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册沈从文与九妹-教学教案

第一篇：第二册沈从文与九妹-教学教案

英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虚构了一个莎士比亚才华非凡的妹妹，讲述了她因为男权社会的偏见和不公而被扼杀的故事。中国现代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真有这样一位妹妹———九妹岳萌，她的光焰照亮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己一生却充满坎坷，以致发疯，最后凄凉死去。在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把有关九妹的故事加以搜集整理，以引起对沈从文有兴趣的读者的思考。

童年·少年

岳萌是父母养育过的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于1912年，比沈从文小10岁。童年的九妹是快乐的，她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尤其受母亲宠爱。沈从文早期写的两篇小说《玫瑰与九妹》和《炉边》中回忆亲情，三岁到五岁间的九妹是其中的主角。当玫瑰花开时，九妹“时常一人站立在花钵边，对着那深红浅红的花朵微笑”；她又把许多玫瑰花瓣用信寄给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二哥和六哥被户外卖小吃的吆喝声所诱惑，九妹又去向母亲“游说”满足他们的“馋嘴”欲望等，那形象稚气可爱、聪明可人。有九妹在，家庭充满祥和快乐的气氛。

由于父亲长期流亡在外，欠下巨额债务，家道逐渐中落。沈从文在1917年，不得不外出当兵。沈从文十分思念九妹，他的堂兄返家，他叮嘱堂兄一定要去看望九妹。堂兄看他可怜的样子，安慰道：“到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也可以回家探亲，那时可以帮九妹买许多好玩的东西。”1920年底，他所属的土著部队被歼灭，幸免于难的沈从文到芷江投靠亲戚，谋到一个收税员的工作。母亲在家乡无所依靠，于是变卖掉房产，带九妹来和沈从文同住。卖房所得的三千块钱交沈从文保管，不幸的是，沈从文爱上了一个姑娘，结果这笔钱的三分之一被姑娘的弟弟骗走。等他发觉时，姐弟两人一齐失踪。沈从文自觉没有颜面，悄然出走常德。

沈从文1923年夏天来到北京闯荡。因湘西极其混乱，九妹同父母随军队在鄂西边境一带辗转流离。4年后的1927年，沈从文脚跟稍稳，就把母亲与九妹接到北京。一来照顾母亲，二来为了妹妹的前途，此时九妹已经十五岁，长成大姑娘了。1928年初，沈从文到上海谋发展，旋即把母亲和九妹接来同住。沈从文初到上海的生活是窘迫的，小说《楼居》里写到母亲生病，无钱医治，九妹不适应大都市的生活常常哭泣以及他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流着鼻血拼命赶稿子的情形。1929年7月间，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母亲担心连累沈从文，把九妹留下，只身返回故乡。同年9月，经徐志摩推荐，沈从文被胡适聘到上海公学任教。这是他的文坛地位获得广泛承认的重要标志，经济状况也因此大为改观。1930年秋，沈从文转往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去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夏，沈从文来到北京，与杨振声一道编纂中小学教科书，同时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跃成为文坛赫赫有名的“京派”盟主。摆脱了贫困的九妹一直跟在沈从文身边，随着沈从文名声越来越大，九妹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业与交游

1927年，九妹到北京时的初衷是希望有机会读书。九妹自幼聪明好学，更胜六哥岳荃一筹。《炉边》中，岳荃在母亲面前炫耀背书，背到中途忘了，九妹嘲笑六哥，自己把那课文一字不差背完。从《炉边》和《玫瑰与九妹》看，三五岁的九妹已经有足够的智力和哥哥周旋。母亲深爱九妹，无奈已经没有任何余力供她上私塾或新式小学。到了15岁的年龄，九妹受系统教育，学一技之长，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情了。但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为九妹选择了法语专业而非实用的技能。九妹虽天资聪慧，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又毫无基础，学法语无疑是费力且难以预料结果的选择。沈从文似乎很有信心，专门请了一个大学法语系四年级的学生教她。他为妹妹预许了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并希望她将来能去法国深造。沈从文到上海公学任教后，九妹在那里借读，除继续学习法语外，还学习英语和编织。在青岛大学，九妹也仍然是插班借读，继续学习法语。法语和英语学习生涯没有让她掌握这两门高深的学问，却培养了她高傲的心性。沈从文文坛地位不断提高，交往圈子日益扩大，九妹在他身边，自然加入其中。1931年1月，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四处奔走，后又陪同丁玲护送遗孤回湖南她母亲处寄养。在整个过程中，九妹留守上海，把以胡也频名义准备好的3封电报和7封信一一发给丁玲母亲，以隐瞒胡也频遇害的消息，并催促丁玲母亲早日放丁玲返回。同年7月，沈从文到北京谋职，由九妹陪护心神未定的丁玲住在上海。时局风诡云谲，九妹为二哥分担忧患，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沈从文的朋友圈子中，巴金对九妹记忆尤深。巴金1932年9月应沈从文邀请，到青岛大学做客，在沈从文的宿舍住了约一个星期，写了短篇小说《爱》。沈从文常和他一起去散步，九妹有时也一同去。巴金在一篇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些知识和事情。”1933年秋，巴金因筹备《文学季刊》来到北京，他见到了新婚不久的沈从文夫妇，也与九妹重逢。巴金在北京居无定所，沈从文就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住了约两个月。当时沈从文正在写《边城》，巴金在写短篇小说《雷》，无客人时二人各自写作，来客人时则一起会见客人，每到这个时候，九妹就会端上香茗，然后在旁边静静地听，间或插一两句话。1940年7月，巴金从上海来到昆明看望女友萧珊，居住三月，1941年巴金又从重庆来到昆明。这两次巴金在昆明期间与沈从文交往颇多，还曾携萧珊去沈从文在呈贡乡下的家小住过数日。见到九妹是极平常的事，但热恋中的巴金却没有片言只语再提起九妹。著名作家施蛰存对九妹也留有印象。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张兆和带两个孩子及九妹，在香港待船，准备取道越南去昆明。施蛰存正从上海来，也要到昆明去。沈从文委托施蛰存与她们结伴同行，以便照应。一路虽鞍马劳顿，所幸顺利到达。施蛰存颇为幽默地说这是他“平生一大功勋”。

恋爱中的九妹

晚年的张兆和对九妹的“美丽”仍记忆犹新，她曾对笔者发出惊叹：“九妹可美了。”有一张沈从文兄妹与母亲的合影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的九妹身材娇小，面容清秀，一双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忧郁的眼睛低垂着。读者能见到的九妹的另一张照片是与丁玲的合影。那张照片上，丁玲坐着，膝上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她身后右边稍后一点的，就是九妹，穿一身朴素旗袍，相貌俊秀。照片很大，九妹整个身材和相貌很显眼，大有喧宾夺主之意。就是这张照片，吸引了当时还在湘西流浪的刘祖春的注意，为日后与九妹的恋情埋下了伏笔。1933年夏，沈从文携张兆和及九妹来到北京时，九妹已经21岁，以那个年代的习惯，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兆和结婚时24岁，《边城》中的翠翠爱上傩送时只有十三四岁。新婚的沈从文坐在秋天的院落里，伏在洒着斑驳阳光的桌子上写他的代表作《边城》时，能不为妹妹的婚事忧心吗？1997年，笔者曾先后数次拜访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张兆和先生。谈起九妹，她似乎颇有怨气。她告诉笔者，沈从文和她曾为九妹介绍过在燕京大学心理系任教的夏云（夏斧心），但九妹“心太高”，二人的关系没有能够维持下去。

刘祖春，乡土作家，后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1934年的刘祖春，在沈从文的资助下来到北京求学。沈从文看出这年轻人的文学天赋，指引他踏上了文学之路，把他造就成为颇具特色的乡土作家。刘祖春的小说《荤烟划子》、《佃户》、《守哨》等，写湘西城镇、山野、水上人事哀乐，处处见出沈从文的影响。从1934年到1937年这几年间，刘祖春一直是沈家的座上客。刘祖春贪恋沈家宁静和谐的气氛，对九妹也逐渐萌生了爱意。许多年后，他回忆起与九妹初次相见时的情形，仍一往情深：“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而九妹对刘祖春显然也有好感，他周末去沈从文家，作陪的总是九妹。她喜欢听刘祖春和沈从文谈话，有时自己也发表意见。沈从文和张兆和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他们十分乐意推动二人的关系。在4月里一个周末美丽的黄昏，沈从文建议刘祖春随他们一家人去中山公园散步。大家一起在回廊上坐了一会儿，沈从文与张兆和就借故走开了，把九妹和刘祖春单独留下。两个羞涩的年轻人在黑暗中谁也不肯先说话，这时一起游客嘻嘻哈哈走过来，他们急忙跑掉了。

1937年，刘祖春从北京大学毕业。此时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上日益严峻的华北局势，刘祖春决定参加革命，他与九妹的爱情需要一个了断。又一个周末，刘祖春从沈从文家吃过饭回家，九妹坚持相送。他们一起沿着横跨北海与中南海那座汉白玉雕栏石桥漫步。刘祖春讲到华北面临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讲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并透露了自己要去山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念头。九妹她以自己的决心表达了对刘祖春的爱情：“我什么都不怕，到哪里去都不怕。”她秀丽洁白的面孔望着晚霞衬托出来的北海白塔的轮廓，显得异常严肃而坚定。但刘祖春明白，革命意味着可能会抛头颅洒热血，自己死不足惜，而连累一个思想精神并未做好准备的姑娘，理智告诉他：“我没有这份权利，也没有这份勇气。”1937年7月27日这天，他赶到沈家，找张兆和借20元钱作为路费。九妹见到这情形，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她望着刘祖春，脸上有惊慌，有痛苦，有惊疑，有责备。刘祖春能说什么呢？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大力推动着。他从张兆和手里接过钱，匆匆离去，自此便成永别。

第二篇：《情书》《九妹》

《情书》《九妹》

《九妹》是你让我《心醉》，《窗外》《月光》依然明亮，但我们已经《分手》，你明知道我《爱你十分泪七分》，《最后》你还是《离开》了我，《当我苦苦地追求》中我不停地《呐喊》，《亲爱的不要离开我》时，你《头也不回》，《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栀子花开》，《你的微笑》使我《伤心太平洋》，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今生今世》·《海枯石栏》·《白头到老》·《长相依》。可是我们还是《分了》，《你的选择》《也许》是对的，但我整夜《求佛》，《希望》《你能回来》，但我不仅《错过》也《失去》了你。《谁的眼泪在飞》？我只能对你说《再见吧，我最爱的人》

《花好月圆夜》《孤灯独行》《销我一生》，《当我想你的时候》《才发现》，这是《尺来的爱》《空陶醉》，《追你好后悔》，让我《悲伤》的《心上人》《你知道吗》？虽然没有了你那《手心上的温柔》，但我还是要对你说，我《永远》《爱你》。《单身情歌》独自哼唱，我只能拥有《曾经最美》，《放不开》·唉…..！《只对你有感觉》，《信万语》只有一句《一生有你》，《祝你一生平安》并祝你《一路顺风》，《希望》《天天看到你》。《我要找到你》可都是《一片空白》。

我像一只千年修行的《白狐》，需要《一万个理由》，《天网恢恢》，谁能给我呢？《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爱的每一个故事》在这一刻起便化成了《回忆》，《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但不知《当不孤单你会想起谁》，《光辉的日光里》《你一定要幸福》。

《爱一个人好难》，《爱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正确的》，《我不是天使》，我不懂你的爱，《梦不完的你》。只是《我不够爱你》，《梦醒十分》时，才发现晚了，《牵挂你的我》《日夜》《折磨》自己。

也许你已有新欣，说吧，《别怕我伤心》，我《没那种命》所以我不因会为你而伤心。

我曾鼓起《勇气》，《希望》你能《回心转意》，但却是一去不回。《想起》我和你牵手的画面，《幸福的瞬间》我想对你说《再回吧心上人》

《祝福》你能《幸福一辈子》，在人生道路上《一个人活得精彩》我爱你，我的《爱人》。

第三篇：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经受了战乱和运动的考验，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风云。

沈从文帮助汪曾祺渡过难关

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同时相识的还有黄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黄永玉、黄裳过从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神采飞扬，书生意气，这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朋友中，有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边教书边写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浑身的巧思。”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李国涛《“文体家”黄裳》一文，也谈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时，其实三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曾说。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书，见到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象许多小灯在夜空中闪动，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萤火虫，把他们装在一个绢做的口袋里，萤光就照射出来。车胤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夜以继日地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第四篇：祭妹文教案

课外补充教学：《祭妹文》

1、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清初诗人、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乾隆进士，曾官江宁知县。不久辞官，定居江宁(南京市)之小仓山，故自号“仓山居士”，所居之园称随园，因而自号“随园老人”。对于诗文的创作，他反对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束缚，主张直抒性情。这就是他所首创的著名的“性灵说”。不过，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数是抒发闲情逸致的。他的作品集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和笔记小说《子不语》等。袁枚自成一家，与纪昀齐名，时称南袁北纪。

2、《祭妹文》以“情真”而备受世人推崇，它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一同被古文家誉为“鼎足而立”的美文。

3、“祭文”的特征。祭文是哀悼死者的文章，多表示对死者的崇敬和怀念。古代的祭文在语言形式上有散文，有韵语，也有用辞赋形式写成的。祭文在祭祀时要宣读，希望死者的魂灵来享用祭品，所以文章开头常有“维年月日（即某年某月），×××（祭奠者）谨以清酌庶羞（即清澈美味的酒食）之奠，于×××（死者）之墓下”之类的格式；文章末尾常用“呜呼哀哉，尚飨（即请享用祭品的意思。飨，通“享”）。以后逐渐打破这种格式（如本文）。现在用来追悼死者的悼词，即从这文体发展而来。

《祭妹文》原文与译文对照：

①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之)以文曰: 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觭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觭：通“奇”，怪异。）

译文：乾隆丁亥年的冬天，在上元县的羊山上安葬了三妹素文，并作（用）这篇文章来祭奠：唉！你生在浙江却葬在这里，远离我们的故乡七百里了，当年那时候即使做怪异的梦、幻想，哪里知道这里竟是你的埋骨所在呢？

②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cī）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旦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

译文：你因为有坚守贞节的想法，嫁了一个品德败坏的丈夫而被遗弃，导致了婚姻上的孤独不遇。虽然这是命中注定，是上天的安排；然而连累你到这种地步，也未尝不是我的过错。我从小跟从老师学习儒家的经书，你同我并肩坐在一起，爱听那些古人的节义故事；一旦长大成人，你立即亲身来实践。唉！假使你不懂得经书，或许未必会象这样苦守贞节。

③余捉蟋蟀，汝奋臂出(于)其间；岁寒虫僵，同临(于)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于)目。予九岁，憩(于)书斋，汝梳双髻，披单缣（jiān）来，温《缁衣》一章。适先生奓户入，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

译文：我捉蟋蟀，你在一旁动胳膊助力；寒冬蟋蟀死了，你又同我一起来到它的穴边（凭吊）。今天我收装殓你的尸体给你安葬，而当年的种种情形，却一 1 一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九岁时，在书房里休息，你梳着两个发髻，披了一件细绢单衣进来，共同温习《诗经》中的《缁衣》一章。恰好老师开门进来，听到两个孩子琅琅的读书声，不禁微笑起来，连声“啧啧”称赞。

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当分明记之。予弱冠粤行，汝掎（jǐ）裳悲恸。逾三年，予披宫绵还家，汝从东厢扶案出，一家瞠视而笑，不记语从何起，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

译文：这是（当年）七月十五日的事情，你在九泉之下，应当清楚地记得吧。我二十岁左右去广西，你拉住我的衣裳悲伤痛哭。过了三年，我考中进士衣锦还乡，你从东厢房扶着书桌出来，一家人瞪着眼相视而笑，记不得当时话是从哪里说起，大概说了些长安中进士以后以及报信人报信来得早、晚等等吧。

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yīní）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之)为证印者矣。

译文：所有这些琐碎的事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只要我一天不死，就一天也不能忘却。往事堆积在我的胸中，想起来心头悲切得像被堵塞似的，它们像影子一样似乎非常清晰，但真要靠近它抓住它却又不见了。我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些儿时的情状，一条一条详细地记录下来。然而你已不在人间了，那么即使年光可以倒流回去，儿童时代可以重新来过，也没有能和我一起证实当年情况的人了。

④汝之义绝(于)高氏而归也，堂上阿奶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目矢（shùn）汝办治。尝谓女流中最少明经义、谙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yì），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归后，虽为汝悲，实为予喜。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于)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

译文：你与高家按道义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堂上老母亲依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书事务盼望你去办理。我曾经说过女人当中最缺少明白经书的意义、熟悉文章典故的人，你嫂子并非不够柔顺和静，但在这方面稍微有点欠缺。所以自从你回家后，虽然我为你而悲伤，可实在为我自己高兴。我又比你年长四岁，或许像世间通常那样年长的先死，那就可以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你，却没有想到你比我先离开人世啊！

⑤前年予病，汝终宵刺探，减一分则喜，增一分则忧。后虽小差（“瘥”），犹尚殗殜（yè dié），无所娱遣。汝来床前，为(我)说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资一欢。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予)从何处呼汝耶!译文：前些年我生了病，你整夜都在打听、探望病情，（病）减轻一分就高兴，加重一分就担忧。后来虽然我的病情稍有好转，但仍半卧半起，感到没有什么好娱乐消遣的。你来到我的床前，给我讲一些稗官野史中使人好笑和使人惊奇的故事，姑且给我带来一些欢乐。唉！从今以后我如果再有病了，教我从哪里去呼唤你呢！

⑥汝之疾也，予信医言无害，远吊(于)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人走报。及至绵惙(chuî)已极，阿奶问(汝)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详，飞舟渡江。

译文：你生病了，我相信医生说“不要紧”的话，所以才远去扬州吊唁别人。你又怕使我心中忧愁，阻止别人来给我报信。等到病已垂危时，母亲问你盼望哥哥回来不，你才勉强答应说：“好。”我已在前一天梦见你来诀别，心里知道不吉利，就飞快地坐船过江赶回家。

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四支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早知诀(于)汝，则予岂肯远游；即游亦尚有几许心中言要汝知闻，共汝筹画也。

译文：果然我在未时回到家，而你已在辰时断气了。你的四肢还是温暖的，一只眼睛还没闭上，大概你还在忍受着死痛等待我吧。唉！痛心啊！早知要和你诀别，那我怎么肯离家远行呢？即使出外也还有许多心里话要让你知道听见，同你一起商量安排啊！

而今已矣!除吾死外，当无见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见汝，而死后之有知无知，与得见不得见，又卒难明也。然则抱此无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译文：如今完了，除了我死以外，应当没有相见的日期。可我又不知道哪一天死，才可以见到你，而死后究竟有知觉还是没有知觉，以及能相见还是不能相见，终究是难以明白的啊！如果这样那么我将终身抱着这无边的遗憾，天意吗？还是人为的呢？竟然就这样完了吗！

⑦汝之诗，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传；惟汝窀穸(zhūn xī）尚未谋耳。先茔在杭，江广河深，势难归葬，故请母命而宁（使动用法，使„安息）汝于斯，便祭扫也。

译文：你的诗，我已经付印了；你的女儿，我已替你安排她出嫁了；你的生平，我已写了传记；只有你的墓穴还没有安排好。我家祖先的坟墓在杭州，但是江广河深，势难将你归葬到祖坟，所以请示母亲的意见而把你安葬在这里，以便于祭奠扫墓。

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两冢，一为阿爷侍者朱氏，一为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旷渺，南（名词作状语）望原隰（xí），西望栖霞，风雨晨昏，羁魂有伴，当不孤寂。所怜者，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两女牙牙，生(于)汝死后，才周晬（zuì）耳。(袁机死后两年，袁枚63岁时，他的妾钟氏才为他生了个儿子名叫“阿迟”——老师注)译文：在你的墓旁葬着你的女儿阿印；在下面还有两个坟墓，一个是父亲的侍妾朱氏的，一个是我的侍妾陶氏的。羊山空旷辽阔，往南看是一片平广低湿的地方，往西看是栖霞山，风风雨雨清晨黄昏，你这个寄居他乡的灵魂有了伴侣，应当不致于感到孤独寂寞。所可怜的是，我自从戊寅年读了你写的哭侄子的诗后，到如今还没有男孩，只有两个牙牙学语的女孩，出生在你死后，才只有一周岁。

予虽亲在未敢言老，而齿危发秃，暗里自知，知在人间尚复几日？阿品远官(于)河南，亦无子女，九族无可继者。汝死我葬，我死谁埋? 汝倘有灵，可能告 我？（九族——指高祖、曾祖、祖父、父亲、本身、儿子、孙子、曾孙和玄孙——老师注）

译文：我虽因母亲健全而不敢说自己老，但牙齿已经活动头发已秃，自己心里知道，在这人世间还能再活几天？阿品弟远在河南做官，也没有子女，我家九族之内没有可以传宗接代的人了。你死有我安葬，我死后由谁来埋葬呢？你死后如果有灵的话，能够告诉我吗？

⑧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译文：唉！（你）活着时候的事已经没法想像，死后的事又无法知道，哭你既听不到你回话，祭你又看不到你来吃。纸钱的灰烬飞扬着，北风在旷野里显得更猛，我回去了，还在不时地回头看你。唉，真悲痛啊！唉，真悲痛啊！

一、本文是按什么顺序、以什么为线索来写的？

分析：本文（除开头、结尾外）以时间先后为顺序组织材料，以兄妹间的亲密关系作为贯串全部内容的线索，写出死者一生的经历，显示死者的品德，抒写了对死者的深情悼念。

开头总说亡妹葬于异地，交代祭奠时间、祭者身份，并用“呜呼”一语转第一人称为第二人称，直呼亡妹，奠定全文凄切哀惋的基调。

主体部分先概述亡妹不幸的一生，把她的“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归咎于诗书。以下便按时间的顺序叙事。

先记幼年琐事，表现兄妹间的亲密关系。接着叙妹归母家后兄妹相依之情，从而表现死者的才德。这以前，亡妹在夫家一段情节，已于上文概述她不幸的一生时提及，所以只用“义绝高氏”四字带过。再往下便叙亡妹的病危和死，写她忍死待兄，而临终未得一面，对自己的远游无限懊悔，一字一泪，是全文的顶峰。然后写亡妹身后之事的筹措，安慰与伤痛交错。

结尾直抒悲痛之情。“哭汝”二字总括全文，“奠汝”二字与前面交代语中“奠以文”相应。末了连说“呜呼哀哉”，呼应开头一段的悲叹，一往情深。

从选材的角度看，作者奠祭亡妹边哭边诉，笔随忆至，儿时的回忆，往日的手足情，对亡妹身后诸事的安排，一齐倾叙出来，似乎写得很“散”；但是这一切往事，又始终围绕着亲密的兄妹关系和哀悼亡妹这一中心，这就使文章在结构上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从组织材料的角度看，把当年事和眼前景相结合：通过忆旧来悼念逝者，写这些往事时都紧扣眼前。比如写“今予殓汝葬汝”的事实，就自然联想到儿时共同葬虫吊虫的情景由此更加深了内心的悲痛。这就使“形散而神聚”的特点更加突出。

二、本文可分为几个部分？是如何按时间顺序叙事的？ 全文可分为三大部分：开头一段是第一部分，叙述葬妹的时间、地点，交代因葬妹而撰文设祭。第2～8段是第二部分，抒写对亡妹的怀念。结尾一段是第三部分，写祭时所想、所见及祭毕而归的情景。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体部分，先用两段文字概述亡妹的不幸遭遇，以下五段则按时间叙事：①写儿时几件小事，表现兄妹间的亲密无间；②写妹归居母家以后的情况，表现妹之才德和兄妹相依之情；③写妹病逝和自己因远游而未及诀别的无限憾恨；④写对亡妹身后事的处理，并联想到将来自己身后的悲哀。

三、本文是通过记叙哪些生活琐事来表情达意的？ 本文是一篇祭文，祭文的特点是要求概述死者的生平事迹，而袁机是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平无事迹可言，而她和作者又是同胞兄妹。所以作者选取了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来写。例如，回忆幼年时的生活情况，写了兄妹共同捉蟋蟀和埋蟋蟀、兄妹一同在书斋读书、兄长弱冠远游时小妹的悲恸和中进士还家后全家的欢乐等几件事；记叙袁机归居母家后的情况，写了她扶持堂上阿母、治办家中文墨和在兄病时终宵刺探、为说稗官野史等几件事；记叙袁机病中及去世时的情况，写了她病重时阻人走报、病危时盼望兄归，病逝后一目未瞑等几件事。文章就是通过这些生活琐事的叙写，寄托了作者的无限哀思，表达了兄妹间相依相存的亲情，对妹妹不幸遭遇的悲痛之情和感激妹妹的相助之情。

四、本文是怎样把抒情和叙事紧密结合起来的？

本文在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叙事中充分抒发自己的强烈的感情。具体来说，是通过两种方式来抒情的：一种是寓情于事，以情动人。文中所记的许多小事都渗透着作者怀念、同情和悲痛亡妹的真挚情意。另一种是在叙事中穿插一些抒情性的语句，来直抒胸臆，表达感情。例如，在回忆儿时的共同生活后说：“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为印证者矣。”在写袁机绝高氏而归对自己的帮助后说：“予又长汝四岁，或人间长者先亡，可将身后托汝，而不谓汝之先予以去也。”在写自己病中受到袁机的关心后说：“呜呼！今而后吾将再病，教从何处呼汝耶？”在写袁机病危及去世后说：“然则抱此天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在写为袁机办理后事联想到自己无子时说：“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这些都是在叙事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哀痛心情，感人至深。

五、第3段写袁机的不幸遭遇，主要是从哪个方面来写的？为何这样写？ 袁机被指腹为婚许嫁高氏，及长，高氏子无赖，本应解除婚约，但她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不肯解约。她婚后受尽虐待，不得已离婚而归居娘家，造成“孤危托落”的处境，以致早死。对于袁机不幸遭遇的具体情况，本段并没有正面写，仅在段首用了一句话加以概述。作者主要是从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上来写，文中说：“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为什么这样说呢？“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就是说，“识诗书”是造成袁机终身悲剧的根本原因，而“识诗书”又是由于和作者“伴读”所致，因此作者感到分外的悲痛。

在这一段中，作者主要是集中写造成袁机终身悲剧的根本原因，从而推究到自己的过失，谴责了诗书的毒害。这是伤心已极的激愤之语，因而表达的哀伤就更加真挚、深刻、感人。

六、第4段中共写了三件事，作者在写这三件事时抓住了哪些细节的描写？ 这些细节描写有什么作用？

写幼年共同捉蟋蟀时，袁机“奋臂出其间”，表现了她天真活泼的情态；写兄妹共同读书时，袁机“梳双髻，披单缣”，显示了她稚嫩可爱的神态；写作者远游时，袁机“掎裳悲恸”，作者中进士返家时，袁机“从东厢扶案出”和“一家瞠视而笑”，这一恸一笑，表现了袁机纯真的兄妹之情。总之，这些细节描写都表现了袁机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以及与作者之间的天真无邪、亲密无间的兄妹之情。

七、祭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本文与一般祭文有什么不同之处？ 古代的祭文是一种对死者表示崇敬和怀念的文体，相当于现在的悼词。祭文的体例，一般是以简叙死者生卒年月、享年多少，由某人主祭为发端，以追叙死者生平事迹、抒发哀痛之情为主体，以呼告死者安息、“尚飨”结尾。由于一般祭文是应合礼仪的需要，作者也就虚应故事谀颂死者，因此多浮夸不实，缺乏感人的力量。而本文和一般祭文不同，从内容来看，它不像一般的祭文那样追叙死者生平事迹，而是选取一些典型的生活琐事来写；从感情的抒发来看，它语出肺腑，表达了哀惋真挚的感情。

八、本文有什么积极意义？

本文在概述亡妹一生的不幸时，指出她之所以“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是由于幼年读经书，“爱听古人义事”，因而“以一念之贞”造成了终生的悲剧。指出了“识诗书”是亡妹一生悲剧的根源。虽然作者还不是提倡反对封建礼教，但他对于妇女的守节，对于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毫不隐讳地表示了怀疑。这也揭露了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对人的精神毒害，因而本文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九、阅读《女弟素文传》，帮助理解课文。

枚第三妹曰机，字素文。晰而长，端丽为女兄弟冠。幼好读书，既长，益习于诵，针衽之旁，缥湘（浅青、浅紫的帛，常作书囊书衣，遂借代书卷）庋（藏也）积。

雍正元年，先君客吴中，闻衡阳令高君清卒，库亏，妻子系狱，叹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则难不解。”遂治装，历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而兄倾库供上官，吾尝止之，而兄不可；则劝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为今日计乎？”高大悟，检箧，得印簿，诉制军（总督）。制军者，大学士迈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冤，为平其事。当是时，簿中资人隐探高氏孤稚无能为，使人具三千金啖（利诱）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亦感谢，临别泣曰：“无以报，闻先生第三女未婚，某妻方妊，幸而男也，愿为公婿。”已而果然，因寄金锁为礼，时妹周晬（周岁），枚长妹四岁，代系金锁饰项者数年。高故如皋人，而先君自楚归，复之粤，之滇，之闽，与高氏音问遂绝。

乾隆七年，高八执讯来曰：“某子病，不可以婚，愿以前言为戏。”先君犹豫。妹侍侧，持金锁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以其意复高氏。高氏族人惊讙，传高氏得贞妇。高八殁，其兄子继祖来曰：“婿非疾也，有禽兽行，叔杖 死而苏，恐以怨报德，故佯言辞婚，贤女无自苦。”妹闻如不闻，竟适高氏。高渺小，偻而斜视，躁戾佻险，非人所为。见书卷，怒，妹自此不作诗；见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针黹；索奁具为狎邪（嫖妓之类）费，不得，则手掐、足踆、烧灼之毒毕具。姑（婆婆）救之，殴姑折齿。输博者钱，将负妹而鬻。妹见耳目是非，告先君。先君大怒，讼之官而绝之。

妹归侍母，母体微不适，妹彻夜立，持粥饮，而匕箸进之。又能记稗官杂史、国家治乱、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数称说歌呼，为老人娱，枚入定省，闻所未闻，学为之博。自离婚后，长斋，衣不纯彩，不髲剃，不闻乐，有病不治，遇风辰花朝，辄背人而泣，如皋人至，必出问堂上站安否，寄赠服食甚谨。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

枚在扬州，闻病奔归，气已绝，一目犹瞠也，抚之乃瞑。女阿印病瘖，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书，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见妹之苦志云。检箧，得手编《烈女传》三卷，诗若干。（《小仓山房文集》卷七）〖小资料〗

（一）重点内容图示。

（二）袁机诗二首。

《感怀》

兰熏粉泽久飘流，落叶哀蝉独倚楼，奁具久为游子费，书香空与此身留； 梦中明镜开还合，水上飞云断不收，回着夕阳芳草路，哪堪重忆恨悠悠。

《春怀》 二月清明柳最娇，春痕红到海棠梢，寄声梁上双飞燕，好啄香泥补旧巢。

（三）设身处地，站到作家所处的时代去理解袁枚，更能体验袁枚的真实情感。

1、“呜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离吾乡七百里矣，当时虽奇梦幻想，宁知此为归骨所耶？”这是一段极平常、极朴实的文字，但这极平常、极朴实的文字里所融注的情感却是哀极、痛极、撕心裂肺的。

中国古人，有着极深挚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对乡土的依恋之上。因而，生于兹，养于兹，劳作于兹，宁葬于兹，便成了绝大部分中国古人共同的生命历程。在他们看来，故乡，是家的永恒的载体，离开她，便是背井离乡，浪迹江湖；故乡，是先人遗骨的安息之地，人死之后，是必须归葬祖坟，“叶落归根”，见先人于地下的。否则，便是“客死他乡”，作“孤魂野鬼”，灵魂也将无所依傍。“日暮乡关何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从这些诗句里，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诗人“叶落归根”的心情是何等地迫切，寻找故乡时的境况是何等地凄冷，形单影只的情形又是何等地孤苦。古人的这种文化心态，给袁机的一生注上了更为悲惨的情感内涵。我们站在袁枚的角度想想，妹妹是如此地聪慧、柔顺、知书识礼，她本该有平安、幸福的一生，但不幸的婚姻剥夺了她的一切，最后的结局竟然是客死他乡，作孤魂野鬼，死后也找不到归宿啊！

2、“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宗法的伦理规范，确定了中国古代女人特殊的人文角色——男人的附属品，而“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更是决定了她们“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这就是袁机“一念之贞”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对袁机的身份作了这样的规定：生是高家人，死是高家鬼。也就是说，袁机不是袁家人，她的宁葬之所应是高氏祖坟。于是，袁机的结局就变得更为凄惨：按礼法，她不能归葬杭州的“先茔”；“义绝高氏”，又使得她不能宁葬高氏祖坟——无论怎样，她都是死无正当的葬身之所了。袁枚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阿妹一生，何如此之悲也！

“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里的自责、悔恨，倾注着袁枚对阿妹遭遇的深切同情，饱含着袁枚内心无法排遣的巨大痛苦。

3、“子孙发达，万代文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使家庭或家族“香火有嗣”，是中国古人极为庄严的道义责任。为人子者，如果后代中没有男丁，即意味着辱没了父母和先人，是最大的不孝；人丁不旺，后继乏人，甚至“断子绝孙”，则标志着家族的衰败或消亡；膝下无子，门庭清冷，老来将百无聊赖，伶仃孤苦。这可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啊。但这样的命运却恰恰降临在了袁枚的身上。“吾自戊寅年读汝哭侄诗后，至今无男”，“阿品远官河南，亦无子女”。这种家庭、家族的不幸，使袁枚的心灵遭受到了极度的创伤，他自然想到了“九族中无可继者”的可怕后果，也自然想到了“汝死我葬，我死谁埋”的悲惨结局。前路灰暗凄冷，不堪忍受。他的心在哭泣，在流血。他要找一个贴心的人倾诉，而亡妹正是能体贴、理解他这种悲楚的最贴心的人，于是，他向妹妹打开了平日难以开启的情感闸门，将自己的痛苦一泻千里。这种哀中之哀，这种痛中之痛，更是呼天抢地，绞断肝肠。

第五篇：沈从文与道家思想

沈从文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种哲学思想，虽然它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国人，但在文学发展史上他同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们。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独立独行、别具个性的引人注目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很少去描绘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或是激烈复杂的政治矛盾冲突，他终身为他自己所构建的“湘西世界”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从而创造出了与当时的文学主潮流相去甚远的深远自然、清灵纯朴、和谐隽永的美丽的人性湘西世界，给我们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就是沈从文。沈从文从文体到文风的形成可以说都受到了道家思想深远的影响。

一、人生经历与道家思想

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里，山城周围数十里全是山重山，只临到城边时，西边一点才有一坝平田出现。城东南还是群峰罗列，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神秘奇丽。山城里的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这一情结使他在走上创作道路后一直生活在对家乡土地的印象中。这一文化背景为沈从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道家文化的接受场。

沈从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职业军人，家人对他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沈从文小时侯非常顽皮，完全是个充满童心、野性”自然之子”，“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他经常逃学，在逃学中学会了许多生活知识和人情世故。他到市场观察打铁、杀牛、织蕈子、骂架、打猎，学会了游泳，赌博，甚至偷别人家的李子枇杷，结识了许多奇人趣事，沉湎于大自然中，认识了三十种树木名称，十多草药，观察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在他的眼里，自然是主体，人是大自然中的风景。这造就了沈从文“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形成了他顺应自然，回归天性的审美趣味和生命理念。

辛亥革命时，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失败。他的父亲和叔父卷入了那次攻城，而表哥险些被害。年仅九岁的沈从文就听叔父说衙门从城边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死者上千。这些对于一个年纪才九岁的孩子来说可谓记忆深刻。而这种杀戮持续了约一个多月。作者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辛亥革命后不久，年仅十岁的沈从文便亲历了家庭的变故：父亲因谋刺袁世凯失败而流亡关外；1917年，沈从文聪明美丽的二姐不幸夭折：同年，受家境所迫，沈从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从军期间，初涉人世的沈从文更是亲眼目睹了生命的严酷与人生的无常：在茈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扮过观音菩萨”的莲姑、堂兄沈万林„„这些生命图景，与此前湘西革命党人失败后地方官兵用抽签方式决定苗人的生死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使少年沈从文“感到了生死的莫测”。沈从文的少年经历令他看到人生的大起大落，生命的漂泊无定。亲人的聚散无常使他的人生态度逐渐形成，学会超越个人荣辱得失，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超利害、齐物我、等生死、泯是非，在虚静中“物化”，在淡泊中“心与物游”（《庄子·齐物论》），这正是道家的人生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文化先驱者对道家思想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随着五四高潮过后，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部分现代作家将目光转向了道家，以求灵魂的解脱和心灵的安慰。沈从文也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氛围中走近了道家。如何在动荡的岁月中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如何为命运多桀的中国人寻求一条新生之路？沈从文在苦苦地思索着，而道家主张远离政治，远离暴力，无为而治，这些都非常符合沈从文的心境，道家的“尚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学，也都成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难怪沈从文为了表示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同，沈从文很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在《习题》里他这样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页捕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哀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他一直自称为“乡下人”，就是想强调自己对远离政治，追求自然的一种渴望。

(1)

二、文化追求与道家思想

庄子之“道”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呢？即“乃在直下扣紧人生之问题，而标出人之成为至人、真人、天人、神人之理想。”庄子教人们面对现实追求理想，面对天地万物和人间生活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道家追求的是在精神上、心灵上超脱现实人生，达到“身与物

(2)2 化”，“身于物游”的自由的人格理想。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就是庄子美学极力张扬的核心所在。

保持人格的独立，追求心灵的自由，不媚世俗，不逐主流，是沈从文留给我们世人的主要印象。沈从文由“中国近30年内政最黑暗糊涂的时代”，“觉察出社会的拙劣和人的愚心”。他认为，改变“社会的拙象”、救治“人的愚心”，最好的途径在于文学，“以小说代经典”。以小说影响国民的心灵，因此，他对文坛上的政治功利倾向与商业化色彩，多次展开过严厉批判。他对海派文学冠以“商业竞卖”的头衔，由此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也就必然会反对文学从属于、附庸于政治的羽翼之下。他也反对文艺的商业化倾向，认为那代表了新文学的“堕落”。沈从文眼中的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个人的生命“指南”与“经典”，却万万不可“沦落”为政治家、商人手中的“工具”和“销售对象”。在卷入的文坛的多次论争中，沈从文都处于被批评的孤立地位，但是，在孤立面前，沈从文仍能特立独行，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决不盲从和随众。坚守孤独而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从中可见道家思想对他的文化追求上深刻的认识。

三、湘西小说与道家思想

1、自然的景观

在道家思想中强调要忘记自己的现实存在，与天地融为一体，超越人世一切外在的欲望、厉害、是非、善恶、美丑，达到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与造物者之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可见在道家思想中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

而我们知道沈从文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就是他所构建的有着原始大自然本色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美丽迷人的。这里山高水长，地苦雾多。湘西的山水既有奇险的一面，又充满了灵性。沈从文更多的是用清新淡雅的色彩来描绘它。这幅湘西山水风情画，不仅有高山流水，险滩行舟，舟人覆没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且更多的是，清风徐徐的春日，月华如水的夏夜，气爽清朗的秋色，烟波江上，水雾林梢，水船水手欹乃橹歌，吊脚楼灯光情意绵绵。沈从文对湘西景物的描写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给人以无限的美感享受。这也与道家思想对美的追求有着相通之处。“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这是他在《边城》中写茶峒的美，“两岸多高山，山中

(4)(3)3 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潭是“三丈五丈深潭可清澈见底。”水是“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人家呢“多在桃杏花里，春天里只需注意，有花处必有人家。”山村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及其调和.”可以说这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产物，这一切都像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造就了一副如诗如画的境界。他的笔下的湘西世界，古朴、宁静、原始、野性而又十分和谐，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与道家崇尚自然的观点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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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的人性

沈从文曾在他的《月下小景》的序中这样说：“这世界尚或又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石，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追求着他自己信奉的人性。这种人性就是自然人性。

而我们再来看看道家思想的代表庄子，在他的代表作《逍遥游》之中，他把人性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神人的身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卓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痨而年谷熟。”可见庄子崇尚的人性也是要远离世俗尘嚣，是自然美好的。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贯穿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道”的思想，而道法又是自然的，《道德经》的第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是依靠地上的生物生存的，地上的生物又是在不断地和宇宙中各种自然现象搏斗以求得生存发展，而各种自然现象又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客观规律则是依着自然万物而存在的。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在《庄子》的开篇，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后又写野马，然后又加了一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为后面解释“鹏”为什么一飞就可以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作了铺垫，并借助斥鴳的嘲笑道明了一个关键所在“此小大之辨也。”在庄子看来，要想达到逍遥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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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4 界，就必须在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样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老子和庄子不管是在关注万事万物还是在他们的理想追求中都提出了一切都是要崇尚自然的。他们都推崇自然人性观。

而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向往自然的人生，追求自然的人性。他笔下的主人公可谓都是自然之子。他笔下的湘西少女就如这神秘的湘西世界一样，纯洁善良，不食人间烟火。她们的美是天然而成的，翠翠是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廘一样，从不想道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奇，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一段对翠翠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翠翠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赋予的，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沈从文把她比作自然中本身存在的动物，更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这种自然性情。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的人性美的全部。

如果说这些少女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柏子》中的青年水手，《龙朱》中的长子，甚至是《边城》中的老船夫都充满这自然原始的顽强生命力。

而在描写少男少女们的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时。作者也是把它作为一种健康、单纯、真挚、淳朴的人性来长养。《龙朱》中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们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永远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份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因为“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的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对歌”。《阿黑小史》中，油坊工人的儿子五明偏偏爱上了油坊主人的女儿阿黑，没有门第的阻碍，也不受财产的束缚，苗家儿女的爱情是那么真挚、纯洁和真诚，他们沉醉在大自然的爱巢之中，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还有《旅店》里年轻健壮的寡妇黑猫毫无顾忌对爱情的近乎疯狂的追求，这种质朴的爱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在《柏子》中，柏子粗犷的爱的背后还隐伏着纯朴的人性，隐伏着某种精神的追求。柏子为了和吊脚楼上相好的妓女两个月一次的约会，即使花去自己辛苦挣来的全部血汗钱也在所不惜。他的生命来自自然，又在自然中满足了一切。不管是描写人物还是人物的爱情，甚至是涉及到

(11)(10)

(9)5 性关系上，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真诚自然，是毫不虚伪，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这种顺应自然的处于自在状态的理想的生命形态，与道家自然人生关一脉相承。只是道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人与自然化二为一，而沈从文则更看重人，凸现人的本体需求和存在价值。

当然他的这种自然人性观也表现在他对城市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中，这与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是截然不同的。都市文明是人性的毁灭的根源。在沈从文看来，城市使得“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利庸俗的人生观。”如在《八骏图》中，表面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个教授无一不是性压抑与性变态者，性爱本是人之本性，都市却用“文明”加以压抑，这正与乡村中自然和谐的爱情相对，这里所谓的城市文明，道德都是虚假的，这里的道德都是建立在人性扭曲基础上的，而真正的道德正如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不仁之仁”、“不义之义”，也就是对合乎自然、超然淡泊精神的追求。

3、自然的命运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都产生于道，再大道无为创生精神笼罩吓，万物因无丝毫压力而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从而呈现出“自然”。道家思想中还有“委天知命”的说法，庄子《达生》篇中讲：“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名也。”《德充符》又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可见在道家看来命运是人所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这也就自然与悲剧命运密切相关了。

当然沈从文并没有他们那么消极，但小说中也贯穿着这种乐天知命的思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色调把人生的悲剧性包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在他的小说《初八那日》，在初八这一天，定亲的幸福与死亡同天发生。作者这样安排，不仅仅是为了进入一种偶然时间，主要是为了揭示偶然性中的必然。《媚金，豹子和那羊》中，小说中的“媚金”是一个美人儿，“她是一个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而那羊，也很美，“一身白得像积雪”，在命运面前人和羊根本没什么区别，豹子是媚金刚定情的情人，这天晚上，他要去找一只能送给媚金的羊，好带着这只羊在宝石洞与媚金有个美丽的幽会，可他找遍了全村，找了一整夜.羊全看过了，6 很奇怪的事是竟无一只合适的小羊，于是他又决定到另一个村里去买羊，终于在半路上，在路旁深坑里发现了那羊。可等他抱着那羊兴冲冲去到宝石洞时，东方的天已经快明了。此时的媚金因以为豹子辜负、欺骗了她而自杀了。这里，美丽的生命被毁灭，都是因为那羊，为什么豹子不听地保的话，在地保家随便拣一只羊送给媚金？为什么豹子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那羊？似乎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这温顺的羊在冥冥之中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巨大的力量，它在主宰着媚金和豹子的命运。

我们在来看看《边城》中翠翠的命运，同时爱上翠翠的天保、傩送兄弟，三个人，一个死，一个走，一个如自己的母亲，优美的地方，优美的故事，潜伏着悲苦的命运。仅看小说的结尾，久可发现作者所表露出的对命运不可知的沉重情绪。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爷爷一个个死去，爱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这些阴影集中地照在最后孤独生活在渡口边的翠翠身上。母亲的爱人自杀了，女儿的爱人远走了，天保的死夜被乡人们归为天意，老船公在雷雨之夜死去，难道不是天意吗？“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到底会不会回来，不可知，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对命运的悲剧保持着一种适当距离的姿态，这与道家因顺自然的修养境界也是相通的。

四、诗化的意境与道家的文风

沈从文的小说有鲜明的文体特征，浓厚的诗化意蕴，独特的人情风俗，灵动的抒情笔致，多姿的叙述形式。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实际上写的是他追求的理想和将这一理想艺术化而产生的梦境，他以梦境和理想为骨架，以想象为翅膀，以古朴山野乡村人性人情之美为血肉，营造出一个明丽、轻快的纯净审美世界，把读者拉向一个超越其生存时空的瑰丽迷人的天地，洋溢着浓郁的浪漫色彩。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理想的梦的天堂:美丽的茶峒小“边城”,有长满竹篁的翠绿沁人的大山,清澄透明的溪水,铺满玛瑙石的白河;洒满柔辉的“月下小景”,微风摇荡,稻草飘香,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玉家母子的“菜园”,种着各式的花木,晚风中吹来阵阵素馨兰花和茉莉花的香味;七个野人的山洞,吴甘二姓族居的乌鸡河„„都是当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见和无法到达的世界,是他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是人事和梦结合起来的超现实的艺术再现。他无不在追求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梦境，《边城》中曾描写傩送二老的歌声进入翠翠的梦境，把翠翠的灵魂托起,翠翠的灵魂在美妙的歌声中“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 7 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通过梦境艺术地表达了翠翠内心深处对二老真挚的爱情。《月下小景》中描写傩佑对着熟睡的恋人唱歌,而女孩在睡梦里听到歌声并能应和着情人的歌声,唱出心中的爱。在这迷朦的梦里两个年轻的灵魂真正粘合成一体。沈从文善于在一种美妙的诗的梦境中利用梦象把富有“神”性的“全然的美”呈现给读者,挖掘出人物内在的灵魂甚至原始生命的自由之美,给人以一种自内而发的审美感受。这些都与老庄散文尤其是庄子的那些浪漫而又充满象征意蕴的散文异曲同工。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他主张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同时他还保持和发扬着人原有的朴素的自然本性：提倡返朴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认为人应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些与自然一致的思想都影响这沈从文，沈从文从来都是自称自己为“乡下人”，他就算进了北京城，心还留在自己的家乡，这种心情可以说贯穿了他创作的一生。他为我们展示了湘西世界的纯朴和美丽，他把最自然最原始的东西展示在我们读者面前，让我们这些整天沉浸在都市文明中的读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同样崇尚自然，超然淡泊，还有着自由飘逸的美学理想。他把笔伸向他热爱的故乡湘西，在其中寻到一种“健康、优美、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让他在心中建立了一个堡垒、一块根据地，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撑点。

⑹ 注释：

⑴《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序言 第3－4页 1949年开明版 ⑵《中国哲学原论》 第324页 唐君毅著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⑶，⑷，⑸，⑽，⑾《凤凰》第210，168，351，335，350，417页 沈从文著 凌宇编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⑹《沈从文文集第三卷——小说》第108页

⑺，⑼《庄子解》 第45，87页 王夫之著 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

⑻《老子解读》第7页 刘坤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参考文献目录：

1、沈从文 《凤凰》 凌宇编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2、吴立昌 《沈从文作品赏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3、《沈从文文集第三卷——小说》

4、贺兴安 《沈从文评论——出天凤凰不死鸟》 成都出版社

5、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花城出版社

6、沈从文

7、刘坤生

8、王夫之

《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子解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孝鱼点校 《庄子解》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