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语谚语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第一篇：浅析汉语谚语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浅析汉语谚语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文学院 对外汉语 09065060 李昕霓

【摘要】谚语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带着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成为反映着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真实的折射出古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农业生产，社会生活，女性地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是一个民族的经验、真理和智慧的结晶，反映了特定时期人们具有的特定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及思维方式，它具有风格上的口语化、表意上的群众化、内容上的知识化、认识上的哲理化等特性，为深厚而多彩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幅风景和一份魅力。“从典籍中有迹可寻的《夏谚》算起，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现今流传于世的谚语浩如烟海,数以百万计。它是汉族文化过程中的一种结晶，璀璨夺目。”(周植荣1994)。作为非物质文化与进行信息交流工具的谚语，同古老的歌谣一样,绵延千年而经久不衰。

无论是在古籍中保存的还是在民间流传的谚语，经过千百年的淘洗和演变，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华古老传统文化的烙印。它既体现着古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也展现着古代社会人们所遵从的社会伦理道德，同时也包含着一些深邃的哲理思考和对各种知识的传播以及独特的古典美学神韵。此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时代文化的变迁。在本文中我将从农业生产经验、社会生活经验和其所折射出的女性社会地位三个主要层面去探讨。

一、“天人合一”的精神与深沉的土地自然之爱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农业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影响着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土地情节一直是文人骚客们始终无法释怀的根系所在，谚语作为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创造的一种传达知识经验的传世常言，必然也会被深深的打上土地的烙印。

在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注重“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是道家和儒家的相辅相补的观念,谚语中也有反映。儒道共同之处,都是要求人应该顺应自然，不应违背天道天理，也即是不违背宇宙间万物的生长运转规律。如在《周易大传·乾卦》中就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1]意思是作为“大人”要不违背天地所规定之大德，治理国家要使人人得以安生而有所养，还要遵循日月运行之大道和四季之时序，并赏罚严明，不悖于鬼神之意，人与人之间也应和谐共生。以后在道家、儒家的许多经典著作中皆有类似的论述。这说明,“天人合一”的精神正是古老的传统文化之精髓。

广大民众通过细心的观察，对自然土地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基本的认识和全面的概括，作为古文化载体的谚语，其中有不少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道，其主要内容是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又可细分为一些相关的气象节令、农事活动安排、土地耕作经验、四时天气变化、作物栽培、林木园艺、牲畜家禽饲养、渔猎桑蚕纺织、虫鱼鸟兽活动规律、各地风貌特产、天文地理知识等诸多内容。首先是传播农业生产经验的谚语:“种山靠山,种田靠田”、“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要龙要虎,不如要土”、“田是命根,人是真神”、“人靠田养,田靠人耕”、“纵是良田千万顷,收成多少在乎耕”、“庄稼不用问,随着节令种”。其次是劳动者们多年土地耕作经验的结晶，如“冬天把田翻,害虫命归天”、“冬耕深一寸,春天省堆粪”和“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等。同时还有“不除草庄稼长不好,不剪毛绵羊肥不了”等哈萨克族对牲畜饲养的经验之谈和“山上没有树,水土保不住”等彝族人民对生态自然环境充分认识的最深刻的写照。此外，关于气象的谚语，更突现出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出只有认识阴晴风雨的天气的变化，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规律。如《古谣谚》中据《易经》中关于观云看雨的阴晴变化引了一则民谚：“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马溅泥；云往南，水潭潭，云往北，好晒麦。”[2]这说的是云往东无雨，往西有雨，往南有大雨，往北又是晴天。而在近代的一则贵州农谚中也有相同的表述：“云走东，雨落空，云走南，雨成团；云走西，骑马披蓑衣；云走北,晒得地开裂。”这同样说的是风向导致云的方位不同而造成有雨或无雨的状况。这是老农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用谚语固定下来了。关于日晕、月晕对天气的影响，在民谚中也有不少，如“午前日晕,风起北方；午后日晕，风势须防；晕开门处，风势不狂；早日暮赤，飞沙走石；反照黄光,明日风狂”、“月带圈圈,大风不过三天”、“月亮旁边黄半圈,起风就在眼面前”、“月儿有晕,关窗闭门”。像这样表明天气变化、人们应适应它进行生产活动的农谚是很多的，这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

二、种群意识和个人品质的塑造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后来的封建社会，社会意识总体呈现着由集体到个人的过渡过程，但“和谐”思想始终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使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意识呈现出交融共生的“和谐”发展局面。

社会生活谚语包含了生活哲理、品德情操、为人处事、人情世态、民风习俗、文化教育、婚姻家庭、保健养生、各行各业、日常生活等内容。而这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则是以集体意识与个人品质相交融的社会意识为指导的。

古代先哲们基于对自然界群体力量和价值的充分认识，推演出在人类社会中对群体意识构建的诸多谚语，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心不齐，黄金变成泥”，“要学蜜蜂共采花，莫学蜘蛛各牵网”等等，都是在谆谆告诫人们：团结就是力量。这既是远古时代人们生存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战胜自然灾害能力有限的写照，也是人类对个体与群体关系已有充分认识的体现。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早期人类社会，个人一旦脱离群体就有可能时刻面临危险，甚至危及生命，于是由生存需要而形成的群体行为模式，以及由此而转化成制约人们的群体意识，也就成为每个成员的基本品质。之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保证生存权利不被剥夺的一种本能的抗争超越了本能而成为有意识的引导和教化，旨在强化氏族、家族或民族的思想统一性、行为一致性，诸如“将相不和,国有大祸”、“兄弟不和邻里欺”等谚语已明确具有了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一方面体现在血缘亲情中，一方面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分野上，总之都非常强调“和”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

谚语中还存在着大量模塑人格精神，具有极强教化意义的例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始终处于儒道文化交融的氛围之下，因此谚语中所提倡的个人品质的塑造也多是服从于集体意识的价值创造，以“忠”和“仁”为核心，目的是为了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如“金钱如粪土，人格值千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充分表达了先人们对人格尊严和气节的崇尚与向往；“抬头求人不如自己求土”则又是对实干精神的肯定和褒扬。谚语总体上从正反两方面对人格的塑造提出了要求，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义动君子，利动小人”、“只可种花分天下,不可栽刺害别人”等，是从正面倡导培养善良、诚实、廉洁的品德；而“水一倾，则不可复；性一纵，则不可返”、“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是从反面教诲人们弃恶从善，要为人诚实，并不可贪心纵欲。再如“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绳锯木头断,水滴台阶穿”等,是从正面鼓励人们要勇敢坚毅地去从事自己的事业，不要惧怕一切艰难困苦；而“刀不磨要生锈，水不流要发臭”、“树叶跌落，怕打破头”、“不怕虎生三张嘴，就怕人有两条心”等，是从反面向人们发出警策之语。这些从正面和反面对人们进行教诲的谚语，同古代先哲的关于人格培养和道德修养的主张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古老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三、不平等的婚恋观

汉语谚语存在着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研究其性别差异的表现，探究成因，可以揭示谚语背后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女性以其独特的性别角色，在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画卷中闪耀着别样的光芒。在母系社会，由于女性在生产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决定了女性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当时的女性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尊重。而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母权制被推翻了，女性的无限风光时代随之也就结束了。正如恩格斯同情地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谚语作为文化的凝聚体，生动形象的表现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婚姻是女人一辈子最大的投资，所以我将从婚姻观和家庭地位两方面论述女性的不平等地位。

在婚姻观方面，首先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认为女子只有嫁人才是顺乎情理的事。如“闺女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结怨仇”、、“该嫁不嫁，爹娘挨骂”。同时认为送出门的女子已与原有家庭无任何关系，如“姑娘送出门，不关娘家事”、“嫁出去的女，泼出门的水”等；其次，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决定婚姻的两大权力，并且讲究所谓的缘分。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姻缘本是前生定，不是姻缘莫强求”等；再次，谚语对女性认命、屈从的婚后生活也有极其深刻的反映。如“女嫁为绝”、“为人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人定”、“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不知丈夫是好丑,不知跛脚是眼瞎”等。无一处不体现着古代妇女在婚姻选择中的被动性和非主观性。

在家庭地位方面，虽然有“娶妻在德不在色，交友交心不交财”、“家有贤妻，夫不吃淡饭”、“表壮不如里壮，妻若贤夫免灾祸”等赞颂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重要作用的谚语，但是体现其卑微地位的却仍然占据了主流地位。如“老婆是墙上的泥坯，去了一层又一层”、“买来的马，娶来的妻，愿打就打，愿骑就骑”、“富易交，贵易妻”、“女人好比身上衣，旧的去了换新的”、“兄弟是手足，妻子是衣服”等。还有还有部分谚语反映出女性常常成为家庭不幸的替罪羊。如“谗言误国，妒妇乱家”、“长舌乱家，大斧破车”、“汩水淖泥，破家妒妇”等。生动的表现出古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所处的卑微地位。

总之，从谚语中可以看出来，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不论是与人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逃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烙印。谚语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深刻而形象的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言语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至今仍然能够给人们以极大的启迪，值得我们去很好的借鉴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 【2】（清）杜文澜辑：《古谣谚》，台湾新闻丰出版社

第二篇：汉语修辞传统的文化内涵

汉语修辞传统的文化内涵

0966104岳致言

汉语“修辞”这个词语，最早见于《周易 乾 文言》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一语中。在这句话里，“修辞”是“修理文教”的意思（唐 孔颖达注：“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与人的修业有关，不是今天“修辞”这个词的意思。在现代汉语里，“修辞”这个词从字面讲，可理解为“修饰言辞”，再广义一点又可理解为“调整言辞”。修辞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受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汉语修辞中大量用“比”，用得既多且广；汉语修辞以整齐、对称为主，以参差错落为辅；汉语修辞有虚写和实写之分，在语言表达中有意识地运用虚实观点，取得某种效果，这是汉语修辞的又一个特点。汉语修辞古今一贯的主导思想是要为表达内容服务。

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为主，词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而汉语又是非形态语言，没有词形变化的约束。这两个特点，决定汉语修辞具有以下特征：①语言单位组合灵便。

②非常容易组合成音节数目相同而结构上平行的语句，通常称为对偶。并且很容易押韵。大量运用整齐押韵的语言结构是汉语修辞的特色之一。

③汉语里陆续出现并且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四字成语，这些成语中绝大部分富于显著的修辞效果。

④运用汉字的特点还产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辞技法，如回文、顶针、谐音双关等。

常用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借代、拈连、夸张、双关、映衬、移就、对偶、排比、错综、仿词。

在此以双关为例说明修辞中的丰富文化内涵。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词的多义和同音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修辞手法叫做双关。

双关可使语言表达得含蓄、幽默，而且能加深寓意，给人以深刻印象。双关又分为两种：

1、意义双关

【例】《红楼梦》中“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三春”表面指暮春，内含元春、迎春、探春三人的境遇。

2、谐音双关

【例】“道是无晴却有晴”中的“晴”表面上是晴天的晴，内含感情的“情”。

萨佩尔认为：“语言有一个底座。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1如上所述，汉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的民族，所以汉语中肯定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民族心理。而谐音就是一种很常见很普遍的语言现象，所以它的形成肯定和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含蓄内敛的民族特性

中国文化是一种含蓄而不直露的文化。“含蓄雅洁”向来为中国文化所崇尚，有些不便直说的话语或事物，就会转换表达方式，用一种含蓄、和缓、委婉的形式说出来，而谐音的表达效果就可以化直露为含蓄，避粗俗而成典雅，这就恰好符合了汉民族含蓄内敛的民族文化。如：刘禹锡《竹枝词》中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晴”字面上是“晴天”的“晴”，实际上是“感情”的“情”，写的既含蓄委婉，但又不失巧妙，让人一看便知其深意。还记得纪晓岚临终是对他的儿子说的那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 ”，诗句用“莲”的谐音“怜”，“梨”的谐音“离”，很含蓄的表达了对儿子的怜惜以及即将与儿子离别的不舍之情。短短的几个谐音词却将中华民族的含蓄和内敛的特性展现的淋漓尽致。

（二）中庸的民族文化传统

谐音这种语言现象，与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中庸之道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传统儒家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人际关系和谐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中庸》中有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人不表露喜怒哀乐等情感时，这样的状态就是“中”，如果表现出来的情绪而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无不足，这样就达到了“和”的境界，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则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道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说话还是做事都要适度。与人交谈时，我们也要坚持中庸之道，在充分表露自己的情感的时候还要注意礼貌措辞，使自己保持谦恭的态度，不在别人面前显露出冲动的言行，如果遇到一些很敏感的词汇，就可以用谐音词来代替，这样就能起到委婉隐晦的表达情感的作用，使对方能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的同时，也不会显得很直露和偏激，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中庸之道。

（三）趋吉避凶的民族心理

中华民族是一个“治本于农”的民族，所以民族的避凶、趋吉的心理非常浓重。与此同时，汉民族相信语言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福祸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源头，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得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2所以人们习惯把语言作为祈祷、求福、表达愿望、和大自然交流感情的工具和联系的桥梁，汉语中人们如此讨厌“乌鸦嘴”（意思就是形容某人的嘴巴特可恶，好事说不灵，坏事一说就灵）一词，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语言的迷信。但是直接表露心中那些美好的愿望，又不是含蓄而内敛的中国文化所提倡的，而谐音成为了顺应和满足这种心理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人们便很自觉，很乐意的运用谐音来祈求吉祥和躲避由于语音而造成的不吉祥意义的习惯，前文中讲到的传统婚礼、节日上运用谐音，使一些很普通、很平凡的事物涂上喜庆的色彩目的就是含蓄委婉的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和祈求吉祥平安；而亲友从来不分吃一个梨，不小心打碎了碗或者杯子，会说一句“碎（岁）碎（岁）平安；送礼的时候，从来不会送伞、钟，对数字8的狂热喜欢和对数字4的极力躲避。这些都是利用谐音来避凶，以此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安慰，也是源于谐音艺术与汉民族传统心理的相连。可见，汉民族的趋吉避凶心理是谐音产生的重要基础。

(四)和谐对称的审美情趣

谐音和它的本音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固定的关系，这是谐音最大的特点。它们互相对应，互相映衬，互相对称，极其和谐，这就使得一个词语可以同时拥有两种以及多种意义，体现出和谐对称的审美情趣。如，《乐府诗集》之《西洲曲》：“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这里的“莲子”、“莲心”都是谐音双关，“莲子”谐音“怜子”，意思是爱你，隐喻了爱情的纯洁无暇；而“莲心”谐音“怜心”，意思是爱怜之心，隐喻了怜爱之深，表达了一个女子对自己所爱的男子的深深的思念之情。语言婉转动人，呈现出了成熟的艺术技巧。再如：药品斯达舒胶囊的广告语：“喂（胃），你好吗？”“喂”与“胃”谐音，“喂，你好吗？”是一句普通的问候语，“胃，你好吗？”则是对我们“胃”的一种亲切问候。该广告巧妙地利用谐音，设计了这一独特的广告语，体现该胃药产品对我们“胃”的关怀，两种语境各自言之成理、非常明显，双关意义自然贴切。而上文中提到的纪晓岚的很经典的一副对联“两船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上联是一位老者为了考纪晓岚而出的，而下联是纪晓岚所对。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联。“橹速”谐指三国著名文臣鲁肃，“帆快”暗指西汉著名勇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双重含义，表面上是说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说文不如武。纪晓岚给出的下联是“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笛清”暗指北宋名将狄青，“萧和”暗指西汉宰相萧何，也是一语双关，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这种对称、和谐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展现的淋漓尽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共同的审美意识，这就是美的民族性。汉民族美的追求的审美意识中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对称、均衡与和谐。

（五）认知世界的心理方式

不同民族对世界的认识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谐音现象符合汉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汉民族善于联想，本来用谐音表达的两个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汉民族丰富的联想便能很自然的利用“语音”将他们联系起来，而且汉民族的联想方式都是采用的二元对立的对称联想，如阴阳、东西、祸福、上下等等，这就说明了从远古以来，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中，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养成了整体的观点，常会由此及彼的进行联想，由一事物联想到另外一种或者多种事物。这种认知方式体现在语言中，就是会由语音去探究它的意义，但是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的具有宽泛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一个语言可能会有好几个语义，但是人们就不会用很严谨的方法去探究，这就为谐音的发展创造了好的条件。

综上所述，汉语谐音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只有全面了解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即民族心理、风俗习惯、历史文学传统等，才能深入体会和理解谐音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

第三篇：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课程设计

汉语颜色词的文化内涵课程设计

1.教学对象：

中高年级语言班留学生／本科高年级文化选修课的留学生

2.教学目标：

（1）了解中国常见的色彩词“红”、“白”、“黑”、“黄”以及这些色彩词的文化内涵。

（2）对比中外颜色词的文化差异，了解相应的跨文化交际知识。

3.教学难点：

“红”、“白”、“黑”、“黄”等词的文化内涵。

4.教学环节（1）导入

利用提问“你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颜色吗？”引出学习主题，并引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进行讨论。

明确中国人喜欢“红”、“黄”、“白”、“黑”等颜色

（2）讲解

利用“你知道中国人什么时候喜欢用红色吗？“引起学生的思考，了解学生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掌握情况。

然后通过“你知道哪些关于红色的词语”。了解学生对红色词语的掌握情况。

其次“你觉得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色”。引出红色的文化内涵。这是学生先讨论，然后发表答案。

最后，教师详细介绍汉语中红色的文化内涵。

“黄色”、“白色”、“黑色”讲解方式相同。

所以的汉语颜色文化内涵讲解完之后，让不同的国家的同学说说：

1.你们国家的人喜欢什么颜色？ 2.这些颜色有什么不同的文化内涵？

3.这些文化内涵和中国的颜色有什么不同？

4.这些文化内涵和其他国家的颜色文化内涵有什么不同？

5.在与不同的国家的人交往时，通过颜色的文化内涵，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第四篇：重视定理证明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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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定理证明中所蕴含的思想方法

作者：钱立萍

来源：《中学生数理化·八年级数学人教版》2014年第02期

钱立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师，北京市海淀区兼职教研员；教学风格轻松活泼，师生关系融洽，积极参加教学改革，曾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多次获奖；多篇论文获奖或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

第五篇：白鹿原的文化蕴含

白鹿原的文化蕴涵

** 指导教师*** 院校******

摘 要：《白鹿原》从文化角度塑造了一群人物，写出了一段人的历史。它通过白鹿村族长白嘉轩与关中大儒朱先生这两个人物赞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与此同时，作者陈忠实也看到了新时代下旧文化的生存困境。他如实的描写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瓦解与改造，客观的为读者再现了从清末到建国这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并用文化从思想精神层面将这段历史演绎的更加真实、深刻、意蕴丰厚。

关键词：文化、儒文化、家族文化、信仰文化、新文化、代替

White deer villiage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学生：***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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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te deer villiag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created a group of characters, write a long history.It is through the white hart village chiefs with BaiJiaXuan guanzhong intellectuals like Mr.Chu these two figures praise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he Confucian culture.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hen zhongshi also saw the new age old culture under the existence dilemma.He described the new facts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ld culture, objective and reform of qing dynasty for readers to reproduced the founding from the nearly half a centu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ideological spiritual culture of this period of history deductive more real, profoundly, implication rich.Key words: Culture, Confucianism culture, family culture, beliefs, cultures, new culture, instead

起源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在九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的出现便是由于陈忠实的长篇《白鹿原》的问世。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评论家关注的目光，大家各执己见，品评不一。不过大多数的评论者都给出了肯定与赞美的言辞，有的甚至称《白鹿原》“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读《白鹿原》，我的感受可以用岑参的一句诗来概括：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这种感觉来自于书中那厚重沉郁而又古拙朴实的文化意蕴。是的，《白鹿原》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它所截取的社会历史背景于我们也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若就仅聚拢生活的手段，概括生活的基本方式而言，《白鹿原》也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 2】然而，虽然只是普通的方式，但是陈忠实用这种方式概括与翻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民族文化底蕴，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其他作品无法企及的史诗韵味。

《白鹿原》的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记录了自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中国西北的一个小村庄的历史,可以视为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小说以白鹿原为舞台,以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用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艺术笔法描述了近半个世纪关中农民的命运史,广泛而深刻地勾画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陈忠实没有像其他的作家那样过多的专注于故事的叙述与结构的安排，而是在选择了从政治斗争与民族生存的视角来关照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运动的同时，选择了从文化视角——独到而深刻的挖掘观众农民的文化心理积淀，以阐述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他说“在缓慢的历史演进中, 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 形成这一方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3 ]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使得 “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兴衰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4]这种从文化出发、以文化为基石的对民族历史的探索与发掘正是这部作品的优秀之处。

《白鹿原》对中国文化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它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放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去反映和表现, 并加以深刻而细致的剖析,这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它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家族文化与信仰文化都进行了细致的展示与描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深刻的反思。与此同时，《白鹿原》也客观的展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危机与困境，真实的描述了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解构与重塑，将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各种文化的冲突争斗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探讨。

一、儒家文化

金春峰先生说，“《白鹿原》精心塑造的两个高大形象——白嘉轩和朱先生，可以说不是社会典型，而是文化典型；不是社会人物，而是文化人物。” [5]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陈忠实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仍然是紧紧围绕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是他对典型性格的刻画有着独特的追求，他更侧重于刻画的是典型人物的文化人格。《白鹿原》中白嘉轩与朱先生二人的人格无疑代表着传统文化人格，这二人身上闪现的无疑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仁义”是儒文化的核心，也是《白鹿原》中儒文化表现的重点。县令亲置在祠堂院里的石碑上的“仁义白鹿村” 即昭示着白鹿原上的精神核心就是“仁义”。白嘉轩请来的关中大儒徐先生在隆重的学堂开馆典礼上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6】而朱先生制定的《乡约》也是为了使村民们更好的按照儒家道德规范做事，心怀“仁义”，和气做人。

在这个“仁义”之原上，将“仁义”二字奉行的最好的当属村长白嘉轩了。白家几代单传，到了白嘉轩，在经历过六房短命妻子之后，终于，第七房仙草为他诞下了两儿一女，特别是小女儿白灵尤其招人疼爱，为了女儿能平安的长大，白嘉轩为女儿认了个“干大”，这个在白嘉轩看来能庇佑女儿成长的，不是村里有钱有权，或德高望重的人，而恰恰是他们家的长工——鹿三。白嘉轩不仅让女儿认鹿三为“干大”，自己更将鹿三视为兄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咋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鹿原》p263]。在鹿三经历过小娥的鬼魂附体而精神衰退，日渐老去的时候，白嘉轩不仅没有丝毫嫌弃，更是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白鹿原》p 402]他以自己的道德准则严厉的教育着下一代，正因如此，“仁义”的儒家文化才能在白鹿原上代代相传。

如果说白嘉轩对长工鹿三的照顾只是小仁小义，那么他对伤害过自己，甚至一直与自己为敌的人的态度与行为应该称得上是大仁大义了。黑娃与白孝文、白孝武年纪相仿，在孝文孝武进学堂读书的时候，白嘉轩主动担负了黑娃的学费，并准备好了纸墨笔研送他进学堂。而黑娃不仅不感激白嘉轩，反而一直觉得他的“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白鹿原》p236]。后来，黑娃当了土匪，不仅抢劫了白家，更在白嘉轩的腰间狠狠地捅了一棍，使白嘉轩“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白鹿原》p 241]即便如此，白嘉轩并没有记恨黑娃，反而不顾众人的反对在黑娃被捕后为他四处奔走求情，这使得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先生也“以少有的激情赞扬他”：“但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白鹿原》p 421]也正是这种“以德报怨”的仁义行为感动了黑娃，使黑娃最终跪拜在了祠堂里。

对于一直与自己作对，甚至毁了自己精心培育的接班人——白孝文，辱没了白家，给自己带来致命的精神打击的鹿子霖，白嘉轩也宅心仁厚的宽恕了他，并本着一颗“仁义”的心帮助了他。在鹿子霖因为党派纷争的政治原因被关押进县监狱之后，这无疑是白嘉轩可以光明正大的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佳时机。然而，白嘉轩对于这个一直与自己作对，险些毁了自己家族的人，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冷嘲热讽，反而尽心尽力地营救他。他要在白鹿村乃至白鹿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这种所谓的“真正的人”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熏陶浸染的“仁义”之人。

如果说白嘉轩是白鹿原上“仁义”的实践者，是儒文化的躬行者。那么白鹿原上的另一位称之为“大儒”的朱先生，则是“仁义”的化身，是儒文化的精神领袖。他一生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准则，坚决奉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强人格操守，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为其思想核心。朱先生几十年坚守着晨诵的习惯，即使皇帝来了，也不能更改，所以早上到访的张总督的手下只能“等着！”，因为“先生在晨诵”。这里面有着读书人的自尊与坚守。朱先生确乎继承着中国士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以致朝廷每每下文供职，却终究无果。他始终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著书立说，编撰县志。以一个平民贤儒的身份安稳的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式的清淡生活。而一但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只身赴敌营说服方巡抚，免除百姓战患之苦；为禁绝烟土，毫不顾忌亲友之情，毅然决然；赈济灾民，不仅严守赈灾款项的用途，杜绝私自克扣，并与灾民同食共饮；听闻日寇来犯，投笔从戎，誓死保家卫国，护卫人民……这些都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制定《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准则，纯洁乡风，礼教乡民；他在一小块宣纸上写下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教会了白嘉轩“仁义”做人，漂亮的平息了李寡妇卖地事件，并使渍水县令大为感动，亲批“仁义白鹿村”，“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白鹿原》p 49]。他的逝世被称为“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并且“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白鹿原》p537]大家在朱先生死后一遍一遍咀嚼他的生平事迹，发现“这个人的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白鹿原》p 538]。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朱先生的身上表现到了极致，所以，他不像是一个平凡的人了，他是一个神人，儒文化渗透进他的身体，铸就了他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使他成为了一个文化化的人。

作品中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身上闪现的也是儒文化的光辉，他就是鹿三。作为白家的长工，鹿三尽职尽忠的工作了一辈子，白秉德在世时，他听命于白老汉，白秉德死后，他便顺其自然的效忠于白嘉轩。鹿三不仅自己为白家干活竭尽所能，不偷懒、不抱怨，还教育黑娃和兔娃要感激白家，努力为白家干活。鹿三的文化选择，用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是很合适的。他并非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儒文化，正是白家基本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鹿三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核心便是“忠义”二字。

二、家族文化

“新儒家”的领袖梁濑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写道:“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7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家国一体”，家就是国的一个缩影。家族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有如国家基础,重在写家族,也就深入到了宗法社会的细胞。《白鹿原》就通过族长白嘉轩这个大家庭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写在小说开篇的这句话并不是作者随便拿来调侃的楔子，它暗藏的是一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家族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白秉德老汉临死前对儿子的嘱托不是好好管理家业，光耀门楣，而是赶紧娶媳妇，“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白鹿原》p 7]。因此白家顾不得三年守孝不许婚嫁的古***俗，不顾邻里乡亲的非议，在白秉德下葬两个月后即为白嘉轩娶来了第五房女人。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女人也死了，白赵氏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白嘉轩说，“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白鹿原》p 10]。两位老人宁愿倾家荡产，甘愿弃中国农村很重视的丧葬传统礼仪于不顾，这种强大的家族观念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严守家族的思想教育下，白嘉轩自然而然的继承祖训，听命于父母，严格按照白家的家训家教行事为人。

白家门楼上挂着“耕读传家”四个大字，这是中国古代农民持家立业的基本理论，身为一家之长的白嘉轩也严格奉行着这个古训。为了得到鹿家的那块“宝地”，他借口父亲托梦诓骗冷先生，不惜在鹿子霖面前装出楚楚可怜的不孝子样……总之，他想尽了办法，耍尽了心机，甚至瞒骗母亲，终于得到了那块地，并也以那块地为起源而使白家重新兴旺起来。对一块耕地都如此重视的白嘉轩对于子女的读书问题更是关心备至。为了方便子女受教育，白嘉轩亲自请来了教书先生，在白鹿村办起了学堂，不仅让自己的子女入学，更是鼓励村上所有适龄儿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甚至将女儿也送入了学堂。由此可见，“耕读传家”的家族意识在白嘉轩心里是根深蒂固的。

白嘉轩把自己所有的心思与精力都放在了家、家族上，而对于家族以外的事，他则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白嘉轩在家庭出现人财两旺的局面后便倡导、主持翻修白鹿祠堂。之后他总是把祭祖、拜祖当作十分重要、严肃的事情。此外还有诸如满月、认干亲、婚礼、拜亲人、拜祖宗、治丧、修墓、迁坟等礼俗。这些所有的礼仪都是用以调节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的,形成了外化的家庭伦理秩序。这样,这些礼俗在白嘉轩的悉心经营之下就成了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形成了有形的家族文化。

白嘉轩的妻子仙草也是家族文化的一个典范人物，她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仙草嫁到白家后，严守着中国传统女子所应遵守的行为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尽心侍奉婆婆，为白家生儿育女，主动操持家务，含辛茹苦而又默默无闻地尽着一个女人的本分。在仙草的思想里，夫就是天，夫家这个小天地便是她的社会，她所有的思考、语言、行动都围绕着这个家，白家的四合院是她婚后生活的全部空间，而这个范围以外的人和事，都与她无关。由此可见，仙草是白家这个大家庭中又一个以家为中心的人物，是一个贤惠的农家妇女，所以在她的身上体现出的只能是深厚的家族文化的影响。

三、信仰文化

小说《白鹿原》中的信仰文化主要体现为民间信仰。所谓民间信仰，是指民众自发地对具有超自然力的精神体的信奉与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及一般的民众迷信。民间信仰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文化体系包括信仰、仪式和象征3个不可分开的体系。白鹿是贯穿在《白鹿原》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中心意象，它作为一个被赋予了美和善等终极意义的象征，很美丽很活跃地闪动在小说里。“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白鹿原》p 23]。白鹿在小说中是平静、安宁、祥和、幸福、美好的象征，它在白鹿原人的传说中，是能祛苦禳灾除害兴利的。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康乐”[《白鹿原》p 23]。但对于白鹿的信仰，在不同的白鹿原人心目中有不同的意义。在白嘉轩看来，“白鹿已溶进高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已经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而且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白鹿原》p 24]，于是他便费尽心机，精心谋划，“迅猛而果敢”地将那块显现白鹿精灵的属于鹿子霖的漫坡地搞到了手，做了白家的祖坟，他希望借着白鹿的祥瑞，为白家消灾避难，使自己家运亨通。尽管白嘉轩的家庭及家族秩序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摇动着白鹿原的政治斗争、自然灾害和神秘力量毁坏了、瓦解了，“白鹿”除了在梦境中告诉他心爱的女儿的惨死，并未使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白嘉轩仍然把家里曾出现的人财两旺的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白鹿原》p 45]。直到最后当他看到坐在台上的做了县长的儿子白孝文时，竟“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漫坡地精灵的情景” [《白鹿原》p 572]，由此可见，白嘉轩自始至终都相信白鹿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改变着他的生活。而在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心目中，白鹿则是一种神圣和理想的象征。起初当她在教会女子学校听到上帝的名字，“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白鹿原》p 348]，在这里鹿是神圣的象征；后来当她的革命同志鹿兆鹏问她“这会儿想什么”的时候，她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这时，白鹿在白灵的心目中已变成理想的象征了。只是最后白灵所信仰的白鹿却又成了白灵的替身，一起消失在了白嘉轩的梦里。

如果说“白鹿”只是白鹿原人独特的信仰的话，那么《白鹿原》中所描写的另一信仰文化——求神祈雨，便是带有普遍性质的中国农民的信仰了。以土地为生的白鹿原人在连续几月干旱无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决定按照习俗向神求告取水。求神的仪式是复杂而又严肃的。首先是在关帝庙由关羽关老爷“亲自挑选”带领大众祈雨的人选，即在关庙前用火炉烘烧三只铁铧和几只钢钎儿，之后村里的男人扮成马角去接烧成金黄色的铁铧，能接得住的便是关帝选中的祈雨人。这个人在被选中之后要用一根烧红了的钢钎穿通自己的左右腮，接着就会有人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做成骡马一样的套口。在这次祈雨中，白嘉轩就是被选中的马角，在他当马角准备去接铁铧的时候，他的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嗅不出任何气味”，“锣鼓家伙的喧嚣充耳不闻……大殿里变得异常清净”，“脑子里一片空白”，[《白鹿原》p259]俨然一副神灵附体的模样。出了关帝庙，众人抬着白嘉轩走向黑龙潭。到达目的地后，白嘉轩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的一直磕进铁庙，点蜡烧香焚表。之后带领众人从潭中取水，每户一升。最后将贡品抛入潭中。整个仪式刚结束，白嘉轩便扑倒在地不省人事，而当他醒来后却“似乎刚刚从西海龙王那里回来而不晓尘世发生过什么”[《白鹿原》p 261]。小说中的这段信仰礼仪描写既符合一般村人的求神的仪式，又添加了些许的神话色彩，仿佛虚幻，却又很真实。唯一遗憾的是，虽然是老族长亲自出马，带众祈雨，雨却仍然没有被求来。

四、新文化 《白鹿原》虽然是一次传统文化的集中展现，但其中也融入了许多新文化的因素，展现着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反叛、融合与消解。小说中青年一代的白灵、田小娥、黑娃、鹿兆鹏身上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闪现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光彩。白灵是小说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新时代女性，虽然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新时代的内涵，但与传统女性相比，她的身上已经闪现出了新女性的影子。白灵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便不是身为传统农家妇女典范的母亲的言传身教，而是与哥哥们一样，进入学堂，接受传统的私塾教学。然而，她比哥哥们更加幸运，因为在进入私塾不久，革命便爆发了，在旧式的学堂教育已经无法延续的时候，已经进入新式学校的表姐一家适时的为她接受新教育提供了条件。进入新学校的白灵在战乱中毫不避讳的与许多青年男女一起“抬死人”，帮助革命军清理战场，为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清扫赃物。面对找到表姐家来的气得眼睛红肿的父亲，白灵依然我行我素，没有被父亲的一巴掌吓到，也没有因为家里奶奶和母亲的担心而放弃学校派下的革命工作。甚至当父亲为了不让她回城继续那些“疯疯癫癫”的活动而将她锁在家里时，她就独自在屋里“大声演讲大声歌唱”，她要“冲一冲”白嘉轩“那封建脑瓜子”。[《白鹿原》p174]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白鹿村人信奉子女婚姻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王村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的时候，白灵不管不顾这些旧时礼仪，偷偷从家里跑掉了，并且瞒着父母与鹿兆海私定了终身。后来。当发现鹿兆海与自己革命信仰相背离，各自的政治信念都无法为对方改变，两人的感情也因之出现危机的时候，她遇到了鹿兆鹏。在她发现自己对鹿兆鹏的感情由崇拜变为爱恋时，她又再一次冲破封建樊笼，与和自己信念相同、志趣相投的鹿兆鹏真心相爱了。白灵是敢作敢为的，是率性自由的，是不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新青年。只是，这样一个勇于投身革命的共产党人的结局却是在后来的清党肃反运动中被活埋了。

如果说白灵的对自由、解放、革命的追求与对传统的反叛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抗争，那么鹿兆鹏的对于封建婚姻的反抗则是默默的、无声的心理的叛逆。鹿兆鹏在未参加革命之前便由父母之命娶回了冷先生的女儿，但是他对她却没有一点感情，新婚之夜的一次初试成了兆鹏媳妇对于自己夫妻生活永远的记忆，也是永远的遗憾。鹿兆鹏追求自由恋爱，所以当黑娃带回别人的小妾而被全村人不耻时，他却称赞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白鹿原》p 146]，是他在白鹿村唯一佩服的一个人。而他自己却由于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的巨大压力而无法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爱人。但是他又不甘屈服，他始终在心里无声的反抗着，这种不彻底的抗争不仅给他自己带来了痛苦，更是毁了他媳妇的一生。后来，在他终于鼓起勇气冲破那个一直囚困着他的婚姻枷锁而走向自由时，他的所谓的自由恋爱却是抢走了自己的亲弟弟——鹿兆海心爱的女人。白灵与鹿兆鹏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叛，或彻底或不彻底，但都是自觉的，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他们对于新文化的展现；而田小娥与黑娃的叛逆，与传统文化的格格不入，则完全是无意识的，是五四新文化中提倡的自由解放思想的不自觉萌发。

田小娥，一个穷秀才的面容姣好的女子，却因为家贫而被迫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武举人，按年龄，武举人都可以当她爷爷了，而且，她在武举人那里纯然只是一个性虐待的工具。由于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她一开始就是这个传统文化世界里的叛逆者。生存的强烈欲望使她的这种叛逆一直处于亢奋状态。她没有接受新文化的熏陶，没有表达自己反抗的其他办法，她叛逆的唯一武器和手段就是用情欲冲乱封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的堤坎。她身为秀才的小妾却主动勾引黑娃；黑娃走后，为了生活下去，她又不顾伦理道德与“大大”鹿子霖勾搭在了一起；她为了复仇用性将白孝文拉下水，后来却又不管不顾地疯狂爱上了原本妻儿同乐的孝文；她死后化为飞蛾为原上带来了瘟疫，她的阴魂附体一遍遍申诉着自己的反抗……然而，终于因为她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世界缺乏了解，她的这种盲目的反抗，只能在本能的意义上抗争，最终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虽然如此，田小娥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抗争并非完全无意义，她的行为反映了中国社会底层农民的觉醒，是新文化普及道路上的一剂催化剂。

黑娃是《白鹿原》中又一个充满叛逆色彩的文化人物。黑娃是鹿三的儿子，白嘉轩对他一直是仁爱有加，为他买笔买纸，供他上学读书，然而在黑娃的眼里，白嘉轩却一直是“腰挺得太直”，让他一看就不舒服。对于儿时玩伴鹿兆鹏特意省下来带给自己吃的精贵小点心，黑娃却一咬牙扔到了草丛里；在后来自己拥有了一口袋鹿兆鹏曾给过自己的冰糖时，他甚至毫不犹豫的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黑娃的这些叛逆行为并不是表达一种简单的玩世不恭的叛逆心态，而是对于自己作为一个长工的儿子的被压迫被奴役的的社会地位的反叛。这是新文化中追求平等民主的思想意识的萌启。但是可惜的是他与田小娥一样，不懂得该如何实现这种反抗。所以他只是坚决的娶回了被人称为“破鞋”的小娥，在走投无路时上山做了土匪，在打劫白家时捅断了他从小就痛恨的白嘉轩的“太直”的腰……他的所作所为让白鹿原上的人们既恨他又怕他，既瞧不起他，又接受他。在经历过了一系列的风风雨雨、革命与反革命之后，黑娃最终的归宿却是跪倒在了白嘉轩的祠堂里，满含热泪地说着“黑娃知罪了”，并自称为“不孝男”，立志要“洗心革面学为好人”。[《白鹿原》p 495]这样一个勇敢叛逆、无所畏惧、坚硬刚强、一直与传统文化水火不容的汉子，最后，还是回归了传统。这样，新文化的火光在黑娃身上还没有被点亮，便已熄灭了。

在《白鹿原》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并以心理的围墙保护着它,以心灵的砖塔镇压着非儒家文化的成分。儒家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几千多年的传承延续,是活生生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从发起至今日从未出现过断层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孔孟所奠定的伦理道德今后还要延续。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这也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之所在。【8】白嘉轩、朱先生、鹿

三、仙草……等人的生存历程展示的种种属于传统道德范畴的精神内涵无疑是中华民族生命有机体中的血脉。它是民族精神的精髓,它在整个民族生存史上的影响将会更深刻、更广泛。作者陈忠实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小说塑造了白嘉轩与朱先生这两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充分赞扬了仁义、正直、诚实等美好的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了中国历时悠久的传统文化。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从民族历史的曲折里去反思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因素，其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民族振兴的今天这些合理内核仍具有内在的强大活力, 应该成为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可贵历史财富。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充分反映了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现实状况。鹿子霖、白孝文等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因素，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理所当然的内部解构。黑娃、田小娥等人在遭遇到外界族人的各种歧视和压迫后，通过革命或非革命、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报复社会。这种抗争也对儒家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祠堂被砸，“仁义白鹿村”石碑、“乡约”石刻被砸毁；白嘉轩“挺得又直又硬的腰”被打折；白鹿原人知道小娥死因后心情颇为复杂的“大为感慨”；当得知村里的瘟疫是由小娥带来时，不顾小娥是个被传统文化遗弃的“破鞋”，主动请命要为小娥修庙，供奉拜祭……而白灵、鹿兆鹏的反抗则不同于黑娃、田小娥等人来自生命本能的抗争，他们反抗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自己熟知的白鹿原，而是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作为自己斗争的对象。白灵、鹿兆鹏等是由“五四”新文化催生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青年，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冲击力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就连传统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他们的传统文化观也在现实中不断地遭受阻碍，传家济世的理想每每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碰壁：仁义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和白嘉轩倾其全力培育出来的原本甚为优秀的族长继承人白孝文，都成了“不肖子”；“仁义白鹿原”本应该是充满“仁义”的桃花源式的儒家理想社会，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乡约苍白无力，社会满目疮痍。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和白嘉轩均是强有力的个体，【9】但随着儒家文化作用力的一步步衰减，他们的威力也一天天受到时代的挑战。老族长白嘉轩最终变得无奈而超然，曾经被白赵氏称作才子被白鹿原人奉为神灵的朱先生后来被讥讽为书呆子，而鹿兆鹏、白孝文、鹿兆海、白

灵等代表着新文化及现代政治的力量，则无论在原上还是在原外都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白嘉轩与朱先这两个在《白鹿原》中被精心塑造的高大形象的悲剧性的结局，象征了在现代历史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不可避免地衰落。对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作家的认识是清醒的，也是“力图肯定的”。[10]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所提供的条件,创造、改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11】五千年泱泱大国孕育出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需要接受新时代的考验，旧的东西不可避免的要被更新的、更适应现代社会的东西代替，这就是历史。只是旧的东西在快被消灭之前总会与新事物做一番殊死的较量与抗争，并且较为强大的旧事物总是在一开始时占领着与尚未发展成型的新事物搏斗的上风。所以在《白鹿原》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对垒中透露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白鹿原》通过一个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描写人物的生命运动,将这些运动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之中，“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 展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12] 艾略特说：“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也许都存在于时间将来”。现在是历史向任何方向展开的起点和终点。过去、现在和将来面对面了。陈忠实不是写历史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的历史。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里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和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你的真实描绘，把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形态和心理秩序艺术地告诉后人，让他们从这些己经成为过去的现象里把握那个时代人的心理脉搏并引出有益的启示。”

卡西尔说：“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去破译历史之谜，不会是唯一的途径，但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昆德拉说过，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在于“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虚构性的小说与存在性的历史既有在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巨大的差别，《白鹿原》是陈忠实虚构的他心目中的我们民族的历史图景，通过它，去勘

【13】探我们民族的存在，特别是如昆德拉所说“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不仅感知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感知过去的现在性”(艾略特语)。

[ 1 ] 韩军强、张文利，《<白鹿原>文化论》，《文化研究》，第14期，2010年

[ 2 ]傅雷，《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

[ 3 ]陈忠实，《 我说关中人》，《 陈忠实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p5)[ 4 ]陈忠实，《 关于〈白鹿原〉的问答》，《陈忠实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p534）

[ 5 ]、金春峰，《对深重的文化危机之忧思》，《<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244）[ 6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5（p56）

[7 ]《梁濑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p41）

[ 8 ]、任新宇，《传统的魅力——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上的表现》，《台声·新视角》，2005.9 [ 9 ]、庹飞，《<白鹿原>：儒家文化命运的观照》，《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2010，7

[ 10 ]、白烨，《史志意蕴·史诗风格》，《<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38）

[ 11 ]、《白鹿原中的传统文化》

[ 12 ]、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所悖》，《人文杂志》，2000 [ 13 ]、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