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研究综述

第一篇：巴金《寒夜》研究综述

近十年巴金《寒夜》研究综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有着重要的文学地位，这部作品自出版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至今为止，已被无数读者和学者作出了不同角度的理解和研究，在这里，我简要将近十年研究情况加以归纳概括。

一、文学审美视域

这是《寒夜》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角度，《寒夜》是一部文学作品，从文学审美的视域进行解释是最自然，也是最基本的。此类研究包括对作品的悲剧根源、叙事方法、思想主题、人物形象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如刘彦龙《寒夜悲剧性因素解析》从社会背景、人物性格，生存困境等方面说明《寒夜》的悲剧性。从而又间接分析主人公汪文宣的懦弱形象及曾树生是现代新女性形象。在叙事方法上，如肖照东的《守与放——巴金<寒夜>叙事结构的分析》中指出《寒夜》的叙事结构简明清晰:，就是汪母、汪文宣、曾树生之间的守与放的关系，从而分析得出《寒夜》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向度的叙事结构。而思想主题都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批判和旧制度的必然灭亡。

二、新女性时代视域

女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没有话语权，而在这部作品中曾树生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展现出新时代新女性形象。如王芳丽《对巴金<寒夜>曾树生形象再认识》中认为曾树生是一个饱满的新女性形象，敢于走向社会，敢于大胆地只求自己想要的。又如张欣南《论女性自我生命的选择——也谈<寒夜>》中认为曾树生不再依附于男人，对生活无所畏惧，寻找一种未必光明却是全新的生活。巴金小说塑造的新女性的形象曾树生是独树一帜的。

三，文化心理视域

这种视域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作品中人物性格成因、心理状况作出分析。如杨秋红的《从巴金<寒夜>浅析当今社会的婆媳关系》中认为，《寒夜》中的家庭悲剧并非是旧文化所导致的，文章通过举例论证从古至今的有关婆媳关系的作品，发现都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证明婆媳矛盾不是封建观念旧文化所导致，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又如李黛岚《从心理学角度探析寒夜中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中充分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人物性格心理的矛盾性最终铸成悲剧。

综上所述，《寒夜》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多样的，每一个解释者用自己的视域去和作品本身的视域交流、融合的时候，一种新的观点就会产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解的总和接近和构成了艺术文本的全部意蕴，才能使这部作品，具有日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但对《寒夜》的研究也存在薄弱点，例如对其作品中人物的审美观、价值观等研究则少见，如果我们能够多对其空白点进行探索，也许就能够进入理性、客观的科学研究新境界。

《宋史》中对鲜于佚的文学创作方面的评价很高，但对于他的诗歌研究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论题，由于他的作品大量散失，使得后人不愿意或忽略了对其诗歌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洋州三十景》进行浅析，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理出山水诗中“意”和“神”的关系，并探讨出他对山水诗的升华以及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大气，更得出他本人眼光的高远和独特的创新思维。

第二篇：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简介：

巴金在《寒夜》里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并以异常冷峻的笔调剖析这个家庭最终“覆灭”的社会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有办“ 家庭化、乡村化” 学堂的理想大学毕业生汪文宣和同窗女友曾树生相爱结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他们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文宣的母亲思想守旧，不满这种自由恋 爱的婚姻，经常辱骂树生，指责由于她的迷惑导致文宣瘦弱多病，并要把她赶出家门。文宣为缓和矛盾只好让妻子暂住宿舍。文宣在文化公司做校对，薪水很低，生活艰难，身体越来越坏。树生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在银 行找到工作。她一向持身严谨，但为了生活，对银行中人也不得不作些委婉的应付。岂知文宣对此产生疑心，十分痛苦，汪母更借此扩大事端。树生为避免流言和安慰丈夫，自动搬回家中。不久，银行因战事告急，迁往兰州，树生为生活着想，离开丈夫和儿子小宣，随同前往。她每月寄钱回家并常与文宣通信，但汪母认为树生的钱来得不干净，责令退回，文宣遂暗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此后，文宣失业，生活困苦，吐血更甚，但一直未告知树生。一年以后，当文宣病危时，才动用那笔存款，但终因无法医治，于抗战胜利之际病逝。在草草殡葬后，老母孤儿启程返乡。当树生回家探亲时，早已人去楼空。在一个寒夜，她独自来到丈夫墓前哭祭，悲痛欲绝。最后，形单影只地消失在凄迷的寒夜里。

写作背景：

《寒夜》写于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当时巴金住在重庆的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借助蜡烛来照亮书桌，时写时辍，两年以后才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巴金在整个抗战中, 先后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所到之处遍地狼烟、满目焦土, 日军的暴行及人民的痛苦, 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 因战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自己的家也曾遭到战火的焚毁。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辛勤写作, 以此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当时巴金住处的四周, 每天都可以听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 因此他说故事就在他身边进行, “ 尽管不是有名有姓, 家喻户晓的真人, 尽管不是人人目睹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们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 那些事继续

发生, 一场都是那么自然, 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 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部悲欢离合的苦戏。’,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将无数个汪文宣的故事进行集中概括,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汪文宣一家的时代悲剧。由于作家熟悉自己的人物, 才会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如此真切自然, 把他们的性格刻划得如此细腻精微, 作家在这里表现的艺术实也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巴金在小说中虽然对人物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更多的是挖掘悲剧的根源, 对这些弱小者倾年了真切的同情, 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 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叹息。

人物分析：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

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经典语句：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

“ 地位越来越低, 生活越来越苦, 意气越来越消沉, 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 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他已没有自负的语言和救人济世的宏愿, 每天干着单调沉闷的工作, 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 只求与世无争。

他不满周主任喝斥要求增加薪金的同事, 内心说“ 你年终一分红, 就是二、三十万, 你哪管我们的死活” 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 怕周主任发现自己心中的不平。他在心里说自己, “ 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 我还要怕他们。” “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 什么人都欺负我, 又住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抗议、自责在内心发出过何止千百遍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为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 但却不得不为主任的生日出一千元的份子钱。内心的不平和外表忍辱苟安的矛盾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不容良心未丧尽的读书人,以致于自己“ 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街上贴的告示拿走了”。

她说“ 我不要再听什么抗战胜利的话, 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什么理想。”而实际上她追求的自由是很空洞的, 其实“ 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 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 绝不会想到, 也不肯承认, 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写作手法及作品评论：

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从而表现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整部小说是一种凄楚哀怨的调子、灰色的画面, 作家以内心激荡的情感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真实描绘了驱使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 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而使人物性格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第三篇：巴金《寒夜》读后感

巴金《寒夜》读后感

《寒夜》是巴金先生一部很有名的作品，一直都想拜读，这次有机会把这部小说从头至尾仔细的读了一番，有些感触。

首先小说的开头以黑夜为背景，以抗战时期的紧张气氛做铺垫，写在战争年代，一些小市民们对战争来袭的恐惧与绝望的心情，让人一读就陷入深深的阴郁与悲伤的情绪中。紧接着写出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出场似乎就透着一丝丝的悲哀。寒夜，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走着，飞机在上空盘旋着，时不时发出恐怖的声响，但他似乎无暇顾及这些，因为此刻的心中，有着比这些更要紧的东西—他的妻子，曾树正离家出走了。他努力回想着，是他嘴的笨拙让他们夫妻俩吵架了，妻子一怒之下就摔下房门跑出去了，最初他还以为妻子只是和她赌气，过一会儿就自己回来了。可是都这么晚了，妻子还是没回来，他于是决心去找妻子。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次两次的新鲜事了，他的软弱，忍让，已经让他在这个残破不堪的家中疲惫了。那么，他到底有着怎样的家庭呢？

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是具有理想和报复的知识分子。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一家人不得不逃难到重庆，并在这里居住下来。汪文宣有个年纪很大的母亲，很早就没了丈夫，她把她全部的希望与爱都寄托在了她唯一的儿子，汪文宣身上。汪文宣开始在一家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由于社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垄断家的压迫与冷酷无情，使得汪在他的公司里工作并不顺心，备受上司的排挤和剥削。加上他本身的懦弱与自卑，对别人的欺凌和侮辱只是一味的与退缩，导致了他“老好人”的称呼。与此同时，曾树生在一家银行上班，虽然不是挣得很高的工资，但是却因为外表好很受上司的照顾，加上天性活泼爱打扮，经常涉及交际活动。同时，汪的老母亲，十分痛恨他的儿媳妇，婆媳关系的恶化，俩人的经常争吵，使得汪夹在中间很不好受，随着汪的肺病恶化，曾树生的出走，又给汪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后来终于忍受不了精神的压力和病痛的折磨，呕血而死。两个月后，曾树生回到重庆，一切都是物是人非了，母亲带着小宣离开了这里，只剩下曾树生一个人在大街上徘徊着，独自面对寒夜。

我看完后觉得这个悲剧的发生是必然的。在社会大环境下，经济的不景气，国统区的黑暗，不给知识分子一点施展才华的空间。他们的满腔热血和理想抱负都随着硝烟和生存的威胁一点点的消失了。正如小说中的汪文宣和曾树生，他们本是教育系毕业的高材生，却因为战争被逼迫来到了重庆避难。在生存和安全都无法保证的年代里，他们还谈何理想，谈何追求？同时，我想造成他们婚姻的悲剧，很大原因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的冲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媳妇必须遵守三从四德，汪家正处在这个新旧观念交替的时代里，民国时代。汪母从小便受传统观念的教育，而曾树生却是有着现代思想的新时代女性。汪母心中的传统的纲常礼教告诉她，媳妇只有老老实实在家相夫教子，不外出交际才算是恪守媳妇的本分。可是，曾树生天性活泼开朗，善于交际的性格正好触犯了汪母的禁忌、汪母因此十分憎恶她的儿媳妇，甚至不承认她是她的儿媳妇。曾树生在家里得不到想要的温暖和自由，因此离开了家。不仅仅是婆媳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这种悲剧，人物性格也与小说的结局息息相关。汪文宣是个胆小怕事，懦弱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身体不好，遇事从不据理力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退步，让自己老好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到后来，妻子都这么说他，但他不以为然，仿佛那就是他该做的。而相比丈夫，曾树生却是一个富有朝气，年轻又充满活力的知识女性的形象。她美丽，又活泼开朗，善于交际，温柔可爱的性格格外讨人喜欢。而这些，都让汪文宣更加的自卑。夫妻性格的冲突导致矛盾时时得不到化解，加上婆媳的冲突达到了白日化阶段，最后终于爆发，曾树生随同爱慕她的陈主任到兰州去了，留下汪文宣和汪母在家中。

想到这里，这个故事的发生发展都合情合理。在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下，人们往往被现实冲淡了理想与抱负，知识得不到用武之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命运有时候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书中的每句话每个字眼都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每一个故事情节都震撼着我的心。想起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是啊，曾树生的一生都在为了争取到她的温暖而奋斗，可最后还是一个人度过寒夜。

第四篇：巴金的《寒夜》

小议《寒夜》中婆媳关系

汉语言082 胡传巍200850515240

婆媳关系，上溯远古，下至当今。不仅是《寒夜》中存在的，更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问题。因为它跟柴米油盐扯上关系，就等于和生活扯上关系。自古以来，两个女人不知上演了多少出戏。究其根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一〉婆婆于媳妇同为女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有种不可调和的关系，正如“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当两个女人同时将焦点集中于某一个男人时，女人和女人之间那种不可调和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寒夜》中汪母与曾树生围着一个男人———汪文宣，她们之间的不可协调关系变得异常突兀。于是她们互相看不惯对方，婆婆没婆婆的姿态，媳妇没媳妇的风度。所以，无休止的展开唇舌之战。

〈二〉年龄的代沟，隔阂。婆婆与媳妇是生于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她们所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也是截然不同的。《寒夜》中的汪母与曾树生都死死地捍卫自己的观念。都不愿做出任何让步，正如曾树生所描述的，汪母是一个“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女人，她讨厌曾树生，完全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曾树生与汪母设想中的温顺的媳妇相差甚远，与理想的差距造就了她对现实极其不满，再则她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与曾树生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相碰撞，矛盾当然避免不了。

<三>心里上的不平衡。《寒夜》中的汪母是个占有欲极强的人，并且还有一点“恋子情节”。,曾树生也爱他，而那种爱屋及乌的博爱在两个女人间无法奏效。汪文宣是爱曾树生的，总是对她进行迁就忍让，并公然在母亲面前叨唠离不开曾树生，这不得不让汪母心理上大大失衡，醋意大发，只能增加她对曾树生的恨。

〈四〉中间力量调节不当。婆媳关系的处理好坏跟中间力量有很大联系，而作品中的汪文宣恰巧又是一个猥琐，胆小怕事，懦弱安分的人。总充扮老好人的角色。在面对母亲与妻子的无休止战争中，他显得无能为力，不想到去调解，开导，好好充当一个儿子与丈夫的角色，而是蒙头大哭，不断地捶打自己的头。

〈五〉在大的社会背景下，生活困苦，战乱不息。每个人都满腹牢骚，像导火线一样，一触即发，次数愈多，越无法控制。《寒夜》中两个女主角其实都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出自书香门第，算是云南昆明的才女，一个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人，她们都不是逆受之辈，然而在婆媳关系上她们同样走不出千百年来的圈。只是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满找个对象发泄发泄，这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了。

尖锐的婆媳关系使得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更是乌烟瘴气，闹得婆媳本身不愉快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人。汪文宣的死，小宣的孤僻，其实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更应该明白事理，婆婆更应该了解曾树生的工作性质，曾树生应拉下自己的高姿态，对婆婆多一份谅解，对丈夫少一份抱怨。毕竟，她爱那个家。既然爱何不做出退步，化小恨为大爱。这个家庭也不至于这么畸形。当然，明白这一切是打上引号，是一系列的假。

第五篇：寒夜 巴金 读后感

我一口气读完了巴金先生的《寒夜》，其中汪文宣这个人物的故事最令我感动和同情。“老好人”汪文宣最终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在无声的“不公平”的呼声中死去，在对社会的控诉中死去，它控诉什么？是战争（日本侵略战争）吗？不仅仅是日本侵略战争，是战争加之国内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腐朽，社会的阴暗。

读了寒夜，我看到了一个懦弱的小公务员是如何成为旧思想的牺牲品的悲惨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