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提携＂与＂被提携＂

第一篇：沈从文的＂提携＂与＂被提携＂

沈从文的＂提携＂与＂被提携＂

文/汪瑶

对沈从文的了解首先来自那部围绕美丽的凤凰古城为创作背景的小说——《边城》，当时就觉得文字澄澈纯净，读之是一种享受。当然更进一步走进沈从文的世界还是后来在南开大学读研时细细品读了他的史学名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便惊异于其中大量的栩栩如生的古代服饰图画，从直观上了解了古人衣饰文化。据说这些绘图大部出自南开毕业的当代著名画家、学者范增之手。

沈从文被“贬”至故宫赋闲期间，不甘寂寞的大师利用对故宫的大量的珍稀文物先睹为快的工作优势，完成了自己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历史文物研究工作。为了方便绘图，他要挑一位既懂历史又擅长素描的学生做助手，于是一个在南开大学读历史的名叫范增的年轻人最终进入他的视野。从此范增得以日日亲聆大师的教诲，时时品味大师的厚重。以范增的绘画灵性及文史方面的功底，最终成为今日画坛的领军人物，不能不感谢沈老师的培养。

沈从文提携范增，正如别人提携他一样，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沈从文永远不能忘怀他的恩师徐志摩。

当年作为一名仅有小学文凭且从部队当逃兵来到首善之地的“北漂一族”，他也曾不揣狂妄地想在文坛谋发展，像今天众多的以卖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一样想靠发文章，撰稿费求得在北京“居也易”。可那时“自由撰稿人”没有电脑，没有百度，没有谷歌，更没有电子邮箱，只能夜以继日地把一篇篇稿子誊写的工工整整，然后低眉顺目地送到各个报社去。虽然创作环境比较艰难，但民国时期的稿费却很可观，往往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费可以维持一个人一个月的基本生活。鲁迅就是靠稿费购得北京八道湾宅院的，最终完成他那兄弟三个与母亲同居一院的夙愿。八道湾鲁迅故居曾居住当地百姓达百人，可见这宅院多大。沈从文当时便是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向北京红极一时的报刊《晨报·副镌》投稿。可要知道这家报纸的固定撰稿人是以胡适、梁启超、凌淑华、刘海粟、闻一多、朱湘、赵元任、冰心等名噪一时的大学者，以沈从文名不见经传并略带乡土气息的散文如何能入大编辑的法眼？于是当那个身着寒酸长袍，谦恭且操着浓郁湖南话的年轻人走后，编辑们总是把他的稿子一溜摆在办公桌上作为茶点时间的笑资。

但是沈从文这块金子的光芒终是掩不住的。不久《晨报》来了位海归大诗人做文字编辑，他便是徐志摩。徐志摩无意中在堆放在角落中要被作为垃圾扔掉的旧稿堆里，发现了一批让他眼睛一亮的作品，作者是沈从文。于是徐志摩一个月中连发了沈从文三篇散文，即《一天是这样过的》、《夜渔》、《卖糖复卖蔗》等文章。第二个月，徐志摩居然破例一口气给沈从文发表作品达七篇。更让沈从文诚惶诚恐的是，他的一篇散文《市集》已在别的刊物上发表，此时居然也被徐志摩刊载在《晨报》上。那时的文坛颇讲究文品，一篇多投是颇遭刊物忌讳的。沈从文连忙给徐志摩写了一封信，一再强调这篇文章是很早以前投到《晨报》的，因为久不见发表，便转投他刊了。然而令沈从文想不到的是，徐志摩居然用他诗人般的气度把沈从文的这封信也附在晨报上发表，并附言道：“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若今天论坛式的文字竟也付梓大雅之堂，颇让笔者唏嘘不已。

徐志摩成就了沈从文，为文坛送来了一股清新的沈氏风格的文章。这点沈从文颇有知遇之叹。沈从文曾在《沈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里写道：“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1931年11月21日下午，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到徐志摩空难的消息，便连夜坐车奔赴北京欲再见恩师最后一面，那个夜里沈从文一夜未眠，他在想些什么？不得而知。

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沈从文开始转变文风，他像很多知识分子文人一样，怀抱传统士大夫的所谓“文以载道”的理想主义开始写评论文章，讥讽时事，把文章当成“匕首与抛枪”去战斗。也许他看不到这其中的危险，后来连妻子张兆和都指出：“你不适宜写评论文章，想得细，但不周密，见到别人之短，却看不到一己之病，说得多，做得少，所以你写的短评杂论，就以我这不通之人，都觉不妥之处太多……我觉得你的长处，不在这方面，你放弃了你可以写美丽动人小说的精力，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却撕得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可是一意孤行的沈从文还是依然故我，在文笔官司中，他甚至得罪了许多左联阵营中的“自己人”，并遭到左联的一致口诛笔伐，这些批判让沈从文无所适从，更是手足无措。沈从文甚至选择自杀，于是“他一个人走进卧室，将门锁上，用刀片割开自己的动脉”，只是有幸被人发现，他继续活了下去。

可活下去，这个饱含理想主义的柔弱文人又怎能应此后的一连串接踵而至的打击呢？于是在故宫深深的庭院里沈从文又一次华丽转身，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只是他没曾想到他的天才又为中国的文化史研究开拓了另一片别样的天空。

-画像/罗雪村

第二篇：求职面试：陌生者互“提携”

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已经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但是记者采访发现，求职者既是对手又是朋友，彼此陌生也还互相帮助。

记者在某中学的面试现场看到，面试者都坐在会议室里等待。虽然校方讲面试完就走人，但前面面试过的同学都会回来，把自己刚才的情形告诉给后面的人，还不断提醒，“语速要慢一些”、“思路要清晰一点”什么的。

当记者问及这样岂不是让后面的人更占便宜？面试过的同学却说：“大家求职都不容易，能帮的就帮一点吧。”记者看到，还有不认识的两个人，因为共同面试交上了朋友，互相留了手机号码。

江苏教育学院的朱同学告诉记者，他已经参加了四五场面试，深深地感到在求职中，大家虽然都是对手，难得的是有份朋友的情谊，常常互相不认识还能无保留地互相帮助，很是让人感到温暖。(周莉)

来源：金陵晚报

第三篇：汪曾祺与沈从文

汪曾祺散文的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两人亦师亦友的情谊，经受了战乱和运动的考验，穿越了百年的历史风云。

沈从文帮助汪曾祺渡过难关

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由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巴金又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于是汪曾祺在巴金家与黄裳相识了。同时相识的还有黄永玉。

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和黄永玉、黄裳过从甚密，三人都是二十多岁，神采飞扬，书生意气，这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一段美好记忆，“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沉越香”。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朋友中，有一位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边教书边写文章，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浑身的巧思。”黄永玉在《黄裳浅识》中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李国涛《“文体家”黄裳》一文，也谈到了三人意趣相通、惺惺相惜：“在那时，其实三人都不过是普通作者和画家，未来发展，全不可知。后来，不用说，一个个都成为可入文学史，可入画史，可入学术史的顶尖人物了。当时他们就亲密如此，可见互为伯乐，互为千里马，互相间有一种马与马之间的气味相投。„„而黄永玉在画外谈文，总是一语到位，得过沈从文的真传。那是气质。气质，气质！这也是马与马得以相亲的原因。” 汪曾祺与沈从文的师生情

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而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那么，在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相映生辉的这两颗双子星，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

西南联大拜沈从文为师

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告别了故乡高邮，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昆明，顺利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

实际上，自从汪曾祺深深地喜爱上沈从文小说的那一天起，他心中就深深埋下了一个沈从文情结。进校伊始，他就渴望着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初次在校园内见到沈老师时，他好像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当旁人告诉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小说家沈从文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多么想走上去恭恭敬敬地鞠一躬，问一声好，因为羞怯而稍一犹豫，沈从文已经走了过去。后来，他多次在校园中见到沈老师迎面走来，总是谦恭地与同学们一道礼貌地退立一旁让老师先过，他含笑点头。直至大学二年级，由于选修了沈从文开设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才得以正式拜谒这位老师。

首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如此近距离地端详着刚踏进教室的这位老师，他觉得与想象中的沈从文实在不同：那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眉清目秀貌若女子，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却辉映着一双亮而有神的眼睛。在紧张中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沈从文终于在同学们的笑声中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开讲了。加之他讲课时不用手势，缺乏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且声音又低，因此有不少同学对沈从文的课热情日减，惟独汪曾祺越听越有味，并深有体会地告诉同学：“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课一样，‘举一隅而以三隅反’”。

沈从文教创作课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他鼓励学生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即便有时在课堂上出两个题目，也非常具体，像“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里的空气”等，意在让学生像初进厂的青年工人那样，先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会组装。对于学生的习作，他除了仔细点评，写出很长的读后感而外，还将一些与这篇作文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作品介绍给学生阅读，使其在对比中找到差距，得到提高。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汪曾祺受益终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习作，沈从文读后，却从其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汪长于白描，有能够抓住一个个富于特征性的细节，铺展开来罗织成一幅幅几乎和生活本身完全一样的图画的本领。他遂特意到图书馆找来几篇类似于《灯下》写法的作品，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让汪曾祺认真品读、揣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经汪曾祺反复修改，将《灯下》改为《异秉》，由沈从文推荐发表在1948年3月《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上；汪曾祺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健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的。由于沈从文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故而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这些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沈从文在创作课上曾有一句口头禅——“要贴到人物来写”，对此一些同学要么不在意，要么领会不深，汪曾祺听了却如同醍醐灌顶、豁然开朗。这天，沈老师有意让他对同学们谈谈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汪即侃侃而谈：“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如此透彻的理解，不仅让同学们听得入了神，更使沈从文欣喜不已。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在课外热情辅导学生而外，还以其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辛劳过度，落下个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亲眼见过沈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引起他内心极大的震动，从而使他懂得了创作不仅仅需要才能，更需要老师的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耐烦”精神。

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与沈从文往还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前来开门的沈从文一见汪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抱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

在老师扶掖下终有所成

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此后，他先是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后毅然离开云南，辗转来到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一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以致他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里的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之后，老师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信中还举了沈从文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战胜厄运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吾，请其对汪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汪曾祺。

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健吾已了解了汪曾祺，并也很欣赏其才气。现在汪曾祺找上门来，他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到一所私立致远中学任教，使汪在此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幸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

由于沈从文分别于1942年、1947年和1948年三次遭到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围攻，甚至被斥骂为“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一度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并忍痛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老师的这种激流勇退，着实让汪曾祺感到惋惜，他担心老师能否在文物研究上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没过几年，当读到沈从文那些既有见地又不乏文采的文物考古文章时，他就放心了。许多年后，在为庆贺沈从文的80寿辰而写的祝辞里，汪曾祺还不无由衷地赞美道：“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反“右”运动中，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因文获罪，在1958年夏被打为“右派”，撤了职务，工资待遇连降3级，并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不仅与农业工人一道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还热心参加并指导所里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孤寂苦闷的时候，他就给家人、给老师沈从文、给老朋友写信，从那一封封充满亲情和友情的回信中，他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1960年年底，汪曾祺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宣布结束劳动改造，因原单位不接收，他遂暂留在农科所协助工作。当时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的沈从文从来信中得悉此情后，不禁欣喜万分，立即给汪曾祺复信。因等不及家人为他找来信笺，他就从练习本上撕下几张纸急匆匆地写起来。他全然不听夫人的劝阻，不怕因激动而使血压升高，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长达12页、近6000字的回信。

在信中，沈从文对于汪曾祺下放劳动后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而对于其在信中流露出的因一时回不了北京所产生的苦闷，则给予了语重心长的抚慰与鼓励：“得到你1月15日的信，应当想像得出我高兴的心情。能保持健康，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时代大，个人渺小如浮沤，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的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不久，沈从文出院回家后，还曾将此信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远在沙岭子的汪曾祺。从老师的这些谆谆教诲之中，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极大勇气。后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努力，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汪曾祺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著名小说家的地位。================================== 汪曾祺和沈从文的渊源

-----从<<边城>>和<<受戒>>的艺术特色看二人的契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与汪曾祺可谓两位重要的作家，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情深意重的师生。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大弟子，也是以废名、沈从文、凌叔华、萧乾等为代表的“京派”文学的最后传人。沈从文是“京派”文学成就最大的作家。不管是从师生情谊还是文学风格与流派的传承、发扬上，汪曾祺都成为沈从文的继承和发扬的不二人选。

汪曾祺当仁不让地写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沈从文》等多篇“沈从文”论。汪曾祺当年随同祖父和父亲避战乱而由家乡高邮，经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最终报考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时随身带着的那本《沈从文小说选》，而在他拜读过《边城》之后，更加敬重沈从文，始终对沈从文执弟子之礼甚恭。多年之后，汪曾祺的一篇《受戒》更是宣告了他对老师的继承和作为最后一名“京派”文学传人的身份。因此，从〈〈边城〉〉和〈〈受戒〉〉的比较可以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渊源。

对美的抒写的继承。《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代表了他重要的风学风格。文中对美的抒写更是犹如一首抒情诗。对人美的描写在于人性之善，纯净质朴，超功利而又不沾染任何世俗气。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总是抱有善良的愿望在交往。老船公和翠翠相依为命，一拉船为生，却不收坐船人的钱，生活得自由自在，心灵也不受任何羁畔。甚至，老船公死后，乡亲们都帮助翠翠，杨马兵如父亲一般照顾翠翠。

汪曾祺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受戒〉〉的主人公是饽荠庵里的小和尚，和尚们的世俗生活以及逾越“门禁”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的描写，打破了人与宗教的隔膜，展示了人性最本真的自由，有一种反扑归真的美。

人之美还在于人情之美，人情之美在于爱情之美，亲情之美，乡情之美。〈〈边城〉〉里的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少女之恋清新，纯净而又青涩。而〈〈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了一个小和尚和村姑的恋爱故事。“字里行间，只觉得景美，情美，文美，宛如清澈的小溪漫过心头。又如多年老酿，回味无穷。”〈〈边城〉〉里翠翠与老船公的祖孙情以及老船公与女儿的父女情流露在“门外高崖上月光下”，“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听祖父时而讲着母亲的乖巧时而又吁一口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天保和傩送都爱翠翠，但兄弟间的亲情超越了爱情，哥哥天保死后，傩送无法面对翠翠，兄弟情深深地压着他，以致淡淡的悲伤。〈〈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因为舅舅的关系得以到饽荠庵当和尚，也是一种出路。小英子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全包了。最深刻的是乡情，忙活重活的时候，“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要是有“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赵大娘“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的花样，贴在上面”，甚至“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而〈〈边城〉〉里老船公死后，帮忙的人都来了，“家中人出出进进”，船总顺顺来了，带来了一口袋米，一坛酒，一腿猪肉，杨马兵为大家唱丧堂歌。不可忽略的另一种美则是景美。纯净的溪水，绿绿的翠竹，屋后的白塔上飘着“桃红色的薄云”，温柔，美丽，平静的黄昏，到“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边城〉〉的自然，纯净之美，正是犹如圆润的珠玉。而汪曾祺展现给读者的也是一幅幅亲信隽永，没有任何浸染的纯然的宁静的境界。文章结尾出更是把景美写到极致，“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汪沈二人与水都有不解之缘。他们的小说是水孕育出来了，水孕育出了他们优美的水乡小说。〈〈边城〉〉是沈从文以家乡小城凤凰为背景描写的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故事以水城为背景，“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祖孙两人就住在溪边的屋子里。汪曾祺与沈从文相似，〈〈受戒〉〉是以汪曾祺的家乡高邮为背景的。他的家乡是一个水乡，他从小生长在水边，“耳木之所接无非是水。”文中饽荠庵门前是一条河，明海做了一只船才到达。因此，他们师徒的缘分是“水”，他们描写的故乡的小说被称为“水乡小说”，他们的小说似水，“水性”构成了他们二人水乡小说的共同底色。

“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曾说。他们的小说的语言如流水一般自由，有一种流动美，充满了水的随意性和散漫性。表现出语言的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采取了白描了手法，并没有非常激烈的情节设置，犹如小溪一般宁静自然。〈〈边城〉〉里的语言清新，自然。“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种散漫性的语言风格使得翠翠母亲的故事，妓女的故事得以自然地插入，形成统一的整体，文章柔美而连贯。〈〈受戒〉〉里的语言简洁而有干净，节制而又有弹性，对景物的随意铺写，呈现出自然与随和，表面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整体的水乡画面。如对饽荠庵的描写，“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盒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偶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百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从选裁方面看，汪沈二人都写的是水边普通人的平凡事，以水为联系，构成全文。《边城》里的老船公一拉船为生，水手和妓女的爱情，翠翠母亲白喝冷水而死，天保溺水而死，他们的命运与水相关联。《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第一次相遇因为坐船过河，常常坐小英子家的船“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小英子送明海去“受戒”，又在“散戒”之后接明海回庵。最后，在船尾，小英子表达了对明海的爱。他们的爱情与船密切相关，又怎能与水无关？沈从文一温爱的笔调描写了水边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而汪曾祺同样以温润的笔调勾画出水乡人淳朴和善良。三 同样浓重的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

《受戒》中汪曾祺用心描写了风土人情，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的叙述游刃有余，当然与他师承沈从文密切相关。《边城》中叙述了湘西边境小城的风俗，以唱情歌的方式表达爱情。天保和傩送夜里给翠翠唱歌，歌声优美柔和。当年杨马兵也是“牵了马匹到碧溪组来对翠翠母亲唱情歌”。翠翠乐意听祖父唱歌，也“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而《受戒》中唱歌得以延续，明海的三师父仁渡会放“花焰口”，却也情不过乡亲，唱起山歌小调。

此外，《受戒》中，融各种乡土风俗与作品里。开头则写出“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猎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表明一个地方出一种职业，这已经是既成的风俗。和尚们每天出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这是佛教的习俗。对放“花焰口”的描写，以及“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的风俗，剪纸的名俗等的描写。

在文章中，风俗作为背景出现，不仅吸引人们对乡土风情的感受，而且对文章的整体美作铺垫，又不时地影响着人物的塑造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边城》里天保走车路失败又走马路，而走马路只有傩送有份，美妙的歌声使翠翠梦里摘虎耳草，这一走马路的风俗直接推动着他们爱情的发展。《受戒》里小英子在明海受戒后对明海的关心，他们蒙胧的爱情更加突显，受戒这一佛教仪式推动了他们的恋爱。四 汪沈二人共通的美学追求。

沈从文作为“京派”文学的最具代表作家，高度奉行着“京派”所倡导的尊从古典文学，吸收中国传统文学优秀的部分，崇尚一种静穆、和平隽永的审美观点，追求艺术的健康和纯正。《边城》是充分体现他的审美趣味的作品。作者把故事柔和化，表现出中国古典的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汪曾祺深受他的影响，继承发展了“京派”的美学观点，其美学追总体趋于和谐。

《边城》里，沈从文对小说采取的是淡化处理，翠翠内心冲突的淡，只一心牵挂傩送，并非是十分激烈的复杂的心里冲突。悲剧的成分淡化，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只在祖父口中提及，减轻了悲剧的壮烈性，使其变得柔和。天保和傩送两兄弟都爱着翠翠，但有相互帮忙夜里轮流给翠翠4唱歌，深厚的兄弟情超越了爱情，也阻碍了爱情，表面上对兄弟情深的表达，其实也给爱情造成了淡淡的悲伤。对少女之爱的描写，本来也是羞涩蒙胧，淡淡的感情，又融之于淡淡的悲剧故事，体现出整篇文章的柔和之美。而把历史上一切惨烈的东西背景化，并没有影响到文章的柔和，而是留下淡淡的伤痛，却也是永久的痕迹。美和愁相融，淡淡的愁和宁静的美绵远延长，中和之美跃然。《受戒》之中汪曾祺对自然与人的和谐的描写，小英子一家人与和尚都自食其力，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荸荠庵的和尚也照样挑水，喂猪，租地收租，放债收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也有人与人之间真纯质朴和睦的相处。小和尚和村姑的爱情，也是宗教和与世俗的和谐。资深的老方丈，也在绣花房里藏了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在这样和谐温婉的环境里，小英子和明海的恋情的诞生也就合乎情理。

汪曾祺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些文人境界。沈从文的悲愁情绪在汪曾祺那里化为了乐观感受，泯灭了深刻与尖锐，凸显了和谐，文章显得和平优美。就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是和谐。”全文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宗教和世俗共存，人们并每哟指责和尚犯戒，二师父仁海的家眷“每年夏秋之间”去庵里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仁山、仁海叫他嫂子，明海叫她师娘。”庵里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收租，放债，也有烧香，磕头，念“南无阿弥陀佛”，敲磬，念经。和尚是出家人，也和普通人一样娶妻生活。这样融宗教、历史、伦理、爱情为一体的生活十分和谐，在折中和谐的氛围里，人们喜欢纯洁的爱情，而不会深究其违背伦理的过错，人性之纯真自由撼动人心。

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支脉的“京派”，是与“海派”想区别的，“鲁迅认为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面对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甚至有人认为“《边城》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沈从文抒情式的小说，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发出悲哀的声音，出于对“人性”的虔诚，通过对乡土的赞美，“以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即使“京派想像的社会图式和民族精神带着不轻的乌托邦的色彩。”以审美为美学取向，也不可否认沈从文即“京派”给中国文学带来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重要的一支，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连续了被中断和遗忘的小说风格，散文化小说的传统延续下来了，《受戒》洋溢着沈从文式的诗情，着力与情绪氛围的营造，对爱、美、自由的继续抒写，人性之美，人性之善，人性解放，呈现出《边城》一般唯美的感受，“京派”文学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一个夏天的晚上，他正坐在院子里默默背书，见到许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象许多小灯在夜空中闪动，心中不由一亮，他立刻捉上一些萤火虫，把他们装在一个绢做的口袋里，萤光就照射出来。车胤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夜以继日地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第四篇：沈从文与道家思想

沈从文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种哲学思想，虽然它没有儒家思想那么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国人，但在文学发展史上他同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们。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独立独行、别具个性的引人注目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很少去描绘惊心动魄的社会巨变或是激烈复杂的政治矛盾冲突，他终身为他自己所构建的“湘西世界”进行着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从而创造出了与当时的文学主潮流相去甚远的深远自然、清灵纯朴、和谐隽永的美丽的人性湘西世界，给我们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就是沈从文。沈从文从文体到文风的形成可以说都受到了道家思想深远的影响。

一、人生经历与道家思想

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里，山城周围数十里全是山重山，只临到城边时，西边一点才有一坝平田出现。城东南还是群峰罗列，一年四季随同节令的变换，山上草木岩石也不断变换颜色，形成不同画面，神秘奇丽。山城里的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这一情结使他在走上创作道路后一直生活在对家乡土地的印象中。这一文化背景为沈从文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道家文化的接受场。

沈从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职业军人，家人对他本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沈从文小时侯非常顽皮，完全是个充满童心、野性”自然之子”，“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这颗小小的心”，他经常逃学，在逃学中学会了许多生活知识和人情世故。他到市场观察打铁、杀牛、织蕈子、骂架、打猎，学会了游泳，赌博，甚至偷别人家的李子枇杷，结识了许多奇人趣事，沉湎于大自然中，认识了三十种树木名称，十多草药，观察了“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在他的眼里，自然是主体，人是大自然中的风景。这造就了沈从文“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形成了他顺应自然，回归天性的审美趣味和生命理念。

辛亥革命时，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失败。他的父亲和叔父卷入了那次攻城，而表哥险些被害。年仅九岁的沈从文就听叔父说衙门从城边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死者上千。这些对于一个年纪才九岁的孩子来说可谓记忆深刻。而这种杀戮持续了约一个多月。作者说：“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辛亥革命后不久，年仅十岁的沈从文便亲历了家庭的变故：父亲因谋刺袁世凯失败而流亡关外；1917年，沈从文聪明美丽的二姐不幸夭折：同年，受家境所迫，沈从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补充兵名义，随军队同去辰州”；从军期间，初涉人世的沈从文更是亲眼目睹了生命的严酷与人生的无常：在茈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人一千；“扮过观音菩萨”的莲姑、堂兄沈万林„„这些生命图景，与此前湘西革命党人失败后地方官兵用抽签方式决定苗人的生死的画面联系在一起，使少年沈从文“感到了生死的莫测”。沈从文的少年经历令他看到人生的大起大落，生命的漂泊无定。亲人的聚散无常使他的人生态度逐渐形成，学会超越个人荣辱得失，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超利害、齐物我、等生死、泯是非，在虚静中“物化”，在淡泊中“心与物游”（《庄子·齐物论》），这正是道家的人生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文化先驱者对道家思想采取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随着五四高潮过后，处于苦闷彷徨中的部分现代作家将目光转向了道家，以求灵魂的解脱和心灵的安慰。沈从文也正是在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氛围中走近了道家。如何在动荡的岁月中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如何为命运多桀的中国人寻求一条新生之路？沈从文在苦苦地思索着，而道家主张远离政治，远离暴力，无为而治，这些都非常符合沈从文的心境，道家的“尚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人生哲学，也都成为他精神力量的源泉之一。难怪沈从文为了表示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同，沈从文很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在《习题》里他这样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页捕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哀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他一直自称为“乡下人”，就是想强调自己对远离政治，追求自然的一种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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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追求与道家思想

庄子之“道”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呢？即“乃在直下扣紧人生之问题，而标出人之成为至人、真人、天人、神人之理想。”庄子教人们面对现实追求理想，面对天地万物和人间生活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道家追求的是在精神上、心灵上超脱现实人生，达到“身与物

(2)2 化”，“身于物游”的自由的人格理想。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就是庄子美学极力张扬的核心所在。

保持人格的独立，追求心灵的自由，不媚世俗，不逐主流，是沈从文留给我们世人的主要印象。沈从文由“中国近30年内政最黑暗糊涂的时代”，“觉察出社会的拙劣和人的愚心”。他认为，改变“社会的拙象”、救治“人的愚心”，最好的途径在于文学，“以小说代经典”。以小说影响国民的心灵，因此，他对文坛上的政治功利倾向与商业化色彩，多次展开过严厉批判。他对海派文学冠以“商业竞卖”的头衔，由此引发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反对“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也就必然会反对文学从属于、附庸于政治的羽翼之下。他也反对文艺的商业化倾向，认为那代表了新文学的“堕落”。沈从文眼中的文学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者一个人的生命“指南”与“经典”，却万万不可“沦落”为政治家、商人手中的“工具”和“销售对象”。在卷入的文坛的多次论争中，沈从文都处于被批评的孤立地位，但是，在孤立面前，沈从文仍能特立独行，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决不盲从和随众。坚守孤独而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从中可见道家思想对他的文化追求上深刻的认识。

三、湘西小说与道家思想

1、自然的景观

在道家思想中强调要忘记自己的现实存在，与天地融为一体，超越人世一切外在的欲望、厉害、是非、善恶、美丑，达到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与造物者之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可见在道家思想中是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

而我们知道沈从文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就是他所构建的有着原始大自然本色的湘西世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美丽迷人的。这里山高水长，地苦雾多。湘西的山水既有奇险的一面，又充满了灵性。沈从文更多的是用清新淡雅的色彩来描绘它。这幅湘西山水风情画，不仅有高山流水，险滩行舟，舟人覆没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且更多的是，清风徐徐的春日，月华如水的夏夜，气爽清朗的秋色，烟波江上，水雾林梢，水船水手欹乃橹歌，吊脚楼灯光情意绵绵。沈从文对湘西景物的描写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还给人以无限的美感享受。这也与道家思想对美的追求有着相通之处。“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蒿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这是他在《边城》中写茶峒的美，“两岸多高山，山中

(4)(3)3 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潭是“三丈五丈深潭可清澈见底。”水是“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人家呢“多在桃杏花里，春天里只需注意，有花处必有人家。”山村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及其调和.”可以说这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产物，这一切都像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造就了一副如诗如画的境界。他的笔下的湘西世界，古朴、宁静、原始、野性而又十分和谐，充满蓬勃的生命力，与道家崇尚自然的观点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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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的人性

沈从文曾在他的《月下小景》的序中这样说：“这世界尚或又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石，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奉的是‘人性’”。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追求着他自己信奉的人性。这种人性就是自然人性。

而我们再来看看道家思想的代表庄子，在他的代表作《逍遥游》之中，他把人性的全部理想都寄托在神人的身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卓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痨而年谷熟。”可见庄子崇尚的人性也是要远离世俗尘嚣，是自然美好的。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代表，老子贯穿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道”的思想，而道法又是自然的，《道德经》的第二十五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是依靠地上的生物生存的，地上的生物又是在不断地和宇宙中各种自然现象搏斗以求得生存发展，而各种自然现象又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客观规律则是依着自然万物而存在的。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在《庄子》的开篇，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其后又写野马，然后又加了一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为后面解释“鹏”为什么一飞就可以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作了铺垫，并借助斥鴳的嘲笑道明了一个关键所在“此小大之辨也。”在庄子看来，要想达到逍遥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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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界，就必须在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样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老子和庄子不管是在关注万事万物还是在他们的理想追求中都提出了一切都是要崇尚自然的。他们都推崇自然人性观。

而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向往自然的人生，追求自然的人性。他笔下的主人公可谓都是自然之子。他笔下的湘西少女就如这神秘的湘西世界一样，纯洁善良，不食人间烟火。她们的美是天然而成的，翠翠是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廘一样，从不想道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奇，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从这一段对翠翠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翠翠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赋予的，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沈从文把她比作自然中本身存在的动物，更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这种自然性情。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的人性美的全部。

如果说这些少女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柏子》中的青年水手，《龙朱》中的长子，甚至是《边城》中的老船夫都充满这自然原始的顽强生命力。

而在描写少男少女们的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时。作者也是把它作为一种健康、单纯、真挚、淳朴的人性来长养。《龙朱》中苗族族长的儿子，品貌双全，被人们敬若神灵，“在龙朱面前。人人觉得极卑小，把男女之爱全抹杀，因此这族长的儿子，却仿佛永远无从爱女人了”，只有当他以普通山民的一份子并用传统的对歌方式求爱时，才得到了爱情，因为“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的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对歌”。《阿黑小史》中，油坊工人的儿子五明偏偏爱上了油坊主人的女儿阿黑，没有门第的阻碍，也不受财产的束缚，苗家儿女的爱情是那么真挚、纯洁和真诚，他们沉醉在大自然的爱巢之中，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还有《旅店》里年轻健壮的寡妇黑猫毫无顾忌对爱情的近乎疯狂的追求，这种质朴的爱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在《柏子》中，柏子粗犷的爱的背后还隐伏着纯朴的人性，隐伏着某种精神的追求。柏子为了和吊脚楼上相好的妓女两个月一次的约会，即使花去自己辛苦挣来的全部血汗钱也在所不惜。他的生命来自自然，又在自然中满足了一切。不管是描写人物还是人物的爱情，甚至是涉及到

(11)(10)

(9)5 性关系上，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真诚自然，是毫不虚伪，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这种顺应自然的处于自在状态的理想的生命形态，与道家自然人生关一脉相承。只是道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人与自然化二为一，而沈从文则更看重人，凸现人的本体需求和存在价值。

当然他的这种自然人性观也表现在他对城市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中，这与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是截然不同的。都市文明是人性的毁灭的根源。在沈从文看来，城市使得“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利庸俗的人生观。”如在《八骏图》中，表面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个教授无一不是性压抑与性变态者，性爱本是人之本性，都市却用“文明”加以压抑，这正与乡村中自然和谐的爱情相对，这里所谓的城市文明，道德都是虚假的，这里的道德都是建立在人性扭曲基础上的，而真正的道德正如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不仁之仁”、“不义之义”，也就是对合乎自然、超然淡泊精神的追求。

3、自然的命运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在老子看来自然万物都产生于道，再大道无为创生精神笼罩吓，万物因无丝毫压力而能够自己掌握自己命运，从而呈现出“自然”。道家思想中还有“委天知命”的说法，庄子《达生》篇中讲：“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名也。”《德充符》又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可见在道家看来命运是人所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这也就自然与悲剧命运密切相关了。

当然沈从文并没有他们那么消极，但小说中也贯穿着这种乐天知命的思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色调把人生的悲剧性包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在他的小说《初八那日》，在初八这一天，定亲的幸福与死亡同天发生。作者这样安排，不仅仅是为了进入一种偶然时间，主要是为了揭示偶然性中的必然。《媚金，豹子和那羊》中，小说中的“媚金”是一个美人儿，“她是一个白脸苗中顶美的女人”，而那羊，也很美，“一身白得像积雪”，在命运面前人和羊根本没什么区别，豹子是媚金刚定情的情人，这天晚上，他要去找一只能送给媚金的羊，好带着这只羊在宝石洞与媚金有个美丽的幽会，可他找遍了全村，找了一整夜.羊全看过了，6 很奇怪的事是竟无一只合适的小羊，于是他又决定到另一个村里去买羊，终于在半路上，在路旁深坑里发现了那羊。可等他抱着那羊兴冲冲去到宝石洞时，东方的天已经快明了。此时的媚金因以为豹子辜负、欺骗了她而自杀了。这里，美丽的生命被毁灭，都是因为那羊，为什么豹子不听地保的话，在地保家随便拣一只羊送给媚金？为什么豹子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那羊？似乎这一切都是天意的安排，这温顺的羊在冥冥之中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巨大的力量，它在主宰着媚金和豹子的命运。

我们在来看看《边城》中翠翠的命运，同时爱上翠翠的天保、傩送兄弟，三个人，一个死，一个走，一个如自己的母亲，优美的地方，优美的故事，潜伏着悲苦的命运。仅看小说的结尾，久可发现作者所表露出的对命运不可知的沉重情绪。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爷爷一个个死去，爱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这些阴影集中地照在最后孤独生活在渡口边的翠翠身上。母亲的爱人自杀了，女儿的爱人远走了，天保的死夜被乡人们归为天意，老船公在雷雨之夜死去，难道不是天意吗？“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到底会不会回来，不可知，只能听天由命了。他对命运的悲剧保持着一种适当距离的姿态，这与道家因顺自然的修养境界也是相通的。

四、诗化的意境与道家的文风

沈从文的小说有鲜明的文体特征，浓厚的诗化意蕴，独特的人情风俗，灵动的抒情笔致，多姿的叙述形式。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实际上写的是他追求的理想和将这一理想艺术化而产生的梦境，他以梦境和理想为骨架，以想象为翅膀，以古朴山野乡村人性人情之美为血肉，营造出一个明丽、轻快的纯净审美世界，把读者拉向一个超越其生存时空的瑰丽迷人的天地，洋溢着浓郁的浪漫色彩。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是其理想的梦的天堂:美丽的茶峒小“边城”,有长满竹篁的翠绿沁人的大山,清澄透明的溪水,铺满玛瑙石的白河;洒满柔辉的“月下小景”,微风摇荡,稻草飘香,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玉家母子的“菜园”,种着各式的花木,晚风中吹来阵阵素馨兰花和茉莉花的香味;七个野人的山洞,吴甘二姓族居的乌鸡河„„都是当地居民或游客所看不见和无法到达的世界,是他用“文字去捕捉自我的感觉与事象,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是人事和梦结合起来的超现实的艺术再现。他无不在追求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梦境，《边城》中曾描写傩送二老的歌声进入翠翠的梦境，把翠翠的灵魂托起,翠翠的灵魂在美妙的歌声中“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 7 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作者通过梦境艺术地表达了翠翠内心深处对二老真挚的爱情。《月下小景》中描写傩佑对着熟睡的恋人唱歌,而女孩在睡梦里听到歌声并能应和着情人的歌声,唱出心中的爱。在这迷朦的梦里两个年轻的灵魂真正粘合成一体。沈从文善于在一种美妙的诗的梦境中利用梦象把富有“神”性的“全然的美”呈现给读者,挖掘出人物内在的灵魂甚至原始生命的自由之美,给人以一种自内而发的审美感受。这些都与老庄散文尤其是庄子的那些浪漫而又充满象征意蕴的散文异曲同工。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他主张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与自然相一致、相协调，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同时他还保持和发扬着人原有的朴素的自然本性：提倡返朴归真、敦厚朴实，反对浮华轻薄。认为人应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些与自然一致的思想都影响这沈从文，沈从文从来都是自称自己为“乡下人”，他就算进了北京城，心还留在自己的家乡，这种心情可以说贯穿了他创作的一生。他为我们展示了湘西世界的纯朴和美丽，他把最自然最原始的东西展示在我们读者面前，让我们这些整天沉浸在都市文明中的读者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同样崇尚自然，超然淡泊，还有着自由飘逸的美学理想。他把笔伸向他热爱的故乡湘西，在其中寻到一种“健康、优美、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让他在心中建立了一个堡垒、一块根据地，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支撑点。

⑹ 注释：

⑴《从文小说习作选》之序言 第3－4页 1949年开明版 ⑵《中国哲学原论》 第324页 唐君毅著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6.⑶，⑷，⑸，⑽，⑾《凤凰》第210，168，351，335，350，417页 沈从文著 凌宇编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⑹《沈从文文集第三卷——小说》第108页

⑺，⑼《庄子解》 第45，87页 王夫之著 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

⑻《老子解读》第7页 刘坤生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参考文献目录：

1、沈从文 《凤凰》 凌宇编选 文化艺术出版社

2、吴立昌 《沈从文作品赏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3、《沈从文文集第三卷——小说》

4、贺兴安 《沈从文评论——出天凤凰不死鸟》 成都出版社

5、邵华强 《沈从文研究资料》（上、下）花城出版社

6、沈从文

7、刘坤生

8、王夫之

《从文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老子解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孝鱼点校 《庄子解》 中华书局

第五篇：沈从文生平与创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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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平与创作概况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曾用过小兵、懋琳、炯之、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笔名。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02年12月28日生。1918年从家乡小学毕业后，即随当地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各县生活，曾在湖南地方军队任职。1918年，在芷江县任屠宰收税员时，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和林纾以文言文译述的一些西方文学作品。他最初接受过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家的思想影响，后受五四运动启发，对新文学发生兴趣。1923年到北京。因生活困难未能升学，遂靠自学从事文学写作。1926年沈从文在香山图书馆工作。那年起，他陆续在《晨报副镌》《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创作；并曾与胡也频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到上海，在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并继续写作。1928年与胡也频、丁玲先后编辑《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在《新月》上发表作品，当时已有“多产作家”之称。1930年在青岛大学任教。1934年主编北平《大公报》副刊《文艺》，次年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副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小说习作课程，抗战胜利后又在北京大学任教。曾先后与主编过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的朱光潜合作，以《大公报》副刊《文艺》和《文学杂志》等期刊为阵地，集合当时北平的一些文人从事文学活动，他们有比较接近的艺术倾向，因而有“京派作家”之称。

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虽风格迥异，但在思想、艺术的发展上一直保持着他个人一贯的特色。他的早期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驳杂，起初主要受鲁迅以故乡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的启发，创作以乡土文学为主；后来受废名(冯文炳)以抒情笔调写小说的影响，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体小说(或称诗体小说)这一形式。他从自己的故乡不断开掘题材源泉，对当地土著部队兵士的生活，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作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写，提供了当时别的作家还没有写过的湘西地方风土人情的风俗画。但作品往往单纯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和原始生活的神秘情趣，如《龙朱》、《神巫之爱》和《凤子》等小说。后来则渐渐改变，多以赞美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中原始的蛮性力量和粗犷放纵的强悍气质为主题。在描绘湘西民性的强悍的同时，歌颂了边地民俗的淳厚，并以此与大都市的所谓“近代文明”形成强烈对比，表达出作者对城里“绅士阶层”和乡下“抹布阶级”不同的感情。

沈从文的作品总的思想倾向是向往一种健康的世态、富有人情美和心灵美的人与人的关系，恢复被“近代文明”所污染、所泯灭了的人性；表现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作有《柏子》《虎雏》和《边城》等小说。同时，他以另一种写实的笔调揭露大都市中“绅士阶层”虚伪的面目和空虚的精神生活以及他们日趋堕落的情状，如《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等；对于某些知识阶层中“被阉割了的寺宦观念”，他也给予了抨击，如《有学问的人》《八骏图》等。他还比较深刻地描写了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民形象，如《丈夫》《牛》和《贵生》等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些作品都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也有许多作品缺乏应有的时代感。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艺术上确有自己独到的特色，不但注意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同时还结合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所以使他的小说和散文浸透了乡土抒情诗的气氛，创造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意境。他对富有地方色彩的世态人情的描绘，使后来一些作家如汪曾祺、叶蔚林、古华等在艺术风格上深受影响。

1957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工作，研究出土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等，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专题。在中国历史文物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丝绸图案》(与王家树合编，1957)、《唐宋铜镜》(1958)、《龙凤艺术》(1960)等文集以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专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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