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意义来认识梁祝悲剧

第一篇：从历史的意义来认识梁祝悲剧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在这个意义

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我今天讲的是一部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至少在唐朝就有记载，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经大量进入戏剧，不仅作为单独的一个剧，而且在当时其他戏剧中也为剧中人物提起，由此可见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经典或大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改革，特别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使得这一戏剧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社会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就其流传的广泛程度而言，恐怕《红楼梦》也难以与之媲美。

我利用的版本是明代戏剧《同窗记》。我试图从该剧中透视这种婚姻制度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根据及其“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与此剧相结合，我还试图在抽象层面上简单讨论制度的特点。我希望通过对法律制度与作为在制度中行动的行动者个体之间的冲突来展示人类的注定了的悲剧性境遇，进而给我们以某种警醒。

梁祝悲剧何在

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多多情的成年人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这个悲剧究竟悲在何处？每个读者都必定是而且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理解戏剧。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甚至是老人，都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相爱不成，私奔，甚至一起自杀。我们一般并不把这种事件称之为悲剧。有时一些人甚至会对这种痴情者表示轻蔑，认为其不负责任，即使死者之间的爱情与梁祝的爱情同样真诚。数年前，北京八达岭长城上，就曾有一对各有家室的成年男女殉情自杀，人们甚至对此表示了一种鄙视。因此，仅仅因为男女之间的感情，以及感情无法在现有的社会婚姻制度中得到满足，即使导致双双死亡，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悲剧。

有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改编本，例如，即使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也都有一段音乐表现“抗婚”）更强调这一事件中“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因素，因为祝英台许配的马家是当地的一个富庶人家（财主），似乎祝员外是因为贪财，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个戏剧的原本，这一点其实并不存在。不仅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因此两家仅仅是“门当户对”而已，并无高攀之嫌），而且当梁山伯千里期约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势利地阻碍两人相见。尽管剧作中没有告知梁山伯的家庭成分，但我们没有理由推定其出身为贫下中农，相反，如果一定要推论的话，也许更有理由是某个员外的公子。如果不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因此未能如期赴约，至少从故事的前后背景来看，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了女儿的心意。他们曾允许好强的女儿孤身远赴杭州求学，如果以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祝员外父母实际上是相当开明，非常迁就女儿的，他们并不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而且，至少原来的剧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马家仗势欺人。相反，仅就迎娶途中允许祝英台祭奠梁山伯这一点，在我以及许多人看来，马家也还是相当“仁义”的，并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设想一下，今天谁或谁家会在结婚这一天同意这种行为。是的，马家富庶，也许是个地主，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马家富庶，就不允许马家娶亲，就应让马家断子绝孙了吧！马家至少有权利选择祝英台。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也并不是构成此剧为悲剧的主要因素。

也许，悲剧在于包办婚姻。我想仅仅这一点也并不必然构成悲剧。我将在后面分析，其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在近代以前的主要婚姻制度形式都是包办婚姻。而并非包办婚姻都将导致梁祝之类的悲剧，否则，悲剧就太多了。

从全剧来看，更重要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终在肯定着传统的以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为主要特征的结婚制度。例如，尽管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还是要将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他们俩曾“同床而睡，结脚而眠”，如果真的是反对包办，主张婚姻自由，他/她们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饭”，而且假定梁祝两人是主张婚姻自由的理想化身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两人会拒绝做熟饭，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而不是单相思。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着梁山伯来提亲。而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女身并已许嫁马家之后，他也仅仅是表示深深的遗憾，还是准备

求娶他们分别时祝英台虚构出来的妹妹；只是当发现这一希望也落空时，梁山伯才“罢休不成”，表示要“前去寻一个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绳绾定，定要把赤绳绾定”。同时责备“一来恨贤妹言而无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过激之词），二来恨卑人薄命，三来恨月老注得不均平”。甚至到了这时候，祝英台还是称“今生料不能够了。我劝你休想也罢了”，坚持尊重传统的婚姻程序

和制度；进而，祝英台以酒做媒证，许愿“今生不和你谐凤侣，来生定要和你结姻亲”；最后，俩人伤感而别。全剧中完全没有显示出祝员外或马员外对祝英台施加什么压力和强迫。

因此，如果就剧本本身反映的情况而言，无论祝英台和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实上，他们俩都力求以这种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希望经过这种“程序正义”的认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觉的遵纪守法者。他/她们不喜欢的仅仅是由于这种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种对于他们非常残酷的特定结果。即使这时，他们最终还是准备接受这种结果，也没有打算挑战这种制度。仅仅是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才悲感交加，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之所据，并决意殉情。因此，所谓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说法实际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现代中下层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读。

梁祝两人的年龄

要理解此剧对于古人的悲剧性质，首先要理解戏剧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还要理解此剧写作和演出时所针对的观众的社会和认知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总是由观众的日常直接生活经验构成的。就《梁祝》而言，我首先讨论的是该剧两位主人翁的年龄。

在《梁祝》的较早版本的故事和戏剧中没有提及梁祝的年龄。因此在舞台上出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实际是由不同时代的观众根据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填补的。在现代观众眼中，由于外出求学、恋爱、结婚这些事基本上都是同20岁左右的年龄相联系的事，因此，梁、祝两人大致相当于两位离乡在外求学多年回乡的“大学生”或至少是“高中生”。而且，由于近现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这些观众已经基本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当现代观众理解此剧时，尽管不是明确的，却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主人翁的年龄忽略了，或者是用一个现代大学生的年龄来对梁祝的婚姻作出判断。

但是，对于古代观众或读者来说，梁祝的年龄会小得多。因为无论是从古代的婚龄推论还是从戏剧故事本身的细节来推算，梁祝悲剧发生时，他们两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大约14－16岁之间，甚至可能更为年轻。在中国古代，就法律规定的婚龄而言，大致在男20岁，女15岁，甚至更早。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一旦规定婚龄，往往都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即只有这个年龄，才能结婚或婚姻才得到法律的保护。从剧本来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遇时的年龄大约应在11－12岁上下，殉情时大约在15－16岁上下。因为，首先，即使是古代，人们一般也不会等到16、17岁再上学读书，他们更不是如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样，是20岁左右的大学校园内的姑娘小伙。

其次，一般说来，男女青少年到13－15岁后，就会逐渐对异性敏感起来。而梁祝“同窗三载”，朝夕相处，甚至两人曾“你当初与我同床而睡，结脚而眠”，而梁山伯完全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这种现象，如果从祝英台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祝英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否则，无论其体形、动作和说话声音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就很难在同异性非常亲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饰过去。如果从梁山伯一方来看，梁山伯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没有表现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敏感和好奇。

尽管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无法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但是我认为，这个关于梁祝年龄的推断大体是站得住脚的。而这个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

早婚与包办婚姻

一旦确定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年龄，我们就会发现，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早恋”（这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谈恋爱）。但是，使用“早恋”这个词，也许不很恰当，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赋予了该词某种贬义，似乎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历史地看，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我们所谓的“早恋”一直被人们视为正常现象，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须。

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医疗水平也很低。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必然很低。在这种社会生物条件下，为了保证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假定当时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那么如果当时人们结婚年龄如同当今城市人结婚的年龄，比如说25岁左右，那么该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10岁出头。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可以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但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他最小的弟妹则可能还在襁褓之中。显然，这种婚龄是无法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一种社会存在的最佳选择，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我在前面提到的古代的义务性法定婚龄。

尽管人类社会的延续要求人类早恋和早婚，但必须注意，这种早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生理发育作为基础，没有这种隐含在基因内的信息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的要求也不可能落实。比方说，先前有些富庶人家的儿子不到10岁，就娶了一个成熟的女子作为童养媳，不可谓不早；但并不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还是必须等到男孩长到一定年龄才能真正“圆房”。人类主观设计的制度也无法突破人类的生物性限制。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条件，在人类生存演化的长期竞争和淘汰中，一般说来，那些在具有相对性早熟基因的人类种群会更多留存下来，而那些缺乏这种性早熟基因的人种（无论其道德上是否高尚，文化是否发达）则会因其无法保证种群的延续或延续较少而在这种生物的竞争中最终被淘汰了。剩下的人类种群，从基因上看，基本都是十四五岁就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因此，从社会生物学上看，人类在这个年龄段性发育成熟的生理特点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更可能是人类的长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是一个非目的论的自然演化的选择结果。

仅仅承认早婚早育作为社会制度在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还不行，人类还必须发现其他一些具体的制度措施来保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流动性小，交往面狭窄，信息流通不便）实现最有效、最便利的早婚早育。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正是作为一种保证人类延续的辅助性制度，有效回应这种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男女同姓，其生不善”，血缘关系过于亲近的人结婚，对于后代的繁衍很不利；因此，必须从血缘关系比较远的人当中选择婚配对象。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们往往是在一个村庄内长大的，而同村的同龄段异性往往都是近亲属，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其他异性很少。与别村的适婚异性也很难交往。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至少在有些人类群体中，很自然婚姻就成为父母为儿女操办的一件大事。而且由于其社会经历和社会关系相对说来更为广泛和开阔，父母亲也更有可能为子女发现在这些父母看来合适其子女的配偶。甚至，为了扩大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一些父母还会大量运用媒妁之言。从此看来，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在传统社会中都起到择偶的信息渠道的功能，在乡土社会中，总体说来具有正面的功能。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正当性。而那些不采取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来扩大婚姻对象的群体，那些采取了“自由婚配”因而更可能近亲婚姻的群体，必定会在历史无意识的生物进化中逐渐消亡，当然与其一起消亡的还有他们的“自由婚姻”制度。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生物选择的结果。制度并不是道德的产物，制度是生存的产物。

当然，促成父母包办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例如，结婚并不仅仅是性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制度，会涉及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等庸俗的问题。因此，虽然性爱以生物本能为基础，而婚姻则必定是涉及诸多利害的选择，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这些问题要让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来处理，显然有许多困难，而相比起来，父母则更有能力和经验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古代社会，儿子在婚后也至少会同父母一起居住一段时间，甚或要养老，父母一般就不大会愿意家中出现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细的、性格上有冲突的陌生人。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他/她们自然也会要求对儿女的婚姻做主。由于其控制着家庭的经济，由于其成熟和经验，由于其交际面的广泛，由于其长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父母在这一问题上更占据主导。因此，包办婚姻就成为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一种人们有义务遵守并通过社会压力保证实施的规则。

包办婚姻中的财富问题

在选择婚姻伴侣时，除了是陌生人（没有过近的血缘关系）这一基本条件外，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对方是否具有养育后代的能力。

这一点，也是物种在长期生存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生物性本能。按照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每个生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争取自己的基因得以更多的繁殖，男子女子都一样。但是男子和女子的选择标准却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男子会“希望”有更多的配偶，因此其基因能得到更多的繁衍；如果由于制度和生理能力不许可，男子从其生理本能来说会选择那些更具生殖能力的女子，这种生殖能力往往表现为女性的第二性特征，即今天男性感受到的女性的那种“美丽”和“性感”上。女性，由于其生育资源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相对稀缺（生育年龄和排卵数量），以及由于她及其后代———特别是在农耕社会———需要保护，则会对配偶更为挑剔。一般说来，女性都会选择那些身强力壮、聪明能干有能力提供这种保护的男子，这种能力往往表现为财富和才华（潜在的财富）。因此，郎才（财）女貌，这种世俗的美满婚姻标准，实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物学基础的，其背后有残酷的生物竞争的逻辑支配。

但是由于早婚，这些择偶标准往往变得难以适用。比方说，由于早婚，男子的许多男性特征（身体是否强壮、高大、健康）往往未能充分发育，你就很难衡量他将来是否身强力壮。又比方说，随着社会发展，男子的养育能力已不仅仅取决于体力，而且还取决于并可能日益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而这种才智在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中也无法辨识而只有在同人的交往中，包括在同异性的交往中才能逐步展示出来。再比方说，有养育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有养育的意愿，而养育的意愿在相当程度上往往取决于对方对自己有没有性吸引力，这种以性吸引力为基础的养育意愿他人也很难衡量。但在异性交往中更容易为异性对方所发现，有时即使是短暂的交往，也会为对方发现。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古代戏剧中，常常有落难才子为大家闺秀一见钟情，实际上展示的就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的道理。但这些问题，都是因早婚而引发的以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为标志的婚姻制度无法回答的。

因此，要回答包办婚姻制度的这一弱点，就必须有其他制度的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逐渐形成以家庭背景（包括身体强弱、家庭财富、家教）来衡量婚配对象养育能力的替代标记。这种替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首先，一般说来，农业社会中家庭财产的创造主要依赖体能，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体能是可以遗传的（今天，体育运动选拔少年运动员仍然会参考父母的身高体能因素），因此以财富作为间接地测度对方体能和智能的替代指标是可行的。再次，财产是已经累积的物化了的养育能力。因此，在为儿女选择配偶时选择富裕一些的人家，至少是同等殷实人家，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的自然愿望，同时为下一代的顺利成长和成功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标准并不简单是嫌贫爱富，而是一种因生活需要而必须作出的选择。确实，在没有其他标志证明婚姻对象的潜在生活和养育能力之际，以现有的家庭背景包括财富作为一个择偶标准，对于那些为子女择偶的父母亲来说，也许是最实在、最可见、最经济的标准。而这些因素往往是青春期的孩子不一定会考虑的，他们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相貌或其他性特征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替代性测度机制中，对婚姻双方性吸引力的测度往往是不确切的。因为，性吸引力本身就很难测度，尽管体能、身高、相貌、财富都可能构成性吸引力，但是性吸引力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个性的因素，而且从父母预测儿女也并不总是很准确的（父亲高，儿子并不一定高），因此，在这种媒妁之言和包办婚姻中，确实隐含了婚姻不幸福的因素。但是，首先，这种缺陷在古代或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很难避免，我们无法生活在完美世界。其次，如果非意识形态地看，今天的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未必能解决长期的性吸引力问题，因为许多个人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发生改变。再次，我们必须牢记，古代的婚姻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类的延续问题，因此性吸引力自然会排在人类生存问题的后面。

悲剧因素之一：自然与社会

梁祝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许多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为我们理解社会和制度提供了一系列启示。

首先是关于婚姻的社会性质。当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强调个人自由，在性与婚姻上，表现为强调婚姻爱情的自由，强调性爱的自然属性，强调所谓的自然法则。作为一种政治追求，这些努力和宣传在今天显然是不错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这种理解，其实很可能为这些语词迷住了眼，在语词的丛林中迷路。任何个体都必须在群体中生活，才可能生活下来，发展起来。包括人的许多本能都需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才能满足。其实自然本身并不像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美好的，自然就其本身许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本能的需要。在自然界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中，我们会感到恐惧，也许只有许多人的聚居才能减轻这种恐惧。在大自然的灾难中，我们会惊魂落魄，只有人的相互

关爱才能使我们略有宽慰。甚至性爱，仅仅凭着自然也不能得到满足；在一个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甚至难得找到配偶，或者干脆无法繁衍后代。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感受性爱的美感，我们就没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没有“昨夜星辰昨夜风”，没有“相见时难别亦难”，没有“相见无语，惟有泪千行”。

是的，在热恋中，当我们花前柳下，海誓山盟，我们感到自然的美丽；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全部，而且这也是因为有一个现存的社会生活支持之下的自然、一个人文化了的自然。当我们的恋爱受到种种压抑时，我们甚至想回归自然。但是我们能够吗？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这一切是不可能退回去的。即使可能，我们又真的愿意吗？除了在那虚幻的、不加反思的浪漫的一刻。其实，即使在那一刻，我们也未必愿意回到古代，我们真的愿意只能“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吗？我们真的愿意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事实上，只要看看古人的爱情诗歌中，大多只是花前柳下，明月清风，最多也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但请注意即使是今天人们根本不当回事的“汉水”，已经引发了古人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的哀怨。古诗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许多当代人的爱情中经常作为背景出现的高山林野、海浪沙滩（他们怎么去呢———要披荆斩棘、跋涉百里？即使去了，他们晚上回得来吗？）古人的浪漫几乎注定只能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浅吟低唱，而不可能是“站成了两个世界”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本身就说明了事实上现代人恋爱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扩展。现代社会的交通以及其他条件都使得我们的自然更开阔了，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与大自然更亲近了，而不是如同某些现代学者认为的那样更遥远了，更狭小了。甚至，由于现代的避孕技术的发展，我们事实上可能比古人更多享受了性爱，少了很多由于对怀孕、养育之担忧而带来的性爱之压抑和拒绝。事实上，就总体而言，现代性至少在许多方面使得我们的爱情更为美丽。社会和文化并不只是压迫我们，而是支持、培育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

不只是，却还是有的。正是在强调人类的社会型之际，强调人类的本能就总体而言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许多个体的本能在某些情况下也就不得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甚至性爱的本能会成为一种被人不断使用的一种生物本能。例如，用性获取各种资源，维系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生活。甚至性会被制度化，这就是家庭，无论是一夫一妻制，还是多配偶制。但是，无论何种形式，一旦形成了制度，都必然在满足人们的本能的同时又压抑了这种或其他的人的本能。

但这就是悲剧吗？对于一个个生命有限的个体来说，这也许就是悲剧；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能感叹的仅仅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

承认一个制度的语境化合理性，并不应由此承认其永恒的合理性，其实，任何社会实践一旦成为制度，都会有弱点，因为制度回答的都是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某一类常规问题。因此，制度化就完全可能显示出两方面的弱点。

一、建立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条件大致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该社会中的这一类问题将呈现出常态，只有这时，该制度才是有效的和有用的；

二、一旦社会条件发生了剧烈、根本，甚或是重大变化，该社会的某一类问题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使这一制度的有用性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无用。

例如，在婚姻制度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交通通讯的改善，人员的大幅度流动，医疗保健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交往对象的流变等。这些变化就使得包办婚姻所针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早婚早育已经不利于这个社会的需求，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早婚早育习惯反而成为这个转变了的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看到“早恋”何以从人类的一个自然生理属性成为各个现代社会普遍要以各种方式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同样，随着这种社会的转变，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作为婚姻制度的主要机制也失去了正当性。

梁祝的悲剧与制度的这一弱点基本上还没有关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在于制度化的第二个弱点，这就是，任何制度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

这一分析是从个案来看的。是不是对制度就应当完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呢？强调包办婚姻的制度神圣性也许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当时而言，对于当时的婚姻制度之稳定，也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人们不应当对一个制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终必定导致不仅是婚姻制度而且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虚无。

但是，这样说，只有假定制度本身已经完美、永远不可改变，才能成立。问题在于确立制度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能满足人类的福利；如果尊重一个制度仅仅因为其是制度，完全不考虑这一制度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福利，那么这个制度最终必定会失去其作为制度的正当性和活力，并且会压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像梁祝的情况，只要不走极端（不完全否定当时的一般的婚姻制度），社会和人们就应当允许他/她们作为特例，即允许他/她们自由恋爱和结婚，尽管这种允许未必能保证他们今后的一生中都能情投意合，白头偕老。

悲剧因素之三：制度何时变化

我在上面分析了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如同我在上面的文字中展现的那么简单。我在文字上构建的该制度的合理性是一种马后炮，是当我们同历史拉开距离之后对历史的反观。这种马后炮有助于理解历史，却往往无助于生活。我们既无法在理解了历史之后才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也无法通过理解历史来比较精确地把握未来。

第二，尽管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梁祝爱情的合理性，但是也仍然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根据我们今天的信息，才确认了这种合理性，而梁祝两人以及当时的其他人都没有可能认识。

人类永远是要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影响甚至是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定。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在一定意义上，总是不断同这类问题相遇，并作出各种选择。我们会提出种种理由，会用各种历史事实和各个学科的现有知识来支持自己的要求，但是，我们其实未必真正了解满足这些要求可能带来什么后果，特别是我们不希望的后果。

梁祝的故事表明，制度是否需要变革以及如何变革恰恰是在人们违反制度的行动中展现出来甚或实现的。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如果不是发生在梁山伯祝英台身上，就可能发生在祝山伯梁英台身上。社会必须支付这个代价之后，才能使人们逐步有所体悟，这也是人类的悲剧。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梁祝的悲剧的意义至少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就在于它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制度作为规则与现实世界中特殊问题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法理学上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梁祝一剧的动人之处，如果从我的、法学的眼光看来，就在于它强烈体现了这个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解、也许永远不可能有解的法理学问题。

《[图文]从历史的意义来认识梁祝悲剧》

第二篇：从京剧的形成来认识京剧字音

从京剧的形成来认识京剧字音

传统京剧念白（本文主要指韵白）及唱腔的字音，与京韵大鼓、评剧所采用的纯北京音有明显的不同，这是由京剧形成的历史渊源决定的。众所周知，作为国剧的京剧本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地方戏，二百年前“四大徽班”进京，在徽调（二黄）、汉调（西皮）结合的基础上，吸收融和了北昆、梆子的营养，逐步脱胎形成了京剧。所以，京剧既不是北京的地方戏，也不是几个地方戏的简单组合，称之为国剧实在是恰当不过的。在京剧形成的同时，也建立了京剧本身的语音系统，其中既有京音的成分，又有皖音、湖广音，并参照了昆曲的“中州韵”，但也同样不是几种方言的简单混合，而是成为京剧有别于其它戏曲剧种的主要标志的“京剧语音系统”。通常人们所说的“京剧姓京”、“京剧要用京字京韵”，这里的“京”应当理解为“京剧”的京，“京剧语音系统”的京，而不是“北京”的京。

人们都承认京剧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甚至公认为国宝，但对京剧的语音却不乏微词，如认为京剧的语音与普通话差别太大，观众不容易听懂等等。于是有不少人主张并开始实行取消“上口字”、“尖团字”，试图让京剧的语音向普通话靠拢。应当说有上述主张或行动的人们都是出于振兴京剧的良好愿望，试图使京剧能适应更多的观众，但对京剧作如此伤筋动骨的整容，无异于削足适履，反而损伤了京剧。

笔者认为人为的改变传统京剧的语音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前所述，京剧并非北京的地方戏，也不是几个地方戏的简单组合，它有属于自己的有别于其它戏曲的语音系统，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全国大多数人听不懂广东话而要求粤剧改用普通话一样(地方戏曲改用普通话也有过先例，如上海滑稽改用普通话后变成了蹩脚的相声，原来那些用上海方言的噱头荡然无存)，也没有必要以有人听不懂为理由，对公认为优秀的剧种——京剧开刀，改变它久已形成的、成熟的语音系统。

汉语音是由字的声、韵、调组成的。调指声调，分作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共四声，我们首先来探讨有关四声的问题。中国戏曲唱腔的特点是唱腔旋律要服从字的四声调值变化，即因字设腔，不像一般歌曲那样可以用同一段曲谱唱三、四段不同的唱词，有些字的四声调值难免屈从曲谱的旋律而被迫移位。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四声调值，例如同为阴平的“妈”字，北京音是高平调，鲁西南方音却是降升调读如北京音的“马”；又如同为阳平的“阳”字，北京音是高升调，鲁西南方音却是全降调读如北京音的“样”。正是由于不同方音四声调值的不同，使得不同地方戏的唱腔特色各不相同，人们凭借唱腔就可以识别剧种。京剧的四声调值受湖广音影响较大（随时代的变迁逐渐融入部分京音），京剧唱腔的旋律也主要受湖广音四声调值的制约。如果要求京剧语音全部改用普通话或北京音，不仅念白没有京剧味了，唱腔也会变成评剧、京韵大鼓而不会是京剧了。有人说，京剧现代戏不是已经用普通话代替了传统京剧的语音吗？不对，事实上成功的现代戏唱腔中虽然掺入了较多京音，但不可能不保留一些湖广音的调值，不然就不会有京剧味。我们不妨分析几个实例：《红灯记》李玉和著名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中，“一”应读去声，京音为全降调，“酒”属上声，京音为降升调，但在唱腔中却按湖广音调值分别为低降调和高升调，“一碗酒”唱出来像普通话的“以完究”。类似情况，“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的“设”、“友”，“会应酬”的“应”、“酬”和“风雪来得骤”的“来”等都采用了湖广音的调值听起来分别像普通话的 “舍”、“优”，“影”、“丑”和“赖”。就连采用京音最多听起来像歌曲的铁梅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中也仍保留了如“数不清”的“不”（读似京音“补”）、“还要亲”的“要”（读似京音“咬”）、“奶奶”的（前一个）“奶”（读似京音“阴平”调值）、“齐声唤亲人”的“齐”、“唤”、“人”（分别读似京音“气”、“环”、“任”）、“都有一颗”的“有”、“一”（分别读似京音“又”、“移”）等多个字，依旧采用湖广音调值。猜想唱腔设计者不是不想全用京音，只是他不可能做到，因为他还没忘记是在设计京剧的唱腔，要想姓京（京剧之京），就不能太离谱——京剧语音系统之譜。

李少春是一位勇于革新的艺术家，但他十分珍惜传统的东西，生怕被那些不懂装懂而瞎指挥的人破坏掉，据吴祖光先生说，当初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片时，李曾问吴“老生是挂髯口还是粘胡子？”，可以想象当时著名艺术家也要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地接受改造的窘况。他一度主张取消“上口字”是不是为了表现进步的无奈之举尚不得而知。但尽管如此，他在现代戏《白毛女》中却义无反顾地坚持保留了韵白，虽然“上口字”取消了，四声调值却依然是按湖广音规律的。给我们留下了现代戏有韵白的范例（笔者还见到言少朋先生在自编现代戏《刘介梅忘本回头》里用过韵白）。

下面再来谈谈“上口字”、“尖团字”，这只关系到字的声（声母）、韵（韵母）问题。[注：人们把京剧中读音的声母或韵母与普通话（京音）不同的字通称为“上口字”，例如：普通话中主（zhu）、街（jie）、初（chu）、京（jing）在京剧中作为“上口字”要分别读作zhü(之雨切)、jiai（基衣哀切）、cu(音如“粗”)、jin(音如今)。在“上口字”中有一类在普通话中声母是j、q、x的字，如果声母分别改为z、c、s则称为“尖字”，如“箭”（zian）、“小”（siao）、“千”(cian)等；如果声母仍为j、q、x不变则称为“团字”，如“见”(jian)、“晓”(xiao)、“牵”(qian)等。]

上口字除了有（非北京的）方音的因素外，还有便于发音（上口）和为了合辙两个存在的理由。例如《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一段用的是“怀来”辙，“界”字必须上口读作“jiai”而决不可读成“jie”，否则，不仅翘了辙，还不好发“导板”结尾的高音。又如小嗓唱类似“自那日”的“日”，按上口字韵母为i（衣），容易发音，若不上口按京音唱则很难拖腔。上口字与京音有差别却与某些方音很相近，例如在胶东话中“如”、“主”的韵母为ü（于），“知”、“吃”的韵母为i（衣），与京剧上口字的韵母相同。对那些地区的人来说，那些上口字听起来同家乡话一般，并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

在普通话中读音相同的一些字，在某些地方（如河南大部分地方、河北南部、鲁西和胶东某些地方）却是“尖”、“团”有别的，在传统京剧中也是严格区分尖团字的，如“宝剑令箭”的“剑”是团字，读作jian，“箭”则为尖字，要读作zian。前辈大师十分注意区分尖团字，据说余叔岩先生在录制《沙桥饯别》唱片时，“孤赐你藏经箱僧衣僧帽”一句，最初把箱唱成团字，听起来成了“藏金香”，为了不误人子弟，余先生情愿自己承担损失，重新录了一遍，把“箱”唱为尖字siang，听起来才是“藏经箱”。结果，老板为了省钱，前一版并未销毁，两种版本同时流行于世，一度使得学余者无所适从。可见，在传统京剧里，“尖团字”还是要严格区分的。有些尖字听惯了再改成团字，老观众会感到很别扭的，如杨宝森先生在《洪羊洞》里一声“小——心——（呐）了——”（“小”和“心”都是尖字）念得多么动听，如果按团字念xiao---xin就索然无味了。

京剧不同于话剧的表演体系，京剧往往有意使人物不要太贴近生活，与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产生一种特殊的美感，语音也故意不太生活化，是一种特殊的舞台语言，湖广音、上口字、尖团字在这方面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许多传统著名唱段，人们早已耳熟能详，里面的上口字、尖团字都已融入唱腔的韵味之中，假如硬把上口字改为不上口，尖字改为团字，听起来面目全非，还有什么韵味可谈！

游戏也是要有一定规则的，传统京剧已形成的语音体系不仅不应随意去破坏它，更应当有一批专家学者去深入的研究它，总结这种语音体系的规律，形成京剧语音的规则，使后学者有所依据。如果无规则可循，“字正腔圆“以什么为标准？任何人都可以以“改革”为名，宣称自己的读音是正确的，那就没有“倒字”之说了，也无所谓字正与不正了。在某电视台的一次有票友和专业演员参与的节目中，有位票友小生在唱《小宴》时，“那一日”的“日”字没有上口，那位专业演员正想指出这一点，他的夫人在旁边悄悄地阻止他，我想大概因为有位当红的著名演员唱这段时，此字就没上口，批评了票友，不就要得罪同行了吗!过去科班出身的演员，从小受严格训练，字音也是非常讲究的，在目前“改革”呼声下，对字音的要求有放松的趋势，你可以不必研究区分尖团字，一律唱（念）成团字也不算错。京剧研究生班已经到了第三届了，好像那些研究生们的字音并不都讲究，一位知名青衣在《坐宫》中把“想骨肉不能团圆”的“肉”唱成“rǜ”(此字上口读rù,不上口读roù),其他人有的基本上不用尖字、上口字，四声也大量换成京音„„。总之，在“改革”名义下，京剧的语音已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京剧界某些权威人士的认识偏差和某些领导急功近利的浮躁作风。不是京剧不景气、观众少吗？那就去改造京剧，让它适应现代的年轻观众；不是年轻人听不懂京剧吗？那就去改变京剧的语音„„。到头来京剧不像京剧，新观众没争取到，老观众也远离而去，那才是更大的危机。

京剧要想存在下去，先要看京剧工作者们对京剧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耐守住暂时的寂寞，能不能保持好京剧的本色。不要幻想一夜之间会出现当年全国几亿人民大唱样板戏的局面——那种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假象并不是正常的现象。现今社会是多层次的，艺术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喜爱京剧的只能是一部分人，这是完全正常的。当然，由于十年浩劫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摧残，京剧观众出现断层，使得喜爱京剧的那“一部分人”数量暂时少了些，但笔者坚信，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一部分人”会多起来的。京剧人如果目光短浅、急功近利、随波逐流，面对浮躁的文化界对京剧本体失去信心，用“改造”京剧的办法去迎合低层次的观众，那暂时可能会有可观的票房效益，如果你把摇滚乐、脱衣舞都加进京剧中去，剧场也许会挤得水泄不通，但京剧也就真要灭亡了！相信真正热爱京剧艺术的正直的中国人，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

第三篇：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

提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小说中那特有的湘西风采。那里有着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加上古风古色的建筑和风光秀丽的山水，充满了“桃花源”式的和平、宁静与优美，弥漫着一种乡村的温馨的牧歌情调，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之地，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这个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珑剔透的笔向都市里的人们娓娓讲述着偏远边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怨愁。浪漫和严肃、美丽与残忍,两极之间的张力在叙事的空间里有机地融合,描绘出了一幅幅绵长的湘西生活的风情画卷。这个不为人知的、陌生的湘西世界,寄托着作者全部的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

然而沈从文先生也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这样看来，沈从文小说并非只有陶渊明式的闲适恬淡,更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概括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了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美丽的背后隐伏着伤痛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一类是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前者突显了生命的本性,从深层意义上传达出更具感染力的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命的关怀和怜悯;后者更显其批判目的。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以湘西和都会为两极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3]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先生那些看似美好、美丽甚

至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味道？沈从文小说中是如何体现出这些悲剧色彩的？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能够从那些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读出那些作者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这些悲剧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

湘西是沈从文按理想化原则建立起来的小庙,是他流连忘返的世外桃源,虽然他也明白湘西是“抽象的过去”,但他却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支撑他艺术世界的支点,那就是供奉在庙里的生命之神。“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正是源于他对生命的信仰,才让我们透过其诗化、散文化的语言,不光看到了牧歌式的田园,更体味到了那隐藏在宁谧、平静的画面背后的、淡淡的悲凉。这凄凉来源于那些活泼的生命以及他们在现实中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力。他们被无形的力量支配着,向往一切简单和美好,却无奈其不可得:愈是努力,愈是美好,愈是悲凉。[2]

在小说中,沈从文常常以恬淡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转瞬消失。他往往用一篇小说的三分之二编织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然后又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总有回头望去物是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悲剧美学风格。《三三》中的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地长大”,从小就和母亲享受着那座碾坊,沐浴在自然中,快乐地生活:捉蝈蝈、煨栗子、吹芦管,在那份恬然自足的生活里,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之间都流淌着生命的活力,这活力辐射到周围的人世上,形成一个生机盎然的生命圈。《边城》中的翠翠即如此,连名字都取自那满山翠绿的竹篁,故事没有那么多曲折离奇的情节,也没有太过复杂的构思。《三三》和《边城》,都会让人感觉整篇在描述一个世外桃源,在不断展示独特的美景、纯朴的人情和纯洁善良的人。然而,在结尾处,作者给了读者一个并不圆满的结局,让人有种意犹未尽的失落。正是这种不圆满的结局与无限的失落使得沈从文小说中充满了悲剧的味道。

沈从文先生关于《边城》说过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4]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

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佬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走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刘西渭（李健吾）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5]”这些正说明了沈从文小说中为什么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美的悲剧与悲剧的美

所谓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了给别人看。而沈从文的小说中，美丽的故事、美好的一切是没有被作者撕裂的，所以说，沈从文小说里的悲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也可以说成，沈从文的小说故事充满了悲剧的意味。而这种悲剧，我们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沈从文式的悲剧”。读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已经读出了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中的悲剧的意味。那么，作者在其作品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沈从文式的悲剧”的呢？

沈从文在构成其悲剧的许多作品中,使用大量的笔墨,集中地描绘了美与美的冲突。无论是个体生命内部还是个体生命之间美的相互碰撞、纠结直至毁灭,都体现出了美的情愫、美的意蕴、美的追求,并在美的悲剧中张扬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情人性,谱写出了一曲曲美的挽歌。《边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翠翠却只爱二老傩送,大老失望之余随船出行遇难而死,二老因为哥哥的死和其他琐细原因也下桃源去了,只有翠翠姑娘守着渡船执着地盼着情人归来。在这里,傩送并非不爱翠翠,可他还是放弃了,只是因为他割舍不下手足亲情,在他看来大老是因翠翠而死的,“那死去的人,却用一个凄凉的印象,镶嵌到父子心中”,使两人“对于老船夫的意思,俨然不明白似的,一同把日了打发下去”。亲情与爱情都是个体生命所要追求的东西,可是手足之痛横亘于爱情之前,二老一下便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做出选择。正因其无法选择,才使淳

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焕发出了光辉,使悲哀只变成了那么一脉细细的愁情,而悲剧则如一个凝泪的微笑般动人,这种悲剧的美便造成了美的悲剧。[6]同样,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男主人公豹子陷入了守信与守时的两难境地。到了约会时间还没有找到答应要送给爱人的礼物,不带礼物去赴约是失信,找到礼物再去赴约则是失时,最后为了守信而失时,酿成了爱情悲剧。

在个体生命内部所追求的两种美的悲剧冲突里,作者热情颂扬了男女主人公对坚贞爱情的纯洁信仰。基于作者爱与美的创作观,走进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是经过严格过滤、提纯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真善美。《边城》里的老船夫代表着乡下人的愚鲁热诚,大老天保继承了父亲的正直豪爽,“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翠翠则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少女,心地纯净得透明。此外船总顺顺,二老、杨马兵等都是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自然人,显示出优美自然的人性。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沉醉于诗情的作家,当许多人都致力于描绘历史运动和人生苦难之类具体明确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却在那里费劲地企图表现个人的一种情绪。但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体现出一种特有的美,而诗意的沉醉则表现出了湘西人民质朴的美。然而,并不是任意的两种美都能完满地给合在一起,当这些独立的生命个体被亲情、爱情、友情联系起来的时候,美与美的摩擦与不协调就可以看出来了。而这种不协调景象的描述同时还体现了沈从文创作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活过程、从他的阅历与生平中得到说明。老船夫典型的乡下人式的狡猾引起船总一家人的不愉快,天保向翠翠求婚的失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美向另一种美的靠拢,但是却无法协调,翠翠欣赏的是多情的二老。这一系列美与美的冲突导致大老的意外死亡,从而引起了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悲剧。此外,如果《三三》中那个来乡下养病的青年也可以被界定为美的话,那么《三三》的悲剧则在于生死拉开了两个生命个体之间的距离。在我国传统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靠创设出“化蝶”这场戏使得悲剧归结为大团圆的喜剧,但这种喜剧却总让人感到一种欲言又止的不满足。在一泓清澈的溪流边,三三面对隔开生死的界限却只是“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爱情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成形便被粉碎了的模糊而绮丽的梦,倏忽之间就轻轻地绷断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惘然与哀愁,这种惘然与哀愁便构成了美与美之间的不协调。然而,这种美的不协调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中所描述出来的不协调,同时也隐隐地透露出沈从文自身的矛盾心境。如果说,这种不协调只不过是他小说美的一种特意的构造,还不足完全说明他的创作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话;那么,他对湘西人民生活情景的描述则把这种矛盾全都体现了出来。他的大部分笔墨都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风情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你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但他的这种矛盾性,对他小说艺术的悲剧美并没有造成损害,个体生命与群体社会的冲突即群体社会对个体生命的压抑反而更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透过作者表面上所描绘的田园牧歌，读出了小说故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深深的哀怨，充满了悲剧色彩。而这样的悲剧是“沈从文式的悲剧”，在乡土地上散发出淡淡的哀愁,略带忧伤、凝泪微笑,浸染着绝望中的希望，并非奇特,甚至于显得过于平淡了一些。但表面上的平淡掩盖不了内心的真诚，内心的真诚实则有着深深的哀怨。沈从文先生创作《边城》时曾说过，他创作的目的，不是为着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图，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人生形式中，注入自己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而悲剧往往更具震撼力，更能表现出作者的那种“人生形式”，更能体现出作者人生中体验到的“哀乐”。[7]

第四篇：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认识我的入党动机

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认识我的入党动机

通过院领导和我们一起学习党的性质和宗旨，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努力掌握《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十六大精神，也明白了新时期入党积极分子所将肩负的伟大使命。与此同时，还体会到自己能力与经验的不足，并且激起我更大的斗志去学习，努力奔向奋斗目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学习当中，我始终抱着认真的态度去学习，参加与其它积极分子的关于党的讨论。一开始，我曾感到对某些句子产生不理解，但是在课后的分组讨论中，我虚心听取了其他同学的见解与意见，并且也参加了发言，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解决了理解上的一些困难；而在课程结束后，我对于媒体上的关于党的政策、决议的报道也开始更加留意并思考，争取与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也颇有收益。在学习期间，我明白了每一名积极争取入党的同志首先要从思想上入党即从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要绝对的端正入党动机，认识入党的内涵。因为只有端正入党动机，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及党和人民的考验，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而这些是在党校学习过程中我的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我曾经惟恐难以很好地完成学习，但是随着党课的渐渐深入，以及自身的一些努力，我能够开始对党的一些决议开始思考并且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令我欣慰的。本次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新党章的重要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等等方面。在这里我要谈谈对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一些体会。通过对党的性质、宗旨的学习及思考，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强烈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必须深刻地理解及接受党作为一个先进领导组织的性质，以及她运作的根本宗旨。这是关系到一个人能否受到先进组织培养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党的性质即成为了她的质的规定性，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本质特征，这就要求了她高度的明确性，以便我们对其意义的深刻理解以提高对入党的认识。因此，党的十六大通过地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几句话分别从党的性质、宗旨，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作了明确的阐述。首先，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有她所依附的阶级基础，体现一个阶级的特征。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与意志。而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她的阶级基础，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基础，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的众多阶级中选择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呢？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其它阶级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在中国产业化起步阶段，工人阶级的前身即为破产的劳动人民，这样就使得他们有着与农民阶级天生的亲和力，从而对以后的领导与团结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并且有着革命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工人阶级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他们文化素质高，就便于对党面临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细致的、理性的思考。他们相对集中与转移，同时又产生于水深火热的历史年代，作为民族与国家的领导阶级便自然崛起。第三，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觉性的、先进的先锋队。”这就表明了党是由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因而是更先进的政党，这样对我们积极入党的个人提出了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更高要求，毛泽东同志

曾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个人利益放第一位，而是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与人民利益。”这句话就道出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过这一段时间党校的学习，还使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缺点与不足，诸如还不能全部达到党章中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对十六大报告中有些细节尚未能把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程度不足；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还很缺乏等。但我不会气馁，将会以更大的热情去面对自己，在以后工作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光荣，光荣就在于为党的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离开为人民服务，不讲为人民做贡献而去追逐个人利益，甚至违法牟取私利，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就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时刻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要用一辈子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因为入党是人生最慎重的选择，是为自己申请一份崇高超常的责任。

在以后的生活与学习当中，我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员的八项义务与八项权利，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时刻以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四个统一”——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来严格要求自己。其次，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还要时时刻刻树立党的意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为党、为班级、为同学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党课培训，李端阳老师为我们上了《党的性质》这一课。

一年前，还是处于懵懂状态的我跟随大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我对党几乎还没有什么了解，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申请书，为什么要入党，今天上完课，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入党申请书，大家都写我就写？？写代表着什么？？我们班级一直在思想建设方面做得不错，如今已有3名党员，38位同学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其实愿意递交申请书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上进，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向党组织靠拢的倾向。在还没有 参加党校培训前，我也找过我们班的老党员谈过话，不算很正式但也让我明白很多，今日正式上完党课，才知道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可以带有从众性，盲目性，功利性。对于党的性质，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纵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的事迹，对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深信不疑。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主动斡旋国民党内部矛盾，最终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到“重庆谈判”，面对蒋介石的重重圈套，中共领导人仍不顾一切前往谈判，为的就是人民的安宁幸福。从毛泽东枪杆里夺取政权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从凤阳小岗村书记沈浩“两任书记，留在离家”，为人民，舍妻儿，到敬爱的总理温家宝总是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给予人民春天般的温暖„„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他们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名还在培训阶段的积极分子，也许我还不能像那些先进的党员一样为人民做多大贡献，但是，我知道现在正是我们储备知识，深化思想的阶段，不积小流无以成沧海，现在正是我们“积小流“的时候，认真学习，坚定信念，总有一天会挂云帆济沧海！

第五篇：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认识我的入党动机

通过院领导和我们一起学习党的性质和宗旨，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更加努力掌握《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十六大精神，也明白了新时期入党积极分子所将肩负的伟大使命。与此同时，还体会到自己能力与经验的不足，并且激起我更大的斗志去学习，努力奔向奋斗目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学习当中，我始终抱着认真的态度去学习，参加与其它积极分子的关于党的讨论。一开始，我曾感到对某些句子产生不理解，但是在课后的分组讨论中，我虚心听取了其他同学的见解与意见，并且也参加了发言，通过与他们的交流，解决了理解上的一些困难;而在课程结束后，我对于媒体上的关于党的政策、决议的报道也开始更加留意并思考，争取与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也颇有收益。在学习期间，我明白了每一名积极争取入党的同志首先要从思想上入党即从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要绝对的端正入党动机，认识入党的内涵。因为只有端正入党动机，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以及党和人民的考验，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而这些是在党校学习过程中我的态度的转变，也就是说，我曾经惟恐难以很好地完成学习，但是随着党课的渐渐深入，以及自身的一些努力，我能够开始对党的一些决议开始思考并且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令我欣慰的。

本次党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新党章的重要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等等方面。在这里我要谈谈对于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一些体会。通过对党的性质、宗旨的学习及思考，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强烈要求入党的进步青年，必须深刻地理解及接受党作为一个先进领导组织的性质，以及她运作的根本宗旨。这是关系到一个人能否受到先进组织培养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党的性质即成为了她的质的规定性，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本质特征，这就要求了她高度的明确性，以便我们对其意义的深刻理解以提高对入党的认识。因此，党的十六大通过地党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几句话分别从党的性质、宗旨，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作了明确的阐述。

首先，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有她所依附的阶级基础，体现一个阶级的特征。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与意志。而中国工人阶级正是她的阶级基础，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工人阶级为基础，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的众多阶级中选择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呢?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其它阶级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与先进性。在中国产业化起步阶段，工人阶级的前身即为破产的劳动人民，这样就使得他们有着与农民阶级天生的亲和力，从而对以后的领导与团结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并且有着革命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工人阶级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他们文化素质高，就便于对党面临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细致的、理性的思考。他们相对集中与转移，同时又产生于水深火热的历史年代，作为民族与国家的领导阶级便自然崛起。第三，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觉性的、先进的先锋队。”这就表明了党是由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因而是更先进的政党，这样对我们积极入党的个人提出了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更高要求，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个人利益放第一位，而是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与人民利益。”这句话就道出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通过这一段时间党校的学习，还使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缺点与不足，诸如还不能全部达到党章中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对十六大报告中有些细节尚未能把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程度不足;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还很缺乏等。但我不会气馁，将会以更大的热情去面对自己，在以后工作中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光荣，光荣就在于为党的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比一般人更多的贡献。离开为人民服务，不讲为人民做贡献而去追逐个人利益，甚至违法牟取私利，就违背了党的宗旨，就不配作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时刻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要用一辈子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因为入党是人生最慎重的选择，是为自己申请一份崇高超常的责任。

在以后的生活与学习当中，我要认真学习共产党员的八项义务与八项权利，要自觉实践“三个代表”，时刻以党章中关于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四个统一”——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来严格要求自己。其次，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仰，还要时时刻刻树立党的意识，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利用一切机会，努力为党、为班级、为同学多做工作、多做贡献，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党课培训，李端阳老师为我们上了《党的性质》这一 课。

一年前，还是处于懵懂状态的我跟随大众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我对党几乎还没有什么了解，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申请书，为什么要入党，今天上完课，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入党申请书，大家都写我就写??写代表着什么??我们班级一直在思想建设方面做得不错，如今已有3名党员，38位同学都写了入党申请书，其实愿意递交申请书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上进，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向党组织靠拢的倾向。在还没有 参加党校培训前，我也找过我们班的老党员谈过话，不算很正式但也让我明白很多，今日正式上完党课，才知道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不可以带有从众性，盲目性，功利性。

对于党的性质，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纵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的事迹，对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加深信不疑。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主动斡旋国民党内部矛盾，最终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到“重庆谈判”，面对蒋介石的重重圈套，中共领导人仍不顾一切前往谈判，为的就是人民的安宁幸福。从毛泽东枪杆里夺取政权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从凤阳小岗村书记沈浩“两任书记，留在离家”，为人民，舍妻儿，到敬爱的总理温家宝总是出现在人民需要的地方给予人民春天般的温暖„„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他们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为一名还在培训阶段的积极分子，也许我还不能像那些先进的党员一样为人民做多大贡献，但是，我知道现在正是我们储备知识，深化思想的阶段，不积小流无以成沧海，现在正是我们“积小流“的时候，认真学习，坚定信念，总有一天会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