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共5篇]

第一篇：国家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国家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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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理性地审视即将来临的“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重大命题摆在面前，亟待破解。这不仅关乎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农村建设，一个系统工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建议》中的亮点之一，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解释说：“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徐小青指出，提出新农村建设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还非常明显，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第二，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事实上，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都会适时提出新农村建设。温铁军说，与时俱进地把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非常紧迫的“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提出来，既符合我们国家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国际上通行的规律。

《建议》中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描述一共20个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看得出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提醒说，新农村建设不能简单理解为单纯改变村容村貌，要防止在实践中将其狭隘化甚至低层化。

自主创新，一个战略课题

在《建议》中，自主创新是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提出来的。在胡锦涛总书记的论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很明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贯穿发展诸多方面的事情，是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虽然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创新技术含量不高。前不久，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的名次再一次下滑，其中技术革新指标低水平徘徊是重要原因。国家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指出，中国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要增强国家实力，需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要落实自主创新的战略，就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常修泽认为，需要完善和创新的制度包括：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二是风险投资制度，三是技术入股和技术期权制度，通过对创新技术的评估、作价、折股，推进“技术资本化”，给技术人员安上激励机制的“马达”。

产业结构，期待进一步优化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情况不容乐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在“十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偏差：一是产业结构偏离了原来的目标，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长缓慢；二是就业结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第二产业资本深化排斥劳动力的同时，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减弱。

由于在“十五”期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仍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有两个重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引导重化工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卢中原认为，由于新一轮重化工业加快发展的形成机制主要源自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内生因素，因此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有可能持续较长的时间。

二是现代服务业将是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李善同认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和城市化水平低是造成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十一五”时期应加快发展知识型服务业或“生产型”服务业，致力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和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以此作为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不我待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遭到诟病。

“十一五”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之一。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而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如此粗放式增长显然难以为继。当前，我国已经进入WTO的后过渡期，加上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崛起，这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要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转变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老大难”问题该如何破解？常修泽认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循环经济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推进资源税改革等措施也必不可少。

区域经济，协调是根本

目前，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第二，各地区重复建设、不正当竞争现象严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分析，造成地区发展差距拉大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策倾斜，吸引资本要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向沿海地区大量聚集；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调节下，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必然出现差异，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因此不断扩大。

为了协调各地区发展，“十五”计划期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目前东中西互动、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卢中原强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要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的条件和机会。“十一五”时期，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逐步缩小地区间社会发展差距创造制度条件。

城镇化，“健康第一”

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镇化的进程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已明显加快。据测算，过去几年，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城镇化率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到2015年前后，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左右。

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张立群指出，不少地方城市建设缺少长远规划，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盲目、无序现象；忽视环境目标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下降。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虽然城市建设速度很快，但真正的人口城市化、以劳动力家庭转移为目的的城市化却很慢，城市化效率很低。

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十一五”期间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建议》提出城镇化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这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指导原则。

改革攻坚，力争进一步突破

“十五”期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建议》对改革的判断是“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的难度在增加。有些改革进展缓慢，以至于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在改革进程中遇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干扰，改革缺乏突破力；有些改革尚处浅层，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缺乏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缺乏改革的协调机制。

“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政府改革既连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连接社会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另外，常修泽认为，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等同亿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推进民生类制度的创新。

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高

加入WTO之后，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迅速，2004年达到1154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此同时，出口也大幅增加，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另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稳定国际经济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成就有目共睹，问题也接连不断。外资在出口中所占比例过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利用外资过程中在产业素质、资源、环境、劳工权益等方面也暴露出较多问题。鉴于存在的问题，《建议》指出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曼青强调，要引导各地由追求引资数量与速度转到更加注重引资质量与效益。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近两年，中国企业在市场开拓、国际并购等方面的成绩引起了世界关注。常修泽认为，应该围绕“走出去”建立与中资跨国经营相应的体制，并尽可能增加新体制的适应性。

和谐社会，关键在落实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一五”期间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建议》中对建立和谐社会做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调节分配以及文化体制、医疗卫生、安全生产等，无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按照一般规律，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往往多种矛盾集中凸显，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多。而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拉大、侵害群众利益、群体性事件等现象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把构建和谐社会纳入“十一五”规划，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立平指出，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冲突，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常修泽则强调，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在创造活力过程当中要建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包括搞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强社会组织秩序的新建，以及加强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自身的信用制度建设等。

第二篇：十一五规划学习心得体会

经济发展总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一个时期的经济运行结果，客观上总是下一个时期继续发展的起点。“十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主要表现在：

第一，物质基础的新起点。“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9万亿元，按照汇率折算超过1.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特别是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能源交通建设得到加强，2004年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87万公里，比2000年增加47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43万公里，增加1.8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7.4万公里，增加5500公里。西气东输管道全线贯通并投入商业运营。2004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4亿千瓦，比2000年增加1.25亿千瓦，已居世界第二位。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生产规模也明显扩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步伐加快，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达到1亿人。

第二，发展观念的新起点。“十五” 期间我们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成果，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成果。通过抗击非典、推动发展的伟大实践，通过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通过借鉴吸取国外发展过程中的有益做法，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是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指导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发展观是一面镜子，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找出我们的差距；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灯塔，按照科学发展观指引的航向，我们就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就能够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

第三，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经济规模明显扩大。从2000年到2004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4743亿美元增加到1.15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407亿美元增加到606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从1656亿美元增加到6099亿美元，目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外汇储备居第二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70%。我国的境外投资虽然总体规模还小，但呈现明显扩大态势。我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正在顺利度过过渡期，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正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对外开放。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带动力量，特别是对一些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三篇：学习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中国青年报：十一五规划，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

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2002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2004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遇了暂时的挫折。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张晓晶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

吴忠民分析，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由不同的改革阶段组成的改革过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打破大锅饭，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现在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不仅是为了穷人。”吴忠民说，从经济发展可持续、健康的动力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吴忠民说，从国家财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实力，那么，我们现在应当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只是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从属性的、‘兼顾’的位置，便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延误中国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造成中国经济的畸形增长和中国社会的病态化。”

怎么实现“共同富裕”

吴忠民提出，可以考虑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吴忠民说，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三险”开始覆盖全部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开始对工人尤其是农民工进行常规的职业培训；适当增加失业保险支出；扩大低保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标准；启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建设；国家出资并免除所有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教材费，适当减免部分农村小学生、初中生的学杂费；增大对城乡抚恤事业的投入。初步估计，每年国家大约需要支出2700亿元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没有超出国家的财政能力。”

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现阶段经济发展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张晓晶认为，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但如果不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公平上就不太现实。“因此，现阶段，我们依然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效率问题依然不能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存在，但片面看重人均GDp指标让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张晓晶建议，虽然目前没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标，在评定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时，应该附加诸如资源环境、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指标综合考量。

张晓晶说，社会财富在人群之间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台时民众的参与都能体现社会公平。他表示，过分强调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低收入者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给农民免农业税。”张晓晶说，“这么做，可以缓解因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但是，要想根本上让穷人致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进一步发展机会。”“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都是要将“起跑线”拉近，“尽管这些问题在五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开放无疑会让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

第四篇：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

2007-11-26 国发〔2007〕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环保总局、发展改革委制定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大力气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紧紧围绕实现《规划》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把防治污染作为重中之重，加快结构调整，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确保到2010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比2005年削减10%。同时，要加快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加快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保障群众饮用水水源安全。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环境保护目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资到位、监管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分工，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要严格执法监督，督促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动员全社会共同保护环境。要高度重视投资质量和效益，保证《规划》执行的严肃性和合理性。要建立评估考核机制，每半年公布一次各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重点流域与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在2008年底和2010年底，分别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评估和考核结果要作为考核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编制本规划。本规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阐明“十一五”期间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目标、任务、投资重点和政策措施，重点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和任务，同时引导企业、动员社会共同参与，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一、环境形势

（一）“十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取得进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把环境保护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淘汰了一批高消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加快了污染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地区、流域和城市的环境治理不断推进，生态保护和治理得到加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市场化机制开始进入环境保护领域，全社会环境保护投资比“九五”时期翻了一番，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环境管理能力有所提高，环境执法力度有所加强；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对我国环境保护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经济快速发展，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情况下，部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减缓，部分地区和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核与辐射安全得到保证。

（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我国环境保护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化学需氧量仅减少2.1%，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以下简称“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全国26%的地表水国控（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

全国水力侵蚀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危险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显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十五”期间力图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投入不足、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法不依、违法难究、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现象比较普遍。

“十一五”期间，我国人口在庞大的基数上还将增加4%，城市化进程将加快，经济总量将增长40%以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际环境保护压力也将加大，环境保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专栏1 “十五”环保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序

指标名称

号

二氧化硫排放量1

（万吨）

其中：两控区内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万2

吨）

工业粉尘排放量3

（万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4

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

2005年

2000年

计划目标

1995

1800

1316

1053

1165

1100

1092

900

1445

1300

3186

2900

2005年

2549

1354

1183

911

1414

1655

“十五”

增减情况

27.8%

2.9%

1.5%

-16.6%

-2.1%

-48.1%

放量（万吨）

工业用水重复利6

用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7

放量（万吨）

工业烟尘排放量8

（万吨）

工业化学需氧量9

排放量（万吨）

1工业固体废物综0 合利用率（%）

设区城市空气质1量达到国家二级1 标准比例（%）

1城市污水处理率2（%）

/

1450

953

850

705

650

51.8

36.5

34.3

45（生活）

2168

949

555

56.1

52.0

/

34.5%

-0.5%

-21.3%

4.3个百分点

17.5个百分点

17.7个百分点

16131城市建成区绿化3 覆盖率（%）28.1 35 33 4.9个百分点

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9.9

5.1个百分点

（三）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做好环保工作提供了根本保证，环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将为解决结构性、区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到基础性作用。综合国力增强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更有力的物质和技术支撑。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为创新环保工作体制和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大群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环境保护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环境容量成为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环境管理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环境标准成为市场准入的重要条件，环境成本成为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因素。这些重大变化，标志着我国环保工作正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

做好“十一五”环境保护工作，关键要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坚持创新体制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环境法治，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基本原则。

——协调发展，互惠共赢。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坚持节约发展、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强化法治，综合治理。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严格环境执法；坚持环境保护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规划，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从源头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不欠新账、多还旧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所有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做到增产不增污，努力实现增产减污；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

——依靠科技，创新机制。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以技术创新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制和部分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机制，完善环保制度，健全统一、协调、高效的环境监管体制。

——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区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分阶段解决制约经济发展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环境问题，改善重点流域、区域、海域、城市的环境质量。

（三）规划目标。

到2010年，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得到控制，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专栏2 “十一五”主要环保指标

指标

“十一五”

增减情况

20200510年 年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万吨）1

141214 70

-10%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万吨）2

252249 95

-10%

地表水国控断面劣V类水质的比例26.＜3-4.1个百分点

（%）

七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Ⅲ类的比例22

＞43

2个百分点 4

（%）

天数超过292天的比例（%）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好于II级标准的69.5.6个百分点

三、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

围绕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把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把保障城乡人民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切实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

（一）削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改善水环境质量。

以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10%为突破口，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加快治理重点流域污染，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工作。

1.确保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

加快城市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工程建设。到2010年，所有城市都要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全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亿吨/日。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坚持集中和分散相结合，因地制宜，优化布局，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要厂网并举、管网优先，并与供水、用水、节水和污水再生利用统筹考虑。切实重视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置，实现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加强污水处理厂的监管，所有污水处理厂全部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实现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和排放的实时监控。不断提高城镇污水收集的能力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保证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后的实际处理负荷，在一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60%，三年内不低于设计能力的75%。

加强工业废水治理。严格执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制度，加快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重点抓好占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65%的国控重点企业的废水达标排放和总量削减。加快淘汰小造纸、小化工、小制革、小印染、小酿造等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节水工作，制定高耗水行业废水排放限额标准，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以造纸、酿造、化工、纺织、印染行业为重点，加大污染治理和技术改造力度。在钢铁、电力、化工、煤炭等重点行业推广废水循环利用，努力实现废水少排放或零排放。严格按照有关标准监测排入城镇排水系统的工业废水水质和水量，保证污水处理厂安全运行。

2.全力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

取缔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完成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调整工作，确定保护区等级和界限，设立警示标志，关闭二级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普查，编制饮水安全保障规划和管理办法及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控制面源污染。严格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游建设水污染严重的化工、造纸、印染等类企业。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编制地下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防治地下水污染。重视对水体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和防范。

健全饮用水水源安全预警制度，制订突发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和管理体系，每年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至少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监测，并及时公布水环境状况。

3.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坚持不懈地推进“三河三湖”、松花江水污染治理，抓好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南水北调水源地及沿线、黄河小浪底库区及上游的水污染治理。加强长江中下游、珠江及重要界河的水污染防治。落实流域治理目标责任制和省界断面水质考核制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多渠道增加投入，加快治理工程建设。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保证江河必须的生态径流。按照军地结合原则，继续开展重点流域和区域中军队单位的污水、垃圾治理，改善营区环境质量。加强国际合作，做好黑龙江、鸭绿江、伊犁河等界河的水质监测与治理。

以沿江沿河的化工企业为重点，全面排查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业污染源，并建立水质监测定期报告制度，督促其完善治污设施和事故防范措施，杜绝污染隐患。

（二）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防治大气污染。

以火电厂建设脱硫设施为重点，确保完成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0%的目标，遏制酸雨发展。以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和城市群地区的大气污染综合防治为重点，努力改善城市和区域空气环境质量。

专栏3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名单（共113个）

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

省会城市：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南昌、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其他城市：秦皇岛、唐山、保定、邯郸、长治、临汾、阳泉、大同、包头、赤峰、鞍山、抚顺、本溪、锦州、吉林、牡丹江、齐齐哈尔、大庆、苏州、南通、连云港、无锡、常州、扬州、徐州、温州、嘉兴、绍兴、台州、湖州、马鞍山、芜湖、泉州、九江、烟台、淄博、泰安、威海、枣庄、济宁、潍坊、日照、洛阳、安阳、焦作、开封、平顶山、荆州、宜昌、岳阳、湘潭、张家界、株洲、常德、湛江、珠海、汕头、佛山、中山、韶关、桂林、北海、三亚、柳州、绵阳、攀枝花、泸州、宜宾、遵义、曲靖、咸阳、延安、宝鸡、铜川、金昌、石嘴山、克拉玛依。

1.确保实现二氧化硫减排目标。

实施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实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规划，重点控制高架源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超过国家二氧化硫排放标准或总量要求的燃煤电厂，必须安装烟气脱硫设施。“十一五”期间，加快现役火电机组脱硫设施的建设，使现役火电机组投入运行的脱硫装机容量达到2.13亿千瓦。新（扩）建燃煤电厂除国家规定的特低硫煤坑口电厂外，必须同步建设脱硫设施并预留脱硝场地。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严格控制新（扩）建除热电联产外的燃煤电厂。

2.综合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

以颗粒物特别是可吸入颗粒物作为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加快城区工业污染源调整搬迁，集中整治低矮排放污染源，重视解决油烟污染。加强建筑施工及道路运输环境管理，有效抑制扬尘。提高城市清洁能源比例和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展节能活动。因地制宜地发展以热定电的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在城区内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

统筹规划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地区的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有条件的城市要开展氮氧化物、有机污染物等复合污染问题以及灰霾天气的研究，逐步开展对臭氧和PM2.5（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等指标的监测，建立光化学烟雾污染预警系统。

3.加强工业废气污染防治。

以占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65%以上的国控重点污染源为重点，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制度，加快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促使工业废气污染源全面、稳定达标排放，实现增产不增污。工业炉窑要使用清洁燃烧技术，以细颗粒污染物为重点，严格控制烟（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开展新一轮的除尘改造，推广使用高效的布袋除尘设施。继续抓好煤炭、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建材等行业的废气污染源控制，对重点工业废气污染源实行自动监控。大力推进煤炭洗选工程建设，推广煤炭清洁燃烧技术。继续开展氮氧化物控制研究，加快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开发与示范，将氮氧化物纳入污染源监测和统计范围，为实施总量控制创造条件。

4.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

大型、特大型城市要把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作为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排放控制水平，规范在用机动车环保年检工作。改善油品质量，提高燃油的利用效率。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型和清洁燃料汽车，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5.加强噪声污染控制。

加强对建筑施工、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管，及时解决噪声扰民问题。限制机动车在市区鸣笛，对敏感路段采取降噪措施，控制交通噪声。在大中城市创建安静小区。

6.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强化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加快节能技术开发、示范和推广，充分发挥以市场为基础的节能新机制，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强化冶金、建材、化工等产业政策，提高资源利用率，控制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农村沼气建设和城市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努力控制甲烷排放增长速度。继续实施植树造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提高森林资源覆盖率，增加碳汇和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与统计分析。

（三）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推进其资源化和无害化。

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把防治固体废物污染作为维护人民健康，保障环境安全和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点领域。

1.实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工程。

加快实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完善危险废物集中处理收费标准和办法，建立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收集、运输、处置的全过程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基本实现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完成历史堆存铬渣无害化处置。

2.实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工程。

实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设施建设规划，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24万吨/日，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推行垃圾分类，强化垃圾处置设施的环境监管。高度重视垃圾渗滤液的处理，逐步对现有的简易垃圾处理场进行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消除污染隐患。

3.推进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重点推进煤矸石、粉煤灰、冶金和化工废渣、尾矿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到2010年，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推进建筑垃圾及秸秆、畜禽粪便等综合利用。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实现废旧电子电器的规模化、无害化综合利用。对进口废物加工利用企业严格监管，防止产生二次污染，严厉打击废物非法进出口。

（四）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安全保障水平。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以生态功能区划分为基础，以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为重点，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力争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基本遏制。

1.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在全国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依据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科学确定不同区域主导生态功能类型，划定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指导生态保护工作，为实施环境保护分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并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衔接协调。

2.启动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工作。

明确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范围、主导功能和发展方向，按照限制开发区的要求，探索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的评价指标体系、管理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提高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的管护能力。

3.提高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质量。

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区体系，基本建成类型齐全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使95%以上的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重要自然遗迹划入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实现自然保护区建设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能力与建设水平。制定自然保护区规范化建设标准，按照相关规划继续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90%以上自然保护区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初步建成全国自然保护区监测网络和综合信息平台。

4.加强物种资源保护和安全管理。

开展物种资源调查。建设物种资源的数据库、种质库和基因库。建设物种资源就地、迁地和离体保护设施。建立物种资源进出口查验制度，强化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体的生态影响监控、安全防治和应急机制。开展物种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物种资源的意识。

5.加强开发建设活动的环境监管。

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的原则，抓好长江上游等流域的水利开发、黄土高原能源矿产开发、东北黑土地开发等重点开发规划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控制开发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加大生态保护执法力度，打击破坏生态的违法活动。

加快建立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推进矿山环境治理，促进新老矿山及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恢复。强化旅游开发活动的环境保护，加大对旅游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的检查力度，重点加强对生态敏感区域旅游开发项目的环境监管，开展生态旅游试点示范。

（五）整治农村环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优化农业增长方式。

1.重点防治土壤污染。

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建立土壤环境质量评价和监测制度，开展污染土壤修复示范。搬迁企业必须做好原厂址土壤修复工作，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超标耕地实行综合治理；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耕地应依法调整用途。严格控制主要粮食产地和菜篮子基地的污水灌溉，加大对菜篮子基地的环境管理。

2.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编制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开展农村改水、改厕工作，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生活垃圾实现定点存放、统一收集、定时清理、集中处理；采取分散或相对集中、生物或土地等多种处理方式，因地制宜推进乡镇生活污水处理；结合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美化村庄环境，改善村容村貌。完成1万个行政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建设2000个环境优美乡镇。加大农村企业污染监管和治理力度，禁止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城镇垃圾及其他污染物向农村转移。

3.防治农村面源污染。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开展农村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试点、示范。推广科学施用农药、化肥，提高农药、化肥利用效率。推动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和生态农业。推广农业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以沼气建设为纽带，合理利用秸秆资源，加强集中式畜禽养殖场污水、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提高农户沼气普及率。

（六）加强海洋环境保护，重点控制近岸海域污染和生态破坏。

以削减陆源污染物排放为重点，以重点海域污染治理为突破口，加强海洋生态保护，提高海洋环境灾害应急能力，改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1.努力削减陆源污染物入海量。

强化直接排海工业点源控制和管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加快沿海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的建设。强化对污泥和垃圾渗滤液的处置，防止产生二次污染，继续在沿海地区深入开展禁磷工作。

2.加快重点海域污染治理。

深入开展渤海碧海行动，力争渤海水质有明显改善。加快编制并实施长江口及毗邻海域、珠江口及其海域污染治理规划。以重点海域污染治理带动海洋环境保护。

3.防治港口和船舶污染。

制定并实施船舶污染治理技术政策和治理规划，针对各类船舶，分别提出安装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回收设施的技术要求和时限。到2010年，大中型海港都要建设船舶油类、化学品、垃圾、生活污水回收、转运设施。港口和船舶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要纳入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加强对海洋倾废的监督管理。

4.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以近岸海域为重点，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岸线、滩涂资源，禁止不合理开发活动，防止滩涂及海水养殖造成的污染。推进海岸防护林建设，恢复和保护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重点海域生物多样性普查，查清外来物种入侵现状，对引进外来海洋生物物种实行严格管理。

5.防治海洋环境灾害。

建立跨部门的海上溢油监测与应急体系，提高海上溢油事故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相关涉海部门和所有沿海城市、港口都要制订溢油应急预案。完善赤潮监测系统，提高早期预警能力，规范赤潮信息管理，建立赤潮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尽可能减少赤潮造成的损失。

（七）严格监管，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的安全监管为重点，加强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能力，全面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

1.提高核设施建造质量和运行安全水平。

开发新一代核电厂安全评价技术，改进安全监管方法，提高核电站改造和运行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健全民用核安全设备管理的立法，进一步加强对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等活动的管理，提高国产化设备质量。

2.完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管理。

进一步加强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生产、使用、销售和进出口的安全许可和监督，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换发。建设对放射源实施全寿期跟踪的全国放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废弃放射源的安全收贮。

3.加快治理放射性污染。

制定核设施安全退役政策。加快中低放废物近地表处置场建设。完成国家和省级放射性废物库建设。推进核工业遗留放射性废物治理。开展对铀矿冶和伴生放射性矿放射性污染现状调查、评价与污染防治的监督。

通过示范项目的实施，掌握高放废物处理技术，积极推进高放废液固化处理设施的建设。积极开展高放废物处置地质调查和勘探工作。开展高放废物处置长期安全研究，确定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发展战略和总体安全目标。

4.提高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水平。

建立和完善防治电磁辐射污染的法规和标准，加强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优化电磁场的空间分布，合理布局场源建设，防止人口稠密区的电磁辐射污染。

（八）强化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执法监督水平。

按照目标与手段相匹配、任务与能力相适应的要求，以监测评估、及时预警、快速反应、科学管理为目标，以自动化、信息化为方向，以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为重点，实施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规划，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投入，努力提高环境管理能力。

1.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

按照队伍专业化、装备现代化要求，推进各级环境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到2010年，80%的县级环境监测站达到建设标准。

按照布局科学、数据准确、传输及时的要求，建设全国空气、地表水、近岸海域、辐射、生态环境等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科学、全面、及时地反映环境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

按照动态监控、及时预警、准确计量的要求，建设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自动监测系统，实时监控排污状况。优先建设燃煤电厂在线监测系统。

2.建设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

提高环保执法装备水平，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执法能力建设。到2010年，省、市、县环保执法队伍基本达到能力建设标准化要求。加强国家、省和市级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提高安全监督水平。3.建设环境事故应急系统。

建成国家环境突发事故应急监测网络及指挥中心，各省、市要建立相应的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国家、省、市以及流域分别配备水、气环境突发事故应急监测车及仪器设备，重点海港和内河港口配备应急监测船。

4.提高环境综合评估能力。

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饮用水水源地调查、地下水污染现状调查、土壤污染现状调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重点设施电磁辐射调查和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开发利用调查。

加强环境统计能力建设，改革环境统计方法，开展统计季报制度，全面、及时、准确提供环境综合信息。定期开展环境质量和生态变化评估以及环境经济核算。

5.建设“金环工程”。

建设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信息系统。构建环境保护信息基础网络平台，建设国家环境数据信息库和环境管理决策支持体系，建立高效、便捷的环境污染事故应急指挥信息传输系统，构筑数字环保，完善信息发布制度，促进环境信息共享。

6.增强环境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建成一批国家环境重点实验室、国家环境工程技术中心和环境基准实验室。初步建成国家环境标准样品研发与生产基地。

7.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加大环保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培训力度，培养高素质环保技术人才。实施资格认证制度，逐步扩大环保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范围。加强环保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和廉政建设。

专栏4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重点内容

空气环境质量监测：填平补齐地级市空气自动监测站。建设农村空气质量背景站、质量监控点。建成国家酸沉降监测网和沙尘暴监测网。

水环境质量监测：加强国家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建设，重点加强省界、国界及入海口实时监测与污染事故预警能力，加强近岸海域监测能力建设。

环境监测网常规监测：加强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固体废物、土壤、生态、噪声、近岸海域等常规监测站的能力。

辐射环境监测：建设国控辐射自动监测站和核设施实时流出物监测系统。建设核安全监管技术支持系统。

环境应急监测：配备省级水、气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监测车系统以及核污染与辐射应急监测仪器设备。

县级基本环境监测：配备实验室常规仪器，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县环境监测站建设达标率分别达到90%、80%、60%。

环境执法监督标准化：省级全部达到一级标准，市（地）级达二级标准的比例不低于90%，区县级达三级标准的比例不低于70%。

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国控重点污染源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建立国家、省、市三级监控中心，实施联网监控管理。完善重点城市监测站污染源监督监测能力。

环境管理基础条件：落实环保机构基础设施和工作条件，建设一批环境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标准样品研发与生产基地，建设国家环境保护信息系统。

四、重点工程和投资重点

解决我国环境问题，必须以规划为依据，以项目为依托，以投资作保障，通过落实规划、落实资金、落实项目，把实现“十一五”环保目标落到实处。

（一）重点工程。

加快完成国家“十五”各项重点治理计划的结转项目，及时开工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项目，研究论证一批新的工程项目。“十一五”期间，重点实施10项环境保护工程。要调动各种资源，开辟多元化投资渠道，集中力量和资金，重点建设。

专栏5 “十一五”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工程：建设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环保执法能力、国控重点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系统、突发性环境事故应急系统、环境综合评估体系、“金环”工程、环境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建设。

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工程：完成31个省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300个设区市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等建设任务。

铬渣污染治理工程：对堆存铬渣及受污染土壤进行综合治理。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规模4500万吨/日，改造和完善现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配套污泥安全处置和再生水利用。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治理重点工业污染源、水源地上游污染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部分城市环境综合治理。

城市垃圾处理工程：新增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规模24万吨/日。

燃煤电厂及钢铁行业烧结机烟气脱硫工程：使现役火电机组投入运行的脱硫装机容量达到2.13亿千瓦。

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建立一批示范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完善一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基础设施。

核与辐射安全工程：建成核设备性能鉴定实验室、放射性物质鉴定实验室、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中心、电磁辐射监测实验室、全国辐射环境监督监测国控网、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系统等。

农村小康环保行动工程：建成环境优美乡镇2000个，完成1万个行政村环境综合整治。

（二）投资重点。

为实现“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全国环保投资约需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5%。1.水污染治理。

为实现化学需氧量减少10%的目标，必须通过工程措施削减化学需氧量400万吨，其中：需新增城市污水处理能力4500万吨/日，形成化学需氧量削减能力300万吨；工业污水治理削减化学需氧量100万吨。水污染治理是投资的重中之重。

2.大气污染治理。

为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10%的目标，在“十一五”新建燃煤电厂基本都安装脱硫设施的前提下，还必须通过工程措施削减现役火电机组二氧化硫490万吨，使现役火电机组投入运行的脱硫装机容量达到2.13亿千瓦，钢铁烧结机烟气脱硫等脱硫工程形成脱硫能力30万吨。推进其他工业废气治理、城市集中供热、集中供气等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3.固体废物治理。

继续实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24万吨/日，推进工业固体废物、废旧家电处置与综合利用等固体废物治理。

4.核安全与放射性废物治理。

重点建设退役核设施与中低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铀矿开采的污染防治等设施。5.农村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

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启动农村环境治理，开展土壤污染调查与修复，强化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建设。

6.能力建设。

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增强环保科技与产业支撑能力。

（三）投资来源。1.政府投资。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核与辐射安全、农村污染治理、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等，主要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投入为主，中央政府区别不同情况给予支持。

2.企业投资。

工业污染治理按照“污染者负责”原则，由企业负责。其中现有污染源治理投资由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新扩改建项目环保投资，要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吸引社会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十一五”期间预计可征收排污费750亿元，用于污染治理，以补助或者贴息方式，吸引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积极支持环境保护项目。

五、保障措施

积极推进历史性转变，着力克服长期制约环境保护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加强法制，增加投入，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一）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类主体功能区，既是优化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更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的根本措施，也为强化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宏观调控和分类指导提供了依据。

1.加强地区分类指导。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框架下，西部地区要强化生态保护，依据国家政策和规划，稳步实施生态退耕，继续推进各类生态建设工程，建设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加大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力度，加强资源开发活动的环境监管，控制和防止重化工业和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强三峡库区及其上游、黄河中上游等重点流域水污染与水土流失防治；东北地区要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和东北西部荒漠化综合治理，加大资源枯竭型城市和矿山的生态修复，推进松花江、辽河、鸭绿江等流域和界河的污染治理，加快生态省和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步伐；中部地区要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重点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力度，有效维护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东部地区要率先推进历史性转变，率先还清旧账，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大幅度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2.逐步实行环境分类管理。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对四类主体功能区制定分类管理的环境政策和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实行分类管理。

在优化开发区域，坚持环境优先，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行严格的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制度，率先完成排污总量削减任务，做到增产减污，解决一批突出的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

在重点开发区域，坚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科学合理利用环境承载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做到增产不增污，基本遏制环境恶化趋势。

在限制开发区域，坚持保护为主，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确保生态功能的恢复与保育，逐步恢复生态平衡。

在禁止开发区域，坚持强制性保护，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严格监管，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和破坏。

3.重点支持西部地区环境保护。

按照西部大开发总体战略和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支持力度。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指导，严格控制污染向西部地区转移。优先在西部地区建立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国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污染治理资金和能力建设资金，尽可能向西部地区倾斜。按照自愿互利原则，提倡东中部地区帮助西部地区加强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好对口援助西藏工作。

（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从源头减少污染，推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1.强化环境准入。

在确定钢铁、有色、建材、电力、轻工等重点行业准入条件时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要求，新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准入条件和排放标准。已无环境容量的区域，禁止新建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法规，加大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的力度。把淘汰落后作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

2.加快推进循环经济。

根据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完善评价指标体系。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推进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省市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推广循环经济先进适用技术和典型经验，建设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工程。加快制定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评价指标体系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指南，建立推进清洁生产实施的技术支撑体系。进一步推动企业积极实施清洁生产方案。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以及使用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有毒物质的企业，要依法实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3.大力开展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按照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原则，把节能节水节地与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机结合起来，实行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重要措施，完成“十一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

（三）完善体制，落实责任。

适应环境保护新形势，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分清政府和企业职责，健全统一、协调、高效的环境监管体制。

1.加强国家监察。

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对全国环境保护的评估、规划、宏观调控和指导监督。加快建立大区督察派出机构，加强区域、流域环保工作的协调和监督，查处突出的环境违法问题。

2.加强地方监管。

坚持地方政府对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负责，落实政府环境责任。建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加强评估和考核。

3.落实单位负责。

综合运用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和其他组织严格执行环境法规与标准，自觉治理污染，保护生态。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监督。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实行职业资格管理。

4.加强部门合作。

逐步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增强环境监管的协调性、整体性。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各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关领域环保工作。环保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统一环境规划，统一执法监督，统一发布环境信息，加强综合管理。

（四）创新机制，增加投入。

努力推进政策创新，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法规约束与政策激励有机结合，以政府投入带动社会投入，以经济政策调动市场资源，以宣传教育引导公众参与，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新机制。

1.加大政府投入。

把环境保护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并逐步增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要继续向环境保护倾斜，对国家环保重点工程和列入国家环境治理规划的项目，区分不同情况给予支持。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公共设施建设的投资，把环保部门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支出预算，切实提高环保机构经费保障程度。加强排污费资金使用管理，加强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与评估。在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环境保护支持力度。

2.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在资源税、消费税、进出口税改革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要求，探索建立环境税收制度，运用税收杠杆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建立能够反映污染治理成本的排污价格和收费机制，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实行二氧化硫等排污权交易。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企业减少排污，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果。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脱硫电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实行优先上网或提高电价等优惠政策，实行脱硫电价的动态管理。

全面征收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费及放射性废物收储费，保证治理设施和收储设施正常运行。加大排污费征收和稽查力度，进一步完善排污收费制度。加快市政公用事业改革，鼓励各类企业参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

完善信贷政策，鼓励银行特别是政策性银行对有偿还能力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企业治污项目给予贷款支持。探索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风险投资。积极扩大利用外资渠道，继续争取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排污谁付费”的原则，以三峡库区、南水北调水源区、重点能源开发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突破口，扩大试点，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五）强化法治，严格监管。

强化法治既是防治污染、保护生态的关键，也是参与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有效手段。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法规不健全、执法难度大、违法成本低、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

1.完善法规标准体系。

抓紧修订和完善现行法规标准，填补法律空白。重点是配合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工作，拟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生物安全、遗传资源、臭氧层保护、核安全、循环经济、环境监测、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草案。各地也要完善地方性法规。完善技术规范和环境标准体系，科学确定标准限值，鼓励各地制订更加严格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积极配合司法部门，通过司法手段保障环境执法的权威和有效性。

2.完善执法监督体系。

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力、高效运转的要求，明确执法责任和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强化执法监督，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持续开展环境安全检查，重点排查沿江沿河和人口密集区的石油、化工、冶炼等企业，努力消除环境隐患。加强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放射性废物监管，防范环境风险。各级政府和重点企业要制订应急方案，配备必要应急设施，提高突发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

3.着重落实三项环境管理制度。

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和排污单位。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和统计。综合运用排污许可、排污收费、强制淘汰、限期治理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目标。

强化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建设项目环保设施同时计划、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在加快试点的基础上推进各类发展和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加强环评资格管理，提高环评质量，落实环评责任制。严格“三同时”验收，尽快扭转重审批轻监管、重事前评价轻事后评估和不审批就开工、不验收就投产的局面。

实行环境目标责任制。把“十一五”环保目标和任务分解到各级政府，层层抓落实。建立环境管理绩效考核机制，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制订科学的评价指标，纳入党政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环境保护问责和奖惩制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

（六）依靠科技，发展产业。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努力提高环境保护技术水平。

1.大力促进科技创新。

为提高科技引领和支撑环境保护的能力，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的环境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为龙头，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工程；以基础理论和技术创新为支撑，全面实施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工程；以提高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技术为目标，全面实施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工程。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开发和完善研究分析方法。

深化环境科技体制改革，团结各方面力量，优化整合环境科技资源，培养环境科技人才，建设环境科技支撑体系，提升环境科技创新能力。努力提高环境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专栏6 “十一五”环境科技创新的优先领域

水污染防治：包括饮用水安全保障及关键支撑技术；流域（区域）水污染控制与工程示范等。

大气污染防治：包括区域大气污染现状、成因与污染损失评估；城市大气环境污染与控制；工业废气治理技术等。

土壤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包括土壤污染与修复技术；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等。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包括固体废物物质流特征与污染控制技术；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化学品环境效应与风险评估技术等。

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包括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监测技术等。

核与辐射安全：包括核安全风险评估与放射性废物污染控制、核与辐射最优化管理、电磁辐射与环境安全等。

环境综合管理关键科学技术支撑：包括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环境监管与应急预警；环境监测统计与信息管理；环境标准与基准；环境政策与法规等。

循环经济共性技术：包括产业污染防控和资源化技术；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技术；物质流分析和控制途径；污染控制技术经济政策等。

环境与健康：包括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机理与识别技术等。

全球环境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技术与对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技术；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支撑技术等。

2.积极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以环境保护重点工程为需求，以环保示范工程为依托，以标准化、系列化、国产化、现代化为导向，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大力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

以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服务、环境技术研发与咨询、环境风险投资为重点，以市场化为主体，积极发展环保服务业。

制定发展规划，推进技术进步，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公平竞争，推动环保产业健康发展。

加大对外开放，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进入环保产业。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能够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优势企业和企业集团，使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

专栏7 “十一五”环保产业优先发展领域

水污染防治技术与装备：重点发展富营养化污染防治、污废水回用、饮用水中有机物与微污染去除、高负荷生物脱氮除磷、高效厌氧好氧生物处理、高盐度及难降解有毒有机废水处理、污泥稳定化与资源化、河口与海岸溢油和化学事故应急控制等。

大气污染防治技术与装备：重点发展300MW以上火电厂机组脱硫、可资源化脱硫脱硝、选择性催化还原烟气脱硝、大型燃煤电厂锅炉袋式除尘、柴油发动机排气净化、汽油车和摩托车排气催化等。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与装备：重点发展600t/d以上大型城市垃圾焚烧、焚烧烟气和二恶英控制、2000m3/h以上填埋气体处理与回收利用、200t/d以上中温和高温厌氧消化、30t/d以上回转窑危险废物集中焚烧、特殊危险废物等离子体高温处理等。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重点发展减少土壤污染的高效生态调控和修复、土壤化学污染修复、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矿山废弃物资源利用、矿山酸性废弃物堆场生态修复、碱性赤泥堆场生态恢复及稳定等。

环境监测技术与装备：重点发展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危险废物鉴别专用仪器、细微颗粒物和有机污染物采样仪器、二恶英分析设备、污染事故应急监测技术与仪器、污染远距离遥测系统。

物理污染控制：重点发展城市交通噪声与振动控制、城市社区和建筑物配套设施噪声与振动控制、声源控制和低噪声设备、电磁污染控制、光污染控制等。

专用药剂和材料：重点发展膜材料与膜组件、耐高温耐腐蚀的袋式除尘滤料、高效生物填料和专用催化剂、垃圾卫生填埋防渗材料等。

资源综合利用：重点发展废品回收利用，再生水、微咸水、海水淡化等非常规水资源化，高效冷却节水，报废汽车、废旧轮胎、废旧家电、电子废物和尾矿再利用等。

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营和咨询服务业：重点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危险废物等环境设施建设运行市场化；规模化工业废水处理、电厂脱硫、除尘设施专业化运营；大力发展环境保护的技术咨询和管理服务。

环境服务贸易：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环境服务标准体系；推动环境工程设计与施工领域对外承包工程；鼓励出口环境产品和服务。

（七）动员社会力量保护环境。

开展各类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环境保护。1.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

不断增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环境教育和培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公开曝光环境违法行为。抓好环保基础教育、专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岗位培训。全方位、多层次推广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生产生活方式。

2.扩大公众环境知情权。

推行政务公开，实行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项目审批、案件处理等政务公告公示制度。完善环境信息政府网站，公开发布环境质量、环境管理等环境信息。依法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开展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和环境信息公告。

3.完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

大力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实施千乡万村环保科普行动计划。推广环境标志和环境认证，倡导绿色消费、绿色办公和绿色采购，广泛开展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绿色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社区组织和各类环保社团及环保志愿者的作用。加强信访工作，充分发挥12369环保热线的作用，拓宽和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开展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加强行政复议，推动行政诉讼，依法维护公民环境权益。完善公众参与的规则和程序，采用听证会、论证会、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民主决策。

（八）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把环境保护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和世贸组织环境与贸易谈判，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权益。履行相应国际义务，大力推进国内履约工作，加快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进程，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专栏8 我国参加的国际环境公约

公约名称

批准时间

国内负责部门

1981年4月8日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林业局

《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1985年9月6日

海洋局

《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

1989年9月11日

环保总局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1991年

伦敦修正案

《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核安全公约》

《防治荒漠化公约》

6月14日

1991年9月4日

1992年7月31日

1992年11月7日

1992年11月7日

1996年4月9日

1996年12月30日

环保总局

环保总局

林业局

环保总局

发展改革委

环保总局

林业局

《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2001年巴塞尔公约》修正案

5月1日

2002年《京都议定书》

8月1日

2003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4月22哥本哈根修正案

日

2004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6月25约》

日

2004年《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12月29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日

2005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4月17 日

2006年《〈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6月29约〉1996年议定书》

日

环保总局

发展改革委

环保总局

环保总局

环保总局

环保总局

海洋局

2.广泛开展国际环境合作。

巩固并深化与重要大国、大国集团、传统友好国家的环境合作，重点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环境合作，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继续深化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等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合作与交流，宣传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和进展，维护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益。

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环保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我国环保设备和技术走向国际市场。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合作与技术转让。

加强环境与贸易的协调。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完善对外贸易产品的环境标准，建立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和进口货物的有害物质监控体系，既要合理引进可利用再生资源和物种资源，又要严格防范污染引进、废物非法进口、有害外来物种入侵和遗传资源流失。

六、规划实施与考核

实施本规划，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更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工作力度，确保环保投入，引导社会资源，做到责任有主体，投入有渠道，任务有保障，逐项落实本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和保证措施。

“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已经下达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区，落实到重点行业和单位，确保完成。

要在本规划指导下，抓紧编制重点领域、流域和地区的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要做好环境保护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相互促进，同步实施。各地区也要做好本地区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经批准后实施。

加强部门合作，共同推进规划实施。发展改革部门要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价格、投资政策，把重点环保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财税部门要研究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支持环境监测预警体系、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建设部门要做好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环境建设与管理。国土资源、交通、水利、农业、林业、旅游、海洋等有关部门也要依据各自职责，支持和推进环境保护。

环保部门要建立评估考核机制，加强对规划执行情况的督促和检查，加强环境统计和监测，每半年公布一次各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重点流域与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

在2008年底和2010年底，分别对本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五篇：国家十一五规划总结

（一）“十一五”时期的特征与挑战

从全国和西部来看，“十五”计划的实施总体上进展顺利，但“十五”计划力图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展不理想：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够协调，城乡间、区域间差距进一步扩大，资源环境的约束趋紧，就业形势较严峻，体制问题、人才问题、科技问题日益突出等。

“十一五”时期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时期”。之所以是“黄金发展时期”，主要在于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和区域间产业转移以及科技进步加快使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关系多极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等。处理得好，有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飞跃。

之所以是“矛盾凸显时期”，主要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加大；由于涉及利益和权力格局调整，深化改革的难度明显提高；内外矛盾交织，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保持国内稳定的难度加大等。

（二）“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和目标

1、指导方针

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实现既快又好发展作为主题，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作为三大战略任务，把突破体制瓶颈、人才科技瓶颈和资源瓶颈作为三大战略支撑，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把既好又快发展作为主题。要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要转变“无制约增长”、“不计代价增长”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观念。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好的发展过程；通过公平的分配，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把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作为三大战略任务。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节约型社会；调整经济结构，就是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战略上全方位地调整需求、产业、城乡、区域和所有制结构，形成能支撑长期发展的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就是要切实做到“五个统筹”，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之路。

--把突破体制瓶颈、人才科技瓶颈和资源瓶颈作为三大战略支撑。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把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作为实现“十一五”目标和战略任务的抓手。

2、阶段性目标

在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总体目标下，“十一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是：

--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前提下，国民经济年均增长7%左右；

--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国民受教育年限进一步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满足需求；

--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空间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城乡和区域差距缩小；

--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得到改变，居民收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缓解，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行政管理、财税、金融和城乡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开放型经济继续发展，“走出去”战略迈出重大步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和国防建设取得新成就。

（三）“十一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1、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增长方式的内涵，主要是“四个转变”：一是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转向内外需协调、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二是从过于依赖工业推动，转向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共同推动。三是从过于依赖资金和自然资源投入，转向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四是从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转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一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逐步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回落到35%左右；二是扩大国内消费，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三是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四是改善流通和消费环境，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提高循环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2、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长远利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注重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业的竞争力。要为传统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空间。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不仅要看工业比重的提高，更要看就业结构的变化。因此，不能刻意追求每个地区的工业化比重。

三次产业调整总的方针是：农业由“弱”调“强”。工业由“低”调“高”（水平）。服务业由“慢”调“快”。同时，要构筑稳定、经济和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要进一步扩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总体规模。

3、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建设人力资本强国。要把自然资源依赖型和投资依赖型的经济结构，逐步转向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重大国策，为充分就业和人人都能成才创造平等的机会；千方百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扩大就业的工作重点转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重点转到促进农民工向技术工人转变上来。

4、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经济的整体素质。加强科技原始性创新；抓紧研究共性技术和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加强技术集成，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加快推动事关社会发展、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和资源环境等领域的科技进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调动一切社会资源，积极扩大教育供给，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加强义务教育的国家供给，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扩大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规模，重点发展设在县市、面向农家子弟的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公共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

5、实施城市化战略，逐步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国情的多样化的城市化道路；要特别注意节约土地、解决好城市化与土地资源的矛盾；要在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初步形成农村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进入城市的体制和机制框架。

实施城市化战略的根本任务：一是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稳定就业并定居；二是调整和充实城镇空间分布格局，优化整合现有比较成熟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一批新的城市群，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有重点地发展有一定基础的中心城市（镇）。

6、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生产力布局和人口分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是：统筹考虑人口流动和分布，通过发展经济和人口合理流动两个途径缩小区域之间人均GDP以及居民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差距；统筹考虑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与人口分布、经济布局，重构我国的空间发展格局，并据此规范空间开发秩序；根据区域的主体功能，合理规划城市体系、基础设施和资源跨区域调动；根据不同地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现有发展水平，按优化整合区域、重点开发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区域、自然保护区域确定空间功能区划。优化整合区域：主要指跨省级行政区的开发密度已经较高的区域。这类区域要成为我国最强最大的经济密集区，和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龙头和主体，必须重点发展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严格限制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的低水平、占地多、污染大、能耗高的产业。

重点开发区域：主要是指资源环境承载条件较好、具备在一定程度上集聚经济和人口的区域。此类区域要加快集聚经济和人口，逐步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和人口密集区。

生态环境脆弱区域：主要指各省级行政区内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差、不具备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的区域。此类区域要实行有限开发的方针，发展适合本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特色产业，并引导人口转移到重点开发区域和优化整合区域。

自然保护区域：主要指依法设立的资源、湿地、动物、文物、地质等保护区以及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此类区域要依法实施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自然保护区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活动。

7、开源节流与利用境外资源并重，缓解资源约束。缓解矿产资源约束，要坚持开源节流并举，国内国际并重的方针，一手抓资源供给和保障，一手抓资源节约，逐步建设节约型社会。

（四）“十一五”期间政府采取的重大措施

包括三大方面：加快推进体制改革，调整完善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

1、加快推进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二是把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制度建设、规划编制和政策制定上来；三是完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四是精简行政层级。

财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一是合理界定并调整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二是根据区域功能和客观因素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加强对县乡的转移支付；三是改革收支管理，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防范财政风险；四是健全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估制度。

城乡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确保农民利益。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就业制度。现行城镇社保覆盖到进城务工和落户的外来人口。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管理由政府控制转到社会选择。培育非营利的民间机构。加强社区建设。健全重大决策听证制度。

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并建立军民结合的创新机制。健全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2、调整经济和社会政策

产业政策。竞争充分的产业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主。成长类产业的政策重点是培育核心竞争力。垄断性产业要打破行政性垄断。盲目投资产业和污染产业要加强引导、严格限制。

区域政策。土地、财政、人口和环境政策要按照区域的主体功能分别制定和实施。要加强区域规划工作，明确区域空间开发框架，并作为实行差别化区域政策的依据。

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实现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服务和保障水平。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和新型全作医疗制度。

对外开放政策。从注重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从注重“引进来”向注重“走出去”转变，从注重实行行政优惠向鼓励公平竞争转变。积极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资源环境政策。坚持有限开发、有序开发、有偿开发的方针，实行更加严格的资源保护政策。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节水工作。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改革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严格环保执法。

3、加强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

按照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切实保障教育、科技、社保、卫生、文化等应当由政府承担职责领域的财政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