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第一篇：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花凋》是张爱玲于1944年3月发表在《杂志》月刊第12卷6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与《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爱玲是一个冷静的女性写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笔调向我们讲诉了一个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运实质上是时代的缩影，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在男权为中心的重压下，文本力图重现女性的真实遭遇，即被压抑的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

郑川嫦的悲剧首先表现在其个性的被压抑。这种对其内心本能欲望的压抑是双重的。文本开篇以倒叙的手法写道“„„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二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墓志铭呀，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宠爱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却笔锋一转，接着说“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在这种背景下，川嫦注定成为被忽略与欺压的对象。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穿的的姐姐们剩下的旧衣裳，甚至有时还得赤脚；她想要上大学，可是那对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爱情，却因为一场大病扼杀在了摇篮里。生活在宗法父权下的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很显然，我们的主人公川嫦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她的父亲是遗少，家里虽然拮据，却死要面子。“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见，川嫦是没有机会取得经济独立的。没有经济的支持，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起初，我们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们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着找对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钱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但依附于父权下的她，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是实现时，她的母亲，郑夫人已经托了大小姐为川嫦找对象。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与章云藩的恋爱。在川嫦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长期压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着对更高理想——上大学的追求，但她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找个合适的人。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川嫦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始终无法摆脱从属于男性这一传统。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对川嫦的伤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宠及受欺负。更表现在她生病后，周边人的态度。当川嫦缠绵于病榻时，她的亲人早已厌倦了这劳神又伤财的事。郑先生父母并非不爱她，只是这爱若与钱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当面对川嫦即将逝去的生命时，“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可是听到要买西药时，他却舍不得了，生怕为她白花了钱而影响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连她每天吃两个苹果也要发怒，因为他连养姨太太的钱都没有了。而母亲呢？因为怕给女儿治病让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竟忍心眼睁睁看着女儿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爱终归抵挡不了金钱力量的冲击。文本通过这对川嫦周边人的行为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而川嫦也因为明白这一点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了。

爱情的悲剧色彩。文本说到，川嫦起初见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他说话也不够爽利„„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从川嫦对于恋爱对象的标准也可以看出，在饱受环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脱。所以与其说川嫦最后是爱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说章云藩是川嫦在饱受压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当时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仪且唯一有可能的结婚对象。可就是这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个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两年后终是有了新欢。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执意要见上一见，她的固执和任性令人叹惋。，相貌平平然而丰满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此时章云藩已成为她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她实在不甘心让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发现他的缺点。这一次会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也让她彻底绝望了，这绝望其实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川嫦的这种对男性的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花凋》为我们展现的是在男权社会里被放逐的女性无助的挣扎，她们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

文本讲诉的是一个发生在悲剧时代的悲凉的故事，是女性自我意识毁灭的故事。文本无处不穿透着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的人生感悟，但张爱玲也无法无法回答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只留下忧伤的叹息。这是张爱玲的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第二篇：《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关于《月亮河》

看完电影后，一时感到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搜索了一下才知道这部影片是加拿大女导演梅赫塔（印度裔）导演的《火》、《土》、《水》“元素三部曲”的第三部《水》——CCTV-6播放的译名为《月亮河》，感觉这个译名与前两部的名字不是很一致。该片上映后获得很多奖项和荣誉，包括：2006年曼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2006 年加拿大电影节，最佳配音、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2006年温哥华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影片上映时梅赫塔本人受到了印度教宗教极端分子对她的生命威胁，他们认为该片剧本“粗俗”是对“道德的亵渎”。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故事从一个8岁的年幼寡妇楚娅被家人送进“寡妇之家”开始，讲述了印度社会寡妇们的命运。根据印度教的传统，在印度寡妇只有三条出路：嫁给丈夫的兄弟，为丈夫殉葬或者剃发进入“寡妇之家”一生为丈夫守节并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她们被认为，是她们导致了丈夫的死。

片中女主角，卡列安妮是“寡妇之家”中一位美丽的年轻寡妇，也是唯一的留长发的寡妇。她的美丽让纳拉扬——男主角，印度最高种姓的婆罗门贵族少爷，同时也是一位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有志青年，一见钟情，并要娶她。

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寡妇不但要终身守节，还要被以为了生活的名义送到贵族那里供他们享乐，而纳拉扬的父亲——德瓦卡纳老爷——梵师（印度教祭司。按传统，印度教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牧师这样的固定的神职人员，祭司由婆罗门贵族担任）——一个自诩为甘地思想的追随者的伪君子，恰恰是卡列安妮的常客。当真相大白后，德瓦卡纳对纳拉扬说：“梵师可以和任何他想要的人睡觉，而和他们睡过的女人是得到祝福的。”纳拉扬回答说：“你知不知道，上主罗摩（Load Ram）对他的兄弟说：„不要相信那些为了私利曲解圣典的梵师‟……你令人感到恶心。”

悲剧是必然的，卡列安妮无法面对这一切，她在宁静的夜色中走进了圣洁的恒河……

卡列安妮死后，“寡妇之家”的头头，大姐马图马蒂为了不断财源，打起了小楚娅的鬼主意，在一个同样宁静的夜晚，把她送到河对岸的德瓦卡纳那里……当沙肯塔拉大姐找到楚娅时，她已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甘地乘坐的火车在这里停留5分钟，他将在车站做简短的祈祷会消息。沙肯塔拉抱着楚娅随着人流走向车站。

或许是受甘地所说：“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过去，我一直深信神的存在是真理，现在我才明白，真理才是神！追求真理……对我而言是件可以不计代价的事，我相信这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启迪，她抛弃了过去的信念，依从了良知，选择了真理。祈祷会后，她跑向缓缓启动的火车求人把楚娅交给甘地。最后，看到乘火车离开的纳拉扬，她把楚娅交给他，说：“把她交给甘地。”……

楚娅无疑是不幸的，她幼小的生命便遭厄运，然而她又是幸运的，我相信，自由会让她生命之花美丽、动人。

二、关于传统文化

影片结尾出现一段文字：“根据2001年的调查，印度有3400多万名寡妇，大多数的处境依然和两千年前《玛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让人震惊不已。据知，印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英国人就废止了寡妇殉葬的陋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寡妇可以改嫁的法律，然而在印度独立并实现民主制度已经六、七十年之后，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背离还如此严重，让人不能不重新审视传统对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同样困扰这我们国家和民族。

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看到所谓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论述，以及关于它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似乎都想在论战中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很疑惑，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长短，退一步说，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争论，官方舆论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认定“制度决定论”的话，那么无法做出国家落后以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让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合理解释；如果，认定“文化决定论”的话，又无法解释“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却至今落后的现状。于是就只能找各种借口、甚至不惜制造谎言掩盖、误导问题，更多的时候是随心所欲，需要什么宣传什么，不讲逻辑、不怕撞车，有时还要自掌嘴巴，滑稽至极。

就我的观察，非官方的舆论则更多的是支持“制度决定论”的，他们简单地将对文化进行反思，对国民性批判的一概视为是“文化决定论”者，是在散布“素质论”……加以挞伐，甚至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问题的根子与传统文化无关，竟和一批老夫子走到一起，一头扎入三千年的故纸堆里找寻济世良方，真是莫大的讽刺。

而有一些“文化决定论”者，为了证明中国问题一概皆因中国文化的糟粕，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不惜摧毁国人本就脆弱的道德体系。不过，客观的说，中国人固有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在两种观点的对峙中倒是表露无疑。不知这是否算是中国文化的宿命。

我想，制度对我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直观而强有力，现在连官方都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不太容易察觉，它根深蒂固地影响我们的思想，继而左右我们的行动，对现代文明的抵抗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和制度是互为影响的——有人说，“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也有人说，“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一家准备出门旅行的人，不是讨论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制订怎样的旅行计划……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说的再极端一点，甚至是在讨论把左脚砍掉还是把右脚砍掉。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定会被当作傻子看待，但你如果关心政治，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整天在做这样的讨论，真是愚蠢、荒唐透顶。

从很多的讨论和事件来看，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分歧，无论官方和民间之间，还是“制度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之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反而，他们在利己主义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有着高度的共识，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同，但实际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都想摆脱自己的责任。其中，政府所做就是摆脱掉了自己对国民的福利承诺，虽然原来的福利就已经少得可怜，这一点，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无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当然，这点是我个人的观察、认识，或有偏颇。

片中的“寡妇之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恶的缩影，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寡妇，在她们的小圈子里依然有人——马图马蒂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依然有卡拉碧那样的爪牙，她们一边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寡妇，一边对贵族老爷们低三下四。

传统文化对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涵，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任何想通过一时之力就改变它，就认为能改变它都是不客观的。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优劣，发展、保留还是抛弃，这是一个应必须谨慎的问题。

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启蒙运动，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判反思。从一开始，这种精神从风格到内容便遭到狂热的反驳，反驳的暴烈程度与昔日的集权主义者和当今的宗教基要主义者们表现出的激情不相上下。”（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我想，大可不必对启蒙感到恐惧，启蒙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相反几个集权主义危害严重的国家，其历史和文化中本就具有专制主义的基因，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等。

三、关于自由

这部影片始终萦绕着一种忧伤的气氛，唯一令人振奋的就是，沙肯塔拉大姐把楚娅交给纳拉扬那一刻——我们为楚娅最终获得自由激动。

自由无疑是令人神往的，然而这几年，我对自由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起来了，这主要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疑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主义，怎么看都像是利己主义。而支持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性恶论”，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硬要把人有私心等同于自私、自利。如果你要在讨论中表述道德、责任等观点，一定会遭到激烈的批判，什么“道学家”了、什么“连人的本性都不承认的人是混蛋”了等等，在这些人眼里“人性本恶”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那么，人的本性真的是“恶”吗？这恐怕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确定无疑。本来以我的所学是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我还是勉强说几句。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性恶论”并非所有人的共识，虽然它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毕竟只是一种学说、一个论断，至少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真理（好在证伪只要举出一个特例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她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经常被提及，也就成了许多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偶像，那么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仔细

想一想，我们确实对恶比对善更容易理解，因而，很容易就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很容易就能看到恶的破坏力，恶的残忍，但却对善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无法理解。从这点可以说，恶是表象的、肤浅的，这大概就是阿伦特认为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她还说：“恶是善的欠缺状态……不过是隐藏着善的一种假装的姿态”。（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摘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认同“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进步是善战胜恶的历程。我们不理解善，或因我们肤浅，但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把肤浅认定为真理而无视根本，可能就是愚蠢了。

当利己主义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越来越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自由这个几乎每天都谈及的词汇的所表达的意思梳理一下，当然，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同样不具备深入讨论的能力，也只能引用一些大师们的观点来对自由所涵的意义做个简单解释。

首先，引萧伯纳的一句：“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将自由与责任联系到一起，而我们现在却用自私自利来诠释自由，目的无非是试图逃避责任。

不过，我更喜欢卢梭所说的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讲的同样是责任。可是，好像现在卢梭很令一些人士厌恶，似乎他不仅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杀戮负责，还要对后来的极权主义负责。仅仅这样认为，对卢梭太不公平了点，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宪法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我读到的有关美国社会的文章、资料来看，美国人能够充分享受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规则的约束，这是对卢梭这句名言的最好佐证。

多余的话不多说了，再多引用几句关于自由的话加强一下认识。

目前，哈耶克受到大家的推崇，他的话大家也许更爱听一点。他在自己的名著《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的开篇引用了一句亚当?弗格森的话，我想这也是哈耶克本人对自由的认识：“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而且，哈耶克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自由秩序原则》）另外他还说过：“自由一方面通过非人格的抽象规则（impersonal abstract rules）来保护个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专断暴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的确受保护的领域，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这里把洛克的观点也摆出来了。

我想，有这么多大师的论述，我们应该理解，自由其实是一种责任、一种平等的价

值观。据此，任何想摆脱责任、不尊重他人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利己主义并不会把我们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只能将我们引向毁灭的邪路。虽然，我们目前还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至少不要把利己主义那一套说辞当作自由主义来兜售。

四、关于信念与良知

这部影片真正令我深思的是关于信念与良知的问题，也是我前面关于传统、自由的话题的延伸。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卡列安妮，也不是纳拉扬或者楚娅，而是沙肯塔拉大姐。

作为一名寡妇，沙肯塔拉恪守自己的信念，她多年来一直默默为恒河边的一位梵师主持的仪式服务（估计是义工），毫无怨言，为自己的赎罪。她坚信，寡妇的命运是有道理的。梵师也告诉她，要有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当卡列安妮因为要与纳拉扬结婚，被马图马蒂锁起来后。她问梵师：“大师，您饱读经书，上头是否写着寡妇就该受苦受难？”梵师回答道：“法典上记载，寡妇有三条路可以走：她们可以和亡夫一起火化陪葬；或是过著克己守贞的生活；假如家人允许，也可以嫁给丈夫的弟弟。不过……最近通过一条法律允许寡妇改嫁。”沙肯塔拉惊诧地问道：“有这条法律？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梵师坦言：“我们会隐瞒那些对自己无益的法律。”这里插一句，我很难说这位梵师——传统的卫道士是一个伪君子，至少，他不像纳拉扬的父亲那样虚伪、邪恶，让人厌恶，虽然后者打着追随甘地的旗号。

之后，她回到“寡妇之家”依然从马图马蒂那里夺过钥匙，放出了卡列安妮——良知战胜了信念。

在为卡列安妮送葬时，她安慰纳拉扬说：“圣典上说，万象都是幻化和错觉。”纳拉扬反驳道：“卡利安妮的死可不是错觉。”随后她说：“要有信念。”当纳拉扬问她：“你的信念为什么这么坚定？”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那表情令人难忘——透出一种虔诚、迷茫和无奈。

继而她说：“为什么……我们寡妇都要被送到这里（寡妇之家）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纳拉扬尖锐的指出：“少一张吃饭的嘴，少用四条莎丽，少铺一张床，家里也多一点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理由了。用宗教来做掩饰，其实都只是为了钱。”（注：莎丽是印度传统服装）其实，许多被主义、理想之类掩盖的东西，其本意或者目的是很明显的，人们不能识别它是因为盲从或者从未想过去识别它，一经点破，则一钱不值。我曾说过：“有时候我想，也许禁锢我们思想的墙，并不存在。就像《狗镇》里居民的房子一样，虽然它们并没有墙，但人们从不穿越它，而是按固有的模式，从门出入。我们没能穿越那堵墙，或许是因为我们从未想穿越它。”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举行完葬礼，梵师对沙肯塔拉说：“甘地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他遵从自己良知的行事。”沙肯塔拉问道：“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信念相冲突呢？”我想，这个问题是那位梵师回答不了的，而沙肯塔拉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遵从自己的良知——她先是放出卡列安妮，给她选择幸福生活的机会，后来，把楚娅交给甘地，让她自由。沙肯

塔拉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面对纷杂的社会，面对每天都发生悲剧的现实，面对各种思潮涌动和弥散着各种奇谈怪论的时代，保持自己的良知，并遵从良知行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这两年，有个怪现象，好像越是敢于挑战道德底线的事或言论越能受到追捧，并能成为舆论的欢宴。这样的结果是，自由的权利没有争取到毫分，良知却被泯灭了，道德体系崩溃了。更应警惕的是，消灭人们的良知，恰恰是专制统治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的作恶，有效地进行统治。

其实，当你看到沙肯塔拉打开囚禁卡列安妮的房门并为之喝彩，当你为小楚娅获得自由而欢呼，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从我们的良知。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被搞成自私自利的形象，与许多学者不求甚解或者别有用心地对自由主义的误导有关。

这部影片最大的悲剧在于，沙肯塔拉不仅还会继续受到良知和信念相违的困扰，更要在已经有了对自由的认识和向往之后，回到“寡妇之家”……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第三篇：《花凋》读书笔记

《花凋》读书笔记 书名：《花凋》 作者：张爱玲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第一版 字数：30万

阅读时间：2015年2月

《花凋》是一本集合了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张爱玲作品的中短篇小说集，包含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鸿鸾禧》、《红玫瑰和白玫瑰》、《连环套》、《色.戒》、《相见欢》这十二篇中短篇小说。文学作品是作家依据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生活进行的艺术创造，具有认识性，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所以通过阅读这本张爱玲所作的小说集，可以看出张爱玲的爱憎偏向和性格特点。下面我将谈谈我看过这本小说集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一、人物设定和题材选择

首先，在这几篇小说中，作者讲述的大多是男女之间的故事。比如葛薇龙和乔琪、白流苏和范柳原、川娥和章云蕃、霓喜和她的丈夫们、王佳芝和易先生等等。更多的是人物的婚姻生活和经历，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霓喜经历过三次婚姻，也是比较悲惨，但是我觉得也是她自己咎由自取，自己“不安于现状”。

再者，读完这一本书，我总的感觉这些人物大多是生活在大家族里，生活条件比较富足，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是穿金戴银的，吃穿都有仆人伺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王佳芝的翡翠戒指在那些太太面前是拿不出手的，更是上不得台面的，阿歇太太根本就不正眼瞧。葛薇龙在进入她姑妈家后，游走在各大交际场所之中，更是穿金戴银，涂脂抹粉。玉清结婚也是要上档次，购置好货。传庆是一个聂家的小少爷，虽说也没有得到好的待遇。罗杰也是华南大学的教授。振保也是一个外商染织公司的高管，有学历，有能力。放到现在来说就是这些都是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人物，当然也有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我想这些人物的设定可能也和张爱玲的生活环境有关，虽说她家后来没落，但曾经也是一个大家族，所以说她对上流社会的一些社交场合和社交礼仪有所了解的。还有她从她父亲那里跑出来，逃到母亲那里，跟随母亲生活，进入学堂学习，接受教育的这些经历有关。

最后，就是这些故事大多是发生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她的上海、香港情节。比如振保在上海遇到了王太太（娇蕊），他们之间发生“爱情”的故事。还有葛薇龙在香港交际圈的发展。还有王佳芝、白流苏在上海和香港之间来回。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公租界，在他离开父亲之前都是住在上海的，对上海市相当了解。张爱玲在这儿出生，在这儿度过了她的童年，并且最后又把她的豆蔻年华埋葬在这里的，也算是故乡情结吧。上海是她生命的原乡，也是她写作的原乡，远离上海也就是离她写作的源泉越来越远。所以她后来在美国写的作品都没有她年轻的时候写的有味道，深刻。还有她因为战乱不能赴伦敦大学读书，就在香港大学就读，对香港也是比较熟悉的。

二、浓郁的悲剧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无论结局是好还是坏都给人一种悲凉，凄切的感觉。就《倾城之恋》中的开头“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就只剩苍凉二字。让我记忆较为深刻的就是离婚女人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暂且把它称为爱情故事。白流苏离了婚就回到娘家生活，几年了，没有再嫁，生活还算平静。但是有一天，传来了她前夫去世的消息，打破了表面上的平静，掀起了几层浪。她娘家的人劝她回去守孝，白流苏不肯，不想回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她娘家的哥哥嫂嫂就说她拖累了他们，给他们添了很多麻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不懂，这样做还有亲情二字可言吗？本是一家人，还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伤人的话，做出这样不近人情的事，真是看了让人寒心，真的为白流苏的遭遇感到悲哀。还有，尽管最后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起了，但却是两个经历过战乱的人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生命难以把握的感悟的结果。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爱情是否还存在，还是说是经历过战乱的孤寂和无助的余韵，才让他们选择在一起，来逃避孤独的追击。这样看似好的结局是否就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还是沉淀下来的悲哀、凄凉。还有罗杰和他年轻的新婚妻子的事，本该是好好享受新婚蜜月的，最后却落得了孤独自杀的结局。《金锁记》的七巧嫁给了一个残疾人，育有一男一女，前半生就这样在伺候人的日子里度过，没有幸福的婚姻生活，这自身就是一个悲剧。在加上她后来让她的子女抽烟，阻碍他们单独活动。最后因为自己的私心而毁了她的亲生儿女。小说中说“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然而“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人还没完——完不了。”剩下的就是完不了的悲凉。王佳芝本是利用美人计，接近汪精卫政府掌握情报的要员——易先生夫妇，最后却意外的爱上了“特工”易先生，在计划的最后关头放走了易先生，自己却被无情的杀害。这就是赤裸裸的悲剧了。

张爱玲的作品主要写于她20-30岁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张爱玲的作品大多是悲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自己与胡兰成的婚姻生活不幸福，所以这段时间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婚姻不顺，生活充满荆棘和坎坷。当然啊，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三、讽刺的语言风格

她用辛辣讽刺的语言来批判人性的虚伪和冷漠。比如《花凋》中描写郑先生的就是“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好似他只想着怎么生孩子。“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闹剧，而他夫人则是冗长单调的悲剧。”都是笑话。“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做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女人除了结婚生子就没有其他的价值了，想必那就是那些陈旧的观念所致使的，女子不应跑头露面，不能读书习字。除了嫁人还是嫁人，没有一点自由可言。“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在那个时候，女子能够读书时一件难事。“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德一星微红的炭火。”无聊的人生。其他作品中也有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一般说来，往往坏的，负面的东西更能吸引别人的注意。所以说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这些具有讽刺性的语言，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四、比喻等多种表现手法

张爱玲的小说中多应用比喻、反讽、对比等多种表现手法。比如《花凋》中说“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毛皮脱落，栏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敞旧的棕毛毯。”“她爬在李妈背上就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像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个炎炎的大洞。”对大黄狗、川娥额描写都很入微，刻画的很形象，尤其是那个打败蜘蛛，既道出了川娥苍白无力的健康状况，也写出川娥的精神状况。还有《金锁记》里写道：“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样式窗帘，季泽正在弄堂里往外走，长衫搭在肩上，清甜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缝里去了，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人物处于阴沉压抑的环境中，爱情终归破灭的情境。没有大段的铺张描写和渲染，文字精练动人，却将那种伤感表现的非常深入，自然灵动。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我以前没接触过太多她的作品，只是听老师说过一些，这次读了这本小说集，对张爱玲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也算是一种进步。众口难调，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张爱玲的小说被很多人推崇，也有人说她的小说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她小说的题材大多是男女之间的爱恨纠葛。既然张爱玲的小说被人推崇就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是很喜欢她太过于浓郁的悲剧情怀，感觉不到一点的快乐和幸福，只剩下悲凉，甚至是凄惨的印象.人存在于这世界上相对于宇宙时间来说就那么一瞬，当下快乐就好，悲切似乎不是那么流行。

班级：13级汉文2班

学号：3120131704216 姓名：郭娟

第四篇：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

1楼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

因有二。

2楼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转贴】论巴金小说《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

• 曾树生

1楼

一 文献综述

《寒夜》是巴金中年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中篇小说。抗战胜利后，“在贵阳的茶馆里，在北碚馆微弱的烛光下，巴金用茶碗盖上磨的墨，用粗糙的算账草纸，一口气写出了三部深刻细致的作品：《憩园》、《第四病逝》、《寒夜》。”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历来不衰。从现有的资料看，关于《寒夜》的评论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革”之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中单篇论及《寒夜》的文章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关于《寒夜》中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文献综述主要是以新时期以来可见的评论文章为参照系。

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章一般把《寒夜》看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香港中文大学的致赞辞这样写到：“„„他所追求的是真实，而并不顾及美。”真实地反映抗战胜利后小人物，在《寒夜》里主要是通过反映普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而反映当时整个社会，这是评论界较为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寒夜》这部作品也确实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对婆媳关系的分析上，此阶段的评论文章仅仅是从较浅的方面加以分析，未能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此种矛盾的实质。

从某种程度上看，《寒夜》里的婆媳矛盾很明显，也很难调和。但对此种婆媳矛盾的缘由，以及曾树生到底为何出走这样的事实，如果不做更加深入地研究则很难把握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时代性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矛盾性。

自五四以来，女性解放作为“人的自觉”和个性解放的一个内容，一直都是广大女性追求的目标。《伤逝》里子君排除万难和涓生在一起；然而“娜娜”出走后未来的生活并不象当初想象的那样美好，子君的结局是悲哀的。《寒夜》里的曾树生较之子君具有进步性。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伤逝〉与〈寒夜〉女主人公比较》这篇文章里，作者认为如果把“人的觉醒”作为现代性的标志，那么曾树生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无疑更高：“作为独立的女性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是女性主体自我觉醒的一个方面，并非全部。”“与子君恰恰相反，曾树生与汪文宣同居后还坚持着自己的追求。”因此，曾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更深层的是现代家庭观念与传统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正如《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书的作者认为地那样，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究竟是相夫教子恪守妇道还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生活，婆媳两代人的选择自然不同。

不可否认，在曾树生个人自觉的同时，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的行为具有时代进步性；但如果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看，她的行为又受到一些评论者的置疑。在《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里，作者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认为，婆媳两人的行为其实都是自私的，就连汪文宣也痛苦地请求她们为了他不要再吵了。然而，对于曾树生，作者又是理解的，他认为曾树生的选择是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选择人道主义还是个性主义都将有遗憾。《反叛与归依：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论曾树生生活情境的矛盾性》深刻地剖析了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人的觉醒、人的现代性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

家庭内部的矛盾究竟是婆媳之间大矛盾还是其他？有人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从

个性主义角度看，曾树生的出走固然是由她追求幸福自由不甘现状的性格决定的，但同时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论〈寒夜〉的现代性》一文中，作者抛弃了婆媳矛盾论，而认为家庭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汪曾两人的情感危机。“现代主义的作家在努力摆脱沉重的旧伦理教条的同时，也在试着营造一种新型的伦理，这种伦理比之传统的伦理来得更自由和更人性化。”“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将汪曾二人的婚姻有意悬置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之上，目的就是要对其进行情感的拷问。”因此更具有现代人道关怀。

以上是从人的觉醒的现代性角度剖析了曾树生出走背后隐藏的深层的现代特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有了译介，有研究者开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从性别角度切入，对曾树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刘慧英的《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的〈寒夜〉》是较早运用这种理论来解读的文章，此后用类似角度分析的评论陆续出现。女性主义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关系放在家庭与社会的生活场中进行考察，她们认为此种关系往往隐含着控制——反抗的政治文化色彩；女性完全的独立人格意识显得尤其重要；女人选择的依据不再是母亲或妻子等传统的角色定义，而是依据女人这样的身份，从而摆脱对男权文化的依附，自主性强，对抗性也强。在《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觉醒后的困惑》、《巴金〈寒夜〉研究新视角综叙》、《不同生命欲求之间的冲突——重读〈寒夜〉》、《〈寒夜〉重读》、《从〈寒夜〉中曾树生的出走看妇女解放之路》《、男性中心下的误读——对周蘩漪、曾树生认知错位的思考》、《〈寒夜〉忍无可忍塑造的阴影——论巴金创作中的南权意识》、《面对〈寒夜〉一种性别关系的研究》、《曾树生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等文章中，作者均认为，在男女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自由、各负其责的关系不可能再存在的前提下，曾树生在家庭和个人的两难选择之间

虽有彷徨，但最后她依然依从女人的独立性作出了选择。

• 曾树生

2楼

《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一文中指出，这中选择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考验：“树生对自我和个人的选择的意识形态式强调，同时也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高度承担。”但也有评论者认为曾树生的选择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肖进贵在《重读〈寒夜〉》中说：“从表面上看，曾树生有健康漂亮的外表，有经济自主的能力，有办法让儿子念最好的学堂。但实际上，曾树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她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作出的而不是自主选择。”另有评论者则运用爱玛•高德曼而非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对曾树生选择后是否幸福做了解读。“高德曼认为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是在于使女性获得幸福的生活。而当代女性以性别歧视为依据，这就偏离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很显然，从曾树生出走又回来的彷徨里可以看出，她是不幸福的。女性幸福的获得在爱玛•高德曼以及这位作者看来应当是个人、家庭婚姻的平衡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取舍。

不管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性别角度来考察,他们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评论,不乏精道之论。作为一位极具人道主义的作家,巴金在他的小说里往往流露出对人性和人物命运的超越时代的关照情怀。小说《寒夜》便具有该种形而上的哲人思索。一些评论者则用超越时代、超越性别的眼光，将曾树生的命运上升到哲学思考的高度。在《两难选择的悲剧：对涓生、汪文宣身份的再认识》一文中，作者这样反问：“如果子君外出谋业，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或许他们的婚姻就不会走到尽头。可是在《寒夜》里，虽然曾树生经济独立，她与汪文宣的自由恋爱、婚姻还是归于失败。可见经济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是否意味着个体本身也是悲剧的制造者？”评论家洪治纲在《悲悯与体恤——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一文中，则从

悲悯与体恤的角度探讨了曾树生等一群人物的命运。“在《寒夜》和《憩园》中，巴金对人性的体悟，既有对人性中社会属性的考察，也有对人性中自然属性的展现。从这两部作品来看，更多的则是集中在人性中的那些自然属性上，诸如亲情、爱、牺牲以及欲望等等。”“《憩园》和《寒夜》的许多人物，他们的悲剧固然离不开生存命运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人性中某些无法改变的顽症的钳制。”

以上诸多解读主要是从《寒夜》展示的故事内容着手，而对小说进行表现形式、叙述角度等纯粹文本分析的文章很少。在《文本的裂隙与风格的成熟——论巴金的〈寒夜〉》一文中，作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把艺术形象单纯只当艺术形象而非社会人分析，认为曾树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很大的裂隙，“她不是不可能回来，但问题是她即使回来，也不应该是现在作品所写的那种心情，那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回来是她此前的情感倾向和理性选择的大逆转，她此前的行为逻辑被完全颠覆了。”尽管如此，但作者从形式美的角度认为让曾树生回来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不是性格的逻辑发展，“这样在事实上存在的裂隙中„„让读者产生了虚幻的真实。”

还有评论者从巴金对人物的大量的心理描写的特点出发，发现了《寒夜》叙事的复调特征；洪治纲在他的那篇文章中则从叙事学的角度认为巴金采用了全知的叙事视角和一种平民化的叙事立场，因此极大地加强了曾树生的女性形象的立体感。从分析故事情节隐含的诸多意义到分析协作手法，对《寒夜》的认识在日益深化。

二 再认识曾树生

从以上的评论文章中我们得知，评论者或者将曾树生放在女性解放的纵向历史潮流中加以分析，或者将小说《寒夜》独立出来，把曾树生作为单个文学形象进行多角度解读。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曾树生。其实，以现在苛刻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写作语言来看，《寒夜》都不能算是巴金最为杰出的作品，但这依然抹杀不了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在《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本书中，作者朱晓进等人从各个方面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对此时期的文学创作造成的巨大影响。因为民族战争的艰巨性和紧迫性，此时期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因紧密配合着战争的需要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战争文学特别是直接反映战争的文学是当然的主流。文学中的人物更多的是将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将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通俗和实用的文学创作景观使文学创作者没有过多的精力关注复杂、现代性的技巧、从容的语言叙事等方面，文学的审美性大大减弱。文学题材也是以战争、乡土情怀为主，文学作品中往往透露出乐观主义精神，从叙事角度看，宏大叙事和民间叙事是该时期文学创作的首选。

第五篇：张爱玲《花凋》读后感

张爱玲在《花凋》读后感

张爱玲在《花凋》中运用的是倒叙手法，在故事还没叙述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女主人公郑川嫦的结局，说郑川嫦死于肺病，但又说可是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从开始就否定了郑川嫦死于肺病的说法。那么是谁把她一步一步的推向死亡呢？原因是复杂的。

郑川嫦是美丽，善良的女性，从来不和姐姐们争夺衣物，爱音乐，爱静，爱父母。并且是对未来生活有美好憧憬的女孩。梦想有天能上大学，虽然自己知道这只能是个“梦想”，但她对未来依然是渴求的。因为她知道在父亲眼中女儿的大学文凭是奢侈品，何况他家已一贫如洗。郑川嫦的父亲是一个整日泡在酒精里的人，她的母亲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魔鬼，张爱玲用极讽刺的词语，描绘的郑川嫦父母的自私与可恨，将自己的吃喝与享受放在第一位，孩子坏了牙齿没钱补，买不起钢笔头，这些在她们心里完全不算回事儿。为何在这样的家庭里她的姐姐们都嫁了人依然能“活着”。她却只有死这一条路呢？多半是因为她的善良，自卑。

如果川嫦能在面对姐姐们时不那么怯懦，不那么忍让。可能她不会瘦的肋骨胯骨高高突了起来，也可能早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当她遇到章云藩时，她以为找到了幸福，可是正因为在她的生命中也就结识了这一个男人，她没有比较，以至于章云藩在离他而去时，她陷入了死胡同，没有了活着的意义。如果在川嫦的意识中觉得这个世界还会有比章云藩更优秀的男人，可能她不会死，可能还会有活着的勇气。在封建家庭生活的她世界是狭小的，生活是贫困的。川嫦在面对章云藩时总是内心自卑。她没有向章云藩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自己一直在掩饰自己的贫穷与瘦弱。川嫦虽善良却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信，没有显示出自身的价值。因此被章云藩在生病两年后抛弃。川嫦被她的父母无情的当做可以换取更好物质生活的工具。婚姻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上的，而川嫦却对章云藩知之甚少。但川嫦并没有觉得这些重要，只知道他有许多优点，却不知他的缺点，又怎么称得上对他了解呢？没有相互的了解又何来真正的感情。当她的父母不在花钱给她治病时，她还是有活命的机会的，但她选择了放弃。只要她能放下心结，去找章云藩，我相信章云藩还是会尽力帮她的，但川嫦把最后能和章云藩做朋友的机会和获得生命的机会都放弃了。

至于章云藩我相信她还是被川嫦的独特气质所吸引的，他明知郑家人可恨但还继续和郑家人接触就能证明这一点。但只停留在吸引，没有爱。她曾试图可以走进川嫦的世界但失败了，最终也对川嫦由吸引变成了同情。

可见，川嫦之死，死于封建礼教，死于她父母之手，死于自己的精神枷锁，死于这个世界被物欲磨灭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