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金《寒夜》中的婆媳关系

第一篇：浅析巴金《寒夜》中的婆媳关系

浅析巴金《寒夜》中的婆媳关系摘要：《寒夜》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一部转折性的代表作品。在作品中，巴金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关系。本论文侧重于从婆媳矛盾分析入手，探究婆媳矛盾的原因并探讨婆媳关系改善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寒夜》，婆媳矛盾，矛盾原因，解决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婆媳是两个没有任何亲情的社会个体，因为共同所爱的男性而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婆媳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它既不像夫妻那样有着亲密的姻缘关系，又不像母女那样有着稳定的血缘关系，与其他的家庭关系相比，它的亲情成分比较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婆媳矛盾最容易引发。婆媳关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成为较常见、较普遍的人物关系，也成为一代代作家笔下典型的人物关系。正如巴金的《寒夜》这部小说，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矛盾就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线索，而且婆媳二人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的、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地位。下面我们就来浅析一下巴金的《寒夜》中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问题。

一、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相撞的婆媳矛盾

汪文宣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可被无情的战火给毁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贫困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妻子曾树生年轻漂亮，充满活力，但残酷的现实生活又逼得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姿色在一个资本家银行里当“花瓶”，赚钱来维持生活，文宣深爱着妻子，妻子也深爱着他。但是，自从母亲被接回来后，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看不惯儿媳的所作所为，总以为她始终要抛弃这个贫困的家庭远走高飞，而儿子会因此上当受骗，于是常常对儿媳眉眼冷对，恶语相加，即便是儿媳对丈夫的关心体贴，她也认为是故作姿态，给以无端的指责。从此，婆媳二人经常处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状态，整个家庭内部笼罩着一层弥漫的硝烟。汪母出身于书香门第，通文识墨，曾经是昆明名噪一时的“才女”，她那个时代的“才女”，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稔熟和崇拜。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使她在处理婆媳关系时表现的极为明显，她以封建伦理纲常去要求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媳。树生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自然不同于婆婆。但婆婆极力“希望恢复旧家庭伦理所保护的过去婆母的权利和舒适的生活。”【1】在汪母看来，自己在【2】（P145）儿媳面前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传统文化也确实赋予了这种权力以合法性。她总想摆出婆婆的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2】（P125）“我面对婆婆的指责，树生就采取“你越说，我就越做给你看”的策略予以反抗。树生爱打扮，应酬多，背着儿子写“情书”，在汪母看来这些行为没有哪一样是符合做媳妇的“规矩”。但儿媳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因此她的权威和管教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受到了挑战和攻击。另外，汪母潜意识中也在排斥儿媳，在小说第六章中，当文宣离开和树生相约的咖啡馆，无精打采回到家时，汪母希望儿子多对她讲几句话。但他连看都不多看她一眼，于是汪母就怨恨儿媳，当她得知刚才儿子

果然和儿媳在一起时，她气得没有办法。本来，夫妻两人去喝咖啡并没有什么，但在汪母的潜意识中混杂着一个女人的爱被夺去之后所产生的恨。

这种婆媳关系实际上是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在一定的生活阶段，妇女被男人和一部分年长的女人所压迫。在《寒夜》中就是通过婆婆的权威来压迫儿媳。因此汪母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怨气，对媳妇尖酸挑剔，而作为现代女性的媳妇对婆婆的挑剔则争锋相对，毫不退让，有时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微笑来回敬婆婆。汪母对待儿媳的态度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中旧有家庭模式的基础上的，她们的矛盾关系是新旧伦理道德的冲突，也是现代与传统的相撞，同时还渗透着两代人之间的价值与伦理观念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婆媳关系的恶化。

二、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形成的原因探析

巴金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直比较关注女性、思考女性问题。当然，婆媳关系问题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造成巴金《寒夜》中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旧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挤压

小说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写婆媳因观念不同，性格不合，不停的争吵，以至彼此有意伤害对方，促使汪文宣的“死亡早日到来”。但这种家庭的不和分明又是那个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引起了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以及失业危机，给这个靠微薄薪金度日的家庭带来莫大的灾难。婆媳的争吵如果只是单纯的“家务事”，作家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显然是没必要的。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场家庭纠纷——它们是促使家破人亡的直接动因——的社会原因深刻地揭示出来，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旧社会，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分裂的因素最早出现在树生身上，而原因是经济的拮据。汪文宣自己也明白，他在心里骂周主任时不是说过：“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因此家庭纠纷也是因经济的原因引起的。他们的家庭争吵是因困顿的生活和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所致。正如巴金自己所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2】（P282）

其次，婆媳问矛盾是打上了那个社会风气堕落的特有的烙印。汪母“保守”，看不惯媳妇打扮的妖形怪状，她常年做惯了家庭主妇，不太在社会上活动，除了只知道柴米油盐涨价、生活困难外，对现实一点都不理解，她不知道媳妇的“花瓶”功能维持着生存的物质基础。汪母头脑里的旧思想使这种愤怒程度加剧。《寒夜》这部小说体现出来的思想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国统区下面生活的人民，不仅仅在经济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由于风气腐化，在家庭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上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般的家庭在这两种力量的挑战面前，是根本没有招架之功的，结局必然是——家破人亡。这样，巴金在《寒夜》里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四口之家的离散过程中剖析了旧社会从物质到精神这两大方面对“小人物”的无所不至的压迫，从而全面否定了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正如巴金所说：“要是换一个社会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2】（P297）由此

可见，时代和社会原因是造成婆媳不和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当时写作这部小说的重要目的——批判旧社会，批判旧制度。

（二）客观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家长的地位不断跌落，年轻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妻子（媳妇）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恪守旧时做媳妇的传统礼节，而婆婆又不甘放弃旧时的权威，从而使婆媳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他们每个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引起的。

1.汪母严重的传统观念

首先是汪母的个人生命体验。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就是父权家长制。在家庭中，家长主宰着家庭、管理家务、控制使役家属。家长的权利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家属必须尊敬家长，服从家长，全心全意服侍家长。传统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时用花轿把媳妇抬回家，再举行拜天地仪式，入了洞房才算是光明正大的正式婚姻。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的等级制度、严守尊卑等级地位的伦理秩序的思想影响。而汪母所受的正是传统教育，信守旧时的家庭伦理道德。而儿子与儿媳是自由恋爱后同居的一种新婚姻：一没有媒人介绍，二没有用花轿抬媳妇进门，三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所以她一直心存芥蒂，看不起儿媳。传统的伦理观念使她自以为比曾树生优越，不失时机的炫耀自己是“拿花轿接来的”，表明自己是汪家的“正宗”媳妇。从而表示出她对曾树生的自主婚姻和新生活观念和方式的鄙弃。

其次是汪母的恋子情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母子或父女之间也有异性相吸的本能，单亲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会比正常家庭有更多的怜惜和牵涉，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心理变异”。这种变异常以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表现形式，内心深处却潜藏着类似于异性之恋的情结。但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一般不会导向乱伦，它只停留在梦幻阶段，属纯精神范畴，因为“梦和幻想本身已足够，已履行了在幻想中求满足的欲望。”【3】（P165）一般来说，“恋子情结”型家庭的主要特征就是母亲寡居（甚至早年守寡）与弱子（多为独子）相依为命。居寡的母亲将其对丈夫的全部爱情转移到爱子身上。其表现便是借助于种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理由对媳妇进行排挤与打击。本质上她们会嫉妒，甚至仇恨自己与亲子之间的任何女性，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亲子娶亲。因为无论从家族延续视角上看还是从生理与情感需求上看，儿子都要娶媳妇，当儿媳取代了她的位置后，她往往怀恨那夺走儿子的陌生女子。恋子情结正是导致婆媳不和的心理根源之一。而以上这些情形与居寡的汪母非常吻合，汪母就是在对儿子的爱恋中失衡了，形成了严重的恋子情结。儿媳的到来使她产生了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儿媳不仅占据了她的生存空间，而且还正蚕食着她不能言说的精神王国。所以儿子儿媳情深、儿子对儿媳的迷恋，只能引起她的愤怒。因此，她无休止的谴责树生的一切行为，诋毁丑化树生的人格，消蚀儿子对树生的爱恋，以期达到彻底赶走儿媳的目的。树生走了，她得意，儿子又是她一个人的了，她却不知道树生的离去将加速儿子的悲剧命运进程。

最后是汪母的传统文化心理。婆媳双方是不同辈份的姻亲，她们所遵循的是各自时代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尤其在婚姻观上有很大的不同。汪母往往以传统的婚姻观念来衡量儿媳，而树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追求自由恋爱，因此婆婆认为这不是正式婚姻，因此她瞧不起儿媳，鄙视儿媳。中国传统家庭是家长制的“家”，长者在家中拥有相当的权

威。尽管夫为妻纲，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出头，就拥有相当的权威，从受虐者变成施虐者，成为男性家长权利的帮凶。因此，在传统家庭中，婆婆往往通过撒长辈的威风迫使儿媳就范，儿子至少在大面子上也会帮着自己的母亲虐待妻子；儿媳则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来求得表面的平静。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对儿媳刘兰芝的种种压制与无理刁难，刘兰芝都忍气吞声。当然在《寒夜》中汪母对树生也是这样，她常以长者（辈）的身份自居来压制儿媳。而汪文宣虽没有明显的行动来支持母亲压制媳妇，但是他以语言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帮助母亲压制树生，他在母亲生气时安慰母亲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2】（P137）从这些行为中不难看出儿媳受到的压制与苦难。汪母一心要按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建立自己的家庭、规范树生的行为。在深层意识中汪母对树生的百般挑剔和厌恶是试图复辟旧有家庭模式，以获得婆婆对儿媳的权威。可是在新的生活秩序面前，家长已经从受尊崇的位置，跌落到让人可怜的地步。她认为这都是儿媳造成的，故对儿媳极为不满。

2.树生鲜明的现代观念

首先是树生张扬的个性。性格，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一般指个人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包括意志特征、情绪特征和思维特征等。关于性格的主导特征，黑格尔认为，人物性格“具有定性”，一旦形成是较难改变的。而树生的个性“定性”就是热情、乐观、有活力、有责任心、相当的自尊自强。树生喜欢追求自由和幸福，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的企图摆脱这种压抑。用树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树生的个性使她与这死气沉沉的家庭格格不入，并受到婆婆的指责。

其次是树生理想的生活梦想。树生是一个有理想的现代女性，曾经与汪文宣共同编织着从事教育事业的梦想，但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她不得不在银行当“花瓶”，虽然不满意但迫于生活她不得不做下去。尽管这样，她仍然不同于汪文宣，她充满生命活力，不甘屈服于命运并有所追求。而她所追求的又是传统婆婆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是曾树生自由独立的生活姿态。树生是一个有主见、有作为的女性。在处理涉及家庭、社会及其他复杂问题中，她把握着自己的情感，决定着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比丈夫还有决断。她与丈夫平起平坐，与婆婆针锋相对，在上司面前不卑不亢。这种气质人格，使她更具现代女性的风采。她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清醒的认识到女性自身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她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欲求强烈而张扬。树生的性格带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她具有张扬的个性、乐观、热情，喜欢追求自由，并且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的这一切行为与婆婆心目中的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的儿媳的三从四德、贤妻良母、侍奉公婆的形象格格不入。因此曾树生的独立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自然为婆婆所不容。

3.汪文宣自卑软弱的性格

婆婆，丈夫（儿子），媳妇三者之间，有这么三对关系：母子，夫妻，婆媳的关系。而只有婆媳关系是建立在三者关系之上的，不比母子和夫妻关系只是相对人的关系，婆媳关系必须建立在丈夫（儿子）婚姻关系基础上，丈夫（儿子）是这个关系的纽带，纽带没有，婆媳关系就没有，如果后来纽带断了，那么这个关系实质上也会随之消失。可见，丈夫（儿子）

是婆媳关系存在的前提，没有儿子这一层关系，两个女人是建立不起关系的。这就注定儿子在两者之间的关键作用，一旦这个关键出问题，则两边的关系就会僵化。而《寒夜》中汪文宣就因无法调节这个关系而导致最终的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汪文宣性格的“定性”是自卑和懦弱。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典型”性格是与他成长于一个早年丧父的单亲家庭和拥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分不开。从心理学上讲，“自卑，就是轻视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卑心理严重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具有某种缺陷或短处，而是不能悦纳自己，自惭形秽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人一等，不被自己喜欢，进而演绎成别人看不起的位置，并由此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4】自卑在汪文宣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家庭生活中，面对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争吵，他总是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使你们受苦。”他性格的缺陷使他对于母亲对妻子的不满、误解和非难，他不为妻子辩解。这正是他软弱性格的体现。他孝顺母亲，也深爱着妻子，他很想消除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可是他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他无奈的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解脱，辩解；无奈地求妻子原谅母亲，忍让母亲，可是事与愿违，母亲怪他心中只有妻子，被妻子迷惑而执迷不悟，妻子也埋怨他心中只有母亲，从来不顾她的感受。婆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汪文宣不自觉中为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加深推波助澜。而这种矛盾加深的后果是使夹在他们之间的汪文宣始终左右为难，一边是母亲一边是爱人，一边想尽孝道一边想尽夫职，处在女人夹缝中的儿子(丈夫）已不知所措了。曾树生的一句话道出了婆婆的好儿子的尴尬境地和优柔寡断，“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子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只是敷衍和托，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2】（P156）最终的结局只能使汪文宣处于“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地位”。而这些正是汪文宣自卑软弱的性格造成的。有时面对婆媳争吵的不能罢休，他只能以自己的可怜命来博取母亲和妻子的同情，从而换取片刻的安宁。因为母亲与妻子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是他所不能解决的。

三、婆媳关系改善的现实意义

日本著名律师丹山雅也说：“如果谁能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婆媳关系的办法，应该授予他诺贝尔奖金。”【5】可见，婆媳问题解决的难度之大和意义之重大。《寒夜》是作者忧伤的讲述着凡人的故事，探讨了人的世界的复杂性，深入开掘人物关系世界，使读者在仇恨外敌侵略与憎恶社会腐败的同时，注意到新式家庭在传统阴影下与动荡社会里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思考着现代的家庭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婆媳关系紧张而导致整个家庭不宁甚至走向破裂的现象时有发生，婆媳关系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也许改善婆媳关系并不容易，但我们也应积极的寻找矛盾的症结，并尽可能的改善。

我个人认为，婆媳关系的改善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从关系学的角度看，婆媳关系是伴随着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不存在了，这种关系就会自动解体。因此在婆媳关系中，更应该倾斜于婚姻关系的维持与巩固。夫妻是构成家庭的最基本要素，是家庭的核心。因此在婆媳发生矛盾时，双方都应该遵循以婚姻关系为中心的原则，首先考虑到婆媳矛盾对婚姻关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次，责任与义务观念的确立。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使婆媳产生像母女那样的情感，因而感情基础薄弱。但是婚姻一旦形成婆媳双方都处于一种义务关系中，这种义务关系对于家庭来说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婆婆是家庭中的长者，尊敬老人，孝敬公婆是做儿媳应尽的义务。我们虽不赞成无条件的服从，但是也应该做到应有的尊重。当然，做婆婆的也应该给予儿媳充分的包容与理解，以长辈的姿态和宽容的心态来处理与儿媳的关系。第三，个体家庭角色的调适。伴随着儿媳这个新成员的加入，原先家庭关系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家庭成员的角色重新定位。尤其对于婆婆来说，既要有情感上的适应过程，又要在家庭事务和经济支配上进行自我调整。而作为媳妇来说，踏进一个新的家庭，就如同进入了另外一个社会关系，不能够像原先那样无拘无束的张扬个性，在零碎繁琐的日常生活中要懂得谦让，这样才能够在新的家庭关系中赢得尊重，与婆婆的关系才能处理的比较融洽，从而使新的生活更加美满。最后，还要依赖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虽然婆媳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一部分，裹挟着爱情与亲情，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主要依赖家庭内部的道德自我调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社会的细胞与元素，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婆媳之间才不会因经济问题而产生严重矛盾。因此，从理论上对家庭中婆媳关系进行探讨，对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与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刘南平.寒夜中人物的悲剧根源【J】.淮北煤师院学报，1999，（2）

【2】巴金.寒夜【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雷池.性格决定一生成败【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

【5】丹山雅也.婆婆对待儿媳的77计【M】.长春：吉林出版社，1986,2

第二篇：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简介：

巴金在《寒夜》里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并以异常冷峻的笔调剖析这个家庭最终“覆灭”的社会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有办“ 家庭化、乡村化” 学堂的理想大学毕业生汪文宣和同窗女友曾树生相爱结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他们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文宣的母亲思想守旧，不满这种自由恋 爱的婚姻，经常辱骂树生，指责由于她的迷惑导致文宣瘦弱多病，并要把她赶出家门。文宣为缓和矛盾只好让妻子暂住宿舍。文宣在文化公司做校对，薪水很低，生活艰难，身体越来越坏。树生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在银 行找到工作。她一向持身严谨，但为了生活，对银行中人也不得不作些委婉的应付。岂知文宣对此产生疑心，十分痛苦，汪母更借此扩大事端。树生为避免流言和安慰丈夫，自动搬回家中。不久，银行因战事告急，迁往兰州，树生为生活着想，离开丈夫和儿子小宣，随同前往。她每月寄钱回家并常与文宣通信，但汪母认为树生的钱来得不干净，责令退回，文宣遂暗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此后，文宣失业，生活困苦，吐血更甚，但一直未告知树生。一年以后，当文宣病危时，才动用那笔存款，但终因无法医治，于抗战胜利之际病逝。在草草殡葬后，老母孤儿启程返乡。当树生回家探亲时，早已人去楼空。在一个寒夜，她独自来到丈夫墓前哭祭，悲痛欲绝。最后，形单影只地消失在凄迷的寒夜里。

写作背景：

《寒夜》写于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当时巴金住在重庆的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借助蜡烛来照亮书桌，时写时辍，两年以后才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巴金在整个抗战中, 先后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所到之处遍地狼烟、满目焦土, 日军的暴行及人民的痛苦, 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 因战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自己的家也曾遭到战火的焚毁。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辛勤写作, 以此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当时巴金住处的四周, 每天都可以听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 因此他说故事就在他身边进行, “ 尽管不是有名有姓, 家喻户晓的真人, 尽管不是人人目睹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们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 那些事继续

发生, 一场都是那么自然, 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 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部悲欢离合的苦戏。’,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将无数个汪文宣的故事进行集中概括,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汪文宣一家的时代悲剧。由于作家熟悉自己的人物, 才会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如此真切自然, 把他们的性格刻划得如此细腻精微, 作家在这里表现的艺术实也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巴金在小说中虽然对人物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更多的是挖掘悲剧的根源, 对这些弱小者倾年了真切的同情, 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 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叹息。

人物分析：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

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经典语句：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

“ 地位越来越低, 生活越来越苦, 意气越来越消沉, 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 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他已没有自负的语言和救人济世的宏愿, 每天干着单调沉闷的工作, 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 只求与世无争。

他不满周主任喝斥要求增加薪金的同事, 内心说“ 你年终一分红, 就是二、三十万, 你哪管我们的死活” 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 怕周主任发现自己心中的不平。他在心里说自己, “ 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 我还要怕他们。” “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 什么人都欺负我, 又住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抗议、自责在内心发出过何止千百遍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为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 但却不得不为主任的生日出一千元的份子钱。内心的不平和外表忍辱苟安的矛盾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不容良心未丧尽的读书人,以致于自己“ 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街上贴的告示拿走了”。

她说“ 我不要再听什么抗战胜利的话, 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什么理想。”而实际上她追求的自由是很空洞的, 其实“ 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 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 绝不会想到, 也不肯承认, 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写作手法及作品评论：

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从而表现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整部小说是一种凄楚哀怨的调子、灰色的画面, 作家以内心激荡的情感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真实描绘了驱使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 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而使人物性格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第三篇：巴金《寒夜》读后感

巴金《寒夜》读后感

《寒夜》是巴金先生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一直都想拜读，这次有机会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仔细的读了一番，有些感触。

首先小说的开头以黑夜为背景，以抗战时期的紧张气氛做铺垫，写在战争年代，一些小市民们对战争来袭的恐惧与绝望的心情，让人一读就陷入深深的阴郁与悲伤的情绪中。紧接着写出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出场似乎就透着一丝丝的悲哀。寒夜，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飞机在上空盘旋着，时不时发出恐怖的声响，但他似乎无暇顾及这些，因为此刻的心中，有着比这些更要紧的东西—他的妻子，曾树正离家出走了。他努力回想着，是他嘴的笨拙让他们夫妻俩吵架了，妻子一怒之下就摔下房门跑出去了，最初他还以为妻子只是和她赌气，过一会儿就自己回来了。可是都这么晚了，妻子还是没回来，他于是决心去找妻子。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次两次的新鲜事了，他的软弱，忍让，已经让他在这个残破不堪的家中疲惫了。那么，他到底有着怎样的家庭呢？

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是具有理想和报复的知识分子。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一家人不得不逃难到重庆，并在这里居住下来。汪文宣有个年纪很大的母亲，很早就没了丈夫，她把她全部的希望与爱都寄托在了她唯一的儿子，汪文宣身上。汪文宣开始在一家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由于社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垄断家的压迫与冷酷无情，使得汪在他的公司里工作并不顺心，备受上司的排挤和剥削。加上他本身的懦弱与自卑，对别人的欺凌和侮辱只是一味的与退缩，导致了他“老好人”的称呼。与此同时，曾树生在一家银行上班，虽然不是挣得很高的工资，但是却因为外表好很受上司的照顾，加上天性活泼爱打扮，经常涉及交际活动。同时，汪的老母亲，十分痛恨他的儿媳妇，婆媳关系的恶化，俩人的经常争吵，使得汪夹在中间很不好受，随着汪的肺病恶化，曾树生的出走，又给汪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后来终于忍受不了精神的压力和病痛的折磨，呕血而死。两个月后，曾树生回到重庆，一切都是物是人非了，母亲带着小宣离开了这里，只剩下曾树生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着，独自面对寒夜。

我看完后觉得这个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经济的不景气，国统区的黑暗，不给知识分子一点施展才华的空间。他们的满腔热血和理想抱负都随着硝烟和生存的威胁一点点的消失了。正如小说中的汪文宣和曾树生，他们本是教育系毕业的高材生，却因为战争被逼迫来到了重庆避难。在生存和安全都无法保证的年代里，他们还谈何理想，谈何追求？同时，我想造成他们婚姻的悲剧，很大原因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媳妇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汪家正处在这个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里，民国时代。汪母从小便受传统观念的教育，而曾树生却是有着现代思想的新时代女性。汪母心中的传统的纲常礼教告诉她，媳妇只有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不外出交际才算是恪守媳妇的本分。可是，曾树生天性活泼开朗，善于交际的性格正好触犯了汪母的禁忌、汪母因此十分憎恶她的儿媳妇，甚至不承认她是她的儿媳妇。曾树生在家里得不到想要的温暖和自由，因此离开了家。不仅仅是婆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这种悲剧，人物性格也与小说的结局息息相关。汪文宣是个胆小怕事，懦弱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身体不好，遇事从不据理力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退步，让自己老好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到后来，妻子都这么说他，但他不以为然，仿佛那就是他该做的。而相比丈夫，曾树生却是一个富有朝气，年轻又充满活力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美丽，又活泼开朗，善于交际，温柔可爱的性格格外讨人喜欢。而这些，都让汪文宣更加的自卑。夫妻性格的冲突导致矛盾时时得不到化解，加上婆媳的冲突达到了白日化阶段，最后终于爆发，曾树生随同爱慕她的陈主任到兰州去了，留下汪文宣和汪母在家中。

想到这里，这个故事的发生发展都合情合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下，人们往往被现实冲淡了理想与抱负，知识得不到用武之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有时候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书中的每句话每个字眼都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每一个故事情节都震撼着我的心。想起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是啊，曾树生的一生都在为了争取到她的温暖而奋斗，可最后还是一个人度过寒夜。

第四篇：巴金的《寒夜》

小议《寒夜》中婆媳关系

汉语言082 胡传巍200850515240

婆媳关系，上溯远古，下至当今。不仅是《寒夜》中存在的，更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问题。因为它跟柴米油盐扯上关系，就等于和生活扯上关系。自古以来，两个女人不知上演了多少出戏。究其根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一〉婆婆于媳妇同为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有种不可调和的关系，正如“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当两个女人同时将焦点集中于某一个男人时，女人和女人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寒夜》中汪母与曾树生围着一个男人———汪文宣，她们之间的不可协调关系变得异常突兀。于是她们互相看不惯对方，婆婆没婆婆的姿态，媳妇没媳妇的风度。所以，无休止的展开唇舌之战。

〈二〉年龄的代沟，隔阂。婆婆与媳妇是生于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她们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寒夜》中的汪母与曾树生都死死地捍卫自己的观念。都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正如曾树生所描述的，汪母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讨厌曾树生，完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曾树生与汪母设想中的温顺的媳妇相差甚远，与理想的差距造就了她对现实极其不满，再则她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与曾树生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相碰撞，矛盾当然避免不了。

<三>心里上的不平衡。《寒夜》中的汪母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并且还有一点“恋子情节”。,曾树生也爱他，而那种爱屋及乌的博爱在两个女人间无法奏效。汪文宣是爱曾树生的，总是对她进行迁就忍让，并公然在母亲面前叨唠离不开曾树生，这不得不让汪母心理上大大失衡，醋意大发，只能增加她对曾树生的恨。

〈四〉中间力量调节不当。婆媳关系的处理好坏跟中间力量有很大联系，而作品中的汪文宣恰巧又是一个猥琐，胆小怕事，懦弱安分的人。总充扮老好人的角色。在面对母亲与妻子的无休止战争中，他显得无能为力，不想到去调解，开导，好好充当一个儿子与丈夫的角色，而是蒙头大哭，不断地捶打自己的头。

〈五〉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困苦，战乱不息。每个人都满腹牢骚，像导火线一样，一触即发，次数愈多，越无法控制。《寒夜》中两个女主角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出自书香门第，算是云南昆明的才女，一个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人，她们都不是逆受之辈，然而在婆媳关系上她们同样走不出千百年来的圈。只是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满找个对象发泄发泄，这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了。

尖锐的婆媳关系使得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更是乌烟瘴气，闹得婆媳本身不愉快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人。汪文宣的死，小宣的孤僻，其实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更应该明白事理，婆婆更应该了解曾树生的工作性质，曾树生应拉下自己的高姿态，对婆婆多一份谅解，对丈夫少一份抱怨。毕竟，她爱那个家。既然爱何不做出退步，化小恨为大爱。这个家庭也不至于这么畸形。当然，明白这一切是打上引号，是一系列的假。

第五篇：寒夜 巴金 读后感

我一口气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寒夜》，其中汪文宣这个人物的故事最令我感动和同情。“老好人”汪文宣最终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在无声的“不公平”的呼声中死去，在对社会的控诉中死去，它控诉什么？是战争（日本侵略战争）吗？不仅仅是日本侵略战争，是战争加之国内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腐朽，社会的阴暗。

读了寒夜，我看到了一个懦弱的小公务员是如何成为旧思想的牺牲品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