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朝灭亡学习心得
公司logo 《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学习心得
中国历史上的大明王朝从公元1386年建立到1644年被灭亡前后经历将近300年。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算的上是存在时间较长的王朝了。关于大明王朝的覆灭原因，在历史上也是存在很多的争议的，有说是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的；还有说是被大清的八旗子弟所推翻了；还有说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所至，总而言之说法不少。读完《几十万满族人怎样灭掉拥有两亿人的大明王朝》这篇文章后，也专门在网上查阅了一些正史和野史资料，结合个人的理解，总结出大明王朝的覆灭其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这是时世局变的必然，也是因果关系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综合原因所制。内因和外因都站了相当重的分量。
外部因素
一、天灾人祸
崇祯时期，北旱南涝，天灾严重，农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而朝廷对此并不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也是不闻不问，甚至变本加厉的对农民盘剥，这是导致起义的导火线。
二、关外部落统一
明朝末年，外族努尔哈赤势力越来越强大，25岁时已经基本平定了关外的各个部落，实现了部落的统一，而且加强了中央集权。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三、农民军起义
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力量强大，各地起义风起云涌，难以对付。特别是闯王一支，人数众多，战略得当，抚民安民，深得人心，当时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关边，内地镇守城池的兵力有限，加上政府内部管理混乱，各地农民军起义纷纷聚集。因为满清当时在战略上牵制了明朝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这才导致内部镇压起义兵力不足，闯王这支军队才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打破北京城。
四、长期两线作战
1.明朝自开国以来北方就与蒙古人作战，开始还能占到上风，后来就被蒙古人压着打，连皇帝也被俘虏了去，如此打了两百年，明朝国力损耗很大，与蒙古人签订了《隆庆和约》，赔了不少钱财，边境才稍微安宁一些。谁知蒙古人刚消停点，女真人又兴起，从此明朝直到灭亡，也没有缓过气。2.明朝建国之初，南方东南沿海就有倭寇骚扰，虽然规模不大，却着实让明朝头疼。到了明朝中期，倭寇势力坐大，深入江南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幸好明朝有个戚继光，在东南沿海作战，日本人才渐渐收敛。日本人消停了点，西洋人又趁虚而入，占了澳门、澎湖、台湾。此后明朝直到灭亡，也没能驱逐西洋人。
3.明朝从建国之初，其正面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成为明朝的大敌。而在明朝的背后南方，先有倭寇，后有洋人，是明朝的隐患。终明一朝，始终陷于南北夹击之下。
内部因素
一、皇帝昏庸无能
明朝后期，皇帝多是荒淫无能之徒，有好道教的，有沉溺女色的，甚至有喜欢当木匠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主心骨，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的昏庸，势必会导致下属跟风，导致朝纲败坏，国本不固。
二、官场腐败
明中后期，贪官横行，暴吏无数，他们瞒上欺下，贪得无厌，残暴至极，搞得民不聊生，最后导致民变，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公司logo
三、宦官专权
明中后期，皇室嫡亲香火不盛，接位的多是小皇帝，这样，导致内宫宦官有机可趁，把握了朝廷大权，甚至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这些宦官多是残暴、荒淫之辈，他们为了一己之私，杀忠臣，刮民膏，还勾结敌国，是明朝灭亡的另一重要原因。
四、无可战之师
明后期，军队装备差、纪律差、统帅也多是无才无能一辈，根本就不是闯王及大清军队的敌手。总结：
如此之大的明朝之所以灭亡，一部分在于对外部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是在于内部的管理，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崇祯政府其实并不是无所为，能够搬到魏忠贤，说明他当时也是满怀意志，想扭转落败的局面。然而在搬到阉党专权后，因为政府没有制定长远的战略计划和明确的实施步骤，朝中又党争不断，结合管理者性格原因，崇祯帝对朝政开始失望。为此，他开始加强集权，力图控制百官，任用宦官来贯彻自己的革新意志，然而宦官当道，致使好多的有才之人得不到实用。如果他能用好像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这样的人物，军事部署也不会严重失当，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明王朝灭亡所带来的反思
如果把明朝看作一个市场的垄断企业，综上所述，明朝灭亡有以下原因
1.企业战略不明确
1)未制定清晰的战略方向
崇祯年间，这个企业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中原市场，有数以百计新崛起的农民企业和它在竞争，其中最具威胁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家公司；在东北，新兴的满清公司也在迅速蚕食它的市场。所以当前企业的头号问题是制定清晰的竞争战略，消灭中原和东北的竞争对手。
2)企业定位不清楚或未将愿景落到实处
对于一个企业制定战略时，首要问题是战略定位，这个定位既指对企业自身的定位，也包含对竞争对手定位。这个企业在一开始就在这方面犯了错误，首先企业对自身的定位不清，始终没有认识清楚当时明朝实力衰竭、体制僵化、政治能力和军事战斗力低下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不具有两线作战的能力。其次，企业无法对对手清晰、差异化的定位，不管是李自成、张献忠，还是满清，他统统视为反叛者，没有考虑过谁是最致命的威胁者，谁是次要威胁者。在错误的定位下，崇祯的企业一直奉行剿灭一切竞争对手的战略，这种没有差异化的战略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等于没有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给了对方联合搞垮自己的机会。
2.执行力严重不足
在决策层战略失误的情况下，明朝的战略执行也存在极大问题。1)管理层管理能力低下，监督变成指挥
出于对带兵武将的忌惮，明朝一线的最高指挥官往往是“不知兵”的文官，在实际作战中，他们既不知如何指挥，也指挥不动武将，没有“将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隔阂与内斗，这是管理过程中的第一个错误，这直接导致了一线战事的节节失利。2)一线执行层的执行能力弱
上至州府、下直县衙、基层管理者多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朝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差，对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军队往往都是一簇击溃，对待老百姓倒是一群如狼似虎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 公司logo 企业文化下，这样的军队不仅不能击败对手，而且只会官逼民反，将百姓变成起义军，造成李和张的队伍日益壮大。
3)错误的管理机制使得战事愈加恶化
崇祯直接插手前线战事。他依据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派下去作监军的宦官，大多数宦官都不懂军事，他们向上汇报的情况带有极大的个人偏见，而且揣摩着崇祯的喜好来汇报，直接影响了他的判断。最为典型的是松山之战，战役之初洪承畴的策略是稳守，诱敌出击，再寻找战机，可是崇祯只看到明军有13万之多，没认识到清军的战斗力远高于明军，主动出击无异于自杀，再加之监军回报主帅胆小畏战，因此他屡屡严令洪承畴主动出击，洪迫不得已出战，果然明军一战即溃。
从崇祯政府的战略失误和明朝灭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战略对于企业和组织的成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受到决策者个人、企业的体制、文化、组织制度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企业对战略的制定也受到体制、文化等因素深深的约束。
从这层意义而言，决定企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在于产生战略的根源体制和体制蕴育出的文化，改变体制才是解决竞争组织的根本之道。因此，打造基业常青的企业的根本之道在于企业开始建立权利与责任对内、对外都能相互平衡的体制。
2016年2月
第二篇：《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会灭亡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明朝为什么
会灭亡
对于明朝灭亡，起初我很不理解，因为从兵力上看，清兵只有二十几万，李自成军队有一百多万，但明朝却拥有二百五十万大军，而且还有关宁铁骑、秦兵和天雄兵这样厉害的兵种。后来我一查看地图才发现，自从皇太极占领辽东一带后，明朝的很多地方已经失守了。
如果朱棣（不是崇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儿子）不迁都到北京，还待在南京的话，明朝也没戏。因为当时的河南闹灾荒，李自成在那招了十三万兵马。这给明朝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再看兵种，皇太极的骑兵跟明朝最厉害的关宁铁骑实力相差无几。李自成的兵种虽然不厉害，但是崇祯时，收税太多，导致很多人都加入了李自成的军队。
后来明的二百五十万大军败退，在南京建都（李自成在跟清军斗，当时没顾得上南明）。小福王坐了皇帝，统治南明。这位小福王，其实就是福王的儿子，而福王就是万厉的儿子，为郑贵妇所生，万厉极为宠爱福王，但由于他不是太子，就封他个福王的称号。福王特别爱吃，都有三百多斤了，他还是个守财奴。这位小福王跟他爸爸差不多，都十分昏庸。所以左良玉不干了，这么烂的主，他可不想跟着卖命。于是左良玉兴趣了造反的大旗。
再说皇太极灭了李自成后，军队实力更加强大，在皇太极和左良玉的攻击下，南明最终灭亡。从朱元璋到南明灭亡，共计二百九十九年。
第三篇：被瘟疫灭亡的明朝论文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的传染病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
第四篇：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悲歌｜胸怀壮志的崇祯帝，何以让明朝走向灭亡？
就晚明的形势而言，未必没有“事在人为”的余地。但崇祯皇帝念兹在兹的是要一个“万全之策”，害怕风险，绝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结果只能坐等亡国。
姚雪垠。
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因为把李自成写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颇受人诟病。但人们忘记了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有那么一些人，可以为了某种原则、观念或看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也从来都是有的。姚雪垠笔下的李自成，其实就是中国底层社会中的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或许文化不高，但讲义气，急人所难，处事公道，慈悲为怀，而且很有能量，在群众中颇有威信，于平凡中透着性格上的魅力。笔者当年下乡时，也曾见识过这样的人物，甚至因为他们不是党员而颇感怅然。
《李自成》沉寂多年，如果就因为它的主人公太像一个共产党员，实在太让人遗憾了。这本大部头的文学作品，不仅把明末农民战争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而且也充分展现了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关外满族的强悍及其统治者的足智多谋，以及明末崇祯皇帝空怀中兴壮志却无力回天的悲凉。时过境迁，农民造反的故事已不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仍具有吸引人的力量。于是乎姚雪垠先生的哲嗣姚海天，根据姚雪垠先生的遗愿，与王维玲女士，从大部头的《李自成》中，辑出上、中、下三卷的《崇祯皇帝》，以飨读者。这部《崇祯皇帝》，充分展示了明朝的这位亡国之君，苦苦支撑了十七年，却终于没有能够在明末的内忧外患中力挽狂澜，最终不得不吊死在煤山上的那段历史。这的确是姚雪垠先生创作《李自成》的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视角，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明朝亡国的原因。
姚雪垠先生对崇祯皇帝的亡国，是抱有深刻同情的。当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认为崇祯皇帝“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这样片面的议论，姚雪垠先生当然不会悉心赞同。在姚先生眼里，明朝当时的情况，处处限制着崇祯皇帝的行动，正有种种使他不能施展自己“中兴”抱负的约束。他要写出崇祯皇帝的“沽名、诿过、轻信、多疑、善变、专断、暴躁、狠毒、残酷的一面”（序者田永清所言），但是也写出崇祯皇帝的这种种方面与他所处环境的关系和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在无休止的党争之中，崇祯时代的臣子，大多不过是只知有朋党，而不知有朝廷的利己者；整个官僚集团也已分裂成一个个利益集团；因私而害公是官场的常态。套用“文革”中流传得很广的一句话，那时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派性亲”。正因为如此，当时没有一件事是崇祯皇帝想做就能够做得成的。出于朋党的利益，凡是敌对一派反对的另一派就一定拥护，凡是敌对一派拥护的另一派就一定反对，弄得崇祯皇帝里外不是人。至于是与非，根本就不重要；但表面上，却又是极其重要的。那时，一个主张提出来，先要看看政治上的正确与否。而怎样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很少有人会真正关心。比如，崇祯皇帝想要集中力量平息陕西、河南方面的“匪患”，而试图与关外的满族政权议和。这本来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它在政治上却是不正确的。因为，“东虏”与大明朝在政治上向来是不对等的；议和意味着明朝皇帝向蛮夷之人屈尊。惟其如此，关于议和的事，崇祯皇帝只敢暗地里与少数阁臣和亲信太监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秘密一旦泄漏，则必须由参预此事的大臣来承担“欺君之罪”，以保证皇帝本人政治正确，以免受到臣下的非议。
崇祯皇帝本人对臣下谏阻“议和”也非常讨厌，认为把这样的措辞强加于自己，不仅歪曲了自己的意思，也抬高了东虏，贬低了朝廷。所以，一旦有消息灵通的大臣上书反对“议和”，崇祯皇帝就会十分恼怒。他认为与东虏不是议和，而是“抚议”，符合“柔远能迩”的古义，也显示了朝廷对关外满族的政治优势。至于“抚议”些什么，崇祯皇帝既不愿割地，也不愿赔款，幻想着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厢情愿得让人绝倒。结果，偷偷摸摸的“抚议”，始终“抚”不出个结果，明朝因此不能倾全力“剿匪”，眼看着各路起义军奄奄一息，又眼看它们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崇祯皇帝既然意在“抚议”，对坚持要与满族军队作战的官员也就非常反感，觉得这些人不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并且疑心他们一定是在效忠朋党。于是乎这些主张与满族作战的官员不免处处受到掣肘，要么是战死，要么就是因战败而被处死。这使得那些本来就不准备为朝廷尽忠的将军，在面对强敌时变得更加贪生怕死。
崇祯皇帝面临的另外一个无奈，就是军费的入不敷出。明朝的军国用度浩繁，百姓承受赋税的能力，在崇祯时期也已达到了极点。然而，无论剿匪，还是抵抗满族入侵，都需要不断地增加军费。为此，崇祯皇帝不得不寄望于皇亲国戚能带头捐献银两，帮助国家渡过难关。令他气愤的是，那些承平时享尽了皇家恩泽的朝廷亲贵，竟然都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到极点，他们宁可与自家的窖藏金银同生共死，也不愿为大明皇朝的生存贡献财宝。无论皇帝再怎么称孤道寡，再怎么晓以大义，都于事无补。可见，家天下虽然有家天下的好处，但当人们效忠皇帝的心没有了，心里便再也容不下这个国家和天下。令人遗憾的是，姚雪垠先生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竟忽略了那时明朝内帑里还存放着几千万两白银和大量黄金；而臣下也一再要求动用内帑储积，但崇祯皇帝就是不予理睬。可见，崇祯皇帝同样是个要钱不要命、不要江山的主儿；而那些不肯捐献银两的皇亲国戚，确实也有些讲不出口却说得通的道理。明朝皇帝对臣下请求动用内帑贮银，向来抱有敌意。万历的时候，朝廷还曾下令，大臣不得向皇帝请求动用内帑储积。姚雪垠先生只写明朝皇亲国戚的守财奴形象，而隐去了崇祯皇帝本人的守财奴形象，其实忽略了明朝历史的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当“家国一体”走到了极端，皇帝本人其实也是有家而无国无天下的。
大顺起义军死灰复燃而演为燎原之势，很快便攻陷了河南，然后向西夺取西安，之后便将进攻的矛头直指北京。眼看着李自成就要兵临城下，崇祯皇帝却对天下人心失去了起码的感应能力，只是幻想着军事上能有奇迹发生。他的这种幻想，总是以一厢情愿的“如果”开始。而随着幻想一次次的破灭，崇祯皇帝还是看不出自己众叛亲离的绝境。以至于唯一能使他死里逃生并重整旗鼓的迁都江南，崇祯皇帝就是走不出这一步。
说到迁都，又是明朝的一段痛史。明朝建都南京，朱元璋一直认为，历史上在南京建都的王朝都很短命，几次动了迁都西安或开封的念头。但迁都西安后水陆运输要耗费大量民力，开封又是“四战之地”，所以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京，并在家乡安徽凤阳兴建中都，作为调剂南北的枢纽。然而，明成祖夺取帝位后，就定下了以“燕邸”为北京的基本国策。为此，明朝大建北京城，疏通南北运河，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问题在于，蒙元虽然被逐回了大草原，可政治和军事上仍保有相当强的实力；朱棣迁都北京，使首都“孤悬绝北”，等于将蒙古的军事威胁放大了数倍。迁都之后，无论是北京城，还是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一切军国用度的成本都成倍地增长。所以，仁、宣之际，曾一度计划回迁南京。不巧的是，当时的南京正处于非常频繁的地震之中，从洪熙元年到宣德五年的六年之中震了五六十次，迁都的计划当然只得放弃。英宗兵败土木堡，蒙古瓦剌部兵临北京城下，于是迁都南京的舆论又起。惟瓦剌大兵压境，南迁走水路已无可能，走陆路则必为蒙古铁骑所追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于谦率领下固守北京，以待天下勤王。于谦在太监金英的支持下，誓言再有建议南迁者杀无赦。从此，迁都就成为明朝议政的禁区。
“神京北峙，而财赋全仰于东南之漕”，“江南之民命竭于输挽，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讲的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通漕而耗尽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财政上挹东南而注西北的情况。另一方面，那时无论是京师，还是边境的物资和徭役需求，也不免就地加强征发，以至于明朝北部和西北部，“丁（壮劳力）丁著役，年年当差”，留下他们的妻儿在家种地缴税。自古以来，明朝的北部和西北部的农业一直唯水利是赖。绵延不绝的黄土，从华北高原一直覆盖到东边的大海，其土质有着天然的肥力和良好的吸水性，只要有适当灌溉，即便一二年不施肥，也会有较好的收成。但是，经过唐末、五代，乃至金、元接二连三的战争破坏，这一地区的水利普遍废弛。由于自然地理和黄土土质的原因，这里的土地经过垦耕，如果没有水利排灌，必定是“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雨水适中的年份则少之又少。但是，壮劳力尽被征发，兴修水利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有明一代，这里的人们甚至已经忘掉了还有水利这么一回事，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大片的土地荒着也没有人愿意耕种。说到底，京师不南迁，明朝北部和西北部的社会生产就难以恢复，而东南地区承受的重赋也不能减轻，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就不会有转圜的余地。可惜的是，迁都之议既已成为政治上的禁区，明朝就只能守着北京，先后面对蒙古、满族的严重军事威胁，耗尽天下的人力和物力，成天担心着的就是亡国。崇祯年间，山、陕和河南地区的连年大旱，造成了大量饥民，使得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大量兵源，从而形成推翻明朝的巨大力量。
崇祯皇帝并不是没有想到迁都南京是一条出路。但历史形成的惯性，却让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那些敢于公开建议皇帝迁都南京的大臣，在朝廷上遭到那些坚持政治正确的官僚的抵制。这些反对迁都的人，似乎是被当年瓦剌兵临北京之际的于谦、金英等人附了体，慷慨激昂、义正辞严地重复着那些国家根本重地不可移易的老调，但他们真正惦记于心的，却是他们的田产和宅院不能随他们南迁；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其他浮财南迁不仅露富，沿途也难免遭到兵匪的打劫。对于这些人各自心中的“小九九”，崇祯皇帝不会看不透，却也无可奈何。也有大臣折衷地提出，让皇太子先去南京，一旦北京失守，明朝仍可保有半壁江山。但这样的“折衷”，崇祯皇帝却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皇帝或者担心自己到时候会像唐玄宗那样，被太子遥尊为“太上皇”；或者担心自己会像徽、钦二宗那样，免不了从此把大好江山让给了同姓的其他子孙；或者担心皇太子日后竟成他人之傀儡。这些历史的教训，启示了南迁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使崇祯皇帝干脆放弃了南迁的念头。他仍旧沉湎于“如果”怎样，幻想奇迹的出现。这使他对固守北京，又有了些希望。此时，崇祯皇帝已失去了理智，以至于皇后提醒他“我们在江南还有一个家”时，他竟厌恶和警惕起后妃、外戚的“干政”。
总之，崇祯皇帝的心态，早已完全不正常了。因为对朋党的猜忌，他把一切逆耳忠言，都看作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因为害怕风险，明明已身处绝境，他也决不敢去冒哪怕是些微的风险，而一定要求万全之策。他总是向二祖列宗祈祷，觉得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祖宗的事，希望祖宗保佑自己不遭天谴。平心而论，明朝亡国的原因，是早在万历年间都已齐备了的。万历以后明朝国祚的延续，都是上天的眷顾，但崇祯皇帝却抓不住机会。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明朝在万历十五年之后，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已是颓势毕露。首先，首辅申时行为弥合文官集团之间因党争而造成分裂的努力失败了；由此，他企图消除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不信任的努力也一概归于无效；明朝在政治上从此陷入了越来越白热化的党争和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对立。其次，因为党争，像戚继光这样在张居正执政时得到重用的人在政治上的失势，也意味着明朝重振武备的努力的失败。再其次，海瑞这样的模范官僚，被视为迂腐的典型，仅仅摆在官场上做样子；李贽这样有新思想的人又被视为异端，为道德所不容，最终无可奈何地在狱中自杀；朝廷上所有的争论，也都以道德为名，成为朋党之间互相攻击倾轧的武器，成为一场“道德的灾变”。那时候，张居正改革的惟一遗产，就是对全国田亩的清丈，大致做到了对天下田亩的“履亩而税”；由此，明朝的赋役制度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整顿，赋税征收总体上比较平均了，国家始能通过大范围的平均起税来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于，赋税征收基础的扩大，如果仅仅是方便增税，只能刺激国家对社会的压榨不断强化；而自以为府库充裕，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只能是弊上加弊。这样几十年得过且过地下来，从万历末年开始，无论是东北方面的满族入侵，还是西北方面的饥民造反，对明朝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征了辽饷征剿饷，征了剿饷再征练饷。这些累年加征的总和，最多时一年竟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白银。这都是正赋之外的额外加征，对山西、陕西、河南地方连年大旱下的农民，除了逼他们起来造反，大概也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求活的路了。
第五篇：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
朱重八能征善战，铁腕治国，也是一个“念旧”的人，对发妻马皇后恩爱有加。被某些人抬上天了“清官”海瑞，除了会折腾再无任何政绩。一代名臣张居正权力欲不得了，抗倭名将戚继光贪财。大奸相严崧和发妻恩爱终老。呵呵，还原历史原貌，也让我们感慨，膜拜，愤怒，为这些有血有肉的帝王将相，或者贩夫走卒。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也像邻家阿哥一样，渴望爱和温暖，渴望扬名立万，渴望良田美宅。
故事说话。政治争斗、权谋之术、疆场之策，这些刀光剑影，运筹帷幄，官场职场潜规则显规则，全在有声有色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里。故事扣人心弦，环环相扣，悬念丛生，叫人欲罢不能，任他忽悠到底，爱它没商量。
这样的史书怎不精彩？怎不叫人击掌叫好呢?
朱元璋在元朝末期出生在一个农民世家，缺乏食物，于是他就去讨饭吃，做和尚，但到后来，元朝把朱元璋列为造反成员，以此为借口来杀朱元璋的一家。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朱元璋就是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成为一代伟人的。他不得不战斗，而在战斗中，他学会了冷静、坚持与果断。冷静让他能够准确判断局势，甚至在失败后能够正确总结经验；而坚持，能让他在僵持时打破僵局；果断，让他能够从现在的局势中正确而快速地判断。这三件“宝物”结合起来就是一道打不破的心理防线，而朱元璋利用这道防线取得了成功。做一件事，必须要学会冷静、坚持与果断。它们让你准确地判断局势；让你在失败后能重新勇敢地站起来，而不至于崩溃；让你从困境中发现机会。只要做每一件事都能非常冷静、坚持与果断，那么所有的困难都能迎刃而解，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
感悟一：改变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或生活的状况的不满意。朱大皇上小的时候没有宏图大志，最大的愿望只是能够吃饱饭，娶上个媳妇。一不留神被安排当了个皇上，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从这里看出，朱皇上小时候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起码他的理想不如我远大。小时候老师教给我们要从小立志，看来，立不立志也没有多大实际的意义。朱皇上从小没有立下雄心壮志，也并不妨碍他最终做了皇上。是他父亲的死，是他的饥饿，是他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意。使他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其实人生的未来，好多时候往往是自己不可预知的，想得过多，往往会束缚了我们自己，真实感受和体验人生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感悟二：成功者不是常胜将军。
朱皇上无疑是个成功者，但他却不是个常胜将军。在他的成功的路上经历了那么多的失败。因此，要获得最后的成功，不是经历失败，而是经历失败后，继续奋斗的勇气。这是普通人和成功人士的本质区别。
感悟三：飞蛾扑火。
看到明朝的吏治，我们现在要幸福多了。起码没有那么多的杀身的危险了。莘莘学子，苦读八年，通过科举，混上了一官半职。不知道哪一天，赶上皇上不高兴，不知什么原因，脑袋就搬家了。小时候在农村，到了夏天的时候，外面的火堆旁，会有大批的飞蛾绕着火堆飞舞。那明亮的火堆，是光明，是希望，是崇高。一批又一批的飞蛾前仆后继扑进火堆燃烧了自己。这就是追求崇高的代价，而现实中的我们又有哪个人不是，象飞蛾一样地向前冲呢？感谢思想家们告诉了我们
生活的真谛—活在现在，活好每一天。要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