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西方文化比较之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西方文化比较之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使得中国人民有“安土重迁”,“老死不出乡”的民族心态,使中国的大多数家族往往在同一地区时代繁衍,聚族而居,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因此,家族本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1】。西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希腊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城邦制打破了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形式【1】。并且,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在日常行为习惯中,中国的家族本位与西方的个人本位差异比较明显。例如姓名,中国人习惯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姓氏即代表家族,放在第一位,而西方人的姓氏,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姓,然后才是族姓,放在首位的是自己;再如,日常中对亲人的称呼,中国人格外注重家族,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繁杂精细,不仅辈分上,而且平辈之间也区分明显,如“大哥”,“二哥”。但英语中一个词“uncle”,就代表了伯父、叔叔、舅父、姑父等与父母同辈的所有男性,“aunt”代表了中国姨母、姑母、伯母、婶母、舅母等所有女性,并且平辈之间不会出现“first brother”这样的词。
从传统婚姻观念来看,在西方,婚姻是男女青年爱情的归宿,缔结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长相厮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是个人的私事,婚姻要符合自己的利益【2】,所以,西方人在选择伴侣时,注重的是感情的有无,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声望。恰恰相反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首要要求,它反映古代社会家长制度的价值观,这不仅在礼俗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在政治、法律上得到认可和巩固,中国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所以,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同时用来维护并提高家族名望及地位。由于婚姻会为家族增加一名外姓女子为成员,所以男家在选择媳妇方面特别严谨,以免有辱家声,家族娶媳妇远比个人娶妻子来得重要。婚姻被视为家庭的要事,而非个人的私事,所以男女间的爱情并不能作为婚姻的首要依据,这主要也是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
从家庭观念来看,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象。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这样,几乎找不到“四世同堂”,甚至连二世同堂也不多见,子女以脱离家庭独立生活为荣,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就购买房屋从家里搬出去,父母对子女的态度都是平等和尊重,而不是要求绝对服从。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是由子女继承的,这可以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中国人的家族本位观念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造就了丰富的孝文化,而西方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中国人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3】。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一位上听说
课的外教曾探讨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养老体系那么薄弱,比如养老院都不多见?”我当时的回答就是:“中国人十分讲究‘孝’,除孤寡老人外,一般都是子女赡养,所以社会养老体系并未迅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本位观念的核心是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个体在群众中的义务和责任【1】。这种观念要求父严、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通过尊祖敬宗,天伦和谐达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有序。从家庭本身而言,家族本位表现出的家庭成员间的天伦之乐,尊老爱幼让许多西方人羡慕不己。如果从把这种思想推而广之,从家族到民族、从国家到世界,乃至广阔的宇宙空间,如果都能强调团结和协作,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这对人类的并生共存、和平与发展都是极有现实意义的。西方的个体本位思想,强调以个人为主,强调自由、平等,强调个体的独立意识和创造意识,这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体创造价值的实现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二者均有缺点。中国家族本位思想不利于甚至严重地制约了个体主观能支性的创造和发挥,个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甚至摧残;其次,在家族血缘的群体关系中,不平等关系被自然亲情的面纱遮掩,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缺乏私法内容,疏于对私权保护,在群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可忽略不计【1】;再者,在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法律制度根本无法贯彻执行,随即出现人治。在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非常普遍,造成一系列腐败问题。而西方明显地淡化了家族亲情和集体精神,不利于民族的凝聚力的强大,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
中西方各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点就是这些都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历程,东西文化的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这是客观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必将引起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目的更多的在于通过比较,从而更好的借鉴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并加强中西的沟通和理解,推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课堂笔记
【2】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3】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年第3期
【4】阎江,肖妮妮.《中西方文化比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5】刘海鸥.《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4期
第二篇:《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读后感
《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读后感
范金虎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为世人所公任,它对中国过去和现在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生活在当前变革社会当中,我们怎样学习传统文化呢?
一是读经,往圣先贤书写经书,是其生命生存生活的经验、智慧、情感的结晶。不读其书,则不可与语往圣先贤之道,更谈不上对往圣先贤之道的领悟与躬行。在中国读中国书,读古人书,读经典,对中国人而言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是尽孝。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在传统节日里应该根据古人礼仪,为父母献上跪拜礼。在外人看来在形式上有封建之嫌,但通过这种形式强化了父母为上的思想。在平时要多回家看看,与父母唠唠家常。在父母固执坚持自己主见时,要给予充分理解。
三是有所畏惧,没有畏惧的人是可怕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他人为重”做事之前不是正要求考虑别人的感受吗?有人说脾气“拧”是执着、对人喜怒无常是随性、喜欢别人来“哄”是娇小,可我更想说这些人从来不过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们的“执着”、“随性”、“娇小”也为自己的不幸埋下种子。有所畏惧才能使我们保持一种谦逊的态度,这对于我们学习大有帮助。
以上几点是我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的体会。学习传统文化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学习传统文化还需要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事情就是这么神奇,追到最后一步都是相通的。
《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读后感二
李莹
谈起中国文化,实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所以暂取有关中医的一小片段谈一谈我的个人想法:
1.关于中医的概念: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先后跟的两位老师都会强调概念,比如师姐文中提到的“寒”,或者是“脉缓”,是
指脉率还是指脉势(一种从小到大的趋势)。又如《伤寒论》中一两到底是多少?是15g,13.75g还是教科书中的3g或是6g,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也是必须弄明白的,否则根本看不懂《黄帝内经》和 《伤寒论》等书。
2.关于中医的用药:
中国实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
这些年一直在跟一位老师出门诊,一次某同学的脚重度烫伤,满脚的燎泡,带她去找老师,老师将某种食物化为炭,敷于伤口之上(师门原因不方便透露),3、4天的功夫,脚就好了,还没见一点的疮疤,回去问老师为何如此医治,方子从何得来,老师当时说的是到了乡下,见到乡下人就这样使用,便学了来,后来验证过很多种食物,只有这一种化为炭后效果最好,但是为什么是这样说不清楚。记得当时老师说很多古人的东西就是会告诉你一个结果,但为什么是他?作用机理如何?是完全不清楚的,但就是这样,我们却可以拿来应用。中国人往往是先有结果,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却不会深究某一种反应在细胞内是如何运行的。给我的感觉中医是中国文化与多年生活生产经验积累的产物。
最近在看《白鹿原》,仅仅看到一半,里面的朱先生,颇给我一种智者的感觉,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房是招牌地是累,按下银钱是催命鬼”,你问他为什么,他不说,但是事实确是按照他所说的延续下去的,即便是他死了,他这句话还是一直流传下去,就好像中医里的一些办法。
第三篇: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对《风筝》的一种解读
从50年代开始,鲁迅的《风筝》就不断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风筝》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
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
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
一、《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
《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鲁迅作为兄长,自己讨厌放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同时也阻止兄弟放风筝,并且在发现了小兄弟背着他偷做风筝之后,“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权威历史见证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们,作为“当事人”的周建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见《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见《鲁迅回忆录》中册。)
由两位鲁迅兄弟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意在强调当时“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这样才能为后文“我”的自责和内疚增加强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真实的残酷的长兄形象的树立,表明鲁迅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国父兄们的形象,他们的确“残酷”(特别是当事人具备了精神反思之后,会有这种惊觉之痛),但更重要的特点则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
这里我们再扯开点,把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玩”的态度略作分析。鲁迅小时候似乎是偏于静的玩,他喜欢买画谱、看画谱、描画谱,画的多数是人物。他喜欢种花,也看讲种花的书,当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在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还喜欢抄书,抄的是关于草木虫鱼的书,他的弟弟说他“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乔峰《鲁迅先生小的时候》,见《鲁迅回忆录》中册。)这种“玩”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游戏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确可说是“工作”,至少是一种有目的的学习,起码也是“多识于草木虫鱼”之类;而描画谱、描绣像,也是在学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相比之下,放风筝这种活动既长不了见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是属于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就鲁迅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将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这里还可以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放风筝,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没有谈到,笔者于风筝的起源上获得了灵感,也可能是“过度诠释”,但也还有点意思,写出来供方家指正。欧阳修《新五代史》写到后汉高祖皇后之弟李业,在高祖去世之后,隐帝即位时仍受宠,“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sōu)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隐帝是乱世之君,李业乃乱世之臣,在天灾人祸之时——这在封建社会“天人合一”观念中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仍溺于游戏,据说李业就是纸鸢(即风筝)的发明者,这种乱世之臣所发明的玩意儿,当然为鲁迅所不齿。鲁迅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读《鉴略》,对这段史实应当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讨厌风筝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我们为鲁迅、为“我”讨厌风筝寻找文化的历史的理由,意在为他的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的判断寻找合理性。但“我”当初粗暴干涉小兄弟,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长者本位”的思想,认为长者有权为幼者裁决一切,其前提是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判断在幼者之上,一切判断和裁决也是为了幼者好,比如,使他免于成为没出息的孩子。而《风筝》中“我”的惊觉——自责,皆得力于后来的换位思考,即从“长者本位”转向“儿童本位”之后重新观照少年时的事,发现了其中的“精神的虐杀”。
二、“长者本位”还是“儿童本位”
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被不少鲁迅研究者看重,认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从前人们只会以“我们怎样做儿子”来要求自己,是长者本位的,而鲁迅则提出了儿童本位: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缺乏“儿童本位”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经历过“儿童的发现”这样一个过程。欧洲是在17世纪才有了“儿童的发现”,以前欧洲的儿童一旦到7岁左右可以离开母亲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们的大共同体,工作、游戏等全都一样。日本的情况也很相近,“将儿童视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缩影的看法”,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儿童观才深化为“具有与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着的社会存在”。(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见《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三、对“文化原罪”的承担
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无心之过,但既然已经发现是罪,就需要承担。这和我们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罪的承担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怀疑别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这一惊觉使他难以平息内心的罪感,终于也将自己归入了有罪者的行列。这里的“罪”的认定不是根据主观动机,而是根据其基本效果。这种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学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广泛地理解为“道德过错”,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则把罪定义为“人的一种总体状况、总体属性”,①人的生存注定就是一项原罪,这种“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鲁迅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只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的罪感是一种“文化原罪”,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和个人的反思而生成的。②他更注重对文化传承者的罪的认定,这种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认定之后应当是赎罪,但鲁迅对赎罪的可能性和意义从来都持怀疑态度,在《狂人日记》中,他让醒来的狂人“候补”做官去,根本放弃赎罪的念头;在《风筝》中,鲁迅设计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求宽恕。但在对“我”的求宽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深深的质疑,即求得宽恕本身只对施罪者有意义,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获得一种轻松的解脱,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一位当代德国作家在80年代所言:赎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③鲁迅的疑问和这个无神论者可说是一致的。赎罪、求宽恕只能对“良心发现”的施害者有意义,可以减轻其良心上的负担,对于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避免同样“罪”的重犯上,施害者的惊觉当然是有意义的。)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小兄弟,却对往事毫无记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这又使我们想到《狂人日记》,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因此,《风筝》文末“我”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难过”,而更是对历史中“精神虐杀”事件的无影无踪,不得求证,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再说远一点,《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六七年过去了,“长者”和“儿童”错位,不自觉地虐杀和被虐杀的事件似乎仍在重演,作者当初的呼号似乎落空了,于是本该飘在故乡春天的风筝,却在北京的冬季“浮动”,错位的悲哀将持续下去。
(选自《语文建设》2002年第8期)
第四篇:和谐预设与生成 彰显学生本位
和谐预设与生成 彰显学生本位
郭巷中心小学 干永春
从“预设”到“生成”是课堂教学理念的嬗变与超越。尽管新课程理念中早已提出处理好“预设与生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我们的课堂教学追求的仍是循着课前精心设计的教学程序按部就班的进行,学生稍有“越池”举动,教师会立即拉回。教案是教学的剧本,就像一只无形之手控制着教师的课堂教学,从而使上课变成为执行教案的过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课堂上最理想的进程是完成教案,而不是节外生枝。但真实的课堂并不是,也决不能是教案的精确复演。儿童的发展具有丰富的可能性,是不确定的、不可限量的,也是不可算度的,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思考、思维模式、兴致参与到课堂活动中的。所以再精心的备课也不能预料到学生所有的反应,再优秀的教师也不可能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中”,真实的课堂随时会像生命一样滋生出“预设”之外的新问题、新情况。因此,我们教师在实施预案的过程中,就要开放地纳入直接经验和弹性灵活的成份,教学目标必须潜在和开放地接纳始料未及的体验。要鼓励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的即兴创造,教师要随时捕捉学生的疑问、想法、错误、创见等精彩瞬间,及时调整预设,并合理利用这些新生成的资源展开有效的教学活动,从而来超越我们的预定目标,来升华我们的预设,来提升我们课堂教学的效率。
一、精心预设“预约”生成
没有预设的教学是不负责任的教学,没有生成的教学是不成熟的教学。“预设”与“生成”是教学中的矛盾统一体,教师既不能深陷在”预设”的封闭巢臼里扣得过紧,抑制学生的自主发展,也不能陶醉在“生成”的空泛视界中漫无目的,忽略了教学目标的既定导向。只有精心“预设”,才能预测到更为丰富的“学情”,预想到更为复杂的“可能”,从而预见到更为周全的“策略”。这样,面对“生成”,教师才能从容不迫、运筹帷幄。因此,在备课中,教师首先要精心研读教材和学生,把握编者意图和学生实际学情,设计出能扎实地引导学生进行数学思考,使学生从中体验到数学思想方法魅力,感受到数学学习乐趣的预案。同时,“精心预设”必须做到“详略”得当。“详”是指教学目标要全盘把握,必须把“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落实途径考虑周到,教学时才能根据总目标判断学生感兴趣的富有教学价值的信息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另外,教师还要通晓教材内容,将所教内容烂熟于心,以便为课堂教学的不断深入准确导航,并要尽量多地预想好可能出现的生成状况及相应的调控对策。“略”是指教学设计要“粗犷、大气”,只要求对教学做些粗线条的弹性设计,如课堂活动的基本环节、构思关键性提问、设计学生对关键问题的反应与对策、思考学生出现的大致意外想法等,给课堂教学预留足够的空间,为学生的“生成”创造条件。
如我在设计苏教版五年级上册《找规律——周期规律》一课时,结合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把素材换成了与世博会相关的招风旗、彩灯和彩旗,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感受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设计运用发现的规律解决第17盏彩灯是什么颜色的环节时,考虑到学生的不同思维方式,预想到学生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除了画图和除法计算两种方法外,我首先预想到了学生有可能是用乘法与加法算式来表示的,即5×3+2=17(盏),每组(红、蓝、绿)的第二盏都是蓝色的,所以第17盏彩灯是蓝色的。但无论哪种方法,只要学生抓住每3盏为一组,每组都是先一盏红色,再一盏蓝色,再一盏绿色的排列规律既可,并重点让学生交流除法计算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解决复杂周期规律的最佳方法。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我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尝试判断,交流了我课前预设到的画图、除法计算、乘法计算外,我问有没有不同的方法了,这时有学生回答:我是先想三六十八,第18盏是绿色,绿色前面一盏是蓝色,所以第17盏是蓝色的。多好的想法呀!我用赞许的口吻肯定了这位学生倒过来思考的方法。
我们无法预测课堂教学中的精彩生成,但我们的教学预设却可以为之提供舞台。只有我们在为迎接精彩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才能与有效而精彩的生成相遇,只有精心预测“学情”、预想“可能”、预设“教学目标”,开放性地提问和处理教材,才能使数学课堂具备灵气与动力,课堂教学才会成为一个富有变化、,动态生成的过程。
二、敏锐捕捉“展开“生成
布卢姆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们无法预料着教学所产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围。
没有预料不到的成果,教学也就不成为一种艺术了”。学生并非空着头脑进课堂,在以前不同的生活经历中,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背景知识,形成了个人独特的差异性,从而使得课堂教学充满了许多变数。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加精彩、丰满。我们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差异性,同时更要善于利用好这种差异性。
如我在执教《圆柱和圆锥的认识》一课中,为了更好的使学生理解圆柱、圆锥的三视图,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在教学中安排了观察实物画出模型的教学环节。在巡视学生画圆柱示意图时,发现有一位学生画了一个圆,一位学生画了一个长方形,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画时都说不会画。确实,对有些学生来讲,要把三维空间中的物体在二维空间中表现出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画不出来很正常,然而他们画出的“错误”图形又恰恰是从特定角度观察所能看到的图像,是一个极好的教学资源。于是我把他们的作品展示了出来,在学生窃笑之后我提问:有没有可能我们看到的圆柱确实是长方形的呢?片刻寂静后我看到有些学生开始实际观察并马上有所发现:我们从正面看圆柱,看到的图像应该就是长方形。我马上让其他学生选角度观察。这时学生又发现不仅从正面看,从侧面看也看到的是长方形,最后归结到只要我们的视线在圆柱的两底面之间的方向上观察圆柱,看到的图形都是长方形。这时突然有一位学生举手发言:我从正面看到的圆柱好像是正方形的。这时我没有表态,而是扫视了其他学生,不一会儿就陆续有学生迫不及待的想举手发言,经过两位学生的交流,学生又得出了当圆柱的高和底面直径相等时,从正面观察看到的图像是一个正方形。同样对于什么情况下看到的是圆形也就迎刃而解了。
经过这一轮的观察与交流,学生不仅对从不同视角观察圆柱形成的图形及圆柱的三视图有了清晰的认识,对学生的观察能力、空间想象力的提高、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的激发也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只要我们善于捕捉、筛选、利用学生动态生成的资源,把学生置于教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景而变,课堂才能焕发勃勃生机,课堂才能彰显活力,才能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三、合理把握“辩证“生成
预设使教学走向有序,生成使教学充满灵气。只有预设与生成的有机融合,才能使课堂充满活力和生机。但如果所有的知识都靠生成的话,既不利于系统掌握数学知识,也因主客观条件限制而不易实现。因此教师在考虑“预设”和“生成”时,必须掌握好其中的度。教学实践中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并加以整合,取长补短,以此提高教学的效益,达到教学最优化的目的。如我在进行平面图形的周长和面积总复习的综合练习时,在组织学生完成102页(苏教版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第11题时,学生由于有了周长相等情况下正方形的面积比长方形的要大,所以在填表前都猜测把菜地围成正方形的面积是最大的,但经过计算填表后发现结果与自己的预想不一致,产生了矛盾。这时我没有急于让学生去探求原因,而是让学生继续研究用24根木条来围的情况,学生同样也发现并不是围成的正方形菜地的面积最大。并通过两次实验的对比,发现当围出的菜地的长是宽的2倍时菜地的面积最大。学生又产生了“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的呢?”的疑问,这时我再放手让学生自己确定篱笆的长度来试验,发现和刚才对比的结果是一致的。在备课时我并没有深刻去想这个问题,觉得学生通过填表定能发现规律,但现在看到学生满脸的疑惑——对所得出的规律的不信任,我想只让学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肯定是不行的。于是我抓住学生生成的疑惑,及时调整教学,鼓励学生小组展开讨论:为什么借助墙体围长方形的情况与我们以前验证的周长相等的长方形和正方形,正方形的面积比较大的结论不一致了呢?学生隐约能感觉到一点,现在借助了墙体,相等长度的篱笆围出的长方形的面积大小还跟借用墙体的多少有一定的关系,至于为什么要围成长是宽的2倍面积才最大学生理解上还是有问题。这时我提醒学生能不能假设这座墙的另一边也围出相同的图形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学生动手画出几种不同情况后突然发现,借助墙体围长方形,围出长是宽的2倍的图形,在假设墙的另一边也用同样长度围出相同的图形,墙体两边围成的图形组合后就成了一个正方形,而其它围法按这种方法得出的都不是正方形(如右图所示)。这就与以前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了。学生探讨到此处,对于借助墙体怎么围长方形菜地面积最大就有了清晰地认识,既知道了结果,又明晰了原因。探究到此处,一位学生突然举手提出: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曾得到过这样的结论——周长相等的情况下,圆的面积要比正方形和长方形大,那么此处借助墙体围出的图形中是不是围出的半圆形比长是宽2倍的长方形菜地面积更大呢?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笑眯眯的注释着学生,一下子学生的兴趣被激发了,各小组成员动手作图验证的作图验证,计算验证的计算验证,讨论的讨论,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用同样长的篱笆借助墙体围出一块菜地,围成半圆形菜地的面积最大。尽管由于在此处的生成而没有完成预定的教学任务,但我想通过两次验证,不仅使学生明确了问题的前因后果,解除了疑惑,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和碰到问题要仔细推敲的良好学习习惯,这完全不是多做几个练习所能替代的。
但生成并不等同于有效,有时学生的生成也会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一定的麻烦。如我在教学四年级上册《平行与垂直》一课中,在引导学生思考“过直线外一点可以画几条已知直线的平行线时”,交流中一位学生回答说“可以画无数条,只要我的笔够细”。怎么来解决这位同学的“错误”认识呢?难道要在这节课中涉及中学里的知识?但我马上就想到,这不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不需要展开来进行,这个问题可以课后再和这位同学交流,所以我很肯定的告诉学生“我们数学上研究的点和线是不考虑粗细的”,就暂时把这个问题带过去了。如果这要“犟”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节课能讲清的,也不是我这个小学数学教师能够十分准确的来解决的。
孟子说:“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想让我们的课堂学习富有生命活力,我们必须提升教学理念,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储备专业知识、修炼提升教学智慧,在 “预设”与“生成”的相生互动中使课堂教学在对传统精华的继承中实现新的超越,使教学中师生的智慧像生命之树的枝叶一样交相辉映,使课堂彰显生命的活力。
第五篇:中西方节日文化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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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和独立日的比较
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国庆日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显示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特征。下面来看看中国国庆节和美国独立日各自的由来、发展和习俗。
(一)国庆节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National Day)。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典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即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朱德总司令检阅了海陆空军,并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广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
1949年12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全国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每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几经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9年),每年的国庆都举行大型庆典活动,同
时举行阅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国庆均在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众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1971年至1983年,每年的10月1日,北京都以大型的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进行群众游行。1984年,国庆3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国庆阅兵和群众庆祝游行。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均采用其他形式庆祝国庆,未再举行国庆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式和群众庆祝游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举行的最后一次盛大国庆庆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庆庆典上共进行过14次阅兵。分别是1949年至1959年间的11次和1984年国庆35周年、1999年国庆50周年、2009年国庆60周年的三次。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09年10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
(二)独立日
美国位于北美洲南部,原是印第安人的聚居地。从15世纪末起,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开始向北美洲移民。17世纪到18世纪前半期,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并加强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当地人民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反抗。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开始掀起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组成了“大陆军”,由乔治·华盛顿任总司令。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称赞它是“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托马斯·杰斐逊。来自各殖民地的56位代表在《宣言》上签了字。宣言的标题是《美利坚十三国联合邦的一致宣言》。《宣言》全文约2500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明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人权原则,《宣言》指出:“人类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第二部分谴责英国殖民当局的种种暴政。第三部分宣告13个殖民地独立,建立独立国家,断绝与英国的一切政治关系。《独立宣言》反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愿望,激发了美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鼓舞了各阶层群众奋起参加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对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动后来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的《人权宣言》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独立宣言》发表以后第5年的9月,英国军队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同美国讲和,并于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洲出现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后来,7月4日被定为美国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在美国各地都举行隆重的盛典,进行歌舞、体育、游行等活动。早期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主要是游行和演讲,有时还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以后增加了体育比赛等户外活动。有一个时期,美国人民燃放鞭炮、烟火庆贺国庆,20世纪以后,政府为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和火灾明令取消了这种形式。每年的独立日这一天,全美大小教堂钟声齐鸣,而头一个敲响的是费城的自由钟。
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举国欢腾,万家同乐,展现着
美国人民的爱国热诚。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JohnAdams)说,这个节日将成为重大的周年庆典,人们应铭记这个获得解放的日子……从东岸到西岸,从现在直到永远,都应该举行盛大庆典和游行,都应该通过表演、娱乐、体育竞赛、放礼炮、鸣钟、放烟火和张灯结彩,隆重庆祝这个日子。7月4日也是一个重要的公民日,体现深植于英-美政治自由的传统。每年,大批游人会在独立日前后拥到国家草坪广场(NationalMall)──即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大草坪,参加一向在7月4日前后两个周末举行的史密森民间艺术节(SmithsonianFolklifeFestival)。今年的民间艺术节展示不丹国的文化风情,得克萨斯州的音乐、饮食和葡萄酒,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发展史。2007年民间艺术节的国际文化主题曾是湄公河流域国家和北爱尔兰。在7月4日这天,从首都的国家大草坪到地方城市公园,全美各地普遍举办大大小小的烟火晚会。在纽约市,梅西百货公司(Macy'sdepartmentstore)赞助的独立日烟火燃放活动已有31年历史,号称是美国7月4日最大规模的烟火表演。梅西30分钟的2008年烟火晚会将燃放35000枚礼花弹,由停泊在东河(EastRiver)和纽约港的6艘驳船发射。据梅西估计,将有300多万人直接观看。近年来这项活动一直得到全国电视转播。7月4日也是家庭欢庆的日子。人们通常到郊外野餐或者在户外烤肉。美国的7月夏日炎炎,成千上万美国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海滩或其他度假场所避暑。美国的很多法定假日固定在星期一或星期五,但独立纪念日例外。很多上班族会利用年假让自己享受一个长周末。有时,一些重要的公共工程选择在7月4日开工。伊利运河(ErieCanal)、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Monument)及美国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BaltimoreandOhioRailroad)都是在7月4日破土动工,从而让这些改善民生的工程更具象征意义。
独立日在美国是一个相当热闹的节日,每逢这一天,全美大大小小的教堂钟声齐鸣,以纪念美国独立。首先敲响的是费城自由钟。美国人民总是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喜庆。美国的独立日,与宗教、民俗节日一样隆重,老百姓在节日前清洁院落,装饰家居,悬挂国旗。美国人庆祝国庆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民众自发参与程度很高。到了这天,不用联邦政府动员号召,一些地方和非政府组织或者社区机构,都会组织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比如花车巡游、燃放焰火等,举行各种露天艺术Show(表演),普通美国人也非常乐于参加。早期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主要是游行和演讲,并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后来又增加了户外活动、体育比赛等项目。燃放爆竹、烟火的活动一度也十分流行,20世纪后才被取消,以防发生危险。直到现在,各地居民自发地进行庆祝游行,有的扮作骑马的旧时牧师或坐着古式马车的贵族小姐举行化妆游行;有的组成家庭小乐队参加游行,还有的全家祖孙几辈载歌载舞,边舞边行。各种彩车、模型车、杂技车和小孩玩具车同欢乐的人群一起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前途,景象十分壮观游行结束,人们往往聚在公园或公共场所共同欢度节日。在一片乐曲声中,人们或翩翩起舞,或席地野餐,商人们忙着叫卖纪念品,政客们乘机进行竞选演说,孩子们则在草地上做各种游戏,全美各地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欢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