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工作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

第一篇：监狱工作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

透视人文关怀下的新理念—— 对监狱工作几个基本概念的认识

文章来源：安徽监狱网 作者：左登豪

【摘要】罪犯因法律而产生,监狱因罪犯而存在。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地向现代化社会演进，监狱也越来越多地倡导人文关怀，文明治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诠释罪犯、监狱、惩罚和改造等概念，必将带来监狱理念的全方位创新，推动监狱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人文关怀 罪犯 监狱 惩罚 改造

无论是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还是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入宪，都体现了丰富的人文精神。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地向现代化社会演进，监狱这一特殊的标志物正从“阶级专政工具”走向与“社会管理工具”兼容，从“阶级保护功能”走向与“人权保障功能”兼容。①我国的监狱也越来越多地倡导人文关怀，文明治监。

曾几何时，每所监狱的墙上都有这样三句话，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是来干什么的？每个罪犯都必须回答：我是罪犯！这是监狱！我是来服刑改造的！围绕这“老三句”，信笔所至，不一定都有严密的论证，更不能详尽地引证资料。权作漫谈吧。

第一句话，你是谁？是罪犯。

长期以来，我们对罪犯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罪犯身上加入太多的道德情感因素。中华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样信奉上帝，但却有着千百年一脉相承、深入人心的道德观念。甚至事事都受道德的支配，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翻译成“好”与“坏”、“善”与“恶”的语言。在公众传统观念中犯人都是坏人、恶人，从原始的情感上对犯罪人的态度就是鄙薄他、憎恨他，甚至以打压他、消灭他而后快。罪犯依法律而产生，“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②罪犯只是个法律概念，之所以成为罪犯是因为触犯了法律而不是其他。人民法院判定有罪，不是因为他是坏人，道德低下，而是因为他违法。事实上，犯人中有不少是道德 品质良好的人。比如一个公认的品德高尚的人在开车时不注意，而导致入狱服刑，不会因一个判决马上道德低下。过去投机倒把是犯罪，现在是搞活经济，过去犯这种罪的人能说是坏人吗？还有过失犯罪，义愤杀人，交通肇事犯罪，等等。我们生活中有些人，大家十分憎恨的道德上的坏人，可能并不违法，法院根本不管，也管不了。排除道德因素，以“纯文本”的视角，罪犯不就是法律或法官给了一个标签吗？在认识罪犯和评价罪犯时，不能让道德代替法律。

二是在罪犯身上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在一段时间里对监狱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工具论认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监狱就是阶级斗争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罪犯是什么？罪犯就是敌人，是专政的对象，罪犯和人民属于敌我矛盾。原先狱情不叫狱情，而叫敌情。犯人之间一场普通的斗殴，往往被认为是狱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既然罪犯是我们的敌人，那么怎么对待他们都不为过。对犯人要讲立场，不能讲仁慈，更不能敌我不分。

科学认识罪犯是做好改造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罪犯是“人”，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开除不了他的“人藉”。是人，就具有人性，有着与其他动物相比所独具的内在特质与性状。康德把犯罪看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之所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刑于他。③人性的内容是极其丰富多彩的。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洪流中，尽管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和人性的同异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但人性作为人本主义的核心理念或明或暗地贯彻其中。中国人的理想人性就是仁，相信人生来就具有道德良知、良能，人只要扩而充之，就能展现仁、义、礼、智、信等善良品德。长期以来，在人性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批评多于尊重，贬损多于赞誉，排斥多于借鉴。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抽象的人性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解为一种单纯的冷冰冰的科学理论或阶级斗争的工具，并延伸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基本结论。即使讲人道主义，前面也要加一个限制词 “革命”。把人性、人权等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中国传统人性立场处处还残留着不平等的痕迹。国人一旦犯了错误，就往往喜欢引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权威性的格言为自己辩护。一般人往往只注意到这句格言强调人难免犯错的合理性，但却忽略了它所包含的另一层意思，即普通人犯错误是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圣人，而圣贤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建国后还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推向了神坛，顶礼膜拜。因为在人们的心里像毛泽东 这样的圣贤是不会犯错误的。相反的是，在西方文明中人性善恶要素平等分布的人性立场体现得最为充分、也体现得最为一贯，其始基在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一方面，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有灵魂，故都有其不可侵犯的尊严。另一方面，人又有与始俱来的一种堕落趋势和罪恶潜能，因为人性这种双面性，人变成一种可上可下 的“居间性”动物，但是所谓“可上”，却有其限度，人可以得救，却永远不能变得像神那样完美无缺。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陈士涵先生的观点，罪犯改造并不仅仅是刑罚内容，从根本意义上看，它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一种特殊方式。罪犯是人类难以拒分。在罪犯头脑里所形成的各种犯罪动机和他各种犯罪行为无论多么怪异、多么丑恶、多么残忍、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体现的却是人类所

我赞赏执行的一项自我改造、绝的一部们所实施的野蛮、多么共有的弱点和缺陷。马克思不也说过，“人一旦离开个人的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我们同罪犯的区别在于：借助于道德文明的力量，我们限制和压抑了人所具有的黑暗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丑恶的一面、病态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坚持和发展了人所具有的光明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美丽的一面、健康的一面、人性的一面；而罪犯却没有。

第二个方面：罪犯是“公民”，我们没有开除他的国籍，应当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我们一些民警的意识里，罪犯在监狱里服刑改造有什么权利不权利的，即使有也是低人一等的权利，更多的是要履行义务。民警打骂罪犯被认为不算什么大事，如果罪犯顶撞了民警那就不得了，哪怕是民警有错在先。现在不少民警感叹犯人难管，平时不对罪犯进行权利教育，甚至害怕罪犯知道和掌握权利。有的民警甚至说出“罪犯利用法律，与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样荒唐的话。这无疑于把自己放在“非法”的地位上。罪犯维权意识增强确实增加了民警管理的难度，但也要看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犯罪是因为不信法、不守法而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通过改造，罪犯能依法保护自己，说明了罪犯法律意识的增强，显示了监狱改造的效果。

强调罪犯的权利，有的民警可能产生这样的疑惑，难道我们的权利就不重要了吗？我们的权利难道就不是法治的内容？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权利都是庄严和神圣的，监狱民警的权利和罪犯的权利同是法治的内容，但由于背景的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样，不宜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简单的比较。例如，警察如果嫌食堂的饭菜不好，可以不在食堂就餐，而另想办法，甚至也可以不吃；罪犯没有办法可想，如果没有饭吃会闹事的。他完全有理由控告监狱侵犯人权。在罪犯的心目中监狱民警是政府的代表，是法律的化身。联合国的有关规则规定：“监狱长应当服务于囚犯和社会的利益，在涉及职员和外界的情况下代表囚犯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罪犯权利不是监狱及其民警给予的，而是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的，是监狱机关不得推卸和抗拒的义务。罪犯的权利是一种“私权”，法不禁止便自由；监狱机关的权利是一种“公权”，法无授权不行，更不得罚，法有授权必须行。强调保障罪犯的权利，不是将罪犯与监狱及其民警之间的关系致于不适当的定位，更不是不要罪犯履行义务。要解决好民警执法管理权与罪犯维护自身权益的冲突，引导罪犯从初级阶段的国情、省情、监狱现状出发，正确认识和维护自身的权利。使罪犯确立“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思想。对那些不履行义务的罪犯，必须强制其履行；对那些打着维权幌子破坏监管改造的行为，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

刑事人道化、文明化，既是资产阶级在同封建阶级斗争提出的响亮口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都应被注入人文主义。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一切法律的基础，都应该是对于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尊重。法律应体现和实践出这一人文思想：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关怀，无论他是谁，无论他做过些什么，不分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收入、阶级、地位、职业或其他特点。一个人应受到尊重，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是一个人。人类对犯罪的研究历史悠久，关于犯罪的理论也很多，但总的来说，应该是对犯罪认识越来越褪去感情色彩，对犯罪反击的思想也越来越人道化、轻缓化，在反击模式上，越来越走向法制的轨道，越来越深入地把犯罪者作为平等的社会公民来看待，而不是相反。监狱机关是掌握国家行刑权的。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追求法治是国家法治的要求。监狱民警在依法惩罚和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的同时，也要给罪犯应有的宽容和尊重。法律的力量，不仅在于法律的刚性，也在于法律的刚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文关怀的确定性、坚毅。第二句话，这是什么地方？是监狱。

监狱作为报应观念的理想模式，千百年来其价值内核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报应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复仇。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血债血 还”的同态复仇是原始社会中最后的，也是最合理的一种复仇方式，又是复仇向报应演化的前奏。④报应观念一经出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主宰着人们行为的一种基本思维定势。监狱，作为人类社会对自身存在条件的自卫手段，是以对等报复揭开自己历史的第一页的。在封建专制社会，监狱只不过是为拘禁犯人使其受苦之所，实行惩罚主义和报复主义。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悯囚、恤刑，体现德主刑辅、宽缓刑狱的封建思想，但封建狱制的落后、野蛮是不言而喻的。大家比较熟知的《苏三起解》里洪洞县监牢、方苞《狱中杂记》所描述的囚犯悲惨待遇，可谓椎心泣血。新中国的监狱改写了几千年监狱的历史，一开始就着意洗去附着在刑罚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灰尘，坚决摒弃一切酷刑，立足于人的本质方面的复归、解放、更新和再造，以劳动改造为基本途径，投入了大量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努力使罪犯得到人道的尊重、人格的提升、人生价值的重新体现和追求，得到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更广阔的人文精神。这种的极富人文关怀的刑罚样式，使末代皇帝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99％的日本战犯成为和平友好人士。

我们肯定新中国监狱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不得不理性地面对监狱的现实。有人感叹，建国以来做了50多年的监狱工作，还不知道监狱为何物，听来确实让人伤感。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说监狱的性质在理论上、法律上是清晰的，那么在实践中确实模糊。新世纪之初不是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监狱定位问题的大讨论吗？直至今天，我们不是还在强调，监狱要回归本质吗？监狱是什么？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这一项刑事法学定义，反映了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监狱所具有的通过剥夺或限制自由的方法以实施惩罚的功能属性。如果我们从政治或刑事政治学来给监狱定义，监狱则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一定义反映了国家将犯罪视为危害其统治的敌对因素而把监狱纳入其镇压手段体系。它表明在国家的立场上，监狱首要的属性乃是其政治保障功能。该定义及其理论根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家学说”中获得了明确的分析与表述。我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将其引为权威定义。其实，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来揭示它的内涵。⑤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认识论和经典的法律阶级工具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下，对监狱价值的认识，往往是基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利益，而不是基于社会的普遍性的正义、秩序、人权、效益等为取向的价值。传统的监狱价值目标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 是政治工具，监狱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中国是一个政治氛围比较浓厚的国度，监狱已陷入名为神圣而实质上是政治神秘主义之中，且使得监狱权置于绝对的和封闭的公权的范畴。监狱问题被普遍认为具有 “政治敏感性”，是一个“刀把子”的问题。新中国监狱制度变化的主线是，监狱始终围绕政治、为政治服务，其专政工具的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二是“犯罪人的仓库”,追求监禁范围、监禁数量和监禁能力最大化。“严打”使其他执法和司法机关置于第一线，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似乎把犯罪人送进监狱、极少量是地狱，“严打”的任务就完成了。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最后一道程序，变成收押犯人的“仓库”，而“仓库”的容量和存量是绝密的。对“仓库”的要求是“收得下，跑不了”。至于罪犯的再教育和再社会化，是否影响未来社会稳定的目标，已不是政府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了。三是“罪犯劳动的场所”，追求劳动力总量、生产资料总量、经济总量、经济效益最大化。1995年，全国表彰了50名优秀监狱长，除个别从事改造工作外，青一色是厂长。在很多人的眼里，一讲效益往往想到的就是经济效益，懂生产会经营的人往往得到重用。改造罪犯还不能成为监狱工作的“主战场”，监狱的“一把手”大都不是出自主业，任职后主要精力往往也不集中于主业。这自然有他们的苦衷，都是缘于一个“钱”字。长期以往，能者思走、庸者乐留，主业自然不兴。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特征并不是同一层面的，其中“政治工具”是本质特征，“犯罪人仓库”是其延伸，而“劳动的场所”则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无奈。

政治离开法律是危险的。现代法治社会，一定阶级的利益或政治价值取向，总是通过他的政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影响法律的制定并体现在法律之中，通过法律价值的实现而实现其政治价值。法治社会化亦使法律价值与社会价值趋向同一。因而，现代法治社会，法律的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机统一体。监狱在国家职能分工中是专司刑罚执行的，追求的自然是行刑效率。追求行刑效率包含了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实现刑罚对罪犯的惩罚和改造，提高“改好率”，减少重新犯罪的比率，充分发挥刑罚控制和减少犯罪的效能；二是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使得刑罚能够得到准确、合法有效的运行，实现以最小刑事资源的投入，获取最大刑罚效益的产出。从现实情况来看，行刑效率的理念还不强，还缺乏效率的评价机制。在实践中，监狱因政治形势的变化或被重视或不被重视；监狱改造活动或左或右；监狱法尽管已制定，往往得不到真 正实施，监狱权能往往不得不借助政策性运行机制实现。这种状况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 7 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物质的，也有文化的。

韦伯讲：“过于麻烦的法律和无法强制执行的法律必沦为死法律”，而法律得以严 9 格地强制执行最根本的保障不是法院、警察、监狱，而在于它本身与一国民众的价值观念相符合，至少不是相冲突。⑥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来看，中国社会历来是将国家和社会看成一体的，思维习惯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在西方社会往往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分开。国家不一定就能代表社会、个人的利益和需求，甚至还可能背离。有人说，十年**之所以发生，立法不健全和有法不依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说法自然不错。法律不是明明白白地规定着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吗？怎么突然间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庶民百姓，生命财产都不受任何保障了呢？怎么会就因为几句议论政治的话而身陷囹圄呢？法律不是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吗？如果在更大的背景上、更远的“景深”上观察问题，法制不完备、有法不依和上述不可思议的现象便变得可以思议，甚至有其必然性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将国家与社会等同，或者用国家取代社会是非常有害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我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里面就蕴涵着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认识。之所以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探索未来监狱发展之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代监狱制度客观要求国家刑罚价值与社会价值趋于一致。我们正在开展的监狱工作社会化建设，是监狱实现社会价值目标重要途径。

第三句话，你是来干什么的？来服刑。

罪犯在监狱服刑就是接受惩罚和改造。监狱具有惩罚功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否则，监狱就不会存在，没有惩罚属性，监狱就被社会福利机构、医疗矫正机构所取代。监狱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能成为抗制犯罪的利器，造福社会、造福人类；而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酷刑，戕害无辜，以其血腥和恐怖危害人类。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监狱是人类的病态”。惩罚作为行刑手段，其最大特征是使罪犯有痛苦感、耻辱感、负罪感。令罪犯遭受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打击，并以此呼唤他们的良知、改变他们的犯罪恶习。通过惩罚体现社会正义。“非典”期间干警与家人隔离，每到傍晚与爱妻、子女隔门相望，这一“风景”感人至深，由此想到了犯人。犯人作为人，它的现实和普通社会人很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首先像被囚禁的动物。它 与动物不同的是他有第二信号系统，围绕自由的灵与肉矛盾所引起的人性纠缠。一般来说，服刑人员的紧张性要远远高于普通社会人。如某犯接见时凝望着隔着铁窗网的未婚妻凄楚动人，心里涌起爱怜的情欲，十分想亲吻对方，然而，可望不可即，由此而感到万分痛苦。现实中很多例子都反映了罪犯人格的两极对立，对普通人来说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加以解决，对罪犯来说却成了人性意义上的难题。

贝卡里亚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⑦“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格言表述了刑罚程度的谦抑性的思想。对罪犯来说，惩罚如果超过限度，对教育改造就会带来一定的制约作用，产生负效应。惩罚愈是残酷，人们的心灵亦愈是残酷无情，这正如同液体一般总是要和它周围的物体处在同一水准上一样。一般来说，初犯和偶犯对惩罚的感受深刻而强烈，而惯犯和累犯则对惩罚早已心灵麻木、感受淡漠，在不断地接受惩罚中，甚至呈“愈罚愈刚”之不屈不挠之势。现代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剥夺自由”只不过是一个中性的强刺激，对一些人有作用，对另一些人就未必有作用，它能否成为事实上的“惩罚”，关键是看经过这个措施之后，犯罪行为是否减少或消除。如果没有，或受刑人的主观恶性得以保持甚至增大，自暴自弃或更加仇恨社会，刑后继续犯罪甚至恶性犯罪，那么，“这个措施”就不是惩罚而是“行为强化”，所谓“惩罚”和“行为强化”只是一步之遥。因此，单纯的“剥夺自由”究竟能否对受刑人起作用，起多大作用，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行刑机关未必能够左右，因此刑罚可以说是仍处于“必然王国”状态。从张君暴力犯罪集团案、南京陈正平特大投毒案、石家庄靳如超特大爆炸案等一系列大案中，我们明显感到“严打”带来的负效应。生物力学在解释人体骨骼发育的时候，认为受到外界压力越大，人体产生的反抗就越强，对于生物界的这一自然法则，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一个人受刑很多人会因此而痛苦，边沁称之为“衍化之恶”。⑧如果我们不以人文精神化解反社会能量，长期积累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震荡。按照现代法制观念，所谓自由刑，就是剥夺自由，监狱的惩罚作用就是对其自由的剥夺，除此以外都是自由刑所不能剥夺的权利。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也是根深蒂固的，社会对监狱惩罚的认识，并不限于法律规定的剥夺自由，而是强体力劳动、饥饿、戴镣、上铐„„惩罚，不仅要在形式上合乎法律规则，更强调其实质上要合乎法律的原则、目的和精神。惩罚一旦失去其人文内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从而走向其初衷的反面，陷入酷刑的泥潭，而在惩罚之中输入、渗透人文精神之内涵，则有助于法治精神的社会生成，亦有助于理想的法治人格的确立。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惩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哪能讲什么人文精神呢？将人文与惩罚完全对立。监狱机关是掌握国家行刑权的。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追求法治是国家法治的要求。监狱民警是法律的体现者，在依法惩罚和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的同时，也要给罪犯应有的宽容和尊重，培养罪犯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尽可能地把惩罚过程转变为教育感化过程。监狱民警唯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才能在改造罪犯的过程中实现法律的人文关怀，实现惩罚与教育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

最后，谈一谈什么是改造？

惩罚的目的是改造。改造包含着“改”和“造”这两个互相联系、互相统一的方面。《周易》中有这么一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教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深厚的人文精神。列宁也说过：“感人心者，莫乎于情”。“改造罪犯”就是对罪犯的教化，化人的必定是人文的。“改造罪犯”不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这里面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涵。“改造罪犯”并不一定总是简单的理性教育，无数成功的改造案例证明，刑罚执行中深切的人文关怀经常是从罪犯的非理性需要入手，经常是通过对罪犯的感化而开始的。在改造工作实践中也不断反馈出来以感化为形式的人文关怀在那些所谓顽固不化、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那里发挥出神奇的作用。

中外古今的罪犯，往往是由于人文精神的欠缺而成为社会的另类。“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极刑的德国法西斯军备部长奥伯特•斯皮尔在狱中写了《第三帝国的内幕》，当回想自已是如何由一名才华横溢的青年沦为战争罪犯时，他不无忏悔地说，离开探索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孤立地学习技术是危险的，技术掌握在没有人文精神、不讲人道的人手里，掌握技术的人就会成为杀人机器、涂炭生灵的魔鬼。由于欠缺人文精神，斯皮尔成了为第三帝国效劳的牺牲品。一般说来，人文的东西，主要是指心性、道德、文化、情操、信仰、审美、学问、修养等人的品性，而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的制度。所谓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乍看起来，颇为“世俗化”的改造与极其高雅而超凡脱俗的“人文”追求和“人文”意境就算不构成对立至少也的确相差甚远，改造岂敢妄谈“人文关怀”、“人文”又何须“关怀”改造？！其实，改造罪犯并非是冷酷无情的，而是充满了对罪犯的基本权利 的认可和尊重，这就是改造的人文精神所在。

我国监狱改造罪犯的基本取向不是有关监狱执行刑罚的细节性、表面性的完善，例如如何保障罪犯的人道主义待遇，行刑程序方面的完善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是直取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对“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人应该怎样活着”等等人的基本问题，引导罪犯进行价值角度的人文反思，改善自身社会关系和提升个人素质的价值，准备为今后重返社会去实现自身的价值打下良好的基础。“真、善、美”是一定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的凝练，人们经常用来自佛学上的“慈悲”来表示对他人的善意。那么，如果仅仅对罪犯的一些生活条件表示怜悯，给予一定程度的改善；或者坚持取消酷刑，不对罪犯刑讯逼供、打骂侮辱等等，这种处遇主义的监狱行刑，实际上只能说是“小慈悲”，是小善。而只有在关注罪犯处遇基础上立意于对罪犯重大权益——譬如人格素质的提升和顺利回归社会并能够得以发展——予以人文关怀的“改造罪犯”，才是着眼于罪犯的人生道路，真正为罪犯的长远切身利益着想，因而是深层的刑罚人道主义，是“大慈悲”，是大善。这不仅仅是一个刑罚执行的技术性问题，而且是对刑罚执行，进而是对刑罚的人文改进，使人文精神进入到刑罚的深层次。

“监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这是清末主持引进西方法律的沈家本的良言。在改造工作中，对犯人实行人文关怀，意义不可小视。监狱民警获得人文素养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和法律，其视野应当更为宽广，要从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艺术等“人文科学”获取对人的历史、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切体察和感悟。当然，拥有广泛的人文知识只是为获得人文素养提供了条件，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深厚的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中，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后，更进一步认识到，人文科学的宗旨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爱。罪犯大多心灵扭曲、性格怪僻、心理复杂，他们往往将自己置于一种自闭状态，认为社会抛弃了自己，对未来缺少信心，或自卑、或自弃、或绝望，监狱民警对他们的态度实际上就代表了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体现着法律的人文关怀。一个监狱民警如果具备了很高的人文素养，在改造工作中，就会使自己与犯人的对立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有利于提高改造效果。注释：

① 张晶.改造罪犯的科学化：基础、模式与建构［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4)：31.②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6.③陈兴良.刑法的启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9.④ 田文昌.刑罚目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22.⑤ 郭明.学术转型与话语重构［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31.⑥ 梁志平.新波斯人信札［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90.⑦ ［意］贝卡里.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59.⑧[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0.216.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罚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郝铁川.法治随想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王政挺.传播：文化与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英］布莱克博恩，吴宗宪等译.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5］胡木贵等.接受学导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6］王政挺.传播：文化与理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江山.历史文化中的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图文编辑：王朝霞

第二篇：关于内控机制的基本概念和认识

关于内控机制的基本概念和认识

一、什么叫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最早源于企业管理需要，是为合理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益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法律法规的遵循性，而自行检查、制约和调整内部业务活动的自律系统，其贯穿于经营活动的全部过程，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五项要素，并受企业董事会、管理阶层及其他人员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内部控制并不仅限于企业单位，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和行政事业单位中。为此，内部控制逐步扩张升华到组织内部为了实现其目标，保护资产完整，保证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提高运营效率及效果，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及程序。

上世纪末引入我国并且在一些大的公司和银行逐步发展，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开始重视到强化内部控制对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并着手就内控机制建设进行探索和尝试。海关系统是2003年开始引入内部控制管理理论，总共历经了监督制约长效机制→督察审计长效内控机制→督察内审长效内控机制→海关长效内控机制→海关内控机制五个发展阶段。2008年，盛署长首次在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健全完善海关长效内控机制，之后由李克农副署长、胡玉敏纪检组长挂帅，成立“加强和完善海关内控机制”署级课题组，对全国海关内控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到2009年，经过6年多的研究和推动，海关内控机制从量变逐步升华到了质变，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基本框架、主要步骤等等理论体系日趋完备，成为了海关大监管体系的一个 1 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李克农副署长、胡玉敏纪检组长在苏州基地又组织召开了全国海关内控机制建设部署动员大会，使全国海关对内控工作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提出了海关内部控制和内控机制的准确定义：

■海关内控：为了保证法律所授予各项权力的规范行使、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实现管理目标等而制定，并由广大关员对权力运行过程，共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免疫作用的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海关内控的目的就是防范“两大风险”。

■海关内控机制：围绕内控形成的一个工作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除包括执行控制、职能监控和专门监督的实施过程外，还需与制定制度规范、建立结果的处置评估机制等环节有机联系。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海关内控理论才真正与海关的管理实际相融合，并将紧随海关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完善。

二、海关为什么要开展内控？

在海关工作中健全和完善一套科学、有效的内控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党的执政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化的广度在不断延伸，深度也在不断拓展，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既要认真履行把守国门、依法行政的职责，又要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建立内控机制是履行政府职能之需，也是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护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根本要求。

（二）从海关发展角度来看。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对海关工作不断提出新要求，海关的人力资源又相对匮乏，要实现两难选题的双赢，就必须努力克服影响自身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实现优化组合，在充分调动关员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下，加大整合创新力度，实现“向机制要质量”，“向管理要效率”。

（三）从执法管理角度来看。要建立与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关键要加强对权力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控制和监督。严密监督制约并形成有效内控机制，是依法行政，确保海关管理决策科学、执行到位的根本途径。只有充分重视、运用并发挥好内控机制对管理的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才能有效防范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保证海关事业的长治久安。

三、海关内控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内控理念全面引入海关各项管理之中，建立以制度规范为依据、执行控制为基础、职能监控为重点、专门监督为关键、处置评估为保障的内控机制，不断提高海关内控水平，努力建设更加廉洁和高效的中国海关，“让中央放心，让人民满意”。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统筹兼顾。在坚持海关现行管理体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与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实现“同步设计、同步优化”;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以及“一案双查”、机动核查等相 3 关制度实现“风险共防、功能互补”；与现有考核、问责机制实现“紧密对接、刚性联动”。

2﹒坚持协调推进。内控机制是优化海关监管和服务的重要保证，而优化监控首先必须优化管理，内控机制的制度建设、职责分工、流程设计、资源配置等，应与大监管体系和H2010系统的相关管理目标、功能模块有机衔接，统筹考虑，一体设计，与业务管理、行政管理和队伍管理的基础建设紧密结合，理顺部门分工，协调层级关系，实现整体功能的优化，全面提高海关管理效能。

3﹒坚持整合优化。在各类系统的整合中，要坚决防止重复开发、重复建设，要用好现有系统，功能不全的可以弥补、功能不适的可以优化、功能重复的可以撤销，优化整合的方向是更加科学、完备、适用、高效。

4﹒坚持分类指导。在基本制度、规范、标准和系统设计上，要强调全国海关“一盘棋”，坚持集中统一原则。在具体运行管理上，要充分考虑不同关区的业务量、岗位人员和业务特点等因素，结合实际进行科学设计和分类指导。

5﹒坚持重在自控。要在H2010系统设计开发中全面嵌入各项内控制度要求，使内控深度融入作业流程，有效实现对“两大风险”的自动控制。对某些只能采取事后监督或后台评估的方式予以控制的特殊情况，要同步跟进相应的职能监控和专门监督措施。

6﹒坚持效能统一。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中，要将内控成本与海关现有管理资源(人、财、物、科技资源的配置)、管理效益(海关 4 执法整体效能的提高)相匹配，以合理的行政成本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四、海关内控机制建设的目标——基本框架和基本认识。

（一）基本框架。

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构建“五个一”框架。即构建由一个内控制度基础、一个执行控制网络、一个职能监控系统、一个专门监督保障体系、一个处置闭合回路构成的内控机制。

（二）基本认识。

海关内控机制建设在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和观点，概括起来说，就是围绕一条主线、坚持两个贯穿、建设三大平台、衔接三个层级、扣紧五个环节。

1﹒围绕一条主线，有效化解和防控“两大风险”。有权力就有风险，有风险就需要控制。在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盛署长代表总署党组强调指出，“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是海关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它们将长期存在。有效化解和防范这两大风险，是海关工作的长期任务和永恒主题”。海关内控机制建设必须始终紧紧围绕防控“两大风险”这条主线，切实做到海关权力运行到哪里，“两大风险”隐藏在哪里，海关内控就要延伸到哪里。

2﹒坚持两个贯穿，强化制度规范和处置评估的基础地位。制度规范是内控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必须将内控制度规范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处置评估是内控机制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所有风险必须监控，所有监控结果必须处置，所有处置情况必须评估，所有评估结论必须与相关单位、部门和干部的考核和奖惩挂钩，促使各项防控措施逐级、逐环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内控机制的有 5 效性和内控主体的能动性。

3﹒建设三大平台，实现执行控制、职能监控和专门监督三大平台有机互动。信息化技术是实现内控的重要手段，海关内控机制应以三大信息化平台为重要载体。

■海关内控机制建设第一个平台是执行控制平台。当前主要紧密依托H2000系统及其外挂系统以及正在建设中的“H2010工程”，在统一的业务运行平台中同步实现对可嵌入计算机系统的执行控制节点的100%嵌入，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无法嵌入计算机系统的执行控制节点的实际控制，使执行控制达到对海关所有业务运行的全覆盖。执行控制平台主要由现场部门使用。

■海关内控机制建设第二个平台是职能监控平台。目前总署各部门相继开发运行了多达16个职能分析监控系统，这里所说的职能监控平台也并非要新建一个大系统，从而取代16个职能分析监控系统，而是要按照职能管理与职能控制功能合二为一的要求，加大优化整合力度，进一步提升这些系统的职能管理信息化水平和职能分析监控能力。职能监控平台由总署各职能司局和各级海关按照各自管理权限分别使用、维护。

■第三个平台是专门监督平台，主要是依托HL2008系统进行构建。目前正在完善和推广的HL2008系统，逐步成为专门监督部门对执行控制、职能监控的再监督平台。HL2008系统的基本功能定位就是再控制和再监督，一旦发现执行控制、职能监控中存在缺陷或盲区，要第一时间移交主管部门，并督促其抓紧采取措施进行弥补和解决。专门监督平台主要由总署、直属海关两级督察内审、纪检监察等部门使用。

4﹒衔接三个层级，确保定位明确、权责一致。总署、直属海关、隶属海关要实现逐级衔接。总署负责海关系统内控工作的决策指挥和监督，直属海关负责本关区内控的运行管理和监控，隶属海关单位负责落实总署和直属海关的各项内控制度规范，对具体业务办理过程实施执行控制。

5﹒扣紧五个环节，确保紧密对接、形成闭环。在制度规范、执行控制、职能监控、专门监督和处置评估等内控机制5个横向内控环节中，关键是体现“一环控一环”的环环相扣的要求，前一环节构成后一环节的控制基础，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进行再控制。

五、李克农副署长强调的两个不要。

内控与我们日常的管理是相融合的，控制了关键的环节，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在今年全国海关督审工作会议上，李副署长强调了两点：一是不要认为内控机制建设增加了额外负担。内控不是一项独立工作，管理必有监督，监督为了管理，每个部门在具体执法和日常管理中都有内控的责任，制定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必须贯彻内控的要求，绝不应该认为内控是额外工作；二是不要认为内控是督审部门的事。建立健全内控机制是各部门、各单位应尽职责，是抓管理的必要手段，是份内之事，不能做“甩手掌柜”。要求督审部门在其中主要是发挥组织协调和统筹推进的作用，为各部门开展内控做好服务，切实做到不越位、不替代、不包办。

六、海关内控机制的固有局限性

海关内部机制作为自我调节和自行制约的内在机制，只能为 7 我们的管理目标实现提供合理保证，也不是万能的，同样存在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是我们搞内控机制建设必须意识到的。一般而言，主要表现为：

1﹒如果内部行使控制职能的管理人员滥用职权、蓄意营私舞弊，即使具有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也不会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内部控制作为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其管理人员的意图运行，尤其是负责人的决策更是起决定作用。决策出了问题，贯彻决策人意图的内部控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控制效能。

2﹒如果内部不相容职务的人员相互串通作弊，与此相关的内部控制就会失去作用。内部控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将不相容职务进行分离。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处于不相容职务上的有关人员相互串通、相互勾结，失去了不同职务相互制约的基本前提，内部控制也就很难发挥作用。

3﹒如果内部行使控制职能的人员素质不适应岗位要求，也会影响内部控制功能的正常发挥。内部控制是由人建立的，也要由人来行使的，如果行使控制职能的人员在心理上、技能上和行为芳式上未能达到实施内部控制的基本要求，对内部控制的程序或措施经常误解、误判，那么再好的内部控制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4﹒实施内部控制的成本效益问题也会影响其效能。控制环节越多、控制措施越复杂，相应的控制成本也就越高，同时也会影响管理的效率。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时，必然要考虑控制成本与控制效果之比。当实施某项业务的控制成本大于控制效果而产生损失时，就没有必要设置控制环节或控制措施，这样某些小错弊的发生就可能得不到控制。

5﹒受突发事件影响。内部控制一般都是针对经常而重复发生的业务而设置的，而且一旦设置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如果出现不经常发生或未预计到的经济业务，原有控制就可能不适用，临时控制（如实行专门的审批、报告和执行程序来处理临时性或突发性业务）则可能不及时，从而影响内部控制的作用。

■当然，认识到内部控制本身的局限性，并不是否定内部控制对管理的重要性，而是为了预知内部控制因固有局限性而失效时，所面临的风险或带来的损失，提前做好补救计划。

七、学习资料

（一）《海关总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海关内控机制的意见》（署党发〔2010〕6号）。

（二）《海关执法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署督发〔2010〕204号）。

（三）《2010年加强和完善海关内控机制工作方案》（署督发〔2010〕205号）。

（四）李克农副署长在全国海关内控机制建设部署会暨督察内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胡玉敏在督审工作会议上的小结。

（六）杨建关长的《抓好层级管理，促进海关内控水平提高》。

第三篇：监狱工作的认识与创新

监狱工作的认识与创新

对监狱工作的认识就要从监狱工作方针的认识学习开始。监狱工作方针是指引监狱工作前进方向的指针，是党和政府对监狱工作和监狱事业的发展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提出的监狱工作发展的总方向和总目标，反映着领导人对监狱工作规律的认识，同时又是制定监狱工作政策的总依据。我国现行的监狱工作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这一方针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监狱工作发展的历史必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才能使监狱工作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为预防和减少犯罪做出新的贡献。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方针的新的监狱工作方针，非常简要地指明了我国监狱工作的发展方向，具有丰富的内容，主要从监狱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实施、监狱工作的主要目的贯彻与基本任务和主要目的间辩证关系的理解学习来加以认识。

同时监狱工作也要在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与创新。监狱工作的发展与创新就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发展创新机制。监狱的可持续发展突出体现在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机制上，改革一切不利于发展，束缚发展的因素，使监狱改革发展有远景目标，有踏实的步骤，有发展的后劲。

（一）、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实现监狱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才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监狱有监狱的特点，监狱特别强调稳定，稳定是监狱的重要特征，应当说稳定也是和谐社会对监狱的基本要求，没有稳定的监狱就没有和谐的社会，但稳定不等于不发展。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监狱的改革，要能够满腔热情地对待改革和创新，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监狱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断实现监狱的文明进步。

（二）加强理论研究，以先进的理论去引导可持续发展。监狱的持续发展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支撑，监狱

理论研究要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本着科学态度认真思考，深入调研，广泛学习，大胆借鉴：要鼓励探索争鸣，既要立足监狱，着眼具体工作，收集经验，总结教训，更应着眼于整个的打击和预防犯罪体系，研究监狱的定位，立足和谐社会建设探讨监狱的发展。把理论研讨与教育宣传分开来，形成有利出人才、出成果的学术机制；形成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使监狱理论研究切实指导监狱工作的发展。

（三）寻找创新的动力，形成创新机制。“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发展的机制就是一个活力的机制。监狱工作要形成对社会发展敏感的反应机制，一味的固步自封，一味的借口稳定否定变革，就失去发展的活力。监狱工作要形成改革创新的内驱力，形成创新机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其一，监狱要紧跟时代步伐，深入理解和贯彻党和国家阶段方针政策，围绕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切实推动监狱的变革；其二，监狱工作要能够在制度上自省，要有制度变革的机制，要能够自觉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找到新办法；其三，监狱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使变革的决策更稳妥，使变革的监督广泛有力。其四，要更多开展国际交流，要能够自觉汲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们监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此，监狱工作要结合国情，联系实际，深入研究，使我们监狱的发展在文明进步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第四篇：关于做好监狱大政工工作的几点认识

文章标题：关于做好监狱大政工工作的几点认识

大政工是我省监狱系统的管理特色，它涵盖政工、纪检、工会、行政后勤四个方面。由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及体系的建立，使上述的四个方面由以前的各自为政、单兵作战演变为整体驱动、互补协同，也使复杂特殊的监狱工作脉络清晰、一分为三，即监管改造工作、生产经营工作、大政工工作。这是一种监狱管理的创新，要让这种创新产生积极的效果，为监管改造及生产经营工作提供卓有成效的支撑和服务，必须对大政工工作进行创造性地思考，并务实地进行推进。

一、切实推进大政工工作体制及运行机制建设，让人看得清、摸得着、落得实

体制完整是工作完整、不遗漏的保障。我狱在《德山监狱大政工工作方案》中对大政工的体制作了明确的表述：监狱大政工工作在监狱党委的领导下，党委书记、监狱长对政治工作负总责，党委副书记、政委全面负责，以政工各线分管领导、各部门各单位抓政工工作的领导和政工人员为主体，构筑党组织、行政组织、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全体警察职工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政治工作格局，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条块兼容、齐抓共管的大政工工作体制。

在运行机制上，坚持每月初一次政工联系会。参会人员为政委、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政治处主任、公司分管人事副总及政工各部门（包括政治处、纪检监察室、工青妇办、办公室、行政科、保卫科、法制科、离退办、公司办公室、公司人事部）主要领导。政工各部门小结上月工作，提出下月工作计划，讨论警察职工中所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和队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商议解决办法和措施，推树工作典型。政委与分管领导对各部门工作进行点评，部署下月工作任务。季度初的联系会扩大到相关政治工作负责人，如支部书记、教导员、分会主席，对上季度的工作进行总结讲评，对本季度的重点工作进行阶段性地布置和安排。每季度召开一次党委政治工作例会，听取大政工各线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重大事项作出决策。

大政工工作的有效实施，必须依靠责任的落实、过程的监督及结果的严格考核。大政工所列各项工作，均可实行目标管理，主要考核大政工工作分管领导及各部门中层主要领导。加强对工作过程的管理，考核办对政工各部门的工作在月中进行检查督导，在月底进行验收考核。每项工作的考核实行责任递延分值累加的原则，即第一次未完成，考核主管科长；下个月又未完成，主管科长责任累加，同时考核分管领导；第三个月再未完成，主管科长及分管领导均责任累加，同时考核政委。

有了健全的工作体制，大政工诠释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名归实至；有了务求实效的运行机制，大政工化虚为实，在监狱整体工作这个大舞台上形象鲜活，铿锵有力！

二、切实加强和改善队伍的素质及作风建设，全面创建学习型组织，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队伍的素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持续稳健地提高队伍素质，必须依托学习型组织的创建和实施；在队伍素质得到持续提升的同时，必须要加强队伍的作风建设，将良好的素质转化为实际的工作效果，从而实现“基业长青”。

第一，全面创建学习型组织，警察人人参与。以科室、监区为单位，成立若干学习小组，单位的主要领导为学习小组长。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即政治理论，也就是中央、省厅局的一些指示精神，以增强政治素养、政治敏感性及政治鉴别力，确保方向不偏；管理知识，也就是公共管理方面的一些基本理论、方法、手段、技巧，以增强日常的管理能力；业务知识，主要是针对不同岗位的一些业务及专业知识，以满足岗位的特殊需要。学习的方法可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政治理论及管理知识可采取上大课的方式，由监狱领导或外请专家教授讲授，也可发放资料由小组自行组织学习，并检查学习情况及效果。对业务知识，原则上由各小组自行组织学习，由小组成员中的业务骨干辅导，也可分类请外面的专家讲授。党委成立中心学习小组，统揽全狱的学习工作，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重点，检查学习过程，考核学习效果。充分利用监狱的各种媒体，如内部电视、局域网、广播、报刊及宣传橱窗展开学习讨论，力求学以致用。

第二，扎实推进作风的转变，用良好的作风经营事业。首先要让全体警察把事情当作事业做，事业提升了事情的价值，赋予了或枯燥或呆板或繁杂或琐碎的工作以生动以使命；把事情变成事业，给转变作风提供了支点和源动力。我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并把它作为党的生命线对待，几次整风都给党注入了新的活力，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我党也因此铸就了旺盛的生命力。锦涛书记在领导干部中倡导的八大作风，实际上是在和谐背景下对领导干部的一次整风。作为监狱事业同样需要良好的作风来经营，针对当前监狱的现状，监狱是专政机关，工作很具体，执法很敏感，新问题屡见不鲜，加上监狱包袱重，警察职工穷，特别需要倡导勤奋好学之风，真抓实干之风，顾

第五篇：侨联工作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一)“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二)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

(三)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二、外籍华人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

三、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一)“回国定居”是指华侨放弃原住在国长期、永久或合法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

(二)外籍华人经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中国落户手续的，视为归侨。

四、侨眷是指华侨、华人、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侨眷包括：华侨、华人、归侨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