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福》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第一篇：从《祝福》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从《祝福》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作为一个民族性的作家，鲁迅的意义非同寻常。鲁迅去世后。他的遗体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书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鲁迅一度被人们奉为“神”。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鲁迅作品不合时宜，鲁迅思想已经过时了。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解读鲁迅。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评判一位作家呢？要理解他就必须走进他的文章，走进他笔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本文就以《祝福》为例，从“祥林嫂”、“看客”以及“我”三个方面看鲁迅的现代意义。

一、从“祥林嫂”看国人的“奴性”

祥林嫂是小说中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旧时代劳动妇女形象。她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她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迫害压制下，变为“非人”的“病态”的生命个体。她的这种“病态”在她一生中的几件大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祥林嫂身上所体现出的这种“奴性”，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从来就不缺。鲁迅就曾经将中国的封建史一分为二地划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在鲁迅的笔下也从来不缺这种角色，比如闰土，比如阿Q。更发人深省的是这些角色不仅仅活在鲁迅的文学作品里，而且一直都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可能就是你、我、他。

所以，鲁迅在小说《祝福》里给我们塑造的这个被封建社会摧残的“病态”的祥林嫂形象，她不是一个个体形象，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她也不是死去的文学作品中的祥林嫂形象，而是一直活在我们生活中的“祥林嫂”。作者对她病因的揭示，让我们看到了一直存在于国人骨子里的“奴性思想”，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小”来。

二、“看客现象”及再审视

在小说《祝福》里，作者除了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祥林嫂”的形象外，还给我们刻画了一群“看客”。

《祝福》里有这样的文字：“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是“狼吃阿毛”的悲惨一事在鲁镇上激起的“波澜”。人们是抱着“听故事”的心态来的。自然，“故事”一定要够曲折够惨烈才更吸引人。男人们“没趣的走了开去”，是不是说明在他们心里这故事没意思？女人们打心眼里看不起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坏女人，流露出“鄙薄的神气”，但还要故作姿态地“陪出许多眼泪来”，表明着自己俨然的高尚。老女人却是拿祥林嫂的悲惨经历做着自己生活的调剂品，在别人的苦痛里抚慰着自己干瘪的灵魂，因为她们终究是“满足的去了”。

鲁迅曾说“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更可悲的是，这一切在当下生活中仍然不断地上演着。面对不良的社会风气，面对不公正的事情，甚至是需要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是不是太多的时候都在做着“旁观者”，做着“看客”的角色？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咀嚼别人的“故事”中快意着自己的人生？

三、“我”与“鲁迅”

这里的“我”指的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文中“我”的形象是一个在封建重压下刚刚觉醒的新派知识分子。我们要探讨的是，“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在祥林嫂的死亡事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从而反观鲁迅其人。

小说不是纪实文学，文中的“我”当然不是“鲁迅”本人，但“我”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有着“鲁迅”的影子。这就不能不说是鲁迅精神的可贵了。现实生活中，我们国人总是喜欢拼命掩盖自身的不足，很难做到正视自己的弱点。而鲁迅却能拿起手中的“解剖刀”，狠狠地给自己几刀。这就是勇者的行为，是自救也是救人的行为。因为只有揭开伤疤，找到病根，才能给以疗救的希望。个人如此，民族亦如此。

综上所述，小说《祝福》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一贯的思想以及人格魅力，即正视现实的批判性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永远都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勇士。

作者单位

陕西省靖边中学语文组

编辑

薛小琴

第二篇：从药与祝福看鲁迅的孤独

从《药》与《祝福》看鲁迅的孤独

高中教材中鲁迅先生的小说《药》和《祝福》，虽然来自不同的小说集，表现的主题也大相径庭，但是透过主人公的遭遇，我们或许都能从中窥见作者深深地孤独。

《药》创作于一九一九年辛亥革命前后，它的主题是描写群众的麻木与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是革命者不为民众所理解的悲哀。夏瑜因为群众的愚昧与不理解而被砍头，他的血却被用来当做治病的良药。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们需要的只是疗救身体疾病的药吗？就像鲁迅先生早年弃医从文一样，“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夏瑜是悲哀的，究其悲哀的根源难道不是因为孤独吗？他为了革命不怕牺牲，在牢中还劝牢头造反的事，让茶馆中的人们听的义愤填膺，他对阿义的“可怜可怜”，竟让“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最后只能用“发了疯了”来解释，这样的不理解与隔膜，难道不是夏瑜孤独的体现吗?夏四奶奶去上坟，看见有人羞愧的不愿抬头，这是因为她对儿子行为的不解，这不也是夏瑜孤独的体现吗?夏瑜是“铁屋子”里先醒过来的那个人，虽然他竭尽全力想要唤醒身边的人，可惜他们都在梦中睡得香甜。《药》的结尾处，夏瑜的坟上多了一圈红白的花，那或许是后来者对他在天之灵的告慰，只是那花环是鲁迅先生为了“听将令”凭空添上的，是先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的做法，而现实中又何尝有呢？

革命者的孤独显而易见，而群众又何尝不孤独呢?华老栓为了儿子的病，怀揣着希望和对幸福的向往终于买到了人血馒头，茶馆的看客们热热闹闹的说他交了好运，可有谁想过他心中的苦呢?他唯一的儿子，他的血汗钱都没了，而生活还是要继续，他能向谁诉说呢?还有小栓，那样年轻鲜活的生命，还没享受过生活的美好，就这样在错误中死去，他不孤独吗? 《祝福》写于一九二四年，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看惯了城头变幻的大王旗，它的基调或许还要灰暗些。丧夫丧子被人嫌弃最后丧命的祥林嫂是主人公。第一次她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工，一人担当全部的家务活，“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时的她是不需要朋友的。第二次她走投无路又到鲁四老爷家。这回她是个有故事的人了，她头上有伤疤她心中有阿毛，于是鲁镇的人争相来到她面前，听她的“我真傻”，陪她留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或者刨根问底“你那时怎竟肯了？”，她也渐渐明白人们的用意，“就整日闭紧了嘴唇”。

或许柳妈可能成为祥林嫂唯一的朋友，可是这个善女人不仅给祥林嫂增添了死后被锯成两半的恐惧，还把和祥林嫂的谈天传扬开去，成为鲁镇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祥林嫂在快要死时碰到了我，她象抓住救命稻草似的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而我却又很悚然，支吾着不知所以，打发走她后，就惦着“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了。

如果祥林嫂有朋友，如果有人真正关心她，如果她不是那么孤独，祥林嫂会死吗？祥林嫂不想死，否者她就不会多次到鲁镇讨生活，尽管她知道人们鄙薄她，厌恶她。可是她还是死了，为什么?为什么？是孤独，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倾诉，没有人同情„„这样彻骨的孤独把祥林嫂逼上了绝路。

还有“我”，这个比康有为还新的新党。在旧历年前独自回到没有什么朋友的鲁镇，住在没有什么话说的四叔家里，即便回城“往日同游的朋友”也已云散。我害怕祥林嫂的问题，可是我又何尝没有满腹的疑问呢，只是我该向谁求助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局混乱，前途迷茫，各种革命者都还在摸索着救国的途径，改良的，民主的，保守的，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那条路才是救国的良策呢？作为先驱者的鲁迅，自己经历也看过了各团体的变迁，也亲眼所见流血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群众微乎其微的影响。他相信前途的光明和年轻人的进步，可是在荆棘密布的道路上却着实

有些灰心与失望，而这又是没有人可以言说的，只能“荷戟独彷徨”了。鲁迅先生并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读者，只是在创作中这种思想者的孤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进入到小说中，让我们这些后人在为小说思考时，也为先生的处境而满怀敬意与同情。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孤独并没有使鲁迅先生消沉，相反越要先生“呐喊”，用他的孤独去拷问每一个有志青年的灵魂，是“爆发”还是“灭亡”，是要孤独终老还是要奋起一搏，试着去“创造个新的世界来”！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路了。”鲁迅先生就是那位最先上路的“漫游者”，这个孤独的开拓者最终带领大家来到了“新世界的绿色牧场”。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后人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时也请试着去体味一下先生的“孤独”吧！

湖北省十堰市第一中学 马丽442000

第三篇：鲁迅精神的现代意义

（一）“卑怯”的内心状态

这一意识在《阿Q正传》中有集中的表现。《狂人日记》是鲁迅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阿Q正传》却是他对国人性格的整体剖析。“国人的灵魂”的一般表现就是“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的深层意识就是逃避现实的卑怯心理。

无论是作为一种心理性格，还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卑怯的精神根源都是中国封建文化和社会的伦理观念与等级制度。在这样的思想和现实存在中，传统中国人缺少平等机会和自我意识，相对于每一上级阶层和个人，都有一种本然的卑怯。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所谓中国的历史也只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作为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二）否定“伦理政治”

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而现代文化相对来说是以利益和人为本位的。在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中，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是否能为社会所认可和保护，不在于其思想的独出与人格的真诚，而在于其是否适应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关系。若脱离这种关系就会失去其价值，而成为乱臣贼子，成为孤独者，从而受到这既定伦理关系的排斥，被社会所抛弃。于是，“枪打出头鸟”便成了代代相传的立身处世的箴言。在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便是这样一个以反叛社会、传统史，而以回归社会传统史，及时这并不符合他自己真正的内心欲望。由于思想与行为的与众不同，魏连殳被本家们视为一个异类，成为孤独者。鲁迅自己亦有过这样的思想历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鲁迅沉寂于梦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中。他在《呐喊·自序》当中说道：“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额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种法制政治，而是一种伦理政治。伦理政治是一种非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应是一种民主政治。伦理政治的运行规则是等级制和德行论。等级制的本质是人的不平等，作为民，特别是最弱者，便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历来被视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和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其实鲁迅真正所指，应该是对封建等级制和愚昧庸众的批判，不然的话，就无法理解作者对于孔乙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小说选择孩子视角，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已渗透于整个社会。“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知识还是道德都必须通过权力环节才能获得价值的实现。

鲁迅以思想革命为先，对传统伦理道德全面否定，就是看破了中国封建礼教“吃人”的秘密。

然而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以现代新儒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为武器，借助于一种民族情感的保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国学热”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操办盛大得到祭孔大典，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班，还有热心者设立国学私塾，找天资聪慧小儿，行周礼，着汉服，吟诗诵经。而出版市场也搭国学热的快车，各种“丛书”“经典”铺天盖地。真是东风浩荡，浩荡东风，似乎前些年学者们畅想的“中国的世纪”就要到来。在这种文化复古的潮流中，鲁迅及其思想首当其中受到置疑和否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淡化和文化意识的强化，这一判断的真正价值便受到愈来愈明显的怀疑，最早是《收获》杂志“走进鲁迅”专栏，发表的某些文章，表现出对于鲁迅思想与价值的怀疑。旅美学者刘禾在1993年发表了《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来自于斯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其理论是受弊于美国传教士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批判中国的国民劣根性。2000年冯骥才发表文章《论鲁迅的功与“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来自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他的民族自省得益于西方人的“旁观”。鲁迅的小说不自觉地把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遮住了，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那些传教士“高傲的面孔”。批评者意欲重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文化价值取向。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复古与排外的时代激情下，从民间立场上对于鲁迅的文化选择再一次进行否定。面对这种国学热合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足够的冷静乃至警觉。

第四篇：从《伤逝》看鲁迅爱情观

《伤逝》读后感—鲁迅文学背后的爱情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以青年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这是一篇悲情小说。作者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这一年的经历，用涓生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虽然涓生的故事发生在“五四”年代，在那个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他们感情的破灭似乎还可以归罪于社会解放的过程。那么现在呢？21世纪的爱情，创造在一个更进步更自由的时代，他们不会再经历涓生的社会迫害，不必为“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苦恼，也无需为求生而象涓生那样“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注”的决择。但是，我们今天的爱情，却因更加自由，一任的梦想还是重复着涓生的故事，一样的爱了，逃了，最后抛弃他们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任她们自生自灭......从涓生的个性心理描写，我真实地感受到相爱至分手的残酷，而血淋淋的爱情正是那个提倡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最后却为了求生而离开子君的涓生亲手埋葬的。涓生因为尚未忘却的翅子的扇动，这在文中多处提到，而他又以为他的翅子又因子君“只知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而比先前颓唐得多......于是决定“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在决定着他们只有分离才能开辟新的道路时，他又意识到“----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这个时候他有一丝不舍，其实，他早预到子君没有了他，只有死。因为子君“她自始自终，还希望我维持较久的生活......”就算这样，涓生还是因为早晨的时间多，而计划在闲谈中，故意提起往事，似一个隐形的坏孩子，把那翻在心里折腾过的“所谓不虚伪的真话”对子君说了出来，而子君听后“她的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直到“子君却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远地！......”，涓生這才意识到当初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恐怕是错误了，因为子君“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涓生最后虽然也悔恨和悲哀了，但却只能换来子君永远的空虚，欢欣、爱、生活已经全都逝去了。这个时候，我想人只有在失去时才感到存在的可贵，这句话便是真理了。

再回顾涓生对待子君爱情的过程，这里可以看出他矛盾自私的阴暗面。追求子君的时候“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如此经典的场面在21世纪已经视为珍宝，更何况在那个世俗的年代。也难怪日后竟成了子君温习的必修课，“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诵。”。而涓生后来却只当作是浅薄可笑的电影一闪。如此纯真热烈的求爱形式，竟被涓生自已践踏了。其实我也不怀疑那个场面的真实，只是很明显，涓生冲动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浪漫热情，只能维持到得到子君的爱时，就成了“被质问，被考验”的负累了。他们相爱的时候，涓生是这样形容的，“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但就算如此愉悦时，他们走在路上，他仍会觉得到时时遇到别人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可见，子君给他的幸福并没有坚定他的爱情，他的勇气在很早时段都已经暗地里隐藏着不稳定性。可恨的是，这个时候涓生并没有显示出在分手时“所谓真话”的勇气，我想倘若涓生真是那种“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那么他当时更应该对子君讲出他的心态，似乎在后来的描述中，他的各种对子君不满情绪他都有所隐瞒，当然除了分手那一次来了个真实的。如果在当时寻住所的路上，他也来个真实的表白，或许会让子君明悟一些，或许将不会有后面的草率同居，更不会淹没子君死的悲剧。因为当时境态的子君却是“大无畏的......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的爱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执着，她的眼里只有他，她的世界唯有爱情。

于是，他们的爱情走向在开始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子君是義無反顾的，从他们最初交际半年时的对话，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我是我自已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直到面对涓生热烈地追求，她果断地舍弃家人，将整个社会抛在身后，毅然地跟着涓生。这是一种对社会的背叛，是不符合大众化的，是当时那个时代不相容的，但子君却坚强地选择了那样没有退路的爱，其中的勇改和无谓又岂是你我能体会的？但涓生最后却用“所谓的真话”把她推向地狱，虽然文中没有交待子君的死因，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当初他们同居时，她的叔子已经不认她做侄女，可见家庭反对之强烈。那么子君被涓生“逼”回到足以被唾沫淹死的家族中，私订终身、未婚同居，这诸多罪状，还不够她死一百回吗？这便是涓生悔悟时说的“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

了”，这重担也便真的“压”死了子君，毁灭了涓生赎罪的机会，完全破灭了他们的爱情。从而更加突出了涓生的不负责任，自私阴暗，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一惯写法，不同的是，这次揭示的是人性弱点的阴暗面。

继续进入他们的同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涓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的心理描写中，文中用了一个情态副词“渐渐”，写出了时间的流动性，这里似乎也暗喻着涓生的爱情观随着时间而变化着，也意味着激情过后浪漫不再的趋向必然。于是，在锅碗瓢盆的真实生活中，涓生不满子君“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这样的生活似乎与涓生想象的全然不同，其实就現實来说，这只是婚姻的必然，是家庭生活的前提，可见涓生同居之前并没有细想过，只是更加突出他的草率和冲动以及不负责任。而子君本身也甚至为着“和那小官太太的暗斗”而不乐。环境總是會改变著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妇女终是不能完全独立出来，之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中，也依然適合那些不满“全职太太”，認為老婆被家居生活熏得“庸俗不堪”的男人们的真实写照。为什么现代女性总是要走出家庭，要走入社会，是否她们都曾猜透过子君的悲剧起源呢？人原本是一个个体，即使你是多么地爱对方，你也不能将自身溶纳入爱人的骨髓，只有爱的不失去自我，你才能应付不变中的万变，才不会走入象子君一樣，一旦失去爱情就失去自已的可怜境地。

在涓生失业的心态變化里，他因为子君频频催他吃饭，而“在坐中给她一点怒色”，而委婉地經過說教讓她明白之后，却又因不定时吃饭，菜冷而苦恼，甚至想着“自觉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读到这里，我有些为涓生悲哀，情由心生，我以为人最大的敌人，莫过于自已。在我看来，子君爱他的心以及家居的烦碎依然是那么可爱，即使他微有怒色，她也溫婉地表現出“可是没有说”。反倒是涓生自已以为子君“大约很不高兴吧”，涓生因为失业环境的改变，因为生活的节拮据，而自以为是地猜想着子君的变化，这在后面的日子突出地更为明显。“我终于从她言动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但子君的认识似乎只是浅薄了起来”。这里面的“大概”、“似乎”都是涓生的澺想，所以，这也便是他亲手毁灭的过程，因为他没有战胜他自已。

以至于后来，只有逃出家门，“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而这天堂原来也只是为着“装着两个铁火炉”，并非为了看书的高尚。更说他出走的心态，“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哪里去呢？”这又一次体现了他的自私，他在回到家中“领略冰冷的颜色”，在意识到子君“很带些恐怖的神色”时。难道他没有想过，他的出走只会让子君更为痛苦，而他尚且可以去找“天堂”，那麼他的子君呢，那个抛弃一切跟他走的女人呢？她又往哪里去呢？深爱着涓生的子君面对男人的变化，依然温顺地守着那个家，“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凭着子君对涓生的爱，这小小苦痛变化又怎能逃过她的眼睛，于是“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

这一长段有许多涓生的心理描写，雙方一直按照心里的猜测来对待对方，看似温情，你为我想着，我为你想着。其实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无论涓生心理活动是多么矛盾、挣扎、无奈，但他却一直未向子君交流过，他们已经缺乏了最重要的关系──勾通。以至于后来涓生考慮著“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而且认为子君“她应该决然舍去”。在这里他又是用了“认为”二字，他一向只是单方面地考虑了他的立场，仍是自以为是地代着子君去“安排”与她分手后的生活。“......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但这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而結果的事實卻是子君只是勇往直前地奔向死亡。

可怜的子君面对这变故的到来，也“只有沉默”，我想在这個時候，以子君的聪明，她已经看出了分手是涓生希望的，要她勇往直前地离开他，也是涓生希望的，所以她选择了沉默，以惯有的温顺成全了涓生的“伟大”，尽管她“瞬间便又苏生......在饥渴中寻找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她“寻求”着却不敢看涓生的眼睛，因为她一方面想着曾經与涓生的恩爱，似乎还幻想着会有转变的奇迹；另一方面却对涓生的绝情失望，恐怖地不敢相信，不敢直视这残酷的真实。令到涓生在最后时刻也再次逃避“我不能再看下去了”，也只有在这里，涓生似乎还存着一些良知，最后卻也被小品文的登出给挤兑了。

而子君在默然中成全了涓生翅子的扇动，离开了。涓生却只沉浸在“我预感到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和諷刺啊，一個是死，另一個卻是新生。涓生这种近乎轻松的心态，令到我认为他后来对子君死的忏悔都含着虚伪的成份。再则，在子君活着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子君的死。而当有人告诉他子君确实死了时，他却惊得没有话，还不自觉地问是否是真的？可见子君离开他后，他并没有真正为她的处境为她对他的全部的爱分析过。

文中描述子君的心理活动很少，我们只能从涓生的想象中来寻找她的影子，但她的形象却是鲜明无比的。尤其是于她的死对涓生全部的爱更是做了一个永恒，“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的---无爱的人间死灭了！”而这种美好东西的毁灭，才更激起读者随之而来的悲情意识，也许这正是揭示出悲剧人物形象的实质吧，令到我不免再次为之嘘唏心痛了。这篇读后感写得特别慢，写着写着总是会停下来出神地体会一下他们的意境。我在个人感情里似乎偏向着子君，更多的是在遣责着涓生，我脑子里一直闪现著最近一部电视剧的题目《与爱同生》。而子君在她离开人世的那一瞬间，是否也念过这个词呢？与爱同生！多么富有震憾力的坚强。

而涓生的爱情用现代化简单的词来概括，那就是，由冲动的爱开始再由理智的现实来结束，如此看来，在今天这个社会似乎也无可厚非呢？

但我们应该值得借鉴的是，既不能象子君那样爱得失去了自我个性，也不能象涓生那样轻率地开始。还是那句老话：没有足够的水，就不要走进罗布泊。既然两人决定了相爱，就应该相互扶持，共同进步，哪怕结局是一同灭亡，也要与爱同生。

第五篇：从《铸剑》看鲁迅

《铸剑》是收在《故事新编》中的一篇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问世后，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一再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鲁迅书信集》第941页）《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鲁迅书信集》第1246页）所谓“塞责”、“油滑”，当然是自谦之词，但对《铸剑》特别喜爱，却是溢于言表的。这当然绝非无因，《铸剑》的确是鲁迅交织着自己半生的爱恨、凝聚着自己的全部血泪写成的。

鲁迅一生最反对两个东西，一个是锦衣玉食、残民以逞的反动统治者，一个便是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奴才主义。即使在自己的《遗嘱》中，他仍这样教导自己的家人：“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看不起那一套忍辱求全的折中调和。看不到这一点，不足以语鲁迅；看不到这一点，也不足以谈《铸剑》。

众所周知，《铸剑》根据的是《列异传》、《搜神记》等古籍所载的“三王冢”的故事。这则故事本来就充满了向反动统治者的复仇主义精神。试想：楚王命名铸剑师干将为之铸宝剑，剑成，不仅不赏，反将干将杀头，这是何等残暴！对这样的暴君能不报复、能不惩罚吗？干将的遗腹子赤鼻果然在“客”帮助下，用父亲遗下的雄剑和自己的头颅杀死了楚王，报了深仇大恨。这则复仇故事，本来就大义凛然；到了鲁迅笔下，就更加生动感人了。

《铸剑》为何写得这样酣畅淋漓、大快人心？如前所说，这就不仅有赖于鲁迅对之题材的熟稔，而更得力于他的半生血火交织的斗争经历了。在回顾自己的半生经历时，他曾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自选集?自序》）怀疑什么？怀疑的就是那些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们假借革命的名义，杀害了多少无辜而天真的革命者。他深切地感到：“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辛亥革命实际上的失败、秋瑾的被杀、袁世凯的大杀“革命党人”、“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直至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倒在血泊中……这些“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也激发了他的反抗的、复仇的怒火。《铸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成的，它是鲁迅革命的复仇主义的艺术结晶。值得注意的是，初稿1926年10月写成后，他没有马上拿去发表。1927年初带到广州后，他还在考虑，还在打磨。直到1927年4月3日，他才正式定稿、寄出发表了。自然，这篇小说也就表现了他到广州之后的新的观察、新的体验。而当时的广州，“红中夹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已经日益表面化。“山雨欲来风满楼”，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四一二”、“四一五”大屠杀已经在酝酿中了。3月20日的广州“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云龙的被杀害，正是这场大屠杀的信号和前奏。具有高度革命警觉性的鲁迅，更有把握地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一篇优秀的历史小说便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