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第一篇：论逻辑与逻各斯思想比较

——海德格尔逻辑思想

摘 要：基于对存在的追问，海德格尔回溯到古希腊，探讨逻各斯的各种含义及其在后来的流变。进而，揭示了在这一变化中，逻各斯最始源的意义已迷失。逻各斯成为了逻辑，思想被逻辑所遮蔽。因此，只有在克服逻辑的基础上，思想才能成为存在之思。

关键词：逻各斯；逻辑；遮蔽；思想；克服；存在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ing Being, tracing back to Greek , Heidegger inquired many meanings in logos and their changings.Moreover, he revealed that logos’ original significance was lost in this variation, logos became logic, thought was covered by logic.refore, only on the basis of overcoming logic, thought can become thought of Being.Key Words: Logos;Logic;Cover;Thought;Overcome;Being

逻各斯如何成为了逻辑，逻辑对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以及在存在被遗忘的情况下，如何克服逻辑，思想的任务又是什么。这一系列，一直是海德格尔逻辑思想的根本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和已不能思，甚至更有损于思。从早期开始，海德格尔以追问存在为宗旨，对存在的追问乃是思存在。海德格尔极为关注从逻各斯到逻辑的性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一个思想不断地与存在相分离的过程，此分离表明，哲学与形而上学兴旺起来后，思想却步入了衰落之历程。真正的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期待性的。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让思想回到自身，回到存在，这正是思想自身的任务。

一、逻各斯本源含义和规定

对逻辑与逻各斯和思想的关系的探讨，一直是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的重要方面。在早期，他的这一努力，基于基础存在论。在中晚期，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虽然不再使用“基础存在论”一词，但并未脱离存在论基础。走向存在之思是海德格尔最终的思想目标，这种存在之思不是专横与独断的，更与思想之强暴无关。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刚发见到的，而是失去后之期盼，即失而复归。真正的思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最本性的生存方式，它表明了人与存在的真切关联。在思之开端，那思是纯粹的，并不象后来那样错综复杂。海德格尔通过对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回溯，去寻求思之源头，以弄清楚后来的思缘何和如何发生了流变。这就要远离思想的现成状况，而追溯到希腊思想的源头。其实，这种远离是为了更好地穿透，以切近思想的本性。

这不得不回到希腊语Logos（逻各斯），该词源于希腊语Legein，意为“说”。后来“逻各斯”有了“理性”、“理念”、“谈话”、“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和“词”等多种含义。由于含义丰富，难以把握，时常陷入混乱之中。对此海德格尔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λονοξ 这个概念具有多重含义。而且，在每种方式中，这些含义相互抗争，没有一个基本含义在积极地主导它们。事实上，这只是假象。只要我们的阐释不能就其本来内涵适当把握λονοξ 的基本含义，这种假象就会持续下去。”[1]众多含义似乎表明，它们都同样程度地与逻各斯相关。这种假象遮蔽了逻各斯最本源的含义。

逻各斯在后世的流变之意，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儿的“我思”、斯宾诺莎的“实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等。逻各斯有无基本含义？它又是如何演变成如此众多的含义？这种含义的衍生在思想上又意味着什么呢？海德格尔在逻各斯意义上讨论思，把思与逻各斯联系起来。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来规定思想的。逻各斯的基本含义相关于言谈，“λογοξ 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既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而言的。” [2] 逻各斯是聚集，是人与万物的规定。

展示出来让人看，也即“使……公开”，逻各斯具有αποφανσιξ（展示）的结构。正是话语把所涉的东西通过言谈公开出来，使人通达所涉之东西，语言的本性向希腊人开显为逻各斯。“这里‘逻各斯’意为‘言谈’，尤其是在陈述的意义上，作为谓语。” [3]话语让人看具体化为说，即以词语方式付诸声音。逻各斯把某种东西展示给人看，因此，具有某种综合的结构形式。当然，这种综合既无关于表象的联结，也不涉心理方面，更不存在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相符合的问题。如果说真理相关于无蔽，让人看的逻各斯作为让人看之一种确定样式，并非真理的始源处所。尽管逻各斯是思想的早期形态，但古希腊意义上的真理却比逻各斯更源始。逻各斯朴素地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觉知存在者。真与觉知相关，纯粹认识是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真。

二、逻各斯何以成为逻辑

但这种变化发生在，让人觉知存在者，这关联到在着眼于存在谈及存在者时，作为根据摆在那里的东西，这种根据相关于ratio即理性。同时，在这种谈及存在者的过程中，又涉及到了相关性。因而，逻各斯又具有了关系与相关之含义。在这里，海德格尔展示了逻各斯的本来含义及其各种演历。哲学也是如此，“哲学在本性上是历史地定位的，这不仅针对许多哲学家只探求哲学史而言，而是特别指康德或亚里士多德为哲学探索提供了方向。” [4] 这种历史性变化发生在思想的一切领域，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其重要方面。把逻各斯的意义理解为命题，但命题又被翻译、领会为判断，这判断却与逻各斯的本意相差甚远。在现代逻辑中，命题是充任推理成分的判断，判断则是对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

任何判断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既对事物有所断定，又有真假之别。也就是说，判断是与对象即存在者的一种“联结”，其真假的鉴别却有赖于符合。后世的逻辑是从逻各斯演变而来的，当然，逻辑概念的涵义也各有不同。一般指思想、概念、理性与性等，在斯多亚学派那里，逻辑指命运与世界理性；新柏拉图主义的逻辑用以指上帝、造物主、精神实体；而逻辑在黑格尔那里指概念、理性和绝对精神等。海德格尔对逻辑与思想的关系作了独到的辩析，他说：“逻辑是思想的科学，是关于思想的规律和所思的形式的学说。” [5] 这表明，逻辑（学）作为一种学说，一门学科具有的特质，其研究对象为思想。

与其它科学一样，逻辑（学）也着力探求规律，但有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逻辑（学）探求的是关于思想的形式的规律。但总的说来，逻辑（学）成为了科学。同时，应科学之需要，逻辑学成为科学的工具，也随科学一道向着数学化、形式化与符号化方向。科学关注作为认知对象的存在者，技术用座架去设定存在者，哲学则关联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性揭示。逻辑（学）还是哲学框架内的学科，它与世界观的东西没有什么关联。不仅如此，而且“现象学哲学与世界观是相互对立的。” [6] 逻辑（学）在一般人看来，乃是保证确定性的学问，其所涉总是同一内容。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学正在替代思想。

这表现在，“逻辑为我们消除了要费事去追问思想之本性的一切努力。” [7] 从而，对思想的追求被规范化与固定化了的逻辑学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代替，逻辑的运作就是思想的探求。逻辑决定了语言的文法和人们的语言观，这一点是逻辑作为思想的又一弊端。进而，逻辑还规定了思想，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成为近代以来决定性的思维方式。对此，海德格尔认为：“逻辑在今天也还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说话，而且从早期开始，逻辑就从根本上附带规定着语言的语法结构以及西方人对一般语言的基本态度。” [8] 这种影响并非始于近代，其实，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开始了。海德格尔把逻辑的成因归结为学院派教师的发明，而非哲学家的创造。

三、逻辑及其对思想的遮蔽

思想在拉丁文里叫做intelligere，由此思想变成了理智的事情。理智也称为悟性或知性，它指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推论，它赋予了思维以严密性和确定性。理智主义则是形而上学对思想的建构的产物。同时，“这些关于思想的形式和类型的人类学的和心的问题肯定不是哲学的问题。” [9] 海德格尔否定了心理学能为逻辑价值提供保证的观点。[10] 在这一点上，他维护了胡塞尔反心理主义的立场。逻辑对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我们看到，传统逻辑是命题的科学，是思想的科学，其主要目的是为思想和陈述确定法则。” [11] 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在克服传统逻辑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莱布尼兹用数学改造传统逻辑，为后来的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康德把认识论引入逻辑，认为逻辑知识的圆满性建立在主客体的一致的基础之上，即在普遍有效的规律之上，力求克服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康德那里，关于范畴的知识，作为对存在者的存在的规定，即所谓形而上学，“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关于λονοξ（逻各斯）即‘逻辑’的知识。” [12] 而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就包含着‘逻辑’这个名称。” [13] 形而上学是本体论、逻辑学与神学的合一。问题在于，“凭借于形而上学自身表达为本体-神学-逻辑学，已经发生了思想与存在的分离。” [14]因为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逻辑存在的许多缺陷。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都是不科学的、片面的。同时他也认为，即使莱布尼兹的逻辑也陷入了数学化与形式化。

似乎只有，辩证逻辑之于普通逻辑才是高级的。“对黑格尔来说，思想的事情就是：思想作为思想。” [15]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是观念，思想是理性的，它规定自身，思想观念发展到绝对理念，而只有绝对理念才存在的。在黑格尔那里，思想与存在的同一，表明的是存在从属于思想，存在受理念规定，而这里的思想则表达为主体哲学。而且，正是绝对理念统一了存在与思想、主体与客体。在海德格尔看来，“精确的思想决不是最严格的思想。” [16] 真正的思想的严格性决不能被束缚和理解为一种逻辑上的精确性。“而这种思想的真理是任何‘逻辑’都不能把握的。” [17] 逻辑和理性不仅无关于思想之本性，而且还有害于思想自身。

逻辑的符号化也不能解决逻辑对思想的遮蔽，反而强化了这种遮蔽。“然而，表示道说的同一词语逻各斯，同时也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语。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藏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 [18].与形而上学不同，海德格尔把根据放到存在层面，他说:“我们试图把根据律当作从存在到思想的道说。该律说：存在与根据是同一的。” [19]哲学在不断地终结自身，哲学自身一直在宣告或实现它自己的终结，不论它把那终结理解为是绝对知识的完成，是与它的实际实现相联系的的压制，以及所有的价值被卷入的虚无主义的运动。还是最终通过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及还没有一个名称的另一种可能性。与这些终结相关的重要思想家有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当然，他们终结的方式显然又是不同的。形而上学借助于逻辑，把哲学和思想规定在理性之中。看来，形而上学已是西方哲学不可避免的最终宿命。

四、逻辑的克服与思想的任务

理智与思想的偏差，必须通过回归始源的思想来克服。克服逻辑是要消解逻辑与思想的偏差，保持思想的纯正。进而，为思想确立自身的任务。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这表明一切思想在本性上是思存在。这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不一样的，西方形而上学把同一性看成是一种等同性，即思维与其指涉的对象的同一，遮蔽了事物自身的同一。海德格尔认为同一的本性是让共属，即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但这却并不意味着单调，“思同一事情，思其同一性之丰富。” [20] 思想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是追问，而是倾听。何谓同一性呢？“我们必须把同一性理解为共属一体。” [21] 同时，海德格尔把同一与相同作了区分，“但同一（das Selbe）并不是相同（das Gleiche）。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分消失了。

而在同一的东西中，区分显现出来。一种思想越是明确地以同一方式被同一事情所关涉，区分则越是驱逼地显现出来。” [22] 有区分的同一才是真正的同一，思想的同一。海德格尔把思想与区别开来，哲学就存在者的存在，去探索存在者是什么。哲学行进在通向存在者的存在的途中，也即关联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哲学往往与理性关联，“另一方面，哲学不仅是某种理性的东西，而且是理性的真正守护人。” [23] 而思想则是思存在，关切存在自身。当然，两者也会发生转化，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当追问存在者是什么时，思想成为哲学。是，“我们从未走向思，思走向我们。” [24] 思向我们逼来，迫使我们去思。思想与哲学的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旦我们熟识了思之本源，我们可能冒险将脚步从哲学中退出，迈进存在之思。” [25] 无疑，这是思想的冒险。

在近代，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语言也被技术化和逻辑化。同时，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由于不再思存在必然终结，这乃是由于思想被座架所支配。回到思想的事情自身，就是摆脱受语法和逻辑规定的因果律，把存在自身作为思想的根据。“从‘思想的事情的规定’出发，博德尔看到了智慧和哲学的思想结构的明显不同：前者是‘规定——事情——思想’，后者是‘规定——思想——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哲学中的思想比智慧中的思想在思想结构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智慧中事情优先于思想，而哲学中则是思想优先于事情。而这种差异在于：智慧是关于人的规定，亦即关于人的居住的话语；但是哲学是关于理性的规定，是思想的逻辑。” [26]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思就是使你凝神于专一的思想。” [27] 真正的哲学作为爱智慧，是对智慧的纯粹之思的不断的切近。

对存在和意识的不同强调，是海德格尔与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重要差异。在海德格尔那里，走向事情自身，就是走向存在自身，也就是走向语言自身。由逻辑返回逻各斯，思想乃思存在，思想在存在的规定下成其自身。思想的事情也各有不同，海德格尔的思想及其独特表达本身，就是一种从哲学走向智慧的一种卓有成效的努力。“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想而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始源、更加严格的与存在相归属的思。” [28] 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之中，语言具有规定性的作用，但这却不同于一般地建立根据。“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很早就开始了的对原因或根据的探讨，在后来的著作中最终也被抛弃，或者说被当作一种形而上学的遗产被否定和克服了。” [29]语言是最为本源意义上的无。退出哲学之范围，而返回到存在之思中，“因此思想就失去了它作为一种自发性活动的性质，思想只是接受和聆听存在的声音。” [30] 这是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努力，也正是思想的根本任务。

[1]、[2] Martin.Heidegger.Sein und Zeit [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77, 43.43.[3]、[9]、[11] Martin.Heidegger.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1.19.217-218.[4]、[6] Martin.Heidegger.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philosophy[M].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14.187.[5]、[7]、[8]、[28] Martin.Heidegger.Einfuhrung in die Metaphysik[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1983, 128.128.129.131.[10]靳希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5.[12]、[13]、[16]、[17] Martin.Heidegger.Wegmarken[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1976，253.253.308.309.[14] 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2000，69

[15]、[22] Martin.Heidegger.Identität und Differenz[M].pfullingen: Neske Verlag,1990, 31.35.[18].Martin.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 [M].Stuttgart: Neske Verlag, 1993, 237.[19] Martin.Heidegger.Der Satz vom Grund,[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97,156.[20] Martin.Heidegger.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3, 223.[21] Martin.Heidegger.Seminare[M],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1986, 23.[23] Martin.Heidegger.What is philosophy?[M].New Haven: College & University press,1958,23.[24]、[25]、[27] Martin.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M].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6.10.4.[26] 彭富春.走出后话语[J],哲学研究，1999，(1).[29] [德]比梅尔.海德格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9.[30]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24.

第二篇：读逻辑哲学论有感

读哲思小册有感

寒假在家，想着走亲访友之外，找点时间充实一下自己，顺便打发一下时间。所以在放假之前，便在图书馆找找书，想找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看到图书馆的书不少，并且在网上寻找这方面的也挺多，看到有许多大师级的作品，可是觉着太高深，怕是消化不了，便找了一本贴近生活，寓教于乐的书，这便是哲思小册。

书不是很厚，也就一百多页，里边内容是采取的分章式，一章讲完，蕴含一个或几个道理在里边，虽然是一讲一停，但是也没有采用说道的方式，倒也不让人觉得排斥。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僧人，半路出家，经历过一些生活的风雨，然后遁入空门，其中的唏嘘就这样在叙述中婉婉道来。故事我就不赘述了，讲讲其中让我有一定思考，并且自己感悟出的一些道理吧。

可能是我们的文化，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以及社会上的耳濡目染，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追求和理想是要出类拔萃，成为一个成功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记得小学的时候，一次作文课，是一个半命题作文，题目是假如我是——。空格是自己填写的，作文完成后，老师让我们全班60多位同学读出作文的题目。听到的全部都是，假如我是一名科学家，假如我是一名军官，假如我是一名富有的商人……社会上的竞争激烈而残酷这是一个事实，父母从小培养孩子要成大业，做大事。本身并也无可厚非，可是全都是领导，全都是科学家，那谁来扫地，谁来站岗？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精英大学的学子当然不属于严峻的范畴，可是全中国就那么几十所精英大学，绝大部分的都是一般本科，也就是这严峻的一群人，很不幸，我也是严峻的一份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或者说是梦境与事实的残酷。也许有前辈会说，那你就努力啊，变得优秀，跟精英们一样。灰姑娘和王子相爱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正因为它的不可重复性，稀有性。试问，这种事，能发生几次？

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顺利，成功实现在外人看来非常不错的成就，达到那样的高度。在现实中，有多少人，在数年后回首时唏嘘感叹，觉得时不我与，壮志难酬。在现实的打击下一点点的失去梦想，没有了诗意，甚至自暴自弃。与其这样，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定位好自己，尽人事，听天命。我觉得吃地沟油的命，操特供的心，可不是什么好生活。

当然，这绝不是等同于消极怠慢，松懈不努力，相反，正因为意识到自己在环境，条件等等方面的不足，看清自己，才更实事求是，更有动力的努力奋斗。梦的实现不容易，中国的梦更难。大学四年，如今已是大三，再不是那个刚进大学懵懵懂懂的小青年，是要考研继续深造还是就此止步，开始工作，

第三篇：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反腐倡廉建设

夏绪仁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330022）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建设优良传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治本之策。从党的建设历史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从现实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客观要求，又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当前，在推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重点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党纪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权力意识教育。通过经常性、制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反腐倡廉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必须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优良传统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政治优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帮助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发革命斗志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为实现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

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处于“生命线”地位，这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基础上对思想政治工作作出的科学定位。思想政治工作从其本身的属性上讲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其根本任务就是要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教育武装人民群众，保证党和国家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形成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不动摇。毛泽东曾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2]。江泽民在回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重要地位，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已被党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验所证明。” [3]他又指出，“抓党的建设，首先是要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因为解决思想政治问题是是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党的这个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4]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常抓不懈的工作理念。思想政治教育常抓不懈的工作理念要求在党的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实现常态化和制度化，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忽视。毛泽东曾经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5]。邓小平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

[6]认真做好，不能放松。”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7]决不能削弱。”）江泽民指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

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经济越发展，物质生活水平越提高，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8]和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党的中心工作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中心任务就是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中央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任务，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极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全社会力量，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我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时推进着我国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基于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在指导思想、教育内容、工作方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创新，既坚持传统又体现时代特色。

二、思想政治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治本之策

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反腐倡廉建设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关系看，人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的。腐败现象的产生，首要原因是思想道德的腐败。思想道德是反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之策。

早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斯大林继承和发扬列宁关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他特别强调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多次指出，必须“把党的干部的政治教育作为首要任务”，“在国家和党的任何一个工作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反过来说，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就愈可能在工作中遭到挫折和失败，就愈可能使工作人员本身庸俗化和堕落成为鼠目寸光的事物主义者，就愈可能使他们蜕化变质，——这要算是一个定理。” [9]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10]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 [11] 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 [12]他又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 [13]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新世纪的进程中，江泽民反复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拒腐防变的根本性措施。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首先要抓思想，从思想教育入手。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治党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一条重要原则。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已证明，一切工作的进步都应以思想进步为基础，都应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 [14] “我们党历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这是我们党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坚持拒腐放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15]他又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是教育。无论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还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范腐败问题，都要坚持教育在先。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 [16]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将反腐倡廉纳入党的整体建设范畴进行全面规划，把推进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首要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17] 2009年1月，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 [18]

从党的建设历史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从现实看，思想政治教育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真正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风险考验。这是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追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实践路径

当前，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扎实推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重点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党纪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权力意识教育，通过全面的经常的教育，真正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道德防线。

1、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首要任务。理想信念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为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而发挥重要作用的精神动力，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重点是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帮助他们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原则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党和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把个人奋斗融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之中，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2、党纪法规教育。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制度保证。国家的法律法规是由国家专门机关制定的体现国家和人民意志、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要求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的具有强制力行为规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名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用党的纪律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作为一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自觉加强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增强法律意识，维护法律权威，坚持依法办事，实现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和谐发展。

3、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是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在职业行为和职业关系的具体体现，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在思想和行为上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及其心理意识、行为活动的总和。职业道德既有共性原则，又有个性要求。我国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作为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由于其职业具有公共服务性的特点，在接受职业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在职业活动过程中恪守从政职业道德要求，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道德意识和能力，干干净净做人，勤勤恳恳做事，为国家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4、权力意识教育。权力意识是人们对权力的来源、使用及其价值等的认识观点。其主要内容包括权力的主体属性、权力的使用原则和权力的使用价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在党和国家机关担任公职的人员手中所拥有的公共权力都是由人民赋予的，应当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所规定的原则正确行使，保证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因此，党和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应树立正确的权力意识，充分认识公共权力主体是人民，理应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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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8] 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1页.[9]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第461—462页.[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4页.[1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2143页.[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1188页.[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55页.[18]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N].人民日报，2009-01-14（1）.作者简介：夏绪仁，男，江西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上饶师范学院社会科

学部副教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联系地址：上饶师范学院，邮编：334001，电话：***E-mail：xxren65@163.com

第四篇：论思想自由

论思想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 杨守森

向往自由，痛恨禁锢，是人类，也几乎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其它生命个体不同的只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除了向往身体的自由之外，还渴望着心灵自由。故而被法学界视之为“背景性权利”，构成知情自由、隐私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沉默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法理基础的思想自由，当然也就成为人类文明与社会理想境界的基本标志之一。

一、思想自由何以成为问题

思想，原本就是自由的精灵。思想者可以被扼住咽喉，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挣脱强权与横暴之手，漫游于无垠的天地之间；思想者可以被投进监狱，而思想的精灵仍可以穿透囚室，飞越高墙，站在阳光下的枝头上傲视邪恶；思想者可以被处以极刑，而无法处死的思想精灵，则仍会令思想的敌人颤栗不安。

作为会思想的动物，思想自由，亦是人的天赋权利。按《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的界定，思想自由是指一个人“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按说，人类这样一种天赋性、本原性、自主性、个人性的内心活动，原本是没什么办法为之划定禁区的，也是无法用权力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没有任何东西像人的思想那样更不受限制，它不仅超出人类的一切力量和权威，而且甚至也不限制在自然和实在的范围之中”。（《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页）。

据此看来，思想自由，也许本来应该是一个不需要探讨，也没有必要争论的假问题。

那么，思想自由为什么又会成为问题呢？其关键原因是，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言论自由。１９４８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对“思想自由”的解释即是：“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思想自由，在更为普泛性的现实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不受任何干涉地发表言论的自由。

概而言之，人类的言论自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私人场合的言谈，公众场合的宣讲，或以文字形式出版发表文章。看不见的思想，最多只能左右思想者的个人行为，而作为思想之外显的言论，则是能够对现实与他人产生影响的，是能够导致相应社会效果的。而这样的思想言论，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敏感问题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了。

人类言论自由的受限，大致上有以下几类情况。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允许某些有害于公共安全或侵犯他人权益的言论，故而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法律文本中，虽然都开列了言论自由的条目，但同时往往又有诸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在民主化程度很高的美国，法律条文中亦有“不能对他人予以名誉伤害性攻击”之类限定，司法解释中亦有：“最 大的言论自由也不保障任何人在戏院中有诳呼失火造成惊慌奔逃的自由”等等。第二，在历史上的某一非常时期，有些言论往往也要受到严格控制，如在战争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大可能允许自己的国民发表有利于敌方而不利于自己的言论，特别是告秘性、泄秘性言论。第三，任何一个政权，在初创时期，出于巩固统治，稳定社会之需要，总要不惜一切手段，镇压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第四，当一个社会因问题积累太多，各类矛盾有激化之势，政权面临危机的时候，出于维护社会稳定，执政集团总会竭力压制言论自由。第五，在人类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以为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最伟大、最正确的，芸芸众生只有膜拜服从的份儿。而这样的人，一旦拥有了一定权力，出于维护个人自尊，或是缘之于其它某些不可告人的私欲，总会想方设法压制他人的思想言论，甚至假借“国家”、“人民”，或者“革命”的堂皇名义，横加罪名，疯狂迫害思想家。

言论自由，当然不等于不负责任，不顾公共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的胡说八道。这样的言论，实际上已不具备正当的思想性，故当不属“思想自由”的论题之列。言论自由，也不可能脱离时空背景，不顾现实，毫无界限，比如在中国的抗战期间，对于背叛国家，危害民族利益的汉奸言论，当然是不能听之任之的。在一个新政权创生之初，反抗性的思想言论有可能引发新的**，重置民众于血火之中，因此，用暂时牺牲言论自由的策略，来换取社会稳定，亦可以被视为面对两害而择其轻。由此可见，在上述五种控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中，前三种尚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后两种情况，就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个社会面临某些危机的时期，也往往是社会上思想言论最为活跃的时期。有关言论中，可能不无偏激之词，不无有违情理之处；其言论者中，亦可能不无别有用心之政客，甚至蓄意制造事端之奸佞。但应当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权者应以冷静的态度，正视社会矛盾，探寻问题根源，并顺势而行，切实采取修正与改革措施。否则，如果漠视历史发展的潮流，回避矛盾，过分注重通过控制言论而维持社会稳定，结果往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即使能够赢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也很有可能付出延缓历史进步乃至历史倒退的代价。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片面性与局限性的。无论多么英明、多么智慧的人，思想也不可能绝对正确，万无一失。我们中国人总结得好，三个臭皮匠，能抵一个“诸葛亮”，而这也许正是“民主”社会体制得到广泛认可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人性中的自尊本能，一个人总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人类“获得认可”的一种本能欲望。对于一般个体而言，这一本能欲望，通常是无碍于社会的，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但对于某些掌握了权力，特别是那些掌握了缺少约束的权力的人来说，这一本能有时就是危险的了。正是由于“获得认可”本能的驱驶，他们极易自以为是，总在设法强求他人的臣服，甚至不惜滥用手中权力与国家机器，蛮横地压制他人的言论，其结果，只能导致民族的悲剧。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覆亡，东欧某些政权的顷刻崩溃，中国“文革”期间的浩劫，均可为惊心动魄的历史明鉴。

正是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的一幕幕悲剧证明，一个国家的昌盛，一个民族的繁荣，必须在通过严明的法律制度，有效地控制那些有害于国家与社会的言论的同时，给人以充分地自由表达正常思想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真正属于思想范畴的言论自由，并将其汇之于治国方略。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一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当然也可以发现，即使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纯然的思想活动，有时也会遭到严酷的控制。例如，在中国的“文革”期间，“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曾被视 2 为纯化人的内在思想的重要方式，与之相关，逼迫一个人交代所谓思想问题，也就曾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手段。实在难以想象，一个时常在暴发着革命火花的灵魂会是怎样的灵魂？当看不见的“思想”也被判定为有“问题”（有时实际上是被判定为“有罪”）的时候，一个人的大脑还会怎么运转？１９７９年，被关押审问了２０多年的胡风出狱时，曾经问儿子晓谷：“有没有一种能使人头脑混乱的机器？”可见即如胡风这样的硬汉子，经由长期的思想迫压之后，也会陷入怎样的绝望之境。正是通过胡风这样的悲剧个案，可以看到，限制纯然的思想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以摧残大脑的方式，摧毁人的意志与思想能力。由胡风这类的个案我们还可以意识到，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卫护纯然的思想自由，而不只是言论自由，有时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夺人的纯然思想自由的意图与行径并未绝迹，而且谁也难以保证在未来的历史上会永远绝迹。

二、为什么要思想言论自由

正当的思想言论自由之于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直为历史上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要享受自由的话，就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要保全自由的话，也应该使每个人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的国会致词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为坚实的基础。”英国著名思想史家伯里在《思想自由史》中得出的结论亦是：“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解体，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之危害的深入批判，中国人也已越来越意识到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陈独秀也在《法律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自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真正的罪恶，是“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他还进一步强调：“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

具体来说，思想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权利、人性培育、文化创造等多方面见出。

思想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因此，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使人充分体现人的类本质。人也不同于机器，人是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躯，总会有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空间，因此，只有得以思想自由，才能使人成为人的存在。人类的生命个体又是千差万别的，总会有各自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不同方式与角度，而正是赖此才形成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显然，如果人类纯然的思想活动也要受到控制，人类也就只能被纯化为机器；如果所有人的思想都要被强求一致，那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无端压制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实质上是对人性的蔑视。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奋斗目标。和谐，这其实也是任何一个文明健康社会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所谓和谐，最基本的标志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3 诚信与互爱。而要建设这样一个和谐社会，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才能平等相处，相互信任，相互关爱。如果没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又何谈平等？如果敢于说出真话就有可能祸端临头，敢于发表不肯迎合时势的思想见解就有可能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打入另册，谁又敢于诚信？如果时常心存禁忌，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有时可能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教条时，当发言者在会议上宣讲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言论时，当新闻记者发表的有时可能是自己都不相信的通讯报导时，又怎么有可能培育人性的诚信？建立社会的诚信？相反，只能加剧虚伪，激发谎言，败坏人性。如果动辄因言获咎，乃至动辄因言获罪，又怎么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相反，只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戒备，相互欺骗，乃至相互敌视。像在中国的“文革”期间那样，由于言语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被定性为“反对什么”、“诬蔑什么”、“攻击什么”，就极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故而朋友反目，夫妻成仇，父子决裂的现象也就寻常可见了；由于敢于冲破思想禁区如张志新者，被视为敌人，判处死刑，而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者则反而会被视为“忠于革命忠于党”，故而丧尽天良，无中生有，栽脏陷害他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冤假错案的累累而生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化创造史，而卓越的文化创造，也只有在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事实证明，人类思维活跃，英才迭现，智慧喷涌，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也往往是思想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如西方的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中国的春秋时代、“五四”时代等等。这是因为，只有破除了思想与言论禁锢，才能激发人类精神创造的活力。相反，一个缺少思想自由的时代，也必将是科学精神匮乏，文化成就低下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之所以圪坷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思想言论的权力总是操控在少数领袖人物手里，丰富的国民智慧遭到了禁锢与压抑。我们虽也提出过“百家争鸣”之类的口号，但实际上一直是一家独鸣。最高领袖毛泽东曾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过领导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而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控制一直没有放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思想”虽然一直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但倍受重视的主要是思想占领、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思想改造，而另一个真正应予以高度重视，关乎国家福祉与民族命运的字眼却被回避了，这就是----思想创造。由于思想占领常常是散射着火药味的，思想斗争是充满着严酷性的，因而中国人很小就在潜意识中产生着对思想自由的恐惧。而所谓思想教育，则往往是以灌输的方式，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各种既成思想的匡拘。显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扼杀了人的思想能力，窒息了人的精神创造活力。

三、思想自由的守护

１９４９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个不断加强的世界危机中，思想的保卫者寥寥无几。他们还要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而不得不坚持斗争，而且不计后果。世界的公众论坛和它的组织，并不是人类命运自己作出决定的地方。孤独性不应该是谈论的对象。孤独是从事思维和进行吟咏者能依人类的能力而坚守在存在身旁的唯一场所。”不管当时的海德格尔说这番话时是出于什么心态，什么动机，守护孤独之思，守护思想自由，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应予进一步高扬的旗帜。因为在当今世界上，4 思想自由，虽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对此，已很少有人敢于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至今，尚缺乏真正的思想自由，更缺乏对思想自由的守护。

守护思想自由，国家的责任无疑是第一位的。国家的责任在于：要真正从全民族的而不是从某些或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确保言论自由的法律制度。要利用权力资源，切实维护宪法的尊严，在惩治诬陷诽谤、泄露国家机秘等与言论相关的罪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国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益，保护出以公心、爱国心、学术目的或无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一切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除社会公众对思想问题的敏感与恐惧，创造出宽容与和谐的社会氛围，才有利于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此外，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家思想基地，如高等学府、学术机构等。高等学府与学术机构，本应是激发智慧创造的场所，激励自由思想的圣土，培育思想家的摇篮，在这些地方，如果亦禁忌重重，令人心态萎缩，一个国家的思想创造空间也就可想而知了。

国家要完成上述职责，某些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第一，要习惯于用思想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即使对于某些明显错误的思想见解，也应注重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予以解决，应如罗素所主张的“有人与你意见相左时，即使这些意见来自你的丈夫或孩子，也应该用争论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用权威去征服，因为靠权威取得的胜利是虚幻而自欺欺人的”。第二，要消除予设性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二元对立之标准。因为在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中，也可能包含着正确的成份。事实上，如果为了遏制错误思想的产生，而严加控制，正确的思想也就可能被扼杀于思想的摇篮之中了。第三，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更多出之于知识分子，因此，应充分相信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不是轻易怀疑其用心，而箝制其口。第四，要进一步打破思想禁区，特别是打破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思想禁区。因为人类的许多思想观念，正是因其与政治关系的密切，才更具思想价值，也才更有利于政治的进步。如果失去了思想的滋养，政治就会缺乏生命力；如果拒绝了广泛的思想营养的汲取，政治甚至有可能走上邪恶之路。

思想自由，当然亦需要思想者的自我守护。尤其是在思想自由机制尚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自我守护的意义更为重要。就其自我守护的方式而言，我们不妨将其分为消极卫护与积极卫护两种情况来看。

消极守护是指，当个人的思想言论不能得到自由表达的时候，宁可选择沉默，但也决不放弃，更不应言不由衷地屈从某种权势。康德当年因发表了不利于宗教神学的言论而受到官方警告之后，虽然表示不再写此类文章，但同时又宣称：“我没有勇气说出我确信的许多事情，但也决不说我不相信的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上，康德的表现，曾被讥讽为18世纪德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但实际上，能够做到“决不说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事情”，这本身就是在卫护思想自由，就是对做人的良知底线的坚守。由于见风驶舵，奉迎权势，常常是知识分子得以自保，乃至是获取功名利禄的最为安全也最为轻巧的方式之一，因此，能够做到这样一种消极守护，亦实在是大不易。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反右”期间、“文革”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能够守住这一底线的，又有几许人也？

积极守护是指，敢于抗争，勇于直言，为了思想自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卓有贡献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伽利略、马克思、达尔文、李卓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风等正是这样的勇者。他们的思想本身，也许并非完美无瑕，但他们守护思想自由的人格精神，无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基石。

守护思想自由，所依赖的当然不只是正直的人格，也不只是胆量的比拼，还要具备善于自由思想的能力。思想言论之自由，不是情绪化宣泄，不是义气化用事，不是信口开河。思想，是一种基于丰厚学养基础上的精神观念的创造，是一种严肃而负责任的学理化思考，是对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深邃透视，是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案的构想。如果失去了上述透视能力，思考能力，构想能力，即使在最为充分的自由环境中，恐也无话可说，又遑论守护？而这，抑或才是所谓思想者的真正的悲哀。

第五篇：论国家思想

论国家思想

梁启超

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所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之翦灭亦既久矣。故自其内界言之，则太平之时，通功易事，分业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则急难之际，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国家起焉。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所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以吾中国人之眼观之，或以为无足怪乎？虽然，譬之有一公司之总办，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试思公司之股东，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1 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二义。

所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为国家思想第三义。

所谓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亦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此为国家思想第四义。

耗矣哀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以言乎第一义，则今日四万万人中，其眼光能及于一身以上者几人？攘而往，熙而来，苟有可以谋目前锱铢之私利者，虽卖尽全国之同胞以图之，所弗辞也。其所谓第一等人者，则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谓逋群负而不偿者也。夫独善之与私恶，其所以自立者虽不同，要其足以召国家之衰亡一也。以言乎第二义，则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使忠而仅以施诸君也，则天下之为君主者，岂不绝其尽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则如今日美法等国之民，无君可忠者，岂不永见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复得列于人类耶？顾吾见夫为君主者，与为民主国之国民者，其应尽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亻真也！（君之当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夫孝者，子所对于父母的责任也，然为人父者，何尝可以缺孝德？父不可不孝，而君顾可以不忠乎？仅言忠君者，吾见其不能自完其说也。）以言乎第三义，则吾国历史弥天之大辱，而非复吾所忍言矣。计自汉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余年间，我中国全土，为他族所占领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黄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种族及时代为表如下：国名国祖种族都今地起兴年代（西历）灭亡年代（西历）汉刘渊匈奴平阳山西平阳府三○四年三二九年成李雄巴氐成都四川成都府三○四年三四七年后赵石勒羯邺直隶顺德府三一八年三五一年燕慕容鲜卑邺直隶顺德府三三七年三七○年代拓跋猗卢鲜卑盛乐山西大同府三○九年三七六年秦符健氐长安陕西西安府三五一年三九四年后燕慕容垂鲜卑中山直隶定州三八三年四○八年后秦姚苌羌长安直隶定州三八四年四一七年西燕慕容冲鲜卑长子山西潞州府三八四年三九四年西秦乞伏乾归鲜卑苑川甘肃巩昌府三八五年四三一年后凉吕光氐姑臧甘肃凉州府三八六年四○三年南燕慕容德鲜卑广固山东青州府三九八年 3 四一○年南凉秃发亻辱檀鲜卑廉川甘肃西宁府四○二年四一四年北凉沮渠蒙逊匈奴张掖甘肃甘州府四○二年四三九年大夏赫连勃勃匈奴统万甘肃宁夏府四○七年四三一年后魏拓跋鲜卑平城山西大同府三八六年五**年契丹五代时燕云十六州金完颜阿骨打女真汴河南开封府一一二六年一二三四年元成吉思汗蒙古北京直隶顺天府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年呜呼！以黄帝神明华胄所世袭之公产业，而为人纟而夺之者，屡见不一见，而所谓黄帝子孙者，迎壶浆若崩厥角，纡青紫臣妾骄人，其自啮同类以为之尽力者，又不知几何人也？陈白沙《崖山吊古诗》有云：“镌功奇石张宏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嗟夫，嗟夫！晋、宋以来之汉儿，其丰功伟烈与张宏范后先辉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无乃所见不广乎？国家思想之销亡，至是而极。一以言乎第四义，则中国儒者，动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眇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极也，所谓国家以上之一大团体，岂尝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补益？而国家则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国人之果无国家思想也。危乎痛哉！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其误认国家为天下也，复有二因。第一由于地理者。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故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据，亦不旋踵而合并也。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国也者，以对待而成。中国人国家思想发达，所以较难于欧洲者，势也。第二由于学说者。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顾其敝也，争地争城，杀人盈野，涂炭之祸，未知所极。有道之士然忧之。矫枉过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至太平。孟子谓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余先秦诸子，如墨翟宋老聃关尹之流，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 4 要义。盖救当时之敝，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厌分争已甚，遂有嬴政刘邦诸枭雄，接踵而起。前此书生之坐论，忽变为帝者之实行。中央集权之势，遂以大定。帝者犹虑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锢方术之士，而务刺取前哲绪论之有利于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于是国家主义遂绝。其绝也，未始不由孔墨诸哲消息其于间也。虽然，是固不可以为先哲咎。彼其时固当然。而扶东倒西，又人类之弱点而不能避者也。佛以说法度众生，而法执者即由法生惑焉。后人狃一统而忘爱国，又岂先圣之志也。且人与人相处，而不能无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国界既破，而乡族界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数之大国，而复生出百数千数无量数之小国，驯至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焉。此实吾中国二千年来之性状也。惟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之屡易而不动其心也，非恝也，苍天死而黄天立，白帝杀而赤帝来，于我下界凡民有何与也！禀受于地理者既若彼，薰习于学说者又若此，我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虽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此不过一时之谬见，其时变，则其谬亦可自去。彼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则全球交通，列强比邻，闭关一统之势破，而安知殷忧之不足以相启也。谬之由学说而起者，今则新学输入，古义调和，通变宜民之论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难变者，则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之弊，深中于人心也。夫独善其身、乡党自好者，畏国事之为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之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不然，则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谓其尽不知有对待之国，又乌可也？然试观刘渊、石勒以来，各种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无汉人以为之佐命元勋者乎？昔稽绍生于魏，晋人纂其君而戮其父，绍腼颜事两重不共戴天之仇敌，且为之死而自以为忠，后世盲史家亦或以忠许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将为此辈污蔑以尽也。无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痈；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学说之影响。地理学说虽万变，而奴隶根性终不可得变。呜呼！吾独奈之何哉？吾独奈之何哉？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千百。呜 5 呼痛哉！吾语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惟胆战，吾惟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势云尔，忠于利云尔。不知来，视诸往，他日全地球势利中心点之所在，是即四万万忠臣中心点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国于此焉者之谁与立也！

呜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将所怀抱之利己主义除净尽，吾惟望其扩充此主义，巩固此主义，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则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谓广土之足恃，罗马帝国全盛时，其幅员不让我今日也。勿谓民众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余兆也。勿谓文明之足恃，昔希腊之雅典，当其为独立国也，声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从他族，萎靡不振以至于澌亡。而吾中国当胡元时代，士大夫皆习蒙古文（《廿二史札记》言之甚详），而文学几于中绝也。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兮！茕茕凄凄，谁怜取兮！时运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兮，国及今其犹未沫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