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第一篇：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邹红

人总是处于不断的追求中，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必然要经历苦恼、不幸、哀痛甚至毁灭，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与否与这一民族是否有着深刻而理性的悲剧精神密切相关。中西方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探讨渊源已久，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源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悲剧体系，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悲剧美学体系。中国历代文艺理论的著述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悲剧这一概念，却也有明确的悲剧意识。中西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邱紫华曾指出：“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这种差异是本质的，具有深远的历史传承性。

一、中西方悲剧概念及其分类

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翁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世界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如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把悲剧艺术推向了高峰。中国古典戏曲中也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悲剧作品，如杂剧《窦娥冤》、《桃花扇》，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屡演不衰的优秀悲剧作品。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震撼和感召着世人。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用语中包含三层意思：(1)作为戏剧的一个种类；(2)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3)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在西方戏剧史上，悲剧往往描述主人翁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干扰迫害和主人翁自身性格的弱点或过失而导致事业失败乃至毁灭，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而在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是。哀曲”、“怨情”和惨绝悲极的内容情节，苦、哀、怨是中国古代悲剧的特质，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中西方悲剧的不同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根源所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把悲剧分为复杂情节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情景悲剧和苦难悲剧等四种类型。之后西方文论界出现了诸多悲剧理论，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坚持，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修正和发展，关注的议题和理论活动的空间并没有越出《诗学》的理论格局。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性格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伦理冲突悲剧(近代悲剧)。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后来也有人把悲剧的类型概括为四种：命运悲剧(神秘力量左右现实人生)；性格悲剧(性格内在矛盾冲突)；社会悲剧(社会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人生悲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历史悲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对比西方悲剧，中国悲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高悲剧，包括《赵氏孤儿》、《精忠旗》、《精忠谱》，主要描述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斗争气概。第二类是变异的古典高悲剧，典型的有《汉宫秋》，主要从悲剧气氛上加以考察。第三类是市民悲剧，也可以叫做社会悲剧，反映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人的悲剧情怀，包括《窦娥冤》、《琵琶记》、《桃花扇》；表现爱情、相思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如《娇红记》、《长生殿》、《雷峰塔》等，主要从情感的平民化、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主题上加以对比。

二、中西方悲剧外在形式的差别比较

(一)不同的悲剧主人翁

按西方观众的审美心理，悲剧，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模仿”。传统西方悲 1

剧都是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在西方人眼中悲剧的主人翁和英雄是同义词，英雄本人是时代骄子，但却遭受深重不幸，其身份和境遇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具有震撼力量。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罗斯描写的俄狄浦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等都属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最典型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翁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女子，她3岁失去母亲，7岁到蔡婆家做媳妇，17岁成亲，不久丈夫去世。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只能被动地忍受，把痛苦看做命运的安排，是前世的报应。像窦娥这样的弱女子还有很多，《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桃花扇)ee的李香君，还有杜十娘、秦香莲等。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遭受苦难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和可悲，令人同情和怜悯。观众从她们的遭遇中所获得的悲剧美，不是由于其地位的高贵和命运惨痛的比照，而是因为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

(二)不同的悲剧性格

中西悲剧主人翁不同的性格弱点直接导致各自悲剧的形成，这种差异也是中西民族的性格差异：中国人重克己的认同人格，强调家庭本位，突出家庭乃至国家的利益；而西方人重扬己的独立人格，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悲剧显得独立而崇高。而具有认同人格的中国古代悲剧人物则显得悲苦凄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等，造成了个人服从社会、个人认同社会的克己思维模式。在中国悲剧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悲剧主人翁的性格，不允许他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过于浓厚的群体意识使得个体人格趋于依附认同，把个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整合同化到群体中去，他们只能放弃寻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按照群体意愿行动，如果执意要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结果只能是被社会吞噬，在现实中被毁灭。因此中国的悲剧主人翁只能牺牲个人的追求，在不幸中隐忍，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来世。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得不为了家族安宁，用殉情来成全来世的爱情；《汉宫秋》中的王昭君，为了解除国家危难，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投江自尽；《长生殿》中的杨贵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命丧马嵬坡；<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面对爱情与家庭、伦理的激烈冲突，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作为化解矛盾的筹码。这些都是中国克己人格的体现。克己思维导致中国悲剧讲究情感抒发的适度，把最初的矛盾化为最终的和谐。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外扩张。在西方性格悲剧中，主人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具有独立判断性，能够做出毫不妥协的选择，甚至把个人的判断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走向意志的反面。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的忘恩负义，竟然亲手杀死自己与伊阿宋的孩子；李尔王性情暴戾，听信谗言，驱逐爱女及朝臣；《熙德》中的贵族老臣杰葛仅为了报高迈斯的一耳光之仇，竟然与其子决斗并杀死了他。卡斯特尔维特洛这样描述西方悲剧主人翁及他们的行为：“悲剧里的人物地位显贵，意气风发，心性高傲，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倘使受到伤害或是将要受到伤害，他们绝不到衙门告状，也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

(三)不同的悲剧冲突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俄狄浦斯王》中，异己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翁性格中的弱点(软弱和犹豫)；在《人民公敌》中，异己力量是某种与主人翁为敌的社会势力。在这些矛盾中，人是主动出击的，冲突逐步升级。个体的人努力地想摆脱冥冥中的宿命，想通过自己的进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们越是努力越接近置他们于死地的泥潭，越是艰辛和痛苦地走路，就越来越深地陷在沼泽中。俄狄浦斯为了摆脱杀父娶母的宿命而流浪，却在逃离的路上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当瘟疫在国内横行的时候，他决定亲自找出那个杀父娶母的人，但他越是真诚地为民除害，就越被逼近自我毁灭。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悲剧冲突推向高潮。

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翁悲惨的遭遇，不是剧烈的冲突。《窦娥冤》是个典型的例子。窦娥缺乏斗争意识，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运的安排，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来世。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礼教。她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步步退让，直到上了刑场，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靠上天为她作证，因此，她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不仅如此，中国戏剧的悲剧冲突还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制伏奸、恶、邪、丑，伸张忠、善、正、美。如《赵氏孤儿》中，奸臣搜孤步步紧逼，忠臣救孤处处设防，一个个忠义之士凛然献身。在惨烈的悲剧气氛中，表达了声讨奸恶、颂扬忠良的道德批判主题。

(四)不同的悲剧结局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是冲突的自热化。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充分体现了一种毫不后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大意义。哈姆雷特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也化为乌有。他的人文思想，通过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得到了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与哈姆雷特一样，《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都是这类人物。有的悲剧人物虽然没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的苦戏往往以喜剧形式结尾，所谓先苦后甜，苦尽甘来，是冲突的和解。如《琵琶记》中苦命的赵五娘，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得到身为高官的丈夫的承认，忠孝两全，以合家大团圆收场。有的戏剧为了表现团圆的大结局，不惜把现实中不能兑现的“团圆”搬到阴曹地府或天界仙境。但是，这种令人高兴的结局一般不是主人翁自己争取的，而是借助一种外在力量实现的。如《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等，便是类似结尾的典型例子。

三、中西方悲剧差异的文化根源分析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便是西方人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的象征，所以，西方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怀疑与判断能力。在西方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问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西方悲剧意识的作用是：暴露人的生存困境，超越人的生存困境。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了人类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探索和自身价值实现中所显现的坚强性格和意志。从西方悲剧的结局看，其一方面向人们预显了命运之神的强大，似乎是说命运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人类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在这种痛苦和惨烈之中，宣扬了一种精神：人可以被打倒，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征服。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翁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们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异化，使现代人在多元的现实中，只能自己设定自己。现代主义悲剧把古典悲剧意识中的暴露生存悲剧性，演变为暴露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的自然本真和被异化的现实出现了最撼人的冲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控诉了这个理性和机械统治的世界，生命找不到突破口，爱情找不到归宿。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虽然把人的生存的悲剧性演变为荒诞性，但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悲剧的影响，人们仍能从其荒诞中体会到对人生存的忧虑。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融合，重视对立矛盾之间的相互渗透、弥补、转化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持中贵和，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由于怀疑和否定能力的缺乏，中国古典悲剧便将本是血淋淋、残酷的人生悲剧“转化”为相安无事，团团圆圆的太平景象。虽然也曾在剧中揭示人生的悲剧与危机，如忠良仁义之士蒙冤受屈，柔弱善良之女受尽苦难，但揭示之后便要转化，要么让受尽磨难的恋人在虚幻的仙境相会，要么让受害人的后代报仇雪恨，要么让清官为受害人申冤等。这种处理方式让悲剧的色彩大大降低。

黑格尔有一段名言：西方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包含对道德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不是单纯独立存在的东西。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道德是一种很高的修养，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中华文明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赋予封建文化体系鲜明的伦理特质，宗法制度的约束和宗法观念的长期影响铸就了中国人重血缘、重道德的伦理品质，使古代悲剧中的伦理价值判断表现出以道德评价取代审美分析的趋向。在中国古典悲剧中，悲剧人物的内心常常被一些封建教条所占据，只有一些片面的忠、孝、义等，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为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这些善良弱小的小人物像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没有意识到要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赖外在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快乐结局从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受害者的精神鸦片，大大削减了人们积极进取的欲望。总之。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报应，明显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了行为的自律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中西方人们对幸福和道德的不同态度。西方文化是突出个体的，注重个人的幸福，他们不会耻于谈论个人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体的自由去挑战现存的道德。中国古人把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称为义与利的关系，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中国悲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古人过于重视德行，中国悲剧人物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却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一个善良的人在现实中却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来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西方的“壮美”与中国的中和之美，是由深层次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背景决定的，因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意识。

【参考文献】

【1】张法．中西芙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蓝凡．中西戏剧比较稿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参考文献(4条)

第二篇：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与分析

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然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却有不同的饮食观念和饮食习俗，最终形成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风靡世界。它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世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西方的一些国家曾为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并且汇集着各国的移民，因此这些国家深受各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已的饮食习惯，形成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中西方饮食观念的差异西方是一种理性的、讲求科学的饮食观念。他们强调饮食的营养价值，注重食物所含蛋白质、脂肪、热量和维生素的多少，特别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尽量保持食物的原汁和天然营养，而不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的完美。即便是口味千篇一律，甚至味同嚼蜡，他们也会将它吃下去，西方人吃的是营养。他们很少或几乎不把饮食与精神享受联系起来。在饮食上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实用与功利的目的。西方人认为，饮食仅是生存的手段，用以果腹充饥而已，只不过它采用了一种更科学、规范和合理的方式。如他们的中小学校都配有营养师，以保证青少年的营养充足和平衡。这种科学化理性化的饮食观念，是值得中餐借鉴的，但同时这又使西餐在用料上受到极大的局限。如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以及一切他们认为没有营养价值的东西。同时在烹饪技巧上也显得机械呆板，牛排就是牛排，鸡就是鸡，各式蔬菜也决不会混杂串味，也不会变出多少花样来。中国人的饮食强调感性和艺术性，追求饮食的口味感觉，而不注意食物的营养成分，多从“色、香、味、形”等方面来评价饮食的好坏优劣，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简单地说，中国人吃的是口味，“味”，是中国饮食的魅力所在。

中国人饮食的目的，除了果腹充饥，同时还满足对美味的渴望，带来身心的愉悦。讲求调和之美，是中国烹饪艺术的精要之处。如福建名菜“佛跳墙”，里面有鸡肉、鸭肉、猪蹄筋、鲍鱼、海参、猪肚、鱼翅等多种主料，还有数种副料。这样调制出来的成品，个性全被埋没，而整体却光彩熠熠，这与中国人贬抑个性、讲平均、重中和的中庸之道是相通的。中国饮食过分强调味感，以及用餐的精神享受，忽视营养分析和营养的合理搭配，有其片面性。而西方饮食注重科学分析与营养，虽有其机械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对维护人体的健康发展是积极的。因此，中餐在其发展中，应汲取西餐的“科学”观念，取长补短，使之更为完善。中西方饮食内容的差异西方人秉承着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主，以采集、种植为辅，荤食较多，吃、穿、用都取之于动物，连西药都从动物身上取料炼而制。比较注意动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取，饮食结构上，也以动物类菜品居多，主要是牛肉、鸡肉、猪肉、羊肉和鱼等。因此肉食在饮食中比例一直很高，到了近代，种植业比重增加，但是肉食在饮食中的比例仍然要比中国人的高。由于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又加之人口压力以及其它多种原因的存在，中国人的饮食从先秦开始，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植物类菜品占主导地位。据西方的植物学者的调查，中国人吃的菜蔬有600多种，比西方多六倍。通常多食“素菜”，年节里才加进荤菜。这一饮食习惯又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动物是“生灵”，而生灵是不可以杀死的，更不能食用。加之道教亦忌食鱼肉等荤腥，从而在中国大开素食之风，同时也推动了蔬菜类植物的栽培与烹调制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豆类制品技术的发展。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观念的普及，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正在加大肉类和奶类食品的比重。同样，在西方人的饮食结构里，蔬菜类也明显在增加，中西方饮食结构已趋向融合。中西方在饮食内容上的差异还表现在西方人喜爱冷食、凉菜，从冷菜拼盘、色拉到冷饮，餐桌上少不了冷菜。西方人多生吃蔬菜，不仅西红柿、黄瓜、生菜生吃，就是洋白菜、洋葱、绿菜花、西兰花等也都生吃。而中国人喜欢热食，除正菜前的小碟是冷菜外，主莱都是热的。在中国人看来，热菜凉了，就少了许多味，趁热吃才能吃出菜的味来，俗话说“一热三鲜”就是这个意思。中西方烹饪的差异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它以极强烈的趣味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吸引着以饮食为人生之至乐的中国人。烹调之于中国，简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一样，拥有提高人生境界的伟大意义。中国烹饪方法奇多：溜、焖、烧、汆、蒸、炸、酥、烩、扒、炖、爆、炒、砂锅、拔丝等无所不有，做出的菜肴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中餐工艺的变化较为复杂，很多菜点都费工费时，点缀过多，进盘的很多不能食用，不但造成原料的浪费，而且效果未必好。中国厨行有句话：“厨师三分艺，用料七分功”强调厨师个人对原料的选择、分档使用的重要性，也就是原料的标准对菜肴的出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人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肴制作规范化，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

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厨师在食客一无苛求极其宽容的态度下，每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工作，当然无趣味可言。西方的烹饪方法不像中国那样复杂多变，西餐的装盘立体感强，可食性强，所有进盘的食品绝大多数都能食用，点缀品就是主菜的配菜。西餐的原料多选择新鲜、无污染、天然、操作工艺自然的，尽量发挥其本味，干货原料用的不是太多，牛奶在西餐中是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商已根据原料的特点，使其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厨师不再是单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和确定使用哪种原料。中西方饮食方式的差异饮食方式也即怎么吃的问题，中西方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中国无论是家庭用餐还是正式宴席，都是聚餐围坐，共享一席，人们相互敬酒、劝菜，要借此体现出人们之间的相互尊敬、礼让的美德以及和睦、团圆的气氛。特别是在各种年节里，更是借饮食而合欢。这种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国人进食的过程中无须他人事先进行食物的分配，而是各取所需，食客的进食量或者说是每个人所消耗的食物的量占总食物量的比例是不确定的。西方人习惯于分而食之，有专人先行分配食物，是一人一份的定量供应。在西方宴会上，虽也围坐，但各人的食物是单盘独碟的。

不必固定座位，可以自由走动，不仅可以充分满足个人对食物的喜好，还便于社交，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与信息的交流，而不必在餐桌上将所有的活动公之于众。这种用餐方式充分体现了西方人对人性、对自我的尊重，强调了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此外，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用餐器具的不同。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以及各种形状的杯、盘、碗、碟。

中国烹饪讲究餐具的造型、大小、色彩与菜品的协调，讲究“美器”。精美的食物要有精美的器具搭配，并且要注意搭配和谐，菜肴与器皿在色彩纹饰、在形态上、在空间上都要讲求和谐相配，把饮食当作艺术活动来对待，不仅要一饱口福，还要从中得到一种美的艺术享受。西方人多用金属刀叉，以及各种杯、盘、盅、碟。但西餐在装盘配器上不像中国人这样强调艺术美，其餐具的种类、菜肴的造型，都较为单调。简言之，西方人重在食物的内容，而中国人则强调菜肴的形式和从中获得的感受。近年来，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的餐饮器具正以“专业化、多元化、组合化”的新面孔亮相，为日常家庭用餐增添了新意和情趣。西方也开始注重对餐具的设计，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风格的餐具，这些餐具通常都带有色彩和图案，并以各种不同的样式出现，具备了观赏性、趣味性等特点，并把餐具作为礼品来销售。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是明显的，而且各有长处。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交换的加快，中西饮食文化将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人们将会享受到更美味、更快捷、更营养的食品。

第三篇：从文化差异透视中西方爱情悲剧

从文化差异透视中西方爱情悲剧

黄少华

【摘要】：爱情是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戏剧中的婚恋题材无论古今中外俯拾即是，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梳理这些题材的研究却做得不多。本文将通过由中国民间传说改编而成的爱情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和英国经典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比较研究，结合中西戏剧理论，来揭示文化背景对悲剧特点形成的重大影响。《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中西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虽有着相同悲剧成份，但是两剧之间的悲剧特点却迥然不同，其中缘由值得探讨。本文首先说明了《梁》和《罗》两剧的台词功能，它们有着相同的功用，对推进情节、塑造场景和揭示人物性格起着重大作用。其次比较分析了《梁》和《罗》的主题思想，指出两剧中主题思想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再次是对《梁》和《罗》的悲剧角色进行比较分析，考察了两剧中男女主人公在行动上、性格上和对待婚姻的态度及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接着对《梁》和《罗》的情节结构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力图突显两剧中情节结构方面的共通之处和迥异之处。最后探讨了《梁》和《罗》形成不同悲剧特点的成因，指出了爱情悲剧特点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的体现。通过对这两出中西名剧的比较，不难发现以“苦情戏”为特征的中国爱情悲剧与以“悲壮”为风格的西方爱情悲剧有着迥异的悲剧特点，但我们不能以此来说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而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戏的爱情悲剧。因此本文呼吁多做中西文化交流，为中西戏剧的兼容与嬗变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中西戏剧艺术的新发展。

 【关键词】：悲剧特点 苦情 悲壮 文化背景

第四篇：中西方寓言各自的特点

中西方寓言的异同

寓言是以散文或韵诗的方式，讲述带有劝谕或讽刺意味的故事。中西方的文学家都对此类文体有研究。

一、中国寓言

中国的寓言可以概括成三类：

第一类是以生动活泼的比喻讲出深刻的哲理，不仅给人美的享受，而且给人以智慧。如《井底之蛙》，借青蛙来表现出人们不可以妄自尊大，世界是广大的；《杞人忧天》，说明凭空怀疑不现实的事情是愚不可及的。

第二类给人以积极的启示。如《猩猩喝酒》教人有错就改，不要明知故犯。

第三类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比如《郑人买履》，讽刺了那些教条主义，死板的人，《猫祝鼠寿》嘲讽了伪善者的虚情假意。

二、西方寓言

西方寓言主要以时间分类。

第一类是古代寓言，以《伊索寓言》为主。《伊索寓言》大多是动物故事，以动物为喻，教人以处世和做人的道理。它也是古希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世界上最古老的寓言集，篇幅短小，形式不拘，想象力丰富，富有哲理。其中《农夫和蛇》，《狼和小羊》等故事已是家喻户晓。

第二类是现代寓言，如《动物庄园》，《1984》等。这些寓言一般篇幅较长讽刺一些政客，政治家，揭示一些政治现象。

三、中西方寓言的异同

相异点：

1西方的寓言主要以动物为载体，借以讽刺一类人，而中国寓言却大部分以人物为载体。

2西方的寓言在古代和现代都存在，而中国的寓言大部分出现在古代。相同点：

1中西方寓言篇幅都比较短。

2中西方寓言故事都是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4班李欣隆

第五篇：论《雷雨》的悲剧特点及根源

论《雷雨》的悲剧特点及根源

摘要：《雷雨》是现代杰出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它不仅具有悲剧普遍意义上的特点，还具有自身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为悲剧艺术如何反映中国现实生活提供了典范。《雷雨》的悲剧根源是多方面的,它是作者现实生活的演化，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展现，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它不仅是人物性格的悲剧，更是命运的悲剧。

关键词：《雷雨》悲剧特点主题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悲剧命运自然环境的渲染悲剧根源

正文：

《雷雨》是现代杰出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雷雨》以极端的雷雨般狂飙恣肆的方式，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展示了一幕人生大悲剧；是一部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更是一部纠缠着复杂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巧合，充满神秘、紧张和令人恐惧的命运悲剧。

《雷雨》作为中国话剧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为我国悲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栋森说：“从西洋悲剧、中古古典悲剧演变、过渡到能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悲剧艺术，曹禺成功地拓开了一条新路，为悲剧艺术如何反映中国现实生活提供了典范。” [1]

一、悲剧主题

《雷雨》写于20世纪前半叶，根据所涉及不同的生活范围来讲，属于家庭悲剧；就题材来讲，属于命运悲剧、爱情悲剧。《雷雨》不仅具有典型的古希腊命运悲剧的特点，而且添加了纯熟的本地风光——即充满了民族风格，通过展现个人的内心痛苦、心灵的自我矛盾、痛苦挣扎反抗的灵魂和悲剧的结局，表达了对宇宙间诸如生死、善恶、人与“命运”及像宿命、天意和人类自由这样宇宙性质的大问题的深思，并且体现了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因果报应观念。《雷雨》以本世纪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为背景，通过封建资本家周朴园家庭内部的种种纠葛和周、鲁两家错中复杂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大家庭的罪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

二、悲剧故事结构和情节设置

情节结构是悲剧的基础和灵魂。悲剧动人心魄的效果，主要靠情节的突转和发现。《雷雨》中，作者运用“三一律”原则，剧本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剧中以异彩纷呈的戏剧冲突来展现悲剧的进程，打破人物二元的对立矛盾关系，运用多向冲突，以网状方式存在并作用于每个戏剧人物之间，这一“三角关系”的结构设置揭示了人物交糅杂错的关系，矛盾冲突互相交织，愈演愈烈，并导致了剧中人物无一列外的悲剧结局。周朴园力求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家庭秩序，周繁漪则抓住周萍不放，想重拾一堆破碎的梦来拯救自己，周萍却想要悔改“以往的罪恶”，用四凤来洗涤自己，而四凤正是其同母异父的妹妹，鲁贵想能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鲁大海则要为工人们的利益同周朴园斗争到底，而周朴园正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些“在下面蠕动的生物”，无论“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2]在这些极端复杂、紧张的矛盾冲突下，这场不可避免的“雷雨”瞬间爆发，他们的命运也已灭亡作结。

三、悲剧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悲剧命运

《雷雨》中共有八个人物，他们都是有着复杂的性格，血肉丰满的、立体的、多维的人物，我们仿佛从剧作中洞悉他们痛苦挣扎反抗的灵魂。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追求，都有希望，但没有自己的出路，他们复活的意识、清醒的感知只是使他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痛苦，唤醒灵魂却走向灭亡。他们都以各自鲜明独特的性格从不同角度展示着这场命运悲剧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周朴园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在他内心深处，权利、名誉、秩序才是最重要的；畸形的、罪恶的家庭决定了周萍在本质上是怯懦的自私的，他想反抗命运，却没有真正的勇气和责任感，最终只能在自我内心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被毁灭；侍萍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劳动妇女形象，受着宿命思想的影响，悲愤恐惧，被逼上人生尽头；四凤和侍萍母女俩的性格和命运如出一辙，在这种惊人的巧合之中，使人充分领悟到了《雷雨》悲剧在人伦道德、阶级差异、人性善恶等各种方面所显示出的深刻性；周冲是一个完全生活在最超脱的梦里面的人，然而他对自己的爱情以及整个家庭的期望都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与其他剧中人物的命运不同，周冲的悲剧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的巧合，正是这种偶然，使这么一个可爱的生命偏偏简短而痛楚地消逝，令我们情感要呼出：“这确是太残忍的了”。蘩漪爱上了前房的儿子周萍，周萍却懦弱、畏手畏脚，惧怕严肃的父亲还有旗帜鲜明的道德观念，对她始乱终弃，最终使她变成“后妈不像后妈，情人不像情人”的“疯婆子”，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最终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自己。当在那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所有的血缘关系、一切最残酷的事实都被揭开时，一场大悲剧发生了：狂乱中冲进雨夜的四凤触电自杀了：周冲为救四凤也触电身亡周萍无法面对一切，开枪自尽；繁漪疯了；侍萍痴呆了。周朴园让周萍认妈的那一会儿，四凤：“(昏乱地)妈，这不会是真的。(与周萍互视怪笑，忽然忍不住)啊，天!”说不清楚为什么在一个遵循道德秩序的世界里，竟会出现这样悲惨不幸的事情。他们都可悲，他们都失败，他们都在苦苦挣扎中演绎一场场悲剧。

剧中所有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悲剧，他们的悲剧性并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与毁灭，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痛苦与崩塌。周萍死了，最无辜的四凤和周冲也死了，周繁漪和侍萍疯了，可以说他们都解脱了，无忧无虑，了却了此生债务；而最该死的人——周朴园活着，作者在尾声写周朴园“（叹气，绝望地，自语）我怕，我怕他是死了。”（“他”指鲁大海）最后，“又

望一望窗前的老妇，转身坐在炉旁的圆椅上，呆呆地望着火，这时姑乙在左边长沙发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经读着。” 揭示了这个孤独的灵魂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和对一生的忏悔。《雷雨》就这样展示了人间最惨烈的家庭悲剧，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悲剧。

四、自然环境的渲染

《雷雨》中不能不提的就是自然环境，它在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为这场悲剧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顺理成章的氛围。曹禺说过，“我写戏很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把自然界的现象，和剧情发展联系起来，用以表现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3]《雷雨》中，曹禺就把八个人物放到雷雨之前令人窒息的空气中，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正是这烦躁、苦热的环境推动着悲剧的发生。正如曹禺所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己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这场悲剧的催化剂是雷雨，发生的过程也是一场雷雨，从第一幕开始，周公馆在压抑、沉闷的气氛中，已经孕育了一种天幕低垂、四野云集的阴郁气息，随着悲剧情境的展示，闷雷从远天滚过，蓄势待发，闪电忽隐忽现，撕开暗夜的黑幕，直至四凤在自己家中向母亲发誓，炸雷当空劈下，暴雨倾盆而泻……可以说，雷雨不仅构成了戏剧的自然环境，渲染了人物的心境，是心理情绪的外化，而且对于人物命运它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蕴。

曹禺在谈到写作意图时说：《雷雨》是“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那个时候我是想反抗的。因陷于旧社会的昏暗、腐恶，我不甘模棱地活下去，所以我才拿起笔。《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呼喊”，又说“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窟，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4]周扬在《论〈雷雨〉和〈日出〉》中说:“《雷雨》和《日出》无论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题内容上,都是优秀的作品,它们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雷雨》的悲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造成的。但同时，这场悲剧“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正是这种神秘的力量使“芸芸众生在欲望和命运的苦难中，徒劳地挣扎搏斗，最终还是在劫

[5]难逃。”当然，这场悲剧的发生与人物充满矛盾的性格特点也是分不开的。这一系列因素，正是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曹禺幼年家庭很阔绰,但在精神上他是苦闷的:“整个家庭都是郁闷的。每天可以听到和看到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像周朴园逼蘩漪吃药的那类事情,从我的亲戚、朋友的口里经常可以听到”。他还说:“我对自己作品里写到过的人和事,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看到过许多高级恶棍、高级流氓;《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那些人物,我看得太多了,有一段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因此,我所写的就是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 [6]他的父亲对子女相当严厉,动不动就发火,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和他所了解的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在曹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从小就对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感到憎恶。所以作者写《雷雨》是有许多历史事实与自身一些经历、见闻作根据才写的,可以说,他写蘩漪的“郁热”和《雷雨》中“吃药”那场戏,其中就包含了他在自己家庭中“受压抑”的真实感受,有着作者个人生活经历的投影。总之,《雷雨》的悲剧根源绝不是单一的,它是作者现实生活的演化，是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展现，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它不仅是人物性格的悲剧，更是命运的悲剧。

[注释]

[1] 朱栋森《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出版。

[2] 曹禺《〈雷雨〉序》，收《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3]《曹禺谈〈雷雨〉》，收《曹禺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82页。

[4] [5] [6] 曹禺《〈雷雨〉序》，收《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参考文献]

[1] 曹禺著《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2] 曹禺《〈雷雨〉序》，收《雷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3] 朱栋森《论曹禺的戏剧创作》，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出版。

[4]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