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120210董田竹：浅谈窦娥的悲剧女性形象

第一篇：081120210董田竹：浅谈窦娥的悲剧女性形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

汉语言专业毕业论文

浅谈窦娥的悲剧女性形象

姓

名：董

田

竹

学

校：平顶 山 电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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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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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日期：2009 12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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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窦娥悲剧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2

二、窦娥悲惨的命运……………………………………………3

三、窦娥的斗争精神和女性形象………………………………5 参考文献„„„„„„„„„„„„„„„„„„„„„„5

浅谈窦娥的悲剧女性形象

姓名：董田竹 日期：2009 12

摘 要：窦娥是我国十三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创始者关汉卿创作的杂剧《窦娥冤》的女主人公。《窦娥冤》描述一个忠贞尽孝的年轻寡妇被社会恶势力官府推上断头台的悲剧故事。塑造以窦娥为代表的旧社会悲剧女性形象。本文从三方面浅谈窦娥的悲剧女性形象：

一、窦娥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

二、窦娥悲惨的命运；

三、窦娥的斗争精神和女性形象。关键词：窦娥 悲剧 女性 形象

《窦娥冤》是我国十三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元杂剧的创始者、和“一代文学”光辉业绩的卓越代表者关汉卿的创作的杂剧。《窦娥冤》描述了一个忠贞尽孝的年轻寡妇被社会恶势力官府推上断头台的悲剧故事，成功的塑造了窦娥这一悲剧女性形象，成功地塑造了以窦娥为代表的旧社会悲剧女性形象，及揭示了窦娥惨遭虐杀的直接、社会根源，也深刻地剖析了导致这位善良孤弱的年轻女性负屈衔冤的思想根源。

《窦娥冤》是一部学术界公认的、特征鲜明的悲剧杰作。王国维说：“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是从中国和世界戏剧史的高度做出的评价。对于“悲剧” 的定义，我认为最具权威性和经典性的，是恩格斯和鲁迅的话。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谓“历史的必然要求”，所谓“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窦娥冤》中，便是窦娥的生活愿望。

一、窦娥悲剧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

窦娥7岁时，其父窦天章将其作为高利贷的拊押品送给蔡婆；蔡婆因向赛卢医索讨银债引来杀身之祸，碰巧被路过的张驴儿父子救下，却又受气要挟、引狼入室，酿成被冤杀的惨局。窦娥是高利贷的直接受害者，而蔡婆既是高利贷的受益者，优势自取其祸的受害者。张驴儿夫妇借故强入民宅，足见当时元代社会呈现出来的黑暗，恶势力无孔不入。张驴儿为谋夺窦娥为妻，从赛卢医处购得毒药，乘人不备放入羊肚汤中，没成想毒死亲女，却反咬一口，诬陷窦娥药杀“公公”，张逼“私休”。窦娥自知清白，情愿“官休”，可贪 愚蠢的桃木兀太守竟听信张驴儿一面之辞，定她个杀人死罪。窦娥宁死不招，残暴的赃官便以拷打其婆母相威逼，迫使窦娥画供屈招，被打入死牢。在楚州太守桃木兀身上，集中体现了元代官吏的贪暴和官府的黑暗。意见本来曲直分明的民事案件，却被他提审得一团糟，轻易地放过杀人凶犯，犯把孤苦无助的善良好送了断头台，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单一的社会中突的层面上，为作戏剧冲突高潮的第三折，自然是悲剧主人公与虐害人物的官府及其所以恃的专制政权的全面对峙，并在所有诚的愿生彻底破灭的生死关头，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向素来敬畏的天地神灵发出了严正的抗议，窦娥在刑场上对主宰人类寿夭祸福的上界神权的诅咒，实质上是对制造冤狱，害生灵的人间政权的血泪控诉，表现了一位善良无辜的女性在生命被剥夺的瞬间内朦胧的觉醒。以往的论者，也正是从这一认识立场出发，把窦娥提升为反封建专制的“英勇斗士”，把剧作的主题定位于鞭挞黑暗腐朽的封建制度，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这 2

一崇高的思想境界之上。我想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评价本亦无可厚非，但仅仅把《窦娥冤》的主题限制在这样单一的社会层面上，就不足以揭示窦娥悲剧根源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不足以说明窦娥形象何以具有感天动地的巨大艺术震撼力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由于处在传统文化断裂与市民意识高涨这一超常时期的关汉卿个体意识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才得以用精湛的艺术笔力塑造了窦娥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丰富精神内涵的悲剧形象，也正因为她是元代社会物有的“这一个”，所以才长生了无可替代的永恒的魅力。从元朝的社会来看，元朝的封建社会制度带有浓郁的奴隶社会制度的特点。元朝的前身蒙古国是一个典型的奴隶制国家，“蒙古国家的出现，结束了草原长期以来的部落纷争，蒙古社会由此进入阶级社会，确立了奴隶制。”蒙古奴隶主在南侵征服各民族主要是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能不适应汉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逐渐地采用与此相适应的国家制度，政治制度。但是元朝封建国家又不可能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简单继续。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也把蒙古奴隶制传统的某些统治制度和统治方法纳入元朝的国家制度”。元王朝的建立，对中原已经完成成熟期的封建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体制）以极大的冲击，这股强劲的蒙古高原文化的北风给中国整体文化带来了断层的意义。元代封建中央专制统治有明显的放松，虽然这不利于元朝的统治，但它为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及人民精神发展输入了新鲜空气，对科举的不重视减轻了文人们的精神负担，伦理宗法制度同样受到蒙古族风俗的冲击，削弱了控制力，显然为社会带来了恶势力的猖獗、官府的黑暗，但个性的解放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理想、爱情的追求。

在此，我所想要强调的是掩映在《窦娥冤》外在的善恶对峙的社会冲突北京的情感与理念的冲突，即潜藏于悲剧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感愿望与礼信条，道德规范的激烈冲撞，从这个角度说，《窦娥冤》又是强权制度下一位贞烈女子的人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窦娥乳名端云，出生于书香之家，不幸母亲早逝，家境贫寒，7岁上为抵制被父亲送与蔡婆做童养媳，17岁与蔡婆之子成婚，婚后不久丈夫即因病去世，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幼年所受的教养，被卖到蔡家以后心灵上承受的磨难，尤其是寡居三年体验到的人生辛酸，像是层层永远拨不开的阴云，逼迫她对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深信不疑，自感受苦，守孝励节，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清灯空房的孤凄生涯带给她的痛苦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为了盼得来世命运的转机，她食若若饴般地默默打发着寂寥的时光：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情由，怕不待和天授。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何时体？大都采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荙，断人肠的是剔因栾月挂妆楼。长则是争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

这两支曲子，隐隐透露出尚在青春芳龄的窦娥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哀。这“数年受禁”的寡居生活所积压的“满腹闲愁”，是那样的沉重、烦闷、焦灼、惆怅，又是那样的难以抑制和羞于启齿，绣荙前的烂漫花枝，妆楼上的团栾月色，给她枯寂的心田带来的是无尽的凄楚和幽怨，对着春花和满月，她只有热泪涌流，肝肠寸断。奔突于青春血液中的情感欲求与那守贞服孝的礼教信条构成的尖锐对峙，使她对主宰人间生老病死的命运之神产生了莫名的畏惧和疑虑：“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第一折[油葫芦]）但转瞬间又为无意中冒出的对命运的怀疑深自忏悔：“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一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波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同上[天下乐]）。也正因为对天地抱有太多的幻想，她的思想才如此的单纯，以致无法看清黑暗的社会现实，屈死于昏官桃兀的棍棒之下。在走上刑场时，她撕心裂肺的呼告，使她曾经对天理的崇尚可见一斑：“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那时，她才明白，天非但不能分辨清浊，更是“错勘贤愚”了。她的这种把生存的希望和幸福寄托于天地的封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挽救人类于苦难的最好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在这里窦娥的屈死是不能完全归咎于她的天理观念的，我们只能说，窦娥在无形中已被这种封建的思想禁锢了，依然没有摆脱那种人生轮回，前世因缘的牢笼的束缚。

二、窦娥悲惨的命运

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这种无异一潭死水般的索漠生活也被流氓张驴儿父子的突然闯入而搅乱了。当她听到婆婆被迫答应张驴儿父子招赘的要求时，第一个反应是：“婆婆，这个怕不中么！”然后就以贞洁为自卫武器，嘲弄没有主张的婆婆“怪不的‘女大部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体，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同上[后庭花]）直至又怨又恨地指责婆婆“怕没的贞心乐自守，到如今招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婆婆也，低岂不知羞！„„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同上[赚煞]）应当指出的是，窦娥分开顶撞婆婆，抗拒张驴儿的蛮横无礼，除了恪守“一马难将两鞍 ”的贞洁妇道外，还主要表现为对人格尊严的坚决捍卫，对社会邪恶势力的不屈抗争。尤其是当张驴儿毒死父亲，反而要挟窦娥“私休”，好歹要和她做夫妻时，她更是义正辞严，迎头痛击。直至被昏庸残暴的桃木兀守动用酷刑，打得她“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肉都飞，血淋漓”之时，依然当面痛斥张驴儿：“我做了个衔冤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网贼。”（第二折[黄钟尾]）。

就是这样一个命苦到不能苦，善良到无可再善良的弱女子，尾了维护传统的贞节观念，和起码的人格尊严，却被黑暗腐朽的专制政权推上了刑场！自认是一身清白的窦娥，面对张驴儿的威胁，决不答应“私休”，情愿和他见官，坚信“明如镜，清如水”的父母官会为她做主，“照妾身肝胆虚实”。即使在她被打得“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的时候，仍在呼喊着：“则我这个小妇人，毒药从何处来也？天哪，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同上[采茶歌]）她多么希望太守大人能在她衔冤负屈的哭喊中猛醒，保住她的性命啊！知道贪婪昏庸的狗官以拷打蔡婆相逼，强行令其招供，旋即判斩的那一刻，窦娥才彻底的绝望了。尽管她无力抗拒官府的淫威，但至死也不甘心承认无地间居然没有公道可言，“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发誓要“争到头竟到底”（同上[黄钟尾]）。当一切的抗争都被披木加带锁送上断头台的严酷现实击得粉碎时，窦娥仅存的那一点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期待也完全动摇了；

[正官.端正好]没来由范王法，不提防遭型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距颜渊？为善的受贫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诞。天地也，做得个怕生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应当说，窦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对天地神灵的诅咒是藴蓄着满腔怒火的，但字里行间依然贯注着善良，不平和无可告语。她一个受尽人间磨难，恪守妇道，安分守己的苦命女子，平白无故地被官府判成死罚，真个是“没来由范王法，不提防遭型宪”，怎不教她“叫声屈动地惊天！”人间的罪恶政权剥夺了她守贞尽孝的权利，也浇灭了她对人生的留恋和幻想，可她到死也弄不明白，她一向顶礼膜拜的开神地祗竟然也不辨善恶清浊，怕硬欺软和顺水推船！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天地，这样的官府和神灵，无处不是扬恶抑善，无处不是罪恶公行，无处不是扭曲作直，错勘贤愚，那善良的人们还有丝毫的活路吗？尽管如此，窦娥还是执意要向天地神灵讨回一个公道，还她一个清白！刑前她发下三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飞雪，楚州大旱三年。她冤痛无比地对天呼告：“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梅些圣灵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第三折[耍孩儿]）。她依然坚信：“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同上[二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欺，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什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辩！”（同上[以煞]）作为一个被黑暗的吏治噬了年轻生命的弱女子，除了幻想让天公证实她的冤情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多么希望她的屈死能唤醒世人的良知，也让滥杀无辜的贪官污吏受到正义的谴责！关汉卿运用超自然的幻想手法验证了窦娥的誓愿，让哀哀无告的被压迫者获得了几许心灵的慰藉，也向怙恶不悛的大小官吏发出了严正的警告！同样是窒息在高压和强权之下的关汉卿，能将以个守现尽孝的年轻寡妇，被于社会恶势力 一气官府推上断头台的现实悲剧搬上舞台，并独具匠心地运用典型代艺术手法，完成对窦娥这一悲剧女性形象的成功雕塑，一经问世即产生感天动地的巨大共鸣效应。

三、窦娥的斗争精神和女性形象

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悲剧主角，凡是不计成败、奋起斗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人物才最富于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感伤哀愁的情绪，并不属于真正的悲剧。《窦娥冤》虽以窦娥的牺牲作为结局，但是悲剧主角窦娥所进行的斗争却并没有停止。窦娥的抗争之所以有力，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她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看，窦娥是强大的，官府可以杀死她，却不能使她屈服，不能打倒她。她是用自身的毁灭来肯定和张扬了有价值的东西。窦娥悲剧形象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而在于对旧的现存社会提出了怀疑，在于赞美了斗争精神。为正义和理想而斗争而进取，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悲剧精神的实质是悲壮不是悲惨，是悲愤不是悲凉，是雄伟而不是哀愁，是鼓舞斗志而不是意气消沉。悲剧的美，属于崇高和阳刚；正因为这样，悲剧才是战斗的艺术。马克思说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一个人为了争取一件东西——她个人的尊严、人格——在必要时宁愿牺牲她的生命，当我们站在这个人的面前，就会引起悲剧感情。黑格尔：“束缚在命运的枷锁上的人可以丧失他的生命，但是不能丧失他的自由。”同样道理，窦娥宁愿丧失她的生命，可以受苦，但人格不能受辱，清白的名声不能受污。

窦娥并没有提出惊天动地的口号，也没什么宏伟的人生目标，她只是从自身条件出发，提出了能够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要求。这种要求却代表了水深火热中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心声。就是这样简单的愿望，在元代，乃至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同社会邪恶势力的斗争中，窦娥是普通民众要求和愿望的体现者，她是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和愿望而死的。她的死，不是由于自身的过失，也不是突然的偶发事件，如自然灾害、路遇强人等造成的，更不是乞求生存而不可得，被迫无奈死的；而是以自己的死去换取他人的生，意识到了死的危险，又毅然以死相搏，以生命殉、真理殉、正义殉体现了历史必然要求的愿望。她的死是出于“主人翁之意志”，死得壮烈，有价值，是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悲剧，而不是只会让人哭泣的“苦戏”。窦娥之死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价值，而不仅仅是人生悲剧。

窦娥这个悲剧性人物，本是一个受尽人间磨难，恪守妇道、安分守己，善良孤弱的女子，可却负屈，含冤而死，究其原因，有三个：

一、高利贷剥削酿成的人性丧失;

二、流氓恶势力横行洛民从生存带来的威胁；

三、官府贪赃枉法，扭曲作直对无辜生灵的血腥残害。作为一个被黑暗吏治吞噬了年轻生命的弱女子，除了幻想让天公证实她的冤情外别无他法，也表现了窦娥的人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窦娥在刑场上对主宰人类福祸的上界天神的诅咒，实质上地对制造冤狱，残害生灵的站直政权血泪控诉，也表现了一位善良无辜，命运悲惨的女性，在生命被剥夺前的瞬间内朦胧的觉醒。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窦娥冤 [第四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窦娥冤》第四折。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李学勤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31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见李学勤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册98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

第二篇：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悲剧 ——《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13汉语言1班 姜童

摘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的作品，描绘了从清朝到新中国建立的这一段时间里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白鹿原这片深处中国腹地、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甚至作为“封建堡垒”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女性的悲剧，这些悲剧不仅与女性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历史背景有关。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性文化与贞操观的历史成因及其影响来分析《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解读这些悲剧的成因。

关键词：白鹿原；女性主义；悲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通过其深厚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为我们展开了一副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画卷。中国从来以自身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族文化著称于世。然而，这是助力也是羁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灿烂的文明，还有悠久的男权社会传统和在男权统治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它不仅为男性谋取社会权利与地位提供了极大地便利，更为女性带去了深重的苦难。

我国性文化的演变与这种文化的影响

性与权利从来相伴相随，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权利的象征可以很好地揭示男权在我国社会中的一步步发展与巩固。我国的性文化大体经历了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先秦较开放的性风俗再到魏晋汉唐时期风雅的性文化直至最后宋明理学时期“存天理，灭人欲”的疯狂时代的过程。男性在理学发展和兴盛的时期掌握了社会几乎一切特权，并且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丧失这些特权，相反男性的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增强，直至清朝灭亡、新思想的传入。恩格斯曾经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女性的权利随着性自由的一步步缺失而逐步衰微，这种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随着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统治手段的进一步加强而愈演愈烈，女性也在这种统治下逐步趋于弱势地位。

这种男性的统治不仅体现在法律、道德约束上，也浸润到文化里，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甚至部分女性也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男性的统治，甚至受到了来自同为女性的长辈的压迫，这种压迫在以宗法制为组织基础的传统乡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乡村中的名门望族更成为这种压迫的重灾区。《白鹿原》中这中压迫的施压者有很多，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在白鹿原中，她可以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正面形象。既有中国传统妻子的温柔贤惠，又有中**亲的无私慈爱。她为整个白家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可谓中国传统女性的杰出代表。可这种“杰出”不仅仅代表着她的精明强干、吃苦耐劳，更体现着女性从肉体到精神被压榨与被剥削的深沉的悲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财产继承制度的必要条件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被奉为圭臬，当做真理，甚至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并未远去。在这种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当白嘉轩的妻子一任接一任的死去，白赵氏安慰白嘉轩说：“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悲剧地位，被客体化、物化的习俗在她的话语里得到了充分的昭示。当一种统治从制度上升到文化，使得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而不自知甚至习以为常时，这种统治可以说是及其成功的，但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泯灭人性的。中国传统的“仁义”对于女性的行为规约的巨大影响在白赵氏简单的两行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女性处在如同草芥的位置上，可以被随意丢弃，可以被随意践踏。

贞操观与自由

余秋雨认为，一部作品气魄的大小，既不是看它所表现的时间和人物的重要与否，也不是看它切入的角度是否关及历史的枢纽点，而是看作者下笔前后是否有足够的历史悟性。这里所谓的历史悟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知识，而是指作者对于历史的代入感，对于历史的整体把控。能否在小说中通过简单的细节勾勒出整个历史的宏伟轮廓。陈忠实的历史悟性让《白鹿原》这部作品凝实厚重，广袤壮阔。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田小娥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中略窥一二。“贞操”这个恶名昭著而由来已久的概念的产生与宋明理学并无关系而比那久远的多，它的产生与私有制密切相关。当私有家庭产生后，血亲继承成为当时财产继承的主要手段。由于在单婚制的初期，在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偶婚的性交习俗的影响之下，女子婚前可以与多个男子发生关系，所以当时的社会风俗是男子往往“杀首子”以选定亲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后来，由于禁止女子婚前性行为比“杀首子”这种风俗可操作性强得多，“贞操”的概念便逐渐成形，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存在。田小娥的悲剧始于“贞操”，而她最终也因为“贞操”的丧失而命丧于老丈人之手。从她嫁入郭举人家中作为小妾的一刻开始，她的悲惨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作为小妾，她不但要忍受着孤独与寂寞，还要忍受着来自郭举人“泡枣”陋习的肉体的折磨与精神的侮辱。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反抗了，她用将“泡枣”浸在尿桶里的方式来反击；她是自由的，所以她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黑娃的结合是一个本该在最美好的年纪享受灵与肉的欢愉却惨遭囚禁的女子的反抗。然而，绵延千年的男权统治无法容忍一个少女的反叛，她个人的微薄之力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相比实在太过卑微，所以，自从她孤身一人走向社会的对立面的那一刻起，她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哪怕是她的反抗，也是借助于男权的反抗，仿佛是历史残酷的嘲讽。于是，她依附于黑娃，她被黑娃抛弃，独自一个人面对全村的指责与嘲弄。她与鹿子霖进行交易，用自己的肉体获得他的庇护，可也最终惨遭利用。她并不是一个妖女，却被全村人“妖化”。卫道士们“女人是祸水”的理论在她死后也不放过她，当男权发展到一个极致，他们骄傲地以为自己是一切的主宰，而实情则与之相去甚远。所以，当事实的发展超出了男性的掌握，他们就只能将罪责推到它者身上来粉饰自己至高权力王冠上的那一道裂痕，而女性，则成为推卸罪责的绝佳对象。最终，当那座六棱塔高高耸立在田小娥与黑娃曾经的家上时，那座塔已经不单单是一座塔，它成为一道人性的伤痕，也成为一座女权的墓碑，永远的耸立在古老的白鹿原上，为田小娥追求自由的足迹永远的标上了一个句点。依附于男权的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结语

《白鹿原》整部作品中，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迹象十分明显甚至贯穿在整片文章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这并非作者自觉自发的一种行为。在一位有历史悟性的作者笔下，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痕迹。在这里，这种痕迹体现为中国漫长的男权统治遗留下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并不随着近代以来男权统治的社会基础瓦解而随即消失。正如马克思所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对运动并不完全同步。近代以来，虽然女性权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在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女权运动仍旧刚刚起步，对男女同权的争取即使在外国也没有完全实现，而在国内，甚至连起步都只是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仍旧处在蒙昧之中。对于女性权利的重视并不仅仅关乎人性，更关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公民受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女性地位也在逐步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合理地摒弃我国文化中男权统治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奴役与压迫的部分才是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王鹏.女性生命本体欲望的消解与反消解——陈忠实《白鹿原》女性形象论[J].电影文学,2009,05:97-98.[2]刘文菊.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白鹿原》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04:68-72 [3]陈忠实 雷达.《白鹿原——雷达点评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01 [4]白先勇 《台北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5]彭露露.初论“性污名”的文化体现及性教育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2011.

第三篇：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专业：汉语言文学 年级：2012年秋

学号：1253001250196 姓名：何怀清 指导教师：李立粉

从“孝节”看窦娥的悲剧 〔摘要〕：窦娥是封建礼教的“孝子贤孙”，她不惜用生命去捍卫的是女子“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和对长辈竭尽孝顺的孝道观。故事的悲剧性正根基于此：一位誓死捍卫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弱女子，就是被那个封建社会所吞噬所毁灭的。关键词：窦娥冤孝道悲剧

人们对窦娥这一形象的解读，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结论去诠释情节，背离作品创作的实际，重点在研究窦娥的“反抗精神”，突出悲剧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其实，人们所谓的“反抗精神”，也莫不服务于其“孝节”。窦娥的悲剧，是她对封建“孝顺”的盲从，更重要的是封建“节”与“孝”对她人生价值取向的扭曲。窦娥的节孝(一）、封建社会“节”与“孝”的内涵

贞洁是封建社会礼教要求女性品德的重要信条，早在夏商周时代便产生了要求女子服从丈夫，不许他人染指的贞洁观念。《恒，六五》爻辞的《象传》即云：“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其后，经过儒家的大力宣传，贞洁观念成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所提倡的整体观念。到宋代理学家陈颐所提倡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贞洁观念，贞洁观念逐渐成为约束妇女行为的社会伦理。南宋朱熹又大力推崇，努力将理学“失节事极大”的说教付诸实践，多次要地方将“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旌赏。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如果‘大死改嫁，皆是无恩也。‘”朱熹不仅继承了前代旌表节烈女的做法，而且还将儒家礼教提倡的、陈颐发展成熟的贞洁观，由道德范畴引向了法制的轨道。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根植于人心。当然，这种封建观念的“节”是以孝为核心的，“节”是“孝”的外在表现。贞洁观念是封建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用它来剥夺妇女同男人平等的权力，所谓“男有重婚之道，女无再醮之文”是天经地义的封建伦理信条。封建社会的“孝”主要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仪、礼、智、信；“三从”为幼从父、嫁从夫、老从子；“四德”为言慎、行敬、工端、整容。关汉卿生活在元代，必然要受到这些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在他所塑造的悲剧人物窦娥身上就集中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节”、“孝”。

（二）、窦娥“节孝”的定位

在楔子中，作者惜墨如金，寥寥数笔便将窦娥儿时的身世、家境及遭遇带出，她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抱有文章”的书生。窦娥三岁丧母，家境贫寒。幼小的年纪过早地失恃之痛和穷苦之苦。作者这么写的目的是让我们从窦天章的身份上看出，窦娥从小受到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感染，也就是说，窦娥“节孝”出自于其父亲的直接教导。窦天章对女儿的教导诚如他在第四折中所说的那样：“我当初将你与她呵，要你三从四德；三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大死从子；„„睦街坊。”在家教的影响下，年轻的窦娥头脑中充斥着“贞洁”、“孝道”观念。窦娥对待婆婆的态度，活脱脱显现出一个满脑封建伦理思想的女主人公形象。第一折窦娥一出场，便要表达作为少年寡妇其内心的寂寞和痛苦：

满腔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廋。这里的“数年禁受“绝非指忍饥挨饿，因为蔡婆婆家可谓小康之家，她们有钱放高利贷，应衣食无忧。这只能是守节带来的孤寂之苦。从接下的唱词更可看出：

撇得俺婆妇每把空房守，端的有个谁问，有谁瞅！

则问那黄昏，„„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头皱；越觉得情怀沉沉，心绪悠悠。这两支曲子抒发的是典型的闺愁之苦，窦娥在这里对景伤情，自卑自悼。作为一个十七岁就丧夫的少妇，这时她只有二十岁，又怎么能做到心如止水？但是，窦娥数年来只能“禁受“，用”理“来压抑自己的”情“。所以接下来她唱道：

劝今人早将来时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从作者选择窦娥的“节孝“来作为全文情节的展开来看，就可知窦娥的悲剧是必然的，这也正像别林斯基说的“悲剧的内容是伟大的伦理现象的世界”。这表明窦娥的精神支柱无非是封建伦理道德，她把“节孝”当成了“闲愁”的冷却剂。在情欲与“节孝”的激烈冲突中，窦娥坚守住了“节孝”。窦娥作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必须从一而终，要守住“贞洁”，她作为一个儿媳，她必须孝敬公婆，要尽“孝道”。节与孝的冲突及其结果

（一）、节与孝的冲突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婆媳俩靠放高利贷来维持生活，这样不得不与外界发生接触。欲行无理的张驴儿就有机可乘，窦娥的生存信念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伦理文明告诫她不容许改嫁，婆婆却要她改嫁给张驴儿；传统伦理文明告诉她“又无羊酒段匹，有无花红财礼”，不能算婚姻，而张驴儿父子却赖在她家不走；传统伦理文明哄骗她，只要“贞心儿自重”就能无往而胜，而张驴儿心狠手辣及婆婆在客观上的助桀为虐使她节节败退。她既要保住自己的清白名声又不能过分损伤婆婆的面子；既要坚决抵制住外界恶欲而又要严格防范内心情欲。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展现出窦娥“孝”与“节”的不可调和。

如果窦娥听从了性格软弱的婆婆的劝告，苟且顺随，就会和婆婆一起过上“安乐士神仙”的生活，那么，窦娥的悲剧也就无从发生。她身上体现的“孝”，有“孝”的成份，但不是“孝顺”，而是“自觉的伦理精神和婆媳深厚感情的交融。”

当蔡婆向窦娥说明张驴儿的企图时，窦娥几乎不假思索，异常激动地说：“婆婆，这个怕不中么！”接着唱道：

婆婆也，怕没的真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

她语气中充满嘲讽。窦娥心中并非没用浓重的守节之苦，但她急忙一口回绝了婆婆。确实，张驴儿父子是不配为人夫的无赖，但此时她既没和张驴儿父子见面，更不知张驴儿父子忧劣，且他们对蔡婆婆还有救命之恩。窦娥这么做，“只能说明‘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已内化为她外在行动的信条。”

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曰，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

曲词表明了她对婆婆所作所为的困惑不解和责问，也表明自己坚定的贞洁观。不但如此，她还苦口婆心地劝婆婆：“婆婆也，你莫要背地里许了亲事，连我也累做不清不洁的。我想这妇人心好难保也呵！”其实质是在极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中的贞洁观念。最后她的灵魂见到父亲后所说的：“好马不鞴不鞍，烈女不更二夫，我至死不与你做媳妇”，再次表明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贞洁观念的。蔡婆对张驴儿父子说窦娥“气性最不好惹”，也正是窦娥极强的节烈观而言，说明“贞洁观成了天经地义残害女性的武器”。作家精心选择了两个细节加以表现。一个是在她看到张父与病中的婆婆互止羊肚儿汤时，她设身处地猜想：“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另一个细节是张父误吃毒药汤死后，窦娥一方面准备后事，一面劝婆婆不要哭哭啼啼；“不是我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议论。”从这两个细节中，我们可以理解，窦娥对婆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有了真感情。”“她对婆婆的宽容和理解，正是对自己痛苦备尝的心灵的认可和自慰。”

在第三折中，也有两处细节描写。一是窦娥赴埑途中说：“前街里去心怀恨，后街里去死无冤”，这时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对婆婆的真心。临刑前，婆婆来看望她时，她仍念念不忘的接待“婆婆也，再也不要哭哭啼啼，烦烦恼恼，怨气冲天。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街冤”，这是她借助与婆婆的关系宋发泄内心的不满。在第四折中，父亲替死伸冤后，她还不忘嘱托父亲：“爹爹，俺婆婆年纪高大，无人侍养，你可收恤家中，替你女儿尽养生死之礼。”窦娥冤死，与蔡婆婆的引狼入室无不关系，窦娥能这样做真可谓以德报怨，还有比她更尽孝道的吗？

从以上窦娥与婆婆的细节描写看，窦娥与婆婆的关系不是通常的恶婆婆与受气小媳妇的恶劣关系，而是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尊重与客气。长期生活在一起，窦娥虽反对婆婆的软弱，但还是把她作为母亲来看待的。但“节”与“孝”实难两全，必然产生尖锐的冲突。

（二）、节与孝冲突的效果

拒绝蔡婆婆带回的张驴儿是她的节，容忍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留在家中是她的孝；给蔡婆婆做羊肚儿吃是她的孝；拒绝张驴儿的“私了”，又是她的节；公堂之上未免蔡婆婆挨打而屈招又是她的孝。面对这一串联而至的抉择，她选择了她认为正确、又能为自己修一个好来世的道德行为，却没想到遭到了刑法，连她自己也想不通：“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本一点孝顺的情怀，却做了惹事的胚胎。”作者溶于窦娥形象中的贞洁观念，是被肯定、突出的，其实也适以表明“关汉卿虽然支持被压迫妇女以恪守贞洁反迫害，但对于贞洁观念本身对妇女的毒害，却缺乏认识。”

窦娥与张驴儿父子发生矛盾冲突时，她用以还击的武器也只有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贞洁观。在公堂上，如果窦娥一遭拷打，马上就招认，剧情则将沿着酷刑连系冤狱这一主线发展。而窦娥却敢于推到欲行无理的张驴儿，敢于在公堂上据理力争，血肉横飞也不肯招认。只有当黁管桃杌要对婆婆用大刑时，她才抢先招认。窦娥被送上断头台去餐刀，最致命的一点是张驴儿看出了窦娥对婆婆的“孝”心。只不过他利用桃杌手中的权力得逞。假若桃杌儿不是“一个昏官庸吏中的一员，欺软怕硬，草菅人命，想的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作为思想，那么窦娥的死也是可以避免。作者写桃杌的目的是进一步将张驴儿的无赖形象树立的更“光彩”一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明白一个弱者是怎样被一个无赖所毁灭的。窦娥的冤也就突出来了，是“弱势群体的孤立无援和官府的不作为”加速了美灭亡。一个年轻的生命被冤杀，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被残害，这是“节”、“孝”冲突的必然结果。

三、封建节孝对窦娥的吞噬

在“节”与“孝”的矛盾冲突中，窦娥实难两全。窦娥选择“孝”，选择了死亡，窦娥的死成了“节”冲突的必然结果。其实，窦娥是封建主义“节孝”所吞噬的。

（一）、窦娥对封建节孝的盲从 罗丹曾说：“美，就是性格和表现。”窦娥作为一名弱女子，面对社会的不理解，她始终按照社会认为善的去做，可见其悲剧的必然结局。“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孝，一个贞。也正是由于“言辞须应口”，窦娥最终被官府所杀，而当时官府在百姓眼里是道德准则的执行者！恩格斯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窦娥的悲剧正是她坚持当时的道德准则，而执行者却将她杀害，这就充分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和丑陋。

对于窦娥，她的死，甚至死后都没有怀疑和后悔自己的选择，并认为这一系列的不幸是自己的命，认可现实的安排。窦娥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封建社会所毒害所吞噬，反而以自身的遭遇来劝今人早将来世修。“在窦娥的那个时代，出身于一个穷酸知识分子家庭，又是一位受社会压迫最深的弱女子，窦娥被毒害到那泯灭人性的伦理道德规条要求自己，自觉地维护这些伦理规范，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是非常普通正常的。”把窦娥说成是反封建的形象拔高了古人。马克思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念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她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自小受腐儒父亲“三从四德”之类的教育，窦娥已经将没有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规条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并自觉地去遵守去维护，把这些道德条规看得胜过生命。

“一个人可贵的不仅在他确立了正确的道德标准，还在于他对这个自己做人原则的坚持与执著。”在《窦娥冤》中，窦娥的性格是善良、刚强。“我将这婆侍养”是是她善良的表现；“我将这服孝守”是她刚强的主要表现。她性格中的刚强使她具有了个性的美，促使她坚持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标准，也是这种执著与坚持造成她的悲剧的内因。

（二）、封建节孝对窦娥的吞噬

窦娥上法场时责问天地鬼神的那支[滚绣球]很有名，向来被人们认为这是窦娥反抗精神的最好体现。“标志着一个善良妇女遭迫害之后彻底的觉醒。”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与声讨。”其实不然，这恰是她对自己守节行孝反遭冤抱屈的困惑不解。窦娥虽然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对封建官府清醒的认识，但不能算是彻底的觉醒。第四折窦娥鬼魂向窦天章诉冤时愤然宣称：“那厮乱纲常合当败。”张驴儿、赛卢医被缉拿归案，窦娥扬眉吐气地宣告：“今日官去衙门在。”从中不难看出，她对“纲常”、“衙门”是肯定的，并未对现实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她也由此把自己的冤情归为“这的是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五个不冤哉”申冤后，她却又殷殷交代窦天章：“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杂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她对王法意识的觉醒：“只限定于和她自己直接相关的人和事的道德判断，”她痛恨的是造成自身冤死的桃杌这样的“滥官污吏”，对于纲常秩序的封建制度，她是向往的。

窦娥作为古代中国普通妇女，如果说她反抗官府，对官府持否定思想，她是不到的，她把自己的冤屈归为“命”。她的反抗“停留在个人层次上”她对官府的控诉，不像控诉倒像说道理，前提是肯定官府。如果窦娥有反抗精神，那也正如她自己最后对父亲所说的，只不过是为了“把屈死的招伏罪名儿改”。可见，腐朽堕落的封建伦理道德、节孝观念对于窦娥来说已不再是外在的社会规约，而是完全内化为她的道德、伦理意识，成为她行动的坐标和指南。窦娥必然被封建节孝所吞噬。

综上所述，从《窦娥冤》全剧看，作者以喜剧为武器，塑造了一个以“节孝”为武器的典型形象。作者树立起一个以“节孝”自诩、自慰的典型，然而这个自觉充当起“节孝”的卫道士却被其提倡者所毁。可以说，社会政治体制的压力和身处封建社会道德准则之中无所适从，是造成窦娥这一弱女子悲剧的根本原因。窦娥从小就深受封建家法“三从四德”的影响。在成长过程中，她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封建伦理道德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她自觉地遵守封建道德，心甘情愿地在“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的律条下过着苍白而单调的生活，但是社会并没有成全她。她恪守贞洁，却为恶人所斯；她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那个社会的伦理准则，却不被那个社会所理解。

在我们今天看来，贞洁观念当然是一种腐朽堕落的思想观念，理应被人们所摒弃和批判。但是，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却是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普通妇女，她只能按照她的那个时代，她那种身份去思考，去行动。窦娥之所以毫不动摇的选择了“从一而终”的封建信条作为自己行动指南，有“节妇”、“孝妇”虚名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万恶的社会逼的她步步就范。对于窦娥身上的节与孝，近年来，有人认为她显示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她的抗争决不是维护自己的贞洁，更重要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严”。窦娥的节孝“不是姓‘封’，而是姓‘人’。”这些观点，今后值得深入研究，也许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窦娥这一形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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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女性职场形象礼仪

女性在职场最重要的资本是什么?据调查统计40%的白领人士选择了能力，之后依次为容貌33%，关系14%，学历8%。金钱和职位各占1%。没想到女人的容貌居然占有这么高的地位。职场女性精心打扮，时刻注意自己的仪容，让自己更加赏心悦目，非但不肤浅，还是一件相当实用的事情。

1、服饰与颜色的搭配

一个人和颜色有特别大的关联，一个人穿得再名牌、东西堆饰得再多，如果颜色不对，搭配得乱了，人们就会评价“这个人好像挺有钱的，但挺土”。色彩是管理人的品位的，和谐了你身上的多色组合就漂亮了;不和谐就紊乱、不舒服、显得品位低下。

服装的风格和特征往往首先是通过色彩的视觉幻想形成的，合理而和谐的色彩组合常常能带来奇异的视觉效果，令人耳目一新。一般来说，颜色有深浅和冷暖之分。深色显得安定、沉着，浅色显得文雅、大方;冷色显得沉静、严肃，暖色显得热烈、奔放。各种颜色如果搭配得当，能够把你打扮得更加妩媚动人。

主色调服饰搭配：这种配色可采用各种对比色，但要确定一种起主导作用的主色。主色应与整套服饰及基调相一致，主色在整套服饰中应占大比例的面积或较重要的位置。辅色的选择也要符合服饰的全体基调。

同种色搭配：这是一种最简便、最基本的配色方法。同种色是指一系列的色相相同或相近，由明度变化而产生的浓淡深浅不同的色调。同种色搭配能够取得端庄、沉静、稳重的效果，适用于气质优雅的成熟女性。但必须留意同种色搭配时，色与色之间的明度差异要适当，相差太小，太接近的色调容易相互混淆，缺乏层次感;

类似色服饰搭配：所谓类似色系指色环大约在90度以内的邻近色。如红与橙黄、橙红与黄绿、黄绿与绿、绿与青紫等都是类似色。类似色服装搭配变化较多，且仍能获得协调统一的全体效果，颇受女性青睐。

2、服饰与体型的搭配

身材匀称的人穿各式服装都会有较好的效果，而对于体型不完美的人，在着装时，可借助服装不同的款型，弥补体型的不足之处。

人的体型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o体型：o体型的人臀围较大，胸部与腹部明显突出，体内脂肪堆积，外观体型呈圆形。这种体型的人在搭配服装时，要穿着有延伸感的服装，以拉长体型。衣服的下半部不能膨大，不宜穿着紧身的服装;

h体型：h体型的人直腰臀高，缺乏女性凹凸的曲线美。在搭配服装时要强调衣服的比例，避免突出粗直的腰部;

a体型：a体型的人上身较瘦，臀部较大、腿粗。在搭配服装时要强调女性的成熟与典雅，不宜穿着短裙或短裤;

x体型：x体型的人胸部高、腰部细，宜穿软质料的服装，服装款式应简洁大方。

3、服饰与质地的选择

一个人皮肤长得特别嫩，一定感觉穿特别粗糙面料的衣服不好看，一个人皮肤不那么嫩，如果去挑战特别好的光滑的好料子，如绢、丝等特别细腻的料子会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粗糙，这是质地关系。

职场女性购买服饰温馨提示：

买衣服之前要先打理衣服，不要先急着买。一个人因为社会角色的不同，在一生当中你的衣橱是不同的。真正科学的衣橱法则是东西并不多，但要和你现今阶段所要出现的场合吻合。

比如一个职业女性，5年之内没有换职业的打算，平均每个月在办公室、参加会议、来访、访问占60%都是职业装，参加活动占20%，有10%私密约会，那时候的衣服应当有女人味不能太职业，休闲时的衣服需要10%。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职业想好需要的衣饰列出来，列好后你就开始打理衣柜。

职业女性饰品佩戴礼仪

饰品不是多多益善的，要和场合有关，运动时戴一两个就行了，参加晚会可以增加饰品的点数。穿很朴素的颜色，可以增加饰品。点数如何数，凡是身上闪亮的东西包括指甲油、鞋上的装饰物都算饰品，离开3米远能看到的醒目的东西，戴着花、衣服扣子、鞋前面有特别醒目的装饰物也是点。

3个到5个是一般装饰物，适合在职场上班。5个到八九个左右是比较多的装饰物，如果要到10、11个左右需要到最华丽最隆重的场合。有的人参加晚会只戴一个最大的花，一个就相当于11个的效果，点数和大小、引人注目度有关，戴一个大的胸花就相当于七八个。

第五篇：水浒传中女性形象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它集纳、吸收了民间传说与平话中水浒英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梁山起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广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复杂的生活面貌，塑造了林冲、鲁达、武松、李逵等一系列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鲜明形象。它的韵味的确可谓品之不尽。例如：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它在历史上为何多次遭到查禁？宋江的招安路线该如何评价？水浒英雄的许多行为举止，尤其是他们动辄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该如何看待？难道所有的水浒英雄都不得不上梁山吗？水浒英雄到底是贼寇还是走投无路的被压迫阶级？他们所谓的“义”和“忠”是可取的吗？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们南征方腊的举措？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之说，为什么？……..可以说，每当阅读一次，对以上诸多问题都会产生新的看法和感受。我想，作为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魅力也许恰恰就在这里。《水浒传》主题内涵的不一而足和百家争鸣的历史和现状，正是《水浒传》由一部小说而演变成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成一门被专门研究的学术的根本原因。在此，本人想简单地谈一谈该书对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水浒传》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她们大多都是美丽的，然她们全部又都是丑陋的，在我看来既美且丑是《水浒传》绝大多数女性形象共同的特点，而丑陋又是她们最主要的特点。根据作品的描写，她们的美似乎都是外在的，而她们的丑主要是内在的，可以说，作品中的主要女性都丑不忍睹！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另一半，对人类的繁衍、发展和进步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作者为什么会如此塑造女性形象呢？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本人以为，从该书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来看，我们应当看到作者的主观思想对作品中的女性都赋予了原罪！可以说，她们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她们的性别。下面，我就这个主题重点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水浒传》女性人物分类的问题；第二是《水浒传》女性形象塑造分析；第三，试谈一下作者如此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

一、《水浒传》女性人物分类的问题 《水浒传》的女性人物很多，主要的有：林娘子、潘金莲、潘巧云、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李师师、王婆、阎婆惜等。这些女性形象我认为可以分这么几类，第一类是上附天罡地煞之数的梁山三位女英雄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第二类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四个淫妇，即二潘，一个是《水浒传》中最主要且最著名的女性形象潘金莲，还有一个是杨雄的妻子潘巧云。再就是阎婆惜以及卢俊义的夫人贾氏。第三类是京城名妓李师师。第四类是《水浒传》里面描写的一个贞节的女性，林娘子。第五类就是面目可憎的王婆。此外还有其她一些女性形象，比如张督监家的丫鬟玉兰，还有那个面目不太清楚的阎婆惜的母亲阎婆等等。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这几类人物各自的分量，也就是做为一个艺术形象是不同的。当然，对《水浒传》女性人物形象分类的观点很多，比如徐江博士在CCTV-10《百家讲坛》栏目演讲时将她们分为三类，即第一类自然是梁山的三位女英雄；第二类是四个淫妇；第三类是贞节的女性形象林娘子。然而，面目可憎的王婆在《水浒传》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被塑造得非常真实而成功的女性形象；李师师尽管形象不太丰满，但在整个《水浒传》中，她出场的频率及对情节发展的作用是很有分量的。我以为，此二人情况特殊，应各为一类的好。因为，李师师做为京城名妓，她和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贾夫人完全是两回事，不能相提并论；而王婆，不但无外在之美，且其内心也极其丑陋肮脏。她对家长里短异乎寻常的热心、她对别人（尤其是对青年男女）心思过分的好奇和揣测、她对钱财的贪婪（如不断向西门庆加码索要）、她损人利己的品行、做牙婆的下贱本事和手段以及在作品中那“高超”、“精彩”的表演都使她与《水浒传》中的其他女性俨然有别。王婆灵魂的丑恶可以说，在《水浒传》所有的“坏女人”中是登峰造极的。她是一个非常真实、丰满、鲜明的艺术形象，是一个以那种方式牟利的社会闲人。作者将她塑造得很典型，所以完全有资格单列一类。

二、《水浒传》女性形象塑造分析 《水浒传》中主要的女性形象都是美的，又都是丑的（王婆除外）；美的是她们的花容月貌，而丑的那一面却情况各异。根据作品的描写来看，或品行、或感情、或职业、甚至是因为美貌本身所至。首先谈一谈最热门的人物和话题——潘金莲。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金莲不肯依从，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妆奁，不要一文钱，白白地嫁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潘金莲的美貌和婚姻使清河县的浮浪子弟们感叹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我们再通过武松的眼睛看看她。兄弟重逢后，武松来到哥哥家，“只见芦帘起处，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武松看那妇人时，但见：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如果抛开作者描写的褒贬色彩偏向，我们不得不承认，潘金莲的确生得很是美貌动人。那么，她最后为什么堕落了？丑陋了呢？或者说潘金莲的美为何最终死亡了呢？我认为《水浒传》中许多女性的美的诞生本身就注定了她们的美的死亡！何以如此？罪恶的世道环境和作者的主观思想早就注定了她们的命运。对她们而言，出淤泥而不染，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之又难！她们的美丽一旦诞生，可以说，就是以死亡为目的的。我们从潘金莲之“宁嫁武大郎，也不从张大户”的选择上可以判断出她的基本品行，她还“颇识些礼数，又作的好针线，烧得好菜，”用她自己的话说，也是“响当当的婆娘！”；用今天的话来说，她也是既有本事又有自己活人的原则和理想的。很可惜，她被张大户残酷地惩罚式地嫁给了武大——如果潘金莲嫁的即便不是武松似的英雄俊男，哪怕是一个身材相貌正常的普通人，而不是“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一个侏儒，按潘金莲的基本品行分析，我想她不至于走上与西门庆私通，乃至于毒杀亲夫之路的。浮浪子弟们的骚扰罪不在她；世道的险恶不公、潘金莲的美貌动人和武大郎的弱小无助，都决定了兄弟重逢前他们夫妻坎坷的际遇。即便这样，她还是整天足不出户，与武大郎过着安生的日子。武松的出现唤醒了潘金莲沉睡的心灵，使她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命运的极大不幸；从而使她不断自觉地审视自己所得到的极不人道的婚姻家庭生活，并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改变或者哪怕是一点点的补偿。潘金莲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武大）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是她在此后的时日里对武松问寒嘘暖，操持饮食，无微不至的伺候含有了别的心思，以至后来发展到多次挑逗武松。然则，武松自小没了爹娘，由哥哥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他视兄若父，与兄感情笃深；再加上武松是极重义气，名播江湖的打虎英雄。无论从个人情感、家庭伦理，还是社会道德而言，拒绝是他必然而唯一的抉择。且不要说是他的嫂嫂潘金莲了，哪怕是一个不相识的人的浑家，按照武松的性子，都是万难从命的。潘金莲尽管必然地遭到了武松的拒绝，但被唤醒了的心灵再也未能就此甘心。失落的痛苦从此开始咬噬她的内心，同时也使以后她的堕落成为可能。后来，武松因公事出差东京数月，王婆贪贿说风情，从中牵线，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西门庆跟潘金莲一段苟合之事。潘金莲的越轨行为本不至于丧了武大郎的命，但武大和郓歌一起捉奸，致使武大被西门庆一脚踢伤，这就完全改变了他们一干人命运的发展方向。在武大郎养病期间，王婆出了个最坏的主意，并在王婆和西门庆的操纵威吓下，潘金莲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毒杀了亲夫武大郎。我们也可以看到，潘金莲最初还是有追求的，而张大户的垂涎和报复、所嫁非人的不幸婚姻、心灵的觉醒和欲望的膨胀、外人的挑唆和威逼，终使她一步一步走向了深渊。尽管武大郎说潘金莲“颇识些礼数”，但是一个使女出身的人，大概也不识几个字，没有什么见识的，也许是自然属性高于她的社会属性，本能压倒了理智，所以最终走向了毁灭。潘金莲的毁灭是美的毁灭，是古代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抗争命运，反抗男权社会的一次挫败，客观上是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吃人本性的一次大暴露，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其次，我们以扈三娘、孙二娘为例，分析一下《水浒传》里的女英雄形象。梁山上三位女英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扈三娘。因为扈三娘漂亮、美貌、英武，武艺好生了得。但在《水浒传》中，对梁山三位女英雄的描写，虽然给扈三娘的笔墨最多，出场次数也最多，表现也最英雄，功劳也最大，却是一个被丑化了的很不成功的文学形象。为什么要这样说？扈三娘是毫无是非观念的。本来扈家庄和梁山已经结盟了，但是李逵把她一家全部杀光，只逃走了她的一个哥哥，结果扈三娘一点反应都没有。按理说，她和梁山有血海深仇的，可宋江让她嫁给王矮虎，她居然就答应了。同时，“一丈青”，自然个儿是特别地高，王矮虎又是特别地矮，而且王英人品又特别恶劣，但扈三娘居然就能跟他结合。这就是对她的形象丑化。另外，在整个水浒英雄的功劳中，扈三娘功劳显著。她阵前交锋，当场活捉敌将最多，一共三个，而且三将都是108将之数。林冲英雄盖世，也就捉了一将，扈三娘。但就这样的赫赫战功，排座次的时候她竟然居地煞星第23位，整体排名59位。而她活捉了的她那个不中用的丈夫王英却在她前边，居第58位；她阵前活捉的两位将军，郝思文，居第41位，彭玘居第43位，都比她高出许多位。梁山英雄排名是大有深意的，而对扈三娘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说明了什么呢？也许只能从作者的态度里找答案了。扈三娘的确长相美丽，武艺高强，战功赫赫。但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扈三娘却是个没有性格的哑美人。金圣叹批评《水浒传》说，该书写一百八人有一百八种性格。但对扈三娘除了概念化地介绍其长相、武艺和战功外，再没有作细致地刻画。她甚至是个哑美人，她上梁山之前跟上梁山之后只说过一句话，还没出声。那就是她跟王英对阵的时候，王英一看她漂亮，在马上就有点下作，所以扈三娘在抓他的时候就说了“这厮无理”四个字。从此以后，扈三娘一句话没说。她在水泊梁山上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只以宋江义妹的身份，可以说是下嫁王英。因为从人品、形象、武艺上，王英跟她都不匹配。女人一丈青，高个儿，漂亮；而男人王矮虎（王矮虎全名叫矮脚虎），他个儿低，主要是脚短，最丑。宋元人说的脚就是腿。再说，扈三娘的结局也是莫名其妙的，写得没有一点点英雄气。在征方腊这一战里，梁山好汉一共折了59位，战死59位。但是别人的战死都是正常的交战，当阵阵亡，中伏兵遇难，重伤不治而死，或者是被俘而杀。只有扈三娘夫妻死得莫名其妙。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王英是跟郑魔君做战，郑魔君使出妖法，王英一看云中有一个金甲神人，于是大惊失色，一不小心就被对方一刀砍于马下。扈三娘一看要给丈夫报仇，拍马冲上前去，被郑魔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死去。为什么在阵亡的59位好汉里边，作者对57位的结局描写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就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说，不管《水浒传》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重墨浓彩，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她都是单薄的，可以说没有性格可言。她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能征惯战，美貌佳人的符号而已。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另外一位女英雄就是孙二娘。她是黑店老板娘，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母夜叉。她的形象是什么样呢？在武松眼中，“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这是她的衣着。她的身体呢，“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而且母夜叉跟她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倒过来的。孙二娘的丈夫武艺没她高强，而且这个店也不是姓张，而姓孙，为什么呢？因为孙二娘的黑店是祖传的，她父亲叫山夜叉孙元，在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菜园子张青跟孙二娘这样的关系里边，是以孙为主，以张为副。但是这个形象的作为，很难叫人接受。孙二娘开人肉铺子、卖人肉包子，曾害过许多客商的性命。武松、鲁智深都是在她图财害命的过程中认识的。她当年曾经用蒙汗药麻翻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身材高大，也是一个英雄了得的人物。武松前后两次到十字坡，都看到孙二娘的黑店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可以说，孙二娘是一个有见识的、娴熟于江湖黑道的、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这样的“好汉”是起义的农民吗？她不仅是丑的，而且是恶的。任何一个朝代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恐怕都是要法律追究的。最后，再简单地说一说其他几个水浒女性。一个是林娘子。林娘子表面上看来被描写成了一个贞洁女性，而且长得十分美貌。而实际上，作者早就把她丑化了——她被描写成了“祸水”——是林冲不幸命运的唯一根源。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武艺盖世，社会地位不低。高衙内看上了林娘子，于是厄运便连连落到了她丈夫林冲的头上。先是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遭毒手；后是火烧草料场，被置之死地，逼上梁山……尽管林娘子主观上没有一丝的邪念，她是《水浒传》里唯一干净的女人，但是作为林冲的不幸遭遇的唯一起因，她的美招致家庭悲剧的诞生。这使她的形象在客观上被否定了！同时，作者的观点也很明显。可以说，叫人很不忍心看到的客观上实际存在的林娘子的“丑”是她的美本身导致的。再一个就是潘巧云。作品对她的描写也比较简单，只是概念化地把她写成了一个淫妇。至于她何以如此？作者并未作细致地刻画。她的淫荡，似乎只是为了让杨雄上梁山落草而设的局。潘巧云其实没有可杀之罪，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悲惨的结局。阎婆惜原本只想和宋江过一种相互斯守的小日子，由于宋江对她的存在持一种冷漠无视的态度，最后才导致她红杏出墙，命丧黄泉。总之，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水浒传》里的女性形象除了王婆外，都是非常单薄的，更加可惜的是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还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卢俊义的夫人贾氏，或者是贞节的女性，林娘子，她们大多数都生得美貌，但她们全部给读者感受到的实际形象或客观效果都是丑陋的，结局大都是非常悲惨的。这些美丽的女人在作品中的所作所为和人生悲剧，实际上否定了整个的中国古代女性！这是极其违背生活真实的，也是极其不公正的！我认为，作者的这种创作思想和态度应该受到批判！

三、作者如此塑造女性形象的原因探析 为什么《水浒传》要如此塑造和安排这些女性形象呢？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由作者的思想局限所决定的。施耐庵（约1296—1330），元末明初小说家。字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属江苏）人，也有人说是钱塘人。关于施耐庵的生平记载，历史上可查到的资料很少，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施耐庵是在《宣和遗事》一书及民间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被金圣叹称之为“六大才子书”之一《水浒传》的。由于作者资料很少，我们缺少了探究水浒许多秘密的钥匙。但根据作者对女性的描写情况，我认为，处在改朝换代的大**中的施耐庵很可能由于家庭的不幸被女人伤害过，比如缺少母爱、被妻子背叛等等。这使他对女性产生了一种心理病态般的仇视和歧视。所以，水浒里几乎没有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林娘子是祸水，一丈青无是非观，孙二娘是开黑店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顾大嫂成了杀人狂；二潘、阎惜、贾氏自不必说，就连张督监家的丫鬟玉兰也散逸着作者对女人浓厚的不信任感。她们要么是祸水，要么是妖魔，要么是淫妇或长舌妇，总而言之，就不是慈母、贤妻和好女儿。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安排先天性地充满了悲剧，那侏儒娶美女，巾帼嫁色狼等一系列古怪离奇的婚姻安排，教人不得不相信，她们之所以丑陋，是因为她们的性别。可以说，作品中的女性刚一登场，就已被赋予了原罪！——想一想，在那就连平头百姓也都非常注重家声名气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作者甚至给累世官宦的河北玉麒麟也安排了一个毫无德行的夫人。这叫人如何相信？可以说，作品客观上透露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如何对待女性上，施耐庵与《水浒传》里的张大户几乎有着相同的想法。作为同时代的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同样塑造了刘、关、张、赵、孔明、周瑜、孟德、孙权等无数英雄形象，但我们就未见一个被污蔑的女性——从貂禅到孙尚香，从汉宫太后到吴国太，她们都是那么的真实可亲——而《三国演义》所表现的思想主题和英雄主义气概，都是《水浒传》不可同日而语的。看来，即便是施耐庵生活的时代，并非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持有他那样奇怪而落后的妇女观，鸿篇巨制更不一定非要以荼毒女性才能诞生！所以，“水浒”女性观的主因无疑是作者的主观思想在作祟。第二个原因，就是创作的需要。为了突出刻画武松这位古代英雄智、勇、力、义等一些美学特点，作者便设计了“打虎”、“杀嫂”、“斗杀西门庆” 等一些精彩篇章，也就根据需要塑造了潘金莲这么一个淫妇形象；为了让杨雄上梁山，又粗糙地突然地描写了一个符号般的潘巧云……人到中年、达官显贵的夫人贾氏被写成了与家仆私通的淫妇，可以说是最不具有生活真实性的了。然而，为了绝卢俊义落草的念想，还就这么安排了！可以说，为了梁山聚义，为了塑造“英雄”，施耐庵把《水浒传》中所有的女性就这么或深或浅（指人物塑造）地胡乱豁了出去。第三，《水浒传》集体创作的性质决定了书中带有浓厚的传统的、世俗的妇女观。施耐庵是在《宣和遗事》一书及民间口头传说、话本、杂剧中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了《水浒传》的，所以，群众的、剧作家的、说书艺人的世俗观念、传统观念和封建思想必然渗透其中。我们知道，从文化上说，信奉儒教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她们只被视为累赘、物品和工具。再加之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观”，更使她们遭到普遍地轻视和歧视。那么，文学作品中根据写作的需要，随意拿女人设局是很可能的。在整个的明清小说创作中，“纣王亡国妲己担罪，幽王昏庸褒姒为祸”的观点和描写是非常普遍的。而《水浒传》对女性的歧视和污蔑尤甚！总之，《水浒传》的妇女观是非常落后的，它没有塑造出一个正面的女性形象。《水浒传》中的女性即便是被描写得美的一面，也是被阴险地用于功利目的，即为了反衬她们的丑和恶（同时反衬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而她们许多的丑和恶，很明显是被有意涂抹上去的。这些女性之所以遭到如此的厄运，主要因为她们的性别。性别使所有的水浒女性都被赋予了原罪，因此她们的命运也就全部惨不忍睹了。《水浒传》的妇女观应该被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