界。她与年老的公爵交往和年轻的伯爵来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以支付庞大的开支。当老公爵得知她与阿芒住在乡下别墅成为情人时，就停止了给她经济担保。布吕丹丝最后见不能从玛格丽特那里骗到什么钱，也就疏远她了。靠玛格丽特过活的杜维诺阿太太看到玛格丽特病重，对她毫无用处时，竟连看也不看她一眼了，人人都把她抛弃了。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简直是身无分文了，餐具、首饰、开司米披肩全都当了，其余的东西都被查封了。在那样一个资产阶级虚伪道德及金融贵族腐化堕落的真面目下，她的存在是必然的，她的命运更是无法逆转的。她感到精神上极度疲劳、烦闷和空虚。生活中没有欢乐，没有温暖，遇不到一个真诚相待的人，到处都是虚情假意、冷酷而又自私。设想那些贵族情夫们若不是为了得到她来满足一下自 3 己的肉欲，他们会供养她吗？布吕丹丝若不是为了得到酬金，她会对玛格丽特到奴颜婢膝的地步？那些买卖人若不是为了在她身上大赚一笔，会在她身上搞投机吗？物欲社会中的人们麻木甚至可怕，当玛格丽特再已没有利用价值，濒临死亡时，他们都撕下那张虚伪的面具。最可悲的是她死后，那些人便急于拍卖她的物品，她就像一堆没有用的垃圾，被遗忘，被抛弃，被压在废墟里，在那么样的一个拜金世界里，人们的良心已逐步被黑暗所吞噬[5]。小仲马这一伟大的作家将那个杀人与无形的罪恶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以独特的人文关怀对当时社会底层的人们—妓女寄于了深切同情。

2.腐朽阶级形形色色的人物对其摧残 19世纪的欧洲社会，虚伪庸俗、假仁假义、讲求门面、极端势利。婚姻关系中既残存着封建门第的影响，同时又刻上了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烙印。生活在资本主义玛格丽特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受经济上的压迫以外，还受着残酷的精神奴役。她们被整个社会看作罪孽深重的人，看作不洁之物，即使抛弃了过去的生活也仍然如此。当上天允许一个妓女萌生爱情时，这种爱情起初似乎是一种宽恕，后来几乎总是变成对她的怒罚，没有忏悔就谈不上赦罪。或许她生命里最闪光的一点是阿芒，他们彼此都付出了感情，都为对方做出了牺牲。但他们这段爱情却得不到任何人的承认及允许，更得不到那个社会的许可。当他们不顾一切相爱而相拥在一起时，阿芒父亲杜瓦先生的驾临使他们预感到了灾难的降临。阿芒的父亲，这位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道德度卫道士的化身，是造成茶花女悲剧的主要人物。他冷酷、虚伪，为了家族的名誉，利用茶花女那朴实善良、忍辱负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来干涉茶花女的幸福，剥夺她的意志。杜瓦先生是利用法律、宗教、舆论等各种手段，对她施以攻击、劝降，使她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她含泪答应了他的请求，忍痛离开挚爱的阿芒，让他回到他的亲人身边。她牺牲了自己，独自忍受疼痛的折磨，独自吞下一颗苦果，这是茶花女的善良和纯洁所致。茶花女在阿芒父亲的逼迫下，重新回到那非人般的生活中。同时为了减轻阿芒失去爱情的痛苦，还违心地做出种种假象，让阿芒羞辱自己，阿芒像猛兽般愤然疯狂地当众羞辱她、卑鄙残忍地报复她，甚至濒临死亡的玛格丽特带着病弱之躯来请求他高抬贵手时，停止他在各种场合对她所做的羞辱和折磨，这也未能让这个心胸 狭隘的男人解开心结。他还得意给曾被他称之为“女神”、“天使”的玛格丽特送去标志妓女身份的“过夜费”对玛格丽特造成最后致命的一击。他这种由极爱 4 转变为极恨，加速了她死亡的进程。这种强烈的占有欲来自男权社会，男人视女性为私有物的观念[6]。阿芒面对自己所爱的女人不能被自己独自占有时，想到的不是祝愿对方过得幸福，而是想到是否应杀死她，以让她永远不属于别人。再看巴黎的投机商人们，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用帖满了印花的借据跟她纠缠不休。这样她很快在贫苦、羞辱和疾病的折磨下离开了人间。以上形形色色的上流社会的迫害对主人公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间接杀人的刽子手。在以商品为基础的私有制社会中，资产阶级权贵是拿子女的婚姻作为谋求权利的手段，他们讲究“门当户对”与贫民百姓联姻尚且不允许，更何况妓女呢？为了摆脱风尘，追求光明，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哪里允许一个妓女过着人的生活? 茶花女不敢希望阿尔芒家的姓氏，仅仅想在短短的有生之年做阿芒的情人，就会使阿芒妹妹的未婚夫提出抗议，整个社会的舆论、道德观念像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罗网，笼罩在反叛命运的妓女头上，逼得她逃出火坑后又不得不重蹈火坑。当她把幸福给予他人时，自己却面临着毁灭，这是一种庄严的沉默、悲苦的挣扎[7]。为了摆脱风尘，追求光明，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资产阶级的卖淫制和道德观是扼杀茶花女的筷子手。正是杜瓦尔，用社会公认的道德原则和等级观念，扼杀了茶花女想过真正人的生活的梦想，也正是社会上形形色色老公爵、N伯爵合在一起构成的强大熔炉，毁灭了茶花女的一生。他们与玛格丽特构成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冲突，又不仅仅如此，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那个毫无人道的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残酷地扼杀了茶花女的女性人格和尊严，把她推向了死亡的深渊!3.严寒霜冻下茶花的自我凋零 “茶花”除了用来比喻玛格丽特命运的不幸即像一朵盛开的鲜花，却遭到狂风暴雨的无情摧残，因而过早的衰萎、凋零、死亡了。它更象征了女主人公品格的善良高尚，内心的优美无瑕。茶花女虽是一名混迹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妓女，但她身上来自下层人们的纯朴善良的精神光辉和对美好人生的真挚信念，始终未被泯灭。不屈不挠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这种对常人来说并不奢侈的幸福在她们却是一种很奢侈很遥远的梦想。因为她们被社会剥夺了做人的一切权利，这样，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以及为摆脱卖笑生活所作的挣扎和奋斗，实质上就成了对侮辱和践踏她们的社会的反抗，她们所追求和争取的不仅仅是来自于异性的爱情，更是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因此，她们的追求过程无法选择地被罩上了一层悲剧的光环。玛格丽特的爱情在阿尔芒身上可以说是获得了新生，但她把个人幸福完全维 5 系在所爱的人身上,是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当这对互恩互爱的情人在一起生活憧憬着未来时，迪瓦尔先生却逼着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她先是勇敢反抗，并向迪瓦尔先生解释她和他儿子的真正爱情，但这个残酷、罪恶的社会代表，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在粗暴干涉和无理指责不凑效时又改用充满深情的声调要求她放弃对阿尔芒的爱情。本性善良却富有责任感的她在男权社会的压力和迪瓦尔先生的哄骗下，只能忍痛地离开自己深爱的阿芒,重返巴黎，重操旧业，再次忍受贵族老爷的恣意蹂躏。此时的玛格丽特已选择用死亡的代价来那个反抗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此同时她还得忍受来自阿尔芒的残酷报复，不幸的爱情悲剧泯灭了玛格丽特对生活的最后一丝牵念和希望。她为了赎罪所付出的代价是一般妇人不能承受的。她要付出自己来证明她已具备爱的权利和力量，并用忏悔和皈依换取被玷污的灵魂得到洗涤而升入天堂，她是抱着使灵魂得到升华的信念而重返炼狱的。正是这种“神圣的激情”支持着她，使她恪守与杜瓦尔先生的协定，表现出一种忍辱负重，从不诉苦的忍耐精神。以此来断绝阿尔芒对她的爱，挽回阿尔芒家族的名誉，让阿尔芒的妹妹能如愿地“踏入一个体面的家庭”,让阿尔芒能沿着迪瓦尔先生设计好的道路奔向一个美好的前程。妓女一般是不会轻易产生爱情的，一旦产生会更加浓烈、深沉。当美好爱情的织网被杜瓦先生撕破后，视爱情为自己全部的她只能选择死亡，以期得到救赎，唯有死亡才能拯救她逃离这个人生苦海。她为别人的幸福无私的牺牲救赎了两个灵魂，一个是阿芒的，一个是自己的。她带着这个救赎的信念，飞向了精神的天堂。她的一生是短促的，却是安然的。最后在痛苦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走上了茫茫冥途。马格丽特的结局是悲哀的，但也正因悲哀才更显其美丽。在悲剧美学的范畴内，死的力量是巨大的，美的毁灭正是对丑的控诉，也更衬托出社会和世俗的黑暗与邪恶[8]。小仲马在这一恋爱悲剧里展示了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肯定了妓女做人的权利以及她们所应有的独立人格和地位，愤怒地谴责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侮辱和践踏，表现出他进步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所塑造的人物悲剧真实的反映了“无辜的妇女，罪恶的社会”这一生活现实。

三、结束语

小仲马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大仲马的私生子，自幼便尝到了世 态的炎凉和社会的不平。他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有着深切的感受，对贪婪成性、荒淫成癖的金融资产阶级素怀不满。他极力摒弃资产阶级的偏见、恶习和门第观念，把自己满腔的同情和衷心的赞美，全都倾注到自己心塑造的玛格丽特身上[4]。小仲马可以让玛格丽特的爱情理想在阿尔芒身上获得新生。但是，由于门第等级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小仲马理所当然要在玛格丽特追求真挚爱情生活天空里涂上一层厚实的悲剧性色彩。虽然他通过自己的笔锋揭露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平，并且发出痛苦的呐喊。但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小仲马也仅仅是为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掉了几滴同情的眼泪而已，他无法解决对立阶级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也未将悲剧的根源定义在阶级根源上。女性在求生的过程中，一方面力图摆脱男权文化束缚，凸现自我，另一方面又在外在和内在的精神禁锢中难以自拔。女性试图在两性世界中求得平等，走出男权文化传统樊篱，在男权文化世界中只不过是个美丽的神话。女性要求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唯一的途径是在社会更加文明、进步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寻求两性的理解、和谐、平等。在当今时代，有着为了金钱而出卖的爱情，为了权力而“付出”的爱情，也有着被软弱、妒忌、猜测、自私而催垮的爱情，想想那些人们面对爱与死这一伟大的命题时究竟选择了什么，不尽让我们为之羞愧，他们竟会连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还不如，也许他们无法理解忠贞也无法去体现坚强。看看玛格丽特一朵在黑暗中绽开的白色茶花。她是那样洁白无暇，至今仍然吐露芬芳。

四、参考文献

[1]小仲马.茶花女[M].黄甲年 译.北京: 长久文艺出版社, 2006.68.84.173.[2]周艳红.茶花女悲剧的社会成因[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2008,(27).[3]赵欣.试论茶花女与杜十娘悲剧命运的比较[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3).[4]小仲马.茶花女[M].黄甲年 译.北京: 长久文艺出版社, 2006.68.84.173.[5]吴岳添.法国小说发展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230.[6]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96.[7]苏屹峰.论《茶花女》悲剧的成因[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6,(09).[8]张筱红.十字架上的神女──《茶花女》悲剧成因浅探[J].克山师专学报,200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