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第一篇：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政治参与

2015402023 李玉卓

摘要：政治参与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女性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政治主体。女性参政是实现男女平等的主要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因此对女性参政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意义且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了传统的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并分析传统政治参与是如何将女性置之度外的；后又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入手，介绍了各个流派及其主要思想，并重点分析了女权主义下的政治参与思想；最后反思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不足及其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关键词：女权主义思想；政治参与；女性参政

女权主义是西方新兴的政治思潮之一，是现代西方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赫然崛起，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此后时起时浮，总的来看影响在扩大。从18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完成历史上第一部女权主义理论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判》至今，女权主义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浪潮，形成了从平等权到社会性别再到公民权的理论转向；同时，女权主义作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和运动，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的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良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形成了挑战和冲击。

一、传统政治参与及传统女性参政观

（一）传统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率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术语，它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民主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衡量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可见民主与参与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参与自身既是一种政治价值，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行为，是民主政治在两个层面上的结合。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是民主所必须包含的基本元素，在实践中，政治参与的充分与否，还检验着各种民主理念的实现程度和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民主理论对政治参与有不同的诠释：

古希腊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其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根本上就是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直接决定重要政策。除此之外，全体公民也有资格参加抽签，以期出任“审议委员会”委员，从而按月轮流主持“审议委员会”，决定经常性的政治事务。人们对政治的参与既形成了制度化的途径，又形成了可贵的参与传统。雅典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贯彻了主权在民的思想，相应的是，形成了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制度化和程序化特点的政治参与制度。

资产阶级民主制下的政治参与：自由主义民主观下的政治参与强调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中，保护每个人遵循他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以此来包容社会的多元分歧；以卢梭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强调普遍参与式的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卢梭认为“由共意构成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只有共同体的公共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英国式的代议制并不是自由的制度。”；约翰*斯特劳斯*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参与与精英统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公民以民选代表为中介手段参与决定集体意志，选出的代表再通过政治机制对公民负责；而精英民主主义者亨廷顿和纳尔逊强调，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①他们将政治参与的主体限定为“公民”，排除了职业政治人士；多元民主论的核心观点是各种社会组织分享政治权力，国家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民主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宪法或程序上的分权制衡，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多元制衡决定了民主的水平。达尔文发展高度竞争的政治体制和总括政治参与相互独立的体制，即所谓的多头政治。②

（二）传统政治参与理论中的女性政治参与观

西方政治理论对于女性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将男女的性别差异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即：一方面是属于男性的理性、灵魂和理念，另一方面是属于女性的感性、肉体和现象。或许正是这种二元化分决定并强化了性别的差异，那些男性性别的特点是柏拉图所推崇并且强调的，是永恒不朽的，而那些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特点则受到贬低。亚里士多德也明确作了这样的区分，他说“按照女性的目的，她们生来就是受男人统治的。女人更亲近‘自然的’或生物功能，即生育、烹饪食物和护理。与男人相比，女人拥有更少的理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2007.5 ②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

性，因而不能成为城邦内部秩序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男人是具有理性能力而完整的人，他们“天生比女人更适合于下命令，天生更适合于统治”，所以他认为妇女不适合参与政治领域。而提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卢梭也并没有把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从而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卢梭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两性在社会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是由于这种生理上的差别所决定的——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

在以上的文化语境中，很自然地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逻辑推理，即社会政治秩序是由那些有理性的人相互合作组成的等级制体系，理性程度越高，在这个等级制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也就越高，而女人因先天缺乏理性，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只配受男人的支配，处在最低的等级上。如此一来，女性就顺理成章的沦为“二等公民”，她们被认为不适合对政治说三道四，没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也缺少远见卓识。

二、女权主义主要流派及其政治参与思想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亦称平权女权主义，主流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最早的流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的应用，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自由女权分子认为，两性同有理性，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主张采取温和、渐进的方式，在现行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改善妇女处境，要求国家和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妇女。③

在国家职能这一领域，自由女权主义的主张有一个显著的历史性变化。在20世纪中期以前，她们一般来说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甚至不欢迎议会通过任何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的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因而这派人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努力，在相同或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自由女权派认定，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 改观。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④

从20世纪50和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以来，自由女权派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所以他们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广泛的干预，其中包括保护乃至优待妇女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妇女给予政府津贴、企业优先雇佣女性求职者等等，以补救自由竞争所不 可避免的极端后果——弱肉强食，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 ③邵鹏，《西方政治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312页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8页 ④所能够接受、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弗里丹就是其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她在自己的后期著作《第二个阶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转而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被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称为福利国家自由女权派，坚持自由女权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然沿用自由女权派泛称，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制运动出现危机，自由女权派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也招致了种种非议。姑且不论其他政治思潮，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攻击，仅在自由女权主义内部，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还是男性所把持的男权制国家。社会女权派和激进女权派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绝非中立公正，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集团所处的地位大不一样，指望政府来实现两性平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二）激进女权主义

激进女权主义亦称文化女权主义，属于女权主义的新兴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20世

⑤纪30年代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如果说，自由女权主义还没有认识到父权制这一主要概念，那么激进女权主义 则把父权制概念置于理论中心的地位上，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是妇女受压迫的唯一根源，并且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 ⑤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激进主义涌现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正值欧、美、澳的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她们提出“私事就是政治”的新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K.米利特，在她风靡全球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中，引入了“父权制”这个概念。米利特指出，妇女的苦难就来自于父权制。按照她的理解，政治无非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与组合”。两性关系历来以权力为基础，因而具有政治性质。⑥男权包含两个侧面：丈夫支配妻子，长者支配幼小，两者互相关联。米利特认为，男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⑦权力概念”。它无处不在，完备无缺，反而显得自然而然、隐秘难寻。它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不推翻父权制，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

⑥⑦[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6-39页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38页

激进女权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议题。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女权派的 国家中立论，并且作了全面的批驳。激进女权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妇女的要求，虽然宣扬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实际上却在让男权合法化。议会授权行政部门干预社会生活，看似试图改善妇女的处境，结果却强化了男性的国家，使之得以借反色情之名打击自有自愿的女子同性恋。福利政策提高了妇女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而非独立性。喧闹的多党竞逐纯粹是男子的游戏，表现其自私、好斗的劣根性，与妇女毫无关系。

（三）社会女权主义

社会女权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领域的应用，把性别压迫和剥削看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副产品。它认为两性平等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但也注意吸收、结合自由女权主、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某些理论成果（如个人自由、男权制、潜意识分析等）。主张以激烈的方式争取妇女的解放，有时不惜采取破坏手段以示抗议，主要是纵火。⑧

社会女权主义提出双重体系，米切尔和哈特曼是主要代表。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看重阶级斗争而轻视性别斗争，主张阶级关系和男权制应具有同等重要和独立的地位，因而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两个 ⑧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目标。在她们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过于简单，忽略生殖，性生活和社会化等因素，单纯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剥削。同时自由女权主义的社会改革和激进女权主义的生理革命也并不现实，普选权、同等的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都不足以解决性别歧视的问题。⑨但另一方面，社会女权主义又无法具体阐明取代男权社会后的社会将会是怎样。

在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理论中，父权制与阶级关系仍处于相同的地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与二元制理论不同，在一元制理论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从二元制理论中并列或平行的关系，发展成了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的关系。代表人物艾里斯*扬认为阶级关系和父权制都有自己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她的《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中说：“我很难设想，反对父权制的斗争作为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斗争能具有实际意义。例如，妇女生育权利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处在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的前列。如果某个问题可以作为涵义特殊的、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截然不同的反父权制斗争的问题提出来，那么谁都会认为这是对的。但是，现实斗争已经是并且应该是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体化的、有毒的资本主义父权制。”而且，扬等人相信，不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在每个历史时期，父权制的性别结构都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维系自身的存在”。正如琼*凯利所讲：“经济是觉得性别系统的 ⑨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8页 原动力，两性关系的运转依赖并贯穿于社会经济结构”，是“经济和性别系统的互动产生了社会和历史经验；经济和性别都不是动因，但二者同时运作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秩序和男性主权的统治结构。”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父权制度的交互作用造成了女性地位的低下应是毋庸置疑的。⑩

三、女权主义理论的不足及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对西方政治生活影响日益增强，拥有相当广泛的妇女基础，具有理论导向作用，影响西方女权政治运动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变迁，全球化进程的深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价值判断、理论思维、政治意识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变化，当代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女权主义各派在相互碰撞中不断交融和渗透，对自由、平等、反抗对女性歧视等研究主题和基本价值进行了探索。女权主义思潮对当今资本主义政治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女权主义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女权主义派别繁多，不同派别都在某些方面存有相似观点，同一学派能划又依然能划分出多种思想观点，如社会女权主义一元制、二元制之争，并且缺乏统一组织，很难达成统一的行动，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没落就是证明。第二，女权主义各派别的一些政治观点缺乏科学性，如女权主义确立过强的女性群体意识，过分强调男女差别，并以男性群体作为对立面，这反而强化了男女有别的观念，进而妨碍了女性的平等诉求，这种差别哲 ⑩黄粹《父权制与妇女的解放——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2003.6，辽宁师范大学

学自然要给女权主义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她们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处于一般运动口号和具体行为性质的矛盾之中。她们希望从与男权对立的斗争中获得女权，却又从女权的获得中发觉始终无法摆脱男权社会的阴影；她们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消灭社会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获得男女平等，使女性像男子一样介入社会竞争。这当然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当它以性别的形式提出问题时，就造成了理论上的困惑，因为性的自然区别是不能消除的。同时，仅从女性的角度看问题，也会陷入片面，走向另一个极端。

19世纪后期，随着女权主义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女权主义者的思想主张最终得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响应。1906年芬兰妇女最早获得了选举权；1920年美国妇获得选举权；随后英国，法国妇女也相继获得选举权。时至今日，女权主义已经唤醒更多妇女的参政意识，平等意识，她们开始走出家庭，挑战社会传统，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忘我的投入社会政治生活，逐步把局限于男性的政治、经济权利扩大到女性阶层。甚至有妇女直接介入政党政治生活，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她们开始改写已有的法律条文，代之以对妇女更公正，更平等的法规，来捍卫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周婧婧《西方女权主义政治参与思想探析》2008.4，湖南大学 2.孙丽丽《女权主义视角下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的批判研究》2012.3，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

3.徐颖果，殷茵《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多元发展》2008.1，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4.黄粹《父权制与妇女的解放——当代西方女权主义政治思想研究》2003.6，辽宁师范大学

5.张鼎良《女权主义政治思潮对西方政治的影响》，南京大学，《前沿》2010年第16期

6.束顺民《西方政治参与研究述要》2005.5，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7.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五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8.邵鹏，《西方政治思潮》，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9.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10.[美]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高等教育出版社，孟鑫译，2009.4

第二篇：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政治参与权

女权主义视野下的政治参与权

摘要：妇女问题一直是当今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随着民主政治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主流，女性参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己经口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辉煌灿烂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但是也成为制约我国女性参政的一个特殊的因素。我国女性参政有着其特有的特点，那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被动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因此，我国的女性参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女权主义思潮与当代中国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是妇女运动的理论依据。女权主义的派别林立，但其最终目标就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人们通过女权运动意识到，家庭私人领域也存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因而“私【】人的亦是政治的1”。女权主义以两性关系为中心，反对性别歧视、压迫和剥削，追求两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指出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部分。女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对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政治思潮提出了挑战。

任何理论都应与实践相结合，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妇女解放思想的女权主义理论，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但是与西方女权主义不同的是，中国的女权运动是与妇女解放相结合的。自近代西方的民主、平等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和政治参与问题不仅成为包括妇女自身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20世纪初至1949年建国前的妇女解放运动时期;二是1949

【】年建国后，尤其是1995世妇会后达到顶峰2。

任何一个理论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女权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女权运动。首先中国的女权运动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进行，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女权主义并不是像西方的那样由女性自发的主动争取权利，而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由最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男性革命家主导，女性这时只是处于一个被动的接受状态。

二、女权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女性参政的影响

女权主义以女性为主体，强调女性的政治权利，由最开始的争取女性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到后来的争取普遍的政治权利/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首次作为一个主体出现在政治领域中，改变了有史以来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被动状态、一直被看成是男性的“附属物”的女性，几千年来被束缚在封建伦常之下，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谈不

【】上涉足政治领域，争取政治权利，就连女性自身也缺乏一种权利意识3。女权主义的传入为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基础，打破了女性参与政治生活的障碍，使女性的政治权利意识得到复苏。

(一)为中国女性参政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观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纯理论的女权主义思想，向中国妇女一一几千年来被禁锢在三纲五常下的女性一一展示了一个男女平等、妇女独立、参政议政的事实，它使中国的女性认识到自身的权利与处境，调动起女性参政的积极性，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女性参政提供了可行的理论依据和合法性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几十年发展中，己经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在一起，它并不同于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中国的“社会”曾经提携和带动中国妇女解放，因此，“解放了的”中国妇女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而自行发展。

(二)打破了长期以来对于女性的偏见

女权主义的传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政治力量，这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思想，女性主动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当中来，主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向世人展示了女性的聪明才智，这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是想都不敢想的，包括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女性也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部分参与到当中，很少有女性主动自觉的参加革命。因此，女权主义理论和运动的传入，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女性懦弱、无能、愚钝的偏见，向世人展示了女性聪慧的一面，对于唤起长期被社会和男性压抑的中国妇女的政治意识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打下了思想基础。女权主义理论可以说是中国女性思想觉醒的敲门砖，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胜利，为中国女性争取政治权利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子，增强了女性争取政治权利的信心，为中国的女性参政打下了坚实【4】的基础。

三、制约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主要因素

当今，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妇女参政问题己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建国50多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我国妇女参政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口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女性权利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一）女性自身的制约因素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纵观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女性作为参政的主体，其自身的因素对于女性参政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女性自身的心理弱点因素

1.自卑心理

由于受到几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普遍存在一种自卑心理，这使她们往往产生依附心理、弱势心理和矛盾心理，竞争意识差，对自己参政极度缺乏自信。另外，人们往往把女性的特点当弱点，并加以夸大。因此，使女性忽视了自身的优势，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女性缺少参与政治生活的欲望和信心。

2.依赖嫉妒心理

由于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父权意识己经浸透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今天还面临着与男子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竞争。现今在社会上流行一个观点“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女性要依赖男性来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表明男性在社会上依然占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和地位，这使女性不敢抱有与男人一争高低的念头，甚至甘愿沉浮在男性的“淫威”之下。在父权文化的压力下，女性的社会竞争几乎又变成了一场女性内部的竞争。

(二)女性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虽然我国在法律上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但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使女性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男性，中国女性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这种文化的弱势严重制约了女性参与政治生活以及管理社会公共生活，使女性难以成为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三)女性的参政意识缺乏

政治参与意识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我国女性的参政程度。在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缺失。现代社会，虽然女性从理论上得到了和男性相等的政治权利，但是，由于历史上女性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的决策层之外，因此形成了对权力的漠视态度;同时，几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使人们对女性的家庭角色期望大于社会角色。中国的男人们也仍然在用贤妻良 2

母的规范去审视现代女性，要求女性在家庭中尽职尽责，担当家庭的主要角色，如果一个女

【】性为了事业而忽视家庭，往往会造成夫妻反目甚至是夫妻离异5。(二)传统文化的制约

文化是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一定的人类种群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先进的文化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我国的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是不容忽视的。我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女性被“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传统观念束缚着，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成为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的核心观念，由它所形成的一整套的伦理道德规范渗透到人们的口常生活当中，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潜规则”。虽然经过近代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这些落后的思想己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传统文化总是具有强大的保守性、滞后性。传统是历史的惰性力，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早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淀成一种心理定势。传统的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使人们对妇女参政抱有偏见，使妇女参政无形中被设置了障碍，继而又成为漠视妇女参政的理由。

(三)舆论宣传的误导

媒介作为当代社会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中最具公众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之一，它正逐渐的构成了当代社会“新的权力核心”。它对政府决策、社会道德观念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与口俱增，己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目前来看，大众传媒对妇女参政还缺乏支持力度，部分大众传媒缺乏性别意识，某些宣传误导扩大了男女的性别差异，成为了女性参政的一个障碍。

四、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实现途径

女性参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在民主化发展进程加快的今天，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管理，己成为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妇女参政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传统文化、政策法规以及女性自身发展的限制，我国妇女参政的规模和程度与民主化进程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社会环境和法律政策等方面来完善妇女参政的途径，消除我国妇女参政的制约因素，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国内外政治社会发展的要求，推动妇女参政的发展。

1、提高女性的自身素质

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妇女的政治地位，决定着妇女的参政能力。只有抓好和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妇女参政的整体优势。

2、优化女性参政的社会环境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以“男尊女卑”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使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性别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压制着女性的发展，阻碍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因此，构建先进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贯彻男女平等以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发展经济是提高女性参政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改变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获得自身的经济独立，有利于提高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女性的参政意识。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发展，把女性从社会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女性有时间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生活。

3、化女性参政的舆论环境

舆论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 的共同意见，社会舆论对于人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优化舆论环境，是推进妇女参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社会要树立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人们树立先进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摒弃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思想。今天，大众传媒己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的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刻而悠远的。中国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己经在人们的思想中扎根，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一个价值标准，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因此，构建一种先进的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不仅对女性参政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整个人类的繁荣与发展也起着基 础性作用。

4、女性参政的政策法规

推进女性的政治参与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环境的保障，同时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保障。采取立法的形式使妇女参政获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这是妇女的权利，也是妇女的义务。虽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妇女参政权利的实现，但是缺乏与之配套的实施机制。

结论：

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主政治己经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而女性参政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也是女性全面解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厚的思想“遗产”，因此，要改善女性的参政状况将是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建国以来，我国妇女参政议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各项制度不完善，传统思想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深重，女性自身的素质不高等原因都制约着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因而我国女性参政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情，作为公民利益的保障与实现者的国家，需进一步切实为女性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政策支持和创造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女性自身，则要不断的提升自我素养，并积极主动地以现实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鉴于以往的历史教训和现在的发展经验，我们己经意识到，女性只有通过自发的“民间的”过程，才可能走出依赖国家保护的阴黯，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政治生活中。

参考文献：

[1]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7.[2] 李银河.女性主义[M].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3]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M].商务印书馆, 2007.[4] 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戴雪红.女性解放的哲学思考—女性异化与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消解[J].福建

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3).[6] 杨宁.从西方女权社会主义思潮看和谐社会建设[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7).

第三篇：政治因女性参与而精彩(定稿)

政治因女性参与而精彩 女性因参与政治而美丽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姐妹们：

世界上最早的人类腊玛古猿大约出现在一千四百万年至八百万年前，世界上最早的人类文明大约诞生在七千年至四千年前，世界上最早向女性敞开政治大门是1893年新西兰首次给女性选举权，从此，女性禁闭的政治光华开始一点点迸发，直到照亮了整个政治的天空。女性改变了政治，从专制到民主，从封闭到开放，从单调灰暗到色彩斑斓；政治也改变了女性，从依附到独立，从柔弱到坚强，从锅碗瓢盆交响曲到家庭事业大合唱。我们看到，政治因女性参与而精彩，女性因参与政治而美丽。

一、在柔性管理中彰显女性优势

现代社会，政治更多的是服务。女性富有同情心、亲和力、沟通协调能力强的特点，更加符合民主开放的时代要求。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福山在《女性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不那么好斗，所以如果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这个世界将更加和平。

1897年诞生在美国的“泰罗制”科学管理模式开启了管理科学的第一次革命。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率先提出的“柔性管理”，迎来了管理科学的第二次革命。与“以规章制度为中心”的刚性管理不同，柔性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最大特点在于它 主要不是依靠外力，而是依靠人性解放、权力平等、民主管理。女性领导大多倾向柔性管理，强调知人善任，注重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维护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改善人际关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特点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可以在柔性管理中游刃有余。几年前，惠普、雅芳、易趣、柯达等几个跨国公司纷纷启用女性总裁，女性特有的细致、敏感、不拘一格的性格使之成为企业高管的新宠。

二、在时尚王国中保持女性特色

时尚是一定时间里人们所崇尚的生活，涉及衣食住行、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等，是对一个时代的传达，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追求。政治中的女性是公众人物，一言一行、一笑一颦无不引人注目，追求美好，引领时尚，不仅仅是提升自我的需要，更是对社会的尊重。无论职位高低，无论处于什么位臵，都不要失去女性的天性。在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名列第二的“中国铁娘子”吴仪，就经常自称 “小女子”。

西方的女性政治人物非常时尚。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被人们称为美女总理和政界的时尚达人。被美国总统布什称作“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赖斯曾获得过《时尚》杂志“最佳服饰奖”，她更愿意被世人当作“美女”看待。

一位西方政治家说：“女性，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品格独立、细腻平和、刚柔相济、仪表端庄的现代女性领导，必将在政治舞台和时尚舞台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女性的仪容风度不仅仅是衣着仪态的外表美，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人 的仪容风度是基于内在精神世界的美，来自于理想、情操、智慧、学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女性领导根据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氛围、个人特点，使自己的内在气质和外在仪表都散发女性的芬芳，飞扬迷人的风采，正是我们使生活从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照片，从哑剧舞台变成了情境剧场。

三、在事业成功中感受幸福滋味

女性从政，具有民主、宽容、细腻、自律的性别优势。研究表明，女性领导者在推动下属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参与团队工作以及发挥创造性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女性领导者更倾向于采用民主参与型的领导方式，往往能够更好地创造事业成功的条件，更多地获得事业成功的机会。

一是女性更能当好领导，事业易于成功。“新西兰领导才能研究中心”认为，女性更能起到领导者的模范作用，在管理中更多地运用影响力而不仅仅是权力。组织行为理论指出，领导者权力由法定权、奖励权、惩罚权、专长权和个人魅力影响权构成。现代管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工资、奖金等激励措施只能调动下属60％的积极性，其余40% 的积极性则要依靠领导者具有魅力的领导行为去调动。在个人魅力方面，女性领导者具有一种更为包容的风格，对下属的参与要求较高，她们努力培养自己与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尊重，更注重有效的交流。这些优秀品质使她们更能够赢得下属的信任。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希拉里进入美国内阁，罗亚尔差点成为法国总统，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二是女性更能严格自律，较少负面影响。女性领导普遍个人道德感强，从政功利性少，权力欲小，更注重过程和细节，而且追求完美，从政的负面效应较少。

三是女性更能兼顾家庭，幸福指数较高。女性领导者是领导，也是妻子、母亲和女儿，在职业道路上，受到来自社会、家庭、自我的多重压力，比男性更懂得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成功的职业女性是事业与生活平衡的典范。参政女性的婚姻比男性稳定。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进行调查，被调查者全部已婚，其中只有1人离异。

各位姐妹，政治在进步，时代在发展，那种“做女人难,做从政的女人更难,做有所作为的政界女人更是难上加难”的慨叹可以抛进历史的垃圾箱了。法治建设日益健全，民主自由不断进步，政治早已揭开她神秘的面纱，和平、发展、和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弘扬以人为本、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世界因女性而精彩，我们的人生也因这个舞台而更加美丽！白岩松有一本书《痛并快乐着》，就是我从政几年的感受。最后，借用于丹老师的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让我们天天都过三八节！”

谢谢大家！

第四篇：政治民主化与女权主义

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一

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

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

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

二

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

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

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

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

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

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孆：《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

“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

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

三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

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

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

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

四

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

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

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

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

第五篇：女性视角下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研究

女性视角下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在当今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学中可以尝试结合性别教育，引入女性视角，把语文教学与德育教育结合，通过语文课堂学习和语文课外活动，让女学生接触并学习语文教学中的杰出女性形象，学习她们身上的良好品德，在潜移默化中建构高职女生的正确女性观，并进一步把语文教改引向深入。

关键词：女性视角；高职语文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2/03C-0014-04

阴阳组合天地，男女组成世界。既然两性存在着性别差异，高职学校的语文教学就可以结合性别差异来进行教学。一般文科类的五年制高职学校以女生居多，因而女生教育是整个学生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高职语文教学可以利用语文教学过程中接触到的女性形象来建构高职女生的正确女性观，进行引入性别差异的、在女性视角下的语文教学改革。

一、从高职女生现状分析引入女性视角进行语文教改的必要性

本文的高职是指五年制高职，即招收初中毕业生，经过五年的学习，学生可以直接拿到大专文凭的学校。五年制高职女生直接从初中升学上来，年纪小，阅历浅，难免受当今社会思潮的影响，因而有必要了解高职女生的现状，了解她们对自身、对女性持怎样的一种态度。

笔者曾在一所高职学校，对高职新女生做过调查，主要调查两个问题：1.你是怎么来到高职学校的？2.你对早恋现象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骑在单车上笑”等观念和说法有什么看法？

对于“怎么来到高职学校”这一问题，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一些同学成绩还行，喜欢旅游、财经等专业，家长也觉得女孩子读个大专过得去了，因而自主选择了高职学校；一部分同学初中阶段读书非常用功，但由于基础或智力水平等客观原因落后于他人，只能到高职学校就读；也有一部分同学是初中阶段分心较多，学习成绩上不去，中考前凭小聪明恶补几个月，终于考取了高职学校。

对于第二个问题，一小部分女生认为毕业后凭着自己的青春美貌找个男性嫁了，可以少奋斗很多年，她们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的观点，并赞同早?佟５?绝大部分女生认为既要“干得好”“学得好”又要“嫁得好”，仅仅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一个有钱的男人身上，既不可靠也不现实。她们认为，必须靠自我奋斗，认真读书，只有在校期间“学得好”，毕业以后才有可能“干得好”，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和事业，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女性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由此可见，大部分高职女生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清醒，有比较正确的女性观，认为女性必须独立、自立，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也有一小部分女生得过且过，认为女孩子早点嫁人，找个好人家就可以了，拼死拼活读书、努力不值得。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女生的思想和行为，但同伴之间容易互相模仿，因而产生的恶劣影响不可小觑。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语文课改中引入女性视角，让女学生接触并学习语文教学中的杰出女性形象，来建构高职女生自身的正确女性观，使语文教改具有针对性，并把语文教改引向深入。

二、高职语文教学中引入女性视角的作用

高职女生在初中阶段成绩一般处于中下游，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的失败者”，学习成绩不占优势，但她们同高中女生一样，都是“90后”或者“00后”，大多是家里的独生宝贝，都有自己比较强的个性，如果一味对她们进行灌输教育，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样，势必会引起高职女生的反感。

高职语文教学也是如此，硬性的灌输所起到的作用寥寥。作为高职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语文教学改革中，面对高职女生的现状，必须遵循“以生为本”的原则，引入分性别进行教育的方式，引入女性视角，采取高职女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语文课堂学习和演讲、采访、听讲座、课外阅读等各类生活化的语文活动，分析语文教学过程中学生接触到的女性形象，引导女学生学习这些女性形象人格当中值得学习、令人尊敬的部分，建构高职女生正确的女性观，使她们把自己打造成为既有高雅的气质、独特的女性特质，又有自身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能以内外兼修的魅力形象立足社会的当代新女性。

三、女性视角下的高职语文教学改革策略初探

（一）语文课堂上分析女性形象个案

为了在女性视角下开展教学改革，建构高职女生正确女性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文教学女性形象案例来了解语文教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的爱情观，建构高职女生的正确女性观。

笔者选取了三位中国女性的爱情作为个案，分别是《长亭送别》中的崔莺莺、《边城》中的翠翠、《致橡树》中的“我”。《致橡树》是一首抒情诗，因而可以把其中的抒情主人公“我”看作诗人舒婷。这三个案例横跨古代、现代和当代三个时代，有一定的代表性。

出身于封建社会贵族世家的崔莺莺认为，“金榜题名”仅仅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不是爱情的前提和基础。她追求纯真专

一、天长地久的幸福爱情，“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并不看重“家世利益”。

崔莺莺尽管已经为了自己的爱情幸福做了不屈的抗争，但她还是有一种不安全感，有一种怨妇心理，因为前路漫漫，山高水远，张生赴京赶考，崔莺莺无法陪同前往，也不能预知会发生些什么。“渐行渐远渐无穷”，离愁渐深，崔莺莺只能在无尽的担忧中等待张生的归来，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封建社会，这是一种何其艰难的精神折磨？

聪慧、坚定如古代贵族女子崔莺莺，她对爱情的担忧其实也源于封建社会女子经济上、人格上不能独立的现实。

时间流转到了现代，我们来看《边城》。诚如作者沈从文先生所说，《边城》是一曲充满“爱”和“美”的田园牧歌，翠翠是“爱”和“美”的化身，但小说同时也是一出悲剧。它通过对翠翠与恋人傩送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翠翠在无奈、被动地等待、守望，“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从崔莺莺到翠翠，她们都在等待，崔莺莺在等待张生的高中，等待张生赐予自己一生的忠诚与幸福；翠翠在等待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傩送。

作为女性，谁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幸福？怎样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幸福？谁又能跨越历史享有不受时代束缚的幸福？我们可以结合当代诗歌《致橡树》分析。

当代著名女作家舒婷在她的诗歌《致橡树》中给出了她自己的回答。舒婷认为，女性不应被动地被别人选择，而应该主动地去选择、去追求。舒婷理想的爱情是建立在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关怀的基础上，在漫长的岁月中相依相伴。

在学习《致橡树》后的小组讨论中，很多女生觉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比较片面，“宁可坐在宝马车上哭，不愿骑在单车上笑”更不可取，女人把一生全部的幸福全部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是不现实，也不可靠的。不少女生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模式：互相学习、并肩工作、共同成长，一起经营爱情、家庭，让爱情之花常开，让幸福之树常绿。

笔者在语文教学中，以崔莺莺、翠翠、舒婷三位不同时代的中国女性作为典型，剖析经济上、思想上没有独立的贵族小姐崔莺莺对不能把握自身爱情婚姻的无尽担忧，天真单纯但一直依赖旁人的没有独立意识的乡村少女翠翠对爱情的无奈守望，当代知识女性舒婷对自身事业与平等爱情的勇敢追求，从爱情观、女性观方面给予高职女生以启示。

（二）语文课堂外开展各种有女性特点的语文活动

除了语文课堂学习，高职学校还须根据高职学校特点及学生实际，开展大量生活化的语文活动。比如，以“历史上和生活中的杰出女性”为主题，邀请学者、礼仪专家面向女生作讲座，在广大女生中开展读书、采访、演讲比赛、征文比赛、辩论比赛等。在这些面广量大的语文活动中，高职女生自然接触到历史上、生活中各类杰出女性，慢慢受到她们思想认识的熏陶。

比如某高职学校曾经邀请知名形象沟通师赵蕾女士来校，主要面向女教师和女学生作题为《为人师“表”》的形象设计报告会。赵蕾老师以自身实例为切入点，以希拉里的时尚蜕变过程引出“形象设计”的重要性，??调为人师“表”。通过图片对比，直观地从服装、配饰、发型等角度讲述教师如何提升职业形象，学生如何从容应对面试等，即魅力形象更多来自于抬头、挺胸、坐直等细节中流露出来的自信。报告人妆容细致，气质优雅，本身就是形象设计的典范。通过参加形象设计报告会，女生们懂得扮靓自己是一门学问，不是抹口红、涂眉毛、烫头发那么简单，要想有高雅的气质，还须努力学习许多新的东西：比如社交礼仪、服饰搭配等。

某高职校还特邀江苏省特级教师、教授级高级教师、苏州中学副校长蔡明老师来校做学术讲座，并由省级女性观课题组的6位女同学组成采访小组，对蔡明老师这位现实生活中的杰出女性进行语文采访。采访前同学们先上网搜集蔡明老师的有关资料，撰写了采访提纲，主要就兴趣爱好、如何克服学习工作过程中的困难、女孩子的美等问题采访了蔡明老师。

蔡明老师告诉同学们，她是由于高考中的一个小失误才走上地理教学这条路的，既然教了地理，又喜欢旅游，她就把爱好与职业结合起来，利用暑假走遍了大江南北，蔡老师说：“从书中学来的，那都是别人的；只有自己从生活中体会到的，才是自己的。”旅游使她胸襟开阔，也看到了贫困儿童的学习、生活状况，这样的经历让她学会了宽容，懂得同情别人，并把游历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教给她的学生们，使她的学生爱上了地理这门课。

对于如何克服学习、工作过程中的困难，蔡老师的回答是“不向困难低头，有坚持的精神”。蔡老师为了研究湿地文化，利用了大量业余时间，她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的人，期间克服了多少困难是不难想象的。蔡老师还觉得和充满朝气的学生在一起，最大的困难都能克服。

蔡老师认为，女孩子要有开阔的胸襟，走到大自然中去，学会感受大自然，“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逐步使自己变得大气而自信。

从随后女同学们递交的采访感受看来，她们确实在对蔡明老师的采访中学到了许多，她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蔡明老师的自信、开朗、乐观的气质，在蔡老师身上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女性魅力。女学生们表示要学习蔡明老师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像蔡明老师那样坚持梦想并付出努力，把大自然当作真正的老师，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提升文化素养，培养自己的良好气质。无疑，蔡明老师带给了女生们很多精神财富。

女生们还在文化早餐的演讲活动中了解宋美龄、希拉里的事迹。通过接触赵蕾、蔡明等现实生活中的杰出女性，了解了宋美龄、希拉里等历史上、世界上的杰出女性事迹后，女生们自然意识到光靠扮靓自己，还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还须修养内在，认真读书，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

通过形式多样的具有女性特点的语文活动，女生们接触到各类杰出女性，潜移默化地受到她们的影响，形成了自尊独立大气的正确女性观。

通过语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形成了“一个女性，只有内外兼修，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才会成为真正的魅力女性”的女性观，那些像“女孩子嘛，无需太卖力，在学校混张文凭，毕业后嫁个有钱的老公，轻轻松松过日子”等想法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语文教学中以学生为本，引入性别教育和女性视角，采取各种高职女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建构高职女生的正确女性观，培养高职女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养、德育素养，进一步把语文教改引向深入，并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语文课程的吸引力和高职学校的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袁卫星.中等职业学校语文[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3]薛国凤，王亚晖.当代西方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评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3（1）.责任编辑：方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