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悲剧

第一篇：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悲剧

父权制度下的女性悲剧

摘 要：美国犹太作家艾•巴•辛格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批性格多样?p命运多舛的女性人物，文学评论界对于这些女性形象褒贬不一，有些女性读者甚至指责辛格是一个“厌女狂”。本文拟就从辛格的短篇小说《女扮男装求学记》和《已过世的小提琴手》中的两位知识女性的遭遇来分析在父权制度下知识女性不可避免的悲剧，并最后得出结论：辛格本人并没有什么“厌女症”，他只不过是通过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二战以前东欧犹太社会女性所处的境况。关键词：艾•巴•辛格；知识女性；《女扮男装求学记》；《已过世的小提琴手》 艾•巴•辛格是坚持使用意第绪语写作的著名美国犹太作家。他于1978年以“洋溢着激情的叙事艺术，不仅扎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中，而且反映和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的作品中，辛格创造了一批性格多样?p命运多舛的女性人物，但是文学评论界对于这些女性形象却是褒贬不一，特别是有些女性读者甚至指责辛格是一个“厌女狂”。对于这样一些批评，辛格自己在一次访谈中表示难以接受：“有些女人谴责我，说我恨女人，你知道，就像有些把所有非犹太人都看成反犹分子的犹太人一样，解放了的女人几乎怀疑所有的男人都是反女权主义者。” 在其创作过程中，辛格一直主张要“自然地写作”，写出自己的“根”。这里的“自然”，指的就是遵照犹太生活的原本状态来塑造人物形象；而“根”就是指犹太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本文拟就从辛格的短篇小说《女扮男装求学记》和《已过世的小提琴手》中的两位知识女性的遭遇来分析在父权制度下知识女性不可避免的悲剧，并最后得出结论：辛格本人并没有什么“厌女症”，他只不过是通过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二战以前东欧犹太社会女性所处的境况。遵照犹太传统，只有男性才能够学习《托拉》等犹太经典，而女性则应该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一些犹太学者坚信，虽然女性在某些场合(如家里和菜市场)表现得很机灵，但她们仍然缺乏研习犹太经典的能力。《塔木德》中有言“凡是教女儿《托拉》的人犹如教她淫秽”，“宁可把《托拉》烧掉也不能传授给女儿，女人只适合使用纺锤而不宜为学”［1］ 尽管如此，《女扮男装求学记》中的陶德罗斯先生却教他的女儿燕特尔研习《托拉》。陶德罗斯先生长期病重卧床，他带女儿就像儿子一样，通常让燕特尔闩上门，拉上窗帘，与他一起研读、辩论犹太经典。学习之余，陶德罗斯还经常跟女儿讲许多关于神学院、拉比和文学家的故事。燕特尔聪慧异常，对父亲所讲的内容领悟得快而且十分感兴趣，她“脑子里装满了犹太法典的辩论、问答和名言警句，”所以陶德罗斯经常称赞女儿：“燕特尔，你有男子的灵魂。”［2］父亲死后，家里就剩下燕特尔一个人了。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但是她的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呐喊：“不！”“婚礼一完，一个女儿家会是怎样呢！她马上就得开始生儿育女，婆婆就要对她耍威风„„”［2］燕特尔除了《托拉》，对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但是，按照当时的习俗，女人是不能研习《托拉》等犹太经典的。因此，燕特尔剪掉了辫子，穿上了父亲的衣服，改名安舍尔，女扮男装去当时只有男孩子才有权进入的神学院学习。在拜切夫神学院，安舍尔(燕特尔)认识并爱上了同学阿费格多。但由于身份“特殊”，不得不把这份爱情深深地埋藏进心底。燕特尔一开始认为穿男人的衣服只是在表面上掩盖了她的女儿身份，她之所以男扮女装是因为她太热爱学习犹太法典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自己的心理也在发生着变化。她变成了燕特尔和安舍尔的混合体，既是女人，又是男人。作为燕特尔，她慢慢地爱上了阿费格多，这份爱体现在她平常对阿费格多的体贴关爱中：每天早上为阿费格多买一块荞麦饼，为他缝上掉了的扣子，还送给他各种各样的礼物。而作为安舍尔，她渴望学习犹太法典，一天也离不开书和神学院。虽然燕特尔下意识知道自己是个女人，但是她的心却变得不那么肯定。每当到了晚上，“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一起涌上心头，使她几乎发疯„„ 在梦中，她既是男人又是女人，既穿着女人的紧身围腰，又穿着男人带穗饰的大褂子。”［2］ 辛格在一次访谈中曾谈到过角色模仿(role??playing)：“角色模仿具有很大的魔力„„生命本身就是一出戏„„我们穿上衣服，以为衣服就代表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总是用我们所穿的衣服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当你戴上面具的时间足够长时，面具就成了你的脸。”［3］燕特尔一方面因一心想学习犹太法典而不能恢复自己的女儿身；另一方面，也因长时间女扮男装，精神上承受太多的苦难而无法恢复自我了。正如她对阿费格多所说：“我既不是男的又不是女的。”万般无奈之下，燕特尔选择了放弃，离开阿费格多和拜切夫神学院，将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永远地放逐。我们在感叹燕特尔的无奈的同时，不禁要追问造成她这样一个结局的原因。伍尔芙在她的《自己的一间屋》中通过杜撰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朱迪丝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朱迪丝拥有最敏捷的想象力和对戏剧的特殊爱好，但由于她是一个女人，得到的只有别人的轻蔑和嘲笑。最后“她的天赋折磨着她，使她发狂”而在一个冬夜自杀了。朱迪丝和燕特尔都是父权社会中饱受性别和天赋之间矛盾折磨的女性代表。探究造成她们相似的悲惨命运的原因时，伍尔芙质问：“当诗人的心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时，又有谁能估量出其中的炽热和狂暴呢？”燕特尔的性别要求她要和面团、做布丁、生儿育女；她的天赋促使她不断地学习犹太法典。在违背了自己的心灵以后，燕特尔从一种疯狂进入另一种疯狂。其实，燕特尔所要的不过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与其他所有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即使在她向阿费格多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他们仍然继续学习和讨论《托拉》，就像大卫和约拿单一样。“虽然他们性别不同，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是同一类型的。”［3］但是由于当时犹太传统对于性别角色的狭窄规定，燕特尔既不能成为一个女人，也不能成为一个男人。她的天赋在犹太社区得不到人们的接受和肯定，只能成为压抑在心中的“炽热和狂暴。”本来燕特尔接受教育、追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理想的自我，结果却是自我的失却。在《已过世的小提琴手》中，女主人公利伯•燕特尔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她聪慧过人?p有热情的想象力?p对周围的人和事物有独到的见解?p对自己的命运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期望。她不屈服于犹太传统的规定，不愿意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甘心一辈子伺候丈夫、生儿育女。在她被迫定亲的当天晚上，两个鬼魂(dybbuks)先后附在了她的身体里。被鬼魂附体后，利伯•燕特尔完全变了一个人，从一个高雅纯洁的犹太女儿了变成了一个才华四溢的女性。在他的小说创作过程里，辛格频繁地使用鬼魂、魔鬼和其他超自然的事物，他对此的解释为“这种手法让我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比如说，通过使用撒旦和魔鬼作为象征符号，我能够简洁地表达很多方面的意思。这是一种精神的概括，让我在写作中有更大的自由。另外，在我看来，魔鬼和撒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情世故。我不会说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人们魔鬼是怎么做的。魔鬼象征着我们这个世界，象征着我们人类和人类的各种行为„„”在《已过世的小提琴手》中，辛格就借用鬼魂来揭露犹太传统中教条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的不人道行为。利伯•燕特尔是“被女人的躯体所拘囚、所纠缠”的颇具天赋的女性，只有假借鬼魂才能使村民们接受她无穷的创造力、超高的语言天分?p非凡的音乐才华而不至于使自己被逐出犹太教。有了鬼魂的身份作掩护，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她之前想做却不能做的任何事情：说下流话、嘲弄自己的父母亲、诅咒和侮辱村里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给村民们起各种各样的绰号、甚至侮辱圣人、亵渎上帝等等。她说她隔着一里路就能闻到男人的气味；她喝白兰地酒就跟喝白开水一样；她把神圣的护身符说成是“神圣的厕纸”；她“扯下内衣露出自己的私处”；她“高唱下流的歌曲和士兵们的小调”；她还背诵《托拉》中的名言警句；她讲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并且充满音乐性。”［2］ 利伯•燕特尔在她的订婚之夜被鬼魂附体是意料之中的一件事。她平时喜欢广泛阅读各种故事书、喜爱思考，平素总是一个人在非犹太人居住区散步。与其他的犹太女孩相比，她对这个世界有更深刻的世俗化的了解。就像辛格笔下其他的“开明”年轻女性一样，利伯•燕特尔鄙视犹太传统的婚姻。要想逃脱做妻子和母亲的命运，她唯一的选择就是鬼魂的世界。只有在鬼魂的世界里，她才能尽情地发挥她的所有天赋。“在16世纪出生的任何一位具有了不起天赋的妇女都必然会发狂、杀死自己，或者在村外的某个孤独茅舍里了结一生，半是女巫，半是术士，为人们所惧怕又为人们所嘲笑。因为只要精通心理学即可确知，一个试图将其才能用于诗歌创作的极有天赋的姑娘，一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和阻挠，并会被她本人的矛盾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结果她无疑会丧失健康和健全的神志。” 利伯•燕特尔拒绝嫁人，最后贫困交加，孤寂地死去。表面上看起来她被鬼魂附体的经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所有这一切的挣扎和吵闹没有为她天赋的发挥找到一条合适的渠道，但是她不服从犹太传统的勇气和她直言不讳对婚姻的拒绝是她对束缚自己的犹太传统的公开反抗。辛格所刻画这些女性都是敢于反抗传统的知识女性，她们聪明漂亮、有知识而且充满智慧，勇于追求知识，质疑和挑战男性权威并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深陷迷惘，但她们的勇气令人敬佩。通过对这些知识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辛格对于传统犹太社区无法容忍不愿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女性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编写《塔木德》的人不了解妇女解放运动。”辛格虽然没能为这些女性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他了解她们在追求理想人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些知识女性的深切同情。辛格并没有简单地把女性描写为“天使”或者“魔鬼”，而是将她们刻画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由此可见，辛格本人并没有什么“厌女症”，他只不过是通过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二战以前东欧犹太社会女性所处的境况。参考文献： ［1］ 梁工.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66.［2］ I.B.Singer.The Penguin Collected Stories of Singer［M］.U.K.：Penguin Books Ltd.1981：149??150，155，225??232.［3］ Woolf，Virginia.A Room of One’s Own［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57：165，197.作者简介：黄芳(1981―)，女，湖南新田人，硕士，湘南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第二篇：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浅谈《花凋》中的女性悲剧命运

《花凋》是张爱玲于1944年3月发表在《杂志》月刊第12卷6期上发表的一篇作品。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与《金锁记》、《倾城之恋》、《半生缘》等相比，《花凋》并不出名。但其中对于女性命运的描写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张爱玲是一个冷静的女性写作者，在《花凋》中，她以平淡的笔调向我们讲诉了一个少女的悲情故事。

《花凋》中川嫦的命运实质上是时代的缩影，其悲剧命运的根源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历史的潮流中，在男权为中心的重压下，文本力图重现女性的真实遭遇，即被压抑的现状，从而引起社会的共鸣。

郑川嫦的悲剧首先表现在其个性的被压抑。这种对其内心本能欲望的压抑是双重的。文本开篇以倒叙的手法写道“„„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二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墓志铭呀，这躺在墓中的女孩子生前必然是十分受人宠爱的吧？可是作者在此却笔锋一转，接着说“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那么又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曲„„”，文本中提到，“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在这种背景下，川嫦注定成为被忽略与欺压的对象。为了在家里生存下去，川嫦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本能欲望。她没有漂亮的衣服来装饰自己，穿的的姐姐们剩下的旧衣裳，甚至有时还得赤脚；她想要上大学，可是那对于她而言那只是奢侈品；她渴望一段真正的爱情，却因为一场大病扼杀在了摇篮里。生活在宗法父权下的女性，除了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任何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力和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很显然，我们的主人公川嫦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她的父亲是遗少，家里虽然拮据，却死要面子。“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可见，川嫦是没有机会取得经济独立的。没有经济的支持，自然就没有话语权。起初，我们可以看到，川嫦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在姐姐们都出嫁以后，川嫦并不忙着找对象，她希望她爹有了钱以后可以送她上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但依附于父权下的她，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在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是实现时，她的母亲，郑夫人已经托了大小姐为川嫦找对象。这也就有了后来的与章云藩的恋爱。在川嫦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女性在长期压制下被扭曲的思想，即便川嫦有着对更高理想——上大学的追求，但她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找个合适的人。在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下，川嫦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始终无法摆脱从属于男性这一传统。

其次是人性的自私与冷漠对川嫦的伤害。这不仅表现在她生病前的不得宠及受欺负。更表现在她生病后，周边人的态度。当川嫦缠绵于病榻时，她的亲人早已厌倦了这劳神又伤财的事。郑先生父母并非不爱她，只是这爱若与钱比起来就显得苍白无力不值一提。当面对川嫦即将逝去的生命时，“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可是听到要买西药时，他却舍不得了，生怕为她白花了钱而影响一家人的日后生活，甚至连她每天吃两个苹果也要发怒，因为他连养姨太太的钱都没有了。而母亲呢？因为怕给女儿治病让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竟忍心眼睁睁看着女儿慢慢地死去，她那有限的母爱终归抵挡不了金钱力量的冲击。文本通过这对川嫦周边人的行为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人性的自私与冷漠。而川嫦也因为明白这一点而觉得自己是拖累，最终在孤独中死去了。

爱情的悲剧色彩。文本说到，川嫦起初见章云藩的印象“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他说话也不够爽利„„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从川嫦对于恋爱对象的标准也可以看出，在饱受环境的折磨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男性的身上，希望藉此得以解脱。所以与其说川嫦最后是爱上了章云藩，倒不如说章云藩是川嫦在饱受压抑的生活中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在当时的背景下，章云藩是她尚心仪且唯一有可能的结婚对象。可就是这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那个曾对她说“我总是等着你的”的男人，在她病了两年后终是有了新欢。在得知章云藩有了新女友后，川嫦执意要见上一见，她的固执和任性令人叹惋。，相貌平平然而丰满健康的余美增小姐令她失望的同时又自惭形秽。此时章云藩已成为她心中最理想的爱人，她实在不甘心让另一位平常的女子日后再发现他的缺点。这一次会面给了她致命的打击，也让她彻底绝望了，这绝望其实是来自女性对男性和男权社会的依赖以及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正如张爱玲所说：“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川嫦的这种对男性的依赖以及自身的懦弱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

《花凋》为我们展现的是在男权社会里被放逐的女性无助的挣扎，她们因为被折断了翅膀而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只能在牢笼一样的环境里做无力和绝望的挣扎。

文本讲诉的是一个发生在悲剧时代的悲凉的故事，是女性自我意识毁灭的故事。文本无处不穿透着作家对于现代女性的人生感悟，但张爱玲也无法无法回答她们的出路在哪里，只留下忧伤的叹息。这是张爱玲的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困惑和悲哀。

第三篇：浅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浅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一种以独特的话语方式构成的小说文体新形式在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登上文坛，从一开始的“先锋实验小说”到所谓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新颖独特的文学创作之路，并被大家广泛喜爱，在这期间，苏童，马原，余华就是当时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家。

作为80年代后期的作家，苏童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已经显而易见，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式，同样的，在语言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到有一些明显的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大胆超越传统，用奇异的语言冲击着读者的审美这些特点也奠定了他在“先锋作家”领域的地位。苏童小说里的主题意识有很多，并且充满着许多触手可及的人文关怀，这些都是苏童对外部环境审视的一个切入点，其中女性的悲剧形象是最为突出并且十分鲜活，苏通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往往具有丰富的人性和文化的内涵，本文将从苏童对女性悲剧形象的描写，来探讨作品中流露出的男权观念的纠缠，以及对女性悲剧形象的塑造的当代现实意义。在男权意识依然为中心的当代社会，苏童创作这样的女性形象毫无疑问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这样的书写无疑对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的意义。

关键词： 先锋文学

女性悲剧形象

人文关怀

一、女性人物形象的设置

其实纵览作者的大部分小说，形象上最富有特点，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形象就是那些有点吵闹、机智、刻薄、尖酸、美丽而又淫荡的女性形象。也许是为了迎合时代的特点，大部分的形象都是对男性依赖性强，而又自我欲望爆棚，甚至宁愿将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依附于男性的身上，《红粉》、《妻妾成群》、《妇女生活》这些作品中经典的秋仪、颂莲、娴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十足的代表性并且在文坛上也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和悲剧的结局分不开。

《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作为新时代的女大学生，为了生存成为陈左仟的第三个小妾，为了争宠而明争暗斗，几个女人之间的对决也确实将人性之间的丑陋展现的淋淋尽致，结果生活也自然是荒淫无度，毫无道德可言；《红粉》里直接就是两个妓女的故事，他们即使是从妓院中逃了出来可是心里想的依然是要找一个男人，是男的就可以，老浦也好，冯老五也好，男人已经成为了她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样东西；再看《妇女生活》中的三代人，男性依附意识在娴、箫、芝三人身上都有着十分强烈的体现，一代一代的悲剧不停地上演，重蹈覆辙是每一代的命运，男人的不可靠她们当然都是了然于心的，但是义无反顾的向前冲也是心甘情愿的选择，最后的惨遭抛弃当然是必然的结果，在她们的世界里，荒凉的定义仅仅就是没有男人在身边，看似是男人葬送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坟墓是他们自己在走下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挖好，让他们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正是他们身上惯性似的倚赖意识。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低贱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来创造出一个个典型形象，从而将女性的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也正是这样的创作手法让我们对女性的群体诉求产生了重视。

二、女性悲剧主导原因

无论是在旧时代还是新时代，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男性的主导地位似乎从来就没有被动摇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权的文化色彩更是浓重，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价值判断大都是以男性为核心建立的，女性的存在也成为相对于男性来讲，现实的压力让女人成为了虚伪道德的保卫者，一些明明是对自由、平等完全合理的诉求到了女人的身上立刻就转变为背叛伦、违背道德的卑鄙行径。

在《妻妾成群》陈左仟的思想中，四个女人对于他来说连玩物都算不上，只能说是自己发泄欲望的对象而已，可悲的是四个女人似乎也没有真正的把自己当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只知道只有伺候好了面前的这个老男人，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自己才会过得更舒服一些。苏童通过《妻妾成群》的叙事，十分生动地诠释了在重压之下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悲剧命运已经变得更加畸形和变态。除了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形态的压迫，女人自身的性格特点对他们的悲剧名誉的形成也有十分大的关系，在这里很大的成分就是指金钱。即使在当今社会，金钱和女人也往往都是放在了一起出现，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相夫教子的家庭很难将金钱和女性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苏同笔下，对金钱的追逐往往女人的欲望更加强烈一些，这也就让本来就本来就遭人厌恶的女人更加无法翻身。

“女人都想跟有钱人，要也要不够”

这是在《妻妾成群》中，陈佐仟十分准确对女人本性的一句描述，当然，这不是所有女人的本性，但是在那个时代还是一语道出了贪婪就是女人本性，如果说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无法摆脱，不如说是金钱的对女人的诱惑太过强大。对男人的倚赖只是因为有金钱在背后撑腰；《红粉》中，是小萼的贪婪最终把老浦推向了一条不归路，在她们的世界中，金钱才是享受生活的前提，拥有金钱的方法就更加的简单，不过就是找一个有钱的男人，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就是肉体和金钱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有悲剧的产生也就并不奇怪了。

女人之所以伟大，很大成分上是女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替代的东西，就是“母性”，在以往的传统小说中，温柔贤良、相夫教子才是女性的代名词，但是在苏通笔下确实通过各色各样的扭曲、畸形的形象来揭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抛弃了母性最终导致悲剧的必然性，像《妻妾成群》中的颂莲为了恢复地位想到了生一个孩子，而完全不是由于自己内心的母性，除了颂莲，《米》中的织云也只是将孩子当做了留住男人的筹码，攀权附贵的手段，为了豪华宅院和金缕玉衣的生活，送出自己不满月孩子简直是不值一提，足以见得在金钱，权利的诱惑下，女人的原始欲望已经充分的暴露出来，没有了母性使得作品看上去都凄凉无比，悲剧的收尾也就是宿命的要求了。

三、女性悲剧的现实性意义

“女为悦己者容”但女人也不能只为男人活着，如果活得失去了自我，那就会有时时被抛弃的可能。小说虽然是一种艺术形式，但是来源于生活，作者所写 的不是某一女性，而是一类女性，不是某一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女性悲剧不是仅仅存在于某个时代，某个阶段，而是从古至今不可回避的话题，从这方面看，苏童的作品以及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长久的现实意义，比起那些关注女性生存的“宝贝系列”小说更有价值。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女性的悲剧形象，她们往往都是和几乎病态般的依赖男人有关，但是这样的倚赖仔细来想和社会的变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作者的非凡之处也正是从揭示了这样的现实性和敏感性之中显现出来，女性的自由和解放或许可以从经济上的独立之中获得，但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使得女人不能够真正的脱去自己本身奴化的本质，当代社会兴起的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是当下女性群体的幸运，但是女性依然奋不顾身的缠绕在以往的角色中正是她们的不幸，作者回避了过于宏达复杂的社会背景，将人从时代和社会的符号中脱离出来从而阐释悲剧的根源。

但是在展现这些女人悲剧命运的同时，对于女性邪恶面的描写我觉得有一些过于妖魔化，他们真是的生命轨迹被掩盖，这里更多可能是作者自身的心里痛苦的表达，也正是这一点表达了男权的意识即使在作者身上也不能够摆脱

总而言之,苏童作为新时期的先锋派作家，探讨女性真实的另类视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开拓开创性意义,在参与建构男女平等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在男权中心意识还根深蒂固的今天不能不说具有十分可观积极引导的价值，同时,苏童创造女性的负面影响也引起轰动,在描述女性的恶和性的变态方面大有开创性之势，他对女性的探索有其独特的一面,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女性的真实,但同时在塑造女性形象上又出现了返祖的现象,很不利于两性世界的和谐构建，希望我们能够从作者在塑造女性悲剧命运形象的历程中，他的超越与滞留与困境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为我们在探索女性世界中提供一些有用的价值

参考文献：

第四篇：《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月亮河》电影中女性的悲剧命运

一、关于《月亮河》

看完电影后，一时感到很不是滋味，第二天搜索了一下才知道这部影片是加拿大女导演梅赫塔（印度裔）导演的《火》、《土》、《水》“元素三部曲”的第三部《水》——CCTV-6播放的译名为《月亮河》，感觉这个译名与前两部的名字不是很一致。该片上映后获得很多奖项和荣誉，包括：2006年曼谷国际电影最佳影片；2006 年加拿大电影节，最佳配音、最佳摄影、最佳女主角；2006年温哥华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有一个小插曲——影片上映时梅赫塔本人受到了印度教宗教极端分子对她的生命威胁，他们认为该片剧本“粗俗”是对“道德的亵渎”。

影片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故事从一个8岁的年幼寡妇楚娅被家人送进“寡妇之家”开始，讲述了印度社会寡妇们的命运。根据印度教的传统，在印度寡妇只有三条出路：嫁给丈夫的兄弟，为丈夫殉葬或者剃发进入“寡妇之家”一生为丈夫守节并忏悔自己的罪过——因为她们被认为，是她们导致了丈夫的死。

片中女主角，卡列安妮是“寡妇之家”中一位美丽的年轻寡妇，也是唯一的留长发的寡妇。她的美丽让纳拉扬——男主角，印度最高种姓的婆罗门贵族少爷，同时也是一位受西方文明熏染的有志青年，一见钟情，并要娶她。

讽刺的是，影片中的寡妇不但要终身守节，还要被以为了生活的名义送到贵族那里供他们享乐，而纳拉扬的父亲——德瓦卡纳老爷——梵师（印度教祭司。按传统，印度教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牧师这样的固定的神职人员，祭司由婆罗门贵族担任）——一个自诩为甘地思想的追随者的伪君子，恰恰是卡列安妮的常客。当真相大白后，德瓦卡纳对纳拉扬说：“梵师可以和任何他想要的人睡觉，而和他们睡过的女人是得到祝福的。”纳拉扬回答说：“你知不知道，上主罗摩（Load Ram）对他的兄弟说：„不要相信那些为了私利曲解圣典的梵师‟……你令人感到恶心。”

悲剧是必然的，卡列安妮无法面对这一切，她在宁静的夜色中走进了圣洁的恒河……

卡列安妮死后，“寡妇之家”的头头，大姐马图马蒂为了不断财源，打起了小楚娅的鬼主意，在一个同样宁静的夜晚，把她送到河对岸的德瓦卡纳那里……当沙肯塔拉大姐找到楚娅时，她已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甘地乘坐的火车在这里停留5分钟，他将在车站做简短的祈祷会消息。沙肯塔拉抱着楚娅随着人流走向车站。

或许是受甘地所说：“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过去，我一直深信神的存在是真理，现在我才明白，真理才是神！追求真理……对我而言是件可以不计代价的事，我相信这对你们也是一样的。”启迪，她抛弃了过去的信念，依从了良知，选择了真理。祈祷会后，她跑向缓缓启动的火车求人把楚娅交给甘地。最后，看到乘火车离开的纳拉扬，她把楚娅交给他，说：“把她交给甘地。”……

楚娅无疑是不幸的，她幼小的生命便遭厄运，然而她又是幸运的，我相信，自由会让她生命之花美丽、动人。

二、关于传统文化

影片结尾出现一段文字：“根据2001年的调查，印度有3400多万名寡妇，大多数的处境依然和两千年前《玛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让人震惊不已。据知，印度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英国人就废止了寡妇殉葬的陋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通过寡妇可以改嫁的法律，然而在印度独立并实现民主制度已经六、七十年之后，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背离还如此严重，让人不能不重新审视传统对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同样困扰这我们国家和民族。

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看到所谓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的论述，以及关于它们之间没完没了的争论，似乎都想在论战中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很疑惑，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长短，退一步说，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争论，官方舆论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认定“制度决定论”的话，那么无法做出国家落后以及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让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合理解释；如果，认定“文化决定论”的话，又无法解释“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却至今落后的现状。于是就只能找各种借口、甚至不惜制造谎言掩盖、误导问题，更多的时候是随心所欲，需要什么宣传什么，不讲逻辑、不怕撞车，有时还要自掌嘴巴，滑稽至极。

就我的观察，非官方的舆论则更多的是支持“制度决定论”的，他们简单地将对文化进行反思，对国民性批判的一概视为是“文化决定论”者，是在散布“素质论”……加以挞伐，甚至有些人为了证明中国问题的根子与传统文化无关，竟和一批老夫子走到一起，一头扎入三千年的故纸堆里找寻济世良方，真是莫大的讽刺。

而有一些“文化决定论”者，为了证明中国问题一概皆因中国文化的糟粕，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观点，并不惜摧毁国人本就脆弱的道德体系。不过，客观的说，中国人固有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在两种观点的对峙中倒是表露无疑。不知这是否算是中国文化的宿命。

我想，制度对我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直观而强有力，现在连官方都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至深且不太容易察觉，它根深蒂固地影响我们的思想，继而左右我们的行动，对现代文明的抵抗也是很强烈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和制度是互为影响的——有人说，“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决定什么样的制度”，也有人说，“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没必要将它们对立起来。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像一家准备出门旅行的人，不是讨论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制订怎样的旅行计划……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说的再极端一点，甚至是在讨论把左脚砍掉还是把右脚砍掉。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定会被当作傻子看待，但你如果关心政治，留意观察就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整天在做这样的讨论，真是愚蠢、荒唐透顶。

从很多的讨论和事件来看，有一点值得指出，在文化与制度上的分歧，无论官方和民间之间，还是“制度决定论”者和“文化决定论”者之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反而，他们在利己主义这个问题上殊途同归，有着高度的共识，虽然表面上看上去不同，但实际的所作所为却是如此——都想摆脱自己的责任。其中，政府所做就是摆脱掉了自己对国民的福利承诺，虽然原来的福利就已经少得可怜，这一点，无论它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无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当然，这点是我个人的观察、认识，或有偏颇。

片中的“寡妇之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恶的缩影，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寡妇，在她们的小圈子里依然有人——马图马蒂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依然有卡拉碧那样的爪牙，她们一边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寡妇，一边对贵族老爷们低三下四。

传统文化对走向现代文明的影响是客观存在且显而易见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内涵，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任何想通过一时之力就改变它，就认为能改变它都是不客观的。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优劣，发展、保留还是抛弃，这是一个应必须谨慎的问题。

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启蒙运动，而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判反思。从一开始，这种精神从风格到内容便遭到狂热的反驳，反驳的暴烈程度与昔日的集权主义者和当今的宗教基要主义者们表现出的激情不相上下。”（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我想，大可不必对启蒙感到恐惧，启蒙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自由主义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相反几个集权主义危害严重的国家，其历史和文化中本就具有专制主义的基因，如：德国、日本、俄罗斯等等。

三、关于自由

这部影片始终萦绕着一种忧伤的气氛，唯一令人振奋的就是，沙肯塔拉大姐把楚娅交给纳拉扬那一刻——我们为楚娅最终获得自由激动。

自由无疑是令人神往的，然而这几年，我对自由的认识却越来越模糊起来了，这主要是源于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的疑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主义，怎么看都像是利己主义。而支持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性恶论”，不知为什么许多人硬要把人有私心等同于自私、自利。如果你要在讨论中表述道德、责任等观点，一定会遭到激烈的批判，什么“道学家”了、什么“连人的本性都不承认的人是混蛋”了等等，在这些人眼里“人性本恶”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那么，人的本性真的是“恶”吗？这恐怕并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确定无疑。本来以我的所学是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我还是勉强说几句。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性恶论”并非所有人的共识，虽然它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毕竟只是一种学说、一个论断，至少现在还不能称之为真理（好在证伪只要举出一个特例就可以了）。

我们知道，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她在我们现在的讨论中经常被提及，也就成了许多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偶像，那么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她认为：“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仔细

想一想，我们确实对恶比对善更容易理解，因而，很容易就能接受“人性本恶”的观点，很容易就能看到恶的破坏力，恶的残忍，但却对善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无法理解。从这点可以说，恶是表象的、肤浅的，这大概就是阿伦特认为的“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她还说：“恶是善的欠缺状态……不过是隐藏着善的一种假装的姿态”。（杨布路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1-1965》摘自《〈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认同“人性本恶”的观点，但也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进步是善战胜恶的历程。我们不理解善，或因我们肤浅，但这不要紧，可是如果我们把肤浅认定为真理而无视根本，可能就是愚蠢了。

当利己主义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越来越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自由这个几乎每天都谈及的词汇的所表达的意思梳理一下，当然，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述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我同样不具备深入讨论的能力，也只能引用一些大师们的观点来对自由所涵的意义做个简单解释。

首先，引萧伯纳的一句：“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因为如此，多数人都惧怕自由。”——将自由与责任联系到一起，而我们现在却用自私自利来诠释自由，目的无非是试图逃避责任。

不过，我更喜欢卢梭所说的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讲的同样是责任。可是，好像现在卢梭很令一些人士厌恶，似乎他不仅要为法国大革命的杀戮负责，还要对后来的极权主义负责。仅仅这样认为，对卢梭太不公平了点，实际上《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宪法都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我读到的有关美国社会的文章、资料来看，美国人能够充分享受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受到各种各样规则的约束，这是对卢梭这句名言的最好佐证。

多余的话不多说了，再多引用几句关于自由的话加强一下认识。

目前，哈耶克受到大家的推崇，他的话大家也许更爱听一点。他在自己的名著《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的开篇引用了一句亚当?弗格森的话，我想这也是哈耶克本人对自由的认识：“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而且，哈耶克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实不可分。”（《自由秩序原则》）另外他还说过：“自由一方面通过非人格的抽象规则（impersonal abstract rules）来保护个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专断暴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的确受保护的领域，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法律、立法与自由?自由的归训》）这里把洛克的观点也摆出来了。

我想，有这么多大师的论述，我们应该理解，自由其实是一种责任、一种平等的价

值观。据此，任何想摆脱责任、不尊重他人的都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利己主义并不会把我们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只能将我们引向毁灭的邪路。虽然，我们目前还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作为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人至少不要把利己主义那一套说辞当作自由主义来兜售。

四、关于信念与良知

这部影片真正令我深思的是关于信念与良知的问题，也是我前面关于传统、自由的话题的延伸。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卡列安妮，也不是纳拉扬或者楚娅，而是沙肯塔拉大姐。

作为一名寡妇，沙肯塔拉恪守自己的信念，她多年来一直默默为恒河边的一位梵师主持的仪式服务（估计是义工），毫无怨言，为自己的赎罪。她坚信，寡妇的命运是有道理的。梵师也告诉她，要有信念，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又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当卡列安妮因为要与纳拉扬结婚，被马图马蒂锁起来后。她问梵师：“大师，您饱读经书，上头是否写着寡妇就该受苦受难？”梵师回答道：“法典上记载，寡妇有三条路可以走：她们可以和亡夫一起火化陪葬；或是过著克己守贞的生活；假如家人允许，也可以嫁给丈夫的弟弟。不过……最近通过一条法律允许寡妇改嫁。”沙肯塔拉惊诧地问道：“有这条法律？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梵师坦言：“我们会隐瞒那些对自己无益的法律。”这里插一句，我很难说这位梵师——传统的卫道士是一个伪君子，至少，他不像纳拉扬的父亲那样虚伪、邪恶，让人厌恶，虽然后者打着追随甘地的旗号。

之后，她回到“寡妇之家”依然从马图马蒂那里夺过钥匙，放出了卡列安妮——良知战胜了信念。

在为卡列安妮送葬时，她安慰纳拉扬说：“圣典上说，万象都是幻化和错觉。”纳拉扬反驳道：“卡利安妮的死可不是错觉。”随后她说：“要有信念。”当纳拉扬问她：“你的信念为什么这么坚定？”她回答说：“我不知道。”那表情令人难忘——透出一种虔诚、迷茫和无奈。

继而她说：“为什么……我们寡妇都要被送到这里（寡妇之家）来？这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纳拉扬尖锐的指出：“少一张吃饭的嘴，少用四条莎丽，少铺一张床，家里也多一点空间，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理由了。用宗教来做掩饰，其实都只是为了钱。”（注：莎丽是印度传统服装）其实，许多被主义、理想之类掩盖的东西，其本意或者目的是很明显的，人们不能识别它是因为盲从或者从未想过去识别它，一经点破，则一钱不值。我曾说过：“有时候我想，也许禁锢我们思想的墙，并不存在。就像《狗镇》里居民的房子一样，虽然它们并没有墙，但人们从不穿越它，而是按固有的模式，从门出入。我们没能穿越那堵墙，或许是因为我们从未想穿越它。”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举行完葬礼，梵师对沙肯塔拉说：“甘地这样的人是世上少有的，他遵从自己良知的行事。”沙肯塔拉问道：“但是，如果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信念相冲突呢？”我想，这个问题是那位梵师回答不了的，而沙肯塔拉却用自己的行动给了我们答案——遵从自己的良知——她先是放出卡列安妮，给她选择幸福生活的机会，后来，把楚娅交给甘地，让她自由。沙肯

塔拉无疑是令人敬佩的。

面对纷杂的社会，面对每天都发生悲剧的现实，面对各种思潮涌动和弥散着各种奇谈怪论的时代，保持自己的良知，并遵从良知行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了。这两年，有个怪现象，好像越是敢于挑战道德底线的事或言论越能受到追捧，并能成为舆论的欢宴。这样的结果是，自由的权利没有争取到毫分，良知却被泯灭了，道德体系崩溃了。更应警惕的是，消灭人们的良知，恰恰是专制统治所梦寐以求的，因为这样他们才能为所欲为的作恶，有效地进行统治。

其实，当你看到沙肯塔拉打开囚禁卡列安妮的房门并为之喝彩，当你为小楚娅获得自由而欢呼，你就已经感受到了善良的力量，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遵从我们的良知。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中国，自由主义被搞成自私自利的形象，与许多学者不求甚解或者别有用心地对自由主义的误导有关。

这部影片最大的悲剧在于，沙肯塔拉不仅还会继续受到良知和信念相违的困扰，更要在已经有了对自由的认识和向往之后，回到“寡妇之家”……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困境。

第五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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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

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着浮光掠影般地描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母亲白赵氏平淡而坚决地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汉在临死前嘱咐儿子“不必守孝，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悌观透露着白鹿原上老一辈人对婚姻的理解:婚姻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结婚却是被动的,她们无权选择对象,没有独立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亲甚至做人的权力,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主要特征是专制、集权、无视当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鸿铭所述,“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需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要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几千年来白鹿原上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恪守着封建礼教对婚姻的约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鹏女人顺从传统婚姻却独守空房致淫疯病被父亲下药毒死;田小娥反抗传统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长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亲手杀死;白灵抗婚,自由恋爱也以死结局„„她们无论是打破或者顺从传统婚姻都惨遭不幸,这三种女性分别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态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专制婚姻惨遭不幸。

兆鹏女人照理说是接受过传统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没有反抗意识,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独、寂寞、屈辱、受害演绎了旧式女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传统性爱观与现代性爱观的尖锐冲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灭绝人性的一面。

她嫁给了原上有头有脸的鹿家,理应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样在旧式婚约中了却一生,可她偏偏嫁给的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双方没有爱情。丈夫屈从于家庭压力,新婚之夜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就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婚姻对她而言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和羊癜风似的颤抖,她有着一个健康女人对性的憧憬和渴望,却难以实现。父亲和公公死撑面子,不休不弃,以牺牲她的青春和幸福来维护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个“正统女人”居然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都在发羊癜风似的颤抖。”一方面传统礼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传统观念:女人要贞节,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难以抗拒欲望本能的冲动,她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这种在现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当时白鹿原人的眼里则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现。公公酒后失态捏她胸脯时再度唤醒她的性意识,欲望的冲动使她难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强行压制下去,她只能在梦中痛苦地挣扎,以致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可耻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疯病。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思淫致疯的坏女人、疯女人,并不在意她内心的痛苦。兆鹏妻没有人理解,更没有唤起亲人的同情和重视。以仁义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对她的疯病表现出异常的冷酷和无情。公公首先意识的是儿媳妇的疯言疯语是否引起老婆和亲家的怀疑,作为医生的父亲在意的是怎么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与亲家难堪,根本不顾女儿发疯的真正原因,更不关心女儿内心的真正痛苦,也没有想过如何挽救。我们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但在一个高标仁义、道德至上的社会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死女儿„„。小说以一个顺从传统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发疯致死来嘲讽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恶、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滞中,兆鹏女人的悲剧注定还要在白鹿原上重复。

田小娥在传统婚姻里充当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她反抗。和毫无“走出家庭”意识的兆鹏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却无法走出家庭,或者说是走出了一个让她绝望的封建专制家庭,却陷入了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终不能摆脱家庭的樊篱,田小娥在小说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识但却“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说她以前进入郭举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则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让她陷入更大的深渊,越是这样也就越显示悲剧的深刻性。田小娥对自由、爱情、平等、人权的朦胧的现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白鹿原这块旧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剧告终。

田小娥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带来的结果。父亲是个穷秀才,十七八岁便把她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郭老头做小妾。她的悲剧不仅是无权自由选择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个小妾、甚至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充当了郭举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必须在阴道里泡三颗枣供郭举人补养,而且郭举人到她厢房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甚至每次还有大女人在外监视,这对一个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变态。如此不堪的命运,在宗法制的婚姻观念里却是被承认也是必须遵从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封建阶级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脱离的,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而成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们以丈夫为君,不能称之为夫。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郭家她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样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绪,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开始反抗。黑娃的出现对渴望自由的小娥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当一个弱女子在黑娃怀里哭诉自己“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心灵痛苦的呐喊和倾诉,唤起了一个男人的同情和怜惜,他们真正相爱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结合不但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爱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他们的相爱更是传统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是蔑视家长权威的逆子的表现;第二,黑娃娶的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门风,更丢面子;第三,黑娃带着郭举人的女人出逃,属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极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乱伦行为,被族里人骂为“烂女人”、“婊子”,成了“恶”的代表。封建礼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渊,于是遭父亲辱骂,公公和丈夫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小娥被拒进祠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被人耻笑和唾弃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小娥敢于冲破传统世俗观,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织,倒也苦中有乐,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对爱情的伟大牺牲和付出,这是许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说写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让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鹏都佩服和羡慕。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兆鹏自己的婚姻却叫人难过,当鹿子霖的三记耳光把兆鹏拉进洞房的同时,也把兆鹏女人拉进了传统婚姻的坟墓。

相对而言,白灵的婚姻才给白鹿原上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以沉重的打击。在小说中,白灵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坚决和专制家长作斗争,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动权。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灵,用她得天独厚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原上众多女性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蜕变。她的婚姻和命运要比兆鹏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众多女人幸运很多倍。从父亲第一次允许她不必缠脚开始似乎就注定她的与众不同,她是原上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性,以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个体,而非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时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与志同道合的兆鹏结合。她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不像小娥和兆鹏妻子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胆略,有智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她表现出男人们都少有的坚定、果敢。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订婚,毅然地用一张字条儿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亲事,并以讥讽的口吻捎信于对方,“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吗?”使得白嘉轩从此将其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而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白灵看来,爱情婚姻应当是两性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是灵与肉的结合,非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左右,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现代婚恋观的表现。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将幸福提前降临给弱者,尤其是女性。”白灵毕竟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她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她的思想、言行无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就连一向最慈爱的姑妈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骂她脸皮太厚。在那个礼教严谨的时代和社会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又怎能容许一个小女子如此“伤风败俗”呢?她虽然选择了自由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脱惨死的厄运。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爱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认可,而且她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一个人大着肚子东奔西跑每天都处于危险中,可是她为自己而活了,为了千千万万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了,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她证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让原上乃致全中国的女人开始觉醒。

小说中三个女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无论是屈从、挣扎,还是反抗,结果都成为牺牲品,这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残酷的一面,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现代文明行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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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反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关注道德,又尤其关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处于道德评判的风口浪尖。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码。这与现代社会的尊重人权、张扬个性、满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大相径庭。小说中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她们的切身利益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们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迫切地希望现代文明的到来,尤其渴望对女性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白鹿村在小说中也叫“仁义村”,这个打着封建伦理道德典范旗号的村子,几千年来竭力地用乡约、族规来维护封建传统的仁义,没有任何人敢违反和触犯。然而,原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却用鲜血和生命来揭露白鹿村这所谓的“仁义”,小娥和黑娃私奔,与叔辈鹿子霖乱伦,拖孝文下水;兆鹏女人日夜想着和公公交欢;白灵断绝父女关系投身革命;婆婆帮孙媳妇借种生子„这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发人深省,揭露传统文化丑恶的一面,暴露传统道德理与欲的冲突。

《白鹿原》主要是写白鹿两家的家族史,他们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白鹿原上空弥漫着积厚恒远的陈腐的伦理道德的空气,尤其是对妇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把贞操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行过天地之礼,就应该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性变态,和黑娃私奔,与鹿子霖乱伦,害死狗蛋,又毁了孝文,简直就是个灾星祸水,成为“恶”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杀死她是消灭灾星,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没有人对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丽却令许多男人无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艳的罂粟花,这里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矛盾冲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小娥是婊子是灾星,但是作为当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众多的男人却挡不住小娥的美丽。尤其是当地以狗娃为代表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写到他夜夜为小娥唱歌,送东西,本应该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招来的却是族里人的惩罚。其次,作为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礼教的兆鹏女人,恪守妇道的正经女人,居然由衷地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这完全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力的讥讽和质疑。更让人不解的是给小娥造成悲剧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头有脸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轩可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乱伦。诚然和叔辈乱伦很大程度上兼有对性的渴求。但是细看小娥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的城墙和黑娃相亲相爱,不料黑娃被通缉使她走投无路,为挽救黑娃才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鹿子霖,当然这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扬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却让一个封建弱女子走投无路,这又是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呢?尤其是小说中笔墨较少而发人深思的孝仪媳妇借种生子这个细节更加让人质疑维护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合理性。嘉轩的母亲在小孙子孝义媳妇多年不育、多方求神问药未果的情况下,她采取偷梁换柱之术,特意安排长工鹿三之子兔娃与其媾和,这样既避免了无后之灾,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见这是虚假的“仁义”,是荒诞的“仁义”,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义”。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义的虚伪性、荒诞性,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没有人性的。毋庸质疑,小娥的乱伦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对性的渴望,兆鹏女人的淫风病也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这样总结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结合。为什么把女性作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明确表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必然有着一些很自然的与动物相近的属性,有许多本能的欲求,即兽性,每个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动物一样。但人又不同于动物,他是由动物“进化”的,因而又有着只属于人类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会属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着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禁锢人性、压抑人欲是后来宋明理学干的事,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小娥的伦理道德观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没有为黑娃守住贞操,在黑娃走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乱伦,违背了性道德,她的内心十分矛盾。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为了挽救和报复,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有点扭曲和可悲,甚至有点变态。但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在人生的搏击场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第一个走出家庭,自己寻找自己幸福,第一个敢于表露和实现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个敢于牺牲敢与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贞遭来族人唾弃,甚至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孝仪女人在婆孙间掩人耳目的失节却得到族长的默认、社会的认可。封建伦理道德与蒙昧迷信的风俗习惯,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白赵氏亲手谋划孙媳妇去偷人,怀上别人的骨肉,这对她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径,老人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圆满里承受着深深的痛苦。而作为当事人的孝义媳妇,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她要么坚守妇道,要么承受无后的羞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不听从婆婆的话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时代旧道德维护也是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无法逃避,悲剧成为她们的宿命,也因此饱受祖母无声的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她们在极力维护封建礼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违背和破坏着传统封建道德。她们内心都矛盾,孝仪媳妇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内心也痛苦,小娥内心也把自己当作烂女人,兆鹏女人甚至在理与欲的挣扎中疯掉。如果这样的伦理道德自身没有问题,那是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远是下里巴人,上层人士根本就不当回事,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汉代名将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带头做第三者,刚做寡妇,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这叫什么伦理道德啊?可见她们的性心理是异化的扭曲的,这样的伦理道德是虚伪、荒诞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常常更为自觉、更为真诚地维护居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和礼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是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虚假骗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说展示了看重名节、重视道德约束、禁锢人欲的封建宗法制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发展、正常需求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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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价值的矛盾与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女人的价值必定服从于男人的价值。久之,价值意识逐渐淡漠,所谓“夫荣妻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可以在社会上大有作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只有固守家门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财成为女性命定的义务;等而下之,则会沦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坛的祭品。《白鹿原》里传统家庭妇女们一直以来的生存价值观就是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为财产之一种,而不承认妇女有继承权,有独立的人格„„她的价值惟在生育。”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对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在族谱上占领一方红格”,足以说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妇女们都本能地恪守着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即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心甘情愿当男人的奴隶和生育工具。作为族长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从未在人前铺排过,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即使作为族长的妻子,她却并未享受过多少做人的权利。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轮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儿女一面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生过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一男二女,壮年时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机器,后半生抚养子孙,唯有临睡前儿子就着油灯陪她坐一会,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时时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妇鹿贺氏也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个屁股都比她的整个脸面重要”。在这个家庭中,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被送到白鹿书院念书时,她便开始了求佛问神的香火生涯。她纵容鹿子霖的放荡,对丈夫在外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以至村中长得像他的干娃有几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价值又是什么？在小说中用白赵氏平淡而坚决的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小说揭示女人实质上就如同物品一样。

然而,田小娥却不甘愿做郭举人的性奴隶。她想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不顾世俗谴责和黑娃私奔,她宁愿抛弃郭举人家的富贵生活,选择和黑娃一起住破窑洞,她和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着黑娃几次说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着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同于她在郭举人那里的“连狗都不如”的命运。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不顾传统的贞操观念,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当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报复变为两情相悦,孝文受刑那天,“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还“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这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自责,是人性还没有泯灭的表现;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脸上了”的反抗举动,还痛骂他。这是人生存利益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戏谑、藐视、嘲弄和痛骂。

小娥虽死了,但是单看那些真爱过她的男人们就知道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当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险来看她,甘愿为她和鹿三脱离父子关系,夜里悄悄为她送钱送粮;白孝文更不用说,这并非性引诱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性的欢娱,但是仍然甘愿为她失去族长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为她留点。孝文荣归故里的时候得知她死了,“钻进窑里,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的叫了`亲蛋蛋,我来迟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杀死,说不定,她的命运会比一般妇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会把她接走过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团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个被世人辱骂的婊子居然得到两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为她死活不顾,可见她独特的魅力所在了,一个封建礼教制约的女人能活到这样的份上也值了。或许,她的价值取向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骂,处处被摧残、迫害,但是她不顾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满足,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确不得了。但是小娥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和勇于为丈夫牺牲,只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实现,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而白灵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才是有力的,自觉的,不仅是个体的,还是全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真正价值。

白灵从她踏进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价值是和原子上沿袭几千年的众多女性的生存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灵,用她响亮悦耳的叫声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白灵是原子上唯一一个把自己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灵反抗包办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学堂读书,然后参加革命。她的坚决、果敢、清醒远远超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鹏们,如果说小娥选择黑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蹂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选择。如果兆鹏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那么他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因为他们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压迫,最开始是投降了。而白灵是了不起的,她参加革命,配合鹿兆鹏,处决叛徒;组织学生运动,砸陶部长一砖头„„她和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判断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她短暂的一生,留给白鹿原的是无尽的暇思和永恒的记忆,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之历程的标志。

小说分别阐述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三种不同类型女人的价值观,她们都成为牺牲品,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存在激烈的冲突,它反映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几个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底层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尤其是以妇女为主的受害者,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不管是顺从传统观念的还是反抗斗争的,她们无一能逃脱悲剧命运。像小娥和白灵敢于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传统世俗观念,不顾世人的谴责,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灵。可惜,封建文化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们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渊,走向死亡的命运。就如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他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文化冲突是持续的,客观的。虽然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冲突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文化冲突最根本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陈忠实把众多的传统观念巧妙而集中地赋予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进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剧让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冲突更让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