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五篇范文

第一篇：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领导艺术

【摘要】现代领导科学中凡事过尤不及，过严或过宽的管理都会妨害工作、生产效率。孔子把中庸作为至善至美的道德规范，“执中以致和”，即采取正确的方法，达到理想的结果。现代领导科学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中庸思想在现代领导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现代领导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领导科学；中庸；艺术

中庸，不是随大流，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不是圆滑老练,而是一种均衡之术，是一种不保守不偏激的态度,，是一种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

“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领导艺术

1.“执两用中”与领导艺术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领导者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2.“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放

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领导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领导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三、现代领导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每时每刻都要处理各种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任何组织都有着其复杂的内外利益关系。如何制衡相互之间的关系，成为领导者要顺利完成组织目标所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说对关系网的制衡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

1.选取德才兼备的人才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德才兼备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独特的选人用人的制衡艺术。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领导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领导管理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

2.平衡各方势力

领导者应该始终居于支配全局的有力地位，对各种势力起到领导、引导、监督、协调、制约的作用。领导者要妥善利用处理好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这种形势的存在与发展深入了解，把其各自存在的理由与作用做到心中有数，灵活巧妙地运用各种势力，使他们相互间产生微妙的影响与制约作用。这样就可以根据组织管理的需要，利用各种资源，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最终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我们知道一个组织的内部和谐与团结是完成组织目标的重要保证，组织文化与氛围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领导者在公开场合中必须使各种势力都感到公平与尊重，从而能赢取各种势力的信赖，获得权威，从而成为整个组织的引导者与向心力形成的核心。

3、“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甚至也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法则和基本条件。凡无关原则的小事，重和谐，要协调；凡事关原则性的大问题，就要坚持原则，不应苟同。适中地把握和运用，进行全局性的指挥和协调；不能盲目服从或献媚、附和，违背客观事实，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提出不同的建议。

现代领导者在其管理活动中，可以借鉴中庸“和”的思想，提高其管理协调能力。以帮助领导者用来协调、调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孔子说“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为管理者，多与属下接触，关心其工作生活，爱惜、激发其才能，上下一心，这样的组织又怎么会倾呢？

“和而不同”意味着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在合作时采取共赢的主张，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等等。

4、“权变时中”

儒家提倡的“中”随着条件、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在不同的时机上审时度势。在现实生活中，要学会因情势之异而权变。在现代领导工作中，领导者运用中庸思想也不能死板，要随机应变、因势制宜。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权力运用时也应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领导决策和执行方法。

领导服务的实质是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领导者的权力是广大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用来服务于人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综述，“中庸” 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领导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领导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苏东水.东方管理[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3]何诚斌.中庸领导艺术[M].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4]杨伯俊.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5]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第二篇：从中庸思想看现代管理

从中庸思想看现代管理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的现代管理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如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管理理念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中庸之道强调了执两用中、过犹不及、时中、德才兼备、和而不同等思想在现代管理决策、授权、领导风格、用人、创新意识等方面的应用，对我们现代管理理念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庸思想的概述

中庸之道产生于2500年前，既是一种基于人性基础的伦理道德观，又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方法。纵观中庸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庸之道由孔子首创。《论语•雍也》中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观点，自此之后，学者们就开始对中庸作了权威的阐释。朱熹在《中庸章句》解释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可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存于天下的规律，行于天下的准则，它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与骨气。然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对中庸思想理解有失偏颇，很多人误以为中庸之道是安于现状、不求创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和合理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偏不倚、不紧不慢、不焦不燥，讲求注重原则，洞悉环境，把握时机；“庸”不是平庸、无作为，而是指一种通过权衡和把握事物利害，从而选择最恰当的方式。如果说“中”是思想上规范，那么“庸”就是方法上的科学、行动上的提升。“中”与“庸”并行，也就达到了环境、思想、方法和行动上的统一。特别地，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衷,也不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它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

二、中庸思想中蕴含的现代管理思想及其应用 1.“执两用中”与管理决策

《礼记·中庸》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两用中，是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其表明着凡事不可走极端，要留有余地。这相当于决策人的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两个极端。若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做出优化选择。这就是说，在一个决策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符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较佳，恰到好处的优化抉择，这就是中。

《中兴通讯——全面分散企业风险的中庸之道》一书中很好的阐释了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叩其两端，允执其中”。中兴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益于他们一直秉承“牛”文化，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原则分别代表了中兴的企业认识论和方法论，使企业有效回避了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并抓住每个机会。只是因为他们很好的运用了中庸之道，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的改进与创新，最终在中国通讯行业领先于其他企业。可见，中庸之道对管理决策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2.“过犹不及”与授权艺术

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阐述了把事情做过了头,或达不到火候两种相反的状况,均不合乎“中庸”的原则。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阐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见,孔子认为过与不及都不可取的,因为二者都背离了“中”。在孔子看来，将“过”与“不及”等同起来放在“中”的标准下来说，它们不如“中”更有利于人际关系及事情的处理,这是中庸思想的一个典型体现。

现代管理要尽量避免“过”或“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在权力的掌握和运用上不能使权力过于集中,也不能过于分散。授权就是管理者把决策权、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较低的管理职位。在组织管理中，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且过度的集权和分权都是十分有害的。按照中庸原则，“过犹不及”，有权不授、因情授权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能授权。在授权后领导者应努力克制自己的权力欲，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企业蒸蒸日上。

3.“权变时中”与领导风格

孔子说“君子之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适应不同时机，审时度势以求中。在管理中，注意分寸、抓住时机，讲究“适其时”、“取其中”、“合其道”，以便能够“得其益”。即根据时地等特定条件，采取不消极、不过激的方法，以得到合理的成果。在管理实践中，“时”、“中”、“益”、“道”四者相互关联，实质是讲求“合理与适度”。而管理本身也要求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合理地协调“人财物”等因素，力求使事物达到合理、稳定的最佳状态，以得到最佳结果。“中庸”的权变思想不断深入到管理活动的方方面面，顺应了当代日益复杂的危机形势。对此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名顾客购买的海尔冰箱出现质量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海尔三天后才予以调换，该顾客气愤之下在其和讯博客上撰文宣泄其对海尔售后服务的不满。海尔售后部门在见到该博客后，立即派遣服务人员以两个大西瓜作为礼物登门道歉。从这一小案例中，我们足以看见海尔危机处理的智慧。网络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媒介，负面新闻的传播会对新闻主体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海尔正是预见了未来的损失，抓住了公众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心理，勇于承担责任，以退为进，不仅及时化解了潜在危机，在美誉度和知名度上还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危急状况下，顺境中的各种政策已经临时失效，在权衡利弊之后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才能转危为安，甚至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就是把握利害，洞悉未来发展趋势，讲求变通的“中庸”权变智慧。由此可见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制宜行事，领导风格亦如此。

4.“和而不同”与创新意识

在东西方文化相互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外国的管理思想，也不能闭关自守，拒绝外来事物，而是应该树立创新意识。中庸思维中“以分求一”，揭示了世界“多元”与“统一”的关系。世界发展的的宏观统一性，与各国发展的特异性，也正是体现了中庸思想的“和而不同”。

5.“德才兼备”与用人原则

现在经济发展进入平稳阶段，一些有才有德的人也开始进入主流社会，社会由唯能是举慢慢转向德才兼顾的方向。这自然在在企业管理中也会有反映。德才兼备是用人的一个永恒标准，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对此，企业不能被动地接受，要主动地参与塑造。基于中庸的思想，有该这样的用人原则：一是德者、才者都可为我所用，不求全责备；二是对德有余而才不足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通过培训补其不足，使其达到基本要求；三是让有德者和有才者，形成互补结构；四是让德与才相互辉映，既能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达到身心和谐，又能使企业减少道德风险，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高企业的和谐水平。

创造乳业奇迹的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的座右铭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这也折射出了中庸的智慧。

三、现代管理中中庸思想的体现

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

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

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中庸” 作为一种理念管理的存在具有其独有的管理内涵。其最终目标是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追求整体的和谐,包括与人的和谐,与己的和谐和与环境的和谐。总之,“中庸”在现代企业管理有着深刻的影响。相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庸”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对中庸思想加以总结借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孔子与现代管理》

曾仕强的 《中国式管理》

陈德述 《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 《管理新举措》 百度文库

本国贸114刘超丽

第三篇：从管理学看导演的领导艺术

从管理学看导演的领导艺术

关于领导的概念，从字意上分析，一般来说，领导可以解释为率领、引导的意思。《管理学-原理·方法与前沿理论》中定义为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实现既定的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指挥，带领引导和鼓励的行为过程。以其推断影视导演的领导工作也就是导演在一定的创作环境下，为实现既定的艺术目标，对整个影视创作团体人员进行指挥、领导、引导和鼓励的行为过程。领导工作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领导者、被领导者和客观环境这三个因素。在影视创作中，导演是在组织体系中处于决策、组织、指挥和控制的地位，在联合创作活动中，导演处于核心地位；团队其他人员处于被领导的地位，按照导演的决策和意图以及既定的艺术构思为目标，具体地进行创作；客观环境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存在，是在影视创作中能对导演起到影响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导演只有正确地认识环境，适应各种突发的环境因素，才能有效地落实自己的领导工作，从而最终有效地实现预定的艺术构思。同时导演也只有很好地处理好领导、被领导以及客观存在的环境因素，才能很好地发挥导演的领导作用。导演为什么处于领导地位，不是导演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首先，在联合创作剧组中，导演的主要工作是，比如，对未来作品进行整体构思；把握整个作品的拍摄进程；协调好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合理安排整个剧组的所有成员；营造一个和谐的拍摄气氛。由于导演的工作内容决定了导演必须是一个剧组的中心，是对未来作品起到决定作用的人，他在整个剧组中起到中心统帅作用。其次，影视创作的特点也决定了导演必须处于领导地位。影视艺术石综合性的艺术学科，影视的综合性不仅仅是文学、造型、表演等艺术门类的综合创作，更是编剧、摄像、演员等各个工种的综合。导演是在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未来影片的了解最多、理解最深的人，整部影片的最初创意都是导演完成的，各个工种的工作更多的是落实执行艺术创作的操作。在实际的工作中这种艺术构思的信息发出者与艺术构思的信息接受者在不自觉中就发展成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综合性的艺术创作，必定会涉及到综合多数人的艺术构思共同去 完成一部影片。庞大的影视创作团队中人数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哥哥工种的艺术构思也不一定都完全相互符合导演的意图，同时各个工种之间还会存在艺术构思的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一个总结和协调人，他就是导演。这就是影视创作的特点所决定了导演必须处于领导地位，才能有效地完成艺术创作。最后，以往的成功影视制作模式也告诉我们导演必须在影片的制作中处于领导地位。从影视创作的发展史看，最初的影片创作完全是由导演兼编剧、摄像、后期剪辑一个人来完成的。这种一个人的影视创作模式，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理想化的模式。但是一个人的毕竟体力和智力有限，随着影视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影视分工的日渐成熟，这样原本导演一个人的工作被不断地分解化，逐渐形成了以导演为创作中心的影视创作模式。新模式的确立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被证明是有效的，从1989年的法国路米尔而兄弟开始到现在形成的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机制，经历了时间洗礼同时也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影视作品。

二：导演的领导工作在影视创创作中能发挥极大的作用。首先，导演的领导职能的有效发挥能有利于团体目标的实现。导演是影视创作剧组的核心人物，导演的管理工作是导演在艺术构思工作至上的有一个重要职能，如拍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运行。人员的配置都是靠组织中的各级人员去完成的，而创作团体中成员的个人能力、只是结构、创作经验等方面各不相同，他们对组织目标的理解有所不同，在执行工作要求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而导演工作就要在创作艺术构思的基础至上，运用各种手段来引导大家，正确地理解影视艺术创作的艺术构想，协调团体中各个工种各类人员的各项创作活动。好莱坞著名导演威廉·狄特尔曾说过：“导演必须营造出一种适度的创作状态，这有助于演员产生灵感。气氛是导演的首要创造人物，不用说演员，任何人如果感到别扭或者力不从心要失败的感觉，就无法工作了。要想创作成功，首先必须创造出积极的精神，即必胜的精神。”导演的工作有效的运行，从而保证了影视艺术构思的最终实现。其次，导演工作的有效进行，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影视创作室一次复杂的创作活动，是艺术构思具体实现的过程。由于现实与理想总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影视创作中团队成员都会面对来自外界各种各样的压力，有太多的问题要处理，人在这种高压的创作下容易出现各种消极情绪，原先的信心和热情会被现实给磨碎掉，工工作效率也会大大的降低，影响作品艺术构思的实现。而处在领导地位的导演，在保持自身的热情与创作构思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有效的沟通手段了解各工种的实际执行情况，与之沟通保持信息与心态的计时了解，并用各种激励方式，如工作激励、职位提升、成果激励等来调动团队中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使得各工种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竞争士气，自觉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最后，导演工作的有效进行，有利于团队有效运行。一个团队运行状况如何，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结合程度，当创作团队目标和个人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这个创作团队就会呈现良好的运行状况，团队的目标也会顺利实现，否侧将会出现团队的混乱和艺术目标的难以实现。导演在从事两道工作中，一方面应该使得的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要明白，团队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与团队创作的利益相结合在一起的，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主动递对团队负其相应的责任，导演要引导团队成员处理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导演应该创造良好的现象，在不违背创作艺术构思的前提下，使得团队的每一个人的目标和团队的总体目标相结合。

三．联合创作可在不断的摸索发展中，也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一个创作小组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联合创作课程的影视创作团队毕竟不是专业的制作团队，不是以经济利益为束缚条件的，再加上每一个成员都会存在学生时代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就是联合创作课程的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团队的管理上，其中又以导演的领导工作问题为重要矛盾，比如，在联合创作过程中会出现人员分工不平衡；有大量人员闲置的问题；人员之间沟通不畅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出现消极怠工等问题。而这种状态往往会影响整部片子的艺术构思的实现，同样也成为历届联合创作课程的瓶颈问题。从自己的导演创作实践出发探究一下导演领导创作的方法。1导演要明确创作目标。在联合创作中往往会出现人员闲置的问题，经过调查发现其实并非有工作而不做，而是不知道做什么。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更谈不上如何去工作，明确目标是艺术创作团队中导演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即明确团队的总体目标的同时对各个工种进行明确的工作目标，引导团队成员正确理解团队的目标，从而使得各工种在统一的目标下努力的工作。在团队中明确的目标是对整个团队工作效率起到关键性作用。在一个团队中，团队中各工种只有充分理解团队的目标，才能真正明确自己的工作责任，认清自己的工作队组织目标实现所起的作用。只有这样，在联合创作过程中各工种才可以从内心中明确自身的目标，才会自觉地执行安排自己的任务和自发地寻找属于自己工种的工作，这样也能充分调动自己的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为实现团队创作的目标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也不会出现大量人员闲置的问题。2目标一致原则，将团队成员目标与团队总目标协调一致。两者协调的越好越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人又往往是出于自己对自身生存、发展、享受的需要。个人的需要和社会团队的需要同时叠加到人的身上时，会出现强烈的矛盾冲突。如果矛盾冲突解决的好就有利于双方需求的满足，如果处理不好矛盾激化，就是变得两败俱伤。所以在联合创作时，要努力地将团队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相协调。只要两者相协调时，团队成员才会认识到组织目标的实现就是为个人目标实现而努力。从而将会激发团队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团队的目标。但是现实中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往往是很难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联合创作中，导演的领导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协调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的关系，在明确整个团队的工作目标时，要充分地考虑到成员的个人需要和个人目标，即时地沟通和了解团队成员的需要，不时地进行沟通，切忌不要生硬地安排，这样一来矛盾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化。同时也要巧妙

地引导团队成员要以大局为重，将个人目标要服从团队目标，这也是解决联合创作中热情不高的一种途径，同时这种矛盾的处理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团队应对困难的能力和信心。3在实践创作中要讲究指挥艺术。联合创作总会不自觉地出现“多头领导”“前后矛盾”情况的发生，在一个创作团队中往往会有几个人是主要负责人员，在进行艺术解释时，就会出现主创人员按照自己的解释对各个工种进行指挥，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情况或者是有心的艺术构思的形成，当核心成员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时，就会出现多头领导。或者是主创在分工时出现分工的重复现象，同时对同一个工作内容或者工作人员进行了交叉领导，在这种交叉领导情况出现时，下级人员就是无所适从，所以统一的指挥就是强调一个人在创作内只能听从一个上级的指挥和命令，而且这一只指挥和命令必须始终与实现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不能“朝令夕改”，这也就要求导演在进行人员分工、权利分配时，注意权利的无重复以及明确一致的指挥，当面对突出情况时，指挥要始终如

一、行动一致，这样才能使得团队高效地完成艺术创作。4沟通联络与奖励原则。联合创作中的问沟通主要是组与组之间、组内之间、导演与各工种之间、各工种之间的沟通。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上下级之间的交流信息、沟通思想情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利于主管人员及时、准确地掌握组织内外情况，从而进行正确决策和指导，同时也有利于形成组织的凝聚力，在联合创作中，由于创作周期短。创作任务重的问题，使得在人员沟通上总是被忽略，高压力的工作状态、紧张的工作情绪、无规律的作息习惯，各工种直接按缺少联系，导演在工作中会出现各种不利的情绪，同时由于工作繁重导致的身心疲惫，各工种直接按的沟通也不是很及时。导演在工作时要注意沟通问题，努力坚持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每天拍摄计划传达到每一个人，主创人员要及时地进行艺术沟通，各工种之间要互相交流经验，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使得团队始终处在信息畅通的状态。20世纪4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需要层次理论，指出每一个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又是逐渐递升，形成一个从低级需要向高级需要发展的阶梯。同时行为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行为时有动机所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行为的方向是寻求目标满足需要。因此导演在进行工作时，要善于运用激励机制促进、诱导下属形成趋向于其要求的动机、引导行为、寻找目标”联合创作中，各个工种的工作的积极性被充分的调动，导演要善于发现和明确哪些因素能激发各工种工作，促进其良好的工作。

联合创作室一次艺术创作，其核心的工作时艺术创作，其外围的工作是管理层面的。在实际的创作过程，其外围的工作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发展成影响核心工作的巨大障碍。但是就是外围工作容易被人所忽视，导演的核心工作就是艺术构思，但是其导演的领导工作也是其核心工作得以实施的基础和保障。所在在联合创作中要多加关注外围工作，特别是像导演这样处在团队统帅地位的工种。

第四篇：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

从“中”字的三重含义看中庸思想

徐克谦

“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中庸”由孔子首创，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挥而完成。但是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或用“中”的思想，则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字在先秦古籍中的常见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也即“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的“中”；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以前之所以有人会把“中庸”简单地理解为折衷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由于仅仅从第一种字义上来理解“中庸”的“中”。但笔者认为“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的含义。

先秦用“中”的思想一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代关于刑罚之“中”的观念。《尚书·吕刑》里说：“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故乃明于刑之中”，“惟良折狱，罔非在中。”“明启刑书相占，咸庶中正。”这里所说的“刑之中”、“在中”、“中正”，都是指的执行刑罚要准确、合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即严格地中于法律(刑书)所制定的标准。这里的“中”同无原则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搞折中调和毫不相干。“中”是有原则的，既然要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原则。求“中”、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都是以有一个原则为前提的。如果不是先有一个“中”的标准、原则，过与不及、偏与倚也就根本不存在，更谈不上在它们之间搞调和折中了。

正因为“中”有恰到好处地符合于一定的标准意思，因而这个标准本身有时也可称之为“中”。《荀子·礼论》所谓先王“为之立中制节”，意思就是说先王为之制立标准。这里的“中”与“节”是一个意思，都是指标准、法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与“极”的含义相通。先秦典籍里的“极”字常常可以训为“中”。如果我们从中于一定的标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用“中”，并知道这一标准本身亦可称之为“中”，那么，“中”与“极”的内在联系就不难解释了，因为“极”也包含标准、准则的意思。《诗·卫风·氓》曰：“士也罔极”，所谓“罔极”，就是反复无常，没有一定的准则。郑《笺》曰：“极，中也。”可见“中”与“极”一样，都是指一定的标准、准则。《尚书·洪范》有“皇极”一畴，传云：“皇，大；极，中也。”孔颖达《正义》也指出：“极之为中，常训也。”所谓“皇极”就是“大中”，也即大准则、大法度的意思。正如蔡沈《书经集传》所说：“极”是“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一切政治道德行为皆需合于“皇极”的法则，否则就是“偏”、“陂”。而反对“偏”、“陂”也正是在“皇建其有极”的前提下进行的。总之，建“极”与有“中”意思是相通的，其基本含义都是说要公正地符合一定的准则和法度。孔子将上述这种用“中”思想发挥运用到他的伦理道德理论中，从而发明了儒家的“中庸”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可见孔子是把“中庸”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伦理准则而提出的。儒家伦理学的“中庸”说同前人有关用“中”的思想的不同，就在于儒家对“中”的标准赋予了新的具体内容，这个具体内容就是以“仁”为内在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但“中”字的基本含义，即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或法则这一种意思，仍然保留在儒家的“中庸”说中。

“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尽心下》)这里所谓“中道”，不能简单地只理解为中间道路。“中道”的“中”也有适宜、符合的意思。孟子也提到“中道”，《孟子·尽心上》说：“大匠不为拙工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所谓“中道”，就是要象工匠做工要中于绳墨，射手调弓要合于彀率一样，符合“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孔《疏》解释为“从容闲暇而自中乎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王聘珍注云：“中，适也。”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风马牛不相及。儒家反对过与不及，也正是相对于是否中于“道”这一前提而言的。

又如荀子曾说：“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荀子·儒效》)荀子所说的“中事”、“中说”，也决非折中之事，调和之说。这里的“中”也跟“中道”的“中”一样，应解释为合宜，合乎一定的标准。“中事”、“中说”也即合理之事，合宜之说。

具体来说，儒家的“中”以什么为标准呢？按照孔子、荀子等的说法，这个标准就是“礼”。

《礼记·仲尼燕居》篇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的一段对话：“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后来荀子也说：先王之道“比中而行。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儒家常用射箭来比喻德行的“中”之与否。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这一点在《礼记·射义》里讲得最具体：“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所谓“中”，就是要求人们符合“礼”的道德准则，中于礼对自己的要求。但是孟子和《礼记·中庸》一文对“中庸”的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中庸》对“中庸”说的补充在于它增加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样一层含义。这样一来，“中”就与人所固有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状态联系了起来。本来，在先秦典籍里“中”字也常常用来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都是。但《中庸》用这样一个“中”来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有其特定的用意的。它是要说明：“中”的要求，也即礼的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也即根植于人所固有的“善端”的。这样一个“中”，实际上相当于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进一步深入体味，还可以发现，这个“中”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左传》成公13年引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论语·尧曰》）这可理解为“中”乃天所授予。由此可见这个“中”不仅是人心，而且还是天地之心，实际上也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那个“性”，或孟子所谓“本心”。

这样一个“中”字就把儒家所谓“内外之道”贯通了起来：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主观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节”、合于礼。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内心之“中”正是行为“中节”的前提，而行为的中于节，则是内心之“中”的外化，对象化。同时这个“中”也把天道与人道贯通了：因为它一方面是内在于人心中的，另一方面却又是受之于天，是天所赋予的“命”，其实也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要求。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在这样一种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上，反复阐明儒家的中庸之道的。《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认为“忠恕”的含义是和中庸之道差不多的。“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发而为外在道德行为的“中节”，也即用礼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这也是说的含而未发之“中”的修养。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日章，渐渐外化为行动中的“时中”、“中节”。《中庸》又提出要以“三达德”行“五达道”。“三达德”即“智、仁、勇”三个最基本的道德萌芽，“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种社会道德伦常关系，也就是儒家所谓“礼”的主要内容。以“三达德”行“五达道”，同样也是说的内心道德存养与外部行为中于礼之间的关系。《中庸》也用了“射”的比喻来说明它的中庸之道：“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中射不中，看起来是个外部行动，但“中”之与否的根本，却在于自己内心是否有这个“中”，在于自身是否达到了“中”的水平。内心之“中”的功夫不够，发而为外部行动，则不是“过”，就是“不及”；不是“偏”，就是“倚”。所以射而不中，不能怨天尤人，只应该“反求诸己”。《礼记·大学》云：“诚于中，形于外，”“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易传·文言》在论述坤卦“六五”这一中爻的含义时也说：“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这都可以与《中庸》所阐发的这种“中庸”之道互相发明。

内心之“中”与外部行为“中节”两者的圆满统一，《中庸》就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致中和”的结果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因为“庸”字，就有“用”的意思。

《中庸》在“一篇之体要”的首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完整地表述了作为伦理道德观的儒家“中庸”说。

当然，不可否认“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所谓“执两用中”的“中”。又如“中庸”相对于过与不及、“中道”相对于狂与狷，确实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因此，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如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嘉善”，又要“矜不能”；既要“尊德性”，又要“道问学”；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等等。这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办法。

但是，这样一种中庸或中道之所以是正确的，并不只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说，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会是比较正确的，但却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绝对正确的。因为其正确性并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还提出一个“权”字来作为“中”的补充。“权”的意思本来是指秤锤，秤锤的位置是灵活的，它根据不同的重量在秤杆上移动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当然不会永远处于正中，但却永远应当是处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中”正是要和这样一个灵活的“权”相配合。“权”的思想在儒家之前也已出现。《吕刑》在解释“刑之中”时曾说：“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这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掌握标准，采用轻重不同的刑罚与之相适应，求得刑罚的合宜。儒家“中庸”说也继承了“权”的因素。孟子对“汤执中”持赞扬态度(《孟子·离娄下》)而对“子莫执中”却颇有微词(《孟子·尽心上》)，其原因就是子莫“执中无权”，缺乏灵活性。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则是因为孔子能根据一时一地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礼记·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这就是说尽管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君子却能灵活对待，随时做得十分合宜，言行中乎道德规范。“中”与“时”的关系，也就是“中”与“权”的关系。同样，儒家所谓“时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决不意味着放弃道德规范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节”，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确往往是介于两极之间，其效果看上去通常是很平常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是commonsense 而已。不如极端的言行和主张那样，或使人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或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中庸”只是平常道理，“庸”字也有平常、普通的意思。但中庸却决不是平庸，而是在平常普通中见出“极高明”，在平凡中体现出伟大。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

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甚至在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家那里，中庸思想也有所表现。如庄子所谓“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子·达生》）；“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韩非子所谓“去甚去泰，身乃无害”（《韩非子·扬权》）；《管子·宙合》篇所谓“中正者，治之本也”，《白心》篇所谓“和以反中，形性相葆”等等，都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通之处。

可以说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思想方法和道德品性。中国人有一普遍的共识，即认为“物极必反”，也就是说，任何极端的主张和做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到了极端，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而只有中道才是常道，才能持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若能坚持中常之道，则可能有持久的发展与进步。若总是在两极之间跳来跳去，则民不堪其苦，国不堪其乱。然而，坚持中常之道却也不易，往往要受到来自两个极端的夹攻：左的说你太右，右的说你太左；激进的说你太保守，保守的说你太激进„„因此，坚持中常之道，需要冷静清醒的头脑，稳健笃实的品格，坚韧不拔的毅力。孔子之所以说“中庸”是难能可贵的“至德”，“民鲜久矣”，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

第五篇：从“长而不宰”看领导艺术

从“长而不宰”看领导艺术

《道德经》有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虽然有“道”，可使万物产生、繁衍、成长，但不可据为己有，不可恃为己功，更不可去主宰他们，这才是崇高的。千百年来，在漫长的人类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演化历程中，国人一直将这句话视为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和人生观最为经典的表达。其中，“长而不宰”一句，更是体现“不以有为有”的豪迈胸襟，追逐“我为人人”的至高理想，堪称大境界，值得每个领导者细细揣摩。

怀有“长而不宰”思想的，还有原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韦尔奇特别强调“管理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区别。他说：“我不喜欢管理所具有的特征：控制、压抑人们，使他们处于黑暗中，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琐事和汇报。管理者紧盯住他们，无法使他们产生自信。”他认为，领导就是影响他人的一种过程，是个体引导群体活动达到共同目的的一种行为。这一点，与“长而不宰”，通过培养、激励，达到共进的目标，是多么地吻合。管理的对象是“事”和“物”，而领导的对象却是“人”。从事管理的人，可以用数据说话，编辑出各种图形、表格来分析战略，研究项目，但是对员工诉求却知之甚少、甚至对员工发展漠不关心。单纯以“管理”自居的人，甚至把员工当做自己的附属，对于属下的过失缺乏耐心，手段单一，非批即罚，使人丧失信心，涣散了人心。可是称为领导的人呢？他们大彻大悟，明察秋毫，助人成长而视如己同，为员工提供成长、成才的渠道和施展

抱负的舞台，这是最深厚的德。由此可见，管理者与领导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领导者是那些能够通过自身影响别人共同进步的人。

从“长而不宰”谈到育人观念，从韦尔奇管理认识谈到领导角色，我们不难明白，领导无论是一种境界也好，或是一个过程也罢，都是指导行动的一个概念，而领导思想的灵魂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概念基础上的觉悟，叫做领导艺术。这种艺术是每个称之为“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领导艺术需要有创造性。要让一些真、善、美的东西融入到领导过程中去；要让被领导的人愉悦，甚至感到幸福；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具体问题；要能够“放手”而不“撒手”。对于培育人才，“长而不宰”不是无所约束，更不是为追求“育人”目标而放任自流。道家还有一句话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同“长而不宰”一脉相承，是看问题、矛盾的关键，以无形的、看不见的引导行为，来诱使下属自觉地解决问题；用领导艺术影响具体管理，用无所作为来诱使有所作为。领导艺术还要有实效性。只有感情沟通或激励措施而没有实际效果，不能称为领导艺术，“长而不宰”看似“无为”，但十分重视产生的结果，因为管理是实务，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为而有成，才是领导力。

驾驭领导艺术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才能，是谓领导修养。具备较高的领导修养，才可以将领导艺术发挥的淋漓尽致并符合时宜。儒家没有歧解道家的思想，《论语〃卫灵公篇》中提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正南面” 并不是指“恭敬地朝南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为政以德”的表现，是领导修养的基本诠释：其一是知人善任。领导者的责任是提供合适的舞台，让下属好好地发挥；其二是德行良好。用美德来培育人，别人也都诚心地好好表现。凭借良好德能与才能而产生的领导魅力，正是指导或影响别人工作的最好手段。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我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一要义是发展，基本要求是可持续发展。这是顺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与现实要求。作为指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工作实践的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新时期的领导者，为政要廉洁奉公，为民应亲善和谐，不一定要“事必躬亲”，但一定要“为人表率”。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胡锦涛总书记也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细细品来，就是要让领导者常常反思、时时警醒、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是提升自身修养的基本要求，也是影响身边群众、改善社会风气、激发生产力的有效手段，这种更高的内在领导修养要求也何尝不是服务于民的现实手段呢？所以，做到“以人为本”和“和谐发展”，不仅是要“长而不宰”，更还需要“身正、心正”。

东航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提出“以业绩论英雄”这一鼓舞人心的政策，应着如云。通过“竞聘考核”一方面激发了内部一大批年轻人渴望进步的热情，搭建了成长的舞台。是以人为本，走人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切实举措；另一方面又在广大管理者中形成了危机意识和

超前意识。许多人捧起书本加紧“充电”，殚精竭虑谋发展。领导层在储备、发现人才，当然更希望人才成为好的管理者甚至是优秀领导者，德才兼备、奉公守法、爱企如家、关心员工，身堪表率，以“长而不宰”的韬略培育一代又一代新的人才，为东航振兴、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