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管理思想领导素质与能力比较分析

第一篇：中西方管理思想领导素质与能力比较分析

中西方管理思想领导素质与能力比较分析

赵渤 原创 | 2014-04-26 13:

21一、儒家的领导素质行为及能力序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儒家思想对于领导者素质与能力发展要求是有内在规律的。他要求“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发展序列。儒家强调正人先正己，由内而外，由已及人，《大学》中说：“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志；致志在格物。”这里所说的“格物、致志、诚意、正心、修身”，是追求人内心的修养完善；“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为政治民，追求理想的社会。两者合起来就是庄子所说的“内圣外王”。

二、中西方管理基于领导能力及素质的理论比较：本质、构成特点及方法应用

1、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评价方法及应用

第一，西方的能力与素质理论：本质特点．西方能力理论认为，能力是具有结构心理特征的总和。研究能力的结构，分析能力的构成因素，理解能力的本质，从而合理设计能力测量的手段。由于能力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特征，因而出现了研究能力的不同理论。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能力测量中不同的因素分析法。西方素质理论认为，素质是有机体天生具有的某些解和生理的特征，主要是神经系统、脑的特征以及感官和运动器官的特性。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这个物质基础就谈不到能力的发展。生来或早期聋哑的人难以发展音乐能力，双目失明的人无从发展绘画才能，严重的早期脑损伤或脑发育不全的缺陷是智力发展的障碍。

第二，西方能力与素质理论的关系：构成特点。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基础，但不是能力本身。素质作为先天生成的解刨生理结构，不能现成的决定能力。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能力，只是由于他生来具有一定的解刨生理特点，因而他具有能力发展的一般可能性。只是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解刨生理素质在活动中显露并发展起来，才逐渐形成能力这样的心理特征。

英国心里学家斯皮尔曼作为实验心理学的先驱，他反对联想理论，著有《智力的性质和认知的原理》、《人的能力》、《创造的心》等”。他对心理统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他对相关系数概念进行了延伸，导出了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他还创立因素分析的方法，这是他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

第三，西方能力理论：评价方法及应用

斯皮尔曼二因素结构理论的方法表达为：

１）斯皮尔曼认为，能力是由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所构成。２）完成任何一项作业都是由g和s两种因素决定的。

分析方式：

１）一个算术推理作业由g+s1决定，而一个言语测验作业由g+s2决定。２）两套测验题的结果如果出现正相关，就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因素g；而它们不完全相关，就是因为每种作业包括不同的、无联系的 s因素造成的。

结论：根据这些相关，在能力结构中，第一位的和重要的是一般因素g，各种能力测验就是通过广泛取样而求出g因素。

另外，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出了一种新的能力结构设想，称为“智慧结构”学说。

１）智慧因素是由操作、材料内容和产品三个变项构成的，像一个长、宽、高三个维度的方块。

２）每一变项由一些有关的要素组成，因此，他以排列组合的方法，提出智慧可能由120种因素组成。

2、中国人文哲学关于能力与素质理论分析：原则与本质属性、评价结构及应用

第一，中国历史上讲究智慧才智：由品引导。所以，对人的品性及素质与能力等的论述是很多的。董仲舒认为人性有品，品有善恶，其所谓的有善有恶是指本体人。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并认为，圣人之性，先天即是善的，无须教化；中民之性，需要教育；斗筲之性，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王充认为，性善是中人以上，性恶是中人以下，善恶混是中人之性。韩愈提出“性三品说”，认为上品人性是善的，下品人性是恶的，而中品人性之善恶在于引导。

第二，中国历史人文哲学关于人才智慧构成：评价原则。儒家的“五常”“六艺”实际是人的心智的教化过程。他主张身心智的和谐，既不主张以礼（理）灭情，也不赞成顺随自然情欲的泛滥，而主张把自然的感性欲望纳入礼节性原则之中去。

儒家关于心灵中知、情、意的分析，是非常全面的，即，通过教化形成自然与和谐。而“五常”“六艺”的教化结构，即是这种手段。《孟子•尽心下》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天理与人欲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件事。“不为天理即私俗„„不为人欲皆天理。”灭一分人欲，方才存一分天理。人要成就自己，成就他人，首先就要做到以“理”改造‘欲’，形成“礼‘的自然秩序，顺乎自然顺应天理。由此儒家主张心灵的“中和”，使知、情、意保持和谐顺适的状态。

荀子认为，人们无法减少或去除内心的物质欲望，但人们却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节制自己追求利欲的行为。这就是说，“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用什么来“节求”呢？荀子引出了他的“制礼明分”的思想主张。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

第三，墨家关于管理者能力的应用：基于素质要素的管理能力评价

《墨子•尚同》中云:“数千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人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

释义：“数千里之外，有做坏事的人，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乡里还未完全听说，天子得知后就惩罚他。因此，天下百姓都恐惧、颤慑、战战兢兢，不敢做淫荡、暴虐的事。都说天子的视觉、听觉象神灵。先王说，“并不神啊，只不过是使别人的耳目帮助自己去看、去听；使别人的嘴巴，帮助自己讲话；使别人的心灵，帮助自己思考；使别人的手脚，帮助自己行动而已”。

《墨子•尚同》中云:“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即举其事速成矣。”

释义：帮助他视听的人多了，那么他的所见所闻的知识就广远；帮助他言谈的人多了，那么他的善言所安抚的范围就广博；帮助他思考的人多了，那么他的计谋、计划就会迅速获得；帮助他行动的人多了，那么他所办的事就会迅速成功。

3、中国管理思想之“政之以德”之本：“仁者”“爱民”，德法兼治 儒家的德治思想对漫长封建社会的治国之道产生了深远影响。认为，德治，需要治国者“为政以德”，同时也需要百姓民众明理守德。要让百姓做到明理守

德，需要三方面的努力，一是治国者做到“为政以德”，二是百姓安居乐业，有“恒产”才有“恒心”，三是道德教化，导民以仁，摩民以义。在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道德教化最为关键，其效用在于动员人的道德情感，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使社会成为友爱和谐的社会。

儒家认为：民贵君轻，仁者，富民；德主而刑辅；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三、中国管理思想之“水至柔，而利万物” ：故几于道

儒家有言：“水能载舟，也能。事实上这就目前我们经常说到的，管理的人性化就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的根本点的说明。儒家强调通过管理者的道德威望的感昭示范，在无形中影响群体，每个人在感昭下“修己”激发群体社会网络的协调和睦与创造性。

中国的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造福利益人间万物而又不争不悔，能接纳百川不分混浊污垢而自质清洁，这几乎就是“道”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柔弱至极，但咆哮泛滥起来，谁能阻挡？激水之疾，可以漂石。水“反者道之动”，“千里之堤，可以溃于蚁穴”。的确，人们所知的宇宙间又有何物能似水那样至柔、至刚、至净、至爱、能容、能大呢？管理者是否应该学习水那种效法自然之道的胸襟和气度呢？

（来源整合于：王力 赵渤编著：《管理学流派思想评注图鉴：历史、方法、趋势》，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以中国人文哲学思想评注西方各主流管理思想历史、方法及管理学科发展趋势）

第二篇：中西方管理比较

中西方管理比较——企业管理

管理就是管理主体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在特定的环境下采用一定手段和方法合理配置各种资源的活动过程。管理是促进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它与科学和技术三足鼎立。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跨文化管理亦日益成为中国理论界和企业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探究导致东西方企业管理差异的文化原因，有利于人们深入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特征，从而更好地迎接世界性的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东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种种差异，导致其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各自的历史传统，应当说是其管理差异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以美国企业文化管理和我国企业文化管理为例，分析中西方管理比较。

美国的企业文化在本世纪70年代出现，8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企业文化理论的最初实践者是日本企业家，但美国人总结并建立了完善了企业文化理论。10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企业管理的领路人，泰勒的科学管理、行为科学与管理科学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70年代的挫折，日本运用的先进的管理模式使日本在许多经济领域超过了美国。随着美国学者的研究日本成功的奥秘及对本国的管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过去的管理行为，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管理革命。

5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严密化、定量化和硬科学化，在管理技术上倾向于企业的战略计划、组织结构、制度等管理硬件，在管理中注重社会的契约化、法律化和理性化等。这样，在企业的管理软件方面，如技能、作风、人员、士气、文化背景等没有充分的重视和发展，在实际企业管理中，认为是计划和技术至上，企业人员在生产经营中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

80年代，当日本的许多经济领域如汽车、相机、光学仪器、家电、信息、钢铁、造船、通迅等方面取得领先并超过美国时，美国的企业管理学界纷纷到日本考察研究其成功的奥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企业管理不仅是一门科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于是，一声以“软”化管理为特征的管理革命在美国展开了。

美国企业管理的企业文化革命开始了，随着企业文化理论专著的出版，管理理论逐渐确立了美国企业文化体系，在美国的企业实践中迅速得到作用。从美国的一些著名公司的管理上看，企业文化对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们的企业文化与许多相似之处，如：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培养员工；尊重顾客；强调产品质量与优质服务；鼓励发明创造，不断向市场投放新的产品；领导身体力行，带领公司员工，坚持公司的价值观和哲学观念；都有明确的企业目标和行为准则，全体员工都共同为之奋斗。具体地说，主要展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个人主义注重绩效及个人能力的发挥。

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使美国人沿承了好动好冒险的民族特点，当时美国西部土地肥沃，富有冒险精神的移民纷纷西进，寻求致富之路，多年以后，大量移民进入美国，但这一传统特征却被沿袭下来了，美国人明显具有信奉个人能力主义和流动及变动性的特点。所以，在美国人心目中，能白手起家的人是社会上的英雄，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态要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分表现自我。美国企业文化学者泰伦斯.迪尔和艾伦.肯尼迪指出，若价值是文化的灵魂，那么英雄就是这些价值的化身和组织机构力量的集中体现。在美国著名企业中，塑造并涌现出了一批“英雄”企业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通过个人奋斗，在事业中获取最大的成功而被企业确认为英雄模范式的人物。

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引发出美国文化中注重实用和务实以及个人能力的发挥。在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一度占有绝对优势。任何一项发明或发现能否被美国人接受，关键在于能否在现实中加以应用，能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效应。这种务实的特点也反映在企业管理模式及企业文化模式中。美国企业用人不把职工的资历、学历、地位、职务等作为衡量人才的砝码，只是注重职工的表现和个人对企业贡献及绩效的大小。、重视个人责任和权利。

美国的企业多通过激励员工的个人主义使其与企业合作达到较好的水平，从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在美国社会发展中，如前文所述“西进运动”使美国人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自信信念、冒险精神和平等观念，倡导自我控制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的平等观念要求同一个团体中各个分子的地位相同，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大家也不能剥夺个人的权利，同时，作为个人主义的自我保护，个人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有强烈的法制观念，它要求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愿意交出的一些权利上控制个人。社会上权利与义务的界限非常明确，而且是客观的、不带有感情色彩的。

美国个人权利倍受重视，是以尊重别人的权利为前提条件的。由于美国社会是以金钱来衡量个人的实用价值的社会，也是以金钱来推动美国社会和企业运行的，因此在企业文化关系上，表现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是纯粹金钱雇佣关系,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雇员的工作积极性。

3、具有典型的西方价值观。

价值观是一个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仰，它为企业员工规定出成功的标准和方向。许多著名的企业在个人主义的前提下，都讲究公私分明、公平合理、自由民主、平等竞争、自觉守法、尊重人权、突出个性、富于进取、讲究实效、不安现状、勇于创新和富于冒险精神等。

4、实施制度化管理。

制度是美国企业的精髓，不论做什么事，一定要先建立好制度及标准化的作业流程，一旦有问题，先考虑是否是制度有弊端，然后在考虑人为因素。一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崇尚企业做大，强调规模效益；尽量降低成本；把所有的业务都进行细致的分析；开除扰乱秩序的人，做任何事都要进行控制，认为只要加薪，给奖金，生产力就会提高，大方重赏表现杰出者，监督品质管制，仔细认真地准备财务报表，等等。

5、强调重视顾客，一切为了顾客的观念。

重视顾客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要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企业良好形象。具体做法：尊重顾客，不厌其烦地跟顾客建立长久的联系；企业对顾客负责，树立对质量精益求精的精神等等。

我国企业文化，近20年来，随着企业文化的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文化的重大价值，许多企业也开始有意识的培育企业文化。但从总体来看，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间较短，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企业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不少企业以市场经济文化为背景，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尚不成熟，在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文化的沟通与竞争中显的乏力。主要表现在：从企业文化的内涵上看，缺乏严格意义上的企业价值观，企业核心理念尚未形成；从表现形式上看，注重公关形象的运作程

序目标和结果，但尚未形成良性循环；从企业文化的结构上看，尚停留在表层和中间层，对企业文化的三个主要层次——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之间还缺乏全面的考虑，没有形成一个整体。不少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认定上虽然认为越来越重要，但对其内涵却不十分清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有识之士预测到中国的企业文化将会再度升温。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后，一段时间，研究企业文化火热但后来又逐渐平静下来了，说明研究企业文化只停留在表层或照搬国外的企业文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建设的发展和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的兼并与进入等等紧迫形势下，本来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就比较滞后的今天，若再不加强研究和进行建设，我们就可能会丧失发展机遇，影响我国的企业文化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精辟论述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的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企业文化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始终坚持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是建设企业文化生命力的源泉。具体而言，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在选择性的吸收国外的先进文化的同时，注意要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期形成本国的企业文化。

随着WTO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从文化的角度上看，文化也必将趋向多元化。但企业文化是一定的民族文化的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并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重视仁爱，以人为本的传统；团结一致，儒家文化的重教育、启发和强化感化作用的传统；中华民族具有的自强不息的传统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传统等等要注意继续保持和发扬，同时也要注意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不利的部分，吸纳国外的优秀文化为我所用。

2、企业文化贵在创新。

只有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有生命力，才能使企业文化出现活力，在企业文化创新方面要注意不断吸收容纳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各种新的文化要素，不断融汇现代科学与教育的新质内涵，形成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知识、现代内容的新企业文化。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致力于企业价值观的创新；二是要确定企业文化创新的机制，并以企业精神为统帅，指导企业不断创新。

3、注重企业家文化建设，以期带动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家担负着企业文化倡导、示范、整合、变革责任，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推动者，因此，一定意义上讲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家文化。企业文化的建设程序是由上而下的，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对企业文化建设而言，企业家的重要贡献和责任，应该是为企业培育一种使企业生生不息、健行不已的企业文化。因此要加强各类企业的企业家文化建设，以期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为企业文化的建设真正起到指导和领导作用。

4、开放思想，摒弃陈见，不断加强学习。

学习是企业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具有开放性的头脑，不断向成功者学习，善于分析和总结，将其成功之处善于用到本企业中去。同时，也要加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和学习，加强对国际规范的了解，瞄准世界科技的发展，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第三篇：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中西方悲剧特点比较与分析

■邹红

人总是处于不断的追求中，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必然要经历苦恼、不幸、哀痛甚至毁灭，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一个民族文化的成熟与否与这一民族是否有着深刻而理性的悲剧精神密切相关。中西方对悲剧和悲剧精神的探讨渊源已久，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源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悲剧体系，并且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成一个系统的悲剧美学体系。中国历代文艺理论的著述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悲剧这一概念，却也有明确的悲剧意识。中西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体系。邱紫华曾指出：“与西方悲剧冲突中那种尖锐的、不可退让的血淋淋方式很不相同，中国悲剧作品表现冲突的方式很难体现激扬高蹈的悲剧精神，而这正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种表现。”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这种差异是本质的，具有深远的历史传承性。

一、中西方悲剧概念及其分类

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翁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悲剧以悲惨的结局来揭示生活中的罪恶。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而激起观众的悲愤及崇敬，达到提高思想情操的目的。世界最早的悲剧是希腊悲剧，如著名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们，把悲剧艺术推向了高峰。中国古典戏曲中也曾涌现出很多杰出的悲剧作品，如杂剧《窦娥冤》、《桃花扇》，传统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屡演不衰的优秀悲剧作品。悲剧，素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以其深沉激昂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震撼和感召着世人。悲剧一词在西方文化用语中包含三层意思：(1)作为戏剧的一个种类；(2)人类生活中的悲剧性；(3)对悲剧性进行文化观念把握的悲剧意识。在西方戏剧史上，悲剧往往描述主人翁所从事的事业，由于恶势力的干扰迫害和主人翁自身性格的弱点或过失而导致事业失败乃至毁灭，表现出较强的个体自主意识。而在中国戏剧发展过程中，最扣人心弦的是。哀曲”、“怨情”和惨绝悲极的内容情节，苦、哀、怨是中国古代悲剧的特质，个体自主意识较弱。在抗争的力度上弱于西方悲剧。中西方悲剧的不同是因为不同的文化根源所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把悲剧分为复杂情节悲剧、性格悲剧(或命运悲剧)、情景悲剧和苦难悲剧等四种类型。之后西方文论界出现了诸多悲剧理论，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坚持，有的是对亚氏思想的修正和发展，关注的议题和理论活动的空间并没有越出《诗学》的理论格局。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了三种类型的悲剧：命运悲剧(古希腊悲剧)，性格悲剧(文艺复兴时期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伦理冲突悲剧(近代悲剧)。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主人公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盲目命运导致的悲剧和社会地位相互对立导致的悲剧。后来也有人把悲剧的类型概括为四种：命运悲剧(神秘力量左右现实人生)；性格悲剧(性格内在矛盾冲突)；社会悲剧(社会不平等、不合理造成的人生悲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历史悲剧(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的矛盾冲突)。对比西方悲剧，中国悲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典高悲剧，包括《赵氏孤儿》、《精忠旗》、《精忠谱》，主要描述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斗争气概。第二类是变异的古典高悲剧，典型的有《汉宫秋》，主要从悲剧气氛上加以考察。第三类是市民悲剧，也可以叫做社会悲剧，反映个体与社会的矛盾，人的悲剧情怀，包括《窦娥冤》、《琵琶记》、《桃花扇》；表现爱情、相思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如《娇红记》、《长生殿》、《雷峰塔》等，主要从情感的平民化、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主题上加以对比。

二、中西方悲剧外在形式的差别比较

(一)不同的悲剧主人翁

按西方观众的审美心理，悲剧，是“对最重要最伟大的人物的一种模仿”。传统西方悲 1

剧都是以皇家贵族和英雄豪杰为主角。在西方人眼中悲剧的主人翁和英雄是同义词，英雄本人是时代骄子，但却遭受深重不幸，其身份和境遇形成强烈对比，因而具有震撼力量。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罗斯描写的俄狄浦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等都属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最典型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古典悲剧的主人翁一般是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尤其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如《窦娥冤》中的窦娥就是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弱小女子，她3岁失去母亲，7岁到蔡婆家做媳妇，17岁成亲，不久丈夫去世。面对接二连三的不幸，她只能被动地忍受，把痛苦看做命运的安排，是前世的报应。像窦娥这样的弱女子还有很多，《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桃花扇)ee的李香君，还有杜十娘、秦香莲等。这些薄命女子越是娇小、柔弱、温顺、和善，当她们备受摧残、遭受苦难时，就越发显得无辜、凄惨和可悲，令人同情和怜悯。观众从她们的遭遇中所获得的悲剧美，不是由于其地位的高贵和命运惨痛的比照，而是因为善良本性和悲苦结局的反差。

(二)不同的悲剧性格

中西悲剧主人翁不同的性格弱点直接导致各自悲剧的形成，这种差异也是中西民族的性格差异：中国人重克己的认同人格，强调家庭本位，突出家庭乃至国家的利益；而西方人重扬己的独立人格，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具有独立人格的西方悲剧显得独立而崇高。而具有认同人格的中国古代悲剧人物则显得悲苦凄怨。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内调和，宗法制的国家形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僵化统一的思想教育、温柔敦厚的道德说教等，造成了个人服从社会、个人认同社会的克己思维模式。在中国悲剧中，强大的社会力量往往支配着悲剧主人翁的性格，不允许他做出个人的独立判断，过于浓厚的群体意识使得个体人格趋于依附认同，把个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整合同化到群体中去，他们只能放弃寻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按照群体意愿行动，如果执意要追求个体的人格独立，结果只能是被社会吞噬，在现实中被毁灭。因此中国的悲剧主人翁只能牺牲个人的追求，在不幸中隐忍，把自由与幸福寄托于来世。梁山伯与祝英台不得不为了家族安宁，用殉情来成全来世的爱情；《汉宫秋》中的王昭君，为了解除国家危难，不得不出塞和番，最后投江自尽；《长生殿》中的杨贵妃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不得不命丧马嵬坡；<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面对爱情与家庭、伦理的激烈冲突，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爱情作为化解矛盾的筹码。这些都是中国克己人格的体现。克己思维导致中国悲剧讲究情感抒发的适度，把最初的矛盾化为最终的和谐。而西方社会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强调向外扩张。在西方性格悲剧中，主人翁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具有独立判断性，能够做出毫不妥协的选择，甚至把个人的判断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上，这种过于独立的判断往往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近乎武断，从而产生不理智的举动。走向意志的反面。美狄亚为了报复伊阿宋的忘恩负义，竟然亲手杀死自己与伊阿宋的孩子；李尔王性情暴戾，听信谗言，驱逐爱女及朝臣；《熙德》中的贵族老臣杰葛仅为了报高迈斯的一耳光之仇，竟然与其子决斗并杀死了他。卡斯特尔维特洛这样描述西方悲剧主人翁及他们的行为：“悲剧里的人物地位显贵，意气风发，心性高傲，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倘使受到伤害或是将要受到伤害，他们绝不到衙门告状，也绝不忍气吞声，而是听从自己情感的驱使，把自己的行为当法律，为了复仇杀死他人或近亲，甚至在绝望之余，杀死自己。”

(三)不同的悲剧冲突

西方悲剧所揭示的是人与无法制伏的异己力量的抗争与冲突。《俄狄浦斯王》中，异己力量表现为英雄意志所遭遇的不可知的命运；在《哈姆雷特》中，异己力量是主人翁性格中的弱点(软弱和犹豫)；在《人民公敌》中，异己力量是某种与主人翁为敌的社会势力。在这些矛盾中，人是主动出击的，冲突逐步升级。个体的人努力地想摆脱冥冥中的宿命，想通过自己的进取和拼搏把握自己的生命航程，然而他们越是努力越接近置他们于死地的泥潭，越是艰辛和痛苦地走路，就越来越深地陷在沼泽中。俄狄浦斯为了摆脱杀父娶母的宿命而流浪，却在逃离的路上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当瘟疫在国内横行的时候，他决定亲自找出那个杀父娶母的人，但他越是真诚地为民除害，就越被逼近自我毁灭。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悲剧冲突推向高潮。

而中国古典悲剧描写的主要是主人翁悲惨的遭遇，不是剧烈的冲突。《窦娥冤》是个典型的例子。窦娥缺乏斗争意识，把自己的不幸看做命运的安排，既然命运决定了她的不幸，只好安分地修来世。她拒绝嫁给张驴儿为妻，主要是囿于封建礼教。她为救婆婆屈打成招，也是出于“孝”心。在整个过程中，窦娥步步退让，直到上了刑场，她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只有靠上天为她作证，因此，她的抗争显得被动而没有力度。不仅如此，中国戏剧的悲剧冲突还带有伦理评判性质。作家总是以奸害忠、恶毁善、邪压正、丑贬美的故事呼吁人们制伏奸、恶、邪、丑，伸张忠、善、正、美。如《赵氏孤儿》中，奸臣搜孤步步紧逼，忠臣救孤处处设防，一个个忠义之士凛然献身。在惨烈的悲剧气氛中，表达了声讨奸恶、颂扬忠良的道德批判主题。

(四)不同的悲剧结局

中西悲剧的结局也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悲剧的结局是英雄用生命去斗争，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是冲突的自热化。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在悲剧结束时，充分体现了一种毫不后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彻底性及其重大意义。哈姆雷特悲壮地死去，他的敌人也化为乌有。他的人文思想，通过这场毁灭性的斗争得到了升华，显得更加不可战胜。与哈姆雷特一样，《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都是这类人物。有的悲剧人物虽然没死，但也遭受到巨大的苦难，俄狄浦斯王就是一例。

与西方悲剧相反，中国的苦戏往往以喜剧形式结尾，所谓先苦后甜，苦尽甘来，是冲突的和解。如《琵琶记》中苦命的赵五娘，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得到身为高官的丈夫的承认，忠孝两全，以合家大团圆收场。有的戏剧为了表现团圆的大结局，不惜把现实中不能兑现的“团圆”搬到阴曹地府或天界仙境。但是，这种令人高兴的结局一般不是主人翁自己争取的，而是借助一种外在力量实现的。如《雷峰塔》、《精忠旗》、《长生殿》等，便是类似结尾的典型例子。

三、中西方悲剧差异的文化根源分析

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便是西方人敢于怀疑、敢于探索的象征，所以，西方悲剧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的怀疑与判断能力。在西方人看来，和谐不是产生于不同事物或因素问的协调同一，而是相反，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他们都强调以斗争求和谐。西方悲剧意识的作用是：暴露人的生存困境，超越人的生存困境。命运悲剧集中表现了人类对人生意义的积极探索和自身价值实现中所显现的坚强性格和意志。从西方悲剧的结局看，其一方面向人们预显了命运之神的强大，似乎是说命运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人类对命运的不屈抗争。在这种痛苦和惨烈之中，宣扬了一种精神：人可以被打倒，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征服。因此观众不会因为主人翁的牺牲而绝望，而是被他们不朽的斗争精神所感染。物质世界对人类的异化，使现代人在多元的现实中，只能自己设定自己。现代主义悲剧把古典悲剧意识中的暴露生存悲剧性，演变为暴露人生存的荒诞性，人的自然本真和被异化的现实出现了最撼人的冲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控诉了这个理性和机械统治的世界，生命找不到突破口，爱情找不到归宿。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精神，虽然把人的生存的悲剧性演变为荒诞性，但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悲剧的影响，人们仍能从其荒诞中体会到对人生存的忧虑。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天人一体”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融合，重视对立矛盾之间的相互渗透、弥补、转化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持中贵和，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展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缺乏怀疑和否定的力量，中国人往往对不合理的东西采取容忍态度，反对矛盾冲突。由于怀疑和否定能力的缺乏，中国古典悲剧便将本是血淋淋、残酷的人生悲剧“转化”为相安无事，团团圆圆的太平景象。虽然也曾在剧中揭示人生的悲剧与危机，如忠良仁义之士蒙冤受屈，柔弱善良之女受尽苦难，但揭示之后便要转化，要么让受尽磨难的恋人在虚幻的仙境相会，要么让受害人的后代报仇雪恨，要么让清官为受害人申冤等。这种处理方式让悲剧的色彩大大降低。

黑格尔有一段名言：西方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法律的体系包含对道德本质的规定，所以道德表现并发挥在法律的领域里，不是单纯独立存在的东西。但是在中国人看来道德是一种很高的修养，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中华文明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赋予封建文化体系鲜明的伦理特质，宗法制度的约束和宗法观念的长期影响铸就了中国人重血缘、重道德的伦理品质，使古代悲剧中的伦理价值判断表现出以道德评价取代审美分析的趋向。在中国古典悲剧中，悲剧人物的内心常常被一些封建教条所占据，只有一些片面的忠、孝、义等，不敢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们的外在行为不能和西方悲剧人物一样大刀阔斧。小人物充当悲剧主角也是中国人对不合理现象容忍的结果，因为这些善良弱小的小人物像路边的小草任人践踏，没有意识到要积极地创造幸福，但又不甘心受苦到底。因此中国悲剧只好依赖外在力量实现结尾的大团圆，即中国人所说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快乐结局从表面上看是受苦人的希望，实际上却是受害者的精神鸦片，大大削减了人们积极进取的欲望。总之。中国悲剧偏重于因果报应，明显地具有他律性。而西方悲剧强调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突出了行为的自律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中西方人们对幸福和道德的不同态度。西方文化是突出个体的，注重个人的幸福，他们不会耻于谈论个人利益，有时甚至为了个体的自由去挑战现存的道德。中国古人把道德与幸福的关系称为义与利的关系，基本上是重义轻利的，中国悲剧之所以离不开善恶报应，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古人过于重视德行，中国悲剧人物过于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却不太用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一个善良的人在现实中却屡屡遭到无情的打击，人们面对这样的困惑，除了通过因果报应来获得慰藉之外，似乎难以找到别的出路。中西方民族的悲剧意识产生于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西方的“壮美”与中国的中和之美，是由深层次的民族特点和文化背景决定的，因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审美意识。

【参考文献】

【1】张法．中西芙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蓝凡．中西戏剧比较稿论【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参考文献(4条)

第四篇：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比较分析

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比较分析

姓名：贾晓璐年级：12级产业三班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体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观看体育赛事更是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乐趣与爱好。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分支。而中西方国家的体育赛事文化有什么差异呢，在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是如何融合促进全球发展呢。下面我将对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进行简单的比较分析。

1.体育的产生与发展

体育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来实现。事实上，随着社会发展，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早已超出了仅仅是发展身体（发展体力，增强体质）的范畴。目前体育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身心（身体和精神）健全发展，培养终身体育能力。原始社会时期,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出现了利用劳动工具进行狩猎的活动, 这要求人类增大力量作用, 提高速度、耐力和主动性的技能。体育作为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活动之外的一个社会活动的特殊范畴, 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这一点, 已经通过在中国出土的新旧石器时代的石球、石锤、石链等物和西方考古发现的投掷武器和齿状鱼叉上得到了证实。在东方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各自的物质基础不同, 但是都承认体育文化中所蕴涵的养生思想、军事体育思想、体育教育思想、娱乐体育思想等。

2.中西方体育文化差异的原因

说起中西方体育文化，就必须先了解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从中国古代，华夏文明开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具有深厚底蕴的古文化的演变．它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历史淘汰精选存留下来的文化，虽然就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价值上来说决定了世界体育文化具有内在趋同的性质．但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深久影响例如，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为让学生全面发展而提倡“六艺”。“六艺”中的射、御都是当时人们所承认的体育技能。但由于“仁”学的核心地位，而最终把以竞技为主的体育也限制在“礼”的规范内。这对后来的体育有巨大的影响。

中国多个民族所创造的多元体育文化，在历史上表现出较好的并存沟通和相互促进的发展趋势。当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中国传统体育的独特价值被世界各国充分肯定包括其健身娱乐及文化价值；其次在中国传统体育主体保持非竞技化的同时一部分项目将发展成为国际竞技项目与现代西方体育接轨；最后，与世界各国的横向体育交流更趋频繁，中国传统体育的文化特质及其特点决定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完全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优秀内容，并使其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中国传统体育在内容上更充实表现形式更多样。

西方体育文化以整个西方文化为背景，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经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以追求个人自由、崇尚个人奋斗为特色的海洋型文化。古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发展历史中，古希腊科学发达占重要地位，古希腊成果比较多的产生于数学、物理方面，力图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的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西方体育自然而然地反映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可能性，最终出现以物理量的变化为表现形式，以物理量最终确定评价成果的体育，它是西方哲学与西方科学的延伸，因此与中国体育的入文观完全不同。

3.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影响

从上述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原因看来，由于不同的环境背景下，体育本身的性质上就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转变为侧重“自娱”“娱人”以及增添了不少的表演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部分民族传统项目已经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消灭或走上消灭的道路。然而，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民族性也逐渐削弱，竟而成为多民族共有的项目，如赛龙舟、舞龙舞狮、游泳、射击、武术等已成为国际性民族项目。同样西方竞技体育的传人也对我国各族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世人对诸如篮球、排球、网球等运动的爱好也与日俱增。以西方新经济观念为载体的体育消费观已进入民族文化氛围当中。民族传统优育的产业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行列。进行产业化不仅是当前时代的需要．而且也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我们不可把发展与同化这两个概念混淆，这是因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少数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成果和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高度的社会历史研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保存完美的精英民族文化。其具有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观赏性等仍旧影响着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所以积极主动地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形势．深入、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积极地对其采取开发与保护的措施，以保证其完全健康的发展，是我们当今十分紧迫的任务。

4.中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融合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都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

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体育文化具有必然性的汇合与互补。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同样是优秀的，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中国体育强调修身养性，把体育价值观定位于行为的主体作用性，中国体育与大自然和平相处，和谐统一。西方体育则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以运动技术为中心，西方体育强调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与真正意义上的体育目标产生背离。

民族体育文化的和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我们对民族体育文化的精髓有深刻地认识，而且要求对西方体育文化有全面地了解。在切实的和合过程中，我们接受、吸纳西方体育文化决不是要民族界墙拆掉或是。全盘西化’。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吸纳必须昂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根据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来选拣、吸纳西方体育文化；要将西方体育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改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体育文化。

5.结束语

文化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前世界进入现代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我国也进入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期。毫无疑问，文化也要现代化，要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现代文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更要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通过创新，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进行必要的保护、引导、调控，做到既抓住西方文化冲击的历史机遇，又协调发展不使其走上灭绝的道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习惯性、民俗性、健身性、娱乐性以及群众性 也显示了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可以借此文化融合的机遇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

认同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参考文献 [1] 周咏松，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 [D] 2006.9

[2] 程志理，人文奥运与希腊精神[ C].体育科学研究,2003(3).[3] 李哲峰，论中西方体育文化之差异、变化与发展[D]社会科学论坛2004·11

[4] 孟凡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C]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8 卷第2 期 2006.3

[5] 孔繁敏，文化的多元交融与竞争[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16

第五篇：中西方数字文化的比较分析

中西方数字文化的比较分析

摘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数字不仅仅表达记数概念,而且能够反映使用数字的民族的衍变历史、生态环境、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等。文化的差异，导致人们对同一组数字赋予不同的情感和意义，产生不同的观念。比较分析中西方文化对数字的理解，探讨中西方数字文化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关键词：数字文化差异比较分析

一、前言

“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而人又离不开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数字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西方对数字不同的传统观念,英汉两种语言中数字蕴涵的不同意义等方面来探讨英汉数字文化的差异，可以消除交际中的理解障碍。“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参与的各方不仅要熟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本民族文化与他民族文化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使交际顺利进行下去。”

二、中西方数字文化内涵的异同

“人类的文明始于创造文字，文字的创造始于数字（赵世开，1999）”。数的概念，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探索而得来的，它是人类通过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是随着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变化的。“数字是语言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在科学的数字世界里，它的功能是计算，秩序严谨，职司分明，是实数；而在人类心灵的数字世界中，它的功能是表义，许多数字经过‘神化’后成为‘玄数’、‘虚数’、‘天数’。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外延和内涵。”（王秉钦，1998）数字的观念在各个民族中都渗透在它传统文化的不同层面，比如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艺术、政治与习俗、神话传说与巫术迷信等。汉语中就有许多带数字的成语：“一心一意”、“心无二用”、“三顾茅庐”、“四面八方”、“五光十色”、“六亲不认”、“七步之才”、“八面玲珑”、“九九归一”等。英语中也有一些此类词语，比如“Holy Trinity”, “the Three Fates”, “Five points of Calvin”, “Seven against Thebes”, “the Nine”, “baker’s dozen”等，另外西方 1

文化中还有“一”表示至高无上，“二”表示爱情，“三”表示等量齐观，“六”表示非凡，《旧约》中有“七年”与“七日”，《新约》中有“七雷”与“七印”。（赵世开，1999）。由于受民族心理、宗教信仰、语言崇拜等文化差异的影响，英汉数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虽有共同的规律，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对个别数字的青睐

1.数字“3”与“9”

在中国，3是一个很吉祥的数字。中国的道教有三清之说，即玉清、太清、上清；佛教中有天、地、人三尊之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人认为，数字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可见3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很大的意义。中国古代与数字3有联系的重要思想观念是很多的，如：日、月、星为三元；前生、今生、来生为三生；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为三纲；父、子、孙为三族等等。数字“3”在西方国家同样受到尊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称3为完美的数字；古埃及人认为它代表父、母和子；基督教有三位一体之说，即圣父、圣子、圣灵；在古希腊神话中，宇宙被认为是由三位神灵统治着：主神朱庇特、海神尼普顿、冥神普路托（杜学增，1999）。

在中国，人们把“9”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天数”和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因为“9”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在我国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汉语词汇中也常用“9”来形容帝王将相的称谓，如“九五之尊”；称官位仅次于皇帝的王爷为“九千岁”等。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素问》中说：“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因此，汉语中有“九九归一”或“九九归原”之说。在西方，数字“9”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神数”之一。对西方人来说，“9”的象征意义是“神性”、“神圣之至”。数字“9”及其倍数在西方也被广泛运用于文娱和体育活动中。如保龄球中的瓶状木柱数为“9”，跳子棋的棋板上各方均为9个孔，古时英国还有一种9个男人一起跳的舞蹈等。由此看来，数字“9”也倍受西方人的青睐。

2.数字“6”与“7”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6”的传统观念。如先秦时期六部儒家经典称为“六经”或“六艺”，诸子中最著名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总称为“六家”，周代兵书现存六卷称为“六韬”，政区分为“六乡”，周礼有“六典”（治典、教

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官制设有“六部”，汉代官职有“六曹”，隋唐政制设“六部”，朝廷军队统称“六军”，皇后的寝宫称“六宫”。古代把亲属关系归纳为“六亲”，妇女怀孕也称为“身怀六甲”，天地四方合称为“六合”。中医将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称为“六神”，佛教认为凡人有“六欲”，古代作画讲“六法”、“六要”、“六彩”，古典词牌名有“六丑”、“六州歌头”。（包惠南，2001）。民间也有“六六大顺”的吉语，农历初六、十六、二十六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吉日。

中国习惯于运用“7”这个数字的民族心理，归源于“7”在人体及天地万物中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性。《易经》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王弼注：“阳气始剥尽至来复，时凡七日。”孔颖达疏：“天之阳气绝灭之后，不过七日阳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故曰天行。”许多人体及自然现象都与“7”有关。太阳的光线有七色，人还有七窍。地球分成七块大陆。道家将人体分成七魄。七巧板拼图形变化无穷。在西方国家中，人们看重数字“7”，认为它吉祥有力。它对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7”又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上帝用7天时间完成了创造世间万物的壮举，主祷文分为七个部分等等。西方宗教和文化常用数字“7”来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或归纳人文景物、社会团体、宗教仪式等。如，七大美德（信任、希望、仁慈、公正、毅力、谨慎、节制）、七宗罪（骄傲、发怒、嫉妒、肉欲、贪吃、贪婪、懒惰）、七重天（纯银天、纯金天、珍珠天、白金天、银天、红宝石天、极乐天）；人有七感（生机、感情、语言、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世界有七大奇观（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摩索拉斯陵墓、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罗得岛的巨像、菲底亚斯的丘比特神像、亚历山大的灯塔）（包惠南，2001）。这些足以说明，数字“7”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人们对“7”情有独钟。

（二）中西方文化对个别数字的忌讳

数字“4”与“13”

在中国“4”被视为一个不吉祥的数字，但在古代人们对于“4”并无特别的忌讳。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到数字，如门牌号、手机号码、车牌号等。而因为“4”的发音与“死”谐音，所以车牌号码、电话号码等尾数有4的就不受欢迎。在英语国家中，人们基本没有关于“4”的忌讳。有的民族反而对“4”极为崇拜，认为“4”是公平、正义、力量的象征。

在不少西方人眼中，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这一忌讳源于两种传说：其一，传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了一次晚餐。参加晚餐的第13个人是耶酥的弟子犹大。就是这个犹大为了30 块银元，把耶稣出卖给犹太教当局，致使耶稣受尽折磨。参加最后晚餐的是13个人，晚餐的日期恰逢13日，“13”给耶酥带来苦难和不幸。从此，“13”被认为是不幸的象征。其二，西方人忌讳“13”源于古代希腊。希腊神话说，在哈弗拉宴会上，出席了12位天神。宴会当中，一位不速之客—烦恼与吵闹之神洛基忽然闯来了。这第13位来客的闯入，招致天神宠爱的柏尔特送了性命。这类的传说很多，特别是关于《最后的晚餐》的传说，在西方已经深人人心，达·芬奇还画了名画《最后的晚餐》，流传甚广。因此“13”成了西方世界最为忌讳的数字。此外，西方人把“13”看成是头号大忌，也有其文化渊源。中古时代的西方，绞人的绞环有13个绳圈，绞台有13个台阶，郐子手薪金是13个钱币。因此，西方人千方百计避免和“13”接触。在荷兰，人们很难找到13号楼和13号的门牌。他们用“12A”取代了13号。在英国的剧场，你找不到 13排和13座。法国人聪明，剧场的12排和14排之间通常是人行通道。此外，人们还忌讳13日出游，更忌讳13人同席就餐，13道菜更是不能接受了。当西方人千方百计地避开13，以免触犯大忌时, 中国的老百姓却乐于接受13。北方的戏曲和曲艺的押韵都定为“十三辙”；儒家的经典有《十三经》；明朝皇帝的陵墓有十三座，统称“十三陵”；北京同仁堂药店有十三种最有名的中成药，号称“十三太保”。

三、总结

综上所述，数字除了其本身的计算意义外，还有丰富神秘的文化蕴涵。中西方数字的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比较文化研究。英汉数字文化意义因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差异，通过比较分析，阐释数字的文化内涵和发生机制，了解中西方数字文化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交流中相互尊重，减少误会与磨擦，达到交际或沟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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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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