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5篇范例）

第一篇：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2年秋

学号：1253001250196 姓名：何怀清 指导教师：李立粉

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摘要〕：窦娥是封建礼教的“孝子贤孙”，她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是女子“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和对长辈竭尽孝顺的孝道观。故事的悲剧性正根基于此：一位誓死捍卫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弱女子，就是被那个封建社会所吞噬所毁灭的。关键词：窦娥冤孝道悲剧

人们对窦娥这一形象的解读，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结论去诠释情节，背离作品创作的实际，重点在研究窦娥的“反抗精神”，突出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其实，人们所谓的“反抗精神”，也莫不服务于其“孝节”。窦娥的悲剧，是她对封建“孝顺”的盲从，更重要的是封建“节”与“孝”对她人生价值取向的扭曲。窦娥的节孝(一）、封建社会“节”与“孝”的内涵

贞洁是封建社会礼教要求女性品德的重要信条，早在夏商周时代便产生了要求女子服从丈夫，不许他人染指的贞洁观念。《恒，六五》爻辞的《象传》即云：“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其后，经过儒家的大力宣传，贞洁观念成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所提倡的整体观念。到宋代理学家陈颐所提倡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贞洁观念，贞洁观念逐渐成为约束妇女行为的社会伦理。南宋朱熹又大力推崇，努力将理学“失节事极大”的说教付诸实践，多次要地方将“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旌赏。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如果‘大死改嫁，皆是无恩也。‘”朱熹不仅继承了前代旌表节烈女的做法，而且还将儒家礼教提倡的、陈颐发展成熟的贞洁观，由道德范畴引向了法制的轨道。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根植于人心。当然，这种封建观念的“节”是以孝为核心的，“节”是“孝”的外在表现。贞洁观念是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用它来剥夺妇女同男人平等的权力，所谓“男有重婚之道，女无再醮之文”是天经地义的封建伦理信条。封建社会的“孝”主要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仪、礼、智、信；“三从”为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四德”为言慎、行敬、工端、整容。关汉卿生活在元代，必然要受到这些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在他所塑造的悲剧人物窦娥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节”、“孝”。

（二）、窦娥“节孝”的定位

在楔子中，作者惜墨如金，寥寥数笔便将窦娥儿时的身世、家境及遭遇带出，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抱有文章”的书生。窦娥三岁丧母，家境贫寒。幼小的年纪过早地失恃之痛和穷苦之苦。作者这么写的目的是让我们从窦天章的身份上看出，窦娥从小受到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感染，也就是说，窦娥“节孝”出自于其父亲的直接教导。窦天章对女儿的教导诚如他在第四折中所说的那样：“我当初将你与她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大死从子；„„睦街坊。”在家教的影响下，年轻的窦娥头脑中充斥着“贞洁”、“孝道”观念。窦娥对待婆婆的态度，活脱脱显现出一个满脑封建伦理思想的女主人公形象。第一折窦娥一出场，便要表达作为少年寡妇其内心的寂寞和痛苦：

满腔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廋。这里的“数年禁受“绝非指忍饥挨饿，因为蔡婆婆家可谓小康之家，她们有钱放高利贷，应衣食无忧。这只能是守节带来的孤寂之苦。从接下的唱词更可看出：

撇得俺婆妇每把空房守，端的有个谁问，有谁瞅！

则问那黄昏，„„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头皱；越觉得情怀沉沉，心绪悠悠。这两支曲子抒发的是典型的闺愁之苦，窦娥在这里对景伤情，自卑自悼。作为一个十七岁就丧夫的少妇，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又怎么能做到心如止水？但是，窦娥数年来只能“禁受“，用”理“来压抑自己的”情“。所以接下来她唱道：

劝今人早将来时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从作者选择窦娥的“节孝“来作为全文情节的展开来看，就可知窦娥的悲剧是必然的，这也正像别林斯基说的“悲剧的内容是伟大的伦理现象的世界”。这表明窦娥的精神支柱无非是封建伦理道德，她把“节孝”当成了“闲愁”的冷却剂。在情欲与“节孝”的激烈冲突中，窦娥坚守住了“节孝”。窦娥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必须从一而终，要守住“贞洁”，她作为一个儿媳，她必须孝敬公婆，要尽“孝道”。节与孝的冲突及其结果

（一）、节与孝的冲突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婆媳俩靠放高利贷来维持生活，这样不得不与外界发生接触。欲行无理的张驴儿就有机可乘，窦娥的生存信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伦理文明告诫她不容许改嫁，婆婆却要她改嫁给张驴儿；传统伦理文明告诉她“又无羊酒段匹，有无花红财礼”，不能算婚姻，而张驴儿父子却赖在她家不走；传统伦理文明哄骗她，只要“贞心儿自重”就能无往而胜，而张驴儿心狠手辣及婆婆在客观上的助桀为虐使她节节败退。她既要保住自己的清白名声又不能过分损伤婆婆的面子；既要坚决抵制住外界恶欲而又要严格防范内心情欲。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展现出窦娥“孝”与“节”的不可调和。

如果窦娥听从了性格软弱的婆婆的劝告，苟且顺随，就会和婆婆一起过上“安乐士神仙”的生活，那么，窦娥的悲剧也就无从发生。她身上体现的“孝”，有“孝”的成份，但不是“孝顺”，而是“自觉的伦理精神和婆媳深厚感情的交融。”

当蔡婆向窦娥说明张驴儿的企图时，窦娥几乎不假思索，异常激动地说：“婆婆，这个怕不中么！”接着唱道：

婆婆也，怕没的真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

她语气中充满嘲讽。窦娥心中并非没用浓重的守节之苦，但她急忙一口回绝了婆婆。确实，张驴儿父子是不配为人夫的无赖，但此时她既没和张驴儿父子见面，更不知张驴儿父子忧劣，且他们对蔡婆婆还有救命之恩。窦娥这么做，“只能说明‘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已内化为她外在行动的信条。”

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曰，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曲词表明了她对婆婆所作所为的困惑不解和责问，也表明自己坚定的贞洁观。不但如此，她还苦口婆心地劝婆婆：“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亲事，连我也累做不清不洁的。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呵！”其实质是在极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中的贞洁观念。最后她的灵魂见到父亲后所说的：“好马不鞴不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再次表明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贞洁观念的。蔡婆对张驴儿父子说窦娥“气性最不好惹”，也正是窦娥极强的节烈观而言，说明“贞洁观成了天经地义残害女性的武器”。作家精心选择了两个细节加以表现。一个是在她看到张父与病中的婆婆互止羊肚儿汤时，她设身处地猜想：“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另一个细节是张父误吃毒药汤死后，窦娥一方面准备后事，一面劝婆婆不要哭哭啼啼；“不是我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议论。”从这两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理解，窦娥对婆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有了真感情。”“她对婆婆的宽容和理解，正是对自己痛苦备尝的心灵的认可和自慰。”

在第三折中，也有两处细节描写。一是窦娥赴埑途中说：“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这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对婆婆的真心。临刑前，婆婆来看望她时，她仍念念不忘的接待“婆婆也，再也不要哭哭啼啼，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街冤”，这是她借助与婆婆的关系宋发泄内心的不满。在第四折中，父亲替死伸冤后，她还不忘嘱托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女儿尽养生死之礼。”窦娥冤死，与蔡婆婆的引狼入室无不关系，窦娥能这样做真可谓以德报怨，还有比她更尽孝道的吗？

从以上窦娥与婆婆的细节描写看，窦娥与婆婆的关系不是通常的恶婆婆与受气小媳妇的恶劣关系，而是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尊重与客气。长期生活在一起，窦娥虽反对婆婆的软弱，但还是把她作为母亲来看待的。但“节”与“孝”实难两全，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

（二）、节与孝冲突的效果

拒绝蔡婆婆带回的张驴儿是她的节，容忍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留在家中是她的孝；给蔡婆婆做羊肚儿吃是她的孝；拒绝张驴儿的“私了”，又是她的节；公堂之上未免蔡婆婆挨打而屈招又是她的孝。面对这一串联而至的抉择，她选择了她认为正确、又能为自己修一个好来世的道德行为，却没想到遭到了刑法，连她自己也想不通：“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本一点孝顺的情怀，却做了惹事的胚胎。”作者溶于窦娥形象中的贞洁观念，是被肯定、突出的，其实也适以表明“关汉卿虽然支持被压迫妇女以恪守贞洁反迫害，但对于贞洁观念本身对妇女的毒害，却缺乏认识。”

窦娥与张驴儿父子发生矛盾冲突时，她用以还击的武器也只有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贞洁观。在公堂上，如果窦娥一遭拷打，马上就招认，剧情则将沿着酷刑连系冤狱这一主线发展。而窦娥却敢于推到欲行无理的张驴儿，敢于在公堂上据理力争，血肉横飞也不肯招认。只有当黁管桃杌要对婆婆用大刑时，她才抢先招认。窦娥被送上断头台去餐刀，最致命的一点是张驴儿看出了窦娥对婆婆的“孝”心。只不过他利用桃杌手中的权力得逞。假若桃杌儿不是“一个昏官庸吏中的一员，欺软怕硬，草菅人命，想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思想，那么窦娥的死也是可以避免。作者写桃杌的目的是进一步将张驴儿的无赖形象树立的更“光彩”一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明白一个弱者是怎样被一个无赖所毁灭的。窦娥的冤也就突出来了，是“弱势群体的孤立无援和官府的不作为”加速了美灭亡。一个年轻的生命被冤杀，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被残害，这是“节”、“孝”冲突的必然结果。

三、封建节孝对窦娥的吞噬

在“节”与“孝”的矛盾冲突中，窦娥实难两全。窦娥选择“孝”，选择了死亡，窦娥的死成了“节”冲突的必然结果。其实，窦娥是封建主义“节孝”所吞噬的。

（一）、窦娥对封建节孝的盲从 罗丹曾说：“美，就是性格和表现。”窦娥作为一名弱女子，面对社会的不理解，她始终按照社会认为善的去做，可见其悲剧的必然结局。“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孝，一个贞。也正是由于“言辞须应口”，窦娥最终被官府所杀，而当时官府在百姓眼里是道德准则的执行者！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窦娥的悲剧正是她坚持当时的道德准则，而执行者却将她杀害，这就充分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和丑陋。

对于窦娥，她的死，甚至死后都没有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并认为这一系列的不幸是自己的命，认可现实的安排。窦娥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封建社会所毒害所吞噬，反而以自身的遭遇来劝今人早将来世修。“在窦娥的那个时代，出身于一个穷酸知识分子家庭，又是一位受社会压迫最深的弱女子，窦娥被毒害到那泯灭人性的伦理道德规条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这些伦理规范，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非常普通正常的。”把窦娥说成是反封建的形象拔高了古人。马克思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念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她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自小受腐儒父亲“三从四德”之类的教育，窦娥已经将没有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规条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并自觉地去遵守去维护，把这些道德条规看得胜过生命。

“一个人可贵的不仅在他确立了正确的道德标准，还在于他对这个自己做人原则的坚持与执著。”在《窦娥冤》中，窦娥的性格是善良、刚强。“我将这婆侍养”是是她善良的表现；“我将这服孝守”是她刚强的主要表现。她性格中的刚强使她具有了个性的美，促使她坚持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标准，也是这种执著与坚持造成她的悲剧的内因。

（二）、封建节孝对窦娥的吞噬

窦娥上法场时责问天地鬼神的那支[滚绣球]很有名，向来被人们认为这是窦娥反抗精神的最好体现。“标志着一个善良妇女遭迫害之后彻底的觉醒。”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与声讨。”其实不然，这恰是她对自己守节行孝反遭冤抱屈的困惑不解。窦娥虽然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对封建官府清醒的认识，但不能算是彻底的觉醒。第四折窦娥鬼魂向窦天章诉冤时愤然宣称：“那厮乱纲常合当败。”张驴儿、赛卢医被缉拿归案，窦娥扬眉吐气地宣告：“今日官去衙门在。”从中不难看出，她对“纲常”、“衙门”是肯定的，并未对现实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她也由此把自己的冤情归为“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五个不冤哉”申冤后，她却又殷殷交代窦天章：“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杂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她对王法意识的觉醒：“只限定于和她自己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的道德判断，”她痛恨的是造成自身冤死的桃杌这样的“滥官污吏”，对于纲常秩序的封建制度，她是向往的。

窦娥作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如果说她反抗官府，对官府持否定思想，她是不到的，她把自己的冤屈归为“命”。她的反抗“停留在个人层次上”她对官府的控诉，不像控诉倒像说道理，前提是肯定官府。如果窦娥有反抗精神，那也正如她自己最后对父亲所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把屈死的招伏罪名儿改”。可见，腐朽堕落的封建伦理道德、节孝观念对于窦娥来说已不再是外在的社会规约，而是完全内化为她的道德、伦理意识，成为她行动的坐标和指南。窦娥必然被封建节孝所吞噬。

综上所述，从《窦娥冤》全剧看，作者以喜剧为武器，塑造了一个以“节孝”为武器的典型形象。作者树立起一个以“节孝”自诩、自慰的典型，然而这个自觉充当起“节孝”的卫道士却被其提倡者所毁。可以说，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和身处封建社会道德准则之中无所适从，是造成窦娥这一弱女子悲剧的根本原因。窦娥从小就深受封建家法“三从四德”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她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伦理道德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她自觉地遵守封建道德，心甘情愿地在“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的律条下过着苍白而单调的生活，但是社会并没有成全她。她恪守贞洁，却为恶人所斯；她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那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却不被那个社会所理解。

在我们今天看来，贞洁观念当然是一种腐朽堕落的思想观念，理应被人们所摒弃和批判。但是，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却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普通妇女，她只能按照她的那个时代，她那种身份去思考，去行动。窦娥之所以毫不动摇的选择了“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作为自己行动指南，有“节妇”、“孝妇”虚名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万恶的社会逼的她步步就范。对于窦娥身上的节与孝，近年来，有人认为她显示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她的抗争决不是维护自己的贞洁，更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严”。窦娥的节孝“不是姓‘封’，而是姓‘人’。”这些观点，今后值得深入研究，也许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窦娥这一形象。参考文献：

[1]程颐，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64.[2]朱熹.朱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刷馆缩印明刊本.卷100:34.[3]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M]别林斯基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卷：118.[4]张一本.浅说窦娥的“节”与“孝”，读《窦娥冤》杞记[J].东北师大学报，1992，（5）.[5]孙才训，吕敬芳.窦娥节妇孝妇——窦娥形象的文化意蕴及其解读[J].延安大学学报，2005，（1）：83.[6]刘长江.明清贞洁观嬗变论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i，2003（12）：217.[7]姜志信，刘文义.关于窦娥冤中的几个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1984；（4）.[8]戏曲研究第30辑[C].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9]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84.[10]干会明.简析窦娥的冤[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5(1).[11]罗丹.罗丹艺术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62.[1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四卷，1978:236.[13]诸葛忆兵.论窦娥形象的内涵及《窦娥冤》的创作意图[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元明清文学：121.[1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9.[1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51.[16]黄权中.起承转合层层递进一元杂居《窦娥冤》结构赏析[J]当代戏剧，2002，（4）：42.[17]黄丽峰，以“冤”解读《窦娥冤》[J].南阳师范学院院报，2003，（5）：72.[18]陈若帆。窦娥“节”、“孝”观念议[J]。河北大学学报，1985，（3）.[18]施静.近二十年《窦娥冤》研究综述[J].前沿，2003（3）.

第二篇：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鸿门宴是项羽和刘邦在灭秦之后长达五年的斗争的开端。虽是开端，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场斗争的终结。《鸿门宴》通过会前斗争、宴会场面与会后余波的描写，生动地揭示了项羽多侧面的悲剧性格。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

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正由于项羽有上述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缺乏远见、迂腐呆板、谋事不深、才智不足服人的悲剧性格，他的最终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三篇：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从鸿门宴看项羽的悲剧性格

2月17号公开课教案

汉五年亦即公元前202年，曾经咤叱风云所向披靡的盖世英雄项羽走上了绝路。这一年的十二月，他被韩信十面埋伏，围困于垓下，即现在的安徽省灵壁县境内，后突围至现安微和县境内的乌江，因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肯渡江，遂拔剑自刎。也不知是历史的实录，还是后人的传说，抑或是司马迁在记载这段历史时情不自禁，发挥了诗人的想象和小说家虚构杜撰的才能，总之，我们看《项羽本记》中楚霸王项羽四面楚歌与美人虞姬生离死别即所谓霸王别姬的情景特别具有悲剧的色彩，且看：

项王军壁壤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驻，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怎样一个壮怀激烈令人荡气回肠的场景!英雄末路，长歌当哭。这一悲壮惨痛感天动地的悲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丝毫不亚于古希腊任何一部悲剧。

也正因此，千百年来，楚汉相争的故事一直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开始，项羽就被塑造成一个悲剧的英雄，那铁骨铮铮性格刚烈且极为暴虐的楚霸王形象不知刻印在后代多少人的心中，令人生出了多少的感慨与同情。如唐代诗人杜牧就曾写下了有名的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项羽乌江自刎颇感惋惜颇以为憾。而作为女性诗人，李清照对爱江山也爱美人男子汉气十足的楚霸王更是赞美有加，推祟备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把个悲剧人物项羽的形象塑造得崇高而又伟大!作者在鸿门宴中双是如何刻画项羽的性格的？有哪些特点？

首先，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自矜功伐，自大虚荣。由于秦的主力是被项羽击败的，各路诸侯都听命于他，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这使得项羽自矜功伐的骄傲心理更为膨胀。在项羽拥兵四十万，进驻新丰鸿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形势下，只有十万兵员的刘邦 “欲王关中”的阴谋被告发。项羽“大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的“大怒”，不是性格暴躁使然，而是因为尊严被冒犯，他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不恭不敬。眼看一场战争势难避免了，却被刘邦主动前来卑词“谢罪”所化解。项羽听出刘邦谦卑的口气，感觉到刘邦非常尊重自己、无意与自己争雄时，自大虚荣之心便得到了满足，因而怒气全消，不仅和盘托出告密人，而且设宴招待刘邦，以示和解友善之意。宴会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本是礼节上的不周，但因为张良代刘邦转献白璧一双，刘邦让他满足了自尊虚荣之心，他便不再追究了。

其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表现为缺乏原则性，过分仁慈软弱。与刘邦对待告密者曹无伤“立诛杀”的果敢态度不同，项羽对待泄露军机的项伯却采取听之任之、不予追究的宽容态度。项庄以“军中无以为乐”为由，请求为宴会舞剑助兴，得到了项羽的同意后，才“拔剑起舞”的，而项伯并不奏请，擅自舞剑，项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未加制止。在宴会进行中，刘邦的参乘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且将守卫军门的兵士撞倒在地。按理说樊哙没有资格进会场，对他的擅闯会场之举应予制止。但项羽并未将樊哙逐出，反以欣赏口气连呼“壮士”，先后赐“卮酒”“彘肩”以压惊，缓和气氛。尤其是樊哙借项羽“复能饮乎”的发问，指责项羽席间舞剑“欲诛有功之人”，项羽非但不怪罪樊哙的放肆无礼，反而赐坐。所有这些，表现出项羽的过分仁慈软弱，缺乏原则性。如果说因为项伯是自己的叔父，他的泄露军机的行为可以原谅，他的不请舞剑之举可以默许，如果说因为樊哙的慷慨陈词中把自己看得比怀王更高，且有“求赏”之意，满足了自矜功伐、自大虚荣心理，便可以对樊哙格外宽容，优礼有加，那么，可以断定在项羽的心里根本没有原则性的概念。谁能相信，无原则立场的人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呢？

再次，项羽的悲剧性格还表现为缺乏远见，谋事不深，迂腐呆板。与刘邦入关之后为图谋霸业而克制“贪于财货，好美姬”之欲相比，与刘邦拉拢项伯、卑词“谢罪”、在宴会上屈居下座而安之若素的能屈能伸的性格相比，项羽缺乏远见、谋事不深的性格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一听说“沛公欲王关中”的消息便“大怒”起来，想都不想就要下令发兵，尽管范增事先分析了刘邦“其志不在小”的野心，力主进攻，项羽终因项伯的从中调停、刘邦的卑词“谢罪”而取消了进攻计划，反而热情地招待起刘邦来。这就可以看出，项羽原先下令要“击破沛公军”的目的显然是不明确的，发兵与否在项羽那里如同儿戏一般，他行事是冲动的，他的决策难免有轻率之嫌。刘邦在宴会上不辞而别，脱身独去，项羽对此未加深思，也未加深究。常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争夺天下的殊死斗争中，不多长几个心眼，目光不远，谋事不深，怎能成气候呢？就因为刘邦主动前来“谢罪”，就可以原谅对方，项羽的做法真是迂腐得可以了，他难道不知道放虎归山，遗患无穷的道理吗？

张良发觉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的意图后，私下来到军门找樊哙商量对策。樊哙进入宴会会场之后对项羽说的一番话与刘邦此前所说的话完全一个调子，即刘邦有功，应该奖赏。在紧张的宴会气氛稍为缓和之时，刘邦借口“如厕”，“因招樊哙出”。刘邦独去之时交待张良，要估计他回到军中之后才可进献白璧与玉斗，以拖延时间，稳住项羽。这里一方面看出刘邦的狡诈与精明，另一方面也看出刘邦与部下之间高度的默契，上下之间目的一致，认识一致，行动一致。与刘邦不同，项羽在宴会上对范增的以目示意、举玉袂暗示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甚至项庄席间舞剑被项伯阻挠也听之任之。这里可以看出项羽与范增、项庄之间在行动意图上全然缺乏默契。彼此之间认识不致、思想不统一，焉能取得同一步调呢？这里不仅有项羽迂腐呆板的因素在，更有项羽才智不足、谋事不深的因素在。当张良献上白璧一双，项羽“置之坐上”之时，范增为痛失击杀刘邦的良机而恼怒不已，不仅当场将张良所献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并且压抑不住失望与怨恨之情，脱口而叹：“唉！竖子不足与谋！”

也许和司马迁对刘汉王朝的积怨有关，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尽管脾气暴戾，杀戮成性，但却是个有情有义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刘邦虽然多谋善断，但却是个背信弃义颇有些泼皮无赖相的“小人”。而且，乍看起来，项羽能征善战，战功赫赫，从表面上看，楚汉争雄，刘邦远非他的对手。可是，胜败自有因果律，历史到最后选择刘邦而非项羽当然自有它的道理。

仔细分析，项羽的失败绝非偶然。楚汉相争，一开始项羽处于绝对的优势，之所以到最后四面楚歌，走上了绝路，由此导致楚亡汉立，固然与项羽的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和关键时刻当断不断以及杀戮成性不得民心等有着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还应归咎于他失败的致命伤。

可是，对自己之所以会一败涂地，项羽至死还执迷不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悲叹：“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此中原因，到是棋高一着的刘邦比他看得清，知道此中真味。当上皇帝后，刘邦有次在洛阳南官设宴招待群臣，酒酣耳热，他问大家：“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大臣高起、王陵回答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利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点点头，又摇摇头，神色中未免有些得意地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是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自古以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有情，从来不会毫无根据地作出错误的选择。

项羽是个彻头彻尾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从他“悲歌慷慨”吟唱的诗句“力拔山今气盖世”中就可感受到他委实是个自高自大的“自恋狂”。中原逐鹿，沙场征战只知道一味地“单打独斗”，而不知道招募英雄知人善任，即使自己“力拔山今气盖世”又有何用?其最终的失败无疑是铁定了的。而我们看刘邦的诗“大风起今云飞扬，威加海内今归故乡，安得猛士今守四方”那种“安得猛士”、求贤若渴，盼望天下英雄为我所用治国安邦的情怀跃然纸上，感人肺腑。所以，楚汉相争，鹿死谁手，仅仅从两个对手吟唱的诗中就可看出端倪，找到答案。

第四篇：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从诸葛亮的悲剧看人才培养的意义

经营企业，靠两大法宝，一是资金，二是人才，这几乎是所有企业的共识。权衡二者分量，人才问题当属第一等要事。

论起人才的价值，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刘备有这么一句话，“卧龙凤雏，得其一便得天下。”可见人才对于一国之兴，意义何其重要。治理企业，虽不及治国复杂，但道理一样，也是人才难得。

但是我们往往又不免疑惑。既然贵为天下治国安邦人才第一、第二的卧龙凤雏，得其一能得天下，缘何二者兼得的蜀汉竟然仍不免衰亡呢？难不成卧龙凤雏浪得虚名？

历史早有公论，诸葛亮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有智慧化身的美名，有“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高度判断力，有刘皇叔白帝城托孤的高度信任。倾国文武，尽归调度，但是后来仍然免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直至后来，后主阿斗被西晋兵马所获，乐不思蜀，一个姜维，鼓掌难鸣，兴复汉室，终成美 梦，“长使英雄泪满襟”，让后辈们扼腕叹息。历史给诸葛亮开的这个天大玩笑，证明了诸葛亮的个人悲剧注定了蜀汉的悲剧。这绝不是对诸葛亮个人的不恭，相反，正是因为太多的人把诸葛亮奉为神明，才让一国之安危系与一人之身，蜀国的悲剧悲就悲在诸葛亮是“一个人在作战”。

第五篇：从《俄狄浦斯王》看古希腊悲剧的特点

郑州大学文学院 高瑾

古希腊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农村祭祀酒神的“山羊之歌”。公元前560年，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图把这种活动由农村引入雅典，后来添加演员，丰富了内容，演化为戏剧。在此后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古希腊就出现了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促成了古希腊悲剧的辉煌，从而使古希腊悲剧永垂世界文学史册。他们的创作都很丰富，但如今只剩下32部传世之作。曾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希腊悲剧典范的《俄狄浦斯王》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剧作被选人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中外戏剧名作欣赏》，本文以此剧为例，来探讨一下古希腊悲剧的基本特点。

一、古希腊悲剧反映了希腊人的民主思想

古希腊悲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浓厚的政治目的。早在公元前560年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图将“山羊之歌”从希腊农村引入雅典的时候，就已经赋予这种希腊悲剧的雏形以政治功利性——要赢得希腊农民的支持，取悦他们。希腊戏剧形成以后，雅典民主派领袖大力扶植，兴建大型剧场，发放观戏津贴，组织戏剧竞赛，从而使古希腊悲剧成为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宣传工具，成为民主派反对贵族专制派的武器（历史上的“诗与哲学之争”可以为此佐证），于是悲剧就成了民主政治思想观念的载体。古希腊许多悲剧诗人还是民主战士：埃斯库罗斯亲自参加了保卫民主制抗击波斯侵略的战争；索福克勒斯与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交谊颇深，持有温和民主派的观点；欧里庇得斯的民主思想最激进，他对神持怀疑态度，并且不相信命运观念。他们的作品或者作为民主的开路先锋，或者用以巩固民主思想，对社会上的一切“非民主”的观念（包括命运、神权、专制、邪恶等）进行了否定或抨击。《俄狄浦斯王》就是一篇讨伐命运、神权的檄文。

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拐带珀罗普斯的儿子，制造了灾难之源，天神在他行将就木之际给他降下灾难，然而却让他的两个无辜的亲人生存下来接受最为严厉、最为痛苦、最为耻辱的惩罚——母子乱伦。需要注意的是：“乱伦”本是天神的安排和旨意，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则是两个善良而又无辜的人。诗人这样写对整个戏剧的主题思想极为重要：当人们追溯伊俄卡斯忒和俄狄浦斯所犯罪过的根源时，焦点自然就落在神示上，是神制造了罪过，而不是“人”。俄狄浦斯诚实、正直、聪敏、勇敢、热爱人民，可是命运却让他承受先人的罪责，而且他越是真诚地避免犯罪就越是陷入罪恶的深渊，越是为人民排忧解难就越使自己临近毁灭。索福克勒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的肯定与同情传达了他对命运的批评。他认为命运不合理、不公正，它毁灭了两个并无罪过的人。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一直都不知道实情，直到最后才明白，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天神安排的：是神使俄狄浦斯活下来，是神将他引向忒拜，是神将他引向母亲的床榻，又是神让他和伊俄卡斯忒生育了四个无法确认身份的儿女。诗人谴责了“乱伦”，承认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有罪，但同时也同情他们。他们的乱伦是神蓄意制造的，是神滥用职权的结果，在这里诗人曲折地表明了自己对神权的批评。

受作者世界观的影响，《俄狄浦斯王》中所体现的民主思想也有局限性：它批评了命运的不合理，但同时也肯定命运的存在；它批评了神权，但并不否定神的存在。所以俄狄浦斯尽管并无过错，尽管具有英雄的胭识、德行和才略，但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

二、古希腊悲剧具有崇高的美学风格

从美学风格上讲，古希腊悲剧大都是崇高型的悲剧。

首先，悲剧主人公大都是英雄，具有坚强的性格。俄狄浦斯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君王，在征服怪兽斯芬克斯之前，为过往路人的安全，他几乎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去回答她的谜语；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尽管先知忒瑞西阿斯和牧羊人一再暗示俄狄浦斯本人就是凶手，他也没有停止追查的脚步；真相大白之后，俄狄浦斯用金别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恳求克瑞翁将他驱逐出忒拜，没有丝毫乞怜的意思。所有这些都能体现出他那种坚强的性格。

其次，悲剧主人公都具有敢于抗争的精神。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不利于农耕，有利于航海和经商。希腊人多是移民后裔，航海和移民生涯使希腊人不得不经常与大自然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形成了希腊人敢于抗争的民族精神。由于悲剧艺术要求严肃与深刻，因而特别适合表现这种民族精神，古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也都注意并发掘出了这种民族精神，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被描写成这一类型的人物。《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是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俄狄浦斯长大后从神谕那里得知自己杀父娶母的命运，遂决定远离父母，逃离他乡。为了逃避神谕，他一直不敢回去见自己的父母，即使在波吕玻斯寿终正寝之后，因为害怕犯下“娶母”的大罪，他依旧没有回乡。虽然他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罗网，但这种抗争精神在他身上发展到极致：他明知命运是神的安排，不可更改，但还是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去逃避这种可怕的命运，而不是消极地承受这种命运。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民族意识被升华为一种崇高的悲剧精神，它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以达到一种净化感情的美学效应。

由于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大都具有坚强的性格和敢于抗争的民族精神，所以他们在与苦难作斗争时表现出了震撼人心的意志力，从审美角度来看，它给人的感受就是崇高。

三、高超的艺术技巧

古希腊悲剧艺术由于受到执政者的支持与鼓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至今仍能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古希腊悲剧的结构严谨，布局十分巧妙。任何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都必须借鉴前代的文学成果。希腊悲剧是在《荷马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荷马史诗》中精心的结构安排，巧妙的情节布局都被很好地借鉴过来应用于悲剧。和《伊利亚特》一样，《俄狄浦斯王》也不是按从头到尾的顺序来介绍情节，而只是截取冲突最激烈的一段，使戏剧情节迅速进入高潮。这样就避免了拖沓累赘，并且引人人胜，极易扣住欣赏者的心弦。剧情从忒拜城中发生瘟疫开始，迅速转入戏剧冲突之中——俄狄浦斯追查凶手，并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引入几个关键人物，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剧情推向高潮。

为了使剧情完整，情节集中，悲剧还采取倒叙和回溯的手法对情节的前因后果做了一定交代，这样就避免了情节的突兀。如诗人借伊俄卡斯忒和克瑞翁之口对拉伊俄斯之死作了交代，借牧羊人之口介绍了俄狄浦斯的身世，借俄狄浦斯之口讲述了他逃离神谕的行为，这些回溯和剧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此外，诗人还借助“发现”和“突转”将剧情层层推进，使情节显得紧张而富有层次。“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突转”指事情或者人物向顺境或者逆境的转变，在戏剧中，“发现”和“突转”同时出现，会有较好的戏剧效果。关于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有论述：“‘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为最好的‘发现’„„因为那种‘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的时候，能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按照我们的意义，悲剧所模仿的正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行动，而人物的幸福与不幸也是由于这种行动。”剧中第一次“发现”是伊俄卡斯忒说“先王死在山岔路口”，引发了俄狄浦斯的怀疑，如果事实确凿，那么他的身份会发生突转，由明君变为杀害前任国王的凶手。第二次“发现”是报信人告诉俄狄浦斯波吕玻斯死亡的消息，为打消俄狄浦斯的顾虑，报信人告诉俄狄浦斯其实他并非波吕玻斯的亲生儿子，从而引发了俄狄浦斯对自己身世的发现，剧情突转，一个执意逃脱命运的人，一个坚决追查凶手以便让城邦安宁的人，最终成为罪恶的根源。

总之，古希腊悲剧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民主思想，具有“崇高”的美学风格和严谨的结构，布局巧妙，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这三个特点不仅是《俄狄浦斯王》所具有的，也是所有古希腊悲剧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