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寒夜》中人物形象（合集五篇）

第一篇：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论《寒夜》中人物形象

《寒夜》中全是黑色，灰色的笔调描写，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束，整篇文章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汪文宣就是生活在这个氛围里小人物的代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以，他具有那时所有小人物的性格，懦弱，逆来顺受，苟且偷生.......面对自己母亲对妻子树生的指责和妻子对母亲的回击，他不敢插嘴，他只是埋怨自己不中用，不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他没能力去协调婆媳之间的隔阂，好让她们和平相处。面对公司上司的苛求和压榨，他只能在心里愤恨的咒骂，但在脸上的却任然是微笑，在行动上依然是照着上司的意思做。面对公司员工的不屑和逃避，他只是默默的承受，他不曾，也没有想过要站出来证明自己.....他只是默默的忍受一切他认为不好的东西，从来不曾想过站出来击碎他们，这个抗战的时期使他变得麻木。汪母是一为辛苦的母亲，是一位生活在混乱年代的小人物的母亲，这也是一个催人深省的角色。她前半生在重庆生活舒坦，但是在战后，她逃到成都，去帮助他儿子。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艰苦，当儿子的工资变少时，他背着儿子去给别人当老妈子，帮别人洗衣服以换取微弱的生活费。可以说为了儿子，她已经倾尽了全力。但是她对儿子的爱有些偏执。她觉得她全心全意的爱着儿子，儿子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着她。所以，她容不得把爱分给他妻子，特别是个没有举行婚礼的妻子。当儿子在外吃苦受累时，她却自己在party上唱歌跳舞，交男朋友，这中女人是要不得的。所以她经常和儿子的妻子吵架，骂她是儿子的姘头，而自己却是当年明媒正娶接过来的。

树生也是一个悲苦的人。当初上学时书生意气，踌躇满志，和另一个有抱负的青年相爱，那就是汪文宣。可是战后不久，汪文宣就意志消沉，变得懦弱不堪。她为了给儿子挣够上贵族学校的学费，她不得不抛弃读书时的抱负，到银行去当“花瓶”。但她始终没放弃自己的梦想，她必须趁着年轻时抓住一些东西，所以她就不得不在爱情和理想中做出选择。虽然不是最终的选择，但是一旦选择，就有些东西终会失去。最后，她选择了理想，和陈主任飞往兰州，虽然这不是爱情的背叛，但也是暂时抛弃了爱情。最后她获得了理想回来的时候，汪文宣死了，她的爱情也死了。一切都太晚了，一切都注定了，在她做出选择的时候。

第二篇：论巴金的寒夜

金的《寒夜》(2007-04-09 1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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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

寒夜

论述

论巴金的《寒夜》

内容提要

巴金的《寒夜》，有着它独特的文学魅力。在旧社会，他总结出：好人得不到好报。所以，他极力为小人物申冤，可见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是一部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作品。本文试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对《寒夜》的成功之处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评论。从而，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寒夜》所蕴含的独特。、文章结构如下：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寒夜·独特。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渴望光明

论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中的颠峰之作。曾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2卷1-6期）。《寒夜》体现了作家的人格与人生态度。巴金的伟大之处不仅仅体现于他正直伟岸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用艺术手段成功地揭示了人类“软弱”的灵魂。对于一位小说家来说，这更了不起!巴金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意识进行深刻的艺术反思的：他剖析着自己，同时也在剖析着人类的灵魂——“我是人类苦难的歌手!”而《寒夜》正是“人类苦难”曲中最动人也是最令人痛苦的一章。《寒夜》成功之处在于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在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叙述策略、思想内涵三个方面浅谈自己对《寒夜》的理

解。

一、《寒夜》的人物形象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何谓成功的人物形象？那种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得了，好坏两极背反写人物的方法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而由此刻画出的人物也绝对不是受观众喜爱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写人应当写真实的人，写具有复杂性格的人。当然复杂性不等于多元性，而是在规定性前提下具有的复杂性，这是符合文艺辩证法的。

《寒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

（一）汪文宣——典型的悲剧人物

汪文宣是《寒夜》最大成就之一。凡是读过《寒夜》的人，都不能不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热情的年青人。受“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并由自由恋爱而结婚，也曾是反封建的勇士，怀着满腔“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宏伟志向走向社会，想创办“乡村家庭化的学堂”，报效祖国。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腐败的社会制度，贫穷、疾病的折磨，使理想和热情付之东流“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成为软弱者的典型。复杂的生活经历使他性格裂变，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忍耐和妥协成为汪文宣的主导方面，懦弱无能、与世无争，逆来顺受，不敢抗争，奉行“为了生活，可以忍受”的新处世哲学。他怕见上级注视的目光，怕上级不满的话语，甚至连上级轻声地咳嗽，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见，总之他整天工作在担惊受怕环境里，严重地摧残了他身心的健康。对妻子也是如此。他带着强烈的念头去找她，可看到妻子同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只觉得心里发冷，却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最终“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真是一个可怜虫，尽活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可怜地步”。在家庭婆媳争吵中，他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他不敢批评谁，也不敢批判是非曲直。只能以自虐企图获得她们的同情，从而平息纷争。

另一方面，汪文宣正直、善良、有正义感，内心也有对黑暗现实的不平与愤恨，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竭力想保持住好的品质。他老实、正派、不阿谀殷勤，给上司祝寿，都敬酒唯他不去。让他给一个国民党候补委员、政界红人写吹捧时，他不知道应该写什么，最后写成后他却在骂自己“谎话、完全谎话”，话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愤怒。善良的他在病重的最后时刻，也没将他病重的消息告诉树生，却忍受极大痛苦写下“我愿她幸福”的遗言。对

年迈的母亲也一肚的歉疚。那么是谁阻止了汪文宣的前进步伐，使他由“五四”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勇士，逐步蜕变落伍者，懦弱者的呢，是那吃人的封建专制主义、封建礼教和黑暗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汪文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小人物。

（二）曾树生——个人主义者

曾树生的经历与汪文宣相差无几，都是大学毕业，有过相同的理想，最后生活所逼，也只能在川大银行过着“花瓶”生活，且与婆母多次冲突。健康、漂亮的她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最终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从小说文本看，巴金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的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那样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因而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意义。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二、《寒夜》的叙述策略

叙述策略是形式层面上的，简单说是指文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讲究叙述策略，不讲究文采，则文学的意义势必会大大降低。大凡名家，其文学作品除了思想之深刻，往往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二者的珠联璧合，才能使文学作品成为影响深远的名作。

阅读巴金的小说《寒夜》，我们可以体察到小说中独特形式的审美。而独特形式所蕴含的是沉郁的审美，它构成了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

首先，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与氛围的制造上。《寒夜》讲述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为了与之相呼应，巴金的小说语言选择的是一种忧伤与哀婉的语调。这种语调是深刻表达苦难现实的语言基调，也是巴金在叙述语言上的一种自然选择。这种语言基调构成了巴金情感宣泄的一种载体。小说中的“寒夜”世界的阴暗令他十分伤感。他的情感常常会自觉流泻笔底。因此，他的语言世界是忧伤与哀婉的。同时，人物的悲苦状态，都召唤着这种忧伤的语言。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巴金以“寒夜”作为作品意境的中心，以“寒夜”聚合着人物内心与外界、主观与客观二重世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阴暗寒冷”的住房，“永远带着愁容”的天，“一片黯淡的灰色”的马路等等这样的句子。它形成了一种沉郁哀婉的审美风格。

其次，与忧郁的语言相一致的，是巴金十分重视人物内心的剖析。他十分致力于细腻展示人

物的忧郁心理，使得这部作品兼具心理结构的特征。《寒夜》写的是几个普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以此来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围绕着“汪家”这个点，主要通过汪文宣、曾树生的活动和感受，广泛地展现了那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作品以人物心灵的内在冲突来折射外在的现实生活与人的生存愿望的失衡状态。整部作品情节简约，节奏徐缓，以人物的心理变化和心灵的挣扎来推动情节的发展。这些细腻的心理描绘与忧郁的语调十分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底层家庭生存的苦难，小说平淡的情节焕发出奇异的神采。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小说中的汪文宣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小人物。他与世无争又善良正直，他不满黑暗的现实，但这种不满，他既不敢明言，也不流露出来，只能在心里自叹自语。因此，巴金作品中的汪文宣有很多富有个性色彩的内心独语。内心的怨艾和内心的自责，构成了汪文宣进行自我调剂的两种手段。作品通过他如泣如诉式的内心独语，写出了汪文宣这个小人物卑微懦弱的心理和性格，写出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历程。这种着力于人物内心描写的叙述策略，使小说着眼于人物的精神状态，也使作家的情感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痛苦紧紧关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忧伤的审美效果。

另外，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阅读完小说，我们发现故事的发展并无突然的巨大的波澜，一切都是平淡的，平淡得“就像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车子“慢慢地往前走”一样，情节以非常徐缓的节奏向前发展。巴金常常将剧烈的现实冲突潜藏到叙事话语的背后，淡化现实世界外在的种种对立，而是让这种对立移植到人物的心里冲突中去。因此，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叙述。且作家又往往致力于细微地表现其起伏变化，因而使平淡的故事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情节上的淡化，人物心灵世界摇曳多姿的描写，使故事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三、《寒夜》的思想内涵

巴金写《寒夜》是为“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如：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同事老钟。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她不甘心同别人分担儿子的爱。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活力。

《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巴金的这部《寒夜》从侧面也很好地描述了我们那段沉重的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注释:

参考文献：

《寒夜》、谈《寒夜》、关于《寒夜》作者：巴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吴宏聪 范伯群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2版第1次印刷）

正如巴金说的；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

人物；

汪文宣。曾树生。陈奉亚，陈奉光，汪母，玫，小宣，莎莎，秦风，远房舅舅张华飞和玫结婚的王秉业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绍兴，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激流三部曲雾雨电 随想录，再思录，无题集，探索集，病中集，真话集等等

第三篇：论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山西师范大学成教院

函授教育专升本科毕业论文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函授站点 长 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级 别 本 科 姓 名 刘 波 学 号 指导教师

2011年 月 日

提 纲

《四世同堂》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是老舍先生正面描写抗日战争，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讴歌、弘扬中国人民伟大爱国精神的不朽之作。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昭示着古老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无畏气概。读过之后，其中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好在我拿到论文的题目中有一篇是《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所以就以此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

写此文是为自己和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民族是怎样带着鞭痕悲壮地生存着；我们的国家是怎样带着创伤，骄傲地屹立着；我们的人民是怎样带着鲜血顽强地站立着以及老舍先生独特、真实、合理、新颖的人物塑造方法。

本文从五个方面分别阐述了《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论《四世同堂》的人物形象塑造

作者：刘 波

摘要 老舍以其对幼年和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在《四世同堂》中，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憾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芸芸众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各具特色。关键词 四世同堂 ； 人物形象 ； 真实 ； 合理 ； 新颖

正文主体：《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力作。它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沦陷区北平普通市民生活的绚丽画卷。它以世大的篇幅和宏伟的结构，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系列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将北平沦陷区市民们和荣辱浮沉、生死存亡，都一幕幕的展现在读者面前。打开这部巨著，就象走进一座琳琅满目的画廊，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便活在我们眼前。他们的遭遇往往有着出人意外的新颖，却又使人感至那样的真实可信，合情合理，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老舍曾说：“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目中无人’，虽有情节，亦难臻上乘”，而能否将人物写好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四世同堂》正体现出了老舍的这一主张。它的故事情节，既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也不曲折惊险令人“拍案惊奇”。作者从现实生活的逻辑出发，将人物放在沦陷区这块屏幕上，让他们想其所应该想，做其所应当做，在流动的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展现各自的性格。

一、《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老舍塑造人物的一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人物的鲜明地方色彩和个性化的语言上，也不仅表现在那些人物都有活动在北平那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环境中，而且更表现在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上。

《四世同堂》所写的是北平的下层市民在日本侵略者的生活和抗争，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题材，更便于作者发挥他这方面的特长。所以，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这种民族特点有着更新的意义。

主要人物之一的祁家老太爷是北平老派市民的典开型，在他身上渗透着浓重的传统色彩。祁老人因要维持四世同堂局面而不断妥协和过于谨慎，他怯懦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有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成尊卑贵践，忠实而真诚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但当自己被逼到“想作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地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

作品中的祁瑞宣是作者所花笔墨最多、思想性格比较复杂的一个人物。自北平成为沦陷区后，他就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之中。他爱国，他感受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中国的一城一地的失陷都引起他极大的精神痛苦。他身居北平，而心连着前线。他想做事情而不知道做什么，他想到前线去服务，但又离不开家。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爱国”与“爱家”的矛盾，实际上即是“全忠”

与“全孝”的矛盾。他是祁家的长孙，是祁家这个“四世同堂”家庭的“中坚”。他对祖父辈要尽其孝，所以他不能丢下他们出走；他对兄弟要尽其“悌”，所以他对祁瑞丰的胡闹和胖菊子的无耻行为尽量容忍，对祁瑞全的一心出走是而般的不放心；他虽然不爱自己的妻子韵梅，但也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思想。而这种“孝悌”思想，恰恰变成他“全忠”的阴力。这个人物虽然是一个教英文的教员，而他的思想性格却完全是民族化的带有传统色彩的。这是一个爱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而性格又十分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其实，作品中的许多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民族特色，表现得都有很鲜明。钱默吟的亲家金三爷，就是一个满身侠气的人。在钱默吟从狱中出来，带着遍体鳞伤去找冠晓荷算账时，金三爷也跟了去。全们来到冠家正见冠晓荷、“大赤包”、李空山等在打牌。金三爷怒从心起，抓住冠晓荷就要打。冠晓荷被从桌子底下揪出来，忽然“心灵福至”，向金三爷求道：“爸爸别打！”金三爷一听“没了办法”，抬起的拳头又放下了。因为在北平江湖上，只要一方“叫了”，就不能再打。这是“侠仪”的道德。金三爷临走还宣布道：“我叫金三，信在蒋养房，什么时候找我来，清茶恭候”。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就是那种传统的江湖游侠的性格。其他人物，如李四爷夫妇的慷慨助人，韵梅的贤良与忍耐等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总之，《四世同堂》中的许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正因此，读者对其中的人物无论是憎还是爱，都觉得面孔熟悉，似曾相识，自然就会“喜闻乐见”了。

当然，所谓“民族特色”的“传统”，并不一定都是“优秀传统”。作者

并没有将那些东西都当成是“优秀”的东西加以歌颂，而有着自己的是非倾向。如金三的“侠义”，在他帮助钱默吟上是好的，而在饶恕冠晓荷上就完全是消极的了，显然有着它的两面性。祁瑞宣的“忠孝”思想也有着二重性。因为他有“全忠”的思想，所以他爱国，但他那“全孝”的思想却成了惰性力量。在这些问题上，作者的倾向是明确的。

二、《四世同堂》在塑造人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焦点”相对集中。作者在描写人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了表现人物各方面的性格，但作者主要的注意力，不是多侧面地描写人物各方面的性格力求其“全”，而是多方面地描定人物性格的主要方面力求其“显”。因此，在作品所写到的五十多个人物中，虽然着墨多少不一，但个个都性格鲜明。

钱墨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但也只写了全两面三刀方面的性格特点。这个人物是书中最为光辉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个旧式文人，消极的避世者。在平时，他是个“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司令”；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他没有士大夫的阔绰，却力求士大夫的安逸；他无隐者之资，却有隐者之风。在那充满铜臭气味和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他那箪食瓢饮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是值得肯定的，但他那种无论本国的统治者将国家弄成什么样子都超然物外的态度，却不足取。作者比较突出地描写了他这一方面的性格，使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他的旧式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但作者更着力描写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他可以凭

本国的统治者“去发号司令”，却不忍受“有人来往我的国”。当日本侵略者的坦克隆隆开过北平大街时，蛰眠在他心灵深处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被惊醒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王排长；当他的开汽车的儿子钱仲石拉着一车日本兵故意开进山沟与侵略同归于尽时，他没有悲伤，没有自怜，而是自豪地说：“死得好”，“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他在敌人监狱里，受尽折磨而不屈。出狱后，已经妻死子亡。他养好伤，便将儿媳送回娘家，自己仙潜入地下去同日寇斗争了。钱默吟性格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①个人英雄主义或复仇主义阶段（宣传复仇暗杀）②合作的爱国主义阶段（不再是报私仇，而要雪国耻）③由复国报仇到要整个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作者一层深一层地揭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钱默吟没有先进的思想，也算不得“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宁作寸寸断，不可绕指柔”的民族气节和品格，以及那种“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精神，就象浮雕一样鲜明、突出，经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作者以卖唱为生的小文夫妇这对“尤物”的描写，所花笔墨的确有多。但由于作者集中有限的笔墨着力描写他们的“人格”，使这对夫妇的个性就显得十分鲜明。他们俩一拉一唱，似乎“乐以忘忧”，谁买他们便卖唱，几不知“国家”为何物；他们宁可饿着也不向谁去告借一文，但若有人向他们求借，他去会倾囊相助；他们卖给唱不卖笑，人格不可侮。在一资所谓“义赈”演出会上，当一个日本军官要侮辱文若霞时，他们便愤然而起，为保卫自己的人格，赤手空拳与敌人拼搏，终于双双饮弹而死。这两个人物，平进并不可爱，他们对富人虽不谄媚，但也不对穷人亲近。那种无家无国浪荡哥儿的气质的确不能让人赞许。但在紧急关头，掩盖在他们那潇洒不拘的外衣下的纯洁人格却大放其光辉，而终于成为一对可爱的人物。作者对书中的其他人物的描写，大都采取这种笔法。似乎并不企图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的最突出的个性。

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形象有够“完美”，但却不能不承认其个性鲜明，具有生活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其性格发展有着符合生活实际的合理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本就面目不同，性格各异。钱默吟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着旧式文人的清高。他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却很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夏完淳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子。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腹地，钱默吟当了亡国奴时，他由一个超然的隐者逐渐变成抗日志士，实在是他的教养和那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必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两个阶的激烈斗争中他们取“超然”的或“逃避”的态度，但当侵略者的战火向神州大地时，他们“拍案而起”，一跃成为反侵略的斗士，从此与人民同舟共济。象朱自清、闻一多、戴望舒等就是代表。钱默吟的身上就概括着这类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象小文夫妇那样的既不珍“国”也不重“家”，只珍重自己的人格的艺人，在旧社会并不少见。“国”离他们太远，也没有给他们什么值得萦怀的好处；“家”早已不复存在，无从珍重。他们的所有就是赤条条的两个人。他们从事卖唱生涯，处于被侮辱被玩弄的地位。这样，在他们的心灵里，人格便成了唯一属于自己并最值得珍重的东西了。卖艺不卖身是旧社会正直艺人的座右铭，有多少艺人为保卫自己的纯洁人格而付出血的代价；小文夫妇就是这样的艺人代表。这样的形象，不是飘荡的影子，而是活生生的实

体，不是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这样的形象，所以能够“立得牢稳”，并给人以艺术的美感，靠的不是“完人”的美，而是个性的美。当然，要想从他们身上学得先进思想，似乎无从寻找，但他们那种民族自尊、人格自珍的精神，至今也还光彩照人。现在，人些人在“外汇”、“礼物”面前所缺少的不正是这种民族气节和人格自珍吗？

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各种经历的人，从不同的出发点，用不同的方式，经过不同的途径，汇集到一个集中点；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演奏出一曲威武雄壮的全民抗战交响乐。那些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在前线冲锋于枪林弹雨的战士，或出生入死没于敌后的游击健儿，是值得歌颂和崇敬的，而那此虽没有所谓“政治觉悟”却有着光辉的民族气节的人；那些在敌人的淫威下保卫自己的人格不受辱的人；那些同胞有难而全力相助的人；都有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血的代价，同样值得赞扬和歌颂。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们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人格力量。我们不能用狭隘的所谓“阶级的眼光”来抹杀民族的光辉。

三、《四世同堂》对几个民族败类的描写，就有着大出读者意料的新颖。

老舍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独出心裁地描写了几个汉奸走狗的作为和命运。冠晓荷一心想在日本的治下飞黄腾达，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心真比对他的娘老子还要虔诚。他请客、送礼、托人情，甚至不惜陷害钱默吟，将钱家弄得家破人亡，还要搭贴自己的女儿，无非是想削尖脑袋往汉奸窝里钻。在日本侵略军攻占保定之后，在北平举行的所谓“庆祝保定陷落”的大会上，他拼命挤到台前去，为的是好给台上的日本兵“行个礼”；在挤不到台前时，他还远远地“深深”地向台上“鞠了鞠躬”，希望“心到神知”。然而，他使尽浑身解数，终得不到主子的赏识。最后他得了痢疾，被日本“消毒队”象对待其他病患者一样，拉出去活埋了。冠的老婆“大赤包”也同冠晓荷一样，想在汉奸窝里出人头地。她用自己的女儿换了一个“妓女检查所所长”的头衔，于是她便觉得自己象“西太后”一样的威风了，连冠晓荷也得称她“所长太太”。她讹诈、勒索妓女，强逼良家妇女为妓，弄得人人憎恨，个个切齿。后来日本人看着她弄得没法收拾了，便将她投入监狱，查抄了她的家产，终于疯死在狱中。那个无聊而愚蠢的祁瑞丰，光跟着汉奸兰东阳之类拉配套还觉得不过瘾，他想当日本特务。由于偶然的原因，他被日本特务抓进特务训练处，在受审中他说他想当日本特务。但特务们看他不够格便将他放了出来。他出狱后碰到兰东阳，于是便冒充，说自己的“特务”。结果被兰东阳派真的特务将他捉进监狱暗中杀掉，连尸骨也不知其所。

这样的写法是新颖的。这“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些败类的经历新颖，二是这些败类的结局新颖。所以我们读了作品感到耳目一新。但这种别出心裁的描写真实合理吗？如果对于这问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形象就没有典型意义了。

老舍在作品中就说：日本侵略者理想的汉奸，是能“完全听他们的话，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人。日本侵略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收纳一批汉奸

走狗，但并非凡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民族渣滓他们都一律收留重用。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豢养汉奸、走狗的唯一目的是便于统治中国人民。所以对冠晓荷那样的“无聊，无知”，“野心大而胆子小”的无能之辈，对祁瑞丰那样的只知吃、喝、玩的愚蠢角色，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宁肯将冠晓荷的二女儿招弟纳为特务，而不愿收纳冠晓荷、祁瑞丰之流。

历史的规律决定汉奸走狗决不会有“皆大欢喜”的好下场。然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却是复杂的。可以是中国人民的惩罚，也可以是敌人内部的残杀，还可能是出于日本侵略者更大的利益需要而自烹走狗。从《四世同堂》中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活埋冠晓荷是因为怕传染病的蔓延；杀祁瑞丰是兰东阳报私仇，也是怕他泄露机密；惩治“大赤包”是为了表示“天皇”的“仁政”。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杀几个汉奸走狗是不当回事的。所以，对“大赤包”那样的“劣迹昭著”、完全失去了心因而也完全失去作用的走狗，对祁瑞丰那样的成事不足败事不余的笨蛋，加以铲除是完全可能的。由此看来，《四世同堂》的写法别具一格，却有着它的生活的真实性和充分的合理性。

四、《四世同堂》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传统文化角色。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他说：“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式的人物，在

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老舍这样说：“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五、怎样写人物？主要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是有没有严肃的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

老舍是那样认识现实生活的，是那样认识汉奸的，所以她就那样写出来了。他不是从什么是“典型环境”啊，什么是“典型人物”啊之类的概念定义出发，也不是从什么条条框框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塑造形象，所以他才能不走别人的旧路而写出新意。老舍曾告诉青年作者说：“你先就你所认为值得写的把它写出来”。“因为你要是脑子里有那么一个架子：什么人才叫典型呢？你就没法写了。”这当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学习文艺理论和文学常识，而是说要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去塑造人物。作家的经历不同，所见所闻不同，理解认识不同，写出作品来就自有其创新和独见。否则，在下笔之前脑子里就先有许多别人编制的框框，这样写怕越雷池，那样写恐坏规矩，最后只好将自己的见闻“削足适履”塞进那些框框中，自然就不会有新意。鲁迅如果要是按照历史小说的严格定义去写历史小说，就不会有含义隽咏的《故事新编》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沦陷区市民生活和抗争的作品是不多的。正象一九七九年版《四世同堂》的编者在《致读者》中的说：“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

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四民同堂》正是这“不多的”之中一部佼佼者。这部作品所塑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我国抗战文艺的画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收获。

主要参考文献及附录

[1]吴小美：《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评老舍的〈四世同堂〉》。载《文学评率》1981年第6期。

[2]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3]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载《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

[4]《老舍论创作.人物的描写》

[5]老舍：《勤有功》，见《戏剧报》1959年第18期。

[6]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7]老舍：《勤学苦练，提高创作质量》

[8]樊骏：《老舍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

[9]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

第四篇：论水浒传人物形象

论《水浒传》人物——宋江之形象

【摘 要】 《水浒传》复杂而矛盾的接受史源自于该书丰富的文化内涵，大体而言，儒文化和侠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主干。基于理性精神的儒家文化和基于感性冲动的侠客文化，既矛盾又统一地存在于宋江等主要人物身上，使个体的心理结构呈现为一种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这是《水浒传》中儒、侠文化的基本表现形态。

【关键词】儒文化侠文化理性血性心理结构水浒传

一 宋江儒文化的心理内容

在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或许是最惹争议的文本之一，自其诞生之日始便聚讼纷纭，至今未有止歇。仅就该书主旨命意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宋江形象的研究来看，已经林林总总，异说不下十数种，有些分歧还相当大。大致而言，明清两代或主“忠义”说，认为宋江是“忠义之烈”；或主“诲盗”说，认为宋江是欲取赵宋而代之的“奸雄”，前者以李贽为代表，后者以金圣叹为代表，两者存在较严重的对立。建国以后，虽然受到政治功利、庸俗社会学等不良学风的影响，《水浒传》研究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传声筒，但总体成就上是大为进步了，各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为大家所采用，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经过驳难和讨论，学界大致认为“农民起义”说、“忠奸斗争”说和“市民”说立论较合理，而且互相之间存在互补的空间。

应该说，《水浒传》是一部相当复杂矛盾的书，在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如宋江形象、梁山起义的性质上，任何阅读者都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些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发现它，而是如何解释它，本文只从主要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的角度，来探讨小说存在矛盾的原因。

欲解读《水浒传》一书，必先解读宋江其人，但宋江又是个极为复杂、不易解读的人物。金圣叹感叹：“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第35回回评）。于是，有许之为“忠义之烈”的，有斥其为奸雄假人的，有赞颂其人民性、革命性光辉的，有批判其妥协投降的，分歧之大恐怕为其他古典小说人物所没有。张国光还提出了“两个宋江”的命题［1］。其实，宋江还是一个宋江，只不过其心理结构上有两个价值尺度，它们有时和谐有时悖逆地存在于宋江身上。

价值尺度之一是基于儒文化背景的对于群体秩序的归附和维护。或者说是基于理性精神的儒文化心态。宋江作为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本来完全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或许由于文才有限，他只做了衙门里的一名吏员，这与传统知识者报国平天下的志向差距太大，但他并未灰心，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里周贫济病，稳定社会，“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第18回），因此得到了及时雨的称誉。后来，因为人命官司而流落江湖，他一方面与江湖豪杰交往甚密，一方面又不肯落草，陷自己于不忠不义，这说明他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仍然是维护的，对好汉们做私商生意的行径并不赞同。江州劫法场之后，宋江再也不能在正常体制内生存了，不得已上了梁山。上山后就一再宣称“全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打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旗号，标榜“仁”、“忠义”、“同著功勋于国”等，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具体表现。为招安一事，他甚至不惜使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招安成功后，他终于名正言顺地为维护国家秩序而鞠躬尽瘁了，于是征辽、平田虎王庆、征方腊，一系列军事行动令一百零八人死伤殆尽，直到最后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赐死，他仍然忠心不悔地表白：“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为了不致激起秩序的再度混乱，他还将李逵这团烈火熄灭。纵观宋江的一生行事可见，儒文化是他的心理根基，其孝义之名、其忠心之举、其无辜赐死而无悔的结局，都应从这一心理基础得到解释，以前评说宋江时，总说他搞投降主义，其实是不确的，宋江在本心上并没有颠覆赵宋王朝和封建秩序之意，当然也就无所谓投降的问题。

但是，如果宋江仅仅只有儒文化的心理内容，只有基于理性的精神，他就不可能成为众多英雄豪杰信服的宋公明哥哥。《宋史》等史料里记载宋江“转掠十

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明显地对封建政体造成了破坏性冲击，虽然在小说中被改写成了为招安而与官军对敌，削弱了阶级对立斗争色彩，增强了政治忠奸斗争意味，但是黄人在《小说小话》里还是别具只眼地指出宋江形象的蓝本是《史记•游侠列传》的郭解［2］。陈洪《金圣叹传论》中还具体指出了宋江性格的三个来源：一是“山大王”；二是由《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而来的侠义精神；三是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孝思想。宋江心理结构中的另一价值尺度就是快意恩仇，打抱不平的心性，这是基于生命血性的侠文化心态，其表现形态有：

二、侠的帮派性

宋江身为县衙押司，却从小“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第18回），况且在衙门中办事，多有结识江湖好汉的机会。结识的方法无非一是仗义疏财，尽力资助；二是以刀笔精通，吏道纯熟而开脱人罪。书中第18回，有一句写他“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就隐约地透漏了宋江因私情而枉法的消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私放晁盖。当宋江得知晁盖的抢劫案正被官府侦察时，心里寻思的却是：“晁盖是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一个治安执法系统的公职人员却与抢劫案的首犯结为心腹兄弟，岂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既然明知道劫夺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却又冒着偌大干系通风报信，岂不是知法犯法？宋江对其中利害其实深知，所以他才在阎婆惜讹诈时，不惜将其杀死而亡命江湖。从正常的法制观念来看，宋江私放晁盖是首度枉法而错，宋江杀惜是再度犯法而错，两次举动都是只凭个人血性私情而置国家法纪于不顾。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游民社会的帮派性，是只讲敌我私恩，不讲是非，彼此认同合作的帮派性，也就是所谓的江湖义气，它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是具有破坏性的。

三、侠的反社会性

例子是宋江浔阳楼上的题诗，那可不是一般的酒后醉语，而是长期被抑后的心迹表露，看他《西江月》中的：“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绝句中的：“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等句，反社会性不是异常分明吗？宋江被解至江州途中，众好汉多次欲劫夺其上山，均为其所阻，似乎颇尊法度，此处却又以“血染浔阳江口”作为一洗冤仇之快意，岂不自相矛盾？金圣叹是不以“忠义”之名许宋江的，他认为宋江就是“不轨于正义”的盗魁侠首。第57回回评指出“私放晁盖，亦谁逼之”，“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这种基于帮派性之上的私恩私仇，对正常的社会性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但宋江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侠士，其心理基础仍然是儒家的，所以当黄文炳识破其反诗后，他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以异常残酷的手段将其杀死（由李逵操刀执行）。在这里，侠的手段又做了儒的目的的护法。

四宋江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宋江心理结构中儒、侠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共同交织成宋江既反抗又妥协的性格基础。佚名的《读〈水浒传〉书后》有评论说：“英雄者一方有圣人性质，而一方则有盗贼性质者也。”［2］在宋江身上，儒、侠文化几乎呈现平行作用的格局，所以宋江形象最为复杂。

除宋江外，其他人物形象中也多有身具两种文化形态者，典型的如林冲。以前的人物论多认为林冲的遭际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过程，林冲性格是由软弱到反抗的典型，他体现了《水浒传》人物性格塑造的发展变化的特点。其实林冲起先的一忍再忍，就是不想打破既有的体制内生活，他对体制秩序的归附心态是比较强固的，后来上梁山后也同样忍受王伦之气，屈居人下而能随遇而安。但林冲毕竟不是武大郎，他是有胆略有血性的英雄，所以当他所欲依附的秩序再不能给他稳定的生活时，他必然要奋起血性反抗，于是先是怒杀陆谦、富安，后是火并王伦。从林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从儒文化心态向侠文化心态的变化。



《水浒传》的作者写出了宋江等人物心理性格中的互相矛盾的两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性格是两重的、分裂的，这种描写将人物写成了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而且这种描写没有生活基础，没有现实根据。其实正如阿尔伯特•艾柯所说：你在哪里发现了两项对立，你就在哪里掉入了意识形态，当你将这个世界表达成非此即彼时，证明你陷在一个意识形态里。儒文化作为一种道德文化，关注的是

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当然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它是基于理性精神之上的，很多时候要求牺牲，要求超越个体而获得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稳定的秩序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侠文化则更多地呈现个性文化的色彩，重视个人性恩与仇的对等回报，它是颇具感性、血性特点的。打抱不平者似乎也力图维持一种公正的秩序，其实那公正的标准都还在自身，所以快意恩仇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对秩序的危害。对于活生生的个体而言，既本能地存在血性喷涌的冲动，也具有道德理性升华的需要，所以个体的心理结构必然是血性与理性相互交织的秩序。宋江是如此，武松和林冲亦是如此。李逵似乎比较单纯些，很少见其有理性束缚的时候，因而李逵形象也距离现实更远些。应该说，人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水浒传》人物塑造的复杂性，而人物形象的复杂又使得小说情节曲折，主题难解。儒、侠文化是《水浒传》这部英雄传奇小说的两根思想主干，它们都鲜活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形态之中。

【参考文献】

［1］ 张国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必须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和鲁迅对水浒、宋江的评价，兼谈金圣叹批改水浒的贡献［J］.学术月刊，1979，（1）：59.［2］朱一玄，刘毓枕.水浒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0.[3]侯会.水浒源流新证[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4]聂绀弩.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A].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第五篇：寒夜中的温暖

寒夜中的温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孟郊写的《游子吟》，我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一位慈爱的母亲恋恋不舍地送儿子离去，久久不能入睡的我，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妈妈那操劳的背影„„

那是一个寒风瑟瑟的晚上，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窗帘不时被风吹得鼓起来。我怀里像揣了只小兔子，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我特别害怕风雨交加的黑夜。我强迫自己赶快入睡，迷迷糊糊时，我听到了一阵细细的脚步声，向我的房间走来，小偷？我的心一惊，手心不自觉地渗出了汗。但这个人却径直走到我的床边，将被子往我身上提了提，又为我掖了掖被角。“这孩子，咋老蹬被子呢？”“是妈妈！”借着窗外朦胧的灯光，我看到了她疲倦的脸和臃肿的睡眼。我半睁半闭着眼，望着她娴熟的动作，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想起了与她赌气斗嘴的场面，我闷闷不乐离去的场面；我想起了那一次我淘气，他打我的一次手掌心；我又想起了„„。多少年了，我向她不断地索取更多的爱，可我带给她的却是不尽的无奈与生气。妈妈起身了，离去了，望着妈妈瘦弱又沧桑的背影，我多想坐起来叫一声“妈！”呀，但倔强的脾气和少有的孤傲迫使我没有这样做。“妈妈对不起！”我悄声说道。任泪水打湿了枕巾，心里如千万条虫子在爬、在咬，好难受啊！

母亲的爱像春天的燕子为我们衔来醉人的春光；母亲的爱像汩汩流水，时时滋润着我们幼稚的灵魂；母亲的爱是一曲最深情的乐谱，为我们弹奏出最动人、圣洁的音韵„„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母亲！您那恒古不变，默默奉献的爱，我一生都倍感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