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第一篇：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经营企业，靠两大法宝，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共识。权衡二者分量，人才问题当属第一等要事。

论起人才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刘备有这么一句话，“卧龙凤雏，得其一便得天下。”可见人才对于一国之兴，意义何其重要。治理企业，虽不及治国复杂，但道理一样，也是人才难得。

但是我们往往又不免疑惑。既然贵为天下治国安邦人才第一、第二的卧龙凤雏，得其一能得天下，缘何二者兼得的蜀汉竟然仍不免衰亡呢？难不成卧龙凤雏浪得虚名？

历史早有公论，诸葛亮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有智慧化身的美名，有“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高度判断力，有刘皇叔白帝城托孤的高度信任。倾国文武，尽归调度，但是后来仍然免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直至后来，后主阿斗被西晋兵马所获，乐不思蜀，一个姜维，鼓掌难鸣，兴复汉室，终成美 梦，“长使英雄泪满襟”，让后辈们扼腕叹息。历史给诸葛亮开的这个天大玩笑，证明了诸葛亮的个人悲剧注定了蜀汉的悲剧。这绝不是对诸葛亮个人的不恭，相反，正是因为太多的人把诸葛亮奉为神明，才让一国之安危系与一人之身，蜀国的悲剧悲就悲在诸葛亮是“一个人在作战”。

第二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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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

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着浮光掠影般地描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母亲白赵氏平淡而坚决地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汉在临死前嘱咐儿子“不必守孝，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悌观透露着白鹿原上老一辈人对婚姻的理解:婚姻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结婚却是被动的,她们无权选择对象,没有独立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亲甚至做人的权力,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主要特征是专制、集权、无视当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鸿铭所述,“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需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要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几千年来白鹿原上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恪守着封建礼教对婚姻的约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鹏女人顺从传统婚姻却独守空房致淫疯病被父亲下药毒死;田小娥反抗传统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长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亲手杀死;白灵抗婚,自由恋爱也以死结局„„她们无论是打破或者顺从传统婚姻都惨遭不幸,这三种女性分别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态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专制婚姻惨遭不幸。

兆鹏女人照理说是接受过传统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没有反抗意识,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独、寂寞、屈辱、受害演绎了旧式女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传统性爱观与现代性爱观的尖锐冲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灭绝人性的一面。

她嫁给了原上有头有脸的鹿家,理应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样在旧式婚约中了却一生,可她偏偏嫁给的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双方没有爱情。丈夫屈从于家庭压力,新婚之夜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就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婚姻对她而言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和羊癜风似的颤抖,她有着一个健康女人对性的憧憬和渴望,却难以实现。父亲和公公死撑面子,不休不弃,以牺牲她的青春和幸福来维护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个“正统女人”居然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都在发羊癜风似的颤抖。”一方面传统礼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传统观念:女人要贞节,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难以抗拒欲望本能的冲动,她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这种在现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当时白鹿原人的眼里则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现。公公酒后失态捏她胸脯时再度唤醒她的性意识,欲望的冲动使她难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强行压制下去,她只能在梦中痛苦地挣扎,以致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可耻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疯病。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思淫致疯的坏女人、疯女人,并不在意她内心的痛苦。兆鹏妻没有人理解,更没有唤起亲人的同情和重视。以仁义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对她的疯病表现出异常的冷酷和无情。公公首先意识的是儿媳妇的疯言疯语是否引起老婆和亲家的怀疑,作为医生的父亲在意的是怎么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与亲家难堪,根本不顾女儿发疯的真正原因,更不关心女儿内心的真正痛苦,也没有想过如何挽救。我们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但在一个高标仁义、道德至上的社会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死女儿„„。小说以一个顺从传统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发疯致死来嘲讽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恶、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滞中,兆鹏女人的悲剧注定还要在白鹿原上重复。

田小娥在传统婚姻里充当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她反抗。和毫无“走出家庭”意识的兆鹏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却无法走出家庭,或者说是走出了一个让她绝望的封建专制家庭,却陷入了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终不能摆脱家庭的樊篱,田小娥在小说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识但却“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说她以前进入郭举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则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让她陷入更大的深渊,越是这样也就越显示悲剧的深刻性。田小娥对自由、爱情、平等、人权的朦胧的现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白鹿原这块旧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剧告终。

田小娥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带来的结果。父亲是个穷秀才,十七八岁便把她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郭老头做小妾。她的悲剧不仅是无权自由选择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个小妾、甚至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充当了郭举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必须在阴道里泡三颗枣供郭举人补养,而且郭举人到她厢房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甚至每次还有大女人在外监视,这对一个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变态。如此不堪的命运,在宗法制的婚姻观念里却是被承认也是必须遵从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封建阶级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脱离的,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而成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们以丈夫为君,不能称之为夫。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郭家她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样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绪,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开始反抗。黑娃的出现对渴望自由的小娥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当一个弱女子在黑娃怀里哭诉自己“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心灵痛苦的呐喊和倾诉,唤起了一个男人的同情和怜惜,他们真正相爱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结合不但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爱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他们的相爱更是传统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是蔑视家长权威的逆子的表现;第二,黑娃娶的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门风,更丢面子;第三,黑娃带着郭举人的女人出逃,属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极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乱伦行为,被族里人骂为“烂女人”、“婊子”,成了“恶”的代表。封建礼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渊,于是遭父亲辱骂,公公和丈夫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小娥被拒进祠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被人耻笑和唾弃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小娥敢于冲破传统世俗观,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织,倒也苦中有乐,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对爱情的伟大牺牲和付出,这是许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说写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让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鹏都佩服和羡慕。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兆鹏自己的婚姻却叫人难过,当鹿子霖的三记耳光把兆鹏拉进洞房的同时,也把兆鹏女人拉进了传统婚姻的坟墓。

相对而言,白灵的婚姻才给白鹿原上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以沉重的打击。在小说中,白灵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坚决和专制家长作斗争,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动权。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灵,用她得天独厚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原上众多女性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蜕变。她的婚姻和命运要比兆鹏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众多女人幸运很多倍。从父亲第一次允许她不必缠脚开始似乎就注定她的与众不同,她是原上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性,以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个体,而非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时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与志同道合的兆鹏结合。她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不像小娥和兆鹏妻子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胆略,有智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她表现出男人们都少有的坚定、果敢。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订婚,毅然地用一张字条儿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亲事,并以讥讽的口吻捎信于对方,“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吗?”使得白嘉轩从此将其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而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白灵看来,爱情婚姻应当是两性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是灵与肉的结合,非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左右,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现代婚恋观的表现。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将幸福提前降临给弱者,尤其是女性。”白灵毕竟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她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她的思想、言行无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就连一向最慈爱的姑妈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骂她脸皮太厚。在那个礼教严谨的时代和社会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又怎能容许一个小女子如此“伤风败俗”呢?她虽然选择了自由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脱惨死的厄运。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爱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认可,而且她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一个人大着肚子东奔西跑每天都处于危险中,可是她为自己而活了,为了千千万万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了,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她证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让原上乃致全中国的女人开始觉醒。

小说中三个女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无论是屈从、挣扎,还是反抗,结果都成为牺牲品,这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残酷的一面,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现代文明行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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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反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关注道德,又尤其关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处于道德评判的风口浪尖。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码。这与现代社会的尊重人权、张扬个性、满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大相径庭。小说中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她们的切身利益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们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迫切地希望现代文明的到来,尤其渴望对女性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白鹿村在小说中也叫“仁义村”,这个打着封建伦理道德典范旗号的村子,几千年来竭力地用乡约、族规来维护封建传统的仁义,没有任何人敢违反和触犯。然而,原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却用鲜血和生命来揭露白鹿村这所谓的“仁义”,小娥和黑娃私奔,与叔辈鹿子霖乱伦,拖孝文下水;兆鹏女人日夜想着和公公交欢;白灵断绝父女关系投身革命;婆婆帮孙媳妇借种生子„这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发人深省,揭露传统文化丑恶的一面,暴露传统道德理与欲的冲突。

《白鹿原》主要是写白鹿两家的家族史,他们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白鹿原上空弥漫着积厚恒远的陈腐的伦理道德的空气,尤其是对妇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把贞操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行过天地之礼,就应该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性变态,和黑娃私奔,与鹿子霖乱伦,害死狗蛋,又毁了孝文,简直就是个灾星祸水,成为“恶”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杀死她是消灭灾星,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没有人对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丽却令许多男人无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艳的罂粟花,这里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矛盾冲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小娥是婊子是灾星,但是作为当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众多的男人却挡不住小娥的美丽。尤其是当地以狗娃为代表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写到他夜夜为小娥唱歌,送东西,本应该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招来的却是族里人的惩罚。其次,作为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礼教的兆鹏女人,恪守妇道的正经女人,居然由衷地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这完全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力的讥讽和质疑。更让人不解的是给小娥造成悲剧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头有脸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轩可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乱伦。诚然和叔辈乱伦很大程度上兼有对性的渴求。但是细看小娥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的城墙和黑娃相亲相爱,不料黑娃被通缉使她走投无路,为挽救黑娃才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鹿子霖,当然这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扬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却让一个封建弱女子走投无路,这又是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呢?尤其是小说中笔墨较少而发人深思的孝仪媳妇借种生子这个细节更加让人质疑维护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合理性。嘉轩的母亲在小孙子孝义媳妇多年不育、多方求神问药未果的情况下,她采取偷梁换柱之术,特意安排长工鹿三之子兔娃与其媾和,这样既避免了无后之灾,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见这是虚假的“仁义”,是荒诞的“仁义”,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义”。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义的虚伪性、荒诞性,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没有人性的。毋庸质疑,小娥的乱伦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对性的渴望,兆鹏女人的淫风病也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这样总结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结合。为什么把女性作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明确表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必然有着一些很自然的与动物相近的属性,有许多本能的欲求,即兽性,每个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动物一样。但人又不同于动物,他是由动物“进化”的,因而又有着只属于人类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会属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着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禁锢人性、压抑人欲是后来宋明理学干的事,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小娥的伦理道德观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没有为黑娃守住贞操,在黑娃走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乱伦,违背了性道德,她的内心十分矛盾。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为了挽救和报复,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有点扭曲和可悲,甚至有点变态。但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在人生的搏击场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第一个走出家庭,自己寻找自己幸福,第一个敢于表露和实现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个敢于牺牲敢与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贞遭来族人唾弃,甚至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孝仪女人在婆孙间掩人耳目的失节却得到族长的默认、社会的认可。封建伦理道德与蒙昧迷信的风俗习惯,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白赵氏亲手谋划孙媳妇去偷人,怀上别人的骨肉,这对她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径,老人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圆满里承受着深深的痛苦。而作为当事人的孝义媳妇,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她要么坚守妇道,要么承受无后的羞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不听从婆婆的话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时代旧道德维护也是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无法逃避,悲剧成为她们的宿命,也因此饱受祖母无声的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她们在极力维护封建礼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违背和破坏着传统封建道德。她们内心都矛盾,孝仪媳妇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内心也痛苦,小娥内心也把自己当作烂女人,兆鹏女人甚至在理与欲的挣扎中疯掉。如果这样的伦理道德自身没有问题,那是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远是下里巴人,上层人士根本就不当回事,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汉代名将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带头做第三者,刚做寡妇,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这叫什么伦理道德啊?可见她们的性心理是异化的扭曲的,这样的伦理道德是虚伪、荒诞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常常更为自觉、更为真诚地维护居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和礼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是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虚假骗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说展示了看重名节、重视道德约束、禁锢人欲的封建宗法制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发展、正常需求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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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价值的矛盾与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女人的价值必定服从于男人的价值。久之,价值意识逐渐淡漠,所谓“夫荣妻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可以在社会上大有作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只有固守家门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财成为女性命定的义务;等而下之,则会沦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坛的祭品。《白鹿原》里传统家庭妇女们一直以来的生存价值观就是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为财产之一种,而不承认妇女有继承权,有独立的人格„„她的价值惟在生育。”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对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在族谱上占领一方红格”,足以说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妇女们都本能地恪守着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即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心甘情愿当男人的奴隶和生育工具。作为族长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从未在人前铺排过,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即使作为族长的妻子,她却并未享受过多少做人的权利。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轮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儿女一面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生过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一男二女,壮年时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机器,后半生抚养子孙,唯有临睡前儿子就着油灯陪她坐一会,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时时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妇鹿贺氏也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个屁股都比她的整个脸面重要”。在这个家庭中,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被送到白鹿书院念书时,她便开始了求佛问神的香火生涯。她纵容鹿子霖的放荡,对丈夫在外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以至村中长得像他的干娃有几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价值又是什么？在小说中用白赵氏平淡而坚决的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小说揭示女人实质上就如同物品一样。

然而,田小娥却不甘愿做郭举人的性奴隶。她想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不顾世俗谴责和黑娃私奔,她宁愿抛弃郭举人家的富贵生活,选择和黑娃一起住破窑洞,她和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着黑娃几次说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着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同于她在郭举人那里的“连狗都不如”的命运。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不顾传统的贞操观念,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当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报复变为两情相悦,孝文受刑那天,“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还“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这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自责,是人性还没有泯灭的表现;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脸上了”的反抗举动,还痛骂他。这是人生存利益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戏谑、藐视、嘲弄和痛骂。

小娥虽死了,但是单看那些真爱过她的男人们就知道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当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险来看她,甘愿为她和鹿三脱离父子关系,夜里悄悄为她送钱送粮;白孝文更不用说,这并非性引诱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性的欢娱,但是仍然甘愿为她失去族长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为她留点。孝文荣归故里的时候得知她死了,“钻进窑里,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的叫了`亲蛋蛋,我来迟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杀死,说不定,她的命运会比一般妇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会把她接走过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团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个被世人辱骂的婊子居然得到两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为她死活不顾,可见她独特的魅力所在了,一个封建礼教制约的女人能活到这样的份上也值了。或许,她的价值取向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骂,处处被摧残、迫害,但是她不顾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满足,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确不得了。但是小娥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和勇于为丈夫牺牲,只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实现,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而白灵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才是有力的,自觉的,不仅是个体的,还是全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真正价值。

白灵从她踏进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价值是和原子上沿袭几千年的众多女性的生存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灵,用她响亮悦耳的叫声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白灵是原子上唯一一个把自己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灵反抗包办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学堂读书,然后参加革命。她的坚决、果敢、清醒远远超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鹏们,如果说小娥选择黑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蹂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选择。如果兆鹏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那么他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因为他们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压迫,最开始是投降了。而白灵是了不起的,她参加革命,配合鹿兆鹏,处决叛徒;组织学生运动,砸陶部长一砖头„„她和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判断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她短暂的一生,留给白鹿原的是无尽的暇思和永恒的记忆,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之历程的标志。

小说分别阐述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三种不同类型女人的价值观,她们都成为牺牲品,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存在激烈的冲突,它反映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几个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底层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尤其是以妇女为主的受害者,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不管是顺从传统观念的还是反抗斗争的,她们无一能逃脱悲剧命运。像小娥和白灵敢于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传统世俗观念,不顾世人的谴责,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灵。可惜,封建文化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们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渊,走向死亡的命运。就如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他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文化冲突是持续的,客观的。虽然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冲突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文化冲突最根本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陈忠实把众多的传统观念巧妙而集中地赋予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进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剧让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冲突更让人沉思。

第三篇：从中国足球看人才培养

从中国足球看人才培养

在“6·15惨败”后，中国足球再度被接二连三的后续事件推上风口浪尖：道歉信、主帅卡马乔下课、巨额合同纠纷。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不过是国足上演的又一出闹剧罢了。7月16日中午，国足前任主帅卡马乔离开北京，乘飞机返回西班牙马德里，国足“卡马乔时代”也就此画上句号。

在此姑且不谈卡马乔团队的巨额合同抑或工作成效，毕竟事已至此，多说无益。近10年来国足热衷于追求洋帅而乐此不疲，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作为中国足球的一种尝试我认为未尝不可，国外有着先进的足球理念，有着领先的技战术思想，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10年来国足水平在数位洋教头的带领下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千里马常有，但伯乐不常有。既然我们已经请来了诸多伯乐，却为何迟迟没能等来那拯救中国足球于水深火热中的千里马呢？究其原因，恐怕还是需要回到加大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上来，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泱泱大国，无人可用，纵伯乐有识人之明，又能有何作为。

人才是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人才的匮乏，必然导致该领域发展的后继无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足球同样不能脱离这一根本任务，中国足球要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营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加强政策倾斜，要加大人才投入力度，着眼长远，着力打造一大批优秀青少年足球人才才是提高足球水平的根本所在。

第四篇：从企业大学看人才培养

从企业大学看人才培养

企业大学不只是满足员工在技能训练上的需求，还要满足企业在整体经营策略上的需求。因此，国内外出现企业办大学的热潮，正是企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变革与创新。

企业大学还应与国内外大学或认证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其课程也可与国内外大学的学分、学位、或认证机制相互结合，将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规范性有机结合起来。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员工学习能力的竞争，而强化对员工的培训则是打造学习型企业的必由之路。虽然说，高等学府是造就优秀人才的加工厂，但只靠学校学到的知识还远远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特别是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总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是一直困扰着我国企业和大学的现实问题：一方面是企业急需各类技术和管理人才，人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业难就”使得千万学子饱受择业之苦。

矛盾的焦点在于当前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企业实务上的需求，企业想要量身打造自己所需的人才。因此，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同时，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强化对员工的培训则是打造学习型企业的必由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将培训与激励紧密结合，建立自己的培训模式，为培养出国际水平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的机构、培训场所以及专业教师逐步从普通高校向企业转移，培训形式和做法也与以往有所不同，相继出现企业自己纷纷建立公司大学的现象。

随着跨国公司进人中国，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大学也越来越多，如惠普商学院、摩托罗拉大学中国区、西门子管理学院（北京）、爱立信中国学院等，其理念与培训给中国的企业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国内的海尔、联想、春兰、太平洋保险公司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也仿效国外的跨国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企业大学。所谓企业大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高校，企业大学实质上就是员工内部培训的专门场所，是企业为企业内部员工进行职业教育及终身学习的专门机构。同时，企业大学还有别于传统的企业培训部门，它不是传统培训部门的升级，而是一种策略层次下的全新组织型态；企业大学着重的不只是员工的培训与生涯发展，更重视组织整体绩效的提升；企业大学不只是满足员工在技能训练上的需求，还要满足企业在整体经营策略上的需求。因此，国内外出现企业办大学的热潮，正是企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变革与创新。

从之前在上海成立的美特斯邦威大学，到今天在自己家门口成立的奥康大学，也反映了21世纪温州民营企业家对人才培养的战略眼光。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温州民营企业的人才匮乏程度显得更加突出，没有一位温州民营企业家不为企业的引人、留人和用人大伤脑筋。人才问题甚至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外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善于创新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开始尝试企业培养人才的新尝试。如奥康集团在温州高校内设立“奥康班”，就是一种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模式。而奥康大学的建立，更是奥康集团对人才培养专业化的体现。

企业办大学，也将为更多的温州民营企业所重视。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办大学不是一件跟风和时尚的事情。要不要建立企业大学？如何建立企业大学？如何使企业大学成为培训员工的最佳场所？都是企业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毕竟，企业办大学，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专业的师资队伍，更需要长远的规划。我认为，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说，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办大学；对于大公司来说，真正要办好一所大学，重点并不在其有形的组织，而是其贯穿整个企业的组织文化及变革力量。最高领导要先有组织变革的决心，主管领导能否全心全力投入，并将员工的绩效与其升迁考核制度连接起来，激励员工自主的学习意愿，乃是企业大学成功的关键。考虑企业自身资源的局限性，企业大学还应与国内外大学或认证机构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其课程也可与国内外大学的学分、学位、或认证机制相互结合，将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规范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满意的效果。

第五篇：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鸿门宴》通过会前斗争、宴会场面与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多侧面的悲剧性格。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缺乏远见、迂腐呆板、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他的最终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便是势所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